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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木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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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俗: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众多,自古以来就有以茶待客、以茶会友等风俗。自古代流传下来的饮茶习俗至今依然可见,形成独特的茶文化。各地饮茶的风俗习惯大体可分为:一、讲究清饮法(即追求茶之原味)的饮茶风习。二、讲究调饮法(即茶汤中加以佐料)的饮茶风习。三、品饮时讲究环境的多重享受。饮茶时,欣赏诗词书画、歌舞戏曲并配以点心、佐料。

潮汕啜乌龙

流行于福建南部,广东潮州、汕头一带。乌龙茶的茶具用紫砂小杯小壶,色泽古朴清一,崇尚古色古香,人称“烹茶四宝”。品饮前要进洗、烫、冲、刮、盖、注等程式。饮用时先闻香、后辨味、小口品啜。

杭州品龙井

沏龙井茶的水以80°C左右为宜。茶杯最好选用白瓷杯或玻璃杯。水以山泉水为好。品茶时先欣赏茶叶在杯中的姿态。将杯沿凑近鼻端,嗅茶的香气,然后细细品味。正如陆次云曰:“龙井茶真者,甘香如兰,幽而不冽,啜之淡然,似乎无味。饮过后,觉有一种太和之气,弥沦于齿颊之间,此无味之味,乃至味也。”

广州吃早茶

吃早茶多见于我国大中城市,尤其广州,人们最喜坐茶楼,吃早茶。早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广州的“二厘馆”(即每客茶价二厘钱)茶楼就已普遍存在。上“二厘馆”的茶客大多为劳动大众,他们在早晨上工之前,在“二厘馆”里泡上一壶茶,要上两件点心,作为早餐。名曰“一盅两件”。广州茶楼一日早、中、晚三市,尤以早茶为最盛,因此名谓“吃早茶”。

北京大碗茶

大碗茶的风尚,在车船码头、大道两旁、车间工地、田间劳作等处,屡见不鲜。这种习俗,在我国北方最为风行。煎茶大碗喝,可谓是汉族的一种古茶风。因此,自古以来,卖大碗茶亦列为中国的三百六十行之一。这种清茶一碗,大碗饮喝的方式,虽然比较粗犷,甚至颇有些“野味”,但它听凭自然,无需楼、堂、馆、所,摆设简便,只需一张简单的桌子、几条农家式的凳子和若干只粗瓷碗即可。所以,它多以茶摊、茶亭的方式出现,主要供过路行人解渴小憩之用。由于这种喝大碗清茶的方式,贴近民众生活,人们需要它,因此,即使在生活不断改善和提高的今天,大碗茶仍然受到人们的欢迎与称道。

成都盖碗茶

盖碗茶盛于清代,如今,在四川成都、云南昆明等地,已成为当地茶楼、茶馆等饮茶场所的一种传统饮茶方法,一般家庭待客,也常用此法饮茶。“盖碗茶”,是成都最先发明并独具特色。所谓“盖碗茶”,包括茶盖、茶碗、茶船子三部分,故称盖碗或三炮台。茶船子,又叫茶舟,即承受茶碗的茶托子。相传是唐代德宗建中年间(780-783)由西川节度使崔宁之女在成都发明的。因为原来的茶杯没有衬底,常常烫着手指,于是崔宁之子就巧思发明了木盘子来承托茶杯。为了防止喝茶时杯易倾倒,她又设法用蜡将木盘中央环上一圈,使杯子便于固定。这便是最早的茶船。后来茶船改用漆环来代替蜡环,人人称便。到后世环底做得越来越新颖,形状百态,有如环底杯。一种独特的茶船文化,也叫盖碗茶文化,就在成都地区诞生了。这种特有的饮茶方式逐步由点巴蜀向四周地区浸润发展,后世就遍及于整个南方。

维吾尔族的奶茶与香茶

新疆的北疆(天山以北地区)主要以加牛奶的奶茶为主;南疆(天山以南地区)主要以加香料的香茶为主,但不管奶茶和香茶,用的都是茯砖茶。北疆的奶茶是当地牧民的必备物品,通常在牧民的帐篷中间会悬挂着一把铝制茶壶,壶底正对着终日燃烧的火炉,这样热气腾腾的奶茶就随时可以取饮了。做奶茶的方法并不复杂,通常先将茯砖茶敲成小块,然后抓一把放入盛水八分满的茶壶内,将其放在煤炉上烹煮,直到沸腾4〜5分钟后,加上一碗牛奶或是几个奶疙瘩和适量的盐巴,再让其沸腾5分钟,一壶香喷喷、热乎乎、咸滋滋的奶茶到这里就算是制作好了。南疆维吾尔族煮香茶时,通常是用一把铜质长颈茶壶或是陶质、搪瓷、铝制长颈壶,为了防止倒茶时茶渣、香料混人茶汤,在壶嘴上往往套有一个网状的过滤器。通常制作香茶时,应该先把茯砖茶敲成小块状。同时,在长颈壶内加水七、八分满加热,当水刚沸腾的时候,就抓一把碎块砖茶放入壶中,当水再次沸腾大约5分钟时,则要将预先准备的桂皮、  姜、胡椒等细末香料,放进煮沸的茶水中,经过轻轻搅拌,过3〜5分钟就可以饮用了。

藏族的酥油茶

西藏有“世界屋脊”之称,这里地势高亢,空气稀薄,气候干旱、寒冷,当地百姓大多信奉喇嘛教,以放牧和种旱地作物为主,蔬菜瓜果很少,常年以奶肉、糌粑为主要食物。“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茶叶是当地人民维生素营养补充的主要来源,成了不可缺少的生活食品。那么藏族的酥油茶是在茶汤中加入酥油等原料,再经特殊方法加工而成的茶。由于酥油茶是一种以茶为主料的多种原料混合而成的液体,所以滋味多样,喝起来涩中带甘,咸里透香,既可暖身,又能增加抗寒能力,对于藏族人民来说有着比其他民族更为重要的作用。喝酥油茶很讲究礼节,客人来访,主人都会奉上糌粑,这是一种用炒熟的青稞粉和茶汁调制成的粉糊,也有捏成团子状的,再递上一只茶碗,按辈分大小逐个倒满酥油茶。在婚嫁中,藏族人视茶为珍品,其象征着美满的婚姻。

