近日，“绿色黄金——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茶叶贸易”展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以下简称“南海博物馆”）开展，200余件珍贵展品为市民游客讲述中国茶叶从中国茶叶产区经由海丝之路行销远播世界的过程，再现大航海时代背景下中西方茶文化的互鉴、交流与融合。
根植于中国的茶叶是如何发展成为饮品从而进入寻常百姓家的？茶叶从何时外传并逐渐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商品之一？这片绿色的茶叶，又撬动一个怎样的时代？本次展览遴选外销茶样、外销茶具、绘画作品、船只模型等各类展品，从茶叶的起源、生产、流通以及文化交流的四个角度，为观众呈现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茗香。
游客在观看哥德堡号商船复制模型。
“海丝”茶文化源远流长
潭门港内，渔船桅杆鳞次栉比，不远处的港湾内，南海博物馆气魄雄伟，像极了在滔滔南海上乘风破浪的巨轮。8号展厅正在展出的“绿色黄金——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茶叶贸易”展览，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看。
南海博物馆是海南省委、省政府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建设而成，海上丝绸之路系列展览是该馆展览体系中一个重要专题。2020年9月，南海博物馆联合首都博物馆、福建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等十家博物馆共同策划推出的“龙行万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龙泉青瓷”展览，即是该馆海上丝绸之路系列展览的第一篇章。
哥德堡号商船沉船茶样。
茶，来自中国的神奇植物，是中国对人类、对世界文明所做的重要贡献之一。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可见一斑。中国是最早发现和利用茶叶的国家，千百年来，茶叶经由中国人的智慧创造，变成了一道不可或缺的独特饮品。
但它最初与人类相遇时，被当作一味解毒的药方。陆羽《茶经》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本草经》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的记载。
唐朝是我国古代茶文化发展极为兴盛的时期，史称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唐代茶成为主要商品之一，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许多名茶、贡茶相继出现。正是在这一时期，茶始征税，茶始有字，茶始成书。“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中唐时陆羽《茶经》的问世，把茶文化推向一个空前的高度。
十九世纪描金彩绘茶杯及托。
正是从那时起，经由东海起航线，茶叶外传至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17世纪后，航海技术的发展促使东西方贸易往来频繁，茶叶也传往更遥远的欧洲、美洲、非洲等地。
随着欧洲饮茶之风的盛行，茶叶逐渐成为远洋商船的重要货物，直到18世纪20年代茶叶取代了丝绸成为输入欧洲的主要商品。在这场全球贸易的舞台上，一个又一个角色粉墨登场，而主角——中国茶叶经过一道又一道的繁杂程序，被装进茶箱，漂洋过海驶向大洋彼岸，继续下一段的旅程。
珍贵藏品描绘多彩茶文化
展柜中，德国奥托·霍夫曼（1885-1915）的雕塑作品“清奉茶男子铜立像”，可谓栩栩如生。只见男子身形消瘦，双手托着茶盘，低着头紧盯茶具，仿佛生怕茶水因迈开的脚步而洒落。再仔细瞧，衣服上还雕刻着中国传统纹样，脑后的辫子则是由细毛线编制而成。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茶馆行业最为鼎盛的时期，各类茶馆遍布城乡，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公共场所，是社交活动和休闲娱乐的中心，谱写了近代绚丽多彩的茶馆文化。展览中，来自中国茶叶博物馆的清康熙贴花镂空万字梅竹双清椭圆紫砂壶、清康熙太师少师钮贴花夔龙纹紫砂大壶等展品，精美工艺让人啧啧称奇。
茶产业的大发展也促成了茶叶贸易走向繁荣。那时，中国外销至欧洲的茶叶产地主要在广东、上海、福建、安徽、江西、江苏以及两湖地区。19世纪40年代之前，中国一直是世界茶叶市场的主要供应商。
本次展出的来自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藏《19世纪广州十三行商馆玻璃画》十分珍贵。画中，珠江河上游弋着中国渔船、福船、龙舟、帆船以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蒸汽船等，百舸争流，记录了清代广州十三行的辉煌历史。
清铜胎画珐琅梅纹小壶。
广东地处南海之滨，峡湾良港众多，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与海外贸易的重要中心港口，汉代以来就是中外海上交通贸易的重要枢纽。1757年，清政府“一口通商”法令的颁布，使广东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合法港口。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政策，广东垄断海路中西贸易近一个世纪之久，茶叶、瓷器、丝绸等各种商品从广州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地，广州也成为中国外销艺术品的生产基地与中转基地。
