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宋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发展长河中承上启下、创新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宋代“点茶法”在中华茶饮文化中独树一帜;宋代茶制利于军备并刺激了经济的发展;茶道文化促成了中华茶文化重教崇德传统;宋代全面开启了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新局面，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的茶文学艺术珍宝，成就了中国茶器具文化的美学高峰，创造了宋茶文化促进中华民族融合的奇迹。当今，我们应吸收宋茶文化中的精华，传承其优秀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为当代发展所用，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和”韵，以茶和天下的胸襟，助推社会和谐，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扩大对外开放;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德”韵，弘扬中华茶道文化和传统美德;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雅”韵，共筑文化供给侧精品化和大众化共同繁荣的新格局;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新”韵，鼓励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创新创造。
关键词 宋茶文化 历史贡献 宋韵文化 当代价值
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秉持高度的文化自信，传承优秀的文化基因，创造强大的文化力量，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备条件。
茶，源于中国，走向世界，为人类健康和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博大精深的中华茶文化始终与中华文脉息息相通、休戚与共，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标识。宋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发展长河中承上启下、创新发展，在转型繁荣中形成了独特鲜明的特色，不仅对中国后世的茶文化，而且对日本的茶道、韩国的茶礼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茶文化与宋韵文化气息相通，能量同向，在扬弃中挖掘和发现宋茶之韵在今天和未来发展中的宝贵价值，并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国家强盛、社会进步、文化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作出贡献，这是我们深入研究宋茶文化和宋韵文化，传其精华流韵的真正目的。
一、宋茶文化的历史贡献
唐代陆羽《茶经·六之饮》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旧唐书·李珏传》有“茶为食物，无异米盐”的记载，说明唐代茶于民众生活已日益重要，这与宋人所谓“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同出一辙。至宋，饮茶之风风靡全国，连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的民众也深受影响。在茶叶生产上，不仅技术有了很大进步，而且同其它经济作物生产一样，出现了很多专业园户，进行面向市场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其时的茶饮文化、茶器具文化、茶的文学艺术等也随之丰富和繁荣起来，并且渗透到思想学术、宗教信仰、生活生产习俗中来，从而使宋茶文化蔚为大观。故此，中华茶文化发展史上一直有“兴于唐、盛于宋”之说。(一)宋代“点茶法”在中华茶饮文化中独树一帜
人类用茶，从实用上升至文化，从吃茶开始(当食物、药物吃)进而到喝茶(当汤药、饮料喝)、品茶(当审美对象来品鉴香之美、色之美、味之美)兼顾。先秦两汉用的是“羹饮法”，即将茶饼或鲜叶捣碎后再拼入各种调料、食物，“和烹而饮之”。至唐代，“煎煮法”分流，煎煮的“羹饮”依然流行，同时煎煮的清饮开始得到重视，陆羽更是大力提倡，而百姓中直接用水冲泡茶叶的方法也开始露头。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以法令推行散茶，使散茶在众多的制茶方式中脱颖而出，从此“全叶冲泡法”成为中国茶饮方式的主流。而宋代的“点茶法”，正处于中国茶饮发展史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
宋代“点茶法”有一套完整的程序：经碾茶、罗茶(以罗细筛)、候汤(烧煮用水)、熁盏(熏烤茶盏预热)，然后点茶，宋徽宗《大观茶论》还将点茶细分为七个步骤。点茶法始于民间，是多种茶饮方法中的一支，而经蔡襄在其茶文化名著《茶录》中详加介绍之后，很快在民间广泛流传。之后，宋徽宗《大观茶论》再度详解点茶法。于是，末茶冲点饮法迅速成为宋代茶饮文化的主流，形成了中国茶艺的一大高峰。
宋人审美的精致，还进一步反映在点茶中的“分茶”技艺。唐代的“分茶”就是将煮好的茶汤让大家分而饮之，也称“均茶”。而宋代的“分茶”逐渐演化为在点茶过程中用茶匙(后用茶筅)拨弄、用汤瓶注水，形成文字和图案，犹如在茶汤上作书画，大约是宋人书画情节在茶艺上的一种延伸吧。
宋人还将“斗茶”普及开来。宋人斗茶不仅是茶叶品质的比赛，更是点茶技艺升级版的比赛。点茶是一种茶饮方式，日常在用;斗茶是点茶技艺的比拼，是游戏时或正式比赛中的“斗”，斗的是茶品、茶技和茶艺的高下。北宋陶榖《清异录》卷下记载：“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茶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幻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宋代“分茶”与前代传下来的“茶百戏”之间是否存在传承创新关系，需作进一步研究，但它们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赏心悦目的游艺色彩和雅俗共存的文化精神是相通的。
宋代的“点茶”“分茶”“斗茶”，是将茶饮注入精神和文化，使之实用和审美兼得的一种方式，彰显了茶艺活动的趣味性和生动性，在当时非常盛行普及，连边境内外的少数民族包括辽、金的茶饮方式都深受影响，习而用之。
宋代茶饮和茶艺之盛也促进了茶馆业之兴，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茶馆数量大增，经营方式有了新的突破，灵活多变，出现了一窟鬼茶坊、花茶坊、水茶坊、蹴踘茶坊等不同形式的茶坊，歌女献茶成为茶肆的行规。为了赢得丰厚的商业利润，甚至有专供仕女夜游吃茶的地方，提茶瓶者还主动送茶上门服务，有的还引入歌卖以招徕顾客。他们通过专业化分工提高服务和管理水平，通过热情周到、细致入微的服务留住客人, 通过行会组织实现茶馆的规范化管理。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开封城内的闹市和居民聚集之处，各类茶坊鳞次栉比。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也表现了北宋东京茶楼林立、酒肆繁多的市民生活图景。而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城内茶肆，“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向绍兴年间，卖梅花酒之肆，以鼓乐吹《梅花引》曲破卖之，用银盂杓盏子，亦如酒肆论一角二角”。二是注重茶馆硬件设施的建设，装饰颇为精致典雅，并对饮茶环境的雅静有着非常高的要求。“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止用瓷盏漆托供卖，则无银盂物也”，烘托出茶馆的艺术氛围。三是宋代茶肆的功能远比现在丰富，其时茶馆的功能主要有三种：(1)人们品茶、斗茶等茶事活动的重要场地;(2)除了作为行业聚会场所外，还是三教九流聚集之所，是人们在此沟通信息的交流空间和社交场所;(3)听书、看戏、放松、休憩的休闲娱乐空间和教坊习艺场所，例如“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保佑坊被朱骷髅茶坊”，这“一窟鬼”“朱骷髅”就是说书人经常使用的神魔鬼怪的话题题目，并结合题目组织相应说书活动，由此可以想象这些茶肆兼有听书的特色。由此可见，宋代是中国茶馆文化的定型期，自此以后中国茶馆文化便具有了市民性质，成为大众性、娱乐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结合体，其风貌和传统一直影响到现在。