蒙古族的咸奶茶

与新疆、西藏的牧民一样,蒙古族人民喜欢喝与牛奶、盐巴一道煮沸而成的咸奶茶。茶品多用青砖茶和黑砖茶,用铁锅烹煮。在烹煮过程中加入牛奶,而注重“器、茶、奶、盐、温”五者的协调,蒙古人习惯于“三茶一饭”,每天清晨,主妇们都会先煮好一锅咸奶茶,供全家人整天饮用。

傣族、拉祜族的竹筒香茶

竹筒香茶的傣语叫“腊跺”,拉祜语叫“瓦结那”,是傣族人民和拉祜族独有的一种茶饮料。傣族世代生活在热带、亚热带气候的肥美富饶的坝子,主要聚居在云南西双版纳,德宏两自治州和耿马、孟连两自治县,人口80余万人,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汉代史载的“滇越”,“掸”就是傣族的先民。唐代史称“金齿”、“银齿”、“黑齿”、“白衣”,宋代沿称“金齿”、“白衣”,元、明写作“白夷”,清代以来称为“摆夷”。拉祜族是分布在云南澜沧、孟连、耿马、沧源、勐海、西盟等边境县的山区民族之一。“拉祜”是一种用特殊方法烤虎肉吃的意思。拉祜语称虎为“拉”,称在火边把肉拷到发香的程度为“祜”因此,拉祜族被称为“猎虎的民族”,人口约30万。

竹香茶因原料细嫩,又名“姑娘茶”,产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海县。竹筒香茶的制法有两种:一是采摘细嫩的一芽二三叶,经杀青、揉捻、装入嫩甜竹筒内;另一种方法是将毛尖与糯米一起蒸,茶叶软化后倒入竹筒内。茶叶因此具有竹香、米香、茶香三味。

傈僳族的雷响茶

傈傈族有近50万人,主要聚居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喝雷响茶是傈僳族的风尚。雷响茶是酥油茶的一种,先用一个能煨750克水的大瓦罐将水煨开,再把饼茶放在小瓦罐里烤香,然后将大瓦罐里的开水加入小瓦罐熬茶。熬5分钟后,滤出茶叶渣,将茶汁倒入酥油筒内,倒入两三罐茶汁后加入酥油,再加事先炒熟、碾碎的核桃仁、花生米、盐巴或糖、鸡蛋等。最后将事先烧红的鹅卵石放入酥油筒内,使筒内茶汁“哧哧”作响,犹如雷响一般。响声过后马上使劲用木杵上下抽打,使酥油成为雾状,均匀溶于茶汁中。打好后倒出,趁热饮用。这样饮用能增进茶汁的香味和浓度。

布朗族的酸茶

布朗族是“濮人”的后裔,约有6万人,主要聚居在云南勐海县的布朗山,以及西定和巴达等山区。镇康、双江、临沧、景东、澜沧、墨江等县也有部分散居和杂居,多居住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他们习惯常年吃酸茶。酸茶的制茶时间一般在五六月份。高温高湿的夏茶季节,将采下的幼嫩鲜叶煮熟,放在阴暗处10余日让它发霉,然后装入竹筒内再埋入土中,经月余即可取出食用。酸茶吃时是放在口中嚼细咽下,它可以帮助消化和解渴。这是布朗族供自食或互相馈赠的礼物。 

白族的三道茶和响雷茶

白族散居在我国西南地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是一个十分好客的民族。白族人家,不论在逢年过节,生辰寿诞,男婚女嫁等喜庆日子里,还是在亲朋好友登门造访之际,主人都会以一苦二甜三回味”的三道茶款待宾客。三道茶,白语叫“绍道亮”,是白族待客的一种风尚。 

土家族的擂茶

土家族主要居住在川、黔、湘、鄂四省交界的武陵山区一带。擂茶,又名三生汤。此名的由来,说法其一:是因为擂茶是用生叶(指茶树上新鲜的幼嫩芽叶)生姜和生米等三种生原料加水烹煮而成,故而得名。

苗族和侗族的油茶

在桂北、湘南交界地区和贵州黔东南地区,聚居着许多侗、苗、瑶兄弟民族,他们与汉、壮、回、水等民族世代相处,十分热情好客。住在这里的人们,虽然衣、食、住、行等风俗习惯有别,但家家都喜欢打油茶,人人喝油茶。特别是喜庆节日,或亲朋贵宾登门时,他们更是以打法讲究、佐料精选的油茶款待客人。打油茶形式多种多样,内容际上是“做”的意思,一般经过四道程序,首先是点茶,打油茶用的茶通常有两种:一是专门烘妙的末茶,二是选用茶树上的幼嫩芽叶,具体要根据茶树生长季节和各人的口味爱好而定,其次是作料。打油茶用的作料,除茶叶和米花外,还有鱼、肉、芝麻、花生、葱、姜等和食油(通常用茶油)。三是煮茶,先生火,待锅底烧热时,放油人锅,等油面冒青烟时,立即向锅内倒入茶叶,并用锅铲不断翻炒,当茶叶发出清香时,再加上芝麻、花生米、生姜之类。少顷,放水加盖,煮沸3~5分钟,待茶汤快要起锅时撒一把葱姜。这时,才算把又鲜、又香、又爽,却又不失茶味的油茶打好了。按照当地风俗,客人喝油茶,一般不少于三碗,这叫“三碗不见外”。

