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梁仙茶

古代十五位有名的“茶痴”
自古古人做痴人，不乏情痴、路痴，当然茶界当中也有茶痴。在我国历史上对于茶叶的爱慕到痴的境界的历史名人便有很多，今日就为大家介绍古代十五位有名的茶痴。

古人饮茶

1  陆羽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陆羽被称为“考察茶事”，游历巴川蜀峡，一路上他逢山驻马采茶，遇泉下鞍辨水，目不暇接，口不暇访，笔不暇录。经过长年的积累，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得以面世，陆羽也被世人尊为“茶圣”。他对茶叶有浓厚的兴趣，长期实施调查研究，熟悉茶树栽培、育种和加工技术，并擅长品茗。唐朝上元初年(公元760年)，陆羽隐居江南各地，撰《茶经》三卷，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茶叶著。《全唐文》中撰载有《陆羽自传》。曾编写过《谑谈》三卷。他开启了一个茶的时代，为世界茶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2  卢仝

卢仝好茶成癖，诗风浪漫，他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传唱千年而不衰，其中的"七碗茶诗"之吟，最为脍炙人口：

"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茶的功效，和卢仝对茶饮的审美愉悦，在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以诗名，诗则又以茶名也。卢仝著有《茶谱》，被世人尊称为“茶仙”。卢仝的《七碗茶歌》在日本广为传颂，并演变为“喉吻润、破孤闷、搜枯肠、发轻汗、肌骨清、通仙灵、清风生”的日本茶道。日本人对卢仝推崇备至，常常将之与“茶圣”陆羽相提并论。至今的九里沟还有玉川泉、品茗延寿台、卢仝茶社等名胜。

3  白居易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1100多年前，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琵琶行》脍炙人口，也使浮梁茶声名大振。中国文人墨客都爱茶，茶里有智慧、有文泉、有思涌。读过《长恨歌》、《琵琶行》的人都会吟上几句，答谢好友李宣写的一首诗：
“不寄他人先寄我，因缘我是别茶人”。
表现茶人是位善于鉴茶识水的“别茶人”。他的另外一位好友元稹知他爱茶，特写了一收宝塔诗相赠。晚年的白居易更是：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茶”。
并开始以茶悟人生，洗涤热衷功名利禄的熏心，终博名“白乐天”，世称别茶人。

4  皮日休

皮日休，晚唐著名文学家，精通茶事，善写茶诗，他自制了一套精美的“袭美茶具”，写过《茶中杂咏·煮茶》：

香泉一合乳，煎作连珠沸。时看蟹目溅，乍见鱼鳞起。 声疑松带雨，饽恐生烟翠。尚把沥中山，必无千日醉。

这为今人了解唐代茶园、茶舍、茶农、茶具以及茶业的种植、焙制、烹饮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5 苏轼
苏轼视茶境为仙境，并沉醉于茶，寄身于茶，苏轼爱茶也爱女人，故有：
“欲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
他注重品茶的物外景意，把茶作为沟通自然，内省性情，品味人生的修炼手段，并主张：
“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典型的茶艺人生，以茶悟慧而入诗入画，他随缘自适，乐观豁达，圆融贯通，自由自在，在茶中品出人格精神，生命体悟和胸襟抱负，并为后人留下无数的精神食粮，不愧为茶仙。 

6 蔡襄

蔡襄（1012～1067），北宋兴化仙游（福建）人。字君谟，为北宋著名茶叶鉴别专家。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任福建转运使，负责监制北苑贡茶，创制了小团茶，闻名于世。

“色：茶色贵白，其中青白胜黄白......”

《茶录》是蔡襄有感于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而特地向皇帝推荐北苑贡茶之作。计上下两篇，上篇论茶，分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侯茶、熁盏、点茶十目，主要论述茶汤品质和烹饮方法。下篇论器，分茶焙、茶笼、砧椎、茶铃、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九目。《茶录》是继陆羽《茶经》之后最有影响的论茶专著。

7 赵佶

北宋皇帝宋徽宗赵佶，在政治上昏庸无能，却对书画有精湛的研究，并以撰写《茶论》和精通茶事而闻名后世。他与北宋大观年间写成的《茶论》一书，被后人称为《大观茶论》。
“尝谓首地而倒生，所以供人求者，其类不一。谷粟之于饥，丝枲之于寒，虽庸人孺子皆知。常须而日用，不以岁时之舒迫而可以兴废也。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澹间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
《大观茶论》是赵佶关于茶的专论，成书于大观元年（1107）。全书共二十篇，对北宋时期蒸青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风尚等均有详细记述。其中“点茶”一篇，见解精辟，论述深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以来中国茶业的发达程度和制茶技术的发展状况，也为我们认识宋代茶道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点茶不一。而调膏继刻，以汤注之，手重筅轻，无粟文蟹眼者，调之静面点。盖击拂无力，茶不发立，水乳未浃，又复增汤，色泽不尽，英华沦散，茶无立作矣。......”

8 李清照

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与丈夫都是茶道中人，他们旅居青州时常以茶为戏：

“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

一边饮茶，一边记忆学习，此乃“饮茶助学”也。

9 朱熹
朱熹与茶有着前世今生的不解之缘。朱熹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博古通今，既是位严谨慎独的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也是位充满生活情趣的文人雅仕，琴棋书画诗酒茶无所不涉，并能加以融会贯通。朱熹到武夷山后，便对武夷茶情有独钟。他不仅品茶、论茶，还曾亲自参与种茶、制茶、煮茶、宴茶、斗茶、咏茶，乐在其中，并从武夷茶中领悟与获取了许多理学思想与文学灵感。
据《朱文公全集》记载：朱子“年少时，曾戒酒，以茶修德”。朱熹早年崇佛，常与五夫开普寺住持圆悟大师一起品茶论禅，体验茶禅一味，建立了深厚感情，成为忘年之交。朱熹后来又以茶悟道，以茶悟儒：
“物之甘者，吃过必酸；苦者，吃过却甘。茶本苦物，吃过却甘。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盖理天下之至严，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朱子语类.杂类》138条）。
朱子是理学家、教育家、借品茶喻求学之道。他认为在学的过程中，要狠下功夫，苦而后甘，始能乐在其中。朱子所谓“理而后和”，正是《中庸》所云：
“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大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庆元学案.晦翁学案.中和论》）
他又提到“礼本于天下之至严。礼成，则黎民各得其份，则至和”。所以“国治而后平天下。”这和饮茶先苦后甜的道理一样。

10 陆游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陆游酷爱茶也爱诗，以茶悟诗而言志，著有一万多首诗，其中有300多首茶诗，诗人把茶当作一门悟的艺术和品的文化，茶气是悟的翅膀，茶色是悟的羽毛，茶水是悟的洗礼。诗人正是在品着清香氤氲的茶香，而悟着神秘美妙的世界。到83岁时还写下了：
“桑苎家风君勿实，他年犹得作茶神”。
诗人希望陆羽的茶道代代相传，自己下辈子还当茶神。