(二)宋代茶制利于军备并刺激了经济文化的发展茶叶在中国古代除了是上到皇亲国戚下到寻常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外，还是茶区百姓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茶叶又是重要的军需物资、茶马互市的要素，在一些特殊时期还是朝廷和平外交的纳贡物品，因此历朝历代都很重视用法令、政策对茶叶生产和流通进行严格管控。宋朝从开国之初就高度重视通过建章立制加强对茶叶的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垄断茶利的榷茶制度和保证皇亲国戚、大小官员享用或赏赐优质茶品的贡茶制度，使得宋代产茶从质量到数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另外，茶马互市也有一整套法规制度，对自己是易马以充军备、生产之用，对外则希望起到削弱敌方军力的作用。甚至宋仁宗时期西夏对宋发难时，使西夏“饮无茶”也成为停战议和的重要原因之一。榷茶、贡茶、茶马互市等茶制是为了加强朝廷的政治集权、经济控制，对茶农、茶商都是加重了盘剥，但客观上也起到提升茶叶品质、刺激茶叶生产的作用，而且在文化上由于上之所重，刺激了皇亲国戚、文武官员对茶文化的消费，一方面对茶艺乐此不疲，另一方面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书画，对宋代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
(三)宋代茶道文化促成了中华茶文化重教崇德传统
“茶道”用语始于与陆羽亦师亦友的诗僧皎然，而具有哲学意义的茶道思想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国茶道以茶的物质生产和生活为基础，进而上升为文化的、社会意识的方方面面，如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道德伦理、教育、宗教、民俗、民间信仰等，再进一步就概括化、抽象化上升为“道”，也就是哲学层面了。“天人合一”看茶也好，“精行俭德”看茶也好，都是中华茶道茶哲学的内容。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和思想基础。中国古代哲学最发达的部分是人生哲学，伦理学和思辨学又是其中的重点。儒家的重心几乎都放在伦理上，思辨也多是对伦理的思辨，家国治理用的理论和方式也是伦理的底子，再以思辨阐释。道家的重心放在对生命思辨上。至于中国化的佛家，将人生和伦理放大到众生、放大到“三生”(前生、今生、来生)，再用思辨驾驭。宋朝统治者喜作多元融合工作，文化树儒学领导地位，同时力纳佛道于一体。宋代茶文化在思想观念上同样受其深刻的影响，赋茶以德喻人德，赋茶以性喻人性，以茶的生命过程比喻人生，而诠释“德”“性”“人生”的重点仍是伦理内容，而且常常将佛道思想融合其中。这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乃至皇帝的茶文化思想上得到充分体现。
宋代文人将茶比作高雅正直的君子，将佳茗比作如花似玉的美人。而北宋强至更是首倡“茶德”，针对当时“茶生天地间，建溪独为首。南土众富儿，一饼千金售。公立须南官，好居众富右。俸钱未到门，已入园夫手。买藏惟恐迟，秘之逾琼玖”的奢靡现象，他感叹道：“茶品众所知，茶德予能剖。烹须清泠泉，性若不容垢。”说的虽是茶品、茶德、茶性，实际上指的是人品、人德、人性，其末句得出结论说：“古若有此茶，商纣不酣酒。”把茶上升到天人合一的高度，上升到品德品性的高度，上升到治国政德的高度，将茶和人生哲学、道德伦理结合起来，将饮茶、品茶融入到儒家思想中去，赋茶以教化功能，这在宋代是极具代表性的。还有一个典型的例证，那就是司马光与苏轼两位大师对茶与墨两种本不相关的物质进行了一场充满智慧的对话，将茶茗哲理化、人格化，这就是中国茶文化史上一个著名的典故“茶墨论”，深深拓展了两物的哲理境界，其别开洞天的哲理观照，深刻地反映出宋代茶道与人道的高度统一。
同时饮茶、品茶、玩茶毕竟也是放松身心、愉悦神志的事情，于是“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悠然淡忘归，于兹得解脱”，又是一种超脱尘世、心归自然的道家态度了。而“夜啜晓饮俱绝品，心源何处著尘埃”，已是禅意浓浓了。宋徽宗尊信道教，大建宫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在《大观茶论》序言中表达他的茶思想的内核是“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提倡品茶的精神境界为“清、和、淡、洁，韵高致静”，俨然是以一种道家态度来看待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这种思想，用于识茶自然不错，用于治国便显消极，已经游离儒家轨道了。
中国茶文化饱含儒家思想内涵自不必说，也在与佛教、道教乃至民间信仰中的密切关系中汲取了大量营养。在宋代，佛道多居好山好水好茶之处，僧人、道士在寺观周围种茶，一可供奉于佛神之前，二可醒脑以事佛道，三可招待僧俗访客，四可打理寺观经济，将富余的茶换取庙观之资。许多地方名茶由此产出，杭州、越州、湖州、建州、岳州、泉州、瑞州、池州都有佛寺名茶受到时人追捧。武夷冲佑观是南宋名道观，培育制作武夷茶，终成气象。僧道出家人在传教之外，又往往成为茶艺茶道的传习人。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第二次任职杭州时去游西湖寿星寺,“妙于茶事”的老友南屏谦师，特意从南屏山赶去为他设茶。他再次目睹谦师炉火纯青的点茶技艺，品味了回味无穷的茶汤，写下《送南屏谦师》诗：“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风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吴则礼《同李汉臣赋陈道人茶匕诗》记录了北宋宣和年间已盛行用茶筅点茶,但陈姓道人仍用茶匙点茶，吴则礼由衷赞叹其高超的茶艺：“诸方妙手嗟谁何，旧闻江东卜头陁。即今世上称绝伦，只数钱塘陈道人。宣和日试龙焙香，独以胜韵媚君王。平生底处虀盐眼，饱识斓斑翰林碗。腐儒惯烧折脚铛，两耳要听苍蝇声。苦遭汤饼作魔事，坐睡只教渠唤醒。岂如公子不论价，千金争买都堂胯。心知二叟操钤锤，种种幻出真瑰奇。何当为我调云腴，豆饭藜羮与扫除。个中风味玉高彻，问取老师三昧舌。”
在宋代，茶不仅成为寺观供品和僧道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会成为佛道传教的媒介，佛教会举办助缘传道的“茶汤会”，道教会利用茶馆茶肆作为显现神迹的场所，僧人道人也常借茶会茶叙与文人士大夫交往。特别是佛教，“茶禅一味”成为传统，不仅有赵州从谂禅师“吃茶去”的法门，有的还列入宗门规式，如写入丛林制度的《百丈清规》。
受到茶道文化融入儒释道和民间信仰的思想内容，不仅对茶文化推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茶道在宋王朝的建立，奠定茶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至明清时期，宋代这种融入世间生活、赋予世俗以形而上意义的茶饮和茶文化精神真正走向了市民社会。
(四)宋代全面开启了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中国茶文化成“学”，自唐代陆羽《茶经》始。《茶经》是茶学著作，也是茶文化著作，也可以看作茶教育著作，从茶的产地到茶的生产、效用、品饮、器具，再到茶的史料、当时的茶叶地理等等，收集、阐释之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开启了系统研究茶学和茶文化的先河，不愧为开山经典。至宋代，著茶书之风愈盛，远超唐代(12种，完整传世4种;宋代30部，完整传世11部)。究其主要原因，一是由于茶叶生产、消费大增，产区已近70郡，国家重视、管理程度加大，研究、推广著述自然大增;二是由于宋代农业的专业种植和商品化程度大为提高，农学随之发达，也刺激和带动了茶学的繁荣;三是上层示范带动，宋徽宗赵佶成了古今中外唯一一位对饮茶著书立说的皇帝。“上之所好，下必从之。”一大批高官重臣不仅嗜茶，而且带头著书立说，如丁谓《北苑茶录》、蔡襄《茶录》、沈括《本朝茶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北苑别录》、黄儒《品茶要录》、刘异《北苑拾遗》、吕惠卿《建安茶记》、唐庚《斗茶记》、叶清臣《述煮茶小品》、佚名撰《北苑煎茶法》、章炳文《壑源茶录》、审安老人《茶具图赞》等。无疑，这些文人士大夫对茶文化的传承发展和解读，自然会给茶注入他们的审美理念，使茶的文化形象日益提升，丰富了茶的精神内涵，提升了茶的文化高度，并引导了社会风尚，深刻影响着后世茶文化的发展。
