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究竟有多少好茶？
01、100多年的优等生
安徽，是上帝的茶室。皖南和皖西两大中国顶级茶区，都在北纬30度线上，这是出产中国茶的黄金地带。
这些地方群峰竞秀，雨水充沛，山高林密，生态绝佳。上天的眷顾形成了安徽茶“品质高、感观强、香气足、口感好”的群体特性。而安徽人自古善制茶，茶随徽商行销天下，让品牌远播四方。
与很多省份茶园动辄几千亩连片不同，安徽茶园一般都是小面积，一片片分布在高海拔密林深处，懂茶的人，自然懂得这意味着什么。
群山环抱中的茶园
新中国成立后，每逢名茶评比，安徽必霸榜。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评选出中国10大名茶，安徽独占三席。此后全国10大名茶评比，要追溯到新中国建立之后的1959年，安徽依然有3个品牌入选，高居第一。1982年商业部茶畜局在湖南长沙召开全国名茶评选会，安徽有4个入围，全国第一。最近的一次评选，是2017年首届中国国际茶博会，评出10大名茶。没什么悬念，安徽还是第一。
100多年来，安徽茶始终以卓越的品质，傲视群雄。
黄山毛峰
02、“佛系卖茶”
但今天说这么多，并不是表扬安徽茶，而是要谈谈安徽茶的突出短板——营销。
安徽名茶多，但论品牌影响力，吃的多是老底子。翻开典籍能讲几天，谈到眼下乏善可陈。相对于近些年云南、福建、浙江、贵州、四川在品牌营销上的高歌猛进，安徽差距逐年拉大。很多安徽人有个误解，觉得安徽这么多名茶，肯定销售很厉害。其实不是的。安徽茶大部分份额还是在省内，在省外的存在感并不高。
安徽茶界，普遍不善，甚至不愿搞品牌营销，小富即安心态浓厚。此外，因为大企业少，能力也不足。
前不久，东篱到岳西县包家乡石佛村去拜访冯立彬。作为岳西翠兰的创制人之一、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冯立彬身上沉淀很多茶文化和历史资源，但很少看到关于他的报道，文化也没有转化为系列产品。比起有些省份围绕“非遗传人”炒作“大师茶”“签名版”的操作，老冯真是低调到有点萧瑟。
“前些年只知制茶。茶做好不就行了吗？”老冯这么说。
冯立彬
姚河乡香炉村，是岳西翠兰另一个发源地。1983年，香炉村人刘会根与冯立彬一起创制岳西翠兰。在他的茶园里，足足有100多棵树龄在300到500年的古茶树。古茶树，现今茶江湖最热的题材，这要是放在在福建或者浙江，肯定要讲出精彩的故事，开发“茶王”系列产品。但刘会根只把它作为普通茶卖，就是这么任性。
香炉村竹山茶园，树龄在500年的古茶树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安徽有4个全国性名茶，还有一大批地方名优茶，具备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别人没有都能编出来，还讲得神乎其神，但安徽人硬是不去讲、讲不好。
再一个原因，是产业发展不足。
2014年，省里曾在中央电视台安排搞一年的品牌集中宣传，一下选了4个，这在其他省份是难以想象的，难免传播力分化。在其他省说哪个茶是第一不算太难，排个前三前五一般没有争议，但是安徽自己评个十大名茶都头疼，这也算是“幸福的烦恼”。
今天安徽的名优茶绝大部分还是手工制作
这从侧面也说明，安徽茶产业还在低水平阶段，发展不足，龙头企业少，无法把区域资源整合起来。据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的“2018年中国茶叶百强企业名单”，前20名中安徽只有一个企业上榜，排在第16位。大企业少，就没有人扛大旗、闯市场。
最后，安徽对茶产业虽然很重视，但真金白银支持不多，与浙江、福建、四川、贵州等“以全省之力”打造茶产业相比，力度小得多。
03、说出你的故事
即使是“佛系卖茶”，安徽茶依然有相当大的市场，特别是美誉度很高。这要感谢优秀的品质和祖上的阔绰。这也表明，如果把品牌营销做好，安徽茶产业提升空间巨大。
庆幸的是，安徽人已经意识到品牌的重要性，行动起来了。今年春茶季，几乎所有茶叶重点产区，都围绕公共品牌搞开茶节活动，宣传公共品牌。
