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礼茶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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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国际会议中心，中国茶膏博物馆首亮相

　　5月28日，第二届中国匠人大会于古都西安——曲江国际会议中心，正式开幕。

　　本届大会是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共西安市委、西安市人民政府、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中国手艺发展研究中心、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东家APP承办的全球华人最重量级的文化创意盛会。

　　大会的主题是“以匠心，为初心”。而“中国茶膏博物馆”有幸受邀参加了此次的匠人大会，同时博物馆的馆藏“金瓜茶膏”也以茶类唯一展品的身份参与了“守艺长安匠人精品展”。

　　茶膏，从雏形到发展成熟，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伴随着制茶工艺的发展而不断演进。

　　唐代的制茶工艺，共有七个制茶步骤，制茶工匠们发现在“蒸捣拍”这三个环节中茶汁会溢出并附着在茶饼表面，干燥之后便形成了膏状的物质。我们的茶圣陆羽，便把这个现象记录进了他的著作《茶经》中，并且进行了描述和分析。陆羽直觉这种膏状物质是茶的精华所在，会在未来成为独立的茶品。

　　到了宋代，陆羽的直觉变成了现实，制茶工匠尤其重视溢出的茶汁在茶饼表面上形成的茶膏，并把它作为鉴定茶品级别的关键指标。

　　多才多艺的皇帝宋徽宗，在他的茶叶著作《大观茶论》中对茶品的鉴别提出了明确观点，“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茶饼表面如果附着的茶膏很稀，那么茶饼看上去像一张满是皱纹的脸，茶的品质只是一般;如果茶饼表面膏状物质稠密厚实，看上去像一张光洁的面孔，那么才是质地扎实的好茶。

　　同时，随着工艺的发展，宋代的制茶工匠发明了专门制作茶膏的榨床，形成了“小榨去水、大榨出膏”来制作茶膏的工艺思路，独立的茶膏成品终于出现。

　　经历了宋代的茶膏发展期，进入了清代茶膏的兴盛期。在清代早期，中药熬膏的工艺已经日渐成熟，云南民间借鉴中药制作的方法，开始采用大锅熬煮的方式生产茶膏。由于简单易行，云南的土司阶层、藏区的宗教领袖都开始品饮这种熬制茶膏。

　　到了雍正年间，中央政府在云南设立了普洱府，开始为皇室进贡普洱茶，以茶膏为首“八色贡品”普洱茶正式进入清代皇家的宫廷生活。

　　但是因为大锅熬制茶膏存在品质上的问题，加上皇室从饮用安全性的角度考虑。所以，乾隆登基后，就放弃了云南进贡的熬制茶膏，而在故宫乾清宫的东庑设立了御茶房，专门为皇室制作茶膏。

　　御茶房在借鉴宋代压榨制作茶膏的工艺基础上，进行了很多工艺革新，最重要的是开始采用全程低温来制作茶膏，并有非常详尽的工艺流程控制，上百道工艺，历时72天才完成。同时，根据记载，茶膏在这个时期，已经凸显出很多区别于普通茶品的健康价值。

　　当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代表英国女王来访问中国的时候，乾隆皇帝回赠了包括宫廷普洱茶膏在内的一些礼物。在朝鲜等国的一些史料里，也发现了他们使节访华时带回的礼物包含宫廷普洱茶膏。由此可见，在清代，宫廷茶膏已经变成了国礼。

　　清朝皇室解体后，宫廷茶膏的制作就终止了，同时如此宫廷专属的茶品也随着时代的落幕而销声匿迹。

　　直到2004年，鲁迅先生的儿子周海婴先生捐赠了家传的三克宫廷普洱茶膏进行拍卖，茶膏才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故宫的珍宝馆也曾展出馆藏的清代光绪年间的宫廷普洱茶膏。作为一种食品，它们历经一百多年，居然不腐不败，茶膏表面的蝙蝠图案依然清晰可辨，既有文物价值和文化价值，还有品饮价值，堪称茶叶科技的奇迹。

