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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海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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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冈永安镇田坝社区:法治护航茶产业 群众走上致富路


登上仙人岭观景台,俯瞰“中国·茶海之心”田坝4A级景区,一片苍翠,美不胜收。 “当年,如果没有政府带动发展这片茶海,我们社区就没有今天欣欣向荣的景象!”近日,凤冈永安镇田坝社区村民陈其辉眺望着茶园感慨地告诉记者。

1995年以前,田坝社区农民习惯种植玉米等传统农作物,可当地严重缺水,常常三年两不收,人均年收入不足200元。 “人穷气大乱事多,邻里之间闹不和;偷摸扒窃治安差,经济发展无着落。”一度成为当时田坝社区的村情写照。 “当年,政府为民致富心急,想着‘水路走不通走旱路’,看见其他地方发展烤烟经济见效快,就发动群众也种植烤烟。”陈其辉说。实际上,田坝这块土地呈酸性,并不适合种植烤烟,村民辛苦种植的烤烟成片死去。没有收成,大家怨气很大。 永安镇党委、政府经过总结经验、科学考察,继续探索产业发展的路子。1996年起,田坝社区根据土壤呈酸性、富含锌硒两种微量元素,适宜茶树生长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在以法治为保障的基础上,带领村民发展茶叶产业的路子。 但是,当时的村民对村干部很不信任。为增进理解,田坝社区组织召开田坎会、院坝会等,与村民重新建立信任关系。从增强村民民主法治观念入手,切实抓好农村普法、村民自治、纠纷化解、农村稳定等工作,提高广大村民的法制观念和民主意识。 同时,社区强化制度建设,制定村规民约、议事决策等规则,建立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民主评议制度、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等制度,做到村民议事民主化、财务管理规范化、村民事务公开化,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发挥村民的德治、法治和自治功能,各项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此外,社区还开展农民思想与法治教育,营造良好的学法用法氛围。设立了60个网格小组,确定了网格调解员111名。以网格员为主体发动法治宣传、收集民情信息、做好各种调解,为群众排忧解难,全力化解各种矛盾纠纷。 陈其辉是当年率先发展茶产业的茶农之一,现在是田坝社区龙心茶叶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凤田凝翠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也是一名社区网格调解员。“我管理3个小组,有上百余人。要是村民都不懂相关政策法规,滋生各种矛盾,影响茶产业发展,大家都得不偿失。”陈其辉告诉记者,大家都是茶产业的受益人,要齐心协力发展茶产业。 “当初,万万没想到会有今天的好日子。”从茶农变成为茶企负责人,说起其中过程,陈其辉笑得合不拢嘴。目前,他管理的公司年净利润达50万元。 茶产业已成为田坝社区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如今,田坝社区茶园面积达28110亩,其中有机茶园18000多亩,人均茶园面积2.85亩,人均茶园年产值1.8万元。社区共有市级龙头企业4家、省级龙头企业3家、国家级龙头企业1家,经过国家认证的有机茶生产加工企业8家,茶企业工业年产值达3亿元以上。

近年来,凤冈县打造“茶旅一体化”,让茶产业成为旅游产业发展的突破口。仅2018年,田坝社区“茶海之心”景区接待游客突破6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2亿元,农民年收入也攀升至2万余元。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新房,开起了小轿车,村民幸福指数不言而喻。 田坝社区先后荣获了“全国绿色小康村”“全国文明村镇”“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村”等一系列殊荣。2016年,成功创建了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 去年,田坝社区还创新建立了“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聘请法律顾问,运用法律手段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防控运营风险,提供法律咨询,参与疑难矛盾纠纷化解;为村干部、村民开展普法教育,培养法律明白人,并参与审查修订社区的所有公约和规章制度等。 田坝社区党总支部书记吴江表示,社区开展民主法治建设,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都得到显著提高。如今,田坝社区依法治村,走上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发展道路。(来源:贵州日报)

发酵食品,茶叶与人类生活——从茶叶传播的历史片段浅谈普洱茶对现代人的意义

1、浅谈发酵食品

2、茶的最初形态是什么样呢?

3、茶的功能性与传播

4、茶的杀菌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5、茶的补充膳食纤维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6、咖啡碱的刺激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7、茶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关系

8、普洱茶与当代人肠道菌群养护

9、普洱茶保健的部分机理浅谈

人类文明的兴起伴随着非常多的材料和技术。

茶是东亚祖先驯化出来的重要物产,它联合了中原和草原,汉地与藏地,通过茶马古道将中国文化带向世界。

发酵则是全世界文明发展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技术,是文明的催化剂,帮助人类提高了生存优势。

1、浅谈发酵食品

所谓发酵食品就是人类利用微生物将食材进行再加工获得的食品。

一本书名为《食品微生物学》的教科书,其中前言说,在7000年前,已有人类在采食菌菇。

我觉得野生菌不能算作发酵食品,而且人类最早食用野生菌的时间应该远早于符号记载。

但发酵食品和野生菌还是有很多相同点的。

一些小麦粉,给它加点水,揉成个面团,放碗里忘了。不久之后一些真菌就会发生,这些真菌会把面粉里很多营养物质的微观结构改变。微生物不但改变了面团的物理结构,也增加了面团的风味。古巴比伦人把这个发酸的面团拿去烘烤,就做成了类似今天的面包。这个事件可能诞生在6000年前的一次偶然。

发酵现象更多时候与食物储存有关。

今天的城市人对于食物发酵与储存没有像古人那样的重视,这是因为今天不但有冰箱,还有超市,让我们每天都有新鲜的肉类和蔬菜可以食用。

虽然古人在某些特定时间和区域也有类似今天冰箱的设备,但却没有现代化农牧产品供应体系。如果不做好食物储备,是没法儿生存的。

食物储备,与发酵相辅相成。

比如葡萄没有办法长期储存,做成葡萄干就可以多存一阵子,要是做成葡萄酒就可以存十几年到上百年。新鲜的肉类也没办法储存,古人会在肉里添加一些盐,做成腊肉,火腿一类的发酵食物。

为什么要放盐?因为如果不放盐,微生物的生长不受控,很快肉会完全腐烂,全部营养都被微生物消耗殆尽。放盐会使微生物的生长受到控制。所以想做出好吃的火腿就要掌握一个度,让微生物产生对人类有用的变化,而又不至于消耗掉过多的营养。

葡萄酒也是一样。葡萄里面有糖,但要是只有糖的话,微生物就会疯长。所以酿造葡萄酒还需要关注葡萄皮中的单宁,糖是微生物的养料,而单宁会把微生物控制在合理范围。

除了利用成分控制微生物,也可以利用环境控制微生物。

因纽特人的传统美食腌海雀,整个制作过程不用加盐,捕获的海雀也不去毛不去内脏,完整地塞进一只新鲜的去掉内脏的海豹皮囊中。然后把海豹挤除空气封好口,埋在石窖里发酵半年左右,就可以直接吃了。在北极圈内,寒冷的气候让微生物难以爆发,有一个外壳的保护足够了。

发酵技术的本质,一方面是给微生物提供营养,另一方面是给微生物一定控制。

不同的自然环境与不同的文化传统,会产生不同的发酵技术。

在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当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人对发酵已经利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各种谷物各种肉类都可以变着花样发酵。

这时的发酵已经不再仅仅是为了储存食物,更是为了追求美味了。

对于游牧世界来说,牛羊奶十分重要。没有办法长期储存的新鲜牛羊奶,就可以通过发酵变成可储存的食物。世界上任何一个对牛奶有强需求的民族,都会产生出各自制作奶酪的方法。而雪域高原的藏民不单会做奶酪,还会先把牛奶当中的酥油提出来。酥油大概可以存一年左右,存放一段时间的酥油内质会被微生物部分改变,更利于消化,也属于一种冷门的发酵食品。

近年出版的一本讲发酵食品的书《不生不熟》,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人类在学会用火之前,就学会了发酵。

作者给出的理由是差不多19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直立人的臼齿就开始变小,这说明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吃的食物变得好咀嚼了。但人类学会用火的时间是大概50万年前。

什么让食物变软的呢?发酵。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路途中,发酵早已深度参与。

但人与微生物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

17世纪,在显微镜发明之后,人们直接看到了微生物。到了19世纪,科学家又提出了“病菌”这种概念,由于片面的认识和宣传,当时的人们把微生物视为病源,尽力躲开。

这是胡适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片段,当时知识分子的观念可见一斑:

“你要记得下面几件事: (1)不要买摊头上的食物,微生物可怕。(2)不要喝生水冷水,微生物可怕。……”

发酵食品也在潮流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波及。无菌食品成为了一种风尚。

远离微生物不是人体需要的生存方式,导致了今天人类的很多健康问题。

所幸,随着人体微生物组研究的大量实质性进展,越来越多的报道也在传播微生物的正面价值,发酵食品迎来了一个全新时代。

2、茶的最初形态是什么样呢?

茶叶作为一种被人类驯化的重要植物,深度参与了人类文明进程。是目前世界上流布范围最广的饮料。

对茶叶的最初利用,公认始于中国。我们熟悉的陆羽《茶经》中就有这样的文字:“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

早期汉字中没有“茶”字,“荼”就被拿来暂代茶用。大学问家顾炎武在《日知录》说:“‘荼’字自中唐始变作‘茶’。”

“荼”的本字义是一种多余的草,应该除掉的苦草。用这个字来指代茶,可以想象汉文化早期对待茶的态度。

而“茶”这个文字要等到陆羽的时代之后才开始被广泛传播和确立,文字形成共识的同时也说明“茶”正式融入了的汉文化生活。

茶来自何方?