宋代茶和茶文化研究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东溪试茶录》在我国茶叶史上第一次对北苑茶树进行了科学的、详细的分类，有白叶茶、甘叶茶、早茶、细茶、糟茶、晚茶、丛茶7个品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由三司使林特、李溥、刘承珪等编纂的《茶法条贯》，选录宋初以来有关茶叶诏令297篇，是中国最早一部成典茶法。《政和茶法》是我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史上完整保存下来的最早一部茶政法典。绍兴二十年(1115年)韩仲通等主编的《绍兴茶法》，是一部集大成的旷世茶法大典，全书105卷，汇编有关法律条文共3500件。
皇帝和文人士大夫带头撰写茶书有力地推动了茶生产的发展、茶生活的普及和茶文化地位的提高，不仅利在当时，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后世。这些茶书保存了宋代点茶分茶技艺和北苑贡茶生产工艺这样当时独有的极其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后世的活态保护和重现提供了详尽的资料和依据。开启了茶制茶法类著作进入茶文化领域的大门，拓宽了茶文化研究领域，为后世茶制茶法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资料的参考。宋代茶书保持多元、严谨、精细的文化特点，重独创，自成体例，不袭唐人，也不循时人;重“入世”，不脱离社会坐而论道而是将茶文化与社会文化互为参照，紧密结合，所呈现的学术独立和联系实际的精神为后世所景仰。
(五)中国茶文化的宋代审美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的文学艺术珍宝宋代是茶文化非常繁荣的时代。在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们不仅主持茶业生产，为茶著书立说，而且热衷茶饮，精研茶艺，讴歌茶文化，写下了无数关于茶文化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众多脍炙人口的诗词篇章，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茶文化艺术瑰宝。钱时霖等《历代茶诗集成》共收录宋代茶诗5297首(唐代茶诗665首);现存茶词始见于苏轼，此后有黄庭坚、舒亶、秦观、毛滂、周紫芝、赵鼎、张孝祥、吴文英、张炎等70余位词人都曾作有茶词，共计514首。这些诗词题材广泛，涵盖了几乎所有的茶文化内容;名家众多，大多数诗词名家都写过茶诗词。因茶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属性和“天人合一”内在联系，所以往往成为宋代诗词中的文化意象，以茶论人说事况物释典，无所不至。宋代的茶生产、茶生活、茶事、茶艺、茶会具有历史独特性，欧阳修《尝新茶呈圣俞》《双井茶》、范仲淹《武夷茶歌》、王安石《寄茶与和甫》、丁谓《北苑焙新茶》、林逋《烹北苑茶有怀》、王禹偁《龙凤茶》、苏轼《汲江煎茶》《和钱安道寄惠建茶》《西江月·龙焙》、黄庭坚《品令·咏茶》《煎茶赋》、蔡襄《即惠山煮茶》、秦观《茶》《满庭芳·茶词》、梅尧臣《南有佳茗赋》《闻进士贩茶》、吴文英《水龙吟·惠山酌泉》、杨万里《澹庵坐上观显上人分茶》、陆游《听雪为客置茶果》、刘过《临江仙·茶词》等茶诗词歌赋则生动地记录了这些饱含丰富、珍贵的文化遗产。有学者认为，“较唐代而言，宋代茶文学在体裁上有所出新，在内容上更为丰富，在内涵上有所发展。”“文人士大夫们将茶提炼为一种高蹈脱俗的诗学意象，用茶来抒发政治理念以及对社稷苍生的关切与闵怀，在煮茶品茗的雅致之境中修身养性、锻铸灵魂，超越生存的困境与悲哀。中国传统‘士’的精神在宋代茶诗中得以彰显和进一步升华。”由此我们可以说，唐五代是中国茶文学的兴盛时期，而宋代则是中国茶文学的巅峰时期。宋代书画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家辈出，茶文化同样成为书画家们笔下生辉的对象。北宋书坛四大家蔡襄、苏轼、米芾、黄庭坚都有茶书法杰作;南宋陆游以诗名著称，兼工行草，嗜茶如命，“水品茶经常在手，前身疑是竟陵翁”。宋代将茶饮上升到品赏文创的层面，点茶、分茶、斗茶之风盛行。一些宋代著名书画家都留下了珍贵的茶书画名作，流传至今的茶事书法、绘画珍品就有蔡襄楷书《茶录》《精茶帖》、苏轼行书《啜茶茗》、苏过行书《建茗帖》、黄庭坚《奉同公择尚书咏茶碾煎啜三首》、宋徽宗赵佶《文会图》、刘松年《卢仝烹茶图》《撵茶图》《斗茶图》《茗园赌市图》，以及宋元之交钱选《卢仝煮茶图》《品茶图》，这些都是我国茶文化的重要艺术品。宋代壁画墓中也有不少表现茶题材的生活图景，内容主要可以分为茶具、备茶、奉茶、宴饮和祭祀供奉五类。有学者认为，“在宋代之前，古人在绘画过程中对茶文化的引入较少，没有确切的体现出茶文化的意义以及情感，而宋代则是在这一基础上，很大程度地将茶画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创新。他们在绘画的过程中，以茶香、茶桌、饮茶器具等相关物品作为整幅画的绘画主题，而之所以茶文化能在宋代的绘画领域中如此盛行，这与宋代君王对茶文化的重视程度与喜爱程度是分不开的关系。”另外，在宋代小说、戏曲、民间故事和谚语中都有茶文化的身影出现，无茶则无文，成为宋代茶文化的一个奇观。
宋 刘松年《撵茶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六)宋代瓷韵成就了中国茶器具文化的美学高峰
茶器具因茶的生产、饮用而生。最早记录茶具的文献是西汉王褒的《僮约》，“武阳买荼”“烹荼尽具”短短8个字，却在茶的文献史上珍贵无比，因为这是中国也是世界最早书面记录茶叶买卖和专门茶具的茶文化文献，说明至少在西汉时期茶饮已成风尚、茶器具已从其它共饮器中分离出来了。至唐代，茶器具已经相当完备，陆羽将之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具，是茶叶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工具;二是器，是用茶所需的各种器具。后代讲茶器具，因生产用具太庞杂(特别用机器生产之后)，已经不含在内了，讨论茶器具基本是在狭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又因为茶饮文化包括茶艺的内涵有很大的发展，所以茶器具已由茶壶、茶盏(杯)、茶桌(台)扩展到配合茶饮茶艺的花器、香器、水器、茶宠、布景(摆件、挂件等)，成为一个非常丰富多元的体系了。
至宋代，茶器具的发展成为宋代茶文化的重要部分。朱弁《曲洧旧闻》说当时茶具“精丽极世间之工巧，而心犹未厌”。特别是因瓷器技艺高超、审美高雅而誉满天下，故也被称为“瓷的时代”。宋代对文化的推崇和工艺美术极致的要求，催生了瓷器的繁荣，而瓷器中的茶器又因茶饮的普及和茶文化的风行，反过来也促进了瓷器生产和美学的提升。宋瓷窑口数量多、分布广，先后以八大窑系为代表，北方四大窑系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各呈其妙;南方四大窑系越窑、建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各领风骚。未列入八大窑系的北方汝窑和南方吉州窑其实并不逊色，汝窑采定窑印花、越窑釉色之长，力拔头筹，后跃居五大名窑之首;吉州窑有玳瑁纹、剪纸纹、鹧鸪斑等显赫名品，最神奇的是将树叶与瓷釉融合烧制，高温后叶脉清晰完整，如在枝头。总之，宋代瓷窑烧造的茶盏造型各异，刻花印花，争奇斗胜，都体现出茶文化对茶具穷极工巧的要求，具有极其高雅的美学韵味和艺术享受，是中国瓷器史上实用与审美完美结合的典范。
文化消费和艺术审美永远呈现的是高端引领。在宋代，茶，培植了“上品茶”观念;器，保证皇宫需求的“官窑”和满足社会需求的“民窑”(精品也有进贡的)，既各守其责，又相互辉映，共同成就了宋代茶文化、茶器具文化的繁荣和美丽。宋以前没有官窑，只有贡品。宋朝最初进贡的是定窑精品，后嫌“芒口”(口沿无釉露芒)而改用汝窑，还有景德镇的青白瓷，其它越窑、耀州窑、龙泉窑(最著名的是哥窑、弟窑)等也都有精品进贡。到北宋末年，宋徽宗干脆自己建窑烧制，这才有了名副其实的皇家窑口——官窑，产品身份也同其它贡品有了区别。
瓷器至唐代，南青北白;至宋，青愈青，白愈白，产地已不分南北。但忽然杀出黑马，黑釉大行其道。究其根本，还是茶局搅动了瓷局，黑釉茶盏的好处一是迎合了点茶、分茶、斗茶意趣，盏釉之黑充分衬出茶沫之白，更能凸显白沫上巧做的图文;好处之二是其粗厚，点茶之前有道工序叫“熁盏”，就是通过熏烤给茶盏预热，粗厚就有了保持温度的优势。最热门的是建盏，皇帝喜欢，大臣追随，民间热捧，成为中国瓷器史上的一朵奇葩。其实，南方的吉州窑、北方的耀州窑、磁州窑也都有黑釉茶器生产，也颇受时人欢迎。宋代海外贸易兴起，也进一步刺激了瓷器生产。宋瓷茶器具形制和釉色之美，深受当时日本、高丽的喜爱，对日本茶道、高丽茶礼和所用茶器具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宋代的审美既是精致的也是多元的。其它材质的茶器具也在宋代流行，如陶、木、竹、铜、金银、琉璃、玉石、玛瑙等等，或承继前朝，或变化创新，发挥各自的实用和审美功能，但在宋朝这样的“瓷的时代”都无法成为主流，只能起到众星拱月的作用。