除了广州，福州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中茶叶贸易的重要港口。福建是产茶大省，闽东北茶区和闽西北茶区依凭闽江能较方便地运到福州。丰富的茶产，便利的交通，使福州茶市迅速崛起。1844年，福州对外开埠，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茶叶贸易。直到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广州、上海出口闽茶的通道受阻，清政府随即解除了福州港茶叶出口的禁令，福州港迅速发展，“海禁民开，茶业日盛，洋商采买，辏集福州”。1863年，福州港出口商品总额仅次于上海而居第二位。
藏品再现“海丝”茶贸产业链
通草画，是一种绘制在由通草茎髓切割而成的薄片上的水彩画，作为中国独特的传统技艺，曾在19世纪的中国南方广州一带兴盛一时，供出口外销，向世界展示当时中国的风土人情、仕宦生活、民风民俗等，被称之“东方明信片”。本次展览中，广州十三行博物馆带来的通草水彩茶叶贸易画，描绘场面生动、完整，人物细节清晰，生动展现出茶叶种植、制作、装箱、秤重、收购等过程。
展览讲解员介绍，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外商可以和通商口岸所有的商人直接联系。于是，这一时期的茶栈取代了十三行行商，成为中外茶叶贸易的中介机构，茶叶贸易的生产流通体系其运转的流程变为：茶农一茶贩一茶行一茶庄一茶栈一买办一洋行一国外消费者。展柜中，一张张晚清时期的茶叶运输清单、厘照等藏品，再现了茶叶贸易背后的庞大产业链。
欧洲几大贸易公司在这条产业链上获益巨大。
“绿色黄金——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茶叶贸易展”上的外销茶具。
展览中，一份具有近300年历史的茶样，带领人们回到那个风起云涌的贸易时代。“这个茶样十分珍贵，它是从载有370吨茶叶的瑞典哥德堡号沉船中打捞上来的，中国茶叶博物馆有幸保存了两份，这是其中之一。”南海博物馆副馆长章佩岚介绍。
1745年1月11日，瑞典东印度公司远洋商船“哥德堡I号”从广州启程回国，船上装载着大约700吨中国物品，包括茶叶、瓷器、丝绸和香料等。经过8个月的航行，在离哥德堡港大约900米的海面，哥德堡号突然触礁沉没。1984年，瑞典人发现了沉睡海底的哥德堡号，直到1986年，新一轮打捞开始了，打捞工作一直延续到1993年。数百年间，人们从中打捞起大量的茶叶和饮茶用的精美瓷器。
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支配世界的茶叶贸易，并逐渐掌握了中国茶叶贸易的专卖权，操纵茶叶买卖，限制茶叶输入英国的数量，控制着茶叶的价格，垄断了茶叶的国际市场。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运销的中国茶叶，在1770年代占广州全部外销茶的33%，到19世纪初达到80%。
随着一片片茶叶远播海外的，还有中国茶叶的加工工艺、植茶技术、饮茶方法、茶事礼俗、精美茶具等，茶香所至，蔚然成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茶叶，不仅是“绿色黄金”，也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传播者。（赵优李婧瑜袁琛）
来源：文\海南日报 记者 赵优 通讯员 李婧瑜
图\海南日报记者袁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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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哥德堡”沉船古茶
瑞典东印度公司设立于1731年，至1806年基本停止业务；在这75年中共有35艘135次航行，其中专程来华的航行达132次之多；其运输的货物中，茶叶始终是两国贸易中的最大宗物品，而武夷茶与徽州茶所占比重最大。往来于古代海上茶叶之路的瑞典航船，不仅有故事，还有传奇，更有回忆……
雍正十年（1732年），在中国与瑞典的历史上，是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一年。瑞典“腓特列国王号”作为其国家来华的第一艘商船，抵达广州。著名的《皇朝文献通考?四裔考》记载：“瑞国在西北海中，达广东界俱系海洋计程六万余里……通市始自雍正十年，后岁岁不絶。每春夏之交，其国人以土产黒鉛、粗絨、洋酒、葡萄干诸物來广，由虎门入口。易买茶叶、瓷器诸物，至初冬回国。”“腓特列国王号”商船上有个大班叫坎贝尔，他详细记载了在穗城的活动，其中商务多与买茶有关，“……半个月内装了六百箱茶叶。总计装载有红、绿茶共2183箱。
另有100件半箱装、6件小箱装、23件篮装、46件简装以及422件罐装或盒装茶叶；其中有1030642磅武夷茶（红茶），共2885箱；有7930磅熙春皮茶，共140箱；2206磅熙春茶，共31桶；还有其他各种绿茶共1720罐。1750年，瑞典“卡尔亲王号”商船来到了广州，随船牧师叫彼得?奥斯贝克，他是瑞典博物学家林奈的学生。彼得在其有名的《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一书中，对于茶叶有着详细生动的记述，他提到十余种茶叶；他说“品种最好的非常好闻”。在书中，彼得记述了“卡尔亲王号”返航时运载茶叶的清单：有松萝茶，有熙春茶，还有熙春皮茶……等茶共1720罐。