继续看《日知录》,顾炎武在大段的史料推导后,从字缝中读出结论:“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

以下为引文:

《日知录校注》(清)顾炎武 著,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18

秦国占领蜀地发生在战国期间。秦人取蜀意义很大,比如李冰父子被秦王派去蜀地,之后修都江堰等等故事。秦人取蜀的底层价值在于古华夏文明与古蜀文明的交融,二者共同塑造了后来的中华文明。

蜀地在中原的南方,茶来自南方。正所谓“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除了文字学,还有语言学上的证据。

北京大学汪峰教授在文章《语义演变、语言接触与词汇传播——*la“茶”的起源与传播》中推导出,“茶”的最早源头就是彝缅语的*la,最可能的来源是在云南广为分布、且与傣语有接触的彝语支语言。

说得简单粗暴点:汉族语言中的“茶”,借自西南的彝语支民族。

还有一则材料。

五代·毛文锡《茶谱》:“泸州之茶树獠,常携瓢置,穴其侧。每登树采摘芽茶,必含于口,待其展,然后置于瓢中,旋塞其窍。归必置于暖处。其味极佳。又有粗者,其味辛而性熟。彼人云:饮之疗风。通呼为泸茶。”

泸州就是今天四川的泸州,这里的泸茶显然是一种发酵茶,与中原茶饮迥然不同。在汉语文献记载中,几乎为孤例。

这种不用火,单用发酵做出来的茶,在今天也有。比如德昂族就有一种酸茶做法,将新鲜的茶叶用芭蕉叶包裹,放入土坑内埋几天至几十天后取出,将茶叶放在阳光下揉搓,晾晒几天,然后又用芭蕉叶包裹放入深坑,再埋几天到几十天,最后取出晒干即成。

类似的东西在布朗族、景颇族中也有,不同地区对于酸茶发酵的时间掌握不同。从地理分布上说,在泰国、缅甸、老挝,甚至日本也有原理类似的存在。

联系起上个小节所谈的内容,人类对于发酵的利用要早于对火的利用,掌握发酵比掌握用火要容易。在此基础上,可以想象:酸茶(发酵茶)的出现,早于绿茶等(一切加工过程中需要用到火的茶)。

酸茶(腌茶)一般是当菜吃或者当小零食吃,跟现代汉地对茶的使用方式区别很大。

今天泰国缅甸地区做的酸茶Maing,可以拌着盐、糖浆、花生、炸猪皮等等一起吃。

东南亚酸茶Maing的发音非常接近“茗”,这或许不是偶然,“茗”字本身也暗含着品饮方式。早期汉语中的茗,常常以“茗粥”形式出现,比如王维《赠吴官》:“长安客舍热如煮,无个茗糜难御暑。”苏轼《绝句》:“偶为老僧煎茗粥,自携脩綆汲清泉。”

《茶经》中也有摘记:“郭弘农云:早取为荼,晚取为茗”。

早采的嫩茶,芽茶用来做“荼”,“荼”就是煮水喝的叶子,这种喝法,后来就变成今天的“茶”。晚采的粗叶,则用来做“茗”,做Maing(腌茶)这样的东西,用来做菜做粥。

在今天,日本的酸茶Awabancha(阿波番茶,在中国也叫阿波晚茶)就主要被用来做茶粥。Bancha有粗茶和晚茶的意思,意味着鲜叶采摘时间比较晚。(参考《茶叶微生物产品学》黄友谊 编著)

酸茶工艺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也有细微的差别。

人们使用火的成本逐渐降低后,有些酸茶的制作也开始加入火,先杀青后腌制出来的酸茶,叶形保留会更完整。

茶的这种用法也符合人类对于植物驯化的原始需求:满足食用。

这样的茶叶,在以烧烤为主食的民族中,对肠道健康的保护非常有意义。它的原理我们在本文最后一个章节讨论。

说到这里,茶叶的最早期形态开始有点模样了。

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直接通过鲜叶干燥得到的白茶形态会不会更早?白茶确实有可能更早的零星出现。但是习惯性食用茶叶的话,白茶作为食用的利用率会比发酵茶低很多,这一点之后的篇章谈到发酵原理时会再做解释。

3、茶的功能性与传播

我们盘点一下茶的功能:

第一,它能够降低大量食用烧烤的燥热。

第二,它能够让人在炎热的环境下保持一份头脑的清醒。

第三,它是一种蔬菜,作为膳食纤维的补充。

第四,通过咀嚼茶叶,可以利用酚类的杀菌作用杀死口腔和肠胃里的有害细菌。

第五,解油腻。

还可以继续补充第六第七等等……这里暂不延展。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茶的用途越多,它就越容易与其它地区其它文化形态的发生嵌合。

4、茶的杀菌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比如杀菌作用,在麦克法兰《绿色黄金》中提到“采食茶叶的猴子往往体格健康,生存能力强”,按照这种说法,茶叶在猴子文化中已经发挥作用,与猴子建立共生了。人类利用茶叶,开始也许是出于对猴子的模仿。这个观点有待更详尽的研究,但可以利用茶叶控制有害菌这一点,在今天也很有参考意义。

英国正是由于饮茶习惯的普及,间接解决了饮用水安全问题,从此人口素质提升,经济逐渐发达,成为一代帝国。

对于有意改善贫困的慈善组织来说,推广茶文化是个不错的选择。(本章叙述不再展开,相关案例可以参考《绿色黄金》)

5、茶的补充膳食纤维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

“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

“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

——藏地谚语

茶叶能够补充膳食纤维,这一特点对缺乏蔬菜的牧区,尤其是雪域高原有重大意义。

清代檀萃在《滇海虞衡志》中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也有民间传说,藏区的茶叶是文成公主带去的。从汉语文献记载看,西藏从唐代初期(公元七世纪)开始用茶。

但从藏地自身出发,用茶时间其实更早。如果认为茶叶是伴随佛教传入的,在公元三世纪(按不同谱系也有说四世纪到五世纪),吐蕃赞普拉托托日就有好佛之名。而民间佛教传入时间更早。

藏语中有专门指代“茶”的语词,听起来更像“槚”,这比“茶”的发音更为古远。从语言学角度来说,藏语中的“茶”大概率与汉语无关。杨海潮老师在《茶文化初传藏区的时间与空间之语言学考证》一文中,得出结论:“推测古代藏族人民(或其先民)最先是从滇川交界区域(而不是四川)认识到茶的。”

2016年,《scientific reports》刊登了中英联合考古报告,用考古实物证明在1800年前西藏已经开始用茶。

考虑到西藏到滇蜀的距离比中原更近,藏地用茶的历史还有大量可供研究的空间。

在今天,传统的藏民每天都要喝大量酥油茶,践行着“茶是生命”的行动。

木霁宏、陈保亚、徐涌涛、王晓松、李林、李旭6人,在1990年和马帮走了一百多天,从云南德钦到西藏昌都,又转到四川康定,完成了“茶马古道”命名,出版了《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

这里我引用一段书中的话:

“记得我们在中甸归化寺调查的时候,喇嘛捧上的第一道礼物便是酥油茶。我们咂上两口,面有苦色,碍于情面,故意赞不绝口。3天以后,我们开始领悟到酥油茶的力度和纯香。5天以后,我们不喝酥油茶更觉四肢无力了。我们琢磨准是上瘾了,就像抽烟喝酒一样。后来有一位藏医告诉我们,高原寒冷,蔬菜少,酥油茶既可增加能量,又可维持体内维生素。从此酥油茶成了我们的主食,我们每人都怀揣木碗一只,调查累了,就在雪水溪旁盘腿打坐,打上一壶酥油茶提精神。我们不仅在考察茶马古道的文化,我们同时已经开始进入了这个文化。”

开始进入藏区不习惯酥油茶,随后发现离不开酥油茶,这是很多在藏区旅居客的共识。藏区人民喝酥油茶的重点其实不仅在于补充能量,而更在于补充膳食纤维。

藏区自然环境恶劣,食物相对欠丰富,但最缺乏的不是谷物和肉类,而是蔬菜。

膳食纤维能帮助大便成型,缺乏膳食纤维会导致便秘,所以就有了“一日无茶则滞”的说法。

“滞”还算是小问题。但肠道菌群如果长期得不到膳食纤维的滋养就会萎缩,进而导致免疫系统屏障能力下降,人就容易生病。这就是大问题了,所谓“三日无茶则病”。

在缺乏膳食纤维供应的雪域高原中,如果能引入一种可补充膳食纤维的食品,无疑将提高这个地区人们的生存状态。

所以,藏民与茶叶一接触之后,就再也离不开了。雪域高原的人们对于茶叶的需求量非常之大。

但需要注意,藏区对于茶叶的需求,侧重于膳食纤维的摄取。所以藏区需要的茶不是汉地人喜欢的细嫩芽茶,而主要是粗老的边茶(形态一般是砖茶)。

边茶是用成熟晚采,甚至是刀割下来的茶树粗老枝叶为原料,利用微生物发酵制成。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

由于历史上往藏地运送茶叶困难,供应有限,所以边茶对于藏民极为珍贵。边茶的吃法也体现出了这种珍贵。

首先,边茶一定要“煮”。因为“泡”并不能保证膳食纤维的充分溶出,只有煮才能最大限度地榨出水浸出物。水温每高一点,能溶出的水溶性膳食纤维(水溶性多糖)都会多一点。

第二,茶渣也富含宝贵的膳食纤维。这里摘录茶渣的三种用法:1、“茶渣如油,给孩子吃”。2、穷人买不起砖茶,就捡喇嘛扔掉的茶渣吃。3、进藏马帮中赶马人都把茶渣喂给骡马,这样骡马走路明显更有劲。(参考《藏茶》李朝贵 李耕冬)

