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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的青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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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昊 徐吉军,论宋代茶文化的历史贡献和当代价值

内容提要 宋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发展长河中承上启下、创新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宋代“点茶法”在中华茶饮文化中独树一帜;宋代茶制利于军备并刺激了经济的发展;茶道文化促成了中华茶文化重教崇德传统;宋代全面开启了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新局面,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的茶文学艺术珍宝,成就了中国茶器具文化的美学高峰,创造了宋茶文化促进中华民族融合的奇迹。当今,我们应吸收宋茶文化中的精华,传承其优秀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为当代发展所用,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和”韵,以茶和天下的胸襟,助推社会和谐,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扩大对外开放;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德”韵,弘扬中华茶道文化和传统美德;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雅”韵,共筑文化供给侧精品化和大众化共同繁荣的新格局;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新”韵,鼓励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创新创造。

关键词 宋茶文化 历史贡献 宋韵文化 当代价值

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秉持高度的文化自信,传承优秀的文化基因,创造强大的文化力量,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备条件。

茶,源于中国,走向世界,为人类健康和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博大精深的中华茶文化始终与中华文脉息息相通、休戚与共,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标识。宋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发展长河中承上启下、创新发展,在转型繁荣中形成了独特鲜明的特色,不仅对中国后世的茶文化,而且对日本的茶道、韩国的茶礼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茶文化与宋韵文化气息相通,能量同向,在扬弃中挖掘和发现宋茶之韵在今天和未来发展中的宝贵价值,并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国家强盛、社会进步、文化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作出贡献,这是我们深入研究宋茶文化和宋韵文化,传其精华流韵的真正目的。

一、宋茶文化的历史贡献

唐代陆羽《茶经·六之饮》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旧唐书·李珏传》有“茶为食物,无异米盐”的记载,说明唐代茶于民众生活已日益重要,这与宋人所谓“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同出一辙。至宋,饮茶之风风靡全国,连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的民众也深受影响。在茶叶生产上,不仅技术有了很大进步,而且同其它经济作物生产一样,出现了很多专业园户,进行面向市场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其时的茶饮文化、茶器具文化、茶的文学艺术等也随之丰富和繁荣起来,并且渗透到思想学术、宗教信仰、生活生产习俗中来,从而使宋茶文化蔚为大观。故此,中华茶文化发展史上一直有“兴于唐、盛于宋”之说。(一)宋代“点茶法”在中华茶饮文化中独树一帜

人类用茶,从实用上升至文化,从吃茶开始(当食物、药物吃)进而到喝茶(当汤药、饮料喝)、品茶(当审美对象来品鉴香之美、色之美、味之美)兼顾。先秦两汉用的是“羹饮法”,即将茶饼或鲜叶捣碎后再拼入各种调料、食物,“和烹而饮之”。至唐代,“煎煮法”分流,煎煮的“羹饮”依然流行,同时煎煮的清饮开始得到重视,陆羽更是大力提倡,而百姓中直接用水冲泡茶叶的方法也开始露头。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以法令推行散茶,使散茶在众多的制茶方式中脱颖而出,从此“全叶冲泡法”成为中国茶饮方式的主流。而宋代的“点茶法”,正处于中国茶饮发展史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

宋代“点茶法”有一套完整的程序:经碾茶、罗茶(以罗细筛)、候汤(烧煮用水)、熁盏(熏烤茶盏预热),然后点茶,宋徽宗《大观茶论》还将点茶细分为七个步骤。点茶法始于民间,是多种茶饮方法中的一支,而经蔡襄在其茶文化名著《茶录》中详加介绍之后,很快在民间广泛流传。之后,宋徽宗《大观茶论》再度详解点茶法。于是,末茶冲点饮法迅速成为宋代茶饮文化的主流,形成了中国茶艺的一大高峰。

宋人审美的精致,还进一步反映在点茶中的“分茶”技艺。唐代的“分茶”就是将煮好的茶汤让大家分而饮之,也称“均茶”。而宋代的“分茶”逐渐演化为在点茶过程中用茶匙(后用茶筅)拨弄、用汤瓶注水,形成文字和图案,犹如在茶汤上作书画,大约是宋人书画情节在茶艺上的一种延伸吧。

宋人还将“斗茶”普及开来。宋人斗茶不仅是茶叶品质的比赛,更是点茶技艺升级版的比赛。点茶是一种茶饮方式,日常在用;斗茶是点茶技艺的比拼,是游戏时或正式比赛中的“斗”,斗的是茶品、茶技和茶艺的高下。北宋陶榖《清异录》卷下记载:“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茶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幻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宋代“分茶”与前代传下来的“茶百戏”之间是否存在传承创新关系,需作进一步研究,但它们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赏心悦目的游艺色彩和雅俗共存的文化精神是相通的。

宋代的“点茶”“分茶”“斗茶”,是将茶饮注入精神和文化,使之实用和审美兼得的一种方式,彰显了茶艺活动的趣味性和生动性,在当时非常盛行普及,连边境内外的少数民族包括辽、金的茶饮方式都深受影响,习而用之。

宋代茶饮和茶艺之盛也促进了茶馆业之兴,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茶馆数量大增,经营方式有了新的突破,灵活多变,出现了一窟鬼茶坊、花茶坊、水茶坊、蹴踘茶坊等不同形式的茶坊,歌女献茶成为茶肆的行规。为了赢得丰厚的商业利润,甚至有专供仕女夜游吃茶的地方,提茶瓶者还主动送茶上门服务,有的还引入歌卖以招徕顾客。他们通过专业化分工提高服务和管理水平,通过热情周到、细致入微的服务留住客人, 通过行会组织实现茶馆的规范化管理。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开封城内的闹市和居民聚集之处,各类茶坊鳞次栉比。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也表现了北宋东京茶楼林立、酒肆繁多的市民生活图景。而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城内茶肆,“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向绍兴年间,卖梅花酒之肆,以鼓乐吹《梅花引》曲破卖之,用银盂杓盏子,亦如酒肆论一角二角”。二是注重茶馆硬件设施的建设,装饰颇为精致典雅,并对饮茶环境的雅静有着非常高的要求。“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止用瓷盏漆托供卖,则无银盂物也”,烘托出茶馆的艺术氛围。三是宋代茶肆的功能远比现在丰富,其时茶馆的功能主要有三种:(1)人们品茶、斗茶等茶事活动的重要场地;(2)除了作为行业聚会场所外,还是三教九流聚集之所,是人们在此沟通信息的交流空间和社交场所;(3)听书、看戏、放松、休憩的休闲娱乐空间和教坊习艺场所,例如“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保佑坊被朱骷髅茶坊”,这“一窟鬼”“朱骷髅”就是说书人经常使用的神魔鬼怪的话题题目,并结合题目组织相应说书活动,由此可以想象这些茶肆兼有听书的特色。由此可见,宋代是中国茶馆文化的定型期,自此以后中国茶馆文化便具有了市民性质,成为大众性、娱乐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结合体,其风貌和传统一直影响到现在。

(二)宋代茶制利于军备并刺激了经济文化的发展茶叶在中国古代除了是上到皇亲国戚下到寻常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外,还是茶区百姓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茶叶又是重要的军需物资、茶马互市的要素,在一些特殊时期还是朝廷和平外交的纳贡物品,因此历朝历代都很重视用法令、政策对茶叶生产和流通进行严格管控。宋朝从开国之初就高度重视通过建章立制加强对茶叶的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垄断茶利的榷茶制度和保证皇亲国戚、大小官员享用或赏赐优质茶品的贡茶制度,使得宋代产茶从质量到数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另外,茶马互市也有一整套法规制度,对自己是易马以充军备、生产之用,对外则希望起到削弱敌方军力的作用。甚至宋仁宗时期西夏对宋发难时,使西夏“饮无茶”也成为停战议和的重要原因之一。榷茶、贡茶、茶马互市等茶制是为了加强朝廷的政治集权、经济控制,对茶农、茶商都是加重了盘剥,但客观上也起到提升茶叶品质、刺激茶叶生产的作用,而且在文化上由于上之所重,刺激了皇亲国戚、文武官员对茶文化的消费,一方面对茶艺乐此不疲,另一方面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书画,对宋代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