中瑞茶叶贸易史上不幸的一幕，是“哥德堡号”商船沉没事件。1745年9月12日,瑞典“哥德堡号”在驶入瑞典哥德堡港口时沉没,当时载有366吨中国茶叶,数量最多的是安徽休宁地区的一种松萝茶。“据记载,这就是安徽休宁的松萝茶,属绿茶类”。“哥德堡号”前后三次来中国，在其运载的货物中，茶叶是主要的物品；第一次贸易收到48%的回报收益，第二次为40%。茶叶是所有货物里最赚钱的，两次分别带回来255吨和317吨”。第三次返程时虽然沉没，但从保存下来的货物清单里，可知当年“哥德堡号”装运的情况；计有2677箱茶叶，相当于366吨；289箱2388捆和12桶瓷器多为茶具；还有19箱1180卷丝绸……仅茶叶就占总运量的近三分之二。《中华茶叶五千年》一书明确指出：1993年9月，瑞典“哥德堡号”沉船茶叶等珍品在上海市博物馆展出……370吨茶叶共2000多只茶箱浸没海底239年，多数已霉烂；由于锡罐封装严密未受水浸变质；实物展品中有茶箱（每箱约90公斤，茶叶结成团块状）和罐装茶（瓷质或锡制罐封装的茶叶色泽灰黑无光泽，但尚成条形）以及瓷质茶壶、茶杯、茶盘及储茶罐；根据货物清单并经专家鉴别论证，打捞出的茶叶为清乾隆时代出口的中国松萝茶。也正是因为茶叶是用锡罐封装，所以，被泥淖封埋了239年的茶叶未受到水浸变质，冲泡饮用时香气犹存。因为锡自身的特质优点，可以有效保持茶叶的色泽和芳香。而用锡罐密封茶叶，则是松萝茶出现以后才开始的，之后一直被广泛使用并受到人们的喜爱。
广州：“十三行”与徽州商人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重开海禁，在广州设立粤海关，继而设立垄断对外贸易的公行；从此，中国由贡舶贸易转变为通商贸易，从而掀开了外贸史上重要的一页。次年，广州巡抚发布征税公告，首次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划分开来，在征税上予以区别。凡经营洋货进口和出口土货的行商，俗称为“十三行”，具有官商性质。因茶叶是清政府限定由公行垄断经营的主要商品，所以，外商想要购买茶叶，只能委托公行代理。“十三行”在《南京条约》签订后废除，前后共存在120年；在对欧出口，组织茶、丝、瓷大宗货品方面曾起到了重大作用。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十三行洋商缔结十三条行规，在涉及经营贩卖货物中，只有茶类定为“独揽”，如规定“绿茶净量应从实呈报，违者处罚”。据《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记录：乾隆四十年（1775年）“十三行重组‘公行’，并规定专揽茶、丝各大宗贸易”。对此，《簷曝杂记》记载：“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其番舶来，所需中国之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其时，徽州茶商海外茶叶贸易，初始携松萝茶从杭州、明州(今宁波)等港市出口与外国人进行交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规定广州一口通商后，又明令安徽等省的茶叶必须先运至广州，然后才运销外洋。
因此，五口通商前，松萝茶出口几乎集中于广州。据文献记载，广州“十三行”之初有五家粤商，五家闽商，三家徽商；而从事对外茶叶生意的刘东生则是三家徽商之一。徽商刘东生“身家殷实，赀财素裕”；他的“东生行”在对英国的茶叶贸易中，占到了贸易股份中的三成；他销售的茶叶大部分是来自徽州，主要是松萝、屯绿、婺绿、珠兰花茶等徽州名茶。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记载：清代外商对于“茶叶一项，向于福建武夷山及江南徽州等处采买，经由江西运入粤省”。以美国东印度公司为例，1700年，美印公司从中国采购300桶上等徽州松萝绿茶和80桶武夷茶，1703年运入7.5万磅徽州松萝绿茶，1万磅珠兰花茶等。徽州茶外销生意的兴隆，使刘东生的名声大振；乾隆六十年(1795)，刘东生的“东生行”在广州诸行商中排行第九，到了嘉庆元年（1796），迅速上升到第六位；而到了嘉庆四年前后，则是上升为第五位；因此，刘东生与伍怡和、潘丽泉等人一样，成为了十三行的重要人物。徽商叶上林(?～1809)，字启文；徽州婺源朗湖人。清光绪《婺源县志》卷33《人物?义行》记载：叶上林“贡生，赋性恂谨。中年贸易岭南，家渐裕，自持俭约，遇善举则慷慨不少吝。”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叶上林创办了“义成行”并开始独立发展；叶上林的主营业务是茶叶，尤其是茶叶出口，几乎成了他牟利的重要资源。他凭籍着家乡出产的茶叶深得英国人的认可；因此，他把松萝、珠兰、祁红、屯绿等徽州茶叶进行精加工后运到广州，以致被外国公司及商人视为上等品，并称徽州茶是“中国茶品质之最优者”。1776年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还有公司与叶上林“义成行”茶叶生意往来的记录；英国商人还尊称叶上林为“仁官”；因此，叶上林理直气壮地将徽州茶高价卖给了英国、丹麦、瑞典等国的商人。