由于藏区不产茶,藏民又对茶叶有强需求,所以历代汉地政权都通过直接干预边茶供给来制衡西藏。“茶马互市”“边茶专卖”都是其中内容。

英国人在十九世纪尝到了茶叶贸易的甜头,不久也发现了西藏市场对于茶叶有着巨大需求,并做出判断,印度茶在西藏大有可为。

英国人为此尝试了很久,结果是,“印茶不能以西藏人自己的方式来饮用。如果印度茶用水煮沸,相比西藏人饮用的茶叶而言,它会变得非常苦,难以消化......他们并不准备饮用印茶。以至于即使在完全由英国统治的大吉岭,也会发现这里的大多数西藏人正在费力地从中国西部获取价格高至两到四倍的边茶。”这段话来自英属印度政府中的“西藏通”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参考《印茶侵藏?——基于中英档案数据之研究》冯翔,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6期)

至于中方记载中,虽然对印茶入藏极度警惕,但对印茶品质却颇为不屑,认为印茶性燥而热,而且由于机器压制,有机油味,难以入口。

也有更“权威”的观点,比如学医5年的孙中山先生对中国茶和外国茶就有如下对比:

“就茶言之,是为最卫生,最优美之人类饮料,中国实产出之,其种植及制造,为中国最重要工业之一,前此中国曾为以茶叶供给全世界之唯一国家,今则中国茶叶商业已为印度、日本所夺。惟中国茶叶之品质,仍非其他各国所能及,印度茶含有丹宁酸太多,日本茶无中国茶所具之香味,最良之茶,惟可自产茶之母国即中国得之。”(参考《建国方略》孙中山)

这些看法虽然主观情绪重,但不妨碍其中的关键问题。

为什么印度茶在占尽价格优势的情况下,最终退出了西藏市场?

秘密在于发酵。(这还真是个秘密,茶叶发酵技术一度被要求保密。)

藏地用茶主要都是发酵过的边茶(又叫“藏茶”)。

吃边茶(藏茶),吃的是膳食纤维,茶叶叶底虽然基本由纤维构成,但大部分不能为人体所吸收。只有通过发酵之后,微生物把本来不溶于水的纤维分解成小段,形成水溶性膳食纤维,才更适合人体。

同时发酵会大幅降低丹宁酸(酚类)含量,进而降低了茶叶的刺激性(性燥而热)。这正是印度茶的“问题”。从现在可找见的资料中来看,英国人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发酵的意义,只是把发酵当做紧压前的软化准备。

也不是英国人笨,是当时人们对微生物的了解太少了。后来新中国自己主持边茶生产的时候,也在机械化进程中走过不少弯路。

在《茶叶全书》中,威廉·乌克斯如是写道:“砖茶多销往西藏,1917年以前,俄国是砖茶的一大市场。这些砖茶,都是中国生产。西藏地区的砖茶,是四川制造,制法非常简陋。制茶者采取细叶制成上等茶后,剩下的粗叶、茶梗、茶枝装入袋中发酵数日,然后用手挑选分为三级,再用蒸汽锅蒸。等到柔软后,与用米水粘过的茶末混合,再压成11×14英寸的砖块,每块重约6磅。”

跟雪域高原类似,西北和北方游牧民族同样缺乏足够的膳食纤维源,虽然没有像西藏缺乏得如此紧迫,但对于茶叶的需求也很大。

对于汉地中心而言,“以茶治边”的意义就在此基础上得以展开,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茶”。

6、咖啡碱的刺激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很多植物都会合成生物碱类的化学成分,植物进化出这个东西,是通过这些刺激性物质保护自己,让动物不去吃它。大部分时间,这个策略是成功的。很少有动物喜欢故意找刺激。但人类受到生物碱刺激后,会有兴奋感,接触多了还会成瘾。所以富含生物碱的植物往往被人做成嗜好品。茶叶就含有大量生物碱,茶叶生物碱中咖啡碱比例最高,通过喝茶可以保持头脑清醒,喝多了也会上瘾。

在需要静修的宗教体验中时常喜欢饮茶,茶叶生物碱在此时的功能,被描述为提神,或者被认为可以减少或控制性欲。

作为汉地茶文化的代表,陆羽就认为茶的功能重点在此。所谓“荡昏寐,饮之以茶。”(《茶经·六之饮》)

这一点对于汉族人民要分两层意义看待。保持清醒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可以增加劳作时间,提高劳动效率。对于士大夫阶层来说,只有脑子在活跃的状态,才可以充分创造和享受精神生活。

又由于草原文明和藏区文明对茶的强烈需求,这样的经济作物,必须大力发展。

士大夫们以身作则,努力拉高内需。这就是汉传茶文化发达的底色。

一代代文人不断发掘出茶的种种乐趣、德行、精神,呼唤出了汉民族对茶的爱,实实在在帮助汉族茶产业做大做强起来。从“秦人取蜀”到“五口通商”,两千年的文化积淀塑造了汉传茶文化无以伦比的自信。

古代的中原士大夫把茶生活拔高成了一件雅到不行的事。宋朝是“雅”的极致,日本人来了一看,喜欢得不行,就成套学回去了。日本人需要喝茶吗?不需要,但就是瘾大,这瘾一方面是身体上的瘾,另一方面是文化上向中国模仿的心瘾。

在日本江户时代,农夫只可以喝白开水,武士才可以喝茶。

茶对日本的影响不在喝茶本身,而在茶的周边。尤其那一套复杂的礼仪——日本茶道,这是日本贵族生活的基本要求。

千利休在大阪堺寺庙某墙壁上写了《饮茶七律》,就弥漫着浓重的宗教仪式感。

“客人先进入外间,即供客人等待的房间,所有意气相投的人在那里聚齐。一声木锣响过,表示主人要出来迎客了。

就洗手来说,重要的是由此起到净化心灵的作用。

主人必须恭恭敬敬地接待客人,带他们进入饮茶室。如果主人是一个举止失措、缺乏想象力的人,如果茶和饮茶用具品位不高,如果茶园的自然格局和茶树规划不够美观,客人也可直接拂袖而去。

类似风吹过松林的声音一响起,就表示水烧开了。听到一声锣响,客人第二次进入饮茶室。没有及时听到水开或没有及时处理好炉火,都是一件不可原谅的事。

不论是在饮茶室里面还是外面,都不谈世俗的东西——这是一条颇有年头的戒律。

在正式的聚会上,客人和主人都不能咬文嚼字相互恭维,虚假客套。

聚会一般不会超过4个小时。但是,如果因为中间谈论佛教教义或美学问题而超过了这个时间,也无可非议。”(摘自《绿色黄金》)

茶除了“雅”的功能,也具世俗意义。藏区的人要是两个月不吃茶,那恐怕相当难受。但汉人两个月不喝茶,大概率没什么事。

这是因为藏人几乎必须靠吃茶来补充膳食纤维,而中原人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来源可选择。

因此,中原对茶的使用方式会与牧区有所差异,古代汉人喝茶其实是喝多酚和生物碱,至于膳食纤维则大可弃之不用。于是茶叶在中原演化出了泡饮的方式,只喝浸出物,而丢弃纤维质的叶底。

茶树中嫩芽叶的咖啡碱含量远高于粗老叶,所以汉人偏好用嫩芽叶做茶,对空有纤维质的粗老茶叶缺乏兴趣。

这种汉地与边地的用茶差异,使不同文化族群通过茶产生了有趣的关系。

比如汉族文人用这种差异来做文章,塑造文化优越感。

唐代樊绰《蛮书》有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陆羽在《茶经》里对这种喝法评价“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

一个是边地老百姓当菜吃,一个是汉族士大夫的娱乐。这其实只是出发点不同而已。站在藏族的角度,也会觉得饮茶丢弃叶底的汉人真是愚蠢至极。

更重要的关系是政治意义,明代的名臣严清曾上疏嘉靖皇帝,清楚指出:“汉地有茶,汉人离开茶也可以生存;藏区无茶,藏人却不可以没有藏茶”。(把这句话里的“藏人”换成任何一个北方游牧民族而言也是一样。)

茶是北方游牧民族和藏民的生活必需品,自己的领地上又不产茶,而且几乎没有其它渠道,只得从汉地买。

在这种经济结构下,汉人政权往往会选择将茶叶统购统销,严格管控边茶供应量,通过国家垄断经营,人为控制贸易顺差,进而实现对需茶民族的间接控制。

从中唐到鸦片战争前,汉地的统治阶级通过茶,获得了一种强大的权力。

茶叶的贸易顺差持续了一千年以上,赋予了汉地人相当的经济优势,另一方面也在持续加剧地区间的不平等,引发了相当多的冲突乃至战争。

中国这种“因为先进所以挨打”的战争最后一次发生在1840年,史称“中英鸦片战争”。

在那之前,中国的文化已经影响到欧洲,所产的茶叶、瓷器、丝绸都非常受欢迎。茶叶更是英国人最偏爱的嗜好品,英国人痴迷于这种可以提振精神的饮料。而中国对于欧洲的物产却几乎没有兴趣。恰如乾隆皇帝所说“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天朝需要的只是白银。

长期的贸易顺差让白银大量流向中国,英国有点坚持不住了。(因为当时用的是白银,不是纸,如果你愿意收纸,那要多少印给你就得了。)英国人必须找到“无所不有”的中国人喜欢的商品去平衡逆差,于是发现了鸦片......随后的一系列故事对中国是个悲剧,其中细节可参考周重林《茶叶战争》。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逐渐在印度,锡兰以及非洲也发展起了不亚于中国的茶叶经济规模,中国的茶叶优势从此丧失,世界茶叶格局不再一家独大。东方天朝的传说也随之落幕。

7、茶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关系

人怎么用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有不同的方式。

地理空间上的差异会导致文化的多样,随着时间上的发展,同一空间内的文化也可能发生变化。

川滇东南亚地区的人,最早开始把茶当酸菜吃。人们通过发酵降低了刺激性,提高了可摄取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含量,成为了烧烤生活中的必备配菜。