(三)宋代茶道文化促成了中华茶文化重教崇德传统

“茶道”用语始于与陆羽亦师亦友的诗僧皎然,而具有哲学意义的茶道思想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国茶道以茶的物质生产和生活为基础,进而上升为文化的、社会意识的方方面面,如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道德伦理、教育、宗教、民俗、民间信仰等,再进一步就概括化、抽象化上升为“道”,也就是哲学层面了。“天人合一”看茶也好,“精行俭德”看茶也好,都是中华茶道茶哲学的内容。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和思想基础。中国古代哲学最发达的部分是人生哲学,伦理学和思辨学又是其中的重点。儒家的重心几乎都放在伦理上,思辨也多是对伦理的思辨,家国治理用的理论和方式也是伦理的底子,再以思辨阐释。道家的重心放在对生命思辨上。至于中国化的佛家,将人生和伦理放大到众生、放大到“三生”(前生、今生、来生),再用思辨驾驭。宋朝统治者喜作多元融合工作,文化树儒学领导地位,同时力纳佛道于一体。宋代茶文化在思想观念上同样受其深刻的影响,赋茶以德喻人德,赋茶以性喻人性,以茶的生命过程比喻人生,而诠释“德”“性”“人生”的重点仍是伦理内容,而且常常将佛道思想融合其中。这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乃至皇帝的茶文化思想上得到充分体现。

宋代文人将茶比作高雅正直的君子,将佳茗比作如花似玉的美人。而北宋强至更是首倡“茶德”,针对当时“茶生天地间,建溪独为首。南土众富儿,一饼千金售。公立须南官,好居众富右。俸钱未到门,已入园夫手。买藏惟恐迟,秘之逾琼玖”的奢靡现象,他感叹道:“茶品众所知,茶德予能剖。烹须清泠泉,性若不容垢。”说的虽是茶品、茶德、茶性,实际上指的是人品、人德、人性,其末句得出结论说:“古若有此茶,商纣不酣酒。”把茶上升到天人合一的高度,上升到品德品性的高度,上升到治国政德的高度,将茶和人生哲学、道德伦理结合起来,将饮茶、品茶融入到儒家思想中去,赋茶以教化功能,这在宋代是极具代表性的。还有一个典型的例证,那就是司马光与苏轼两位大师对茶与墨两种本不相关的物质进行了一场充满智慧的对话,将茶茗哲理化、人格化,这就是中国茶文化史上一个著名的典故“茶墨论”,深深拓展了两物的哲理境界,其别开洞天的哲理观照,深刻地反映出宋代茶道与人道的高度统一。

同时饮茶、品茶、玩茶毕竟也是放松身心、愉悦神志的事情,于是“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悠然淡忘归,于兹得解脱”,又是一种超脱尘世、心归自然的道家态度了。而“夜啜晓饮俱绝品,心源何处著尘埃”,已是禅意浓浓了。宋徽宗尊信道教,大建宫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在《大观茶论》序言中表达他的茶思想的内核是“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提倡品茶的精神境界为“清、和、淡、洁,韵高致静”,俨然是以一种道家态度来看待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这种思想,用于识茶自然不错,用于治国便显消极,已经游离儒家轨道了。

中国茶文化饱含儒家思想内涵自不必说,也在与佛教、道教乃至民间信仰中的密切关系中汲取了大量营养。在宋代,佛道多居好山好水好茶之处,僧人、道士在寺观周围种茶,一可供奉于佛神之前,二可醒脑以事佛道,三可招待僧俗访客,四可打理寺观经济,将富余的茶换取庙观之资。许多地方名茶由此产出,杭州、越州、湖州、建州、岳州、泉州、瑞州、池州都有佛寺名茶受到时人追捧。武夷冲佑观是南宋名道观,培育制作武夷茶,终成气象。僧道出家人在传教之外,又往往成为茶艺茶道的传习人。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第二次任职杭州时去游西湖寿星寺,“妙于茶事”的老友南屏谦师,特意从南屏山赶去为他设茶。他再次目睹谦师炉火纯青的点茶技艺,品味了回味无穷的茶汤,写下《送南屏谦师》诗:“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风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吴则礼《同李汉臣赋陈道人茶匕诗》记录了北宋宣和年间已盛行用茶筅点茶,但陈姓道人仍用茶匙点茶,吴则礼由衷赞叹其高超的茶艺:“诸方妙手嗟谁何,旧闻江东卜头陁。即今世上称绝伦,只数钱塘陈道人。宣和日试龙焙香,独以胜韵媚君王。平生底处虀盐眼,饱识斓斑翰林碗。腐儒惯烧折脚铛,两耳要听苍蝇声。苦遭汤饼作魔事,坐睡只教渠唤醒。岂如公子不论价,千金争买都堂胯。心知二叟操钤锤,种种幻出真瑰奇。何当为我调云腴,豆饭藜羮与扫除。个中风味玉高彻,问取老师三昧舌。”

在宋代,茶不仅成为寺观供品和僧道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会成为佛道传教的媒介,佛教会举办助缘传道的“茶汤会”,道教会利用茶馆茶肆作为显现神迹的场所,僧人道人也常借茶会茶叙与文人士大夫交往。特别是佛教,“茶禅一味”成为传统,不仅有赵州从谂禅师“吃茶去”的法门,有的还列入宗门规式,如写入丛林制度的《百丈清规》。

受到茶道文化融入儒释道和民间信仰的思想内容,不仅对茶文化推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茶道在宋王朝的建立,奠定茶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至明清时期,宋代这种融入世间生活、赋予世俗以形而上意义的茶饮和茶文化精神真正走向了市民社会。

(四)宋代全面开启了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中国茶文化成“学”,自唐代陆羽《茶经》始。《茶经》是茶学著作,也是茶文化著作,也可以看作茶教育著作,从茶的产地到茶的生产、效用、品饮、器具,再到茶的史料、当时的茶叶地理等等,收集、阐释之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开启了系统研究茶学和茶文化的先河,不愧为开山经典。至宋代,著茶书之风愈盛,远超唐代(12种,完整传世4种;宋代30部,完整传世11部)。究其主要原因,一是由于茶叶生产、消费大增,产区已近70郡,国家重视、管理程度加大,研究、推广著述自然大增;二是由于宋代农业的专业种植和商品化程度大为提高,农学随之发达,也刺激和带动了茶学的繁荣;三是上层示范带动,宋徽宗赵佶成了古今中外唯一一位对饮茶著书立说的皇帝。“上之所好,下必从之。”一大批高官重臣不仅嗜茶,而且带头著书立说,如丁谓《北苑茶录》、蔡襄《茶录》、沈括《本朝茶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北苑别录》、黄儒《品茶要录》、刘异《北苑拾遗》、吕惠卿《建安茶记》、唐庚《斗茶记》、叶清臣《述煮茶小品》、佚名撰《北苑煎茶法》、章炳文《壑源茶录》、审安老人《茶具图赞》等。无疑,这些文人士大夫对茶文化的传承发展和解读,自然会给茶注入他们的审美理念,使茶的文化形象日益提升,丰富了茶的精神内涵,提升了茶的文化高度,并引导了社会风尚,深刻影响着后世茶文化的发展。

宋代茶和茶文化研究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东溪试茶录》在我国茶叶史上第一次对北苑茶树进行了科学的、详细的分类,有白叶茶、甘叶茶、早茶、细茶、糟茶、晚茶、丛茶7个品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由三司使林特、李溥、刘承珪等编纂的《茶法条贯》,选录宋初以来有关茶叶诏令297篇,是中国最早一部成典茶法。《政和茶法》是我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史上完整保存下来的最早一部茶政法典。绍兴二十年(1115年)韩仲通等主编的《绍兴茶法》,是一部集大成的旷世茶法大典,全书105卷,汇编有关法律条文共3500件。