松萝茶在世界各地畅销，这个情景也引起了粤海关的重视。清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七日（1759），粤海关监督尤拔世，向朝廷呈报了需要宫中朱批的《奏请更定外洋出口茶税事》奏折；奏折的主要内容是“将武夷茶每百斤原估价八两，酌改每百斤十三两，松萝茶每百斤原估价七两，酌改每百斤估价十二两……请皇帝钦准后施行。粤海关将松萝茶的“估价”提高，是有目的的……海关对出口货物的“估价”又叫“估值”，是一项对出口货物加征的“杂税”。“杂税”的条目繁多，在海关整个税收中所占的比例很大，几乎与缴纳朝廷的“正税”相当。说白了，“杂税”是由海关自己支配的，而“正税”是要上缴朝廷的……粤海关在为清廷提供了巨额的财政收入时，也想为自己提高收入；于是，粤海关就选中了出口量最大的茶叶——松萝茶和武夷茶；既然各国都要买松萝茶，既然松萝茶销售量这么大而且又十分畅销；那么，购买松萝茶的每条商船增加五两银子的“估价”（杂税），这样，粤海关的收入就可想而知了……美国人威廉?C?亨特在其所著《广州“番鬼”録》一书中说：“英国人和荷兰人在17世纪前半期出现在广州，相继而来的是丹麦人、瑞典人和奥地利人、西班牙人。后来，他们自己也来到广东省城。”还有法国、墨西哥、普鲁士等国的商船。总之，为了茶叶，明末清初西方国家的无数商船进入了广州；当然，世界各国的商船购买的并非全部都是徽州茶，但这些商船基本上都购买过徽州茶而且是数量颇多……”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到广东的人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漂广东”、“发洋财”。由于贩茶入粤，获利极厚；因此，徽州茶叶的采买基本都是以徽商为主体。
史料对徽商在广东业茶的记载颇多，仅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十三、三十四（人物?义行）就记载了众多的茶商人物。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鸦片战争后，输往广东的徽州茶叶越来越多，徽商从事外洋贸易的人员也是越来越多。如广州十三行中“隆记行”的创始人张殿铨，就是把握了商机而发财的；据《先祖通守公事略》记载：“通守公……避地苏州，日与皖浙茶商检习。皖茶皮珠雨、松萝两种，得通守公发明制法，乃信有名。回粤在城西十三行自设隆记茶行……先是安徽绿茶常为行商所轻，自用通守公制法，乃人奔而我取。皖绿茶来粤，隆记则全行销售，人方危之。一日西商附洋舶来言，专购绿茶，求之他行无所得，次至隆记时，通守公适心动，约以晨方议价，及群商先后麇集，价定则争相采办，欢呼乃散，立致巨富”。
江有科是徽州歙县芳坑人，也是一个肯动脑子、善于总结且颇有儒风的徽州茶商。清道光七年(1827)，江有科写成了《徽州至广州路程》札记一册，详细记载了运茶所经的550余处城镇村庄的风情、距离、交通、费用等情况；甚至是何处可乘舟、何处当起岸、何处设关卡、何处不安全等等，都作了具体的记录。为了与外国茶商恰谈生意，江有科还写了一本接洽外商的札记，专记外国的语言、度量衡、交往礼节、生活风情以及等；甚至还将数百条常用英语用汉字注明意义和读音；这种被人称作“广州英语”的小札，对江有科与外商洽谈茶叶业务，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徽州茶：屯绿、祁红，出口称雄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在二十世纪以前西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尤其是徽州的松萝茶和屯绿茶，在长达几百年的中西茶叶贸易活动中，一直是拥有良好的品质、美好的声誉和绝对的话语权。屯绿茶的创制以及畅销世界各国，完全是造应国际市场的需要；同时，屯绿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标竿！尽管屯绿茶创制的时间在业界是各家说法不一，但总括起来；第一、屯绿是在松萝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二，屯绿是经过复制过程的,制法比青茶更进了一步；第三、屯绿之得名是与大量销售到世界市场分不开的。
《中国名茶志》对“屯绿”的介绍是：清代同治、光绪年间，精制茶分珠茶、雨前、熙春3个种类。珠茶：以其结构浑圆，形似珍珠而得名；分别按茶的大小和身骨轻重分为5个品级。雨茶：以其形长似雨点而名，分别按茶型大小和身骨轻重分为5个品级。熙春：结构为不规则的块状，由芽头和肥厚叶子叠合而成，分别按茶块大小和身骨轻重分4个品级。
道光年间，屯绿茶盛行二十四花色；即“十雨”、“八珠”和“六熙”。“十雨”是珍眉、凤眉、蛾眉、正雨、副雨、茅雨、眉针等；“八珠”为麻珠、宝珠、珍珠、园珠、虾目等；“六熙”指贡熙、眉熙、正熙、副熙等。同治年间，“大帮官堆”屯绿茶有“七珠”、“八蕊”和“三熙”；“七珠”是麻珠、宝珠、圆珠、虾目等；“八蕊”是蕊眉、珍眉、凤眉、针眉、香眉、雨前等；“三熙”是指贡熙、眉熙和熙春。光绪11年（1885年）“皖南茶厘总局”详文称：“查道光年间(1821--1850),皖南茶引岁销五六万道(按：当时每引为120斤)；自同治年间(1862--1874),洋庄茶盛行,岁始销引10万余道。”根据《徽属茶务条陈》记载，徽州名茶是出口之大宗。1706年，绿茶(有大珠茶、小珠茶、熙春茶、雨前茶属之；婺源茶、屯溪茶、楝培茶、松萝茶、包种茶、押冬茶等)始传入英国。
又载，光绪年间“徽茶内销不及十分之一二，外销者常及十分之八九”。所谓外销，即售给通商口岸的洋庄，由洋庄销往国外，因此又称洋庄茶。洋庄茶多以箱装，内有锡罐，外饰彩画，装饰精美。
徽商外销茶初始是“漂广东”，由于海禁，当时买卖双方只能在船上做交易，所以称“漂”；因为价格可以自主，因之利润较高，又谓之“发洋财”。绿茶外销茶还经澳门，销往欧美或直运香港；售给东印度公司。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收购茶叶的订单中，有关于红茶绿茶的分类统计；在1741年至1750年间，绿茶中的眉茶进口量是8029616磅，熙春茶进口量是1320166磅，珠茶和其它绿茶的进口量分别是161646磅和9338磅。通过这个分类进口统计，可以知道“屯绿茶”以及眉茶、珠茶和熙春茶其时在国外的贸易情况，同时也表明了它们在国际茶叶贸易中的地位。1820年以后，屯绿茶的“熙春”开始销往英国、俄国和美洲；到了1862至1874年间，“屯绿”和“熙春”茶外销竟多达十万引。