补充膳食纤维这一点激发了牧区人民的强烈共鸣,于是在商业接触中演化出边茶。边茶通过发酵制造而成,含有大量水溶性膳食纤维,并适宜长距离运输,长时间储存。边茶贸易增加了牧区大部分人民的生存质量,也增加了牧区的人口,也让牧区对产茶区形成依附。

中国人在茶生活里找到了“清凉”,茶让人在炎热气候下保持着清醒。“清凉”的茶文化影响了许多炎热区域的人民,他们对“清凉”高度渴望。北非的摩洛哥在“清凉”的基础上演绎出薄荷茶的形式——单单绿茶,嫌不够清凉,要再加冰糖和薄荷才能抵御撒哈拉沙漠的炎热。

由于长期的经济发达,中国茶文化越来越丰富厚重,有些时候甚至脱离了茶的基本用途,衍生出相当多纯精神性的外延。这些精神性外延被朝鲜和日本看到,并在其中找到与自身的封建礼教契合的重要仪式。

如果说古代中原士大夫喝茶主要看重酚类和咖啡碱的作用,茶的诸多功效发挥得有点不充分。那茶对英国的意义就更间接了。对18世纪的英国人而言,茶最大作用是能够让他们不再喝生水。茶文化的传播让英国人习惯于烧开水,于是在当时水污染严重的欧洲,英国用低成本解决了饮用水安全问题,为帝国崛起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首个现代化帝国的文化影响下,加糖加奶还配上布丁的英式下午茶代表着现代性,卷席全球。

高油高盐高糖高脂的现代化美食也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让现代人普遍处在亚健康状态。

我们需要一个解决现代化健康问题的抓手。

2007年启动的“人类微生物组计划”提供了这样的抓手——人体微生物。

人体其实是人的细胞和一大群微生物共生在一起的超级生物体,其中,人的细胞占超级生物体总细胞量的10%,人的基因占超级生物体总基因量的1%。

可以这么说,人体健康状态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有微生物参与。而人体微生物组中九成以上都在肠道。保证肠道菌群的合理结构,就保证了自身的健康。

2020年前后,科学界对于肠道菌群的认识频频获得突破。我们可以从肠道菌群的角度,重新解释很多问题。

现代化生活方式的问题是什么?

现代人的身体细胞结构跟我们原始部落的祖先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但现代人的身体状态和古人却产生了很大的差异。超级生物体(广义人体)中的微生物,在现代化的环境中,时常面临危险。

比如,我们教科书上写正常人的体温应该是37摄氏度。但从2019年末至2022年末的疫情期间,全世界人民都经常需要测体温,得出了大数据,现代人的体温只有36.5摄氏度。

人的体温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人体自身代谢产生的热量,一个是人体微生物组代谢产生的热量。

为什么现代人的体温降低了呢?因为现代人的肠道菌群普遍萎缩了,产热不足了。

造成肠道菌群萎缩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1、杀菌剂。现代人滥用抗生素。在集群化模式生产的农牧业中,充满了杀菌剂。再加上现代医疗也依赖抗生素的使用,这些东西会导致肠道菌群萎缩。

2、有益菌种摄入不足。近代长久以来对“病菌”的恐惧,让发酵食品的摄入变少,有机会在人体定殖的有益菌也就相应变少了。

3、滋养不足。肠道菌群需要以膳食纤维为底物生存。通过对古人类粪便化石的分析,可以得知古人类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在200-400克,而今天美国医学科学院建议人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是30克,而实际上美国人平均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是15克。几百万年来我们的肠道菌群都是处在高膳食纤维的营养环境下,只是现代化进程的一百年当中,我们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膳食纤维大量减少。(参考赵立平《大树细菌》)

肠道菌群不单影响体温,更与我们的内分泌,免疫系统息息相关。护好肠道菌群,是保健的关键。

喝茶可以调节肠道菌群。现代人如果养成有效喝茶的习惯,就能够解决相当多的健康问题。

8、普洱茶与当代人的肠道菌群养护

香港有个美食家叫蔡澜,1995年在香港《壹周刊》发表过一篇《普洱颂》,能看到香港茶生活的诸多细节,非常值得细读,其中有段这样:

“浓郁的铁观音当然是我最喜爱的。统道叔沏的,哥哥一早空肚喝了一小杯,即刻脸变青,呕得连胆汁都吐出來,我倒若无其事的一杯又一杯。

老人家教道,喝茶喝醉了,什么开水、牛乳、阿华田都解它不了。最好的解茶药,莫过于再喝茶,但是这次要喝的是武夷老岩茶,越老越醇以茶解茶,至高的境界。”

老茶可解茶醉,这个现象在饮茶人中算是共识。但也一直说不明白其中机理,只能用“暖胃”这样的大词完成大框架上的自洽。

其实从肠道菌群的角度可以提供一种解释。新茶如果含有的刺激性物质过多,肠道菌群接受不了,就会造成肠胃负担。而类似原料的老茶上有可能生长着能够分解利用这些刺激性物质的菌群,虽然活菌很难穿过胃酸。但老茶中的一些发酵产物,可以对肠道菌群起到滋养,或者起到了靶向引导解决刺激物的作用。

茶叶通过不同的加工和喝法,对肠道菌群会形成截然不同的影响。

茶叶中最主要的水浸出物分两种:1、茶多酚类(杀菌剂);2、多糖类(水溶性膳食纤维)

好的肠道菌群结构,由两个条件组成:1、菌种要好;2、营养要够。(对肠道菌群而言,好营养就是充分的膳食纤维)

先说一种情况,有时候人体由于环境影响,自身病变等因素,肠道菌群中杂菌生长过多,会导致很多健康问题。此时可以通过饮茶,摄入足量酚类,将杂菌杀死,重塑肠道菌群。

需要注意,高酚类含量的茶不可以长期频繁饮用,如果长时间保持大量酚类摄入,会导致肠道菌群萎缩。长期喝刺激性强的茶容易“体寒”就是这个原因。

在今日世界,更多有效的使用场景,还是通过多糖,给肠道菌群补充营养。

针对这个全世界人民都体温偏低,膳食纤维摄入严重不足,肠道菌群普遍萎缩的现状,通过喝茶补充膳食纤维是个低成本高效率的保健方案。

低成本:茶的生产成本不贵,相对简陋原始的环境也可以做出很好的茶。

高效率:茶本身就是世界上最流行的饮料,传播成本低。

而把茶当做膳食纤维补充剂的话,需要选择多糖含量高的后发酵茶。

后发酵茶中,关于普洱茶的研究最多。中国知网上有关“普洱茶”词条的文献有11219篇,多于“黑茶”的4456篇,“茯砖”的833篇,“藏茶”的790篇,“六堡茶”的749篇。(2021年8月20日数据)

普洱茶为何研究价值大?最主要是商业原因,但这容易解释成循环论证,因为商业价值的本质是文化价值,文化价值本质又是健康价值等等。

我们着重看一个不是最主要,但一定不可忽略的点。普洱茶的水浸出物最多。最适合做科研样本。

造就普洱茶高水浸出物总量的原因有三:

第一是品种,云南大叶种水浸出物天生多;

第二是海拔,云南是平均海拔最高的大产茶区。能够在大温差和相对低气压的环境中生存的茶树,细胞液浓度更高;

第三是工艺,普洱茶原料晒青的工艺简单直接,不在加工过程中损失太多物质。在后发酵过程中,微生物参与度极高,产生的新物质多,在理想的后发酵节奏中,水浸出物是持续增长的。

比如在普洱茶熟茶的发酵过程中(老生茶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动作极度放缓的发酵),不同的微生物轮番上阵,将本来不溶于水的叶底纤维,分解成了大大小小的水溶性物质。这些物质的结构复杂多样。但其中基础单元必然有大量“多糖”类物质。这些物质,正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9、普洱茶保健的部分机理浅谈

膳食纤维吃下去,人体消化酶没法儿消化它,人体吸收不了它,好像对我们没什么用。但是到了肠道以后,肠道菌群却可以分解利用这些东西,利用不完的部分就成了短链脂肪酸。

目前已经发现短链脂肪酸可以为肠道上皮细胞提供生长所需要的能量,减轻肠道的炎症,调节食欲中枢,饱腹感等等。其作用尚未发现完全,但猜测肥胖症、糖尿病、结肠癌等等都与之相关。

短链脂肪酸人体不能合成,食物里也没有,只能通过吃膳食纤维,再通过有益菌去产生。

除了目前相对清晰的膳食纤维作用,普洱茶中还有一类物质叫普洱茶茶褐素。它是茶多糖与酚类氧化物的混合物,结构组成极为复杂,目前还没办法说清楚。但关于它的功效研究已经不少。

黄凤杰老师在《普洱茶降低胆固醇作用机制研究》中清晰探讨了普洱茶茶褐素的作用,它可以调节肠道菌群,间接导致了胆汁酸合成增加,降低了胆固醇。

这个作用不严谨地表达就是消食解腻。

2015年以前中国人均食肉量最大的省份是广东,广东人选择普洱茶来消化油腻。

蔡澜在《普洱颂》中写出了相当大的信息量:“来到香港,才试到广东人爱喝的普洱茶......它是完全发酵的茶......普洱茶越泡越浓,但绝不伤胃。去油腻是此茶的特点,吃得太饱,灌入一二杯普洱,舒服到极点......纯正云南普洱,不分贵贱,都有一定水准......港币一百元一斤,已很不错。平均每一斤可以喝上一个月,每天只不过是三块多钱,比起可乐、七喜,便宜得多......普洱已成为了香港的文化,爱喝茶的人,到了欧美,数日不接触普洱,浑身不舒服。我每次出门,必备普洱。吃完饭来一杯,什么鬼佬垃圾餐都能接受。”