4月23日，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第十四届安徽茶博会将于5月14日开幕
去年开始，安徽省把举办了12届的安徽茶博会，从纯商业展会变成政府主导的大型博览会。去年底，徽茶集团也低调挂牌成立。近期，安徽又出台茶产业振兴意见，强调要实施区域公用品牌“走出去”战略，大力宣传安徽茶品牌，弘扬安徽茶文化。这是品牌赋能，提升知名度的主要手段。
安徽历史名茶多，不能再让这些资源沉睡了。
如今，提到歙县大方茶，能眼睛一亮，翘起大拇指说声“这是好茶！”的人，已经不多了。早在1955年，它便跻身中国十大历史名茶。歙县三阳镇岭脚村，位于天目山脉清凉峰下，是大方茶核心区。村民冯全根、冯鑫洲父子，是不多还坚持做大方茶的人。冯全根40多岁，祖上5代做茶。“大方茶创制于唐，兴盛于清，上世纪八十年代畅销，但如今已衰败多年。”冯全根说。
大方茶与龙井茶相似
品牌弱化，曾经威震一方的顶级名茶，最多只能卖4、5百元一斤。“大方茶是扁茶鼻祖，是西湖龙井的前身。但现在很多当龙井卖，价格翻几倍。”冯全根说，他毕生的梦想，就是重塑大方茶品牌辉煌。
在如今的中国茶江湖，众声喧哗，茶王纷争不休，几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高价茶炒作，无非为博个眼球，树个牌子。而我们几百年沉淀的顶级品牌，如果弃之若履，就可惜了。
把故事讲好，必须有“带头大哥”。
一个品牌，一个产业的提升，必须有几家大型龙头企业来带。省内来看，黄山毛峰有谢裕大，六安瓜片有徽六，太平猴魁有猴坑、六百里等。有龙头企业，品牌营销就相对较好，公共品牌的影响力逐年提升。因此省里也强调，今后几年重点培育壮大新型主体，推动有实力的茶叶龙头企业跨区域整合资源，组建大型产销集团。
猴坑古道，一家太平猴魁生产企业的加工基地
这里，东篱想多说几句。品牌知名度、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不是一个人，一个厂在提高，而是需要一群人，一个地区同时提高，是产业的整体提升。这就需要有很强的凝聚力，向心力，一个区域的茶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行。政府要珍惜多年传承形成的品牌，不能任其弱化，甚至湮灭。一方茶人要胸有全局，不能以邻为壑。所谓龙头，不仅仅是自身体量大、资源多、能力强，更多还意味着牺牲，为全局发展牺牲的精神。
很可惜，安徽茶人在这个方面有欠缺。有些历史名茶发展不如预期，就是因为不团结。在跟茶界人士交流的时候，很多人对福建茶人很推崇，“他们甚至可以相互借钱渡难关，可以相互调配货源一起做大市场。”安徽茶人行吗？
安徽茶因为历史悠久，名茶辈出，也不免带着旧时期作坊风气，山里思维，以邻为壑，宁愿守着自己的传统客源和技艺，小富即安，也不愿与同行互通有无，切磋提高，做大市场。当前的茶产业，已经呈现出大生产、大流通、大市场、大消费的趋势，技术的革新、营销的操作、市场的布局等等，都不是单枪匹马可以搞定的。
时代已走进枪林弹雨，你还要靠一把祖传宝剑闯江湖吗？有些茶人该反省反省，痛定思痛了！
云雾环抱的茶园张超勇摄
04、舍得
东篱把投入单独拿出来，说一说，是因为它也是安徽茶品牌营销上做不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哥不是想低调，腰里真没钱……”
今年春天，东篱走访安徽多个茶区，听到最多的呼吁就是“茶产业是个富民产业，政府要重视”！在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全国茶叶重点区域发展规划》中，安徽被列为重点省份，全省共有10个市50余个县（市、区）产茶，茶相关从业人员300多万人。
采茶
最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调研中走进茶园，了解茶产业发展情况，强调“因茶致富，因茶兴业，能够在这里脱贫奔小康，做好这些事情，把茶叶这个产业做好”，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真正做到“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