皇帝和文人士大夫带头撰写茶书有力地推动了茶生产的发展、茶生活的普及和茶文化地位的提高,不仅利在当时,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后世。这些茶书保存了宋代点茶分茶技艺和北苑贡茶生产工艺这样当时独有的极其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后世的活态保护和重现提供了详尽的资料和依据。开启了茶制茶法类著作进入茶文化领域的大门,拓宽了茶文化研究领域,为后世茶制茶法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资料的参考。宋代茶书保持多元、严谨、精细的文化特点,重独创,自成体例,不袭唐人,也不循时人;重“入世”,不脱离社会坐而论道而是将茶文化与社会文化互为参照,紧密结合,所呈现的学术独立和联系实际的精神为后世所景仰。

(五)中国茶文化的宋代审美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的文学艺术珍宝宋代是茶文化非常繁荣的时代。在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们不仅主持茶业生产,为茶著书立说,而且热衷茶饮,精研茶艺,讴歌茶文化,写下了无数关于茶文化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众多脍炙人口的诗词篇章,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茶文化艺术瑰宝。钱时霖等《历代茶诗集成》共收录宋代茶诗5297首(唐代茶诗665首);现存茶词始见于苏轼,此后有黄庭坚、舒亶、秦观、毛滂、周紫芝、赵鼎、张孝祥、吴文英、张炎等70余位词人都曾作有茶词,共计514首。这些诗词题材广泛,涵盖了几乎所有的茶文化内容;名家众多,大多数诗词名家都写过茶诗词。因茶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属性和“天人合一”内在联系,所以往往成为宋代诗词中的文化意象,以茶论人说事况物释典,无所不至。宋代的茶生产、茶生活、茶事、茶艺、茶会具有历史独特性,欧阳修《尝新茶呈圣俞》《双井茶》、范仲淹《武夷茶歌》、王安石《寄茶与和甫》、丁谓《北苑焙新茶》、林逋《烹北苑茶有怀》、王禹偁《龙凤茶》、苏轼《汲江煎茶》《和钱安道寄惠建茶》《西江月·龙焙》、黄庭坚《品令·咏茶》《煎茶赋》、蔡襄《即惠山煮茶》、秦观《茶》《满庭芳·茶词》、梅尧臣《南有佳茗赋》《闻进士贩茶》、吴文英《水龙吟·惠山酌泉》、杨万里《澹庵坐上观显上人分茶》、陆游《听雪为客置茶果》、刘过《临江仙·茶词》等茶诗词歌赋则生动地记录了这些饱含丰富、珍贵的文化遗产。有学者认为,“较唐代而言,宋代茶文学在体裁上有所出新,在内容上更为丰富,在内涵上有所发展。”“文人士大夫们将茶提炼为一种高蹈脱俗的诗学意象,用茶来抒发政治理念以及对社稷苍生的关切与闵怀,在煮茶品茗的雅致之境中修身养性、锻铸灵魂,超越生存的困境与悲哀。中国传统‘士’的精神在宋代茶诗中得以彰显和进一步升华。”由此我们可以说,唐五代是中国茶文学的兴盛时期,而宋代则是中国茶文学的巅峰时期。宋代书画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家辈出,茶文化同样成为书画家们笔下生辉的对象。北宋书坛四大家蔡襄、苏轼、米芾、黄庭坚都有茶书法杰作;南宋陆游以诗名著称,兼工行草,嗜茶如命,“水品茶经常在手,前身疑是竟陵翁”。宋代将茶饮上升到品赏文创的层面,点茶、分茶、斗茶之风盛行。一些宋代著名书画家都留下了珍贵的茶书画名作,流传至今的茶事书法、绘画珍品就有蔡襄楷书《茶录》《精茶帖》、苏轼行书《啜茶茗》、苏过行书《建茗帖》、黄庭坚《奉同公择尚书咏茶碾煎啜三首》、宋徽宗赵佶《文会图》、刘松年《卢仝烹茶图》《撵茶图》《斗茶图》《茗园赌市图》,以及宋元之交钱选《卢仝煮茶图》《品茶图》,这些都是我国茶文化的重要艺术品。宋代壁画墓中也有不少表现茶题材的生活图景,内容主要可以分为茶具、备茶、奉茶、宴饮和祭祀供奉五类。有学者认为,“在宋代之前,古人在绘画过程中对茶文化的引入较少,没有确切的体现出茶文化的意义以及情感,而宋代则是在这一基础上,很大程度地将茶画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创新。他们在绘画的过程中,以茶香、茶桌、饮茶器具等相关物品作为整幅画的绘画主题,而之所以茶文化能在宋代的绘画领域中如此盛行,这与宋代君王对茶文化的重视程度与喜爱程度是分不开的关系。”另外,在宋代小说、戏曲、民间故事和谚语中都有茶文化的身影出现,无茶则无文,成为宋代茶文化的一个奇观。

宋 刘松年《撵茶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六)宋代瓷韵成就了中国茶器具文化的美学高峰

茶器具因茶的生产、饮用而生。最早记录茶具的文献是西汉王褒的《僮约》,“武阳买荼”“烹荼尽具”短短8个字,却在茶的文献史上珍贵无比,因为这是中国也是世界最早书面记录茶叶买卖和专门茶具的茶文化文献,说明至少在西汉时期茶饮已成风尚、茶器具已从其它共饮器中分离出来了。至唐代,茶器具已经相当完备,陆羽将之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具,是茶叶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工具;二是器,是用茶所需的各种器具。后代讲茶器具,因生产用具太庞杂(特别用机器生产之后),已经不含在内了,讨论茶器具基本是在狭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又因为茶饮文化包括茶艺的内涵有很大的发展,所以茶器具已由茶壶、茶盏(杯)、茶桌(台)扩展到配合茶饮茶艺的花器、香器、水器、茶宠、布景(摆件、挂件等),成为一个非常丰富多元的体系了。

至宋代,茶器具的发展成为宋代茶文化的重要部分。朱弁《曲洧旧闻》说当时茶具“精丽极世间之工巧,而心犹未厌”。特别是因瓷器技艺高超、审美高雅而誉满天下,故也被称为“瓷的时代”。宋代对文化的推崇和工艺美术极致的要求,催生了瓷器的繁荣,而瓷器中的茶器又因茶饮的普及和茶文化的风行,反过来也促进了瓷器生产和美学的提升。宋瓷窑口数量多、分布广,先后以八大窑系为代表,北方四大窑系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各呈其妙;南方四大窑系越窑、建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各领风骚。未列入八大窑系的北方汝窑和南方吉州窑其实并不逊色,汝窑采定窑印花、越窑釉色之长,力拔头筹,后跃居五大名窑之首;吉州窑有玳瑁纹、剪纸纹、鹧鸪斑等显赫名品,最神奇的是将树叶与瓷釉融合烧制,高温后叶脉清晰完整,如在枝头。总之,宋代瓷窑烧造的茶盏造型各异,刻花印花,争奇斗胜,都体现出茶文化对茶具穷极工巧的要求,具有极其高雅的美学韵味和艺术享受,是中国瓷器史上实用与审美完美结合的典范。

文化消费和艺术审美永远呈现的是高端引领。在宋代,茶,培植了“上品茶”观念;器,保证皇宫需求的“官窑”和满足社会需求的“民窑”(精品也有进贡的),既各守其责,又相互辉映,共同成就了宋代茶文化、茶器具文化的繁荣和美丽。宋以前没有官窑,只有贡品。宋朝最初进贡的是定窑精品,后嫌“芒口”(口沿无釉露芒)而改用汝窑,还有景德镇的青白瓷,其它越窑、耀州窑、龙泉窑(最著名的是哥窑、弟窑)等也都有精品进贡。到北宋末年,宋徽宗干脆自己建窑烧制,这才有了名副其实的皇家窑口——官窑,产品身份也同其它贡品有了区别。