看来普洱茶的菌群,在历史上已经参与到了广东人的微生物组。随身带着普洱茶喝,就能保证自己的肠道微生物结构的健康稳定。

由于“肠道菌群”这个抓手,普洱茶的保健功能表述开始从经验性总结转向科学性解释。可以看到,普洱茶的研究在“人类微生物组计划”中会占据相当大的数据量。

随着普洱茶的功能被解释得越来越清晰,普洱茶产业也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现代人的生活需要普洱茶。

来源:茶叶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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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红:工夫茶遗产的边缘化和游动性

引言:工夫茶,简言之是指一种需要花费较多时间和程序的精细的泡茶及饮茶方式,源头是明清时期在闽粤一带兴起的乌龙茶的饮茶风尚,后来尤以位于广东北部、临近福建南部的潮州影响较大,所以也称潮州工夫茶。中国当下正在流行的茶艺,一方面深受台湾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其源头却要追溯到潮州工夫茶。茶艺也指的是一种精致的泡茶饮茶方式,相比于日本的茶道,茶艺更强调泡茶的技艺和对茶汤滋味的品赏,常常含有表演展示的色彩,近年来更发展出茶席的设计、茶会的举办等等,本文姑且称之为现代茶艺。

潮州当地那种深深植根于每日生活、城市角落无处不在的饮茶风俗往往令人震撼。但相关田野调研表明,许多正在中国大陆从事茶艺培训和学习的茶人们,并没有多少专门访问过潮州。这和同一时期很多人从大陆去往台湾悉心学习茶艺的情况,形成了较大的反差。而台湾的茶人们,在茶的交流方面,多有去过北京、杭州、苏州、广州,甚至直接在苏杭的园林里举办茶会,但是至于潮州,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同样没有成为他们大多数人的必访之地。

“潮州工夫茶艺”于2008年正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曾经被认为是中华茶艺的典型代表,还有一批工夫茶非遗传承人陆续通过评定。但是这一遗产,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似乎被不少人遗忘了。对工夫茶被边缘化状态的关注,是本研究的起点。但中国社会生活之日新月异,往往出人意料。两年多前,突然听说台湾著名茶人们正在纷纷访问潮州;同时,中国的大城市陆续出现了一批以工夫茶为焦点的培训班,价格不菲,而这些培训班里工夫茶的面貌,和潮州人每日无处不在的工夫茶相比,已经发生了演绎。

是什么导致工夫茶一度的被边缘化?又是什么推动它近来和现代茶艺的同质化?工夫茶和现代茶艺之间的渊源关系到底如何?特别是如何理解被边缘化的工夫茶和被时尚化的现代茶艺所涉及的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无论是工夫茶还是现代茶艺,现在都被标榜为代表着中国传统茶文化的精粹,那么中国人正在渴望寻找或重建的传统到底是什么?

工夫茶是本文探讨的核心,而现代茶艺则是有助于剖析工夫茶状况之流变的重要参照物。本文拟引入两个概念,“身体感”和“仪式感”,来探讨每日生活的工夫茶与现代茶艺之间的动态关系。“身体感”这个概念可以被用来分析潮州每日生活的工夫茶。这一概念由台湾学者余舜德提出,强调日常性,即“文化成员长久于其生活环境培养之‘感官的习癖’”。工夫茶在潮州人的每日生活中无处无时不在,人们喝工夫茶的习惯根深蒂固,但与此同时又都以之为常、觉得不足深究。但这种日复一日、司空见惯的生活点滴,是一个群体长期浸濡在一种文化里被塑造出来的身体的渴望、生活的方式和行为的准则,正是人类学研究需要持续关注的重要对象。在这一点上,这种群体性的行为和主观意愿,和另一个关键概念“仪式感”是相通的,而“仪式感”亦可被视为“身体感”之一种。

“仪式感”系由仪式概念发展而来,但之前尚未有仪式研究者对此专以论述。本文受到有关文化记忆研究的启发,拟借工夫茶及现代茶艺的案例对“仪式感”进行讨论,这也是对仪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如果说既有仪式研究更为关注的是某个事件能否成其为仪式、其进行过程怎样、其文化和社会象征意义为何,那么“仪式感”更为关注的则是某一事件之所以朝着仪式方向发展,其所嵌含的人的主观愿望和动机是什么,这些愿望和动机与一个群体的某种社会文化记忆具有怎样的关联。

如果以中国现代茶艺和日本茶道相比较,那么后者似乎才更像是一种仪式。然而不容质疑的是,现代茶艺在实践中越来越趋向仪式的方向发展。许多茶会直接宣称,“生活需要仪式感!”这句口号在眼下中国社会生活中所用甚广,绝不仅止于茶领域。动箸前要先用手机拍下饭桌美图的人们,也时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那么,现在的中国人为何需要仪式感?这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重要问题。

身体感与工夫茶

潮州人喝工夫茶的时间、场所和方式之普遍,是令人称讶的。笔者到潮州时仔细观察过,沿街的所有店铺,不论是杂货铺、缝纫店、小吃店、大排档、以至稍上档次的餐馆和商场,每家必定放着一套随时在用的工夫茶具。街边或转角处,更是随时可见几个人聚在一起喝茶。作为外地人,只要愿意,上去讨一杯茶喝绝对是非常受欢迎的事。所以潮州人自豪地说,潮州无茶馆,因为街边处处有工夫茶。冷饮店兜售各色调饮的果汁奶茶,商店的招牌赫赫然现代流行一派,然而店主人自己偷闲时喝的却是烫烫的工夫茶。喧闹嘈杂的菜市场,工夫茶的影子不消失。卖鱼人的小屋满是腥味,但是厚厚的砧板旁边,依然有一套工夫茶具。听说笔者是对茶而不是鱼感兴趣,卖鱼人建议去不远的陶瓷市场买一套正宗的工夫茶具。陶瓷市场距此约三公里,笔者搭了一辆脚力三轮车去,载人的是一个壮实而黑的当地中年男子。问他难道这里所有人都泡工夫茶,他回答说当然是,他自己蹬车累了回到家,喝的也是工夫茶!

图1潮州街头日常生活的工夫茶具和泡法

一壶(现在用盖碗更普遍)、三个小茶杯、一个茶船(用来承放壶和杯子,并盛装多余的水)、一个电子的随手泡,这就是今天潮州街头工夫茶具的组成样式(图1)。和史书里面记载、以及少数工夫茶遗产的传承人所展示的方式相比,这是一种简化了的民间的工夫茶。复杂的潮州工夫茶的泡法被认为是由十多式甚至二十一式组成的,单备水就得花费很多工夫,要用专门的乌榄炭或木炭生火,用风炉和茶铫烧水,伴随这一过程的有专门的器具如火钳、羽扇等,而所用的茶壶茶杯也有更多的讲究(图2)。即便经过了简化,但是比之中国许多地方直接在一个玻璃杯里放茶和冲开水的方式来说,今天潮州的方式、即使是最日常的方式,也还是工夫多了,就以最重要的三个环节举例来说:如果是用潮州特有的朱泥壶泡茶,那么热水倒入壶、盖上盖之后,还要在壶的上方“淋壶”,让壶身内外保持高温;然后,泡好的茶从壶(或盖碗)倒出,要来回在几个小茶杯上方来回逡巡,以确保每一碗的滋味均匀,人称“关公巡城”,并且最后不忘把壶里茶汁的精华完全点进每一个小杯,人称“韩信点兵”;还有,每次倒茶前必烫洗每一个小茶杯,以保证茶水温度够高、茶的香气也才能较好地提升出来。

工夫茶遗产传承人所展示的工夫茶具

无论对于泡茶人还是喝茶人来说,这是一场力求调动人的身体所有感官的过程,即潮州人强调的“眼睛到、耳朵到、鼻子到、嘴巴到、手到”。眼、鼻、嘴、手,分别对应着泡茶喝茶时的视觉、嗅觉、味觉、触觉,比较容易理解。对于“耳到”,有的潮州人则通过工夫茶特有的烫杯进行诠释。烫杯不仅可以清洁消毒、提升香气,更是听觉上的一种弥补,因为一般泡茶喝茶时人们较少注意声音的动静。潮州人洗杯时完全靠手指,将一个小茶杯放在另一个盛满烫水的小茶杯里,上下滚动,两个瓷杯相碰,发出轻脆之声。如能两手同时烫杯,则被认为是更高的技能。烫杯时要能忍受水温之高,还要掌控好滚动的方向和节奏、不致让杯子翻倒,是工夫茶最重要的“工夫”之一。烫杯的声音不只用于悦耳,也是在告知街坊邻居:“我在泡茶了,要喝来喝!”同时,这一动作不只是发声的,它也是触觉和视觉的,是为了助益味觉和嗅觉的,是涉及超感官之温度感觉的。

一张茶桌一旦聚起了一群人来喝茶,就聚起了潮州人所说的“气场”,意指人气,或者凝聚力。这里有超越了感官之外的更多文化意涵。在这一“气场”当中,蕴含有一套礼仪,这尤其体现在三个小茶杯的运用上。传统的方式里,一张茶桌不论来了多少人,许多时候却只用三个茶杯,意寓三口为“品”。每一个小杯只有大约半个核桃那么大。一壶茶可以被冲泡无数次,每一冲却只有三个人能喝到,下一冲再另换三个人。上述谈到的烫杯已经为这个法则奠定了基础,因为茶杯在每一冲时就已高温消毒,可供不同的人使用。但问题是,每一冲时到底哪三个人能喝?不成文的规矩是:泡茶的主人在第一冲时不能喝,要先让客人喝;而客人之中,年青人要让年长者先喝,当地人要让远道而来者先喝……三个杯子的差序选择于是确定了长幼尊卑的秩序。而一旦某三个人被确定为某一冲的喝茶人,他们就必须在差不多的时间内整齐并进地将小一碗茶喝尽,这样主人才能够将三个小杯完全收回以进行下一轮的“关公巡城”。所以,喝茶时有个人享受的快乐,但又要以不影响他人享受快乐为前提,这是工夫茶所潜示的为人法则。正因如此,当地人认为工夫茶绝不止是一门泡茶的技能,更昭示着为人处世的细腻之道,包括种种不能言传只能意会、只有长期浸泡在这个文化里才能学到的人情世故。所以潮州人强调,工夫茶是“工夫”,而不能写成“功夫”;后者只是一种本领和造诣,而前者才是做事和为人处世的精细和周到。