因此，绝不能拿税收贡献的标准来衡量茶产业重要与否，而要看到它在带动农民增收，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大意义。安徽皖南、皖西茶资源之丰富，堪称全国第一。茶产业涉及百万农户。这些地方多山区、老区、脱贫区，茶产业是实现稳定脱贫，推动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做不好，对不起天赐之资源，也对不住百万茶农的殷切期待。
走访中，茶界许多有识之士纷纷表示，眼下需要政府牵头并给予实质性支持，组织安徽茶企抱团走出去，到省外去打广告、搞推广活动、开设门店，像曾经的徽商一样，让徽茶再次行销海内外。
政策千万条，投入第一条。我们期待，政策能够多一些干货，多一些真金白银。舍得，有舍才有得。
05、说茶王，谁是茶王？
极品、顶级、古树、国礼、老茶、年份……有茶的地方，就有江湖。今天，谁才是茶江湖里的王者？
鲜叶摊晾
其实并没有什么茶王或者王茶。推广适宜的优良品种和科学绿色的种植模式，以先进科技提升工艺，辅以现代营销手段，让茶叶安全优质、产业规模壮大、种植效益提升，带动更多茶区群众稳定增收致富，这样的茶，就是王茶。而为之奋斗的茶人，能团结最广大群体，带动整个产业加快发展的，就是茶界王者。循以节气，采撷稀有鲜叶，精心制作珍品，固然是茶人的追求。但茶之大道，在于普惠，为众人种，供众人饮，才有最旺盛的生命力。
1983年，岳西县决定创制名优茶。在确定标准时几经修改，有人提议标准搞高点，但最终定下了“一芽二叶初展”的标准。“如果标准太高，就失去了普遍基础，创制名优茶首先要讲社会效益。”刘会根回忆。
1985年，岳西翠兰首次跻身全国名茶之列。如今，它在岳西县种植面积已近20万亩，年产量超6000吨，产值超7亿元，带动全县15万茶农人均因茶年收入近5000元。
同样，在黄山、池州、六安、安庆、宣城、滁州，越来越多的农户受惠于茶产业的崛起。去年安徽茶产业综合产值超过470亿元。漫山遍野的小叶子，已经成为山区群众走向全面小康的“绿色银行”。
这样的茶大概就是绿茶之王吧~
出品|安徽日报东篱工作室
文字|史力彭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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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贡茶是茶叶发展史上的一种特定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催生下的产物，更是特定历史阶段所具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作为一种赋税形式，贡茶是政治上君臣关系确立的表现形式，但是与此同时，贡茶对于扩大植茶面积，推动制茶技术进步，促进茶叶品质提升以及改善茶品包装并增加茶叶知名度等方面有着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本文将梳理安徽古代贡茶的历史，以借鉴历代贡茶在扩大产量，提升品质以及改善包装方面的可取之处。在继承、弘扬中国传统茶文化的同时，对现代茶产业的文化赋能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安徽；古代；贡茶；概述
1、唐代时期安徽贡茶
安徽贡茶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宋代的《本草衍义》中：“东晋元帝时，温峤官于宣城，上表贡茶叶一千斤，贡芽三百斤。”其后，安徽贡茶数量逐渐增加，贡茶品类及贡茶区域也不断扩大，有了宣州鸦山茶、池州九华山茶、舒州开火新茶等为“士大夫贵之”的贡品茶。[1]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安徽的贡茶区域有淮南道寿州（寿春郡）、庐州（庐江郡）、浙江西道歙州以及舒州、宣州、池州、和州等。