茶学专家陈椽在《茶叶通史》中说：1845至1846年期间，茶叶价格不断攀升，以绿茶“熙春”和小珠最高，每担可售银46两左右（含出口关税）；其次是雨前绿茶，每一担约售40两，最低是屯溪茶和工夫红茶，每担约售24至27两。当年，茶叶平均售价为37两，其中“熙春”茶的售价比屯溪茶高出约一倍。光绪年间的徽州歙县知县何润生，在1896年撰写的《徽属茶各条陈》报告中说：“徽属产茶以婺源为最，每年约销洋庄三万数千引（一引为一百斤）；歙、休、黟次之，绩溪又次之。这四县每年共计约销洋庄四五万引，均系绿茶。绿茶内分三总名，珠茶、雨前、熙春；皆为洋庄，均内用锡罐，外装彩画板箱。徽州内销茶不及十之一二，专用篓袋盛储”。据民国二年(1913年)资料统计，全国制茶工场为703家，其中，安徽较大的制茶工场则为97家；这些工场设在屯溪、祁门、歙县、休宁四地。抗战以前，徽州6个重点产茶县，有祁门、至德、休宁、歙县、绩溪以及石埭、贵池等；有小规模茶号649家。传统茶商只有一小部分，其余茶号概为新设；新茶号中还有集资经营资本的。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资本额小，靠沪、浔等地临时贷款，向茶农收购毛茶，在设备极其筒陋的手工工场中制成精茶；然后运到九江、上海，由茶栈转手售给外国洋行。明代，徽州商人已经将各种徽茶运销汉口。史料记载：“祁门茶溯江而上，四川茶顺江而下，麇集于汉口”。尤其是明清以来，运销蒙、俄的茶叶大多为晋商所垄断；如清代学者王先谦所说：“中国红茶、砖茶、帽盒茶均为俄人所需，运销甚巨。此三种茶，向为晋商所运。”并由此形成了一条由南到北经西伯利亚直达欧洲腹地的国际性茶叶商路。
汉口是中国三大茶市之一，也是万里茶道上的主要茶叶集散地；亦有汉口茶港之美誉。但是，汉口本不产茶，它主要依托湖北、湖南以及安徽、江西的大量茶叶支撑着这个国际茶市。然而，汉口茶市的经营茶商却是山西商帮、徽州商帮、广东商帮、湖南商帮、江西商帮及本地商人，号称汉口六大茶帮。《清史稿?食货志》对中国茶叶的海内外市场有过这样的描述：“其市场大者有三：曰汉口，曰上海，曰福州……上海之茶尤盛，自本省所产外，多有湖广、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诸茶；江西、安徽红绿茶多售于欧美各国。”当时，“祁红”经汉口输出俄国的主要商路有两条：一条是从汉口出发，经汉水运至襄樊、河南唐河、社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至张家口；或从玉右的杀虎口进入内蒙古的归化（今呼和浩特），再分销蒙古、新疆等地。另一条是从汉口顺长江而下至上海，转运天津；再由陆路运至恰克图转输西伯利亚。京汉铁路通车后，汉口的茶叶输出又增加了一条更为便捷的途径，即通过铁路运至华北，再由驼队输往蒙古和西伯利亚。
清咸丰八年（1858），根据清廷与英国天津条约，汉口、镇江、九江成为长江三开放口岸。外商频至，茶叶大宗出口，当时九江驻有法（汉口兼）、英、日、荷、美、俄（均上海兼）领事。此时，在汉口经营茶叶的徽州商帮，不仅人数众多，销售甚好，而且是颇有声誉及影响。如徽州绩溪人胡桂森，在汉口创业多年，除了开办多家酒店外，还利用家乡产茶的优势，开设了“胡元泰”茶庄；因为茶价便宜，质量也好，而且品种亦多；凭此一枝独秀的优势，其茶、酒业务几乎垄断了汉口的市场。胡桂森的生意红红火火，店名声名享誉武汉三镇；以致民间有“胡桂森武汉半边红”的说法；他也被选为武汉市总商会会长。
清光绪十年(1884)3月28日的《申报》记载：徽州茶商在九江“每值春夏之交，以茶商生意为大宗，城内外之开茶栈者共四十余家。”清末民初，曹耆瑞、曹继发父子在汉口开设瑞馨泰茶号五爿，成为武汉三镇的茶叶巨商。1900年，《湖北商务报》(第38期)刊登有《祁门茶事》一文记载：“祁门地方向以红茶为生意之大宗，然专售予俄人……”1916年《协和报》曾刊登有《汉口茶业状况》，文章说：“汉口茶业向分两湖市与祁门市其货多，其销外洋而销于俄国者最多。”民国九年(1920年)以后，汉口茶市衰落，红茶贸易中心由汉口转至上海。祁茶运输，先用小船(每船不超过60箱，船价36元)由闾江经江西景德镇运至饶州，每箱运费约6角；再改抚州大船，用小轮拖载，出鄱阳湖而达九江，小轮拖载每箱约2角，抚州船费每箱3角；由江轮运至上海，每箱运费约1.1元。以上运费，祁门至九江由茶号自理；九江至上海，沿途报关手续、上下驳力、火轮运费，均归各放汇茶栈的九江分栈代办茶叶售出后，由上海茶栈在售价内扣除。祁红茶改由陆路运输后，由公路局于境内各产地汽车站，经芜屯公路运至宣城火车站，换装江南铁路货车运至南京尧化门，转京沪路至上海。红茶经销手续全由茶栈代理，茶栈取样与洋行议定价格，货样相符即可成交。
在中国出口红茶中，祁红占有重要地位。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中国红茶出口总量890吨，其中祁红2488吨，占27.89%；翌年，红茶总输出9820吨，祁红占26.67%。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祁红茶外销业务一度由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经营；此时，输往俄国的祁红数量大增，茶价亦较战前上涨约20--60%。祁红茶外销而使中国外汇收入增加，为战时经济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民国二十九年后，复归上海茶栈经销；主要销往英国、美国、法国、苏联、德国、荷兰、加拿大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英国为大宗，占出口量一半以上。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徽州“贡熙”茶、祁门红茶等徽州茶叶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可以说，中国茶叶走向世界的历史，其实是世界霸主兴衰交替的历史；而徽州茶走向世界的历史，不仅证明了徽州茶的品质，也印证了徽州茶的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祁红、屯绿以及其他茶类的外销贸易，均由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和安徽省茶叶公司组织运销国外。此后，徽州茶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却是另一番精彩与辉煌！