　　其实，就是这些不同时代的制茶工匠，他们一直不间断地做着不同于普通制茶过程的尝试——将茶叶的纤维物质和茶叶汁分离，并将获得的茶汁进行再加工，还原成更独特形态的茶品——即茶膏。这个过程中，也把茶膏的工艺价值、文化价值与健康价值，都推向了更高点。这份初心，饱含了不同时代制茶工匠的坚持和探索精神，这份初心凝聚在小小的一粒茶膏之上。

　　对于茶膏，几百年前的工艺技术，是现代茶膏制作工艺的研究基础。前人的探索与成果，让我们知道了茶膏的独特价值。所以回到中国茶膏博物馆的初心，其实就是通过我们这座小而美的茶膏博物馆，让更多人知道，原来还有茶膏这个茶品类的存在，并且是如此特别美好的存在，将茶膏的文化传承下去，将茶膏的价值传播开去。

　　而匠心，其实是每个行业都不能忘记的。对于茶膏行业，匠心的体现便不仅是对茶膏的精心打造，而是在前人基础上，不断的吸收最前沿的技术，不断建立新时代的标准，并且不断创造出新的成果。从而做到“以匠心，为初心”，在传承的基础上，继续前行、精进，努力“让传承成为潮流”，让更多的人体验到茶膏这一源自古老中华的养生文化。

中国茶膏博物馆剪影

论历史地位，普洱茶排老几？

论历史地位，普洱茶排老几？（文末福利）

普洱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距今已达2000年之久。民间有“武侯遗种”(武侯是指三国时期的丞相诸葛亮)的说法，故普洱茶的种植利用，至少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

那么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普洱茶在茶届的地位怎么样呢？

在当时，茶叶贸易是封建社会为数不多的经济项目之一，各王朝自然不会撒手茶山的占有。

早在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政权不顾千里之遥，于六大茶山所在地易武设置为“利润城”，视茶林为获利润之物，显示了王朝的重视程度，也显示出普洱茶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南诏政权在六大茶山至大理的路线点即后来的普洱设置睑治，取名“步日睑”。当时步日睑的南方，即澜沧江外有车里土司管制，江内大片地方为步日睑辖地，自然包括江内的利润城及其六大茶山。步日睑归银生节度（驻景东）管辖。

此时茶已传至中原，再随文成公主陪嫁给松赞干布而进入西藏。由于茶叶品质上乘，解毒散寒，消食去腻等功用被藏族青睐，视其为配置“酥油茶”的极佳配料，从此便越雪山、漂金沙江，过丽江、银生城再至步日，以马匹、乳制品、药材、豆金交换步日的茶叶。

这便是南宋人李石着《续博物志》中所记载：“西番（西藏）之用普茶，已自唐时”。

据清代《普洱府志》记载：“年运吐蕃之茶达三万担”。此时期，为驮运方便，茶商便将收购到的散茶再蒸而紧压为团茶，大者如人头称“人头茶”，小者如牛心，称“牛心茶”。

紧团茶千里之遥运西藏，途中经热湿及至寒冷各地段，长日驮运中，团茶内茶多酚促氧化自然发酵，茶叶变黑色，味有陈香，别于其他茶叶，易辨易识，渐为藏区喜爱。

大理政权将南诏时期所设的步日睑改为步日部，先属威楚府，后划归蒙舍镇管辖。此时宋朝与北方金朝连年征战不止，急需战马，大理政权便在步日部设“茶马市场”，以步日部茶叶换得西藏马匹，再将马匹北转与宋朝，换取绵缎珠玩首饰。

茶市扩大，促进步日各地茶叶种植加快。据《澜沧县志》称：“班崴大茶树为北宋栽种”。

蒙古铁骑占领云南，将宋代的步日改为普日，在思茅一地设为思么，两地各设“甸”治，于普日加设“普日思么甸司”，辖两甸及南方各地。

甸司归属元江路节制。元代中期，普日生产的茶叶随同以食肉、乳为主食的蒙古人西上进入俄国，后被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写入《战争与和平》。《澜沧县志》称：“有景迈、勐本、芒埂、糯岗、芒景、翁居、翁洼、芒洪等茶园为元代栽种”。