11 朱权

朱权（1378—1448年），明太祖朱元璋之第十七子，又号涵虚子，丹丘先生，晚号仙。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封宁王。谥献，故称宁献王。曾奉敕辑《通鉴博论》，撰有《家训》、《宁国仪范》、《汉唐秘史》、《汉唐秘史》史断、文谱、诗谱等十种著作。

朱权晚年信奉道教，耽乐清虚，悉心茶道，将饮茶经验和体会写成了一卷对中国茶文化颇具贡献的《茶谱》。全书约2000字，除绪论外，下分十六则，即品茶、收茶、点茶、熏香茶法、茶炉、茶灶、茶磨、茶碾、茶罗、茶架、茶匙、茶筅、茶瓯、茶瓶、煎汤法、品水。其绪论中言：

“盖羽多尚奇古，制之为末，以膏为饼。至仁宗时，而立龙团、凤团、月团之名，杂以诸香，饰以金彩、不无夺其真味。然天地生物，各遂其性，莫若叶茶烹而啜之，以遂其自然之性也。予故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

12 张岱

张岱品茶鉴水之精到，《陶庵梦忆》中“闵老子茶”一节赢余得极为生动：

余曰：“香朴烈，味甚浑厚，此春茶耶！向瀹者的是秋采。”

汶水大笑曰：“予年七十，精赏鉴者无客比。”遂定交。张岱不愧为辨茶识水的行家。

张岱精于品茶，还悉心改制家乡的日铸茶，创制出一种“兰雪茶”。“日铸雪芽”在宋朝已列为贡品，有“越州日铸茶，为江南第一”之誉。然而到了明代，由于安徽休宁松萝茶，制法精妙，名噪一时，盖过一时。张岱“遂募歙人入日铸”，一如松萝制法，采用法、掏法、挪法、撒法、扇法、炒法、焙法、藏法。进而他又探究泉水，发现“他泉瀹之，香气不出，煮禊泉，投以小罐，则香太浓服，杂入茉莉，再三较量，用敞口瓷瓯淡放之，候其冷，以旋滚汤冲泻之，色如竹箨方解，绿粉初匀，又如山窗初曙，透纸黎光。取清妃白，倾向素瓷，真如百茎素兰同雪涛并泻也。雪芽得其矣，未得其气。余戏呼之兰雪。”（《陶庵梦忆·兰雪茶》）

13 蒲松龄

蒲松龄久居乡间，知识渊博，他自制了菊桑茶，具有补肾、抗衰老的药效。他在家乡设了一个茅草茶寮，为过往行人义务供茶，饮茶者不需付茶钱，只需口传故事和传说。这些用茶换来的故事，后来成为《聊斋志异》中490多篇文言体小说的素材来源。

蒲松龄的诗词中有11首（阕）写道茶，有5首（阙）写道茗，其中七言律诗《遥和载酒堂唐太史韵》其二云：

“闲向石床扫落花，闭门书卷旧生涯。屋梁残月三更梦，枕簟清风七碗茶。浪迹浮生空蜡屐，良宵沉醉不知家。平明萧索闻疏雨，悔向风尘老岁华。”

上述诗中“七碗茶”这一典故出自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

14 乾隆

 曾六下江南，微服私访的同时也饮遍了江南的名茶。

对于泡茶所用的水，乾隆爷是相当严格的。他坚持以“水以轻者为上”为原则，并发明了一个鉴水的方式——用银制小方斗称量水的重量。所称的水中，北京香山的玉泉山水重一两，被定为天下第一泉。

从乾隆九年的《总管内务府奏销档》记载的贡茶来看，乾隆爷饮用的贡茶，包括龙井茶、碧螺春和普洱茶等30多种茶叶。但要说乾隆爷最喜欢的贡茶，当属龙井茶。他六下江南，有四次都到西湖茶区品尝龙井茶。他说：“火前嫩，火后老，唯有骑火品最好。”骑火茶指的就是清明当天的茶，早则嫩了，晚则老了。

热衷于茶事的乾隆爷，自然也在茶器上花工夫。他常常依照自已的审美标准，亲自设计茶器，再令人交给景德镇御窑厂、苏州织造安宁所等单位制作。他还把他自己写下的诗文刻在茶具上，比如《三清茶》、《荷露烹茶》、《烹雨前茶有作》等很多诗文。

乾隆一生嗜茶，到了晚年，更是到了病茶的地步。85岁高龄时，乾隆欲退隐让位，有大臣劝道：“国不可一日无君！”乾隆回曰：

“君不可一日无茶也！”

15 郑板桥

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古代，活了七十三岁，有人以为和他喜欢喝茶有关，郑板桥一生中也做过许多茶联、茶诗。

“白菜青盐粘子饭，瓦壶天水菊花茶。”

将粗茶淡饭的清贫生活写得生动，这正是他的生活与人生观的写照。此外郑板桥所向往的生活也可从茶诗中窥出端倪，《题画》：

茅屋一间，新篁数竿，雪白纸窗，微浸绿色。此时独坐其中，一盏雨前茶，一方端砚石，一张宣州纸，几笔折枝花，朋友来至，风声竹响，愈喧愈静。

又如：

不风不雨正清和，翠竹亭亭好节柯。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

对郑板桥而言，这种寒夜客来、书画相伴的生活，已是人生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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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茶”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自然之物、人造之物、药物、食蔬、饮品等复杂的角色演变过程，以及各种历史事件对人们的品味与消费的社会性建构。茶叶在帝制中国的财政税收、华夷互动、族群认同、朝贡体系的维系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茶是无论在中国的起源，还是近代以来在西方的传播，人们在消费茶的使用价值的同时，也将其编织进了社会的价值系统和文化实践当中。

关键词：茶;物质文化;朝贡体系;农耕与游牧

茶，为今天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其栽培及消费网络遍布全球。在绝大部分人的认知里，茶似乎就是一种具有提神作用且略带嗜瘾性的大众饮料，并且在文化上具有东方(oriental)、中国的(chinese)的以及神秘宗教主义的属性。野生茶树(camelliasinensis)很早以前在喜马拉雅山东麓的丛林中被发现。当地人咀嚼这些树叶，将其视为一种药物内服外用，刺激或者舒缓身体。中国人将这些野生茶树带回到中国西南地区并进行培植，从而将这种野生植物逐渐转化为一种矮小的可采摘的灌木，并且在唐代时候开始在中国各省传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茶叶被压制成坚硬的茶砖，即便今天依然在西伯利亚高原和中亚地区传播和饮用。而将茶叶浸泡在沸水中则是今天最普通的饮法。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立初期，来自中国的特有商品——茶叶，可以说是最早进入全球贸易网络的大宗商品。自16世纪开始至19世纪末叶为止，世界上有两条主要的“茶路”将茶叶从中国运到西方：一条向南，由中国南部贸易港口沿海路运到欧洲;另一条向北，由陆路(茶叶之路)穿越蒙古和西伯利亚到达欧洲。由海路运送的茶叶被称为“TEA”，由陆路运送的茶叶则被称为“CHAI”。这两种发音随着中国茶的对外传播被吸收进世界各国不同的语言中。tê源自于厦门港的闽南话发音，也有人认为这一种发音源自于古代的梌(tú)或者荼(tú)。17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的中国茶叶大多自福建口岸运出，因此都按照当地闽南语发音tê拼写成“TEE”，拉丁文释成“THEE”，后来英语拼成“TEA”。这条海上茶叶传播路线影响到了英语世界及欧洲各国。比如法语系叫“THE”，德语系叫“TEE”，西班牙语系叫“TE”，都是由厦门的“tê”音和英语的传音演变而成。另一个发音是普通话体系chá以及讲粤语的广州、香港和澳门。在古代，“CHA”音首先传往中国的四邻，如东邻日本和西邻古波斯语都称为“CHA”，南邻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孟加拉的僧伽罗语也叫“CHA”。近代大规模的茶叶国际贸易展开以后，主导中俄陆上茶叶之路的晋商以及广州等出口城市流行的粤语发音“CHA”则影响了茶在其他欧亚国家的发音。