唐元和年间，李肇《国史补》记载，唐代舒州天柱茶，宣州鸦山茶，饶州浮梁茶，寿州黄芽茶均在贡茶品目内。此外尚有歙州“鸠坑”茶。据《太平寰宇记》卷126《淮南道四·庐州》记载：土产“开火新茶”。其时，寿春郡、庐江郡、凤阳郡每年都有固定的贡茶额。
唐元和十一年（816年），朝廷用兵淮西，宪宗“诏寿州以兵三千，保其境内茶园。”[2]（卷493）《邦计部?山泽》可见淮南寿州境内也有较大的官茶园。与此同时，“茶膏”也沿着民贡的渠道出现，如歙州的新安含膏、先春含膏等。
唐元和十二年（817年）,因讨伐吴元济，财政困难，曾“出内库茶三十万斤，令户部进代金。”[2]当时，进贡皇室的茶叶较多，除了赐给“功臣”、“父老”之外，还会变卖成现钞以支皇家的用度。
这一时期，安徽茶区不仅出现了许多名茶及贡茶，茶叶种类也在增多。如宣州鸦山茶、池州九华山茶、舒州开火新茶等等，均名贵一时且为“士大夫贵之。”[3]（甲卷14《财赋一》,P303）唐武德三年（620年），庐江郡（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带），均向朝廷进贡茶叶。庐州，唐代时期茶叶皆为土贡。《太平寰宇记》卷126《淮南道四·庐州》记载：土产为“开火新茶”。[4]（卷12《官政》）唐时，淮南道有四个州的茶叶被指定为贡品。其中“寿州寿春郡……土贡丝布、茶以及石斛。”另外，宁国、广德以及建平等茶叶产区，几乎都有贡茶且数量较大。
2、五代及宋时安徽贡茶
五代时期，安徽茶区进贡茶叶的文献记载较多。据《旧五代史》卷31《唐庄宗纪》记载：淮南杨溥于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向中原进贡“细茶五百斤。”[5](卷118，P432)同年四月，杨吴向后唐“献鸦山茶、含膏茶。”[6]（卷232《僭伪部·称藩》,P2763）另据《周世宗纪》记载：显德三年（956年）三月，南唐李璟贡“乳茶三千斤。”[5]（P1569）又载：显德五年（958年），李璟遣宰相冯延巳献犒“茶五十万斤。”[5]（P1571）
据《旧五代史·梁书》记载：“五代十国宋辽元贡品”目录中，有“后梁太租乾化元年（911年）十二月，“两浙进大方茶二万斤”。[7]当时的“两浙”是指浙江东道和浙江西道。其时，生产大方茶的产地除了歙州，还有毗邻的临安、昌化两县。新版《歙县志》(1995年)记载：“天福七年（938年）冬十月，吴越国文穆王钱元瓘遣使进贡物品中有大茶、脑源茶二万四千斤。”又载：“开运三年（946年）冬十月，吴越国忠献王钱弘佐，献晋谢恩的物品中，有脑源茶三万四千斤。”应该提及的是，“大茶”是指大的方茶，也是一种条形散茶。“脑源茶”则亦脑子茶，是一种加入植物香料的饼茶。五代时期，舒州天柱山产茶，亦为贡茶。据《太平寰宇记》卷125《舒州》云：舒州土产“开火茶”。[4]（P2474）其时，潜山归怀宁管辖，开火茶为潜山所产。
宋《太平寰宇记》“舒州怀宁”条目下亦有：“多智山在县西北三百里……其山有茶及蜡，每年民得采掇为岁贡”。[4]由此可知，多智山产茶且为贡品。北宋仁宗时期，有《赐知舒州洪鼎敕书》文曰：“省所进奉新茶一银盒事具悉。汝辍于学馆，往布郡条。懿彼名区，育兹嘉荈，能采掇而来贡，应气序以惟新。”[2]（卷423，第20册，P302）洪鼎知舒州，曾进献舒州茶而受到朝廷嘉奖。宣州鸦山产茶且质优，五代时期亦成为土贡茶。《太平寰宇记》卷103《广德军》记载：广德土产有茶。[4]（P2052）《元丰九域志》卷6《广德军》亦载：“广德军土贡茶芽一十斤。”[6]（P249）又载“广德军广德、建平：六万九千七百一十斤。”[8]（食货二九《茶法-产茶额》，P6636）由此可知，广德军在宋代不仅产茶而且产量颇多。另外，北宋欧阳修《赐知舒州齐廓进新茶并知广德军浦延熙进先春茶敕书》，宋痒《赐知广德军龚会元进先春茶敕书》均为官方文书；从《敕书》内容可知，广德有先春茶且为贡品。池州九华“金地茶”在宋时已是土贡产品。周必大《九华山录》云：“至化城寺……谒金地藏塔……僧祖瑛独居塔院，献土产茶，味敌北苑。”[9]（《游山录》卷2,P464-465）诗人将九华金地茶与北苑贡茶相提并论，足见其品质极好。