瓷器至唐代,南青北白;至宋,青愈青,白愈白,产地已不分南北。但忽然杀出黑马,黑釉大行其道。究其根本,还是茶局搅动了瓷局,黑釉茶盏的好处一是迎合了点茶、分茶、斗茶意趣,盏釉之黑充分衬出茶沫之白,更能凸显白沫上巧做的图文;好处之二是其粗厚,点茶之前有道工序叫“熁盏”,就是通过熏烤给茶盏预热,粗厚就有了保持温度的优势。最热门的是建盏,皇帝喜欢,大臣追随,民间热捧,成为中国瓷器史上的一朵奇葩。其实,南方的吉州窑、北方的耀州窑、磁州窑也都有黑釉茶器生产,也颇受时人欢迎。宋代海外贸易兴起,也进一步刺激了瓷器生产。宋瓷茶器具形制和釉色之美,深受当时日本、高丽的喜爱,对日本茶道、高丽茶礼和所用茶器具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宋代的审美既是精致的也是多元的。其它材质的茶器具也在宋代流行,如陶、木、竹、铜、金银、琉璃、玉石、玛瑙等等,或承继前朝,或变化创新,发挥各自的实用和审美功能,但在宋朝这样的“瓷的时代”都无法成为主流,只能起到众星拱月的作用。

(七)宋茶文化创造了促进中华民族融合的奇迹

宋代是多民族政权对峙并立的时代,北方先后面临辽金之困,西面受西夏之扰,但一面是交手交锋,一面是交流交融,加上南方大理一直与宋朝和平相处,所以宋代又是一个进一步向中华民族大融合发展的准备阶段。茶在多民族交流交融中发挥了特殊的、政治和军事不能取代的重要作用。

宋代茶叶贸易的边境市场,是中华民族茶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茶马互市满足了宋朝强军备马之需,也满足了边境少数民族的茶叶需求,中间虽有因官吏腐败引发过一些矛盾,但总体上取得了减少战争、发展经济和保持边疆和平的成效。发挥同样作用的还另有榷场互市,也是官府主导的茶叶与民族地区的互补性商品贸易,受到各方重视。总之,从政治方面来说,通过茶马贸易,既能增进汉族与游牧区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团结,又能推动畜牧业及茶叶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于此后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辽宋两国共存165年,相互间的关系以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时和时战,后期基本和平相处。辽人特别喜爱茶叶,在两国关系好时,榷场开放,茶的出口量和利润都很高;交恶时榷场关闭,走私不停;官方和民间来往也有数量不少的赏赐、馈赠;无论何时,茶都是主角。茶对于联系辽宋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和民族融合都起到了桥梁作用。

茶在宋夏关系中也起到重要作用。茶叶逐渐深入夏人生活,以至到了“惟茶最为所欲之物”的地步。两方时战时和,茶叶都是重要原因。

金在灭辽和北宋之后迅速汉化,榷场贸易和场外走私都曾早严苛管控,但战火和严法都阻挡不了茶叶流通,因为金朝已是汉人大半,无论是汉人,还是女真人、契丹人等,茶都已经融入到他们的生活生命之中了。

宋朝建立后,南方的大理国可能不像北方的辽夏金一样常因恶劣气候的威胁和生活物资的匮乏而南下攻战抢掠,加上文化渐变的原因,不再像唐代南诏那样对中原虎视眈眈,而是一直采取与宋交好的政策,两国积极开设茶马互市,民间贸易和文化交流也一直保持和平稳定的状态,茶依然是两方友好往来、民族融合的重要使者。

(八)宋茶文化的海外传播深刻影响了世界

宋代因为在陆地上受到外族的包围,对外贸易由陆路为主转为海路为主,除了官方鼓励海外贸易以外,造船业、丝织业、瓷业、茶业等都很发达繁荣,也为海外贸易创造了条件。中外茶叶贸易和茶文化交流的足迹,遍及东亚、东南亚,甚至远及中东、西北非。

茶文化向日本的传播从唐代已经开始。日本至今仍将留存于本国各个时期的中国古代文物统称为“唐物”。但独具特点的日本茶道,却主要是受宋代茶文化的影响(包括茶饮方式和茶器具)再加上自身发展而逐步形成的。比如日本的荣西在1168年和1187年两度到天台、庆元府(今宁波)、临安(今杭州)等地的寺庙学习佛学,回国时将宋代盛行的点茶法以及茶籽带回日本,还写了一部《吃茶养生记》,大大推动了日本的饮茶之风。日本禅僧从径山引入日本的不仅是禅宗的临济宗杨岐派的禅法,还有对日本产生深远影响的茶道。前有日僧圆尔辩圆(1202—1280)初上径山拜谒时,不仅从无准师范(1178—1249)那里学习了佛法,还把径山寺茶宴带回去成为日本始祖。后来虚堂智愚(1185—1269)更是禅茶一味,为日僧南浦绍明(1235—1308)传授了中国的茶叶种植、炒制、烹煮和品茶问禅等法,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禅宗大师。南浦绍明于1259年到杭州净慈寺、径山万寿寺学佛,带回《禅苑清规》等中国典籍和数件中国茶器具,将中国佛门茶礼引入日本,对日本寺院茶礼产生很大影响;带回国的7部茶典中有一部刘元甫著的《茶堂清规》,其中的“和、敬、清、寂”的茶道宗旨对日本后来形成的茶道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宋朝和高丽国之间茶文化的传播交流除受契丹干扰中断40年以外,均保持较为经常的关系。高丽虽也产茶,但高丽国人更喜欢宋茶。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朝廷派徐竞出使高丽,徐竞细心观察高丽的山川形势、民情风俗和典章制度,以及接待仪礼、往来通道等,写出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从其中记录的高丽国点茶法和茶礼、茶俗以及茶器具等,都可以看出高丽的茶文化深受宋茶文化的影响,“(高丽)土产茶味苦涩,不可入口,惟贵中国腊茶并龙凤赐团。自赐赍之外,商贾亦通贩,故迩来颇喜饮茶。益治茶具,金花鸟盏、翡色小瓯、银炉汤鼎,皆窃效中国制度。”正如高丽太祖《训要》第四条所称:“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这里的“唐风”和日本一样,并非专指唐代风物,仍是对中国风的通称。

二、从宋茶文化看宋韵文化的当代价值

宋茶文化为我们留下了久远的茶香、悠长的文韵,也赋予我们挖掘遗珍、保护遗产的责任,同时还激发我们对其当代流韵、当代价值的深入思考。

当代中国正重振大国雄风,傲立于世界之林,意气风发地从全面小康社会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目标迈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生长在封建社会转型时代的宋茶文化创造了流芳百世的辉煌,也铭刻了不幸历史的局限。如何在扬弃中吸收其精华、传承其优秀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让这样的宋韵文化为当代发展所用,我们在这里作些初步的探索。

(一)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和”韵,以茶和天下的胸襟,助推社会和谐,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扩大对外开放。

“和”向来被视为修身齐家治国的核心准则,内心和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和平、世界和而不同,内涵极其丰厚。宋代重文重和,注意吸纳包容,具有强烈的集大成意识,无论是总结前人文物典章制度,还是系统整理本朝史实文献,或是编修各种规范“法式”,无不如此。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是新儒学的建构,特别是其中的理学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宋代树立儒学中心地位,但不排斥佛道,尽量融合吸纳,使儒学具有更广泛的思想和受众基础,使精致细腻的士大夫生活和文化同新兴的具有野俗活力的市民阶层生活和文化相安并存,有利于社会安定和谐。

在大中华版图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宋结束了“五代十国”之乱,实现了国家基本的统一和安定,然而又未能完全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疆问题,与辽、西夏、金少数民族政权先后并立而存,实行的政策是以和为主、和平为先,虽有交锋,更有交流交融,为后来的大一统中国打下了过渡性的基础,其功不可小觑。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宋朝虽然在地理版图上缩小了,但在文化文明版图上却极大地扩展,不仅影响了并存的辽、西夏、金、元诸民族的文化文明发展,也深刻影响到朝鲜、韩国和日本。在茶越来越多地成为边疆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共同需要的背景下,茶和茶文化对于多民族的交流交融,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包括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茶相对于丝绸与瓷器后来居上,自宋开始的海上茶、丝、瓷同行之路,极大地影响了世界,也同时反哺了自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弘扬茶和天下精神,借鉴宋茶“走出去”的经验,对于我们强化华夏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扩大对外开放,走好“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丰富的思想营养价值和深刻的历史经验参照。