(七)宋茶文化创造了促进中华民族融合的奇迹
宋代是多民族政权对峙并立的时代，北方先后面临辽金之困，西面受西夏之扰，但一面是交手交锋，一面是交流交融，加上南方大理一直与宋朝和平相处，所以宋代又是一个进一步向中华民族大融合发展的准备阶段。茶在多民族交流交融中发挥了特殊的、政治和军事不能取代的重要作用。
宋代茶叶贸易的边境市场，是中华民族茶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茶马互市满足了宋朝强军备马之需，也满足了边境少数民族的茶叶需求，中间虽有因官吏腐败引发过一些矛盾，但总体上取得了减少战争、发展经济和保持边疆和平的成效。发挥同样作用的还另有榷场互市，也是官府主导的茶叶与民族地区的互补性商品贸易，受到各方重视。总之，从政治方面来说，通过茶马贸易，既能增进汉族与游牧区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团结，又能推动畜牧业及茶叶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于此后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辽宋两国共存165年,相互间的关系以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时和时战,后期基本和平相处。辽人特别喜爱茶叶，在两国关系好时，榷场开放，茶的出口量和利润都很高;交恶时榷场关闭，走私不停;官方和民间来往也有数量不少的赏赐、馈赠;无论何时，茶都是主角。茶对于联系辽宋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和民族融合都起到了桥梁作用。
茶在宋夏关系中也起到重要作用。茶叶逐渐深入夏人生活，以至到了“惟茶最为所欲之物”的地步。两方时战时和，茶叶都是重要原因。
金在灭辽和北宋之后迅速汉化，榷场贸易和场外走私都曾早严苛管控，但战火和严法都阻挡不了茶叶流通，因为金朝已是汉人大半，无论是汉人，还是女真人、契丹人等，茶都已经融入到他们的生活生命之中了。
宋朝建立后，南方的大理国可能不像北方的辽夏金一样常因恶劣气候的威胁和生活物资的匮乏而南下攻战抢掠，加上文化渐变的原因，不再像唐代南诏那样对中原虎视眈眈，而是一直采取与宋交好的政策，两国积极开设茶马互市，民间贸易和文化交流也一直保持和平稳定的状态，茶依然是两方友好往来、民族融合的重要使者。
(八)宋茶文化的海外传播深刻影响了世界
宋代因为在陆地上受到外族的包围，对外贸易由陆路为主转为海路为主，除了官方鼓励海外贸易以外，造船业、丝织业、瓷业、茶业等都很发达繁荣，也为海外贸易创造了条件。中外茶叶贸易和茶文化交流的足迹，遍及东亚、东南亚，甚至远及中东、西北非。
茶文化向日本的传播从唐代已经开始。日本至今仍将留存于本国各个时期的中国古代文物统称为“唐物”。但独具特点的日本茶道，却主要是受宋代茶文化的影响(包括茶饮方式和茶器具)再加上自身发展而逐步形成的。比如日本的荣西在1168年和1187年两度到天台、庆元府(今宁波)、临安(今杭州)等地的寺庙学习佛学，回国时将宋代盛行的点茶法以及茶籽带回日本，还写了一部《吃茶养生记》，大大推动了日本的饮茶之风。日本禅僧从径山引入日本的不仅是禅宗的临济宗杨岐派的禅法，还有对日本产生深远影响的茶道。前有日僧圆尔辩圆(1202—1280)初上径山拜谒时，不仅从无准师范(1178—1249)那里学习了佛法，还把径山寺茶宴带回去成为日本始祖。后来虚堂智愚(1185—1269)更是禅茶一味，为日僧南浦绍明(1235—1308)传授了中国的茶叶种植、炒制、烹煮和品茶问禅等法，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禅宗大师。南浦绍明于1259年到杭州净慈寺、径山万寿寺学佛，带回《禅苑清规》等中国典籍和数件中国茶器具，将中国佛门茶礼引入日本，对日本寺院茶礼产生很大影响;带回国的7部茶典中有一部刘元甫著的《茶堂清规》，其中的“和、敬、清、寂”的茶道宗旨对日本后来形成的茶道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宋朝和高丽国之间茶文化的传播交流除受契丹干扰中断40年以外，均保持较为经常的关系。高丽虽也产茶，但高丽国人更喜欢宋茶。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朝廷派徐竞出使高丽，徐竞细心观察高丽的山川形势、民情风俗和典章制度，以及接待仪礼、往来通道等，写出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从其中记录的高丽国点茶法和茶礼、茶俗以及茶器具等，都可以看出高丽的茶文化深受宋茶文化的影响，“(高丽)土产茶味苦涩，不可入口，惟贵中国腊茶并龙凤赐团。自赐赍之外，商贾亦通贩，故迩来颇喜饮茶。益治茶具，金花鸟盏、翡色小瓯、银炉汤鼎，皆窃效中国制度。”正如高丽太祖《训要》第四条所称：“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这里的“唐风”和日本一样，并非专指唐代风物，仍是对中国风的通称。
二、从宋茶文化看宋韵文化的当代价值
宋茶文化为我们留下了久远的茶香、悠长的文韵，也赋予我们挖掘遗珍、保护遗产的责任，同时还激发我们对其当代流韵、当代价值的深入思考。
当代中国正重振大国雄风，傲立于世界之林，意气风发地从全面小康社会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目标迈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生长在封建社会转型时代的宋茶文化创造了流芳百世的辉煌，也铭刻了不幸历史的局限。如何在扬弃中吸收其精华、传承其优秀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让这样的宋韵文化为当代发展所用，我们在这里作些初步的探索。
(一)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和”韵，以茶和天下的胸襟，助推社会和谐，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扩大对外开放。
“和”向来被视为修身齐家治国的核心准则，内心和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和平、世界和而不同，内涵极其丰厚。宋代重文重和，注意吸纳包容，具有强烈的集大成意识，无论是总结前人文物典章制度，还是系统整理本朝史实文献，或是编修各种规范“法式”，无不如此。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是新儒学的建构，特别是其中的理学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宋代树立儒学中心地位，但不排斥佛道，尽量融合吸纳，使儒学具有更广泛的思想和受众基础，使精致细腻的士大夫生活和文化同新兴的具有野俗活力的市民阶层生活和文化相安并存，有利于社会安定和谐。
在大中华版图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宋结束了“五代十国”之乱，实现了国家基本的统一和安定，然而又未能完全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疆问题，与辽、西夏、金少数民族政权先后并立而存,实行的政策是以和为主、和平为先，虽有交锋，更有交流交融，为后来的大一统中国打下了过渡性的基础，其功不可小觑。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宋朝虽然在地理版图上缩小了,但在文化文明版图上却极大地扩展,不仅影响了并存的辽、西夏、金、元诸民族的文化文明发展,也深刻影响到朝鲜、韩国和日本。在茶越来越多地成为边疆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共同需要的背景下,茶和茶文化对于多民族的交流交融,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包括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茶相对于丝绸与瓷器后来居上,自宋开始的海上茶、丝、瓷同行之路，极大地影响了世界，也同时反哺了自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弘扬茶和天下精神，借鉴宋茶“走出去”的经验，对于我们强化华夏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扩大对外开放，走好“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丰富的思想营养价值和深刻的历史经验参照。