宋代，朝廷时有减免贡品额度的“恩典”。如“景德四年（1007年）闰五月，诏特减放诸郡六十六处贡物，而所贡七物在其数中，且殇官吏后不得以贡为名妄有配率”。淳熙《新安志》亦有记载，徽州免贡七物是表纸、麦光纸、白滑冰翼纸、乾预药、腊、芽茶、细布。[7]类似免纳贡物的情形，安徽其它茶区亦有。宋治平四年（1067年）朝廷诏令，减免舒州每年土贡“新茶一银合”的贡额。[8]（《崇儒七》P2317）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5“宋仁宗景祐元年十一月”条载；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十一月“除滁州、舒城县赡军茶岁七千三百五十斤。盖沿江南伪主时课民所输，范仲淹使淮南，请除之”。[4]（P2707）英宗治平四年（1067）朝廷诏令减免舒州每年土贡“新茶一银合”的贡额。[8]（《崇儒》7,P2317）
3、明代时期安徽贡茶
明代开始，朱元璋有感于茶农的不堪重负和团饼贡茶的制作、品饮的繁琐，从而实施了废团茶兴散茶的举措。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太祖朱元璋下昭，诏曰:“洪武二十四年九月，诏建宁岁贡上供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以进，有司勿与。天下茶额惟建宁为上……。”
皇权的干预，无疑使饼茶衰落，散茶崛起，加之制茶技术的改进，从而使炒青茶逐步取代蒸青茶。
据邱睿《大学衍义补》记载：“《元志》犹有末茶（饼茶）之说，今世惟闽，广用末茶，而叶茶之用，遍于全国，而外夷亦然，世不复知有末茶矣。”散茶、叶茶的流行，不仅改变了饮茶方式，同时也成为了贡茶的主体。茶叶加工技术的变革，使得茶叶品种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取代“龙团凤饼”以后，各地名茶数众，以致贡茶也在增加。然明太祖却是独重六安茶，以致六安茶成为了祭祀皇家祖先的祭品茶。
茶为祭祀品，唐宋有之，清代亦有。继六安茶之后，松萝茶也成为了皇家祭祀的茶品。
据史料记载，清同治十年(1871年)冬至，清廷举行大祭时即有“松萝茶叶十三两”；光绪五年(1879年)，岁末祭祀祖陵的祭品中也有“松萝茶叶二斤”。六安、松萝茶不仅成为宫廷祭祀物品，更是成为进贡朝廷的必备之物。
明人汪应轸记载说：当时“日进月进御用之茶，酱房内阁所用之茶，俱是六安茶。”[10]（卷四十）万历元年（1573年），黄守经为《霍山县志》作“序”并对六安茶赞曰：“其地与六安州界者，各产芽茶。孟夏之朔封贡圣天子，焚香拜表，龙文锦袱，专官驰驿使，竟达长安，而题其黄缄曰：‘霍山县守土臣某谨贡’。”[11]（P260，卷之十三，艺文志）由此可知，六安州除向朝庭进奉贡茶以外，还有宁王府之贡，监守太监之贡。不仅要进贡芽茶，还要进奉细茶。据《霍山县志》记载：“明初规定年贡20斤。正德十年（1515年)，贡宁王府芽茶1200斤，细茶6000斤。芽茶1斤买银1两，尤恐不得。”有诗可以佐证其真实性：“细篓精采云雾茶，经营唯供帝王家。”明万历时期，宫廷太监刘若愚记载宫中的“饮食好尚”曰：“茶则六安、松萝、天池、绍兴茶、径山茶、虎丘茶也。”[12]这足以见得六安、松萝茶在全国的知名度。
据《大明会典》记录：弘治十三年（1500年），朝廷规定地方府县需要交纳给礼部的芽茶数量为：南直隶（今安徽、江苏两省所属）府县的贡茶总额为五百斤，其中常州府宜兴县一百斤，内二十斤南京礼部纳，限四十六日；庐州府六安州三百斤，限二十五日；广德州七十五斤，建平县二十五斤，限四十六日。[13]（卷113，“礼部71”，“岁进”）与此同时，六安州茶叶贡额很高，上贡时限却是最短，而贡茶额却是不断增加且无定数。