以外交为例。习近平主席善于将茶文化应用于国际邦交,不仅在访问俄罗斯、法国、比利时、巴西、斯里兰卡、印度、英国等国家时以茶文化巧说外交关系,还开辟了茶叙外交的新境界,用茶叙方式会晤外国重要领导人,充分展示了协和万邦的胸襟、以和而不同理念构建世界命运共同体的担当,有力地推进了和平外交的进程。

以民族大团结为例。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儿女,虽然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各显特色,但饮茶用茶成为同根同脉的一大标识,自古亦然。特别至当代,汉茶边(边疆少数民族)饮、边茶(黑茶)汉饮情况已很普遍,以茶文化的交流交融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增进民族大团结,茶文化能够彰显出它独特的魅力和功能。

(二)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德”韵,弘扬中华茶道文化和传统美德。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也是时代赠予我们的警语。宋代重文治的突出表现是极重“德治”,虽有用“存天理,灭人伦”“三纲五常”等思想理论培植封建顺民的消极作用,但也有激励爱国情怀、民族气节,尊崇德行修养的积极作用。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都是宋人心中的丰碑。宋茶文化也深受影响。中华茶道至宋,形成了浓厚的人格化特点,将唐代陆羽“精行俭德”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强调茶文化的教化作用,大讲茶品、茶德、茶性,实指人品、人德、人性,德行不佳,休言其他,连茶也是不配喝的。在宋代的传统礼仪和民俗习俗中也融入了大量的茶文化内容,宾主设礼,非茶不交。人们注重以茶待客、以茶赠友、以茶孝亲,这些都是以敬茶之礼,扬天人之德,彰心灵之美。今天,当建设美丽中国、追求美好生活成为新时代主题的时候,相遇茶和茶生活的美好,如何从宋茶文化中提炼出“德韵”精华,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为树人立国而凝神铸魂,其作用和意义,不可低估!

茶文化至当代,继承了重德崇教的优秀传统,既发挥茶助身体健康的作用,又强调茶文化的育人育德作用。比如,从茶的干净清爽的自然品性,延伸到茶饮、茶艺的清雅、清和标准,再上升到茶道层面的清静、清心、清平等生活态度和清白、清正、清廉等道德要求。从源于茶的“天人合一”本性而延伸到茶的礼敬功能,进而表现对自然、天道(规律)的敬畏之心,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性循环的追求向往,又从敬茶等茶生活出发,来表现互敬和谐的人际关系。浙江各地广泛开展并走向全国的茶文化“五进(进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家庭)”活动,在科学传播健康饮茶知识的同时,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各有侧重地培德育人。茶文化进机关,彰显的是淡泊明志、清白做人、干净干事的特色,鼓励的是扬清弃浊、勤政廉洁的风气,培养的是敬畏人民、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道德情操;茶文化进学校,与“育人为本,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相契合,把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引导师生以茶文化的礼敬、和美内容,培养尊师爱生、尚德尚美、追求真善美的道德修养;茶文化进企业,可以传播“茶道”“商道”皆以“和”为文化理念,讲求诚信、和气、互惠,结合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呈现德行天下、义利并重的风貌,培植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的风气;茶文化进社区,可以结合和谐社区建设,彰显“和美心灵”“和谐社区”特色,密切邻里关系,促进人际交流,增强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归属感,营造相知、相助、团结、文明、和睦的社会关系;茶文化进家庭,以健康生活促进家庭和美,以礼敬文化促进家庭和睦,特别是让孩子从小就会喝茶、会泡茶、会用茶礼敬长辈,对他们一生的修身养性、涵养君子之风大有裨益。

(三)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雅”韵,共筑文化供给侧精品化和大众化共同繁荣的新格局。“雅”是文化产品的根本性标准之一,既要求“雅趣”充盈,也应该“雅量”满满。“雅趣”即高雅趣味,对立面是低俗趣味,与形式有关但绝非等同,决定性的仍然是“内容为王”。比如,在文学作品中,“雅词”也可以暴露出低级趣味,“俗词”也可以表现高雅情操,绘画、雕塑、音舞、工艺等等,皆是如此。“雅量”则是宽容、包容文化产品的多样性,鼓励创新。文化产品供给既要有促进提高的任务,也要有促进普及的任务;既需要“阳春白雪”,又需要“下里巴人”。在宋代,茶品、茶饮、茶器具、茶文艺都呈现了精致化和大众化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辉映成趣的局面。龙团凤饼和蒸青散茶同行,上层引领风气和大众饮用方便相结合;点茶、分茶、斗茶互动,饮茶、玩茶、赏茶结合;茶器具五大名窑贡品和南北上千窑口并肩,官窑和民窑相结合;茶文学艺术和茶民俗习俗互补,雅文化和俗文化相结合;这些都有效地加快了茶和茶文化的普及,共同把宋代茶文化推向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巅峰时代。今天,中国社会已进入全面小康,正在向全面现代化阔步前进,在人们物质生活有了极大进步的时候,精神生活的满足和提高显得尤为紧迫,从宋茶文化的文韵、艺韵、器韵等中提炼出“雅韵”,并以“雅量”带动“雅趣”,以“雅趣”成全“雅量”,如是,才能为大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有营养长精神”的文化精品,更多更好地促进文化建设,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时代精神去创造当代文化的新优势。

(四)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新”韵,鼓励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创新创造。

伴随着时代转型和内忧外患,宋代前中期在革故鼎新中求立足图发展的特点十分鲜明,在政治制度、思想学术、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都有突出的创新举措和成果。特别是在科学技术上,中国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中宋代占其三,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在宋代几乎都留下了重大的创新成果。宋代茶文化同出一辙。制茶上,从唐代的蒸青团茶发展到更为精致的压制花纹的龙凤团茶,成为后世砖茶、饼茶的始源;同时又发展出蒸青散茶,黄茶、黑茶也开始萌芽,这些都成为后代茶叶生产、消费多样化的先声。皇宫豪门追龙团凤饼,寻常百姓享散茶粗茶,创新包容,各得其所。在茶制茶法上,宋代承继前朝榷茶、贡茶,但制度设计更为精细,在加重盘剥的同时也刺激了茶叶和茶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在茶饮茶艺上,创造了“末茶”“点茶”“分茶”等独特精致的茶饮方式和审美情趣,大幅度促进了茶文化深入社会、走向民间。当代中国末茶以生态要求和资源充分利用为背景出现复兴之势,受到市场欢迎,堪称宋茶文化遗产的弘扬。在茶具上,开启了茶器具专门化生产的时代,像汤瓶、茶筅、建盏、木漆盏托等新的专用茶器具的出现,引领了茶器具生产专门化的历史潮流。在茶文学艺术上,茶诗词散文面貌一新,对当时和后世茶文化深入人心产生了巨大影响。宋代各方面的创新还带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创新的实用性。无论是思想学术、经济制度,还是科学技术、生活方式,创新的目的是经世致用,在茶叶生产、茶饮方式、茶叶贸易、茶制茶法等方面,莫不如此。宋代兴盛时期正是其创新力迸发的时期,随着王朝日趋腐败,社会创新能力被消磨殆尽,宋王朝也随之走向了衰亡。今天,当我们认识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国家兴旺的不竭动力的时候,我们应如何秉持文化自信,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的解放思想、创新创造的精神,为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而持久的活力和推动力,宋代和宋茶文化的经验教训都是值得深思、值得下一番扬弃的功夫而为当代所用的。比如,在国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时,茶界积极响应,一方面深入茶叶做精茶叶,一方面跳出茶叶做大做强茶业,创新业态,拉长产业链,跨界发展,从传统的小“六茶共舞”(六大类茶),从传统的喝茶,创造出饮(料)茶、食茶、用茶(茶的生化产品)、玩茶(文创旅游休闲等)、事茶(各类茶事活动)的大“六茶共舞”来,共同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作出茶文化的贡献。去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武夷山燕子窠生态茶园,嘱咐大家“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坚持绿色发展方向,强化品牌意识,优化营销流通环境,打牢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三茶”统筹是非常重要的理念创新,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在茶产业发展上的具体运用。统筹就是强化集成意识,发挥整体效益,针对的是各自为政、分散主义。一方面,茶文化引领、推动茶科技,一起为茶产业赋能;另一方面,在很多时候,茶文化、茶科技本身就是产业,茶产业又为茶文化、茶科技赋能,这种互相渗透、互相助力、捏紧拳头打好组合拳的新理念就是茶道文化的创新,是新时代的新茶经。茶道如此,政道、商道、文道等,莫不如此,都需要改革,都需要创新。从古代的宋茶文化之河到当代的宋韵文化之河,在不断传承和创新中,面对时代生活,融入时代精神,肩负时代使命,奔涌向前。(转自《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来源: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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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第28届上海国际茶文化旅游节指定用茶——福建福安“坦洋工夫”红茶