将普日改称为普耳，划归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管辖。万历年间（1572～1620年），李时珍着药典《本草纲目》中记有：“普洱茶出云南普洱”。明代编纂的《云南通志》记有：“车里之普洱，此处产茶”。

两书语若同出，一致将普洱一词和普洱茶名固定，此后沿用不衰，至今无变。两名固定时间，比清雍正七年（1729年）成立普洱府早109年以上。

据考证，普洱一词是由唐代的步日、元代的普日、明代万历的普耳演变而来。此时期的普洱茶普遍受明朝各族人士喜爱，明朝方志学家谢肇淅着《滇略》中将此情况记为：“士庶所用，皆普茶也”。

顺治十六年（1619年），吴三桂平定云南，将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养、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万、上猛乌、下猛乌、整董编为十三个版纳，统归元江府管辖。据《思茅县志》载：“顺治十八年（1621年），思茅年加工茶叶10万担，经普洱过丽江销往西藏茶叶三万驮之多”。

康熙三年（1664年），设元江府普洱分府，移元江通判驻普洱，为普洱通判，管辖十三版纳。雍正七年（1729年）设立普洱府，为流官制，辖六大茶山、橄榔坝及江内（澜沧江以东、北片）六版纳（即猛养、思茅、普滕、整董、猛乌、乌得），对江外各版纳（即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万）设车里宣慰司，为土司管制，根据流官管土官原则，普洱府对车里宣慰司实行羁縻管理。

同年在思茅设茶叶总店，将思茅城私商（指茶商）一律赶走，不得经营茶叶生意。由云南总督鄂尔泰选取最好的茶菁，制成紧茶，茶膏，进贡皇帝做为贡茶。

雍正十年，普洱镇总兵官李宗应以巡边到茶山搜括民财，普洱知府佟世荫又图以“过山聚粮”再到茶山搜括，遭拒后辱打茶山千总刀兴国，刀兴国愤而发动茶山人民起义。在官军六个月围剿下，起义失败，刀兴国等人残遭杀害。

雍正十三年（1735年）设宁洱县为附廓县。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普洱府辖一县三厅及车里宣慰司。

同年，清庭对普洱府茶业情况作调查，对私商经营茶叶有改动，道光《普洱府志·食货》对此况追述为：“普洱茶名重天下，每年纳茶六、七千驮（每驮120斤计，合72~84万斤），入山作茶（指茶商及工匠）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

为了“杜绝衅端（闹事），不许客人上山作茶”；又从收缴茶税入手，准许私商办“茶引”购茶，规定：“普洱府年发茶引三千，每引收税银三钱二分（加其他税费，合每引征税一两，年征收茶税合三千余两），行销办课，定额造册题销”。

其后在府地设“茶局”专办茶引发放、税银征收和贡茶的例银发放、贡茶押运的监督机关。

普洱茶由于品质优良，茶味醇于他茶。早在唐代已获西藏人民喜爱，在明代中期大量进入北京受到京城各层人民喜爱。

清代，阮福专着《普洱茶记》称为：“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清代《新纂云南通志》称：“普洱之名在华茶中占特殊位置，远非安徽、闽、浙（茶）可比”。

清代学者赵学敏着《本草拾遗》中提出普洱茶的药性及功能为：“普洱茶清香独绝也，醒酒第一，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又具性温味甘，解油腻、牛羊（肉）毒，下气通泄”。

《普洱府志》记为：“普洱茶名重京师”。在大众茶已普遍受欢迎基础上，清庭将普洱茶首次列为“贡品，分芽茶、团茶两种”。

同期志学家张泓着《滇南新语》中记有：“普茶珍品，有毛尖、芽茶和女儿之号。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妆资故名”。女儿茶在此时随贡入京。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清庭复将普洱贡茶改为：“团茶（内分5、3、1、0.4、0.14斤五种）、锡瓶装蕊茶和芽茶、缎绵木匣装茶膏”，称为八色贡茶。