万历年间《六安州志》记载：六安茶贡额原为三百斤。弘治七年（1494年），增设霍山县，其地产茶采办人户多出自该县，遂定霍山贡额二百五十三斤，州贡芽茶四十七斤。[14]因此，六安州贡茶额四十七斤，霍山贡茶额是二百五十三斤，合计贡茶额为三百斤。针对贡茶额不断增加且无定数的情形，明臣汪应轸《分豁额外荐新茶芽疏》指出：“六安茶芽，岁额三百斤，正数之外不可加者，此其旧例也。光禄寺则以为供应有常规，如岁用六安茶约余四百七斤。此外多取毫厘，即为因公科敛。虽该部审据解吏，闻报三百袋，袋多四两有余，亦非勘合正数，且无批文查销，以后或轻或重，焉知谁公谁私？”[10]（卷四十，“荐新芽茶”，P785）事实上，六安及霍山实际进贡的茶叶额还是超出了这个贡额。对此，汪应轸提出了“焉知谁公谁私”的质疑？！其实，官贡芽茶的贡额外加收耗损竟然高达四分之一多；这不仅是茶区的负担，也是一种额外的剥削。
明时，安徽各地的贡茶有新安松萝(又名徽州松萝)，六安茶，小岘春茶，阳坡横纹茶，瑞草魁茶，黄山云雾茶，石埭茶等等。另据《徽州府志（贡品）》记载：歙之物产，无定额，亦无常品。大要惟砚与墨为最，其他则以北源茶、紫霞茶。”[7]这说明当时徽州产北源茶，紫霞山产紫霞茶，亦很有名。直至道光年间，紫霞茶依然被列作贡品。明《南京户部志》记载：“成化三年(1468年)奏准，朝中供库岁用茶。芽茶，坐派徽州府三千斤……。叶茶，徽州府二千斤，滁州二百斤，广德州三百斤……。”“秦淮南京库岁用茶，坐派滁州茶叶二百斤。”
明嘉靖年间，吏部尚书徽州婺源人汪鋐以大畈灵山茶进贡，获金竹峰金匾。户部右侍郎徽州婺源人游应乾以济溪上坦源茶进贡亦获银匾。明代《宁国府志》记载：“旌邑凫山茶（石豀贡茶）与宣城绿雪、太平云雾茶齐名”，均为贡茶。石豀贡茶产于旌德县凫山，亦为贡品。桐城椒园茶系明朝鲁山公（孙晋）植于龙眠山椒园，而后跻身“贡品”之列。太湖亦产茶，太湖南阳河茶亦在明时列入户部项下贡品。《潜山县志》记载有：“芽茶岁派供应库二百九十斤，今折价，谷雨前者，茶叶岁派供应府二百八十五斤。”可知进贡的茶大都是雨前芽茶。
4、清代时期安徽贡茶
清代安徽贡茶的数量以及贡茶品类，在各个时期也是不尽相同的。据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宫中进单》记载：安徽区域的部分贡茶有：珠兰茶、雀舌茶、银针茶、六安茶、雨前茶、松萝茶、黄山云雾、黄梅片茶、六安芽茶、黄山毛峰等等。当然，还有一些贡品茶未能被列入清单。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五月初二日，各省督抚所进土物清单(部分)记载：安徽贡茶品种主要有珠兰茶、六安茶、雀舌茶、银针茶（属六安茶）、雨前茶、松萝茶、黄山毛尖茶（黄山云雾茶）、梅片茶、六安芽茶等。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三月二十六日，安徽巡抚朱圭进贡：珠兰茶、松萝茶、梅片茶、银针茶、雀舌茶、涂尖茶各二箱。道光二年（1822年）安徽巡抚端阳进贡有：“珠兰茶一箱、松萝茶一箱、银针茶一箱、雀舌茶一箱、梅片茶一箱。”[15]清人查慎行在任翰林院编修官时，编撰《人海记》并对各地贡茶列有条目，十多个省的七十多个府县，每年向宫廷所进的贡茶即达一万三千九百多斤。其中有六安瓜片、敬亭绿雪、涌溪火青、霍山黄芽等。[16]清代徐珂《清稗类钞》（朝贡类）记载：安徽贡茶有六安茶、梅片茶、银针茶（属六安茶），雀舌茶、珠兰茶、松萝茶、黄山毛尖茶（黄山云雾茶）等。[17]（P6312）清代安徽茶区被列入贡茶的还有六安瓜片、黄山云雾、敬亭绿雪、涌溪火青、霍山黄芽、梅片茶以及绩溪芽茶等。
据光绪《广德县志》载：广德、建平亦有贡茶；“以石溪，阳滩山、乾溪等处者为最”；“广德州芽茶七十五斤，建平（今郎溪县）芽茶二十五斤”。清人谈迁《枣林杂俎》和阿世坦《清会典》均有建平（今郎溪县）贡茶的记录。康熙年间（1683年），宁国张所勉《鸦山辨》一文记载：“宁国产茶不处，高峰、济川、千亩、龙潭诸池皆可入志”；“按一统志，鸦山产茶旧常入贡。”清人陆廷灿《续茶经》（八之出）记载：宣城石豀茶在明至清代的数百年间，一直为御用贡品。光绪十四年（1888年）《宣城县志》亦载：敬亭绿雪，贵真不贵多；“明、清之间，进贡300斤”。