2023第28届上海国际茶文化旅游节作为上海旅游节的重要品牌项目,聚焦上海、辐射全国、着眼全球,今年首次以“一场市集、四项评选、全城有茶”作为核心内容,联结全国、全城发动、共建共享,着力将上海城市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赋能“大产业、大民生”的全新范例。活动将于9月15日-10月4日举办,并于9月17日在静安区吴江路休闲街举办开幕仪式暨茶文化市集。

今年的活动全面创新突破,推出浙江景宁慧明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景宁“惠明茶”和福建福安“坦洋工夫”红茶作为活动的两款“指定用茶”;聚焦上海对口支援工作,推出“卓玛泉西藏天然雪山水”作为“指定用水”;聚焦品牌合作,与上海老字号雷允上分别合作“指定用水”——薄荷盐汽水、“指定茶礼”雷氏匠茶茶固体饮料;与潮流茶馆T9Tea推出指定茶礼——午后伯爵冰咖,不断提升节庆品牌的海派特色辨识度。


“指定用茶”——

福建福安“坦洋工夫”红茶

(一)

或临崖傍水,或在水行舟。

闽东山河的主色调大都是青绿的,即所谓青山绿水。

福安更是如此,也因为给它的排位是闽头浙尾,所以最重要的地理标志便是鹫峰山脉,夹杂于太姥山脉与洞宫山脉之间,从北而来,如一个矫健的登山运动员,一路拾阶而下,向南奔往春暖花开的大海。而一路依偎着鹫峰山脉的则是长溪,她如窈窕淑女,朝雾夕岚,芳颜叠翠,婀娜多姿间,曲流百折如风吹罗带,经赛江,义无反顾地投向三都澳的蔚蓝。

一路开疆拓土的长溪两岸便是狭长的谷地,社口的坦洋便在其上游的冲刷中,成就了一块如板一般坦坦平平的溪坂,民间俗称:板洋。早期有可能产竹子,又称:竹坂里。又因村后山多桂花树,香飘四溢,也称:桂香山。“坦洋”的正式村名则出现在1762年官修的《福宁府志》。

一抹秋阳把这条流经的坦洋溪照得透绿。

农耕时代,水运便是高速公路。那时,长溪水系溪河密布,皆可行船,沿溪村庄都有码头。坦洋的码头就在真武亭桥下,虽然现在已是水平面下降,只象征性系泊着一艘乌篷船,但在那时却是可以驶着1吨左右的小溪船,装载着货物,从坦洋码头出发,运到社口的溪口村,再沿长溪干流顺溪而下,朝发夕至赛江码头,过驳出洋。

南方有嘉木。这样的青绿山河,必定藏着奇珍异叶。

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植物而生存。因为植物,文化和文明诞生了。因此,植物的机遇也是一种文化的机遇。

坦洋也因为一片树叶的枝繁叶茂而迎来了机遇与挑战。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诡异的朝代。农民出生的朱元璋不仅是权术大师,而且是中国最懂茶的制茶大师。从某种意义来说,没有他的“废团改散”与“废蒸改炒”诏书,或者就没有了后来的“工夫茶”。

在他执政的第四年,第一次将茶贸与政治挂钩。

自唐宋以来,茶叶一跃成为国家战略物资。边远的夷族需茶,中原文明缺马。“彼得茶而怀向顺,我得马而壮军威”茶马贸易由此成为中央王朝掌握华夏边疆地区的命脉。

1371年,也就是明洪武四年,朱元璋执政才四年,他便在户部设置"茶课司"与"茶马司",确定以陕西、四川茶叶易番马,于是在各产茶地设置茶课司,定有课额。明代的茶马政策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成为"制服西戎之术"。

也就在这一年的八月,坦洋的桂香山漫山奇香,茶香与桂花香成天作之合,桂香茶由此得名。

而一位叫胡有才的村民在野生丛林中发现一株神异的古茶树,它可以从清明一直采到白露,时历三春,平均亩产鲜叶近七百斤。因为这种茶树叶大如菜叶,所以当地人就称为“坦洋菜茶”。于是在那年开始,“坦洋菜茶”在这个小村落的溪流两岸蔓延。

到了明洪武二十四年九月,朱元璋体恤民情,认为唐宋制作龙凤团茶为贡茶,制作程序太过繁杂,费工费财,却只能喝那么一点点茶,劳民伤财,于是下诏罢造团茶,改革制茶技艺。

那时,朱元璋的儿子朱权也是个品茶大家,他助力父皇推广制茶新工艺:“废团改散”与“废蒸改炒”,即把团茶变成散茶,把蒸青法改为炒青法。以烘焙团揉方式制茶;而在泡法与茶具上,喝茶的工具从碗变成杯,热水冲进茶壶里,茶叶在壶中闪展腾挪,叶瓣的舒展,叫醒了白灼似的茶之原味。

唐宋时期的“煎茶”“煮茶”和“点茶”的饮法在明代褪去了繁花似锦,散叶茶回归质朴,撮泡法亦日渐流行,而“工夫茶”便以撮泡法为主,也因此成就了“工夫茶”在明清走向鼎盛。

撮泡法成为主流,身在中国南方的坦洋菜茶也迎来了升级版的新贵。

从地图上看,12.4万平方公里的东南沿海省份就像一枚嫩绿的茶叶。茶之于闽粤也如这片嫩绿的茶叶一样,已是叶脉相连。

北宋的时候,在闽粤交界处,有个地方叫饶平,潮州人非常喜爱福建武夷的乌龙茶,因此闽粤茶商便在此交易。交易时,彼此用小盅来品茶鉴定制茶之工夫、泡饮之工夫,“工夫茶”一说就在这地方叫开了。因此,工夫茶在北宋源于闽粤是个大概率的说法。

关于工夫茶的缘起,有闽粤之争,但较为完整的说法应该是:源于福建,盛行于闽南、广东潮州和台湾乃至东南亚一带,并由此形成闽式、潮式和台式三大派系。

福安坦洋工夫虽算是后起之秀,但福安茶史其实也大部和中国茶史同频共振。

茶叶在商周时期,由于限量生产,还属于贵族的享受。到了两晋北朝,茶才开始以文化的面貌出现在文人雅士的聚会中。只有到了隋唐,茶叶在四川大规模种植,茶不再是显族的独有,而进入寻常百姓家。

无独有偶,1972年,在福安一个叫溪北的小村挖掘出一个墓葬,券顶砖上刻有“大业三年”字样,也就是隋炀帝执政第三年。在出土的随葬品中有3件青釉茶托杯。福安有1400年的饮茶史就这样坐实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隋炀帝为了打通西域,派出裴矩为黄门侍郎,常住张掖,主持与西域的联系,兼管与西方各国的通商往来,而裴矩撰写的《西域图记》三卷,记载着以敦煌为总出发点,到地中海的三条大道,其中的中道和南道正是到达伊朗、罗马等西亚、欧洲各国。这便是后来的丝绸之路。到了唐代,茶叶与丝绸、陶瓷一并成为丝绸之路的主角,一路高歌,经由阿拉伯人到达西欧,以及借由蒙古人到达俄国。

