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吴羚靖 | 18-19世纪英国移种中国茶与发展印度茶之问题探析
来源：世界历史放映室
摘要：18—19世纪间，英国突破生态限制，利用帝国政治、科学知识和自然生态，主导了中国茶的空间转移与印度茶的兴起。这项与茶相关的帝国实践，既是英帝国政治、经济强势地位的表现，更是殖民时代英帝国生态控制、科学应用及知识权威的集中体现，它展示了自然之物如何在英帝国海外扩张中被逐渐融入社会建构、帝国生态的进程，也体现了人类的历史活动如何受自然影响与限制的情形。
关键词：中国茶；印度茶；英帝国；帝国生态；科学知识；环境史
作者：吴羚靖，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本文载《学术研究》2017年第12期。系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环境史及其史学的创新研究”（16ZDA122）的阶段性成果，项目首席专家为清华大学梅雪芹教授；同时受清华大学辅导员海外研修计划支持（Tsing hua Fudaoyuan Research Fund）。
为方便阅读，本文注释省略，需要请参考原文。
将茶树从中国移植到欧洲殖民地上，大都由个人的努力而促成。只有在英属印度情况稍有不同，它是由于一个国家的迫切需要而造成的结果。
——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
茶起源于中国，其历史源远流长，后来随着地区间贸易联系的加强，茶成为连接中国内部各地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联系的重要纽带，在政治、国际贸易、观念、日常饮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长久以来，中国垄断着茶的种植与贸易，但自18世纪下半叶起，西方开始探寻移种中国茶的可能性。凭借帝国的扩张力和自由贸易的趋势，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英国各界纷纷派出“植物猎人”，详细考察中国茶的种植环境和制作方法，并尝试将中国茶苗采集后移种到距离中国最近的印度殖民地茶园。不过，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中国茶在印度出产不稳定。与此同时，英国也在印度加紧步伐寻找当地野生茶。1823年，印度阿萨姆野生茶被发现，1834年阿萨姆野生茶被正式确定，但当时英国的科学家、印度植茶者依旧认为中国茶种品质优于阿萨姆野生茶，于是他们一边继续向印度引进中国茶苗，聘用中国茶工来优化印度茶的品种和种植方式，一边也在印度大力垦荒、发展种植园。20世纪初，迅猛发展的印度茶取代了中国茶，成为英国茶叶消费市场的主要供应者，茶也成为塑造英国国家认同的重要载体。
学界的已有研究为本文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出于各自研究视角和问题解释取向的不同，这些研究对英国在整个中国茶移种和印度茶兴起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帝国茶叶种植的生态后果、自然本身如何影响了这一历史进程等问题论述不够。因此，本文尝试从英帝国环境史的视角出发，将18—19世纪英国移种中国茶、发展印度茶的实践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既关注帝国范畴内不同群体与不同自然空间的相遇，也关注自然在此中发挥的作用，以探讨英帝国如何超越原本生态边界的限制，主导中国茶的空间转移以及后来如何利用帝国的知识与权力来推动印度茶的兴起。
一、平移自然：英国移种中国茶的多次实践
中国茶叶从17世纪起进入英国人的视野，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中国风”（Chinoiserie）风靡欧洲的背景下逐渐流行开来。当时，英国社会各界对了解茶叶的渴望实际上是社会知识与文化想象的混合物。除了社会大众对茶叶饮品的追捧，英国知识界也致力于探讨中国茶的自然性质、功用价值。博物学家想要将这种异域植物纳入西方启蒙分类体系；园艺爱好者希望了解茶树生长的秘密，有机会购买来装点自家花园；医生们想要测试茶叶是否是治病万灵药；政客以及哲人们则着重讨论茶叶所蕴含的道德伦理与文化内涵；商人们渴望考察中国人的种茶方法和制茶工艺，以便日后引导其种植、生产，摆脱中国对茶叶市场的控制。此外，到18世纪下半叶，中、英之间茶一银贸易的日益紧密愈发刺激了这种渴望，英国政府想要改善农业而提出“种绿省银”（Growing Green,Saving Silver）发展经济。于是，移种中国茶成为一项事关英国民生、帝国扩张、社会文化以及中英关系的事业。
（一）班克斯时代的尝试。其实，最先提出要移种中国茶的并非英国人，瑞典的博物学家林奈（Carl Linnaeus）从1750年开始就已尝试将中国茶移种回本国，但因为茶苗无法承受长时间的海上运输和植物对气候环境的不适应而作罢。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占领和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经验则使英国拥有瑞典所不具备的条件。1757年印度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其海外非正式代理东印度公司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也已熟稔中国和印度的贸易规则；英国国内此时也正倡导改善农业来提高社会整体水平；博物学考察风尚正兴，尤其是在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1743—1820年）的主导下，皇家学会、皇家植物园丘园（Kew garden）与东印度公司有着紧密的合作。