以外交为例。习近平主席善于将茶文化应用于国际邦交，不仅在访问俄罗斯、法国、比利时、巴西、斯里兰卡、印度、英国等国家时以茶文化巧说外交关系，还开辟了茶叙外交的新境界，用茶叙方式会晤外国重要领导人，充分展示了协和万邦的胸襟、以和而不同理念构建世界命运共同体的担当，有力地推进了和平外交的进程。
以民族大团结为例。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儿女，虽然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各显特色，但饮茶用茶成为同根同脉的一大标识，自古亦然。特别至当代，汉茶边(边疆少数民族)饮、边茶(黑茶)汉饮情况已很普遍，以茶文化的交流交融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增进民族大团结，茶文化能够彰显出它独特的魅力和功能。
(二)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德”韵，弘扬中华茶道文化和传统美德。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也是时代赠予我们的警语。宋代重文治的突出表现是极重“德治”，虽有用“存天理，灭人伦”“三纲五常”等思想理论培植封建顺民的消极作用，但也有激励爱国情怀、民族气节，尊崇德行修养的积极作用。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都是宋人心中的丰碑。宋茶文化也深受影响。中华茶道至宋，形成了浓厚的人格化特点，将唐代陆羽“精行俭德”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强调茶文化的教化作用，大讲茶品、茶德、茶性，实指人品、人德、人性，德行不佳，休言其他，连茶也是不配喝的。在宋代的传统礼仪和民俗习俗中也融入了大量的茶文化内容，宾主设礼，非茶不交。人们注重以茶待客、以茶赠友、以茶孝亲，这些都是以敬茶之礼，扬天人之德，彰心灵之美。今天，当建设美丽中国、追求美好生活成为新时代主题的时候，相遇茶和茶生活的美好，如何从宋茶文化中提炼出“德韵”精华，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为树人立国而凝神铸魂，其作用和意义，不可低估!
茶文化至当代，继承了重德崇教的优秀传统，既发挥茶助身体健康的作用，又强调茶文化的育人育德作用。比如，从茶的干净清爽的自然品性，延伸到茶饮、茶艺的清雅、清和标准，再上升到茶道层面的清静、清心、清平等生活态度和清白、清正、清廉等道德要求。从源于茶的“天人合一”本性而延伸到茶的礼敬功能，进而表现对自然、天道(规律)的敬畏之心，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性循环的追求向往，又从敬茶等茶生活出发，来表现互敬和谐的人际关系。浙江各地广泛开展并走向全国的茶文化“五进(进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家庭)”活动，在科学传播健康饮茶知识的同时，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各有侧重地培德育人。茶文化进机关,彰显的是淡泊明志、清白做人、干净干事的特色,鼓励的是扬清弃浊、勤政廉洁的风气，培养的是敬畏人民、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道德情操;茶文化进学校,与“育人为本，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相契合，把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引导师生以茶文化的礼敬、和美内容，培养尊师爱生、尚德尚美、追求真善美的道德修养;茶文化进企业,可以传播“茶道”“商道”皆以“和”为文化理念，讲求诚信、和气、互惠，结合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呈现德行天下、义利并重的风貌，培植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的风气;茶文化进社区,可以结合和谐社区建设,彰显“和美心灵”“和谐社区”特色，密切邻里关系，促进人际交流，增强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归属感，营造相知、相助、团结、文明、和睦的社会关系;茶文化进家庭，以健康生活促进家庭和美，以礼敬文化促进家庭和睦，特别是让孩子从小就会喝茶、会泡茶、会用茶礼敬长辈，对他们一生的修身养性、涵养君子之风大有裨益。
(三)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雅”韵，共筑文化供给侧精品化和大众化共同繁荣的新格局。“雅”是文化产品的根本性标准之一，既要求“雅趣”充盈，也应该“雅量”满满。“雅趣”即高雅趣味，对立面是低俗趣味，与形式有关但绝非等同，决定性的仍然是“内容为王”。比如，在文学作品中，“雅词”也可以暴露出低级趣味，“俗词”也可以表现高雅情操，绘画、雕塑、音舞、工艺等等，皆是如此。“雅量”则是宽容、包容文化产品的多样性，鼓励创新。文化产品供给既要有促进提高的任务，也要有促进普及的任务;既需要“阳春白雪”，又需要“下里巴人”。在宋代，茶品、茶饮、茶器具、茶文艺都呈现了精致化和大众化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辉映成趣的局面。龙团凤饼和蒸青散茶同行，上层引领风气和大众饮用方便相结合;点茶、分茶、斗茶互动，饮茶、玩茶、赏茶结合;茶器具五大名窑贡品和南北上千窑口并肩，官窑和民窑相结合;茶文学艺术和茶民俗习俗互补，雅文化和俗文化相结合;这些都有效地加快了茶和茶文化的普及，共同把宋代茶文化推向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巅峰时代。今天，中国社会已进入全面小康，正在向全面现代化阔步前进，在人们物质生活有了极大进步的时候，精神生活的满足和提高显得尤为紧迫，从宋茶文化的文韵、艺韵、器韵等中提炼出“雅韵”，并以“雅量”带动“雅趣”，以“雅趣”成全“雅量”，如是，才能为大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有营养长精神”的文化精品，更多更好地促进文化建设，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时代精神去创造当代文化的新优势。
(四)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新”韵，鼓励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创新创造。
伴随着时代转型和内忧外患，宋代前中期在革故鼎新中求立足图发展的特点十分鲜明，在政治制度、思想学术、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都有突出的创新举措和成果。特别是在科学技术上，中国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中宋代占其三，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在宋代几乎都留下了重大的创新成果。宋代茶文化同出一辙。制茶上，从唐代的蒸青团茶发展到更为精致的压制花纹的龙凤团茶，成为后世砖茶、饼茶的始源;同时又发展出蒸青散茶，黄茶、黑茶也开始萌芽，这些都成为后代茶叶生产、消费多样化的先声。皇宫豪门追龙团凤饼，寻常百姓享散茶粗茶，创新包容，各得其所。在茶制茶法上，宋代承继前朝榷茶、贡茶，但制度设计更为精细，在加重盘剥的同时也刺激了茶叶和茶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在茶饮茶艺上，创造了“末茶”“点茶”“分茶”等独特精致的茶饮方式和审美情趣，大幅度促进了茶文化深入社会、走向民间。当代中国末茶以生态要求和资源充分利用为背景出现复兴之势，受到市场欢迎，堪称宋茶文化遗产的弘扬。在茶具上，开启了茶器具专门化生产的时代，像汤瓶、茶筅、建盏、木漆盏托等新的专用茶器具的出现，引领了茶器具生产专门化的历史潮流。在茶文学艺术上，茶诗词散文面貌一新，对当时和后世茶文化深入人心产生了巨大影响。宋代各方面的创新还带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创新的实用性。无论是思想学术、经济制度，还是科学技术、生活方式，创新的目的是经世致用，在茶叶生产、茶饮方式、茶叶贸易、茶制茶法等方面，莫不如此。宋代兴盛时期正是其创新力迸发的时期，随着王朝日趋腐败，社会创新能力被消磨殆尽，宋王朝也随之走向了衰亡。今天，当我们认识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国家兴旺的不竭动力的时候，我们应如何秉持文化自信，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的解放思想、创新创造的精神，为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而持久的活力和推动力，宋代和宋茶文化的经验教训都是值得深思、值得下一番扬弃的功夫而为当代所用的。