然而，无论是从神秘主义的东方还是实用主义的西方来看，无论是“tea-derived”还是“cha-derived”发音的国家，今天的“茶”无疑都代指的是一种饮品，其背后复杂的文化印痕和辗转的语义变迁已逐渐被人遗忘。若我们从语言发生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知识考古”，就会发现今日之“茶”乃是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经过了自然之物、人造之物、药物、食蔬、饮品等复杂的演变过程，以及在不同时期、不同空间、不同族群的语境中经过意义重塑之后而形成的结果。

一、茶之名：对“茶”的名物考证

在植物分类系统中，茶树属被子植物门(Angiospermae)，双子叶植物纲(Dicotyledoneae)，山茶目(Theaceae)，山茶属(Camellia)。瑞典科学家林奈(CarolusvonLinne)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中，将茶树的拉丁学名订为Theasinensis,l.，后又定为CamelliasinensisL.，“sinensis”在拉丁文中是“中国”的意思。这是因为野生山茶最早发端于中国西南云贵川地区。

“茶”在古代最早写作“荼”，明朝杨慎对此进行了梳理总结：“荼即古茶字也。《周礼》纪荼苦，《春秋》书齐荼，《汉志》书茶陵。颜师古、陆德明虽已转入茶音，而未易其字文也。至陆羽《茶经》、卢仝《茶歌》、赵赞《茶禁》以后，遂以荼为茶。”一般认为，“茶”字的称呼与书写是在唐以后才正式确立的。在这之前，从“荼”到“茶”的名称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陆羽在《茶经》中考据了“茶”字的“字”与“名”的问题，如下：

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从草，当作木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从木，当作，其字出《本草》;草木并，作荼，其字出，《尔雅》)】。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周公云，槚，苦茶。杨执戟云：蜀西南人谓茶曰蔎。郭弘农云：早取为茶，晚取为茗，或一曰荈耳。】

荼、槚、蔎、茗、荈为上古时期茶的名称，但其所代表的意涵和所指却与今天的“茶”相去甚远。“荼”在《辞海》中有四种解释：一指苦菜;二指苦味，如“荼毒”;三指茅、芦之类的白花;四通“涂”，如“涂炭”。据史料查证，“荼”字最早出现在《诗经》里。《诗·邶风·谷风》曰：“谁谓荼苦，其甘如芥。”《幽风·七月》曰“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这两处的“荼”指的都是苦菜，它的对立面是芥，荼苦而芥甘。而“荼”则是一种谈不上味美却是农人赖以为生的食物来源。农人七月吃的瓜和菜，八月采葫芦，九月拣些麻子，采些苦菜打些柴才能开锅。在中国人的文化系统里，形而下的感官体物往往也是形而上的道德价值判断的隐喻，“荼”的苦味自然而然被引申为道德品行的卑劣和社会地位的低下，因而古人又分别以“荼”与“荠”喻小人与君子。另《诗·郑风·出其东门》曰“出其闉闍，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这里的“荼”指的就是茅、芦之类的白花，用来比喻众多女子美好皎白的模样。这大概是上古时期不多见的关于“荼”的美好一面。

“荼”与“茶”相通最早出现在《尔雅》里，称“损，苦荼”。从后世几本重要的对《尔雅》进行注释的典籍中，可见荼最早发端于西南山区(蜀)。《尔雅注》曰：“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尔雅正义》曰：“槚，一名苦荼《释文》云荼，《埠苍》作(木十荼)，今蜀人以作饮，音真加反，茗之类……”“汉人有阳羡买茶之语，则西汉已尚茗饮，《三国志·韦曜传》：曜初见礼异，密赐茶荈以当酒。自此以后，争茗饮尚矣……荈、茗，其实一也。”《尔雅义疏》曰：“掼与梗同。荼苍作。今蜀人以作饮，音直加反，茗之类。按，今茶字古作荼”。

从以上对“荼”字的略有分歧的解释中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从“荼”到“茶”的一个发展脉络：一是“荼”是蜀人对茶的称呼，很有可能最早发源于蜀。这也从史料上印证了茶学界通过实地科考判定的中国西南山麓为茶的起源地的说法。二是“荼”与“茗”之间有细微区别：以采摘时间为标准，早上采摘的称为“荼”，晚上采摘的称为“茗”。但东汉许慎据老嫩程度进行区分，称芽茶为“茗”。《魏王花木志》也将“荼”的老叶谓之“荈”，嫩叶谓之“茗”。在今天，“茗”多用于文人雅士中，大约也是受到此“嫩芽”概念的影响。三是“荼”与“茗”乃同物异名，二者都是“茶”的古称。四是茶最早是煮食的。

二、茶之用：对茶的药理性价值的认识与再发现

“茶”最早是以其药理价值而为人认知和接受的。《说文解字》对“药”的解释为“能够治病的草”。然而，拉丁语中，西方药(Medicine)的语源是“治疗技术”。东方是草，西方是技术，语源是不同的。中国古代第一本医药著作《神农本草》中记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可见，早在传说中的神农氏时期，人们就发现了茶具有解毒的功效。秦汉时期的《神农食经》中说：“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在茶文化初步形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两篇极为重要的关于茶的文献：一为杜育的《荈赋》，一为《桐君采药录》。《荈赋》第一次完整地记载了茶叶从种植到品饮的全过程，最终以茶具有“调神和内，倦解慵除”的功效为结尾。《桐君采药录》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制药学专书。其中，茶与麦门东、檀药、大皂李、瓜芦木、当归、辛细、知母、虎掌、人参、丹参、房葵、委萎等中草药并列，在“苦菜”条目下详细阐释了其生长特点及药性，并特别强调了茶能使人“通宵不寐”的刺激作用。苦菜、茗、真茶、瓜木芦似是因地理和方言差异而形成的各种茶的“别名”，但大致可视为同一种植物。如“东人正作青茗”“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中国古代医书中关于各类中草药的记载一般是按照其名称、别名、性味、产地、生长情况、外部形态、采集时间、加工情况、药物畏恶等程序来编写，既有系统，又合乎科学，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类”。唐朝陆羽《茶经》大致也是按照这种医书的写作手法来记载“茶”的：“其味甘，槚也;不甘而苦，荈也;啜苦咽甘，茶也。”南朝梁陶弘景在编纂《神农本草经集注》时，将茶收录进了菜部上品苦菜条下。唐代再次修改编纂本草时，一方面在菜部对于陶弘景的错误做了纠正，另一方面在木部为茶设置了独立条目。《新修本草》总结道：“茗，苦，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渴，令人少睡，秋采之。苦，主下气，消宿食、作饮加茱萸葱姜等良。”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以辩证的观点指出了饮茶不当可能引起的副作用：“若虚寒及血弱之人，饮之既久，则脾胃恶寒，元气暗损，土不制水，精血潜虚，成痰饮，成痞胀，成痿痹，成黄瘦，成呕逆，成洞泻，成腹痛，成疝瘕，种种内伤，此茶之害也……人有嗜茶成瘾者，时时咀啜不止，久而伤营伤精，血不华色，黄瘁痿弱，抱病不悔，尤可叹惋。”