结语
一千多年来，中国茶借由陆上、海上丝绸之路早已“播种”全球，成为世界感知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更成为中外商旅往来、相互理解与沟通的媒介。当下，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时代，为中国茶更好走向世界提供了新路径与新机遇。
明清时期，中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外交往在地域上已经突破了沿海地区，开始向内地深入；英、美等国家对中国内地所产绿茶的巨大的需求，为中国茶叶的生产和出口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中国茶适时地抓住了机遇，徽州茶也赶上了好时机；而徽商携其在茶叶资源上的优势加入到中外经济交往的洪流中；徽州茶更是凭借其优良的品质，迅速地占据了广阔的国内外市场，推动了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徽州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清前期中英之间绿茶贸易的成功经验，以及清晚期祁红及其他徽州茶销售海外的业绩和事例，应该值得今天的茶人认真思考并镜鉴。
千年潮未落，风起再扬帆。2020年，联合国确立了中国主导的“国际饮茶日”；这无疑为中国茶更好地走向世界提供了新的路径；这也是徽茶乃至中国茶走向世界的新机遇！
本文作者系黄山市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均来自阅读徽州，仅供学习使用。
当年晋商开辟中俄万里茶路，担当起了国际贸易重任，这是历史上的一大创举。晋商开辟的“中俄茶叶之路”的辉煌历史，历经了惊心动魄的商战，也创造了彪炳千秋的中华商魂。
漫漫黄沙，征程万里风正劲;
茫茫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
浩浩沙漠，穿越茶道艰难行。
当年晋商从武夷山出发，历经艰险，九死一生，载着茶叶奔向“恰克图”。“恰克图”俄语意为“有茶的地方”，它是清代中俄边境重镇，承载着中俄两国商人互通往来，述说着光荣与梦想的俄罗斯小镇。恰克图南通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北达上乌丁斯克(今俄罗斯乌兰乌德)。如今只是一个只有1.53万人的边陲小镇，但就是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镇，曾是清代中俄边境贸易重镇。
恰克图
卡尔•马克思1857年在《俄国对华贸易》中说：“在恰克图，中国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在1852年达到了175万箱，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恰克图的中俄贸易增长迅速，使得恰克图由一个普通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
风光恰克图，沙漠威尼斯
“万里茶道”又称茶叶之路，是晋商与俄国商人合作开拓出的一条专门输送茶叶到俄国的国际商道，它是继“丝绸之路”后另一条沟通欧亚大陆的国际商道。从中国福建武夷山起，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7省(自治区)，从二连浩特进入现蒙古国境内、沿阿尔泰军台，经库伦到达中俄边境的通商口岸恰克图，全程约4760公里。其中水路1480公里，陆路3280公里。茶道在俄罗斯境内继续延伸，从恰克图经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秋明、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几个城市，又传入中亚和欧洲其他国家，使茶叶之路延长到13000公里，成为名符其实的“万里茶道”。
行进中的运送茶叶的骆驼商队。摄影：米克洛斯，1909年
清朝初年，沙皇俄国频频利用国外市场来进行贸易渗透，亦用武力对清朝边境进行骚扰，以实现其经济强大、领土扩张的目的。他们通过蒙古地区进行贸易，中国商人(以晋商为主)将丝绸、茶叶、瓷器、工艺品及生活日用品运往蒙区，俄商将这些商品再运回国内。康熙帝平叛“三藩”、收复台湾之后，对俄两次用兵，进行了著名的“雅克萨之战”，中俄于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签订《尼布楚条约》，规定俄国政府和私商组织商队，可以从张家口、外蒙古等地采买茶叶，但须有护照，凭路票进行贸易，且对入境人数及出境茶叶数量均有限制，尽管贸易有限，难以提供需求，但此举有效遏制了沙俄在中国的殖民入侵。中俄开始正式贸易往来，俄国商队纷纷来到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府乌兰巴托)、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张家口、北京等地经商。后来，清政府一度禁止俄商在蒙古地区贸易，中俄贸易被迫中断。俄国为保住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于1725年(清雍正三年)派代表团来华谈判，清政府为断绝俄国与葛尔丹分裂势力的勾结，于1727年9月1日(清雍正五年)同俄签署《布连斯基条约》;1728年6月25日(清雍正六年)，又在恰克图正式签署《恰克图条约》。根据《恰克图条约》条约规定：两国以恰克图河为界，俄国来华经商人数不得超过200人，平均3年来北京1次，免除关税;同时在两国边界处的恰克图、尼布楚、祖鲁海尔三地设互市，自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