比如，在国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时，茶界积极响应，一方面深入茶叶做精茶叶，一方面跳出茶叶做大做强茶业，创新业态，拉长产业链，跨界发展，从传统的小“六茶共舞”(六大类茶)，从传统的喝茶，创造出饮(料)茶、食茶、用茶(茶的生化产品)、玩茶(文创旅游休闲等)、事茶(各类茶事活动)的大“六茶共舞”来，共同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作出茶文化的贡献。去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武夷山燕子窠生态茶园，嘱咐大家“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坚持绿色发展方向，强化品牌意识，优化营销流通环境，打牢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三茶”统筹是非常重要的理念创新，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在茶产业发展上的具体运用。统筹就是强化集成意识，发挥整体效益，针对的是各自为政、分散主义。一方面，茶文化引领、推动茶科技，一起为茶产业赋能;另一方面，在很多时候，茶文化、茶科技本身就是产业，茶产业又为茶文化、茶科技赋能，这种互相渗透、互相助力、捏紧拳头打好组合拳的新理念就是茶道文化的创新，是新时代的新茶经。茶道如此，政道、商道、文道等，莫不如此，都需要改革，都需要创新。从古代的宋茶文化之河到当代的宋韵文化之河，在不断传承和创新中，面对时代生活，融入时代精神，肩负时代使命，奔涌向前。(转自《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来源：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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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发展背景——茶事南兴 茶道远扬
我国的茶文化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萌芽，历经唐代的兴盛发展，到了宋代成就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所以历来有“兴于唐而盛于宋”的说法。而茶文化的起源及发展主要是在我国南方一带完成的，这与茶器的发展有着重要关联。尤其是在唐代以前，陶瓷生活器皿的制造主要集中在这一区域。在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历史时期，饮茶之风开始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品茶方式较之前朝更为讲究，鉴赏之水平也有所提高，茶文化逐渐成为社会各阶层所崇尚的礼仪与风尚。譬如，在国力强盛的盛唐、北宋等时期，繁荣的商业贸易使得茶文化的发展得到了充分的推动。宋人蔡条《铁围山丛谈》中曾说：“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佑陵时盖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另有文对北宋生活描述中记载：“北宋时期建州地区年均产茶量超过三百万斤。茶己成为如王安石所说像柴米油盐一样的常规性饮品。”宋政府还有一条规定：“宋选人、使臣等无职田或职田不足者，于俸禄外另给茶汤钱”。由此可见当时对饮茶的重视。
从茶艺与茶道精神来讲，唐宋时期成就了茶文化的经典内核。这不仅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有重要关联，更为关键的是其理论水平的发展水平。譬如唐代，茶圣陆羽所撰的《茶经》，已经成为古今茶文化理论的领袖之作。宋代在此前的基础上实现了进一步发展，由于宋代茶事的流程更为复杂，因而相应的文献著作也记载得更为具体。在其后的发展中，逐渐细化为采、拣、蒸、榨、研、造、过黄七步，其采茶“每日常以五更挝鼓”，且“以甲而不以指”。所采摘的茶经过进一步拣茶环节，去除品质不佳者，令茶的最终质量大为提高；同时，在蒸茶环节之后加入了榨、研等细节化的工艺，使得茶中的杂味尽除，茶末也由此更显精细。唐代时期以煮茶为主流烹茶方式，而宋代茶艺则在此基础之上创造出另一种饮茶方式——斗茶。所谓斗茶，又称茗茶，它是古人聚集一堂品茶并评价其品质优劣的一种集会形式。斗茶的兴起主要源于宋代皇帝对于茶事的热衷，追求茶的品质之上乘。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此带动了这一时期特殊的饮茶风气。众人皆以能得茶之绝品为荣，使得斗茶在当时成为了一种时尚。宋微宗在《大观茶论》序中谈到“天子之士，励志清白，竟为闲暇修导之玩，莫不辟玉锵金，啜莫咀华较筐策之精，争鉴别裁之。”这便是文人们斗茶时的盛况。
从社会层面来看，茶事鼎盛时期一般都呈现由中间向宫廷和市井上下两层发展。即从最初的达官显贵专属，到后期的全民皆用。早在宋朝建立之初，上至皇帝下至群臣，皆以饮茶为当世之风尚。据史料记载，宋徽宗本人对饮茶活动情有独钟，并亲自撰写茶艺品评的文章《大观茶论》，以此形式在表达自己对热衷于茶的同时，也以天子之尊倡导大众饮茶斗茶。而随着宫廷贵族饮茶之风的盛行，民间也兴起一股“茶热”，于是，茶肆（类似茶馆）开始大规模普及。北这种场景在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有着巧妙的反映，其中，在京城汴梁及汴河两岸繁华与热闹气氛的烘托下，分布于街边的茶肆生意兴隆，客人络绎不绝。事实上，饮茶活动已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必不可少的项目，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因而，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而言，“茶是平凡的物质存在，又是高尚的精神享受，茶是百姓的寻常必需，又是国家的经国大事。”
历史上，许多文人雅士纷纷借助诗词歌赋、书法绘画等形式寄情于茶，在相关的诗歌及书画作品中往往可见这类表现题材，这对茶文化的发展兴盛也起到了重要的文化思想推动作用。宋代许多著名的诗词大家，包括苏轼、黄庭坚、陆游、辛弃疾、李清照等，皆吟过许多以茶为题的诗词，其中陆游还获得了“茶状元”的雅号。而在关于饮茶文化的文章中，除了宋徽宗所著的《大观茶论》之外，还有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这本论著从种植、采制、点茶、贮藏等方面均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为后人对当时茶文化的系统性了解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此外还有黄儒的《品茶要录》、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吕惠卿的《建安茶记》、刘异的《北苑拾遗》等。足以见茶事与茶文化的同步兴盛。
禅宗美学的兴起与发展
禅宗文化是伴随禅宗的起源、发展、进化而来的，是佛教自公元 67 年由印度传入我国以后，与儒道释思想相融合，形成具有中国文化传统底蕴的禅宗文化。它提倡即心即佛，将佛教深玄的理论体现日常生活之中，不重说教，只重证悟，从而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所呈现的独特理性思辨和精神风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学和艺术的创作，如白居易、陶渊明等文学家的诗歌与文化创作，包括宋代以后的水墨山水画和宋明理学等都受其所吸收和借鉴，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人文精神的的特色。禅宗文化不仅重铸了中华民族的人生哲学，陶冶中国知识分子的审美观念，而且极大丰富了知识阶层的理性思维，在哲学史、文化史、思想史、设计史上起着特殊的意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唐宋时期崛起的禅宗美学， 曾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美学及艺术， 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美学虽然在表现形态上看是极为复杂的，但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四大思潮：儒家美学、道家美学、楚骚美学、禅宗美学。如果说儒家美学是中国美学的开端，那么禅宗美学的面世则标准着中国美学走向成熟。禅宗美学以其独特的审美理念和美学范畴丰富了中国传统美学宝库，对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美学及艺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举凡诗论、画论、书论， 以及诗歌、绘画、戏曲、小说、书法、雕塑等各个艺术创作领域、艺术理论领域和美学领域， 几乎无一不受到禅宗美学的冲击、渗透和熔铸。