回族的罐罐茶

回族主要居住在我国的大西北,特别在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区)最为集中,由于这里地处高原,气候寒冷,蔬菜供应困难,奶制品是当地的主要食品之一,而茶叶中存在的大量维生素类物质,正好可以补充蔬菜的不足。茶叶中存在的大量多酚类物质,又正好有助于去除油腻,帮助消化。罐罐茶通常以中下等炒青绿茶为原料,经加水熬煮而成,所以,煮罐罐茶,又称熬罐罐茶。熬煮罐罐茶的茶具,表面看来,简陋粗糙。煮茶用的罐子,高不足10厘米,口径不到5厘米,腹部稍大些,直径也不超过7厘米,罐子的质地,是用土陶烧制而成。犹如一只缩小了的粗陶坛钵。熬煮罐罐茶的方法比较简单,与煎中药大致相仿。煮茶时,先在土陶罐子中盛上半罐水,然后将罐子放在小火炉上,一且到罐内水沸腾时,放入茶叶5到8克,边煮边拌,使茶、水相融,茶汁充分浸出,2到3分钟后,再向罐内加水八成满,直到茶水再次沸腾,罐罐茶才算熬煮好了。由于罐罐茶的用茶量大,又是经熬煮而成的,茶汁甚浓,一般不惯于喝罐罐茶的人,会感到又苦又涩。好在喝罐罐茶的杯子容量很小,不可能如同喝大碗茶一般,大口大口地喝下去。但对长期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来说,早已习惯成自然了,一般在上午上班前和下午下班后,少不了得喝上几杯罐罐茶。他们认为:“只有喝罐罐茶才过瘾。”还说:“喝罐罐茶有四大好处:提精神、助消化、去病魔、保健康。”其实这种喝罐罐茶习惯的形成,与当地的人文地理、生活环境是相联系的。

在两广地区的饮茶文化中,六堡茶扮演了什么角色?

  历经数百年变迁,“茶船古道”已不仅仅是六堡茶走向世界的一条大走廊,更成为了重要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在这条古道上,茶文化、商贸文化、码头文化、风俗文化……各种跨地域跨领域的文化相互交汇、激烈碰撞,最后融为一体。

  时光飞逝,白驹过隙。发达的现代立体交通网络,让“茶船古道”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人们依然关注着,从历史走向未来的“茶船古道”蕴藏着何等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给沿途地区带来了怎样的深远影响……

  01 茶楼文化广流行

  晨曦初开,梧州城渐渐苏醒。城里的“老字号”大东大酒家开始迎来一天的繁忙:服务生提着大水壶蝴蝶穿花般奔忙在茶桌之间,茶客们高声叫喊着“加水”,铁观音、普洱、六堡……一壶壶热腾腾的茶水被端上来,又消失于茶客们的吻喉之间。接下来,太子茶、下午茶、夜茶……一趟赶一趟的茶市接踵而来,直至夜深。  

  上世纪90年代,港澳地区仍有茶客喜欢到当地的老式茶楼喝茶聊天

  对于上述的热闹场景,“老梧州”都不会感到陌生,因为多年来,茶楼文化在梧州始终盛行,梧州人也大多形成了到茶楼“叹茶”的习惯。据我市作者陆献强撰写的《驰名粤桂港澳的大东酒家》一文介绍,大东大酒家前身是1928 年建成的南华酒店,南华酒店开业后“每天顾客盈门,官商、平民宴客都以在此饮茶为荣。”  

  民国时期的梧州大东大酒家。它的前身是1928年建成的南华酒店,南华酒店开业后每天顾客盈门

  梧州作为“茶船古道”上的一个重要中转节点,茶楼文化的发展在上世纪初期已非常明显。学者招荫庭经过考证认为,清末民初,梧州市区内的茶酒楼就有二三十家。1921 年至1937年上半年,梧州市的茶酒楼达到了60多家。

  88岁的刘福生是梧州茶厂创始人之一,上世纪50年代初,他刚转业到梧州,就被梧州的茶楼文化所吸引。“那时候,酒楼和花艇是梧州茶客喝茶最集中的地方。我记得大东大酒家几百张茶桌经常坐满茶客,人们在此呷茶、娱乐、议事、交易等,酒家生意火爆。”时至今日,刘福生仍清楚记得以前梧州茶楼酒家里的热闹情景。

  如此火暴的茶市不独梧州特有。在六堡茶输出的“茶船古道”沿线,茶楼文化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栗香随笔》中,清人金武祥早就记录了光绪前期的茶寮状况,“广州北门外多坟,弥望皆是,市廛尽处有快阁,为行人茶憩之所……这种简易的路边茶寮被称为‘一厘馆’(当时每毫钱于72 厘)”。不久,广州又出现了“二厘馆”,这种茶肆有固定桌凳,除了茶水,还提供点心糕饼。到了后来,为了满足社会上层的求,环境设施相对完善的茶居和茶楼又应运而生。茶寮与茶楼两者在发展过程中互补长短,逐渐合而为一,成为了如今的粤式茶楼。  

  清朝中晚期,广东地区路边的茶寮摊点是劳苦阶层饮茶、吃饭和休息的场所

  遍地开花的茶楼食肆,拉动了整个西江流域的茶叶消费。《清稗类钞》中有记,从梧州到广州,乃至港澳地区,巨大的消费市场吸纳着各方茶叶,其中包括六堡茶在内的“广西青茶”从清朝中期起,就是两广地区茶楼必备的一个品种。

  迅速发展的茶楼行业拓宽了消费市场,日益壮大的茶叶产业又反推茶楼行业加速发展,两者相辅相成,互促共进,这使得六堡茶通过“茶船古道”得以参与到了两广地区饮茶文化的百年演变之中,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只要稍加留意,我们不难发现,两广地区的茶楼文化与“茶船古道”的成型期和成熟期是高度吻合的,两者都在清朝中后期完成定型,然后进入发展的高峰期。