在中国古籍中，有许多关于茶可以防治疾病的记载，有的甚至说茶可治百病，为“万病之药”(见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有的说饮茶可以长寿(见宋代钱易《南部新书》)，而《茶经》提了6种功用，即可治“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和“百节不舒”。至明代，茶除了“止渴”“明目”“除烦”与《茶经》所提类似外，又加上了“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益思”“去腻”等6种，这样，仅《茶经》和《茶谱》两书就列出了12种功效。此外，在其他古籍中，还提出“轻身”或“令人瘦”“去人脂”“醒酒”或“解酒食毒”、除“瘘疮”治“伤暑”“能诵无忘”等效用。对茶的药用价值的认识，不独为中国人所特有。包括唐朝时期在文化、政治、经济方面全方位受到中国影响的日本，茶的神奇药效也被普遍颂扬：冈仓天心认为“茶以消除疲劳、悦志有力、宁神明目等功效著称，不仅仅可用于内服，还常常外敷于患部，用以对付风湿症状。”荣西禅师更专门撰文讨论“吃茶”与“养生”之间的关系，他称赞道：“茶也，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而茶之所有具有这种神奇功效，其理论依据在于茶能“安心”。因为“心脏是五脏之君子也，茶是五味之上首也，苦味是诸位之上味也，因兹心脏爱此味。心脏兴，则安诸脏也。”

此外，从文化比较的视野来看，法门寺出土的一套唐朝皇室所用茶具为“茶最早为药用”提供了物质证据。全套茶器中包括一套专门用于碎茶的鎏金银碾槽及银碾轴，由槽身、槽座、辖板所组成，槽身置于槽座之上，在造型上几乎与中药店里用的药碾子无异，底部錾有“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碾子一枚共重廿九两”字样。《茶经》中记载的称量茶的器具为一寸大小的四方形勺子。一勺茶注入一升水。这一勺大小的方形勺又名“方寸勺”，原本是称量药的器具。日本镰仓时代期末，在店门前和街角，出现了“一服茶一钱”的卖茶方式。其是指茶作为药“一服”所需的量是一钱，也就是按照用药的剂量和称量方式来卖茶。

从茶在西方的传播过程来看，茶最初也是以其药效和有益健康而为欧洲人所认知。最早出口到欧洲的绿茶，因为其苦涩的味道及其所宣传具有治疗功效，被认为是一种药饮。但与中国人将茶本身视为一种药不同，西方人是通过“茶能净化水，而水是身体健康的根本”这一逻辑建构茶的药理价值的。

茶叶、咖啡和可可可谓目前西方世界最为流行的几种饮料，实际上它们都是很晚才出现在西方的消费文化中，不过两三百年的历史。这些饮品毫无例外地全都源自于亚非拉等非西方国家，它们的“发现”与流行是随着17世纪以来欧洲帝国的殖民扩张以及全球贸易网络的建立而实现的。茶叶被西方人所“发现”和“认知”，也跟西方的园艺学、植物学、医学等的发展密切相关。在这之前，它们在各自的原产国实际上已经被当地人消费了千百年了，但是真正的“发现”是西方人将茶叶、咖啡、可可等植物从各种“有毒”的植物中区分看来，而通过科学知识“证明”茶叶等饮品是能够有益于人们的身体健康和情绪状态等，由此促进了茶叶在西方被大量消费。

对西方文献中的“茶”进行梳理，可见其最早也是引用和吸收中国人对于茶的认识。目前的西方文献最早可上溯至出版于1559年的一本航海小说，其中一位波斯旅行者转述了中国人对茶的药性的利用：“空腹饮用一两杯茶汤，能缓解发烧、头痛、胃痛、关节痛，茶应该趁热喝，越热越好。”1598年，在伦敦翻译出版了一部荷兰航海家和地理学家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的作品，其中详细描述了他在东印度的见闻以及日本人是如何泡茶和品茶的。到了17世纪，有关茶的论著迅速增加，1638年，31岁的荷兰医生科内利斯·邦特克用荷兰语撰写了面对大众的《茶——优异的草药》，对于茶的普及有很大的影响。此书第一部分的序言着重论述了“饮水的重要性”;第二部分“对于茶的担心、怀疑、错误认识”逐一加以驳斥、解释;第三部分按照身体部位讲“茶的效用”。最后是本书的主体“茶”，列出诸如茶是什么、应该怎样饮茶、最好的茶、茶的性质、适合于茶的水、可否长时间沸煮、煮水的工具、沏茶的工具、沏茶的方法等。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也指出，茶叶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大举进入英国并遍及许多人，这正好是由水传播的疾病消失，不再是人们死亡主要原因的时间点相契合。用煮沸的水来泡茶可以杀死水中大部分有害的细菌，它为大众提供了安全的饮用水。自英国16世纪开始对红茶推崇倍至并将其引种到其殖民地印度、锡兰以后，欧洲人习惯于在这种红色液体中加奶加糖再进行饮用。这种饮用方式使得茶的神秘属性减弱，而其极富营养、杀菌、廉价却给予人饱足感的实用性特征却大大提升，并在欧洲现代化工业革命中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推动作用。

三、茶之味：“环境—人—物”的互动结果

从生长于山间的植物到杯盏中待人们品饮的茶汤，“茶”经历了漫长的自然生长周期与极为复杂的加工过程。“茶之味”的“呈现”(present)，是茶树所提供之物质材料(鲜叶)与人工技艺的相互作用。其中，土壤、阳光、朝向、温度、湿度、植株密度、雨水等自然环境因素是决定鲜叶质量的关键，而将“鲜叶”转化为“茶叶”则要靠人所持有的“技术”对“物”进行操纵和把握，茶叶的制作实际上是“环境—人—物”相互作用的结果。

对茶青特点的准确定位与处理赖于人们对本土环境的感知，这是一种在地化的(localized)、具身化的(embodied)、手工艺人的“经验世界”，并且这种经验性知识也只能与处于同一社区空间中的群体共享。因此，茶叶制作技艺一方面毫无疑问是属于储藏于茶工身体内的“个体知识”，以身体为技艺之储存载体，不能为外力所转移或剥夺;另一方面又是内嵌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及被环境所吸纳的，通过建立于共同的物质环境之上的共同经验与感官触觉，只有当地人才能够领会。