新版《绩溪县志》记载：绩溪上庄“金山时雨”创于清初，原名“金山茗雾”亦入贡。[18]清廷还有将贡茶等物品作为赏赐品，以奖赏或抚慰臣子以联络君臣感情，使受赏者感受莫大的荣耀；如雍正时期，有两臣被派往云南，临行前雍正帝御赐六安茶二瓶抵滇。同时，还赋予了贡品礼仪的性质，如果、六安茶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乾隆十七年（1752）学士陈廷敬、叶方蔼，侍读王士正同入内直。其间皇上数回赐樱桃、苹果及樱桃浆、奶酪茶、六安茶等物，其中的六安茶以黄罗缄封，上有“六安州红印四月复”数字。
另外，皇帝行赏赐予外国使臣的礼品中，也有安徽贡茶。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之际，在诸多赏赐物中就有赏赐给英咭唎国王的六安茶十瓶、赏赐给英咭唎使团的六安茶八瓶。宫廷在临时特供饮食中，也会用到六安茶。
雍正八年（1730年），朝廷定文会试除了食物外，还有鸡和猪肉等副食品；
还供给六安茶20斤、北源茶30斤、松萝茶40斤。安徽六安、松萝以及北源茶作为赏赐物，不仅是承载着皇帝对臣民的厚爱，同时也印证安徽贡茶是一般人难以求到的赐予之物。
当时，在宫廷内能够享受到六安茶的，还有一些是在朝廷相关机构中效力的人。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按照皇帝谕旨，中正殿的画佛喇嘛绘制极乐世界长寿佛四轴，因为当时人手不够，新增添了画佛喇嘛一名。宫内给这位喇嘛的饮食份额中，就有每月用六安茶二两。此外，在景山学艺处效力的人也会得到赏赐的六安茶。[19]
清代贡茶的品类较多，基本涵盖了清代时期安徽茶区的茶叶品种，具有数量大、品类全的特点。同时，这种特点贯穿了清王朝贡茶制度的始终，如六安茶和松萝茶等。这些安徽贡茶在前代也是重要的贡茶品类，以致进贡时间从清初一直延续到清末。也有一些贡茶品类是从某一朝开始进贡并延续到了清末。还有一些茶叶品种，由于战乱或其它客观原因，在某个短时期间内曾经开始进贡或者是停止进贡。如六安茶在太平天国运动时，就曾数年未贡。
此外，一些贡品茶叶由于种种原因，进贡给宫廷的时间比较短，记载文字寥寥。从清廷《宫中进单》来看，一些产量较少的地方名茶，由于进贡数量少，进贡时间短，加之影响力不大，只是在方志中有简略记录。由此可以推断，一些地方名茶进贡的数量相对有限，进贡的次数或时间相对较短，可谓是不一而足。如六安州霍山茶，徽州松萝茶等，每年遇年节诸如万寿节（皇帝生日）、冬至日、元旦（春节）、端午节等节日，均由地方巡抚、总督等有身份的官员将茶进呈宫中。道光二年（1822年），安徽巡抚端阳贡中有：“松萝茶一箱、银针茶一箱、雀舌茶一箱、梅片茶一箱。”比较而言，年节贡茶相对岁进六安芽茶品种丰富，但入宫数量与岁贡相比却是微乎其微。两种形式的贡茶，在宫内的用途则是不尽相同。而各色人等享受贡茶的数量多少亦有不同。如皇贵妃、贵妃、妃嫔每月例用六安茶十四两、天池茶八两，贵人每月六安茶七两、天池茶四两。[20]（卷十七）
清时，朝廷对于贡茶的品质也有要求，而且是“载之甚详”；如“旧系茶户各备茶交官起解。而色类错杂，驳换迟误”以及“粗茶不堪内廷应用”的具体要求，因此，地方官不敢掉以轻心。每每茶季，乃是小心翼翼，精心于“雨前极品。”贡茶鲜叶的采摘，亦有时间讲究。如六安茶采制则是在每年清明前后。当时，一些地方官吏为了保证贡茶的品质，还会亲自入山去亲督茶户，以保证采摘的芽茶一枪一旗在精心焙制加工后，能够按照礼部规定的要求装袋、装箱。
康熙三十年（1691年），知州王廷曾以士民之请，改为官征官买，茶户但纳税银。又因霍山茶胜六安之产，故知州将茶课之银，发交霍山并办一色芽茶。每岁茶户采摘雨前极品一枪一旗，依法焙制。官以黄绢为袋，袋盛茶一肋十二两，共四百袋，分储于箱，知州敬谨钤封，恭缮贡本。限谷雨后十日起解，其解官以州、县、巡检递年轮流详委。”[21]（卷之十食贷志、茶贡）乾隆十四年（1749年）《霍山县志·茶考》记曰：“本县农户拣雨前极品，新芽一枪一旗，依法择制，以黄绢为袋封贮，共四箱，用龙旗龙袱恭进。”