  “珠三角、香港和澳门地区茶楼文化的兴旺发达,与六堡茶产销两旺以及‘茶船古道’的运输保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直较为关注发掘“茶船古道”历史意义的梧州中茶茶业公司副总经理蔡一鸣说。

  02 精神纽带连南洋

  马来西亚茶人黄锦照对六堡茶怀有别样的情愫,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从事六堡茶的推广和销售工作。2012 年4 月,他曾专门造访梧州,“寻根探源”六堡茶的文化和历史渊源。

  “家人特别喜欢喝六堡茶,六堡茶伴随着我长大,我小时候,爷爷买六堡茶一买就是一大筐,家里人能喝上大半年。我觉得,生活的滋味,在每日一杯的六堡茶中感触最深。”当时,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还专门说到马来西亚华人对于六堡茶的喜爱,“当地华人认为六堡茶具有独特的药疗功效,所以当地的一些中药店也将六堡茶作为药材卖。如今,六堡茶已成为马来西亚华人消费和收藏的宠儿。吉隆坡有50 多家茶行,大部分有六堡茶销售。”  

  “广丰汇”茶行是六堡茶在马来西亚的一个经销商

  作为茶叶的运输水道,“茶船古道”在中国茶叶运销史上极其独特,而对于我国桂、粤、港、澳等地以及东南亚地区而言,这条水上贸易通道所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在梧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长期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方向的何华湘看来,“茶船古道”支撑着民生发展,孕育着城市繁荣,沟通着不同地域的多元文明,滋养着海内外无数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家园。

  “在水文化、茶文化的浸润下,‘茶船古道’更似一条和平纽带,默默地创造出财富,延续着希望,联结了乡愁,承载起珠江水系人民和东南亚侨胞的共同记忆。”何华湘说,从合口码头装船、驶过大江小河、甚至漂洋过海去到异邦的六堡茶,既可为穷人解烦渴,也可助富人添风雅;既是清心之佳饮,也是救急之验方,甚至是游子们排遣思乡之情的良药。

  一直关注六堡茶历史文化的梧州茶厂党委书记何志强也认为,中国通过“茶船古道”向南洋输出劳务的同时,也输出了六堡茶。“可以这么说,大约100 多年前,六堡茶就是南洋华工生命中的伴侣,特别是在马来西亚锡矿区,它是矿工和矿老板祛暑保健的必备饮品。”

  据1931年汇编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统计科资料》记述,进入上世纪初期,广东海关每年输出茶叶都超过1 万吨,当中很大一部分是输出到南洋和北美地区的六堡茶,而外输华工随身所带离岸的六堡茶更是难以统计。

  据1951年出版的《中国茶讯》记载,“除在穗港销售一部分外,其余大部分销南洋怡保及吉隆坡一带。五堡茶多销南洋大埠……它的消费对象,大部分为工人阶级,尤其是南洋一带的矿工,酷爱饮用六堡茶。”5 月19日晚,梧州茶商苏召华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提到,其祖父苏柏刚在六堡镇经营“盛源”茶庄,“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盛源’茶庄主要向南洋的茶庄供应六堡茶,卖的几乎都是‘矿工茶’”。

  马来西亚资深茶人赵美玲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曾经详细解释了南洋矿工喜爱六堡茶的个中原因。她说,南洋地区气候炎热湿润,锡矿里的工人经常头顶烈日,膝盖以下长期浸泡在水里,容易中暑、得风湿病、发瘴气,工人们发现那些常喝从家乡带来的六堡茶的人很少得病,六堡茶因此在矿区广为流行。

  直到如今,六堡茶在东南亚地区仍然备受青睐。在百年之间,出口南洋的六堡茶已融入到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各个阶层。

  《三联生活周刊》曾经刊发文章,介绍马来西亚的老字号六堡茶茶行,怡保旧城里的梁瑞生茶行就是其中一家,那里出售的“四瑞”牌六堡茶在大马地区家喻户晓。在这家茶行的门口,有一个硕大的木箱,分成两格,装的是不同年份的散装六堡茶。木箱背后是堆砌起来的陶缸,全部填满了用塑料袋分装的六堡茶,每个袋子里放一张简陋的黑白印刷纸,上面醒目写着“顶旧六堡茶”。“店家之所以要强调‘顶旧’,是因为大马华人喜欢有陈味和药味的茶,六堡茶独特的‘槟榔香’完全符合大马华人的口味。”赵美玲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对此也作了分析。

  《三联生活周刊》还介绍说,早已结业的陈春兰茶行曾一度成为大马地区经营六堡茶最具影响力的茶庄,在大马各地都设有分号。在陈春兰茶行的兴盛年代,它在怡保的分店每三个月就要进口300 箩筐六堡茶,每筐重量100 斤。当时一个小小的店面都雇了8 个店员,每天业务繁忙,既要批发给当地的酒楼、杂货店和锡矿场,还要卖给普通市民。  

  现存当年陈春兰茶行分销的“宝兰”牌六堡茶,其外包装上标明了茶行的地址、商标,以及出口印章

  岁月流转,总有一些故事沉淀。透过这些的故事,我们不难窥见,顺着“茶船古道”而去,最终远渡南洋的六堡茶,早已渗入到了当地华人的生活、思绪与血脉当中。

  03 区域交流渐活跃

  “茶船古道”为远方的大城市带去了茶叶,也为沿线偏远山区带来了近代文明的光辉。

  “‘茶船古道’是古时六堡镇乃至梧州与外面世界联系的桥梁之一。”六堡茶国际交流促进会会长、土生土长的苍梧六堡人陈伯昌说,在古代,单靠人力肩挑背扛徒步行走,六堡茶不可能穿州过省、漂洋出海。有了“茶船古道”,有了贸易流通,五堡、六堡这些偏远之地,才与外界有了联系和沟通。