品茶，就纯粹文化上的意义而言，是一种完全个性化和实时性的行为。人们对茶的感知(perception)存在于身体器官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中，不仅不同的主体对同一款茶会有不同的感受(sensation)，即使同一主体在具体情景下对某一款茶的感官经验也是不可复制的。因此，品茶实际上是一个指向差异化和个性化的过程，人们在此过程中被鼓励表达各自差异性的感受。对于品茶的主体而言，当人们在消费和品评茶的味道时，实际上已经包括了两个阶段的“感知”过程：第一阶段是吸收与接受了前人及周围的人对于茶香的特殊感官经验解释——这种“吸收”通过多次饮茶实践已经转化为一种储藏于身体中的嵌入知识(embedded knowledge);第二阶段为运用这一套集体性的感官经验与语言逻辑表达个体在品茶时的独特身体感受。就茶这一客体而言，其“香味”的呈现也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茶工们通过技术手段作用于当地的自然环境与物质，从而使一种自然属性的植物叶子转化成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之茶叶，这是茶味之初现(present)，是“环境—人—物”相互作用的结果;第二阶段的过程则更为复杂，包括物质环境、身体器官、话语、市场价值、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调适互动。品茶，不仅仅是茶香传达给人体感觉器官的客观化的生物刺激，同时还包括着能动者身体经验通过一套给定的文化图标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这是茶味的再现(represent)，它是真实世界的反映(reflection of the real world)。

四、茶之博弈：宗教、战争与商贸活动

对茶叶消费的影响

从宗教信仰与茶饮的关系来看，饮茶习俗在中国的兴盛与道教和佛教的推动也有莫大的关系。魏晋南北朝饮茶的兴盛与道教服食丹药寻求精神刺激有关，因饮茶能带来使人精神振奋的直接生理反应，故将茶视为“多服、久服不伤人”的“上药”，而未提及饮茶过多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在寺院庙旁、山谷间遍种茶树。此后，饮茶的习俗与佛教的普遍流行相得益彰。关于茶树的来历，佛教教义系统中甚至有一个美妙的神话故事来建构饮茶与参禅之间的密切关系。在佛教传说故事中，佛祖菩提达摩禅定时竟然睡着了，羞愤交加的达摩割下了自己的眼皮，而那些落地的眼皮后来就变成了茶树。而此后参禅的僧人之所以能入定不寐，就靠了饮用这达摩眼皮化生的茶树制成的茶饮，并由此建构起“禅茶一味”的佛家饮茶哲学。

在医药治疗尚未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上古时期，具有治疗功效的茶很容易被神化且被视为珍品。周武王伐纣时(公元前1135年)就有将茶叶作为供品的记载。据《礼记·地官》记载，“掌荼”和“聚荼”以供丧事之用。到了春秋时代(公元前722年至前491年)，茶叶产量增加，茶的作用开始由祭品向食品过渡，即由祭祀祖先和神明的食品向日常食用的食品过渡。《晏子春秋》说：“婴相(公元前514年左右)齐景公(公元前547年至前489年)时，食脱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茗菜耳。”可见公元前6世纪初，茶叶已发展到既是极品又是菜食了。三国魏华佗《食论》说：“苦茗久食，益思意。”《诗疏》云：“椒树、茱萸，蜀人作茶，吴人作茗，皆合煮其中以为食。”晋人傅咸《司隶教》说，“蜀妪作茶粥卖”。东晋郭璞注释《尔雅》：苦荼“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羹饮”。《广雅》说，“饮茶时，用米汤浇覆之”。《广志》说，或以米和膏煎之。杨华《膳夫经手录》中云：“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

隋唐两代，茶叶逐渐从社会上层社交饮料和方外思禅之物转变为大众饮品，为社会广泛接受，茶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经济和文化作用凸现。西汉以降，国内茶业市场不断壮大，茶商人数随之不断增长。茶叶贸易的兴盛始于唐宋，至明清达到空前规模。唐代茶商的力量骤强，茶商的人数、资本和活动区域大大扩张。白居易《琵琶行》就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之句，浮梁(今景德镇)就是当时国内茶商汇聚之地，而琵琶女之夫就是搞长途贩运的茶商。茶叶贸易的兴起也为唐朝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茶叶在唐代被列为与盐铁并重的专卖品，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开始征收茶税，从此茶税成为唐朝的重要财政来源，想来颇似今天烟草的地位。

从地理空间的分布来看，茶树的自然习性决定了其一般只能生长于南纬33°以北和北纬49°以南的地区。在中国，茶树最早发源于西南山区，制茶技术、饮茶习俗也最先发端兴盛于南方经济较繁荣地区。唐朝以前茶饮习俗的这种南北之分既是地理空间上的区分，也表现为族群空间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对峙。在传统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围绕着“十五寸雨量线”，南北方的对抗持续了两千余年。期间，或是游牧民族跨越长城，侵略和入主中原，或是卫青、霍去病、李靖等驰骋征战于漠北、阴山，双方虽不能以原有之文化形态去统一“他者”，但均未放弃文化和经济上的交往，而是形成了一种纷争其表，共存其内的密切关系。在梁任公所谓“中国之中国”形成过程中，原本作为经济作物的茶叶所起作用远远超出了作为单纯日用饮品，在文化涵化和传播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并成为文明发展的两大力量之纽带。茶叶贸易的繁荣，将南北方紧密地联系起来，双方的频繁互动，使南北方在文化和经济上的联系突破政治和疆域的限制，为大一统的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助力。茶叶贸易作为古代中央王朝边疆政策一枚重要的棋子，为双方均势提供了平衡点。

然而，在没有茶树分布的北方，茶叶这一“南方之嘉木”在游牧民族中的待遇却经历了从“水厄”“酪奴”到“仙茗”，从被视之为一种灾难到最终成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之饮品的戏剧性转变过程。

《世说新语》载：“晋司徒长史王濛好饮荼。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王濛时任司徒长史，嗜茶，每逢家中有客人到，必劝人饮茶。但客人中很多是从北方南迁而来的士族，并不习惯南方的饮茶习俗，因而每次要去王濛家之前，都背地里苦笑说“今天又要遭水灾了”。从“水厄”一说中也可以看出，虽然在当时的江南地区，饮茶早已成为一种习俗并且有像王濛这样的“茶痴”，但却并不能为从北方迁来的人普遍接受。“水厄”因此成为茶的一种贬称和戏语。据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正觉寺》记载：(刘缟)专习茗饮，彭城王谓缟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苍头水厄。”讲的是彭城王元勰讽刺刘缟“为什么不像王侯将相那样喜好山珍海味，却偏好南方奴才喝苦水呢!”