约瑟夫·班克斯
1780年代前后，英国人开始将移种中国茶的想法付诸实践。1788年，时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和丘园实际管理者的班克斯，分别与英国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主席霍克斯伯里（Lord Hawkesbury）和当时东印度公司主席威廉·德威尼斯（William Devaynes）讨论中国茶移种印度的事宜。他们认为，如果有相应的资金支持和理论支撑，英国可能在其东印度或西印度殖民地种植茶树，以供应英国的茶叶消费，而不再完全依靠从中国进口。班克斯认为移种中国茶“任务的成败不仅影响东印度公司，而且关乎整个国家”。随后，班克斯通过自身与东印度公司的联络以及私人关系，多次派植物学家从中国获取茶种与茶苗后在英国植物园和印度殖民地不断进行移种实验。1789年，卡明船长从中国运茶树2722株，但到达印度加尔各答植物园时仅272株存活，其余死于途中。1793年，英国派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团到中国考察，使团中的斯丹东（George Lenoard Staunton）对植物学造诣颇深，另有斯约纳克（David Stronach）和霍克斯顿（Haxton）两位致力于植物采集工作的园丁。该使团受班克斯所托，要采集中国茶，并留心记录中国茶的制作过程。1816年阿美士德访华团虽然也在中国收集了一些茶苗与茶籽，但他们所乘坐的轮船后来触礁，茶籽茶树全部丢失。几次努力的失败使得英国暂时搁置了茶树移种的计划，因此直至1820年班克斯去世，他也没有实现在英国殖民地种植中国茶的计划。
（二）印度茶叶委员会和福钧的调查。英国在尝试将中国茶移种至印度次大陆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寻找印度野生茶树的努力。19世纪伊始，英国社会便不断流传印度发现野生茶树的消息。与此同时，在英帝国自由贸易日渐高涨的背景下，1813年英国议会宣布废除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权利，其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于1833年正式停止。东印度公司茶叶贸易特权的丧失使英国各界纷纷骚动，他们想要在新时代东方茶叶贸易中分一杯羹。为满足英国植茶者开辟印度茶园的迫切需求，时任印度总督班庭克（William Bentinck）于1834年选派13名英国人及印度人成立新的印度茶叶委员会（India Tea Committee），其主要任务是研究中国茶能否成功移植印度，这一任务既要考察中国茶的种植环境和制茶方法，也要寻找印度境内最适合移种中国茶的地域。
为了获得中国茶苗和茶籽，1834年6月印度茶叶委员会派秘书戈登（George James Gordon）到中国，考察茶树栽培与茶叶制作工艺、购买茶苗茶种以及雇佣中国茶叶工人等事宜。由于此时英国并未打开中国的大门，清廷禁止外国人进入茶区及私运茶籽出口，因此戈登的此次调查只是间接地购得大批武夷茶籽，于1835年将它们分三批顺利运往印度加尔各答，并在广州招募到愿意前往印度传授制茶技术的中国茶工。戈登运回的茶籽种于加尔各答，培育的幼苗在随后两年间被送到印度不同地区栽培和观察，其中2万株栽于阿萨姆省，2万株则栽于喜马拉雅山西北部的古门和台拉屯，2000株栽于印度南部的尼尔吉利山，剩下的9000余株被分配给多位私人种茶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后，栽种于尼尔吉利山的树苗难以成活，种在阿萨姆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区的树苗虽有枯死，但也有几个茶园的茶苗存活数量可观，以至于有植物学家推测如果这些茶树生长顺利，再过数年印度茶园无须购买中国茶种。
如前文所述，此时的东印度公司已不再垄断中国茶叶的销售，需要和其他商人竞争，因此该公司的商人也加大力度探寻移种中国茶的办法。然而，当时中国严厉限制茶种外流，禁止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进行茶叶考察，英国人的茶叶移种计划被搁置。直到鸦片战争之后，《南京条约》开放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广州为通商口岸，这为英国移种中国茶提供了契机。1843—1855年间，苏格兰博物学家罗伯特·福钧（Robert Fortune,1812—1880年）受皇家园艺学会和东印度公司委托先后三次来访中国，通过乔装打扮成中国人的样子、与中国当地民众合作等方式，系统地考察江浙地区和徽州的绿茶、福建红茶和广东花茶的制作工艺。1843年，福钧第一次到达中国，他先后参观了宁波周边绿茶产区和福建红茶种植园，其考察后的记录向西方世界清晰地呈现了中国茶品种、种植以及制茶方法。得益于第一次考察的成功，东印度公司在1848年和1853年先后两次委托福钧到中国考察。福钧第二次考察的重点在于为东印度公司收集品质上乘的茶树茶种，聘请经验丰富的中国种茶、制茶工人传授茶叶栽培加工方式。三年后，福钧带着8名中国茶工和数万茶树苗及茶树种子到达印度加尔各答植物园。1853年，东印度公司再次派福钧到中国搜集茶苗茶种、招募更多的茶工，还让其考察中国花茶的制作工艺。两年后，福钧将其收集的大量优质茶苗和制茶设备以及所招聘的17名茶工一并送至印度的加尔各答。福钧的考察活动使英国移种中国茶的企图有了很大的突破。他亲自冒险进入中国的一些重要茶区，与当地茶农打交道，考察种茶、制茶等工艺，获得一手的考察记录，也解释了很多原来被误解的问题。
罗伯特·福钧