  据陈伯昌介绍,“茶船古道”带来的变化之一,就是促使了人口的流动和迁徙。“以前在六堡做茶叶生意的基本是眼光独到的广东商人,譬如苏家和邓家,现在他们的后人还居住在六堡镇里。”

  在六堡镇九城村,生于1870年前后的陈甫苍在30岁左右就外出贩茶,沿着“茶船古道”跑遍西江沿线的各大码头商埠,甚至远达香港、澳门。在佛山地区,他曾以茶叶为礼,向当地寺院的僧人学习了不少变戏法的技艺。每到年关岁尽,回家过年的陈甫苍所表演的“舞百戏”(变戏法),以及他讲述自己经历的“古仔”(故事),就成了村里必不可少的传统保留节目。陈甫苍的儿子陈成联今年已81 岁,在忆述父亲往事时说,从这些“舞百戏”和“古仔”中,村人对外面的世界有了简单的认识,同时也产生了美好的憧憬。后来,村里不少的年轻人随着“茶船古道”走向了外面的大世界。

  除了茶叶,广西与广东、香港和澳门地区之间的经贸往来也因“茶船古道”而流动不息。陈伯昌说,六堡镇的茶叶、柴、竹、木、炭,沿着“茶船古道”源源不断地被运送到珠三角地区,然后输出到世界各地。而我国沿海地区的日用百货甚至外国的食盐、香蕉、布匹等物资,以及经济发达地区的科技文明火种,也随着“茶船古道”进入大山,加速了六堡茶区乃至苍梧县的文明进程。“以前,我祖父陈普生在九城村开的缝纫店有两台德国进口的缝纫机。这两台缝纫机就是从国外运到广州,再通过‘茶船古道’运回九城村的。”

  茶叶顺着“茶船古道”不断输出与交易,让茶商、茶贩也得以走向更加广阔的地区,眼界大开,并与外界有了更多的联系。

  在上世纪30年代起,苏召华的祖父苏柏刚因六堡茶的出口生意,经常往来于南洋地区。即便在上世纪40年代漫天战火之中,苏柏刚依旧乘搭海轮前往马来西亚洽谈生意。苏柏刚的儿子苏金润,在六堡合口街创办了“三记”茶庄,也不时跟随父亲外出南洋地区洽谈生意。

  1940年,苏金润娶了一名“新加坡媳妇”,并带回六堡的家中,这段“异国恋情”在当地一时引为佳话。如今提起此事,苏召华仍津津乐道:“三叔苏金润到新加坡谈生意,娶了‘三姆’(三婶)回来。‘三姆’娘家在新加坡也是做生意的,有了这层关系,‘三记’的茶叶生意在南洋就做得更顺了。”  

  1940年,“三记”茶庄老板苏金润在澳门迎娶了“新加坡新娘”,之后家族的茶叶生意在南洋越做越顺

  04 习俗渗透融一体

  “茶船古道”不仅促进了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沿线居民的日常生活习惯。

  六堡茶的种植与输出,除了满足“茶船古道”沿线及辐射地区群众饮茶解渴、怡情的需求,也让以茶入药成为了很多地方群众的习惯。据清代医家赵学敏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自清朝起,广东东莞民间就有服用脂麻薯油加茶叶煮煎的“研茶”的风俗。晚清小说家吴趼人更在其作品《劫馀灰》中提到,肇庆有一种以黑茶为底,加入广藿香、苍术、连翘、厚朴、柴胡、防风等药材制成的“午时茶”,用于疗理外感风寒、内伤食积等症状。

  郑映彬,梧州茶厂在广州的一位经销商。或许是因为常年经销六堡茶的原因,他对于珠三角地区以前用六堡茶入药的这个风俗记忆特别深刻。8月19日,郑映彬接受记者采访时,还特意聊起了这个风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曾在珠三角多个城市居住过。我至今还记得,那时广州、佛山街边的中药铺基本上都会有六堡茶销售,有人肠胃不好看中医时,老中医经常会在方子里加点六堡茶,并建议患者常饮六堡茶。”

  在南洋地区,当地一些中药店至今还将六堡茶作为一种药材进行销售。在梧州市苍梧县六堡镇的产茶区,当地人同样喜欢把“头层”(最上等)六堡茶和“老茶婆”(霜降后采摘的老茶叶)作为“看家”的药物。六堡镇四柳村的老茶农易守成说:“每遇家中老人小孩头痛发烧、身体不适,村民就会用收藏的‘头层’六堡茶和‘老茶婆’加入其他药材,煎成药茶,给病人服下,经常都能茶到病除。”

  在我国南方地区,把茶叶作为重要礼物送赠好友、贵宾,是一种普遍的习俗。茶学泰斗庄晚芳在《饮茶漫谈》中谈到,两广地区的居民认为茶树只能从种子萌芽成株,不能移植,否则就会枯死,因此把茶树看作一种至性不移之物。因而民间男女订婚以茶为礼,男子向女方下聘礼叫做“落茶礼”,女子接受男方聘礼叫做“受茶”或“吃茶”,并有“一家女子不吃两家茶礼”的谚语。这种风俗习惯在“茶船古道”辐射的区域之间相互渗透强化,最终融为一体。  

  1936年,梧州地区一个新娘在其嫁妆前留影。当时,女子出嫁,茶叶是不可少的陪嫁品

  现在苍梧县六堡镇经营茶庄的老茶人蒋永春,对于当地“落茶礼”风俗如数家珍:“‘下聘’的时候,鸡公、猪肉、面条、烟酒、‘茶谷’(由茶芽制成的上等茶叶)要成双。‘送日子’(女子出嫁)的陪嫁品里面,除了鸡公、猪肉、面条、烟酒、‘茶谷’以外,还要有槟榔,所有的东西必须成双。‘下聘’和‘送日子’能够送出多少东西,要看家里的财力,但不论财力大小,两包‘茶谷’是必须要有的。”