(大明太祖第十七子朱权所著的《茶谱》中列出10种茶具)出自：中科绿华绿色建筑

茶在南方被不喜爱饮茶之人贬称为“水厄”，而在北方，北魏尚书令王肃更为茶戏贬为北方人经常食用的奶酪的奴隶——酪奴。《洛阳伽蓝记》云：“(王)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道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经数年以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这段记载给了我们丰富的信息，一是可以看出当时南方和北方饮食殊易极大，但南北之间有交融，南方才学之士北上寻求施展政治抱负;二是北方人传统饮食为羊肉及奶酪，但此时茶尚未成为游牧民族消解油脂的必不可少的饮料;三是饮食与政治的关系。喜欢吃什么，怎么吃，如何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其实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紧密相关。因而，王肃的一番以食物对各国势力进行比喻的讨好回答起到了预期效果，引得孝文帝哈哈大笑并赞赏其才思敏捷。

但是没有多久，随着国内茶叶种植的扩大和饮茶之风的日益盛行，茶叶逐渐传入西部和北部边境，调整了游牧民族的饮食结构，“酪奴”“水厄”转而变成了“仙茗”。边境游牧民族长期以肉类和奶制品为主食，而茶叶富含维生素、单宁酸、茶碱等，能补充游牧民族所缺少的果蔬营养成分，并能化解油脂。此外，饮用滚开的热茶，可以杀灭细菌，也就减少了肠道以及血液寄生虫感染的机会。因此，中原汉族作为生活调剂品的茶叶，对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却像粮食和盐巴一样，成为生活必需品。一方面，由于北方的自然生态环境限制，不可能种植及加工茶叶，因而必须依靠从南方生产的茶叶。另一方面，自战国赵武灵王效仿游牧族群胡服骑射后，灵活机动的骑兵开始在战场上取代了笨重的战车，马匹在古代战争中的重要性日益凸现。中原汉人建立的政权要想与北方游牧族群的骑兵部队相抗衡就必须获得马匹。但是对汉人政权而言，马匹这种如此重要的战略物资却多产于西部和北部边疆的少数民族聚居的牧区。南北双方相互的需求由此产生了茶马互市制度。“茶马互市”初始多使用金帛。有唐代，茶业贸易成为唐朝廷充实边防，“以茶制边”的重要物资。两宋期间，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辽、金、西夏战事频仍，军队对马匹的需要更为迫切，以茶易马成为关系到宋朝存亡之要务，故宋设茶马司专司其职。据记载，宋代每年与边境民族易马达两万匹。蒙元政权统治中原时期，原本出于军事需要的茶马贸易暂时中断。明代，蒙古政权虽被逐，但其在北疆的势力仍然强大且当时西北诸蕃尚多观望的情况又使得明王朝不得不恢复茶马贸易。明初，中央政府在西北设茶马司，并参唐宋茶法，制较完善茶法。“明茶法有三，曰商茶，曰官茶，曰贡茶。商茶输课给引略如盐制，官茶贮边易马若征课钞，贡茶则上供同也。”可见，商茶和官茶乃是茶马互市的重心所在。

结语

茶叶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之物”，在人们消费其使用价值的同时，也被编织进社会的价值系统和文化实践当中。茶之名、茶之用、茶之味无一不是茶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在接纳茶叶的各社会群体中，随时间的流逝，茶叶承担了不尽相同的社会功能。茶叶在帝制中国的财政税收、华夷互动、族群认同、朝贡体系的维系等方面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它既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也成为近代中国进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各国竞相追逐的重要物资。宗教、战争与近代商贸活动对今天茶叶在全球范围内的消费产生了重要影响。

(来源：《民俗学论坛》，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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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节

贡茶的发展历程

贡茶是中国茶文化中重要的一环，也是中国古代宫廷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古代贡茶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化的体系、一种文化的累积。贡茶不仅关乎宫廷生活，也对社会经济有重要的影响。历代地方官员为了迎合宫廷，费尽心思培育新的品种，改进制作工艺，逐步形成了国内相对统一又各具地方特色的贡茶体系，推动着中国茶叶不断向前进步，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几大产茶区。贡茶文化作为中国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中国茶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何为贡茶？

我国茶叶生产历史悠久，是世界主要的产茶国之一。陆羽认为茶始于神农，虽然关于中国茶叶起源的最终时间至今尚有争论，但秦汉之前四川地区早已经有茶叶种植的历史是明确的。其后，茶叶逐渐从巴蜀地区传播到全国。

贡赋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重要的国家制度之一，“国家权力对不同领土区域的控制，伴随着朝廷对版图内地方之间贡赋体系的建立，这个贡赋体系的架构与运行方式，体现了统治机构逐步建立的逻辑。”在中国古代，有“九贡”之制，九贡即祀贡、嫔贡、器贡、历贡、材贡、货贡、服贡、游贡、物贡。其中的“物贡”一类，专指地方向中央进献的土产实物。《钦定文献通考》中有“臣等谨按马端临做土贡考，谓古之土贡，即在赋税之中犹当其租入云耳。”茶叶作为重要的地方特产，一直都是“物贡”中重要的一类。关于贡茶的起源，现今见于确切文字记载的是晋代学者常遂的《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灭商后，巴蜀部落“鱼铁盐铜，丹漆茶密……皆纳贡之……园有芳蒻香茗”。这里的“香茗”即茶叶。同时，作为一种赋税形式，贡茶也是政治上君臣关系确立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特定历史阶段所具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如五代时，“江南国主李璟遣其臣伪翰林学士户部侍郎钟谟等，奉表来上叙，原以大国称臣纳贡之意，仍进……茶茗药物等”。现存文献中最早有具体数字的贡茶记载出现于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寇宗奭所著《本草衍义》中，“东晋元帝时，温峤官于宣城，上表贡茶叶一千斤，贡芽三百斤”。其后，贡茶数量逐渐增加，贡茶的品类和区域不断扩大。到唐代时，中国的贡茶制度最终确定下来。

唐代贡茶

唐代是中国古代贡茶制度最终形成时期，此后历代相沿，直至封建专制制度终结。唐代的贡茶有两种形式，一是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州定额纳贡，主要有常州阳羡茶、舒州天柱茶、湖州顾渚紫笋茶、睦洲鸠坑茶、宣州鸦山茶、饶州浮梁茶、溪州灵溪茶、峡州碧涧茶、荆州团黄茶、雅州蒙顶茶、福州方山露芽等二十多个州的名茶。唐代湖州太守裴汶在其所著《茶述》中对唐代的贡茶进行了一番点评，“今宇内为土贡实众，而顾渚、蕲阳、蒙山为上，其次则寿阳、义兴、碧涧、邕湖、衡山，最下为鄱阳、浮梁。”在《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了唐代贡茶的区域，见下表。

除了地方纳贡外，唐朝政府还在一些名茶的重点产区设置贡茶院，其中最主要的是在湖州长兴顾渚山设立的贡茶院。此处茶树生长环境优越，水路交通便利，适宜建立茶叶加工厂。唐代的贡茶院由中央政府派官员直接管理，“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茶园雇用由政府控制的茶农种植、采摘、制做贡茶。唐代贡茶院规模巨大，最鼎盛时有“工匠千余人，役工三万人”。诗人李郢在《茶山贡焙歌》中所描绘：”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旗到山里。焙中清晓朱门开，筐箱渐见新茶来。凌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研膏架动声如雷，茶成拜表奏天子。万人争看春山摧，驿骑鞭声砉流电。夜半催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诗歌抨击了贡茶给地方带来的沉重负担，也刻画、记录了唐代贡茶院的制茶过程和兴盛场面。