在中国历史上,唐宋人的文化品位、生活质量恐怕是世界地标。像喝茶,也非常精细繁复。

到了唐朝,喝茶以烹煮为主,以蒸青方式处理茶叶,烘焙碾碎,研磨后筛滤成粉状,放进容器里保存,然后煮水放进盐巴、生姜调味去苦味。

唐时的福安人则将饮茶叫为“食茶”。那时,福安的茶品也即为蒸青饼茶和蒸青紧压团茶。所谓的饼茶和团茶,即是将茶叶碾成细末,加上油膏、米粉制成。要喝的时候,和着葱、姜、橘皮、薄荷、枣及盐等调料,再烹煎食用或汤饮,故有“食茶”一说。

宋代人的煮茶比唐人的煎茶更加讲究。唐人该有的工序一样都不少,还多加好几道工序。他们将茶叶压缩制成团,然后再取下茶叶烘焙磨粉,将茶叶研磨的更细致。唐人多把茶叶加入水中煎服,而宋以后则烧开水后再注入茶叶。北宋贡茶“龙凤团茶”更是装饰极致,茶饼上印有龙凤形的纹饰则是用纯金镂刻而成。

1986年,在苏阳村先后出土了两块专供斗茶用的宋代建窑黑釉兔毫盏残片。可以想见,那时的福安人也有了点茶、斗茶。“七夕,乞巧。是日俗以桃仁、米糕点茶”(明万历《福安县志》)。

到了元明时,北方游牧民族出身的元代统治者与中原农民出身的朱元璋都不喜欢这种过于精细委婉的茶文化。士大夫和平民百姓又没有能力和时间品赏。他们更喜欢的是新工艺制作的条形散茶。于是,散茶渐渐融入中国人的生活。

元时福安,也出现了冲泡茶,茶香也随之在里巷漫溢。这一简单直接粗暴的饮法改革,激发了民间对茶叶的大量需求,种植面积随之蔓延,依山傍海、山河青绿,鹫峰山脉、长溪两岸优越的自然条件更是成了东方神叶的种植天堂。

到了明万历三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608年,按谢肇淛游历闽东后所著《长溪琐语》所记:环长溪百里,诸山皆产茗,山丁僧俗半衣食焉。随着量的增加,福安的茶质也得到提升,得到朝廷的垂青,福安的贡茶时代来了。公元1522年至1566年期间,明嘉靖版《福宁州志》记载:福安县常贡芽茶67斤8两,叶茶50斤9两。

一个地方产业的兴起必定是和它的经济基础相关联。

经过康熙、雍正两代皇帝的励精图治,到乾隆接手时,康乾盛世达到了真正的顶峰。人民安居乐业,人口达到1.5亿。国库存银从乾隆即位之初的3453万两,到乾隆三十九年则增长到了7390万两。但这期间,欧洲已经开始工业革命,而大清王朝的财政收入依然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茶叶的贡献更是大宗。

康乾盛世也外溢到了南方黄金海岸。清乾隆中期,福安的商业经济随之起舞。不仅商贸市镇在长溪两岸星罗棋布,而且水运码头镇镇不缺。随着水运交通的崛起,早期的商帮也应运而生。他们在各市镇码头将土特产品装上船舶,出白马门,或北上温州、宁波,或南下省城福州。他们用转手的差价利润再采购家乡所需。福安会馆也在福州占有一席之地。商人、商船、商帮与会馆,一条成熟的茶贸流通链已然形成,实为坦洋工夫的后继勃发历练了一支见多识广、人脉通达的营销团队。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以后,英国人捷足先登,于1644年将福建茶叶运到英国。英国政府为了保证国内有一定量茶叶库存,便令东印度公司在厦门设立商务处,组织闽茶运回英国。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后,茶叶输出逐渐增多,促进各地开荒种茶,茶叶生产得到快速发展,手脚勤快的福安坦洋人也赶上了开荒种茶的热潮。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规定“遍瑜香船,嗣后口岸决定于广州”,同时还规定茶叶出口只能茶商行代办,禁止民间交易。由于福安水路可通达广州,茶叶运销对远销有利。头脑灵活的坦洋人,纷纷改开荒种茶为试制新茶,开设茶庄,做起茶行的生意。他们以“坦洋菜茶”为原料,细制桂香茶,打开国内外市场。

1850年正月丙午日,道光皇帝去世,他的第四个孩子爱新觉罗·奕宁继位,第二年即1851年改年号咸丰。

在这一年,中国的茶界发生了两件大事。

这一年,英国伦敦举办首届世博会——伦敦世博会,长期在江浙沪经营茶叶、丝绸的广东籍商人徐荣村寄出12包“湖丝”参加展览,经博览会评定,公推为第一名。维多利亚女王赐金、银奖牌各一面,并赐赠“翼飞洋人”执照一份,允许“湖丝”进入英国市场。这是中国产品首次在世界博览会上取得金奖,1853年之前,中国茶出口的茶叶主要是红茶和绿茶,并由广州口岸输出,广州茶商控制了闽茶贸易。因此,由广州茶商带到这届世博会亮相的白毫茶、工夫茶和乌龙茶实为出自武夷山。《英国伦敦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评奖委员会报告书》如此记载:“中国茶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品种齐全,品质卓越,含有罕见的和昂贵的成分,还具有不小的科学研究价值……展出的各种品种的白毫茶,有一些能卖到50先令一包……工夫茶或宁阳茶主要出口到美洲市场。乌龙茶在加尔各答(印度城市)是最好的饮料。”

这一年,“茶叶间谍”英国人罗伯塔·福琼从武夷山桐木关带走23982株茶树苗、17000粒茶树发芽种子、1000多件制茶工具和8位中国茶师,通过海运从福州、广州、香港到达印度加尔各答,这才有了后来中国红茶的强劲对手:印度、斯里兰卡红茶产业。在此之前,全世界的茶叶生产几乎都是中国垄断,而茶种与制茶技术也是常年封锁,不准出口。此后,英殖民地印度成功培育出茶叶,罗伯塔·福琼开始污蔑中国茶有毒添加,中国茶在国际市场走向衰弱。

1851年,对中国茶界来说是个喜忧参半的年份,但对坦洋菜茶来说却是开天辟地的好年份。

明洪武四年(1371年),当地茶农将在野生丛林中发现的那株神异的古茶树母本原株移到家园中,经悉心培育分离选育出有性群体小叶种,即“坦洋菜茶”。在一般条件下,“坦洋菜茶”三月中下旬萌芽,四月上旬开始采摘,全年生长期220天,枝繁叶茂萌发四至五轮次。易栽培好管理的栽培特点令福安茶乡遍莳小叶种菜茶。制工夫红茶,条索紧结细秀,色泽乌润,香气清高鲜爽,滋味醇和甘甜,是制坦洋工夫的主要原料。

有了坦洋菜茶的好胚子,那么,坦洋工夫的创制与崛起也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关于它的创制有两个版本:

一说是清朝乾隆版。

坦洋早期的茶商有胡姓、施姓、王姓、吴姓和郭姓等,他们将细制的桂香茶通过水运通达广州,销往海外市场。期间,胡氏家族不仅在明末清初赶上了开荒潮,在坦洋周边开辟了许多茶园,而且研制新茶,开设茶庄,做起了通过海运到广州的茶叶生意。有一年,胡氏第四代——胡福四(1722—1791)在前往广东探亲途中发生了意外,与他同船的人都淹死了,胡福四死里逃生,遇一过往船只搭救,这船的主人是一对母女,恰巧是广东某英商洋行买办的眷属。买办得知胡福四来自茶乡,便告诉他英国人喜欢喝红茶,或许是为了下一步的合作,买办把发酵红茶、加工红茶的技术教授给了他,并嘱咐他返乡后如果能做得出来,便可运抵广州,由其洋行销往英伦。胡福四回村后,立即以本村的“菜茶”为原料,将买办教他的红茶制作技术反复改进,终于制造出一种风味独特的红茶,因为其制作工艺繁杂,要花时间、见工夫,他便把它命名为“坦洋工夫”。