  如今的“茶船古道”只剩下了昔日的影子,但它作为六堡茶历史发展、西江水道沿岸城市经济变迁、我国与东南亚各国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却不会被磨灭。

  “在当今社会,我们更需要将‘茶船古道’当作历史文化遗产予以理性尊重和保护,尽快抢救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打捞散佚在口耳之间的个体叙事和集体记忆。”何华湘说。

  梧州市委党校科社教研室副主任吴海也认为,“‘茶船古道’见证了梧州六堡茶产业的发展历程,对其进行挖掘和研究,对于多视觉探索梧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思路具有现实意义。”

  (来源:梧州零距离)

在两广地区的饮茶文化中,六堡茶扮演了什么角色?

历经数百年变迁,“茶船古道”已不仅仅是六堡茶走向世界的一条大走廊,更成为了重要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在这条古道上,茶文化、商贸文化、码头文化、风俗文化……各种跨地域跨领域的文化相互交汇、激烈碰撞,最后融为一体。

时光飞逝,白驹过隙。发达的现代立体交通网络,让“茶船古道”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人们依然关注着,从历史走向未来的“茶船古道”蕴藏着何等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给沿途地区带来了怎样的深远影响……

01

茶楼文化广流行

晨曦初开,梧州城渐渐苏醒。城里的“老字号”大东大酒家开始迎来一天的繁忙:服务生提着大水壶蝴蝶穿花般奔忙在茶桌之间,茶客们高声叫喊着“加水”,铁观音、普洱、六堡……一壶壶热腾腾的茶水被端上来,又消失于茶客们的吻喉之间。接下来,太子茶、下午茶、夜茶……一趟赶一趟的茶市接踵而来,直至夜深。

上世纪90年代,港澳地区仍有茶客喜欢到当地的老式茶楼喝茶聊天。(网友“品味者提供”)

对于上述的热闹场景,“老梧州”都不会感到陌生,因为多年来,茶楼文化在梧州始终盛行,梧州人也大多形成了到茶楼“叹茶”的习惯。据我市作者陆献强撰写的《驰名粤桂港澳的大东酒家》一文介绍,大东大酒家前身是1928 年建成的南华酒店,南华酒店开业后“每天顾客盈门,官商、平民宴客都以在此饮茶为荣。”

民国时期的梧州大东大酒家。它的前身是1928年建成的南华酒店,南华酒店开业后每天顾客盈门。(网络资料图)

梧州作为“茶船古道”上的一个重要中转节点,茶楼文化的发展在上世纪初期已非常明显。学者招荫庭经过考证认为,清末民初,梧州市区内的茶酒楼就有二三十家。1921 年至1937年上半年,梧州市的茶酒楼达到了60多家。

88岁的刘福生是梧州茶厂创始人之一,上世纪50年代初,他刚转业到梧州,就被梧州的茶楼文化所吸引。“那时候,酒楼和花艇是梧州茶客喝茶最集中的地方。我记得大东大酒家几百张茶桌经常坐满茶客,人们在此呷茶、娱乐、议事、交易等,酒家生意火爆。”时至今日,刘福生仍清楚记得以前梧州茶楼酒家里的热闹情景。

如此火暴的茶市不独梧州特有。在六堡茶输出的“茶船古道”沿线,茶楼文化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栗香随笔》中,清人金武祥早就记录了光绪前期的茶寮状况,“广州北门外多坟,弥望皆是,市廛尽处有快阁,为行人茶憩之所……这种简易的路边茶寮被称为‘一厘馆’(当时每毫钱于72 厘)”。不久,广州又出现了“二厘馆”,这种茶肆有固定桌凳,除了茶水,还提供点心糕饼。到了后来,为了满足社会上层的求,环境设施相对完善的茶居和茶楼又应运而生。茶寮与茶楼两者在发展过程中互补长短,逐渐合而为一,成为了如今的粤式茶楼。

清朝中晚期,广东地区路边的茶寮摊点是劳苦阶层饮茶、吃饭和休息的场所。(网友“粤人”提供)

遍地开花的茶楼食肆,拉动了整个西江流域的茶叶消费。《清稗类钞》中有记,从梧州到广州,乃至港澳地区,巨大的消费市场吸纳着各方茶叶,其中包括六堡茶在内的“广西青茶”从清朝中期起,就是两广地区茶楼必备的一个品种。

迅速发展的茶楼行业拓宽了消费市场,日益壮大的茶叶产业又反推茶楼行业加速发展,两者相辅相成,互促共进,这使得六堡茶通过“茶船古道”得以参与到了两广地区饮茶文化的百年演变之中,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只要稍加留意,我们不难发现,两广地区的茶楼文化与“茶船古道”的成型期和成熟期是高度吻合的,两者都在清朝中后期完成定型,然后进入发展的高峰期。

“珠三角、香港和澳门地区茶楼文化的兴旺发达,与六堡茶产销两旺以及‘茶船古道’的运输保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直较为关注发掘“茶船古道”历史意义的梧州中茶茶业公司副总经理蔡一鸣说。

02

精神纽带连南洋

马来西亚茶人黄锦照对六堡茶怀有别样的情愫,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从事六堡茶的推广和销售工作。2012 年4 月,他曾专门造访梧州,“寻根探源”六堡茶的文化和历史渊源。