不论是为了应对曾经的生活困难,还是为了在今天逐渐富裕的日子里提升品质,潮州人始终坚持着一种“种地如绣花”般的生活之道。在这一点上,工夫茶和潮州其他门类的艺术和生活方式是相通的。在看过制茶喝茶的精细之后,有朋友带笔者去参观过当地的刺绣、木雕、麦秆画、瓷瓶、手拉壶的制作和展示,更带领品尝了潮州的高档宴席和街边小吃,无一不追求着精细。凡此种种,尽皆体现了潮州人所为之骄傲、恪守奉行、但却不轻易用言语向外人道明的工夫法则。

正是这些特性,可以用“身体感”的概念来加以讨论。提出这一概念的学者余舜德将“身体感”定义为:“身体作为经验的主体以感知体内与体外世界的知觉项目”。这一用语尚无完全恰当的英文来对应,而“身心合一”可能是它在中华文化体系里的某种精短概括。在此概念的导引之下,余舜德及其研究团队对饮食、中医、闻香、卫生环境、中国古文字等丰富案例进行了剖析,并涉及到了中西方之间对于身体、感官的不同哲思和文化理解的对比。这一概念的提出,一方面借鉴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感官人类学发展的集大成,即认为身体感官是在文化塑造下的一个综合体;在对世界进行感知和反应时,人的某一感官往往并非独立运作,而是与其他感官之间存在着诸多的交感和互动。另一方面,身体感概念的倡导者认为,只是讨论到多重感官的层次还不够,因为人们之形成某种身体感,例如“可爱”,还牵涉到特定的场合、时代等复杂的情境和条件,以及某一身体感与另一身体感之间的关系,等等。身体感学者倡导将此概念发展成一种理论概括和研究取向,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不仅是“意涵的体系”(asystemofmeanings),更是“身体感的体系”(asystemofShentigan)。

本文从身体感学者所强调的诸多要点中抽取两个方面予以特别讨论:一,身体感的日常性,二,身体感的群体文化性和学习性。这在潮州工夫茶上可以得到具现。首先,工夫茶的法则被潮州人践行渗透于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当地人人皆以之为然,并不容外人质疑,这是它的日常性。笔者初到潮州时,有一次忍不住问一个二十多岁的年青女子说,“你们潮州年青人也是天天这么喝工夫茶吗?”这位女子在回答“是啊”的同时,表现出某种不大高兴的神情。类似的问题笔者在中国其他许多地方也问过,得到的答案要么是年青人不怎么喝茶,要么是从某某年才开始对茶感兴趣云云。但是在潮州,笔者后来才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某些潮州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冒犯。因为在后来的调研中,笔者目睹了潮州人喝茶的百无禁忌:清早起来喝,饭前开胃喝,刚吃过饭了喝,客来就喝,晚上睡觉前还喝;无分男女老少,无分在家还是出门。平常百姓喝的茶,就滋味来说,也许算不得上乘,但是消费量是可观的。以一人一天两泡茶来算,据说人均消耗茶量每月达两斤。这种“充分内化、根深蒂固、为文化成员共享、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习癖,即是“日常生活的身体感”。

其次,这种日常生活的身体感属于个体,更属于群体。一个人在群体中生活,日复一日,他认知世界的方式深受相应文化的塑造和影响,他在这种文化里成长的过程也即是通过身体来学习该种文化的过程。即便是具有潜能的感知,也是在后天的文化环境中通过启蒙、开导而慢慢形成稳定的感知能力的,是“不学不成”的。潮州无分男女长幼,都有工夫茶的习癖,这正是群体文化的影响和个体在其中学习渐成的结果。这种学习,比如烫杯的工夫,不仅是综合调动了全身感官的技能,同时更是超越感官、蕴含着潮州人所讲求的礼仪和人情之道的文化。这些礼仪和人情的文化内涵,不是经由抽象说教,而是学习者在践行工夫茶技艺的同时,伴随着他在这一文化里其他日常生活的点滴,诸如吃饭、问候、送礼、串门等,一起慢慢心领神会、举一反三和融会贯通的。反过来看,作为每日生活的工夫茶,正是借由一种身体力行的群体性的日常行为,在默默言说着潮州文化。

仪式感与现代茶艺

顺沿身体感学者的思路,“仪式感”也可以算作为一种身体感。但本文想尝试把身体感区分为两个维度,把上面描述的每日生活的工夫茶视为第一维度,把即将探讨的仪式感放到第二个维度上。要说明这个区分,先用“饥饿感”这个例子来讲可能相对容易一些。第一,饥饿感是人肚子空空、想要吃东西、特别是想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的一种身体反应。同时,有饥饿感的时候知道要吃什么、不吃什么,这又是被文化所塑造和后天习得的。第二,人可能在肚子并不饥饿的时候也有饥饿感。除了身体其他特殊生理机能的原因以外,后面这种饥饿感作为一种复杂的主观感觉,需要从文化社会经验及记忆上来解释。提起饥饿,中国人容易想起战争、文革,因为长辈们的亲身经历告诉后代,当时的物资匮乏、灾荒以及阶级斗争,导致人们普遍吃不饱吃不好。中国人富足以后,虽然无法吃饱的情况消失了,但是许多人依然持有一种“饥饿感”。这种饥饿感不再是生理的、而更重要是文化心理的。怀有这种饥饿感的人,即便面对现时世界的饱足,也会保持某种程度的关于饥饿的焦虑,并把这种饥饿感陈述为中国需要发展、不能落后之愿望的一种隐喻。而且,即便并没有经历过饥饿年代的年青人,也会在长辈们的集体记忆的影响下和记忆的传承里感受到饥饿的曾经存在、以致于也获得某种饥饿感。笔者想讨论的“仪式感”就类似第二个维度的饥饿感,是一种被社会文化记忆所形塑的身体和心理的倾向。相关文化记忆研究强调关注国家力量在形塑群体之文化记忆方面的作用,以及历史记忆如何被用于建构国族认同。本文所涉及之中国人所怀有的“饥饿感”和“仪式感”,亦无例外。虽限于篇幅,不及细细讨论国家力量的影响,但本文通过案例具现这种从上而下的渗透力之强大,以至于在饮食生活方式的每日演变中也可寻见。

而要谈“仪式感”,也必然绕不开“仪式”。仪式研究的开山祖Durkheim及其跟随者认为仪式的特征包含:正式性、神圣感、复杂性、重复性、和日常生活相隔离。VictorTurner更在VanGennep的基础上发展了仪式的三段论:仪式之前的准备阶段,与日常生活的隔离;仪式阶段,重要的过渡期,称为“阈限”(liminality);仪式结束,回归社会和日常生活。过渡期的“阈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阶段,因为它可能促成人的身份的某种转变,在某些特定的仪式里它是有效治愈人的心理疾病的一种手段。

按照这些特征,潮州日常工夫茶又像仪式又不像仪式。如果和现代茶艺相比,每日生活的工夫茶被认为不像是仪式。当和一位来自潮汕的社会学者谈到把工夫茶作为一种仪式来分析的可能性时,他非常意外,觉得要再慎重考虑。笔者认为,如果放宽对仪式边界的限定,工夫茶同样可以被视为一种仪式来讨论。不过,更有趣也更值得探讨的问题,不是某种泡茶喝茶方式到底算不算学术上所公认的仪式,而是事件的参与者为什么具有仪式倾向感。另外,后文将谈到,当某些行动者不甘于把工夫茶停留为日常生活之平凡琐事,而想要让它跻身成为现代茶艺之重要的领军者时,那么,不论工夫茶算不算仪式、算是哪种仪式,总之它所能给予人的仪式感将会大大增强,它在如今茶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可能从边缘游移向中心。

普通的潮州工夫茶非但没有和日常生活相隔离,而是融入成为日常生活之随时在进行的一部分。对于天天浸泡其中的潮州人来说,它显得随意、休闲而不具备什么神圣感。但是可能容易被忽略的是,它是一种巧妙的治疗手段。喝茶本身固然被认为有利身体健康,但是更能助益人的心灵健康的却是工夫茶所聚集起来的“气场”,人们聚在一起喝茶时的谈天说地、相互聆听、舒缓放松。

不过,潮州工夫茶具有重复性和一定的正式性及复杂性,而复杂性正是事件之可能被塑造成为仪式的基础。在工夫茶的根基上,现代茶艺逐渐衍生,并无疑被许多人认为比工夫茶更象是仪式。所以在进一步对仪式和仪式感进行分析之前,有必要对工夫茶和现代茶艺的渊源作一梳理。

潮州工夫茶是在福建乌龙茶文化的影响之下产生,或者说系由闽粤两地共生共创,这是潮州当地人乃至茶文化学者的共识。明末清初,郑成功占据台湾前后,大批闽南人迁来台湾,带来了乌龙茶的文化,包括茶叶的种植制作,还有冲泡品饮工夫茶的方式,这正是现代茶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台湾演进的重要基础。70年代台湾经济开始腾飞,生活富足后的人们开始在文化生活上有所追求,加之80年代解除了“戒严令”,政治上的民主更带来了文化上的繁荣和多元。教习泡茶的专业茶社开始出现;地区性的泡茶比赛推动了台湾茶叶生产的竞争和人们对茶叶口味要求的提高;可以泡茶喝茶、可以吃简餐、还可以长时间驻足停留的茶艺馆蔚然成风;90年代到21世纪初更出现了集茶席布置、茶空间营造和相关文艺展演为一身的茶会。正是在这一系列的茶文化活动中,“茶艺”这个名词出现了,而且被冠名为“中华茶艺”,意指大中华区域的喝茶泡茶法。