（三）平移自然与模拟生境。从18世纪的班克斯到19世纪的福钧，帝国扩张与全球贸易驱动着英国人尝试移种中国茶。此中每一次对中国茶乡的探访和考察、每一位“植物猎人”对茶生长环境、植物栽培以及制茶工艺的考察，都是英国构建自然帝国的重要部分，因为它展现了英帝国尝试克服“有形帝国”内生态资源的限制，通过平移自然、模拟自然生境来实现帝国的政治、经济目标。
数次茶叶调查和移种实践无疑存在着共性。植物猎人需要深入地了解中国茶的生长环境，按照当时西方博物学的原则将东方异域自然生态指标化，分析当地的气候、地形、土壤等自然条件；与此同时，他们还需要比照着中国茶乡的生态环境，在印度范围内寻找最接近中国南方茶区的地方。当班克斯向德威尼斯表示印度的哈尔、库棋比哈尔、兰普尔三个地区是最适合种茶的区域时，他就是基于孟加拉到喜马拉雅山之间的地区气候环境与中国茶园非常相似而提出的。福钧第二次到中国时，考察了徽州松萝山（今安徽省休宁县）的自然条件，他以英格兰的自然作为参照系来描述当地生态，发现当地岩石与英格兰类似，红色的钙质砂石和欧洲相似，植被也具备英格兰或印度北部地区常见植物的特质。当他完成在中国的考察来到东印度公司在喜马拉雅山附近的茶园参观时，又将喜马拉雅的自然与中国对比：“喜马拉雅山上的植物群与同一纬度中高山植被类似。在喜马拉雅山上发现的物种也能在中国的武夷、浙江、江西等地的山脉上见到。当这些植物猎人考察中国茶树的自然生长条件和印度发展茶园的可能性之时，他们实际是在对生态的认知中完成一个平移自然的过程，他们将当地自然条件一个个从其原来的生态整体中剥离出来，将它们重新编织进以帝国为基础的全球统一的自然秩序和归类模式中。在这一系统中，自然变成统一的语言，只要是系统里气候、土壤等条件类似，即可实现茶种的平移和栽植。
此外，除了比照茶叶生长环境外，成功移种中国茶还离不开运输过程中对茶苗、茶籽生长环境的维护。就先前的大多数移种实践来看，当时从中国到印度的海上航行需要耗费至少一个月，在长途中照顾活种茶苗是一项难度极高的工作，大部分茶苗在运输中枯萎，茶籽也因颠簸难以发芽成长。直到1830年代“沃德箱”的出现，使帝国的植物猎人们看到了提高移种存活率的希望。沃德箱是一种密闭的保护植物生长的玻璃容器，能够保护种在箱子里的植物在长途运输中免受海浪海风的侵蚀，最早应用于英国移植南非、澳大利亚的活体标本。后来，具有丰富园艺经验的福钧尝试对其进行改造，他根据中国、印度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尝试在沃德箱里放置浅层湿润土壤，将茶籽播种至土中，上层还种着一些桑树苗，然后封闭箱子。实际上，改良后的沃德箱是在封闭空间内模拟出中国东部茶乡和喜马拉雅地区的自然条件，桑树苗的蒸腾可以为茶籽发芽提供合适的水分、稳定箱子内的气温，营造出适合植物生长的小气候（micro-climates），使得经过长途旅行后到达加尔各答的中国茶籽还能正常生长。这是英帝国将殖民扩张过程中积累的博物学经验应用到移种中国茶的实践中的表现。
因此，英国若干次考察中国茶树生长环境和寻找印度适合种茶之地，既可以被视为帝国殖民扩张的政治、经济努力，也可以被视为帝国博物学家认知、改造异域自然的实践。它表明了英帝国试图打破国家地理阻隔，探索平行生态系统（parallele cosystem）存在的可能，而在移种过程中帝国模拟自然、将异域景观用统一的自然话语表达出来，彰显了帝国对于自然生态的控制能力，这是一种受益于又服务于帝国经济与国家权力的无形能力。
二、自然工厂：印度茶业的发展与问题
英国移种中国茶和发展印度茶“像同时运转的平行世界”，一边移种中国茶到印度，另一边也不断考察印度野生茶的存在。当时的英国人对印度茶品质和出产量信心不足，于是继续引种中国茶与其混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经很难辨别茶园里的印度野生茶和中国茶。英国对印度殖民地的政治控制和印度茶园日趋稳定的产茶量使帝国的植茶者将工作重心从移种中国茶转向大规模开垦印度茶园。
（一）初期茶园试验与波折。英国寻找印度野生茶起始于考察印度的自然条件是否能够种植中国茶，却在1823年偶然间发现印度东北部阿萨姆的野生茶。1834年5月，阿萨姆邦代理人向印度茶叶委员会汇报在皮珊的新福区有野生的土生茶树，并且指出阿萨姆是适合栽培茶树的地区，其标本得到加尔各答植物园的正式鉴定。1835年印度茶叶委员会成立了科学调查团，与1834年的任务重点不同，此次调查的重点是研究阿萨姆野生茶推广种植的可能性，勘察茶树试验园最合适的位置。
阿萨姆茶叶率先成为印度茶的代表。1839年1月第一批阿萨姆茶在伦敦拍卖行瞬间被抢空，这鼓舞了英国人的信心，他们坚信随着栽培与制作方面经验的增加与改进，印度野生茶会促进英帝国的发展，阿萨姆茶必然会有与中国茶并驾齐驱的一天。1840年，阿萨姆公司得到东印度公司特许成立，获得阿萨姆地区2/3的试验茶园以及最初10年免费经营的资格。同时，从加尔各答植物园运来的中国茶树及阿萨姆茶种开始共同在印度的吉大港、古门、台拉屯等茶园生长。为了提高野生茶的品质，英国植茶者不断尝试改良印度野生茶，用中国茶混合种植。除了改良茶种外，植茶者们更是热衷开垦新土地发展茶园。从1850年代起，英国殖民政府有意扶植印度的茶业栽培，颁布《阿萨姆条例》（Assam Rules）规定土地可以出租，帝国植茶者们的投资兴趣被激发起来。
然而，令英国人始料未及的是，这项富有生机的帝国事业在不久后开始转入黑暗的阴影之中，众人沉沦于投机的植茶狂流。一些投机者狡猾地将成绩较好的新茶园作为宣传对象，大肆鼓吹快速发财之道，新、旧茶园在狂流之中盲目扩张。除了阿萨姆，大吉岭、卡察、雪儿赫脱、古门及哈萨利巴等地都是投资者的偏爱之地。1861年，殖民政府在原先《阿萨姆条例》基础上增补的《坎宁法规》（Lord Canning Rules）使茶园经济泡沫进一步加剧。按照该法规，殖民政府将土地统一定价卖给个人，即便是丛林中未经开垦的荒地，每英亩也必须以10卢比或以上的价格销售。这项举措虽然使茶园售价提高，但植茶者们对开垦茶园的需求不减，于是阿萨姆、卡察、大吉岭以及吉大港等地投机者肆意开垦荒地、倒卖土地，甚至有些不能种茶的贫瘠土地也被高价销售或一地多次销售。到1865年前后，茶叶泡沫破灭，原本价值10万卢比的茶园一夜之间只卖到数百卢比，有的每英亩甚至不值1先令。直到1870年代，印度的茶业才逐渐从危机中重生，恢复信用和稳定的生产。