禅宗美学的本质是一种追求生命自由的生命美学，它是对生命的思考，是对存在本体论层面的审美的思考。《坛经》有云：“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边誓愿学，无上佛道誓愿成。……见自性自净，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可见禅宗把人的主体性推到了极点，强调顿渐之悟，主张一切亲证，追求自由的人格和自然的境界。禅宗追求自我拯救或解脱，“自心是佛”是它树立的一面，超脱世俗烦恼而成佛是它破除的一面，体现出一种纯自然状态的素朴美。禅宗的素朴美学所传达的是一种素美的内在精神与外在表征，透过岁月的沉潜呈现出一种顺乎自然、不刻意造作的“涩”的美感，不是即刻吸引众人的目光，而是不断地享受回味无穷的美感经验。它所呈现出的美是独特的性灵之美，虽不耀眼，但有种无法言语的自然韵味慢慢地散发出来，即便是平凡之姿，也会被沉淀后的自然韵味所升华。这种素朴精神的原则是所有事物和谐的价值，且以自然为基础，并且关心与自然地和谐之美。
作为汉传佛教宗派的重要组成之一，禅宗的称谓源于其主张修习禅定的意旨，故名禅宗。此外，又因其以参究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为教义宗旨，因而禅宗亦称作佛心宗。据佛经中记载，佛祖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面对着百万弟子，轻轻地手拈一枝花，向大众环示一圈，自始至终一语不发。弟子们纷纷对其涵义疑惑不解，而唯有大弟子摩诃迦叶，笑而不语。继而佛祖当众宣布：“吾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此中关于“佛祖拈花，唯迦叶一笑”的典故便引发了禅宗的开始。禅宗在中国的传入最早源于菩提达摩，此后，盛于六祖慧能，在唐代中后期逐渐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形式，也是汉传佛教最重要的宗教象征之一。禅宗代表作为《六祖坛经》，主要教义为《金刚经》、《楞伽经》、《大乘起信论》。受其时代的影响和制约，禅宗从酝酿、发生到发展壮大，在中国佛教中形成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独特派别，中国独立发展出天台宗、华严宗与禅宗三个本土佛教宗派，但禅宗最具独特性格。从思想渊源上说，中国禅宗从酝酿到形成，与佛教禅学传播有联系，虽说是菩提达摩传至中国，但隋唐以后的禅宗思想，主要是产生于中国，塑造于中国。
“东成西就”——禅宗美学的源流及特征
中国的学者对禅宗美学的研究也有一些比较独特的观点和看法，不同程度的总结了禅宗美学的基本特征。皮朝纲认为：“禅宗美学是一种生命美学。是一种随缘任适、自然适意、一切皆真、宁静淡远而又生机勃勃的自由境界。禅宗美学又是一种体验美学，关注和体验人的内在生存意义。”张育英认为：“禅宗给文人画所带来的影响是：抒写主观心灵、物我同化的创作迫求、含蓄朦胧的审美理想。”；崔元和认为禅宗美学的基本特征是：“摆脱羁绊的精神解放、超越概念的直觉思维、物我同一的審美境界、淡薄宁静的人生态度、生机盎然的心灵世界。”禅宗美学的基本特征概括为：自由随性、淡泊宁静、隐喻象征。
禅宗思想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也称其为十六字玄旨。禅宗美学的本性是追求自由的，可以从其“不立文字”的教义以及其追求摆脱世俗羁绊的态度中看出。禅宗美学具有自由随性的基本特征，虽然禅宗是一种宗教流派，但他却具有“革命”的性质。六祖慧能提出的“不立文字”等教义以及不读经、不理佛、不坐禅等观点，甚至是发展到后来的通过呵佛骂祖，谤道焚经等激烈的方式去动摇和破坏宗教的权威，其根本的目的都是想通过摆脱外在的一切禁锢的思想，重新塑造人们内心的精神世界，以便为自己建立一个完全依靠自我的精神家园。这集中表现在禅宗思想中“即心即佛”理论。在倡导“直指心源”、“顿悟成佛”的同时，进一步涤除一切外在的思想束缚，实现自我的精神解放，以此作为自我内心顿悟的根本前提。禅宗通过断绝一切外在的束缚，通过自我，实现觉悟。这也进一步说明禅宗美学是追求自由和精神解放的。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因此禅宗的自我精神的解放思想并不能引导人们走向客观世界，相反带领人们走向了极度内在的主观世界。所以说禅宗这种极具主观唯心主义色彩的自我精神解放和自由的追求并不在于实在的客观世界，而是转化为一种审美心理。因此，禅宗美学的追求自由以及自我精神的解放正是审美活动得以展开的前提和基础。
禅宗通过“空”来表达一种淡泊宁静的人生态度，禅宗美学思想认为，人应该如同空中的鸟、水中的鱼一样，自由自在，不被束缚，这正是它非逻辑性的原因所在。通过自心的调节来达到主体自我与客体自然界的和谐统一，达到精神的超脱。禅宗把自然和人生都带入了“空”的境界，因此产生了追求自然，淡泊宁静的生活情趣，最终形成了淡泊宁静的审美追求。
“茶禅一味”——禅、茶、器在历史维度上的契合
魏晋至唐宋时期，是禅茶文化走向高度发展的历史阶段。这种文化变革，是综合了多方面因素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其一，这一时期的文人爱茶，并将饮茶之风视为一种文化行为。其二，佛教与禅宗对茶文化的浸染。事实上，这二者之间的联系早已有之，魏晋之时，僧侣们便开始饮茶。到了唐朝，佛教兴盛，环境的优越促发了茶叶的种植规模。加之，茶以及茶道中蕴含了丰富的佛教禅宗思想，如“清净”、“戒持”等等，人们在饮茶这项简单的活动中“悟道”，精神境界为之提高。而宋代之时更是蔚然。僧人皎然诗云：“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由此可见，饮茶在当时已被视作一定程度上的参禅行为。其三，宫廷贵族对于饮茶的推崇。饮茶之风不仅限于民间，以帝王将相、宫廷贵族为代表的上层阶级亦将此奉为重要活动。宫廷常设茶宴，以茶赐近臣，“赐饮于曲水兵察常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此外亦有“天子下廉亲考试，官人手里过茶汤”之诗句。可见，茶在当时已经从一种简单的行为活动升格为重要的宫廷礼制，包含了一定的政治意味。于是其也不可避免地被商品市场所驱使，所有与之相关的环节如种茶、制茶、煎茶甚至包括茶器均逐渐走向专业化、规范化；并由此进一步促进了茶文化的更迭演进。
由此可见，无论是茶之味，还是茶之器，皆因来自文人、宗教、帝王等方面因素的大力推动，将这种原本只是一种简单的、带有浓重民俗意味的行为升华为具有思想境界、思维意识乃至政治内涵的文化形式。而茶也缘此承载了来自儒、释、道的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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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自“世界茶文化图书馆”
《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是道的物质载体，道是器的精神属性，二者相互作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现象。茶文化也是如此，在人们采茶、制茶、运茶、储茶、饮茶等物质活动与其中蕴含的精神文化相互作用下，经历了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为后人留下了各种实物资料，也形成了丰富的典籍文献。
茶器具始终伴随着茶文化的发展而演进。茶文化的考古遗存和传世实物中，有相当一部分为茶器具。茶文献中也有很多涉及茶器具的典籍史料。
茶器具始终伴随着茶文化的发展而演进。茶文化的考古遗存和传世实物中，有相当一部分为茶器具。茶文献中也有很多涉及茶器具的典籍史料。我们提及茶文献，一般认为是各类茶书(目前收录茶书最多的为《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共114种，其中一些实为茶文，不足以成书)，对于凡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中的茶文、茶诗词的搜辑，也形成了一些成果(目前收录较多的为《中国茶典》，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这为我们搜辑茶器具文献，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基本资料。