有茶文化研究者指出,之所以冠名“茶艺”,其实是相对日本“茶道”而言的。日本茶道中的流派之一抹茶道源于中国唐、宋时期的茶法,日本茶道中的煎茶道又深受明代饮茶方式的影响。但是不管怎样,在接受中国影响的同时,日本融合自身特点,形成了独具日本文化特色的茶道仪式,已为世界公认。既不能沿用别人用过的语词,要和别人有所不同,还要告知中华茶文化才是世界茶文化的重要源头——在这些复杂的文化心理之下,“茶艺”这个名称应运而生,一方面重在申明泡茶喝茶可以融入审美艺术,另一方面反对像日本茶道那样过于拘谨而忘记了茶的滋味,而是强调通过一定泡茶手法而获得滋味美妙的茶汤。于是,“茶艺”包含某种反日本茶道的倾向。但是如同有的茶文化研究者所指出的,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方面是,它从一开始其实又是借鉴了日本茶道的法则才逐渐建构出来的,特别是当台湾迫切感觉到需要借鉴学习外来的业已成熟的茶美学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茶艺”从诞生之日起,其实已经在讲求某种仪式规则了;它想要淡化仪式规则,但是其实颇具“仪式感”。

另外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方面,就是茶艺的另一重要源头工夫茶。虽然茶艺向日本的学习很重要,但日本茶道无论抹茶还是煎茶所用都是绿茶,而台湾人发展茶艺所根基的是从闽南一带传来的乌龙茶文化,而乌龙茶就得用适合乌龙茶的泡法。从大陆带来的工夫茶法正是台湾七八十年代茶社教学“小壶茶法”的重要基础。一方面,在现代茶艺创立之初,台湾茶人们很强调工夫茶源头,并把工夫茶这种原来只是属于区域性的泡茶法上升为代表大中华圈的最重要的茶文化传统。但另一方面,工夫茶的原型在台湾诸多茶人们致力于发展茶艺美学的过程中被改造了,成为了另一种“新原型”。从出汤开始,两者发生了分歧。

其一,潮州工夫茶直接从小壶或盖碗把茶汤均匀分入各个小茶杯。而台湾茶艺从1980年代开始增加了公道杯(也称茶盅或茶海)和闻香杯。茶在壶里泡好后,倒入公道杯,再从公道杯分入各个小茶杯(往往不只三杯)、而不再是直接以“关公巡城”的方式从茶壶分茶,即打破了潮州工夫茶的“三杯法”。台湾茶人解释这样做的理由,一是可以略微降温,这样茶入口时不致于太烫;二是可以用公道杯灵活地在不同的时候为客人添茶,而不必等待所有人的茶碗都喝尽了才能收回来再次分茶。不过公道杯和“关公巡城”在根本原理上是一致的:保证分到每个人茶碗里的滋味是均匀的。闻香杯故名思义,主要用于闻香,往往比一般的茶杯要细高一些。主人将茶水倒入公道杯之后,再由公道杯倒入各个闻香杯,然后客人自己动手把茶水从闻香杯倒入小茶杯,在真正喝茶之前用空的闻香杯来闻赏茶的香气。

其二,潮州工夫茶一直保持烫壶烫杯,所以需要用到可以盛放壶、杯和剩水的形体比较大的茶船,壶、杯周围也通常会湿湿的,被台湾茶人称为“湿泡法”。而台湾从1990年代开始启用“干泡法”,即不再于每一泡的时候以热水淋壶和烫杯,而是保持茶台整体干燥,不致因为湿淋淋地而感觉不洁净,并以能否做到倒水分茶时不溢漏当作一种新的“工夫”。这也导致了工夫茶和茶艺的泡茶者会使用不同样式的茶船:前者的形体一定要比较大比较厚,才能装盛多余的水;而后者被简化了,往往是薄薄的一个小盘、甚或一块特殊材质的木板就可以,而且通常也不再称为“茶船”、而只含蓄地叫做“壶承”。

其三,潮州工夫茶重在泡茶喝茶的实用,没有“茶席”之类的讲求,器皿在桌子上的陈放方式没有特别讲求。而台湾茶艺因受日本茶道的影响,开始加入了茶席设计的审美元素。即:茶壶茶杯茶布等在桌上的摆设,力求体现一幅赏心悦目的画的美感,茶器的造型颜色等有一定的配搭。甚至包括茶室整体空间也有特别的营造,泡茶人喝茶人穿“茶服”,若干人相聚举办一定主题的“茶会”,再加上和音乐表演等其他艺术相搭,是为“雅集”。

随着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升温,以及大陆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从台湾发展起来的茶艺流转到了大陆。比如从20世纪90中后期开始,大陆的一些大城市里也开始出现了茶艺馆。公道杯、闻香杯也开始被广泛使用。公道杯尤其流行,成为了今天许多大陆人办公和居家泡茶的必备器件,并标致着一种泡茶喝茶的专业化和精致化。而茶席摆设、雅集茶会举办之风,更是从台湾吹来之后,愈演愈盛。打开茶会主办者们的微信公众号,会发现他们在会前的预告或会后的总结里,越来越多地宣称:“喝茶需要仪式感”,或“这是一场颇具仪式感的茶会”云云。对茶艺感兴趣和参加茶会的人们,来源广泛而复杂,很难用“中产”、“有钱阶层”这样的名称一概而论。不可否认其中有不少是个体茶商,但同时也有大量的纯粹兴趣爱好者。茶会的举办者固然希望通过仪式的正式性来服务于商业,而参加者们则常常通过几方面来解释为何需要仪式感。

其一,有仪式感的茶会被认为可以帮助中国人寻回“传统”。笔者访问过许多去往台湾学茶的大陆人士,他们有一种共识:中国大陆因为文化大革命等原因,传统文化遇到断裂,而台湾却是保存了较正宗的中华文化的传统。这一认识,基于一种对大陆过去年代的文化记忆,深怀一种想要捡拾起过去传统的“饥饿感”。这一“饥饿感”,在茶艺学习上,即演绎成为一种“仪式感”。怀有这样渴望的人们,在学习中感觉或宣称自己正在学习一种古老而“传统”的茶文化,忽略了台湾传来的茶艺其实也是一种“新创的传统”;或者说,许多学茶的人们已经不在意这一传统到底是原真的还是新创的,只要可以满足他们心理的某种渴求即可。

其二,有仪式感的茶会往往包含一定的规矩,比如着“茶人服”,比如规定泡茶喝茶的某个期间不能说话。不少人认为中国人现在极度缺乏规矩,而讲求如何优雅地泡茶和喝茶的茶会可以帮助人们重新建构一种礼仪。所以,即便中国的茶艺也像日本的茶道一样,奉行“止语”的法则,不少人觉得也是应该的。

其三,大部分学茶人觉得,有仪式感的喝茶,可以帮助人们在现代社会的纷乱和快节奏的生活里,找到片刻的安宁和清静。即,茶艺可以是对抗现代化之负面效应的一种有效方法和途径。

如前所述,一个事件要成其为仪式,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复杂性的。现代茶艺在工夫茶基础上发展而来,但前者注入了更多复杂的和更多时尚的元素,具有了Turner用于阐释仪式的“展演”的成分,更为迎合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审美口味。而原来被认为需要花费许多努力才泡得好的潮州“工夫”茶,在不少学茶人的眼里,相比之下似乎显得并没有那么“工夫”了,或者说,潮州工夫茶的“工夫”不能完全迎合他们需要的那种“工夫”了,因此变成了一种被边缘化的文化遗产。于是,“传统”和“现代”的界限被模糊,“传统”的方式被掺揉以现代的元素来展演,而现代的元素亦被人宣称为“传统”。与此同时,即便现代茶会的主办者和参加者们并不认为他们的方式是如同日本茶道一般严谨的仪式,但是对他们来说,无疑更重要的是通过此行动而获得“仪式感”。

CatherineBell关于仪式的研究指出,仪式不仅是一种研究对象,也可以是一种研究方法;仪式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行动过程,而仪式化的事件常包含某种行动力,是行动者对于个人处境和意志的表达。本文认为,“仪式感”即是一种行动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行动的趋向,所以现代茶艺正是以一种正式而复杂的方式代表着中国人当下对某种生活方式的渴望。

“省尾国角”的避世与入世

面对外界不断升温的茶文化热,总体而言,潮州人还是在安静地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喝茶,而在坚守自己方式的同时又对外界流行的现代茶艺不无批评。笔者在2010、2013年到潮州的时候被告知,除了某几位文化传承人那里会专门教授工夫茶之外,没有什么茶课之说,也没有什么茶会。当地报告人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潮州人安于被边缘化,安于“省尾国角”,意指潮州位于广东省的北部、并且是靠海的地方,远离广东其他的经济文化中心,天高地远没人管。不论是语言、风俗、饮食还是心理,潮州文化和广东的主体文化粤文化都很不相同,在文化认同上反而和闽南文化更有亲近性。在自嘲之际,潮州人又表露出一种庆幸,庆幸因为位于“省尾国角”,所以不容易被他人同化,因而可以更持久地保留本文化的特质。他们认为历史上工夫茶之所以最后集大成于潮州而不是其他地方,正是这个原因。所以面对外面光怪陆离的流行茶艺文化,潮州人多少流露出一种“由他们去乱吧,我们还喝我们自己的茶”的避世而又自信的态度。