（二）茶园困境与土壤问题。迅猛发展的印度茶在19世纪中叶呈现的是一幅繁盛的假象，其背后隐藏着当地景观的改变以及后续土壤、病虫害等问题。茶园热潮迅速改变了当地景观。当时的植茶者认为茶树苗的生长需要光照，周边高大的树木会阻挡茶苗吸收阳光，因此茶园周边的树林也随之被清理。一位19世纪下半叶在阿萨姆的英国植茶者回忆道：“粗狂美丽的密集丛林里交织着树木、蕨类、爬行物以及灌木丛，各片叶子颜色、大小、形状各异，使得那些自然爱好者惊叹不已。”可见，当时阿萨姆本是丛林覆盖，此中生物丰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小生境”。然而新茶园数量增加、茶垄日趋密集，破坏了原本的土地景观和自然生境。久而久之，茶园原先的地表被剥落，取而代之的是密集的茶垄，周边的自然森林系统被人为消解，森林覆盖面积急速减少。到了1901年，茶园主们控制了印度阿萨姆地区164个茶园，占地244653亩，而同时水稻和其他农作物的占地面积也不过357135亩。阿萨姆大部分的自然景观、生态环境已经和殖民前极为不同，加剧了印度沦为“一片开裂的土地”的处境。
虽然植茶者能短时间内从日渐增长的产茶量中获益，但是几十年后他们都不得不面对茶园发展的最大问题：土壤肥力下降。从19世纪末在印英国植茶者和科学家的记录资料来看，土壤退化主要是两个原因：不了解所选茶园地周边的自然环境和茶园快速扩张所带来的巨大生态压力。如前文提及，很多茶园主完全没有种茶经验，他们往往没有经过详细考察就任意选址种茶。当时就有人提出阿萨姆察查地区茶园土壤退化的原因是错误的选址，因为大部分察查茶园实际上“土壤没有附着力，在热带雨林气候下种茶会使土壤力容易被冲刷走，随着土壤流失，植物也就难以生长”。而且，茶园在开垦中取代了当地原有的自然生境，原先小生境里给土壤提供养料的树叶等生物消失，“茶树叶子也被剥落，使得没有叶子能够返回到土壤，造成了土壤肥力逐渐下降”。土壤肥力的下降还影响着一个小生境内诸多自然之物的生长状态，因此当其退化时诸多生态问题便接踵而来。以阿萨姆茶园为例，该地茶园的种植扩张降低了土壤的蓄水能力，从而扰乱自然排水系统，最终导致当地无规律的洪灾。
另外，土壤的退化也使茶树无法获得正常生长所需的养料，茶树容易枯萎或遭受病虫害的袭击，病虫害发病率升高。植茶者从19世纪下半叶就开始意识到病虫害问题，但他们认为病虫害问题并非自古就存在，而是一种新出现的现象。1873年，上阿萨姆锡布萨格尔地区的植茶者萨缪尔·皮尔（Samuel E.Peal）第一次正式提出阿萨姆茶园的病虫害问题，他认为茶蝽将成为未来植茶者最大的敌人，会使每亩茶产量下降。至于病虫害产生的原因，皮尔将之归咎于茶园本身的快速发展，他认为茶园集中收集灌木、只重视新叶发展等为病虫害提供了最合适的生长条件。除了茶蝽外，当时阿萨姆茶园常见病虫害还有红蜘蛛、疱状疫病、蚊枯病、茶蚜、橙色甲虫、毛虫、蟋蟀、镑虫、白蚁等，其中有部分是印度特有的。这使得我们有理由怀疑病虫害是英国殖民印度后高度开垦茶园后所带来的问题。
（三）流水作业与自然工厂。为了在茶叶市场上与中国茶竞争，印度茶园必须保持比中国茶更低廉的价格，故茶园主除了努力改善土壤肥力、保持更稳定的茶叶产量之外，还将英国工业机械化生产技术挪移到印度茶园，用流水作业来压低劳动力成本。印度茶园一开始采用中国茶工带来的制茶方法，将绿色茶叶加工为干燥的箱装红茶，即手工揉捻，在炭火上烘干，装箱时工人用脚踏紧。这种方法耗费劳动力，而且一些茶园主认为“不文明、不卫生”，于是他们引进新的机械。1872年，英国科学家威廉·杰克森（William Jackson）发明了第一台揉捻机。后来，其发明的其他类型的机器在制茶过程中也都有应用。
英国人利用机器代替人工制茶，建立起自己的茶叶生产系统，即将切割（Cut）、撕碎（Tear）和揉捏（Curl）融为一体的“CTC方法”。与传统的中国制茶法不同，用这种方法制茶，不必将新鲜的茶叶放置阳光下或炭炉内萎凋若干小时，只需要将茶叶放进旋风机和干燥机，在五分钟内就能完成茶叶的萎凋步骤。随后，切割机取代了原先的人力，将茶叶切成特定的方块，再由连杆滚动机来实现原来人力压制的步骤。接着，再将茶叶翻入干燥机借助炭热快速加温发酵。最后，通过特制的捡茶机按尺寸大小对茶叶分类。采用这种方法，整个加工过程几乎不需要任何人工干涉，便可以提高制茶效率，保证茶叶生产的低成本。1872年印度制茶成本是每磅11便士，而1913年采用新式制茶法后使成本减到每磅只需2.5便士至3便士，8000台揉捻机可以代替过去的150万名劳工用手工制茶。
然而，流水生产使茶叶变成一种工业产品，摈弃了茶叶原有的自然性质及其对自然条件的依赖，被附加上工业属性，而每一个茶园实际也成了“绿色天地里的大工厂”。当时也有人抱怨机械化茶叶生产改变了茶的风味。尽管如此，印度茶还是凭借其低价优势在20世纪初取代了中国茶，逐渐垄断了日后英国茶叶市场。据统计，19世纪后期，印度茶在英国市场占领的份额从1866年的4%上升到1903年的60%,相反，中国茶则从96%下降到10%。
可见，19世纪印度茶的兴起和发展过程对于英国来说，无疑是决定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事件。英国在运营这项帝国事业时，将印度的自然和人作为一个可控制的区域，其控制力既体现在政治、领土的占领方面，也体现在对该地的生态环境和自然知识的利用方面。当然，英帝国运转其“自然工厂”时，也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无论是移种来的中国茶表现出的环境不适应性，还是后期茶园扩展所引发的一系列土壤、病虫害问题，都是被统治的自然作用于人类活动的反映。
三、被统治的自然：帝国事业与生态
从经济和政治角度看，英国社会的茶叶需求推动了英国商业的迅速增长，也增强了英国在亚洲的贸易网络，推动了英帝国向其他种植茶叶的地方的扩张。因此，19世纪英国在其帝国范围实现茶叶种植及其茶叶贸易的独立，是改变全球格局的重大节点；随着印度茶业的稳定发展，印度茶被不断进行文明建构，成为展现维多利亚时代国家认同的象征物。