茶器具因人们采茶、制茶、运茶、储茶、饮茶的需要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成为高雅艺术品和世俗生活用品的结合体，在中华民族物质和精神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与文化紧密相联，又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用物品，兼具了道与器的性格。同时，茶器具因人们不断变化的需求而不断发展，每个时期的茶具呈现出鲜明的个性。我们透过茶器具，可以了解每个时期的茶文化特性，窥见当时社会的文化、思想、风俗、习惯。历史上的茶器具，形态各异、品种丰富，我们既可以通过相关文献的记载了解其发展的历史，也需要借助传世藏品、考古发现获知其形制、用途、特性等信息。当然，作为一种主要以物质形态存在的文化，茶器具中还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艺术内容。历史上每个时代遗留下的茶具都能使人窥见当时的社会文化。
早在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茶就开始被作为药用、祭品，并且开始转为饮用。但当时茶食不分，茶、酒、食器往往一器多用，并没有形成专门的茶器具。到了汉代(前206—前220)，饮茶风气已十分普遍，茶已开始成为商品。文献关于饮茶的记载，见于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王褒的《僮约》，其中的“烹茶尽具”“武阳买荼”，说明“荼(茶)”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饮食之一，饮茶已开始在社会中上阶层流行。但此时茶器具仍未从食器中分离出来。魏晋南北朝时，茶器具依然借用炊、煮、饮器。随着饮茶推广和人们对茶的认识的深入，到了六朝时期，专门化的茶具从食具、酒器中独立了出来，且种类大大增加。但此时相关文献中关于茶器具的记载仍然较少。
隋唐时期茶具的品种更多，较之前更为完善，就陆羽《茶经》所列，就有28种。以陶瓷茶具为主，同时贵族、富家也出现了金、银、铜、锡等金属茶具。由于各地风尚不同，唐朝社会生活中使用的茶具远比《茶经》所载复杂，这从法门寺等出土的相关文物及唐诗的记载可以看出来。据《茶经》记载，这一时期的饮茶之法已十分强调茶、器、水的选择以及烹煮的技巧讲究，不断精细化，已经从解决口渴之需发展成为更高层面的品茶文化。文人雅士甚至借“具”之美来烘托“茗”之佳，而“类玉”“似冰”的越窑青瓷茶碗与茶汤相得益彰，从而受到人们的喜爱。而随着饮茶方式由煎茶向点茶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器具，比如偏提和茶托子的出现。这一变化也成为唐代文人吟诵的重要题材。
宋代，随着制茶和饮法的改变，加上这时斗茶、品茶的风尚，使这一阶段的茶具也产生了若干显著变化。首先，宋代茶器具与唐代相比，数量更加精简，形制更加小巧。其次，因为斗茶的需要，黑釉茶盏在宋人饮茶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再次，宋朝出现了许多论述茶具的著作，以蔡襄的《茶录》、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及南宋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最为著名。
元代茶器具相关记载较少，但我们可以通过诗词、书画等零星的记载与考古发现找到一些有关元代饮茶与茶具的信息。元代既有采用点茶法饮茶的，也有采用沸水直接冲泡饮用的，这可以从元人的诗作和相关考古发现中找到依据。饮茶方法的过渡性直接影响了元代茶器具。
明代茶器具出现了一些重大改进，比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罢造龙团”，促进了散茶的改进与流行。由于皇帝的倡导，明代饮茶即以冲泡为正宗，并沿用至今。可以说随着饮茶方法的改变，人们在饮茶观念、审美取向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斗茶已经基本绝迹，因此黑盏自然就不再符合时代的要求，白色茶盏再一次流行，江西景德镇的白瓷茶具广受欢迎，并逐渐发展成为当时全国的制瓷中心。总体上来说，明代的茶器具比较简便，但明人高濂《遵生八笼》中，列举了16件，另有总贮茶器具7件，合计23件。有学者认为，这是明代文人在现实抱负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借茶器具表达清节励志的一种方式。茶壶、茶杯是壶泡法中最重要的器具，因此紫砂壶艺应运而起，发展为一门极富艺术性的陶艺产业。另外就是明代茶具在盏上加盖，一盏、一托、一盖的三合一茶盏成为明代茶具的基本格式。清代随着茶的品种不断增加，饮茶方式在前代基础上更加完善和讲究，但茶器具的类型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近代以后，随着茶业的发展以及工业和技术的进步，茶器具也不断改进，乃至出现了机械化，如为适应长途运输的篦、箱和精密的揉茶具、焙茶具，等等。
茶器具因人们采茶、制茶、运茶、储茶、饮茶的需要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成为高雅艺术品和世俗生活用品的结合体，在中华民族物质和精神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以上通过对茶文化与茶器具发展史的简要回顾，主要还是想说明，茶文化与茶器具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关于茶文化与茶器具关系的探究，相关文献记载、传世文物、考古遗存等都是我们要关注的重要资料。这些方面前人已经有很多成果，但对文献的搜辑仍有一些扩展空间。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凡经、史、子、集中涉及的茶器具文献以及成果尽可能搜辑完备，并进行合理编排，不仅可以使读者更为全面的了解茶器具的相关知识，更可以更为充分的领略茶文化的独特魅力。
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凡经、史、子、集中涉及的茶器具文献以及成果尽可能搜辑完备，并进行合理编排，不仅可以使读者更为全面的了解茶器具的相关知识，更可以更为充分的领略茶文化的独特魅力。
因此，本书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在前人整理茶书，陶瓷、紫砂等文献的基础上，对茶器具文献尽可能多地搜辑，其中时代较早的是西晋左思：《娇女诗》应该说是目前较为充分的。第二，茶文献的数量丰富，但存在改编因袭的问题。我们在搜集过程中注意到此问题，对明清文献中转录唐宋典籍的内容进行了分析，尽量使之有合理的安排。第三，茶器具文献有一个特点，就是内容驳杂，往往一段之中包含多个器具。我们在对茶器具文献进行分别、归类的过程中，充分借鉴古代类书(如《白孔六帖》《渊鉴类函》《古今图书集成》等)对茶文献的分类方式以及当代类书整理(《中华大典》“工业典”“艺术典”)的成果，对茶器具文献进行初步分类，使之成为一部可以翻检的茶器具文献工具书。虽然这些分类仍稍显粗疏，但也可以使读者概览历代茶器具文献的情况以及特点。第四，在搜辑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文献内容已经被相关研究成果所引用、研究，这一方面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指引，同时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有一些新的发现。第五，新中国成立以后，学界对于茶历史、考古、文化、科技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本书第四章内容即是关于茶器具的著作、论文、考古资料等。我们搜集的信息基本按时间排序，可以使读者既能有所借鉴，同时也能了解学术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第六，茶器具文献相对于其他典籍来说，往往比较零散。这不仅表现在茶器具文献往往为只言片语，而且不成体系。但从另外一个长时段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有一些发现。如虽然明清时期的饮茶方式和茶器具相对于唐宋显得更为简化，但明清时期的茶书数量较之唐宋增加不少。据学者统计，现在初步确认的茶书为188种，其中完整的茶书96种，辑佚28种，佚书书目64种。其中，唐和五代为16种，宋元47种，明代79种，清代42种，另有明清间未定朝代4种。但从茶诗词方面来看，本书对唐宋元明清茶诗词的整理说明，唐宋时期涉及茶器具的诗词数量又远远多于明清时期。这也是一个值得玩味的有趣现象。
(本文摘自《中华茶器具通鉴》第二卷《茶器具古今文献及论著概览》之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