“家人特别喜欢喝六堡茶,六堡茶伴随着我长大,我小时候,爷爷买六堡茶一买就是一大筐,家里人能喝上大半年。我觉得,生活的滋味,在每日一杯的六堡茶中感触最深。”当时,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还专门说到马来西亚华人对于六堡茶的喜爱,“当地华人认为六堡茶具有独特的药疗功效,所以当地的一些中药店也将六堡茶作为药材卖。如今,六堡茶已成为马来西亚华人消费和收藏的宠儿。吉隆坡有50 多家茶行,大部分有六堡茶销售。”

“广丰汇”茶行是六堡茶在马来西亚的一个经销商。(梧州中茶茶业公司提供)

作为茶叶的运输水道,“茶船古道”在中国茶叶运销史上极其独特,而对于我国桂、粤、港、澳等地以及东南亚地区而言,这条水上贸易通道所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在梧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长期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方向的何华湘看来,“茶船古道”支撑着民生发展,孕育着城市繁荣,沟通着不同地域的多元文明,滋养着海内外无数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家园。

“在水文化、茶文化的浸润下,‘茶船古道’更似一条和平纽带,默默地创造出财富,延续着希望,联结了乡愁,承载起珠江水系人民和东南亚侨胞的共同记忆。”何华湘说,从合口码头装船、驶过大江小河、甚至漂洋过海去到异邦的六堡茶,既可为穷人解烦渴,也可助富人添风雅;既是清心之佳饮,也是救急之验方,甚至是游子们排遣思乡之情的良药。

一直关注六堡茶历史文化的梧州茶厂党委书记何志强也认为,中国通过“茶船古道”向南洋输出劳务的同时,也输出了六堡茶。“可以这么说,大约100 多年前,六堡茶就是南洋华工生命中的伴侣,特别是在马来西亚锡矿区,它是矿工和矿老板祛暑保健的必备饮品。”

据1931年汇编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统计科资料》记述,进入上世纪初期,广东海关每年输出茶叶都超过1 万吨,当中很大一部分是输出到南洋和北美地区的六堡茶,而外输华工随身所带离岸的六堡茶更是难以统计。

据1951年出版的《中国茶讯》记载,“除在穗港销售一部分外,其余大部分销南洋怡保及吉隆坡一带。五堡茶多销南洋大埠……它的消费对象,大部分为工人阶级,尤其是南洋一带的矿工,酷爱饮用六堡茶。”5 月19日晚,梧州茶商苏召华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提到,其祖父苏柏刚在六堡镇经营“盛源”茶庄,“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盛源’茶庄主要向南洋的茶庄供应六堡茶,卖的几乎都是‘矿工茶’”。

马来西亚资深茶人赵美玲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曾经详细解释了南洋矿工喜爱六堡茶的个中原因。她说,南洋地区气候炎热湿润,锡矿里的工人经常头顶烈日,膝盖以下长期浸泡在水里,容易中暑、得风湿病、发瘴气,工人们发现那些常喝从家乡带来的六堡茶的人很少得病,六堡茶因此在矿区广为流行。

直到如今,六堡茶在东南亚地区仍然备受青睐。在百年之间,出口南洋的六堡茶已融入到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各个阶层。

《三联生活周刊》曾经刊发文章,介绍马来西亚的老字号六堡茶茶行,怡保旧城里的梁瑞生茶行就是其中一家,那里出售的“四瑞”牌六堡茶在大马地区家喻户晓。在这家茶行的门口,有一个硕大的木箱,分成两格,装的是不同年份的散装六堡茶。木箱背后是堆砌起来的陶缸,全部填满了用塑料袋分装的六堡茶,每个袋子里放一张简陋的黑白印刷纸,上面醒目写着“顶旧六堡茶”。“店家之所以要强调‘顶旧’,是因为大马华人喜欢有陈味和药味的茶,六堡茶独特的‘槟榔香’完全符合大马华人的口味。”赵美玲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对此也作了分析。

《三联生活周刊》还介绍说,早已结业的陈春兰茶行曾一度成为大马地区经营六堡茶最具影响力的茶庄,在大马各地都设有分号。在陈春兰茶行的兴盛年代,它在怡保的分店每三个月就要进口300 箩筐六堡茶,每筐重量100 斤。当时一个小小的店面都雇了8 个店员,每天业务繁忙,既要批发给当地的酒楼、杂货店和锡矿场,还要卖给普通市民。

现存当年陈春兰茶行分销的“宝兰”牌六堡茶,其外包装上标明了茶行的地址、商标,以及出口印章。(梧州中茶茶业公司提供)

岁月流转,总有一些故事沉淀。透过这些的故事,我们不难窥见,顺着“茶船古道”而去,最终远渡南洋的六堡茶,早已渗入到了当地华人的生活、思绪与血脉当中。

03

区域交流渐活跃

“茶船古道”为远方的大城市带去了茶叶,也为沿线偏远山区带来了近代文明的光辉。

“‘茶船古道’是古时六堡镇乃至梧州与外面世界联系的桥梁之一。”六堡茶国际交流促进会会长、土生土长的苍梧六堡人陈伯昌说,在古代,单靠人力肩挑背扛徒步行走,六堡茶不可能穿州过省、漂洋出海。有了“茶船古道”,有了贸易流通,五堡、六堡这些偏远之地,才与外界有了联系和沟通。

据陈伯昌介绍,“茶船古道”带来的变化之一,就是促使了人口的流动和迁徙。“以前在六堡做茶叶生意的基本是眼光独到的广东商人,譬如苏家和邓家,现在他们的后人还居住在六堡镇里。”

在六堡镇九城村,生于1870年前后的陈甫苍在30岁左右就外出贩茶,沿着“茶船古道”跑遍西江沿线的各大码头商埠,甚至远达香港、澳门。在佛山地区,他曾以茶叶为礼,向当地寺院的僧人学习了不少变戏法的技艺。每到年关岁尽,回家过年的陈甫苍所表演的“舞百戏”(变戏法),以及他讲述自己经历的“古仔”(故事),就成了村里必不可少的传统保留节目。陈甫苍的儿子陈成联今年已81 岁,在忆述父亲往事时说,从这些“舞百戏”和“古仔”中,村人对外面的世界有了简单的认识,同时也产生了美好的憧憬。后来,村里不少的年轻人随着“茶船古道”走向了外面的大世界。