据清代《词林典故》记载：“十七年闰三月，赐侍讲学士……上频赐樱桃苹果及樱桃浆、乳酪茶、六安茶等物，其茶以黄罗缄封，上有六安州红印。”[22]由此可见，贡茶的包装是十分讲究的。贡茶自谷雨后起运，要求55天内抵京。朝廷在接收的各省岁进芽茶中，对于六安芽茶却是有着特别的安排。清初，六安芽茶送进内库，其余各种芽茶移交珍馐署，给予外藩。贡品茶叶除了包装上有严格规定外，对上贡时间也有要求。对于各地贡茶，朝廷规定是每年自谷雨后的第十天开始起解，对各地送达的日期按路程远近而定。
顺治七年（1650年），礼部照会产茶各省布政司规定：“江南省常州府限四十六日，庐州府限三十五日。”虽然是路途遥远，运输艰难，但朝廷仍然规定“凡解纳，顺治初，定直省起解本折物料。守道、布政使差委廉干官填付堪合，水路拨夫，限程押运到京。”清代运送贡茶大都是由地方官委派专人负责押运，同时雇佣脚夫及交通工具等进行长途运送。
清《皖志辑要》对此有文字记载曰：“六安州并属霍山县解贡芽茶，如乙年芽茶即于甲年十二月内详请委员管解，一面由藩司填具连批，呈抚辕挂号，并移取勘合传牌，填给夫马，以便沿途应付解赴，礼部转交内务府收明，奉掣批回。其茶务须一旗一枪，装潢式样妥为备办，并先期于谷雨前将茶样照式装潢，专差赍省听候查验，饬委起运，以昭慎重。”[23]
另外，各地运送贡茶进京，都需要花费一大笔银两。如六安州霍山“始系户办纳本色交官起解，每茶一课，止徵水脚解费银二钱二三分不等。”按照这样的花费，通算下来，每年运送四百余袋六安茶就需要花费运送银近百两。各地贡茶运到京城以后，“解员事竣，由部给领司，任限照正印解员于引见后填给，经杂解员于发实后填给。”[23]如此严格的程序，对地方官运送贡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各地官员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各种手段，一定要想方设法地将茶叶在规定的时间内运到京城。安徽各地贡茶的额度，历朝历代各有不同，因为茶品不同以及区域经济等原因，以致各个时期的贡茶数额也是不尽相同，有些茶叶的进贡数量，也因环境或其它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5、结语
清代，安徽茶业进入了兴盛时期，其特点是形成了以产茶著称的区域和区域化销售市场。同时，商业资本逐步转化为产业资本。其时，安徽各地茶区制茶厂家不下千家，小者有数十人，大者有百余人，以茶为业者日众，业茶人数万之众，茶商茶号亦不计其数，以出口茶为大宗且效益颇丰。
因此，贡茶由民间到宫廷经历了一个对茶叶品质不断求精的过程。所以，贡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不能忽视的：如扩大了茶叶产区，提高了茶叶品质，带动了茶叶包装的改善，促进了茶叶经济发展。以清代为例，贡茶使茶叶培植技术在明代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多个著名的产茶区，这些初具规模的产区对推动清代茶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拉动作用。
与此同时，发端于汉时的贡茶至清代中叶，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的进一步增长，致使贡茶制度随之消亡。
总之，安徽是众多贡茶的发祥地，安徽贡茶有着厚重的历史沉淀。安徽贡茶所衍生出的徽茶文化，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因此，挖掘整理，保护、研究以及展示历代贡茶并做好传承和发扬，是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助推安徽茶产业发展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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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徽茶》2023年6月刊，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