宋元贡茶

宋代的贡茶制度在沿袭唐代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变化，随着顾渚山贡茶院的衰落，北宋政府在福建建安设立贡茶园，专门负责宫廷饮茶的供给。宋代学者赵汝砺在《北苑别录》记载：“建安之东三十里，有山曰凤凰，其下直北苑，旁联诸焙。厥土赤壤，厥茶惟上上。太平兴国中，初为御焙。庆历中，漕台益重其事，品数日增，制度日精，厥今茶自北苑者，独冠天下。”相较于唐代的贡茶院，宋代的贡茶园规模更加庞大，形成了“独冠天下”的贡茶。

在贡茶数量上，宋代贡茶园也远超前代。熊蕃在《宣和北苑贡茶录》中记载：“太平兴国初，贡五十片……累增至元符，以片记者一万八千，视初已加数倍，而尤未盛，今则为四万七千一百片有奇矣。”宋代北苑茶园不仅茶产量巨大，且从制作工艺，外部包装、保存方面，都比前代有了很大的进步。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这样描述北苑的贡茶：“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甲于天下。而壑源之品，亦自此而盛，延及于今。百废俱举，海内晏然。……近岁以来，采摘之精，制做之工，品第之盛，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达到了“草木之灵者，亦得以尽其用矣”的境界。元代的贡茶仍以建安的皇家茶园为主，规模相对小于宋代。除沿袭宋代在北苑德御茶园之外，元官府还在武夷的四曲溪畔开设新的御茶园，扩大了御茶的生产区域。“元大德间，浙江行省平章高兴始采制充贡，创御茶园于四曲，建第一春殿，清神堂，焙芳、浮光、燕宾、宜寂四亭。门曰仁风，井曰通仙，桥曰碧云。”宋元时期完备的贡茶园制度为明清时期贡茶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宋元时期除了贡茶园外，一些产茶地区也会向朝廷进贡一定数量的贡茶，这些产茶区域多数在唐代就已经贡茶。在《宋史·地理志》中记载当时贡茶的地区有：淮南东西路、南康军、广德军、江陵府、潭州、荆湖南北路、建宁府、南剑州、雅州、兴元府等，基本上囊括了当时重要的产茶区。

明清贡茶

明代，贡茶的数量急剧上升，除了规模较小的几个皇家茶园外，贡茶主要依靠5个主产茶省的进贡。明太祖时，全国的贡茶数额分配“南直隶500斤，江西405斤，湖广200斤，浙江520斤，福建2350斤。”其品种也不断发生变化，散茶取代原来宋元时期的“龙团凤饼”，成为贡茶的主体，“历代贡茶皆以建宁为上，有龙团、凤团、石乳、滴乳、绿昌明、头骨、次骨、末骨、京珽等名。而密云龙品最高，皆碾末做饼。至明朝，始用芽茶，曰探春、曰先春、曰次春、曰紫笋及荐新等号，而龙凤团皆废矣，则福茶固甲于天下也。”从明代开始，贡茶主要以散茶为主，这种散茶的流行也带动了饮茶方式的变化。

清代承袭了明代的贡茶制度，并在其基础上扩大了贡茶区域，贡茶数量和品种也增加很多。清代的贡茶省份由明代的五省扩展到十三个省，品种也大量增加，基本囊括了主要的茶叶品类，其规模和数量也远超前代。从进贡时间上看，清代贡茶的品类基本涵盖了清代主产茶区的茶叶品种，具有数量大、品类全的特点，这种特点贯穿清王朝的始终。诸如龙井茶、武夷岩茶和六安茶等，这些茶品基本上在前代也是重要的贡茶品类，在清代，其进贡从清初一直延续到清末。也有一些贡茶品类是从某一朝开始进贡并延续到了清末。如普洱茶，大量的进贡是从雍正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还有一些茶叶品种，由于战乱或其他客观原因，在某短时间曾停止进贡，如六安茶在太平天国运动时，就曾数年未贡。此外，一些茶叶由于各类原因，进贡到宫廷的时间较短，如日铸茶，从《宫中进单》来看，其记载非常少，由此推断其进贡的次数相对有限，时间较短。从贡茶地域上看，清代贡茶的产地由明代的五省扩展到清代的十三省，将清代几乎所有的产茶省份纳入其中，特别是偏远的云南、贵州和前代并不进贡的山东、陕西等，在清代都成为重要的贡茶省份。究其原因，一是清朝统治区域的扩大，通过改土归流等措施将云贵边区纳入到清王朝的直接管辖范围内，使得诸如普洱茶等茶叶品种成为清代贡茶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清代全国经济更为一体化，不同地域间的茶叶贸易量不断扩大，进而衍生出一些新的贡茶品种，如山东地区，在清代开始移植、培育相关的茶叶品种，并出现了陈蒙茶这一贡茶品种。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的贡茶制度更加完备，不论是采买、包装、运输还是接收，清代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体系，这些制度环环相扣，保证了清代贡茶的正常供应。清代贡茶涉及的部门不仅包括各地方政府官员、茶农，还包括到中央的礼部、户部、奏事处、茶库、茶房等机构。在贡茶的征缴、解运、接收过程中，各个部门分工明确、职责清晰，这种完备的体系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成为清代进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茶叶的特殊性，年代久远的贡茶我们无法见到。目前我们所见的到的贡茶文物基本上都保存于故宫博物院，其品类包含清代十三省进贡的各类茶叶品种。这些贡茶虽然历经岁月的洗礼，依旧保存完好，特别是很多放置在锡瓶、银瓶内的茶叶，至今尚未开封，保存了清代贡茶的原貌。这些贡茶文物成为我们今天认识和研究贡茶文化最重要的文物载体，也成为中国茶文化重要的实物见证。清代十三省的部分贡茶品种，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进单》整理，见下表。

第二章节

贡茶的历史影响

中国古代数量庞大的贡茶，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庞大数量的贡茶使产茶区的经济走向单一化，而且对质量的高要求也对茶农造成了很大的负担，甚至导致家破人亡，同时，对茶叶的高要求也推动了质量的提升，大量新的茶叶品种出现，又拓展了茶农的经济来源，丰富了茶叶文化的内涵。由于宫廷的生活方式影响着当时社会的生活风尚，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

贡茶之弊

庞大的贡茶数量，对于贡茶地方的官员和百姓来说，其负担是可想而知的。正如明代正德年间的官员曹琥列举了贡茶所带来的五大弊端，“有芽茶之征，有细茶之征，始于方春，屹于首夏，官校临门，急如星火，农夫蚕妇，各失其业……及归之官，又拣择去取，十不中一，遂使射利之家，先期采集，坐索高价……又官校乘机私买贷卖，遂使朝夕盐米小民，相戒不敢入市。”这种繁重的贡茶任务，使得茶农承受着沉重的负担。许多地方不得不放弃许多原来的产业而改种茶叶，这样一来生产的单一化，使得百姓难以承受天灾带来的危机，一遇荒年，则百姓衣食无着。在征缴贡茶的过程中，一些官员营私舞弊、低价强买的现象时有发生，且在贡茶的运输过程中各种耗费都被均摊在了茶农的身上，更加重茶农的负担。由于贡茶带来了各类社会问题，使得当时的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稳定贡茶区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保障茶农的基本利益。