在这一重要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仅有政治家和资本公司的作用，还有帝国的植茶者、植物猎人、科学家、种植园工人以及不同空间的自然生态的共同作用。从18世纪起，英国博物学发展与英国农业改良浪潮结合在一起，这也奠定了塑造英帝国的基础。博物学家们以丘园和皇家学会为依托建立起庞大的海外网络，纷纷投身到考察海外殖民、利用殖民地经济作物的行动之中；早期英国移种中国茶和考察印度自然环境付出的诸多努力，使得帝国扩张与博物学考察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些帝国博物学家的实践也显示了东西方自然认识传统、科学知识与地方经验间的相遇过程。在中国的书写传统里，分析自然环境风景应从一个整体的视角，将自然当作由山、水、人、物相互交织、联结的有机体，但帝国博物学家在考察时围绕着茶树种植的目的，将自然解构成特定的因素，按照帝国经济需要，将当地的植物划定为有用的、无用的，这些工作通过考察报告、游记等方式被记录下来，帮助帝国建立科学知识权威，用科学代码为帝国的读者制造英国之外的世界，赋予帝国的经济扩张以合理性。这是一场在自然生态认知领域内的“全球性世俗化工作”。当然，这一过程也包含着地方经验的反作用和科学知识对地方经验的吸收。那些被派到中国考察、采集茶种的植物猎人记录下中国的种茶方法，吸收了茶区的地方知识。被雇佣去印度茶园教授植茶之术的中国茶工也带去了历史悠久且成熟的植茶经验，形成关于该地区土壤性质和移植栽种的知识。另外，当英国植茶者的印度茶园遭受病虫害侵扰时，他们也会参考印度当地人应对病虫害问题的地方知识，譬如曾试图借鉴印度当地的土办法，用能散发浓郁气味的土生植物（titapani）、粪便、骨灰粉来解决茶叶病虫害问题。这反映了那些远离帝国中心、在殖民地活动的群体是如何将当地百姓及其地方性经验纳入更为广阔的帝国知识网络之中的。
英帝国探求利用经济作物，挪移不同地区的有价值的自然之物以服务于帝国的事业，表明了时人所持有的利用自然的观念。而在分析帝国的权力、知识与生态控制时，作为共同参与者的“非人类”因素也应被纳入分析的框架，因为它们展现了自然的力量和历史的不确定性。如前文所述，移种到印度的中国茶苗并非如预期那样快速适应新的生长环境，印度茶业也因为过度开垦而遭遇危机，该危机本质上反映了人类活动受自然之力的限制，过度开垦茶园导致的土壤退化和病虫害的爆发都是这种限制的表现。
总而言之，作为象征全球贸易交流和自然相遇的典例，英国移种中国茶并主导印度茶兴起的过程，实际上被赋予了自然、文化、社会以及英帝国的属性。从某种意义来说，正是英帝国利用日益增长的权力为帝国的生态控制和商业资本获取创造了条件，反过来，英帝国也正是在殖民地的实践中树立了对自然知识的权威解释，改造了当地生态环境，才得以进一步维持其影响力和统治力。这样，与茶相关的帝国实践，既是英帝国政治、经济强势地位的表现，更是殖民时代英帝国生态控制、科学应用及知识权威的集中体现；它展示了自然之物如何在英帝国海外扩张中被逐渐融入社会建构、帝国生态的进程，也体现了人类的历史活动如何受自然影响与限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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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茶香，醇浓六堡。
作为梧州市传统名茶，其生产历史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属我国六大茶类之一的黑茶类，是广西黑茶杰出代表。近年来，梧州市政府不断加大发展力度，力求把六堡茶产业打造成梧州市农业产业化支柱产业，使之成为梧州乃至广西的名片，如今，六堡茶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六堡茶从侨销向内销转型
六堡茶“红、浓、陈、醇”，有独特槟榔香，越陈越佳，清嘉庆年间已列为中国名茶，因原产和主产于广西梧州六堡镇而得名，享誉海内外。近年来，随着市场追捧黑茶热潮的兴起，同属黑茶类的六堡茶也受到众多爱茶人士所推崇，其独有的品质风味和保健功能逐渐被人们所重新认识。品六堡茶、谈六堡茶、藏六堡茶已成为饮茶爱好者追逐的新风尚。
近年来，由于国内外黑茶的热销带动了六堡茶产业的发展，六堡茶开始了从侨销到内销的转型。
目前，梧州市六堡茶企业已经改进营销策略，除部分六堡茶销往东南亚等传统销区外，大力开发国内市场。自2005年起，各六堡茶企业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在广西、广东、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河南、云南、陕西、甘肃、山东、山西、黑龙江等省（区、直辖市）积极开设新型专卖店及发展经销商，并展开终端跨界营销，培育市场需求，夯实了六堡茶的市场基础，使六堡茶市场稳步扩大。国内销售从2003年以前的几乎空白拓展到2014年的遍布全国十几个省市区，销售量也迅速增长到几千吨。目前，广东和香港等六堡茶的传统销区仍保持稳定增长，北京、上海及东北、西北等新兴市场扩张较快。
与此同时，六堡茶产品更畅销港澳地区以及东南亚、日本、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在港、台、东南亚地区及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更打下了较好的消费基础和广泛的市场。
加工产业集群初步形成
随着六堡茶产量逐年增长，产品质量逐步提高及六堡茶品牌知名度的显著提升，六堡茶产业已经进入发展的新阶段。目前，梧州市全市茶园面积已达7万亩，六堡茶生产企业42家（通过QS认证），从业人员4500多人，年产量超10000吨，产值10亿元以上，创税超2500万元。六堡茶已成为梧州特色农业产业的重要支柱。