这种态度在喝什么茶、如何喝方面,可以得到具现。单丛茶是一种本地产的乌龙茶,尤以潮州下面凤凰镇乌栋山所产的高海拔老丛茶最为有名。走遍潮州,可以看到当地人百分之九十在喝的都是单丛茶,顶多因为产地、香型、海拔、树龄、制法变换而品质不同而已。单丛茶的其他乌龙茶亲戚,例如安溪铁观音、台湾高山茶,潮州人现在并不怎么感兴趣,大多人对龙井碧螺春等名优绿茶毫无问津,也并不太跟风去喝最近这些年在全国流行起来的普洱或者白茶。

在如何泡茶方面,潮州人坚守他们原来的“工夫”之道,大多时候坚决不用公道杯或闻香杯。当全国人民正在把台湾传来的公道杯作为一种方便奉茶的工具和装点茶席的绝好元素时,潮州人还在保持着从壶里直接分茶到茶杯的“关公巡城”方式,并且坚持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喝到茶的好滋味和香气。针对公道杯可以“降温”的作用,潮州人反驳说,喝茶“不怕烫,就怕不烫”;并且认为,一用公道杯分茶,“茶水就分层”,意即茶味就散了。针对闻香杯可以专门用以欣赏茶的香气的作用,潮州人完全不以为然,认为香气要和汤水合在一起享受才是喝茶之道,何况闻香杯会进一步把茶汤降温,就无法秉持工夫茶的“趁热连饮”之道。

当地人觉得,潮州工夫茶虽然已被认定为文化遗产和被视为一种文化传统,但外面的人真正理解潮州茶文化的并不多。笔者在潮州的多位报告人,一方面对于有人研究和关注潮州,感到高兴;但另一方面,他们不断地告诫,千万不要把工夫茶看成是什么艺术,它不过是平常生活之必要的一部分。因此,他们批评现代茶艺的茶会是刻意而为、矫揉造作或附庸风雅,而指出潮州每天随时都有“茶会”,三三两两的人在各个角落聚集喝茶,旧友新朋无不包含;流行茶艺的雅集茶会有的可以一次聚集上百人,但喝完了茶很多人还是互不沟通,而潮州人每天的工夫茶,却多是含交流于喝茶之中的,而喝茶也正是为了助益人和人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潮州人指出,工夫茶强调集体和社交、而不是独饮或止语的快乐。

不过,情况亦有改变。当笔者2017年来到的时候,听说当地刚刚组建了一个茶协会。去到的时候,茶协会的六名成员正在为代表潮州去参加广东省的一次茶艺展演而进行操练准备。负责人王主任介绍说,这是潮州第一次组队去参加省里的茶艺比赛。以前潮州人大都对这样的比赛不在乎,认为只要潮州人民自己天天在“关公巡城”,茶文化的传统就还活着。但是王主任认为,潮州人太不注重宣传自己,潮州工夫茶对中国茶艺的贡献如此之大,但是在如今国家级省级的诸多茶艺比赛中,越来越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她决心组建这个协会,为潮州工夫茶的宣传做些事情。

平日在潮州城内各个角落喝茶,遇到男性泡茶的时候满多。而协会的排练成员却都是年青女子,这似乎和全国其他地方茶艺队伍的构成状况趋于同质化——在茶艺展演里,女性泡茶的姿势被认为更为柔美。每个人坐在一张茶桌面前,每张茶桌上摆放着一模一样的一套茶具。笔者惊讶地看到,里面有公道杯和闻香杯。六名成员动作整齐划一,一起倒水入壶,一起分茶入杯;排演时,壶中杯中并无茶水,但求动作统一优美。领队杨老师坐在一旁娴熟地念诵着配合并指导队员们统一动作的“解说词”。笔者惊讶地听到她说:“岭南工夫茶……”怎么是岭南工夫茶呢?后来细细询问才知,现在广东乃至全国的茶艺表演比赛中,并无“潮州工夫茶”之说,也就无法按照潮州工夫茶通常的泡法来进行。“岭南”,意指主要是广东的区域范围;而“岭南工夫茶”是现在经国家认定的一种茶艺师资格证考试的项目。有趣的是,“潮州工夫茶”曾经从一种区域性的泡茶法被上升为代表着“中华茶艺”的传统,但是现在这个名称却不能在正式的比赛中用于代表广东省的泡茶饮茶法;同时似乎也不可沾福建省的边说成“闽粤工夫茶”,更不能说“台湾工夫茶”,同时还要迎合全国上下现代茶艺的样式,不能不用公道杯和闻香杯,于是,“岭南工夫茶”这个名称和排演方式就诞生了。

杨老师一遍又一遍地念诵着解说词,队员们一次又一次地“沏泡”“岭南工夫茶”。当队员们倒水的角度不太统一,或者展示闻香杯用法的动作不太正确时,杨老师就会停下来,一一纠正。当观摩队员们以一致的高度抬起壶,以极其小心冀冀的方式分茶入公道杯时,笔者仿佛体验到了极度严格的日本茶道的仪式感。而更有趣的一幕是:协会的王主任不时来监督,察看杨老师及其队员们排演的进展。她的办公桌就在排练的后方三四米远处。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潮州人,她的桌子上放着自己常用的工夫茶具,一边喝茶一边观看排练。她邀请也在静静观摩的笔者一起喝茶。她娴熟地冲水入盖碗,然后茶水从盖碗直接分入三个小杯——“关公巡城”。这之间绝无公道杯的使用。王主任自己的“三杯法”和她所监看的“岭南工夫茶”,形成了日常生活的工夫茶和作为展演而存在的工夫茶之间的强烈对比。恰如Goffman在分析社会生活之表演的“前台”(frontregion)和“后台”(backregion)一样,“前台”是给外人看的,而“后台”才是保留更本真的自我的。

最近两年,听到关于潮州工夫茶在升温的不少传闻。不能确定这是否是因为潮州有了更多像王主任这样的人,在做更多的向外宣传。但笔者听到的另一说法是,这与最近不少台湾茶人纷纷访问潮州有关。2018年11月,笔者在台北遇到台湾《茶艺》杂志主编,被告知,杂志联合多名台湾茶人,确实在近年里组织走访了工夫茶的故乡潮州,还有福建、广东、香港、台湾、东南亚在内的诸多工夫茶区。茶艺在台湾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茶人们都在寻找新的突破口,而工夫茶是他们觉得应该重新拾起的一个方面。台湾茶人们近期聚集在一起,举办了多次以工夫茶为主题的茶会、讨论会等等。在他们的眼里,工夫茶以闽粤作为重要起点,现在已经衍生出了多种工夫茶样式,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的“南洋工夫茶”,包括在大陆工夫茶“原型”基础上起家的“台式工夫茶”。凡称工夫茶,意即这些泡茶都不使用公道杯或闻香杯,而是沿用工夫茶的“关公巡城”,有一种回归“原型”的趋向。但除此一致之外,“台式工夫茶”并无统一套路,用什么样式的壶、杯组合,用什么样式的茶船和集会方式,均是各显神通,呈现出“众生喧哗”、即面貌多元的状况。这种多元,正是台湾茶人觉得所为之骄傲的他们对于工夫茶的贡献。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大城市,工夫茶的培训班和茶会日益增多。工夫茶变得越来越“入世”了。教习工夫茶的老师,部分来自潮州,而学习者们则基本都是外乡人。和使用公道杯及闻香杯的现代茶艺所不同的是,目前工夫茶的培训回归“三杯法”。但是,和现代茶艺所趋同的是,这些工夫茶的器具也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具有时尚感的精致化,有一种将日常生活工夫茶重新复杂化的趋势。而且,它们接受了台湾传来的茶艺的影响,越来越注重茶席的设计、品茗空间的装饰配置,美其名曰“工夫茶生活美学空间”。总之,被专门用于教习和展演的工夫茶样式和现代茶艺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或者说,工夫茶被当成了现代茶艺的一种呈现形式。在精致空间里参加工夫茶培训和工夫茶茶会的人们,学习着“关公巡城”,学习着“烫杯”,穿着专门的茶服,越来越有“仪式感”。不过,潮州人于每日生活的工夫茶“气场”之间所集聚的被群体文化所形塑的那种“身体感”,可能未必在茶会之间拾得。即:获得了关于工夫茶的新的仪式感,但却可能丢失了工夫茶原有文化所持有的身体感。

传统与现代新的矛盾

本文对潮州每日生活的工夫茶和现代茶艺的样式及二者的渊源进行了探讨。并且特别以工夫茶为焦点、以现代茶艺为参照物,叙述了工夫茶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位置的游移变化。前者深深植入每日生活、已经成为潮州当地人的一种生活习惯、时时在进行,并可能令人质疑它作为“仪式”的合法性;后者尽管一开始出现时具有反仪式的倾向,但是在实践中越来越奉行“生活需要仪式感”的法则,鲜明地追求时尚美,并煞有介事地进行仪式展演。而当工夫茶从街头日常生活被移植到展演生活空间时,它也变得越来越像仪式,并且更重要的是,它令参与者获得了更多的“仪式感”。

潮州工夫茶和现代茶艺都曾经被用以代言传统。在现代茶艺初创之时,工夫茶被追溯为代表“中华茶艺”的基石。或由于外界充分论述,或出于地方文化自信,总之潮州人对自己的工夫茶作为中国茶文化优秀代表的地位深信不疑,大家都每日践行“关公巡城”、“韩信点兵”,以之作为对传统的守护。现代茶艺从台湾诞生之日起,亦在表明一种拾起传统的决心。这一态度在大陆向台湾学习茶艺的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在这一学习中,台湾茶艺被当作了中华茶文化传统的正宗代表。在今天于大陆频繁展演的茶会上,人们呼唤“仪式感”,把具有现代甚至后现代风格的茶席、茶服和茶仪建构为对古代传统文化生活方式的复兴。

文章来源:《遗产》2019年第1期

图片来源:原文,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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