清人陈章在《采茶歌》中记述了贡茶给茶农带来的沉重负担，“催贡文移下官府，哪管山茶芽未吐。焙成粒粒比莲心，谁知侬比莲心苦。”庞大的贡茶数量，且对贡茶的采摘时间和质量的严格要求，使得产茶区的茶农疲于应对。清人释超全在《武夷茶歌》中有这样描述采摘贡茶的辛苦：“往年荐新苦黄冠，遍采春芽三日内。搜尽深山粟粒空，官令禁绝民蒙惠。种茶辛苦甚种田，耘锄采摘与烘焙。谷雨期属处处忙，两旬昼夜眠飨废。道人山农难为粮，春作秋成如望岁。”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种茶之苦甚于种田，茶农辛苦一年都难以解决温饱，以致乾隆在看到民间采办贡茶时，也少有地发出慨叹“敝衣粝食真不敷，龙团凤饼真无味”。

贡茶之利

虽然贡茶给产茶地方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由于贡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不能忽视的。各个地方官为了迎合宫廷，在茶叶的选材、包装、加工等方面都着实下了很多功夫。这种政府机构对茶叶的干预和引导作用，促进了茶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

贡茶扩大了茶叶产区。以清代为例，贡茶使茶叶培植技术在明代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多个著名的产茶区，这些初具规模的产区对推动清代茶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如碧螺春，“洞庭东山碧螺峰石壁，岁产野茶……土人曰吓煞人香，康熙乙卯，车驾幸太湖，抚臣宋荦购此茶以进，上以其名不雅顺，题之曰‘碧螺春’，自是地方有司，岁必采办矣。”在碧螺春成为贡茶后，原本的“野茶”一跃而成为名茶，其主产区洞庭山产茶区的茶叶产量逐年递增，最多时达到4360斤，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再如普洱茶在成为清宫贡茶以后，普洱地方“茶山极广，夷人管业。采摘烘培，制成圆饼，贩卖客商，官为收课，每年土贡，有团有膏。”“普茶名重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使普洱茶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收入，并带动了周围商业的发展。再如松萝茶，清代“歙北擅茶茗之美，近山之民多业茶，茶时，虽妇女无自逸暇。歙之巨商，业盐而外唯茶。北达燕京，南极广、粤，获利颇赊，其茶统名松萝，而松萝实乃休山。匪隶歙境，且地面不过十余里，岁产不多，难供商贩。今所谓松萝，大概歙之北源茶也，其色味较松萝无所轩轾。”从记载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信息，即所产松萝茶数量是有限的，大量的北源茶冒充松萝在外经销，从侧面反映了松萝茶在当时社会的认可程度，这是贡茶免费的广告效应之一。在贡茶产区，一批著名的茶叶商号的出现，标志着该地区茶叶产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如清末盛产普洱茶的地方出现了雷永丰、裕兴祥、鼎春利、恒和元、庆盛元、大吉祥、谦益祥、瑞丰号、均义祥、复和园、同和祥、恒太祥、大有庆、利华茶庄等一批商号，每年在此加工的毛茶达到500吨以上，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普洱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

贡茶提高了茶叶的品质。宫廷对贡茶的要求非常严格，皇帝依据自己的口味对进贡的茶叶进行选择，这种有分别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采办贡茶的官员，地方官会根据皇帝的要求精选茶叶，甚至调整茶叶采摘的时间、加工的方法等，这种无形中的间接调控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茶叶的品质。如蒙顶茶，“名山之茶美于蒙，蒙顶又美之上清峰……其茶，叶细而长，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蒙覆其上，凝结不散，以其异，谓曰仙茶，每岁采办三百五十叶，天子郊天及太庙用之。”再如郑宅芽茶，“闽中兴化府城外郑氏宅，有茶二株，香美甲天下，虽武夷岩茶不及也，所产无几，邻近有茶十八株，味亦美，合二十株。有司先时使人谨伺之，烘焙如法，藉以数以充贡。间有烘焙不入选者，以飨大僚。”清人査慎行在《御赐武夷芽茶恭记》中有：“幔亭峰下御园旁，贡入春山采焙乡。曾自溪边寻粟芽，却从行头赐头纲。云蒸雨润成仙品，器洁泉清发异香。”除了精选茶叶之外，各地还在茶叶的加工等方面做足功夫。如湖南的安化茶在明代仅仅能加工成黑茶，但到清代经过茶农们的不懈努力，加工的安化红茶不仅成为贡茶，且名扬中外。乾隆在《观采茶做歌》中记述了龙井贡茶制作时的精细，“火前嫩，火后老。惟有骑火品最好。西湖龙井旧擅名，适来是一观其道。村男接踵下层椒，倾筐雀舌还鹰爪。地炉文火续续添，干釜柔风旋旋妙。慢妙细焙有次第，辛苦功夫殊不少。”正是在宫廷的干预下，贡茶地方官员和茶农精益求精的培育和制作茶叶，客观上促进了茶叶质量的提升，出现了一些影响至今的著名茶品。

贡茶带动了茶叶包装的进步。除了对茶叶本身的影响外，各个地方为迎合宫廷，在茶叶的包装等方面也不断提升。清代赵懿在《蒙顶茶说》中这样描述：“每贡仙茶，正片贮两银瓶，瓶制方，高四寸二分，宽四寸，陪茶两银瓶，菱角湾茶两银瓶，瓶制圆，如花瓶式，颗子茶，大小十八锡瓶。皆盛以木箱，黄签丹印封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贡茶主要是用银瓶和锡瓶包装，特别是锡瓶，更是被广泛的使用，这主要是因为锡瓶的密封性好，可以长久保持茶叶的原味。现在故宫博物院现存的茶叶文物也基本上是用锡瓶包装的。这些贡茶文物基本沿袭了前代贡茶的包装风格，材质以银、锡为主，锡器采用铸、錾等工艺制作出各式各样的花纹图案，主要有龙凤纹、暗八仙纹、八宝纹、水仙纹及花鸟纹等，造型有如意云、花瓶等各式。容器外一般包有黄色的布套或者黄缎套。此外还有一些大的包装盒，将茶叶放置在其中，这些盒也基本上以黄色或明黄色为主，显示出皇家独有的特性。这些贡茶的包装很多至今沿用，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贡茶对茶产业的影响实际上是政府机构对茶业的干预和引导作用的结果，贡茶由民间到宫廷经历了一个对茶叶品质不断求精的过程。同时，在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代表着一切，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生活背景和审美情趣，决定了一个时代的产品特别是宫廷特殊消费品的品种和艺术风格。宫廷在对贡茶的评价、反馈和使用数量等都对茶叶生产技术和质量的提高带来了一个竞争和促进的机制。通过这样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交流，贡茶在保证宫廷使用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品质，使其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原标题：【古为今用】贡茶历史，被你忽视的营销资源！

注：内容来源中华合作时报·茶周刊，作者万秀锋，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