梧州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扶持做大做强六堡茶产业。一方面，投资1.2亿元，占地面积100亩，年生产能力达6600吨的蝶山六堡茶集中加工区（一期）已基本建成，其中广西梧州茂圣茶业有限公司已建成投产，梧州市新超六堡茶业有限公司、梧州市千年六堡茶业有限公司也已经进驻。另一方面，正在建设的苍梧六堡茶产业化集中加工区首期共占地200亩，预计总投资3.2亿元，设计产能1.4万吨。
近年来，六堡茶龙头企业在提升六堡茶加工水平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生产环境、卫生条件、机械化水平得到一定的提升，研制了一批先进的清洁化、连续化生产线，采用发酵罐、发酵箱等进行发酵以代替原来的地面渥堆发酵。近几年，新增的标准化茶园陆续进入投产期，使茶园单产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自2007年以来，梧州市茶园面积每年增幅都保持3000亩左右，且大多数年增幅超5000亩，其中2010年新增茶园近10000亩。六堡茶的产量从2007年的4600吨持续增加到2014年的10500吨，增幅达128.26%。
“绿色”标准保障茶叶品质
由于六堡茶是梧州市传统的出口产品，2009年以来，列入《广西出口植物源性食品安全风险监控实施方案》的监控对象。根据监控方案要求，每年从加工厂、出口货柜分别抽样代表性样品，送到国家指定的认可实验室检测，检测农药残留项目22～25项、重金属2～5项。检测结果表明，多年来抽取的样品检测结果全部合格，这标志着梧州市出口的六堡茶连续多年安全风险监控全部合格。其原因是国家对出口茶叶实施《出口植物源性食品原料种植基地检验检疫备案》制度，要求出口茶叶生产企业在选择茶叶原料基地时先进行水、土壤检测合格，并建立农药及化肥管理制度，严格控制农药及化肥的使用。另外，国家对出口茶叶生产企业实行“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卫生注册备案制度”，规定出口生产企业必须从取得“出口植物源性食品原料种植基地检验检疫备案证书”的基地采购原料，并且确保生产过程的安全与卫生。此外，梧州市农产品检测中心、梧州市质监局、梧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部门都加大对六堡茶的质量安全监控力度，不定期进行抽检，确保了六堡茶质量安全。
在内销产品方面，梧州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求六堡茶生产企业严格按照国家质检总局关于《六堡茶质量技术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2011年第33号）执行相关质量技术标准，以保证六堡茶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和特色。
此外，为适应市场品饮的需求，六堡茶产品已开始从传统单一形态向多样化转变，除了传统的大竹篓包装的六堡茶畅销外，散茶、砖茶、饼茶、沱等多种产品形态六堡茶，袋泡茶、茶膏、茶精、速溶产品等六堡茶深加工产品，小竹篓、纸罐、藤篓、纸绳篓等生态包装以及坭兴陶罐、锡罐、青花瓷等礼品包装的六堡茶同样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推进六堡茶产业“五化”建设
为了进一步发展六堡茶产业，下一步，梧州市将会围绕“一标志、两标准、两基地、两平台”等六堡茶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其中“一标志”为六堡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两标准”为生产系列标准及原料标准；“两基地”为六堡茶原料基地及六堡茶加工基地；“两平台”为六堡茶研发平台及检测平台），通过加快推进六堡茶产业的“五化”建设，做精六堡茶。
茶园基地规模化。抓好适制六堡茶的良种茶苗选育及快速繁育工作，解决良种茶苗不足等瓶颈问题。抓好标准化茶园建设项目，特别是苍梧县六堡茶核心区原料基地建设。发挥好标准化茶园的示范、辐射及带动作用，促使全市茶园上规模、出效益，力争全市六堡茶生产原料基地达到15万亩。
六堡茶加工园区化。一是加快苍梧六堡茶集中加工区进度，加快广西石乳茶业有限公司、梧州市富谷六堡茶业有限公司、梧州市狮子山六堡茶业有限公司的建设投产，尽快完成首期建设。二是适时启动占地约600亩，预计投资约5.13亿元，设计产能1.8万吨的苍梧六堡茶产业化集中加工区二期工程，计划安排苍梧县银泰六堡茶业有限责任公司等12家企业进驻。三是在苍梧县六堡茶产业化加工区建设梧州市六堡茶研究院，建立六堡茶产品研发平台和检测平台，为六堡茶产业提供科技支撑以及严格把好六堡茶质量关。四是加快建设苍梧县六堡茶产业化加工区六堡茶商业仓储中心。最终把苍梧县六堡茶产业化加工区建成集生产、加工、仓储、展览、交易、科研、检测、文化、旅游、观光于一体梧州市标志性建筑群。
促进产品标准化。严格执行《六堡茶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以便有效地保护六堡茶地理标志产品，规范六堡茶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申请、使用和管理，保证六堡茶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和特色。积极推动《DB45／T435六堡茶生产技术规程》、《DB45／T479六堡茶加工技术规程》、《DB45/T581六堡茶》等六堡茶系列地方标准的贯彻实施。尽快制定六堡茶原料生产标准等相关标准，完善产品标准体系，并推动六堡茶国家标准的发布实施。鼓励企业新上连续化、清洁化生产线，鼓励企业建设有机茶园、绿色食品茶园、无公害茶园，鼓励企业建立茶叶可追溯系统，保证产品安全。