除了茶叶,广西与广东、香港和澳门地区之间的经贸往来也因“茶船古道”而流动不息。陈伯昌说,六堡镇的茶叶、柴、竹、木、炭,沿着“茶船古道”源源不断地被运送到珠三角地区,然后输出到世界各地。而我国沿海地区的日用百货甚至外国的食盐、香蕉、布匹等物资,以及经济发达地区的科技文明火种,也随着“茶船古道”进入大山,加速了六堡茶区乃至苍梧县的文明进程。“以前,我祖父陈普生在九城村开的缝纫店有两台德国进口的缝纫机。这两台缝纫机就是从国外运到广州,再通过‘茶船古道’运回九城村的。”

茶叶顺着“茶船古道”不断输出与交易,让茶商、茶贩也得以走向更加广阔的地区,眼界大开,并与外界有了更多的联系。

在上世纪30年代起,苏召华的祖父苏柏刚因六堡茶的出口生意,经常往来于南洋地区。即便在上世纪40年代漫天战火之中,苏柏刚依旧乘搭海轮前往马来西亚洽谈生意。苏柏刚的儿子苏金润,在六堡合口街创办了“三记”茶庄,也不时跟随父亲外出南洋地区洽谈生意。

1940年,苏金润娶了一名“新加坡媳妇”,并带回六堡的家中,这段“异国恋情”在当地一时引为佳话。如今提起此事,苏召华仍津津乐道:“三叔苏金润到新加坡谈生意,娶了‘三姆’(三婶)回来。‘三姆’娘家在新加坡也是做生意的,有了这层关系,‘三记’的茶叶生意在南洋就做得更顺了。”

1940年,“三记”茶庄老板苏金润在澳门迎娶了“新加坡新娘”,之后家族的茶叶生意在南洋越做越顺。(记者杨麦 翻拍)

04

习俗渗透融一体

“茶船古道”不仅促进了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沿线居民的日常生活习惯。

六堡茶的种植与输出,除了满足“茶船古道”沿线及辐射地区群众饮茶解渴、怡情的需求,也让以茶入药成为了很多地方群众的习惯。据清代医家赵学敏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自清朝起,广东东莞民间就有服用脂麻薯油加茶叶煮煎的“研茶”的风俗。晚清小说家吴趼人更在其作品《劫馀灰》中提到,肇庆有一种以黑茶为底,加入广藿香、苍术、连翘、厚朴、柴胡、防风等药材制成的“午时茶”,用于疗理外感风寒、内伤食积等症状。

郑映彬,梧州茶厂在广州的一位经销商。或许是因为常年经销六堡茶的原因,他对于珠三角地区以前用六堡茶入药的这个风俗记忆特别深刻。8月19日,郑映彬接受记者采访时,还特意聊起了这个风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曾在珠三角多个城市居住过。我至今还记得,那时广州、佛山街边的中药铺基本上都会有六堡茶销售,有人肠胃不好看中医时,老中医经常会在方子里加点六堡茶,并建议患者常饮六堡茶。”

在南洋地区,当地一些中药店至今还将六堡茶作为一种药材进行销售。在梧州市苍梧县六堡镇的产茶区,当地人同样喜欢把“头层”(最上等)六堡茶和“老茶婆”(霜降后采摘的老茶叶)作为“看家”的药物。六堡镇四柳村的老茶农易守成说:“每遇家中老人小孩头痛发烧、身体不适,村民就会用收藏的‘头层’六堡茶和‘老茶婆’加入其他药材,煎成药茶,给病人服下,经常都能茶到病除。”

在我国南方地区,把茶叶作为重要礼物送赠好友、贵宾,是一种普遍的习俗。茶学泰斗庄晚芳在《饮茶漫谈》中谈到,两广地区的居民认为茶树只能从种子萌芽成株,不能移植,否则就会枯死,因此把茶树看作一种至性不移之物。因而民间男女订婚以茶为礼,男子向女方下聘礼叫做“落茶礼”,女子接受男方聘礼叫做“受茶”或“吃茶”,并有“一家女子不吃两家茶礼”的谚语。这种风俗习惯在“茶船古道”辐射的区域之间相互渗透强化,最终融为一体。

1936年,梧州地区一个新娘在其嫁妆前留影。当时,女子出嫁,茶叶是不可少的陪嫁品。(网友“_18210*”提供)

现在苍梧县六堡镇经营茶庄的老茶人蒋永春,对于当地“落茶礼”风俗如数家珍:“‘下聘’的时候,鸡公、猪肉、面条、烟酒、‘茶谷’(由茶芽制成的上等茶叶)要成双。‘送日子’(女子出嫁)的陪嫁品里面,除了鸡公、猪肉、面条、烟酒、‘茶谷’以外,还要有槟榔,所有的东西必须成双。‘下聘’和‘送日子’能够送出多少东西,要看家里的财力,但不论财力大小,两包‘茶谷’是必须要有的。”如今的“茶船古道”只剩下了昔日的影子,但它作为六堡茶历史发展、西江水道沿岸城市经济变迁、我国与东南亚各国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却不会被磨灭。

“在当今社会,我们更需要将‘茶船古道’当作历史文化遗产予以理性尊重和保护,尽快抢救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打捞散佚在口耳之间的个体叙事和集体记忆。”何华湘说。

梧州市委党校科社教研室副主任吴海也认为,“‘茶船古道’见证了梧州六堡茶产业的发展历程,对其进行挖掘和研究,对于多视觉探索梧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思路具有现实意义。”

来源:广西六堡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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