《尼布楚条约》中俄边界线
1729年，清朝正式立市集于恰克图，并派理藩院司员驻其地，监理中俄互市贸易。1730年(清雍正八年)，清政府批准在恰克图的中方边境地区建立另一个口岸市场，这样就将恰克图分为南、北两市，这个离恰克图130米远的南侧中国贸易商城，汉名叫“买卖城”，蒙古语中被称为“南恰克图”。南市为中国商民居住，北市为俄国商民居住。由于尼布楚、祖鲁海尔地理位置偏僻，恰克图就成为中俄贸易往来的重要贸易点。1755年(乾隆二十年)，清政府宣布中止俄国商人来北京贸易。这样，中俄之间的贸易就全部集中在了恰克图。边陲小镇一时名声大作，成为中俄贸易的咽喉要道。南来北往操着各种口音的巨贾、富商云集于此。两市区酒馆、茶楼、戏台、绸缎、珠宝、玉器所有商品应有尽有，一派繁华。每逢开市，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络绎不绝;夜间灯火辉煌，绚烂夺目，蔚为壮观。恰克图因此被称为“西伯利亚汉堡”和“沙漠威尼斯”。
恰克图货场，来源：CNTV
湘鄂闽香茶，踏上万里路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到17世纪，中国的砖茶在西域、蒙古、俄国和欧洲已经培养起一个稳定而庞大的消费群体。草原民族和欧洲人喜欢喝茶，与以肉食为主的饮食习惯有关。茶可以消食去腻，补充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有“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之说。
清代中期，由中国前往西域、中亚、西亚的“丝绸之路”逐渐衰弱，“中俄茶叶之路”逐渐兴起。湘鄂闽自古产茶，均为“中俄茶叶之路”的起点，福建武夷山茶与“两湖(湖南、湖北)茶”逐渐占领蒙、俄市场，福建武夷山茶品种繁多，质量一流，尤以大红袍为最。此时的万里茶路由崇安县启程，船运过分水关进入江西省铅山县(又名河口)，顺信江下鄱阳湖入长江，达樊城(今湖北襄樊市)，再由陆路采用骡车、马车一路北上，每个商队有大车千辆，穿河南至西路山西大同、东路河北张家口，西路大部分茶叶再次北上，穿过茫茫草原、浩瀚戈壁，到达库伦，再至中俄边境的恰克图，改由俄商运销至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另一路西进归化(今呼和浩特市)就地销售少量外，其余继续西运至包头、宁夏，乌里雅苏台等地，以后又延伸到新疆的乌鲁木齐、西宁、伊犁、塔城各处。东路茶叶向东北运至赤峰、锦州及黑龙江的漠河、海拉尔等地。
在福建武夷山茶红火的同时，湖南省临湘市、安化县和湖北省赤壁市的黑茶戴着“两湖茶”的桂冠逐渐走来。《莼浦随笔》载：“闻自康熙年间，有山西估客至邑西乡芙蓉山(龙窖山北麓，南麓属临湘境)，峒(指羊楼洞)人迎之，代客收茶取佣，所买皆老茶，踩成茶砖，号称芙蓉仙品，即黑茶也”。《莼川竹枝词》云：“茶乡生计即山农，压作方砖白纸封;别有红笺书小字，西商监制自芙蓉。”说的是山西茶商至羊楼司(临湘境内)、羊楼洞买茶，其砖茶以白纸缄封，外贴红签。湖南临湘与湖北的羊楼洞是著名的黑茶产区，以前皆为散茶，运输不便，后压制砖茶，因类方形，故称“方砖”，每块重量1至6斤不等，装箱或装篓。据载，1839年(清道光十八年)临湘县销往国内西北各地及俄国的茶叶总量达3600吨。
到了清代后期，1851年(清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两年之后的1853年，武夷山茶销路完全中断。晋商只能采购“两湖茶”，且以湖南安化、临湘的聂家市，湖北蒲圻羊楼洞、崇阳、咸宁为主。1858年(清咸丰八年)，中英签订《天津条约》，汉口成为通商口岸，俄、英、美、法等国争购“两湖茶”，机警的晋商携带巨资到羊楼洞、聂家市办厂，1862年(清同治元年)，临湘茶叶贸易量上升至4382吨;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临湘已有茶庄40家，到1910年(清宣统二年)，临湘红茶总销量1482吨，青砖总销量8765吨，两项共计10247吨。
羊楼洞茶叶之路的起点
此时的茶路运行路线为：茶砖先集中于汉口，由汉口水运到襄樊及河南唐河、社旗;而后上岸以骡车、马车转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到山西晋城、长治、北上太原、大同、张家口，也有从玉右的杀虎口入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再由旅蒙茶商改用驼队在草原、戈壁、沙漠中跋涉1000多公里至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们再将茶叶贩运至雅尔库兹克、乌拉尔，一直通向遥远的圣彼得堡与莫斯科。
张家口城北，通往蒙古山口
中蒙俄茶叶之路横跨亚欧大陆，始起南方(湘、鄂、闽)，北越河南、山西、河北，过长城，穿蒙古，到达中俄边境贸易城恰克图，再转往俄国各地，并延伸至欧洲腹地，在车水马龙，驼铃悠悠中抒写一时鼎盛。
晋商担重任，商场竞风流
18世纪至19世纪末期的陆上茶叶之路，从福建北部的武夷山区延伸到欧洲各地，全程上万里，陆上茶叶之路以恰克图为中心，中俄商人“彼以皮来，我以茶往”。19世纪中叶以前，这条贯通欧亚的陆上茶叶之路的贸易一直由山西商人主导。