六堡茶品牌国际化。一方面，要继续组织梧州市六堡茶生产企业抱团到广州、深圳、北京、上海等国际大型茶业博览会参展，进一步提高梧州市六堡茶的品牌知名度及市场影响力。另一方面，继续加强与中央电视台、香港文汇报、台湾茶艺杂志等国内外媒体沟通联系，大力宣传报道六堡茶，以提高六堡茶国内、国际影响力。
六堡茶文化普及化。加深对六堡茶的历史文化、生产工艺、储藏、品种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挖掘整理，鼓励出版六堡茶专业书籍，以文化促品牌；加快六堡茶文化旅游建设，包含工业文化旅游，历史文化旅游，特别是加快观光茶园、茶园农家乐等乡村文化旅游路线的建设推广，以旅游文化促发展；并通过多举办六堡茶文化摄影大赛、书画大赛及民间斗茶、茶艺大赛等民众参与度高的茶文化茶事活动，使茶文化普及大众。(记者全淦枚)
自20世纪80年代白叶1号（安吉白茶）特异茶树资源的发现与选育推广以来，安吉白茶“一个品种造就了一个产业”的成功案例，推动了我国茶叶科研院校、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等对叶色特异茶树品种资源的收集、保存、研究及选育推广。特别是当前面临常规茶叶产能过剩的环境之下，许多地方政府都期待将选育或引进推广叶色特异茶树品种作为发展本地区特色农业甚至是农业主导产业来抓，并专门研究制定相应的特色茶产业扶持政策。以安吉白茶、中黄2号（缙云黄茶）培育形成产业化发展的轨迹为例，对叶色特异茶树品种选育或引进推广和产业化发展等进行探析，可为我国叶色特异茶树品种选育推广与产业化发展提供参考。
1.叶色特异茶树品种选育现状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已通过省级以上品种认（审、鉴）定登记，以及项目研究公开报道的包括白化、黄化和紫红色等叶色特异茶树品种（品系）资源已超过50个（表1）。
2.国内主要叶色特异茶树品种推广状况
浙江是国内特异茶树品种选育推广最早、最活跃、品种数量最多、种植面积最大的茶区，全省共培育30余个特异品系（品种），选育的白叶1号、黄金芽、中黄系列等多个特异品种得到较大面积的推广应用。据统计，至2015年白叶1号在浙江省种植面积为30066hm2、产值43.31亿元；分别占全省茶叶可采摘面积和总产值的15.6%和25.7%。白叶1号先后被贵州、江西、湖北、四川等中西部茶区规模化引进推广种植，在全国引进种植的茶园面积近26.67万hm2，超过浙江全省总茶园种植面积，堪称业界一大奇迹。
紫娟是由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于1985—2004年从云南大叶群体中采用单株育种法育成。紫娟茶的紫芽、紫叶、紫茎“三紫”特征是云南多色芽叶类特异茶树品种中最典型的代表，花青素含量达3.36%，具降血压、降血脂的保健功效。采用紫娟茶树鲜叶加工成烘青绿茶和晒青绿茶，具有茶条紧细颖长，色泽紫黑色，香气特殊，汤色紫红色，滋味醇厚，叶底呈靛青色；加工成普洱茶、红茶产品，风味独特。该品种目前在云南省内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地有规模种植，近年来在黔、湘、浙、苏、皖等地均有引种，全国紫娟种植面积约1.33万hm2，成为全世界种植面积最大的紫色芽叶特异品种。
缙云黄茶始于2007年浙江省科技特派员在缙云县一农户茶园发现的1株黄化茶树，2009年正式开始品种比较试验，于2015年底通过浙江省级品种认定。至今已在全县重点乡镇建立了20～100hm2种植规模的技术示范基地5个，黄茶种植面积约1000hm2，年产值超过1亿元。缙云黄茶是浙江省茶产业继安吉白茶之后，第一个采用黄化系列特异品种、区域化公共品牌独立运行、母子商标联用，并达到形成特色产业量值起点线以上的县域特色茶产品。
归纳分析安吉白茶和缙云黄茶发展历程，从“一棵单株育成一个品种，继而培育形成一个特色产业”需要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原生茶产业规模及其人文背景是挖掘特色品种的基础。一个好的特异茶树品种（资源）不会凭空产生，它的出现需要一定规模的原生产业基础，而良好的人文背景将会促进特异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
产品质量及市场需求是特色品种转化为特色产品的前提，资金投入及规模经营是特色品种提升到特色产业的保证。特色茶叶产品发展初期基建资金投入量较大，仅靠茶农自身筹集资金极为有限，需要当地业务主管部门做好各类地方财政补贴和产业资源的整合，引进工商资本、社会资本、支农贷款等产业发展资金统筹规划，才能较好地实现产业化发展。当一个茶树特异品种具有显著的产品特征、拥有独立的公共品牌、茶园种植面积超过666.7hm2、年产值达到1亿元，是判断特色茶树品种从小规模生产提升到真正形成特色产业的重要“量值要素”指标。
龙头企业引育与创业孵化培育并重是带动特色产业发展壮大的关键，技术创新及其队伍建设是推动特色产业快速持续发展的动力。缙云黄茶以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派驻缙云县科技特派员为主导，成立了黄茶创新协作组，开展“黄茶资源的收集、利用与繁育”专研究，育成“中黄2号”特异茶树新品种。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派专家组成立缙云黄茶团队科技特派员，采取“龙头企业+科技示范园+小农户基地+专业示范村”的组织模式，开展“政产学研用”协同推进，对缙云黄茶的特异性功能成分进行了深入研究，建立了以缙云黄茶产业发展为主线、农村创业创新为主导、三产融合发展的县/省/国家级“星创天地”3个。2019年开始培育创建“浙江省级农业科技园区——缙云黄茶特色农业科技园区”“缙云黄茶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为缙云黄茶产业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地方政府政策支持及稳定性是做大做实特色产业的保障。安吉白茶在短短30余年中，从一株母树发展成为全国264个茶叶主产县产业综合实力评估中排名第六的中国白茶之乡，这与安吉县委县政府长期对白茶选育推广和品牌建设一以贯之的政策支持密切相关。