普洱贡茶的采摘、加工、包装，产品多种多样，加工极为认真精良，达到当时最高境界，故此深得皇宫喜爱，广泛在士大夫阶层流传品尝。

据清代文豪曹雪芹着《红楼梦》第61回写道：”…林之孝家的又向袭人等笑着说：该闷些普洱茶喝。袭人、晴雯二人忙说：闷了一大缸子女儿茶，已经喝过两碗了。”

一可见普洱茶在雍正、乾隆等年间的鼎盛名气，二可见曹雪芹那除却普洱（茶）不是茶的独钟之心。

我们今天唯能从巨着的精美描述中，去领会普洱贡茶当时的风采和声望。

从此，普洱茶在占有广大茶市的基础上，又增一条贡茶获取最高名声的道路，前者取利，后才为名，双管齐下，普洱茶名利双收。

普洱茶沿贡至清宣统年间（1744年~1912年），据老舍问皇帝喝茶情况，傅仪答：“每年龙井、普洱贡茶，我是照例要喝的”。证实普洱贡茶沿贡至少168年，均有突破发展，大大推进普洱茶的发展。

1793年(乾隆58年)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英使团，并在万树园设宴，乾隆帝婉言不准所请，不予同意，但礼尚往来，回赠英使团大批珍贵礼物，其中就有普洱茶，女儿茶和(普洱)茶膏，按清朝礼例每次接见或宴请、参观、看戏，都宴赠送礼物，称为“赏赐”，每次每人一份。

现将三次回赠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礼品摘录如下：

——赏英吉利国王物件，计有珐琅、珍宝、玉器、漆器，瓷器、花缎、画册，鼻烟壶及土产食品计92项(对、套)479件(个)，其中包括普洱茶8团，六安茶8瓶、武夷茶4瓶；茶膏4匣。

——又加赏英国国王物件，绫罗丝缎、漆器、扇、笺、食品等，计40项455件，其中包括普洱茶40团，茶膏5匣、武夷茶10瓶、六安茶1O瓶。

——又随敕书赏给英国国王物件，计41填1016件，其中包括普洱茶40团、茶膏5匣、武夷茶10瓶、六安茶10瓶．这次英使觐见团95人，包括正使(即马戛尔尼)、副使、正副总兵官，通事(翻译)、文书，医生、天文生、听事官、管船官等，分等级档次，每人都给礼物，共“赏赐”物27批，其中15批有茶叶，这批礼单逐项统计，共送普洱茶124团、女儿茶34个、(普洱)茶膏26臣、砖茶28块，六安茶40瓶。武夷茶24瓶，还有未列茶名的‘茶叶”32瓶。

每次赠送国礼，侧由清朝“军机处”遂人逐项开列详细清单，呈送皇帝阅批后送给，可见普洱茶名扬海外的历史久已。

普洱茶不仅是颇具外交意义的贡品，也是山茶属植物中最具世界性经济意义的作物，茶树与属于热带植物的咖啡和可可有所不同，无论在温带或寒带都可生长，从南纬33度的南非共和国以北地区至北纬42度附近格鲁吉亚共和国高加索山区都有引种栽培，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际茶叶的出口贸易量迅速增长，由70年代的55.5万吨猛增至1994年的101万吨。

到2005年预计将达145~150万吨。中国是世界主要产茶国之一，1995年全国茶园面积111.54万公顷。全国茶叶产量55.7万吨，茶叶是中国的重要产品之一，而且存在巨大潜力，因为在现今世界上有40余个国家出产茶叶，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拥有众多的品种及制茶方法，而云南省更是得天独厚。

云南普洱茶历年来多次获得过世界各国的大奖，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与欢迎。一九九九年云南沱茶（销法沱）被成功地载入法国大药典，这是云南的骄傲，也是中国茶人的骄傲。云南先民发现并利用了茶，云南人为人类创造的普洱茶也必将在世界饮料史上写上自己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