在万里“中蒙俄茶叶之路”上，中国境内的商人主要是山西人(俗称“晋商”)，俄国境内的是俄罗斯人。早在《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前，晋商就已经开辟了北京—张家口—库伦一线的通商渠道，并在这些地区与俄国商人进行贸易。条约的签署为晋商提供了极为优越的和平环境。晋商凭借着先前的经商优势和雄厚的资本，迅速将商号开到了归化、包头、库伦、乌里雅苏台、恰克图等地，对恰克图开市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晋商的介入，恰克图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一跃成为商贾云集之地。八方商人，聚集于此。据清代武夷山衷干的《茶市杂咏》载：“清初茶叶均由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
晋商是从逃荒、谋营生、走西口逐步发展起来的，他们肯吃苦、善经营;以诚信为本、合作共赢的儒博胸怀逐渐成长为巨商富贾。肯吃苦是晋商最大的特点，据说当年晋商苦功学俄语、蒙语，用俄语、蒙语与俄、蒙商人谈生意，他们颇具心机，还别出心裁，改革思路，在出口俄国的棉布上印上“双头鹰标志”。
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后半叶，恰克图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中心，而这个贸易主要是依靠晋商来进行的。当年一辆马车紧靠一辆马车，一峰骆驼紧跟着一峰骆驼，车辚辚，马啸啸，绵延不绝，尘土飞扬。这些商队里，除了占大多数的晋商，还有一些其他商帮，他们从内地采购的绸缎、砖茶、瓷器、棉布、水果、大米、蜡烛、大黄、姜、麝香等小百货等带到恰克图，交换回马、牛、羊、毛皮、成衣、生革、皮革、工具、毛毯、天鹅绒、银器、纺织品等货物。恰克图从十八世纪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初，贸易额一直保持上升势头。每年交易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15%—20%，当时的俄国仅次于英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后，货物交易主要由海上进行贸易，交易额急剧下降，恰克图茶马互市开始走了下坡路。到了20世纪初，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全线通车彻底摧毁了恰克图市场，后来《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订，俄商深入中国内地直接采购、制造、贩运茶叶，加之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欧洲国家直接从海路同中国贸易;1903年中东铁路全线贯通，使中俄贸易的重心又一次转移到黑龙江，对恰克图市场产生了致命的影响，万里茶路走向衰微。1921年，苏蒙联军向“买卖城”的中国北洋政府守军发起进攻，全城守军和商人英勇还击，壮烈殉国。自此，这个被西方人称之为“沙漠威尼斯”的世界著名商城被夷为平地，执塞外贸易之牛耳的晋商不得不退出对俄贸易。恰克图也结束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失去了往日的繁华，一度从世界商业的中心重归于一个寂寞的边陲小镇。
茶叶之路终点——圣彼得堡
当年晋商开辟中俄万里茶路，担当起了国际贸易重任，这是历史上的一大创举。晋商开辟的“中俄茶叶之路”的辉煌历史，历经了惊心动魄的商战，也创造了彪炳千秋的中华商魂。在中国经济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湖南、湖北两省黑茶，福建武夷山红茶产业的发展立了大功。这条兴盛了近200年，连接中俄的万里茶路，既成就了恰克图的繁盛，也造就了强大的晋商。
非凡恰克图 渴望再启程
昔日边贸重镇恰克图，随着铁路与航海事业的发展，渐渐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恰克图依旧是中俄关系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记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今天位于恰克图南岸的“买卖城”，早已淹没在荒草丛中，只有那些宽大的地基，废弃的石材，残遗的建筑依稀可现当年的富丽堂皇。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在中国梦的召唤下，复兴万里茶路，融入“一带一路”，恰克图已和平遥结为友好城市。从2014年3月25日开始，万里茶道协作体成立，到2019年3月22日，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期间中、蒙、俄，以及湘、鄂、闽、晋举行多次峰会、论坛。时至今日，恰克图主要的交易货物是人们日常的生活用品，已同中俄大众的生活需求和边疆开发紧密结合在一起。当今中俄两国人民在恰克图市场上的友好交往，在中俄关系史上将留下值得回顾的一页。我们也应当以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秉承万里茶路上先辈们敢于拼搏，砥砺前行的勇气，传承开放的眼界，创新的精神，继承先辈们诚信的品格，加强与万里茶路、丝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走向繁荣强盛。
来源：中共峨眉山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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