为提高叶色特异茶树品种选育或引进推广的质量和效益，使品种资源优势尽快转化为产业优势，有关地方政府及其茶叶主管部门等在制定产业化发展规划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种植基地要相对集中连片，以解决分散小农户技术供给不到位与卖茶难的问题
芽叶白（黄）化茶树品种是一种遗传性生理病变，其对环境适应性和抗逆性相对较弱，与常规品种相比较，其生理生长特性、种植管理方式和加工技术有较大差异，需要有专业技术指导，否则容易出现茶苗繁育合格率与移栽成活率低、幼龄茶树成园缓慢、加工品质差异大等系列问题。推广初期，在做好统筹规划基础上可优先选择重点乡镇和村庄适度规模种植，以便于集中技术力量有序高效推进。
2.明确主辅产品的发展方向，处理好新老产品发展不协调与品牌宣传难的问题
对已有一定知名度的茶叶区域品牌的产区而言，选育（引进）推广叶色特异茶树品种必然会出现“一县二品”或“一地多品”状况。是持续推进和宣传既有的产品品牌还是重点选择“新特异”品牌，或者谁主谁副，是一个“两难选择”的问题。各地茶叶产业的形成背景、品种结构和产品特征不同，发展策略亦不尽一致，必须根据市场发展趋势，结合当地产业实际需要才能准确定位，明确重点发展方向。
3.探索同类型特色品种搭配，解决单一品种生产期偏短与采制高峰集中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单一品种形成的特色产业受倒春寒雪霜冻害、生产期缩短、采摘加工高峰集中等影响带来的风险明显加大。以浙北茶区为例，最近10年受气温急剧升高致使白叶1号品种采摘期缩短到15～18d的发生频率达20%。基于延长春茶生产期等考量，缙云县在选育推广自有育成品种中黄2号的同时，结合高山与低海拔基地气候差异，引进比已有品种生长期晚生7d的同类型特异品种中黄1号进行品种优化搭配种植，取得了一定成效。
4.培育龙头企业宜孵育引相结合，解决成长培育周期长与引进企业水土不服的问题
在特色产业培育形成初期，首先要重视对创业意识强的茶农、返乡创业者和小微茶企业的孵化与成长培育，这3类群体是直接带动身边农户一起干的最原始群体，也是中后期转向规模生产经营、推动由特色品种向特色产业实现升级突破最活跃的中坚力量。当特色产业基本形成后，要引导优质企业主动吸收技术资金参入股加盟以培育形成科技型龙头企业，鼓励本土工商资本加盟生产型企业使之向品牌化经营转型，以促进本地区多元化企业形成集群。
5.增加创新投入与技术示范，解决产品标准化水平低和核心竞争力不强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国内绝大多数茶区的芽叶多色类品种的苗木繁育、种植规格、施肥与修剪等田间管理技术都是参照常规茶树品种的标准推广应用，缺乏芽叶多色类茶树品种优质高效种植与加工技术集成配套技术的系统研究。因此，需要地方政府在增加业务主管部门技术力量的同时，通过“产学研”途径增加协同创新投入，有效提升产业标准化水平与企业创新创业能力及特色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6.统筹投入资金和建设用地，解决产业发展资金不足与加工厂建设审批难的问题
按“亩产值论英雄”发展种植基地和统筹标准化加工厂建设用地是做实做大特色产业的重要保证。地方财政资金重点用于苗木标准化繁育、高优技术示范基地和公共品牌建设等方面，严格控制直接对企业和分散农户按苗木数量或种植面积等大比例补贴，避免“给一块钱种一棵茶”的传统“等、靠、要”直补方式造成的不必要浪费。重点支持以家庭农场为主体，引导中小农户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汇集农民分散资金集中连片发展种植基地，形成特色茶叶专业村。
7.强化三产融合和产业服务，解决单一产业效率低风险大与服务不配套问题
茶叶生产季节性强，厂房设备利用率低，“忙短闲多，技工难留”，芽叶多色类茶产区尤为如此。围绕“做实做强一产、做精做深二产、做优做透三产”茶叶全产业链发展规划，结合绿色生态农业、乡村休闲旅游和美丽乡村建设，强化芽叶多色类“特”字，三产深度融合规划设计，发挥特色资源要素，推进特色茶叶小镇、茶文化休闲旅游度假村和茶文化公园等建设，发展集乡村旅游购物、农耕文化体验、茶叶科普教育、休闲养生度假等功能于一体的特色产业新业态。通过土地“三权”分置流转，重组资产、资金、技术等市场要素，建立新的产业技术服务体系，实现特色茶产业规模生产与内部分工，提高茶产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茶叶》2020年第9期，P52-57，《我国叶色特异茶树品种选育推广与产业化发展探析》，作者：李强，项建，郑国杨，韦康，）
作者简介
李强 高级农艺师
主要从事茶树品种资源和种植技术研究，茶叶技术研发和转化推广工作。先后主持和主要参加实施国家、省级农业重点研发项目及国际合作项目30余项，目前主要负责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茶叶产业化定点服务项目，为茶叶生产企业开展专项技术咨询服务。近年来，前后获得浙江省突出贡献科技特派员、丽水市劳动模范、中国农业科学院先进工作者、中国农业科学院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先进个人、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个人贡献奖等10余个荣誉奖项。
来源：中国茶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