另一说便是1851年的清咸丰版。

这一年,也是胡氏茶商外出,在一客栈遇见一位建宁茶客身患痢疾。

胡姓茶商便以坦洋茶,加生姜、红糖泡冲为药,叫那人服下,即康复。

感激之余,建宁茶客即与胡氏结拜为兄弟,并传他来自崇安桐木关的“正山小种”的自然萎凋、手工揉捻、室内发酵、炭火烘焙等制作技艺。后胡氏以坦洋菜茶为原料,制作工艺如法炮制,更有所创新。更因颇费工夫,胡氏有感而发,称之为“坦洋工夫茶”,其产制的茶庄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万兴隆”茶庄。

这一说法,我们在陈宗懋教授主编的《中国茶经》得到了佐证:“产于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星村镇桐木关的小种红茶称‘正山小种’”;而“外山小种”指的是政和、坦洋、屏南、古田、沙县及江西铅山等地所产的仿制正山小种品质的红茶,或称“人工小种”。


就这样,以坦洋菜茶鲜味做原料生产出来坦洋红茶,在万兴隆茶庄的包装下,最早以茶标“坦洋工夫”运销荷兰、英国、日本、东南亚等二十余个国家与地区,年创收外汇茶银百余万元。而它特有的鲜红呈金边的汤色,则开启了一段闽红的传奇。

一时间,坦洋商贾满镇,而茶船则遍于长溪,一溪流水香。

(二)

每年二月初二,“土地福”刚过,手脚利索的吴庭元便乘船从坦洋出发,赶往设在福州苍霞洲的“元记茶栈”,向老客户收取茶银定金。等到当年的春末秋后,再给客商发去一船船“坦洋工夫”茶。

那时,银元是用桶装的,每千块银元装一桶。几十担茶银用船运送,进入黄崎港后,沿长溪逆流而上,直达社口的溪口码头,再雇挑夫从陆路挑回坦洋。那时,坦洋有民谣唱着:银桶比冬下的番薯担还多。

吴庭元将收取的茶银第一次运回时,一队挑夫挑着银元桶,穿过热闹的坦洋街,迎着的都是一张张喜悦的笑脸,闻着的都是“吱呀”的扁担声与“啧喷”的称赞声。而在吴家大宅里,吴庭元的老母亲看到那一桶桶白花花的银元,还以为儿子当了劫匪,心都要跳没了。

银元多了,自然招来匪患。坦洋街有70多家财主。为了保坦洋平安,丰泰隆茶行老板、武举人施光凌获福安知县特许筹办团练。施光凌身先士卒,多次击溃山寇。清末民初,到了吴庭元继承祖业时,社会更是动荡,吴庭元等茶行老板便组织村民自卫,筑起一道十余里的城墙,每道栅栏门都建有四方形的炮楼,12座炮楼环绕坦洋周围。武装自卫队最多时有360多人。“坦洋工夫”的始创家族——胡氏家族,经营着25家茶行,是坦洋开设茶庄最多的家族,因此,殷实的茶资和显赫的茶界大佬地位,令胡氏在安全保障上更是耗资巨大:胡氏大院高墙连接着两座炮楼,防护门、弹药库、粮仓和秘密水井样样俱全,易守难攻。

1903年,“坦洋工夫”正火。接下父亲吴步云、叔父吴步升的茶叶生意,吴庭元打出一连串的“组合拳”:在坦洋开起了“元记茶行”商号;在福州开设茶栈,挂英国人的牌照,专接老外的生意;在香港注册“元记”商标,用自己头像做LOGO,凡“元记茶行”茶品都会贴上中英文“元记”商标。这样的营销手段,发生在1907年,开了福建省茶界之先河,放到现在也不落后。

吴庭元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那是因为他在坦洋街上拥有铺面36间,伙计百余人,茶山4座,精制茶厂1家,拣茶工、制茶师傅两三百人,年产精制“坦洋工夫”2000余件、200多吨,远销英国、俄国等地。

接下祖业的那一年,吴庭元才20岁。少年得志,便成为闽茶界之巨商。

从1851年坦洋人创制红茶开始,到1899年清政府在三都澳设立福海关,三都澳便成为闽东茶区天然的航运中心。从赛岐港启运的茶叶不再走飞鸾岭官道,而是到三都澳过驳,经过6个多小时的航程,直达福州口岸,再出口欧洲。

早期,福建茶区产的茶都是贡茶,衙门不发茶引(指运销执照),不许外销。但外地茶商可以到福建茶区购茶。后来,中国与各国通商,但清政府禁止茶叶从海路出口,闽茶只能水陆兼程,运入江西,再辗转广东,由广州十三行进行收购,再转口出洋。行程1450多公里,耗时近2个月,其运输成本与苦累可想而知。

1899年,福海关的设立,闽东茶叶到福州比到广州的货价至少可以下降25%,运输时间也大为缩短,这令“坦洋工夫”出口销量倍增。随着财富水涨船高,茶区家族兴旺,茶商南来北往,坦洋茶街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


那时的坦洋茶街上,最靓丽的是茶商家的女孩。穿着旗袍与时装,打扮时尚不亚于大都会。她们自信款款地走在坦洋茶街上,引来各地茶商回头追光。长达一华里的茶街有茶行36家,主人大多为本地人,也有外地的茶商。仅雇工就有3000多人。外姓的大量迁入,人口猛增,市井兴隆。

坦洋茶行规模最大的也是元记茶行。后面依次是宜记茶行、福奎茶行、冠新春茶行、裕大丰茶行等。茶行都是临街的铺面,房内有宽敞的天井、厅堂和两边厢房,楼层或二、三层,也有四层的,底层专收购茶叶,二层为精制茶作坊,三层做仓库,四层则是雇工宿舍。一律的通间木结构,三面三合土墙,一面店门板。为防贼(火),门皆包铁皮,内衬巴掌大的竹叶。

与茶街一溪之隔的商业街,140余家酒肆、饭馆、客栈、布店、鱼货、药铺、京杂比邻相肩,妈祖庙、真武桥、戏台点缀其间。福安税务局,当时叫“厘金局”,设在坦洋也是自然在理。

就在吴庭元担任福安县商会会长期间,1915年,“坦洋工夫”红茶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和贵州茅台同获金牌奖章。消息传到坦洋小村,犹如投下震荡弹,瞬间又将坦洋蝶变为周边茶区巨大的虹吸平台。这一年,经三都澳出口的红茶比1912年增加了43%。


因此,每到茶季,政和、寿宁、周宁和泰顺的茶商连夜把毛青茶装在布袋里,再雇挑夫透夜挑到坦洋,制成工夫红茶。那时的挑夫为了赶夜路,都要跋山涉水,凭着一双铁脚板,每人备一盏蜡烛灯笼装在长竹蔑一端,照着前方起起伏伏的夜路,另一端则别在挑夫后背固定着。一到茶叶旺季,坦洋周边茶区的山间小路,常有火龙在崎岖山间蜿延,往坦洋方向赶路。第二天早上,坦洋茶街便迎来各个茶区的挑夫长队,满街的“吱呀”声,满街的茶青香。

吴庭元的“元记茶行”便也寄托着茶区茶农的希望。男人们除了下田种地,就是到“元记茶行”等茶行打工,而女人们就是在茶行当拣茶工,实实在在赚些银元过日子。在茶季最繁忙的季节,“元记茶行”还会雇外地人帮工。村里住不下了,这些外地人就在村旁的山脚搭起草寮栖居。到最高峰时,“元记茶行”年雇工百余人,拣茶工二百多人,年产精制“坦洋工夫”干茶2000多担,利润5万银两。每年发放“茶银”时,“元记茶行”则需要七十多人挑着140多桶(每桶装1000块银元)银元,从坦洋挑到产茶基地岭下村,发给当地茶农。

采茶、拣茶、制茶,各个生产环节雇的工人多了,便需要小额银币支付,但当时小额银币流通量不足,吴庭元等茶商便开始各自发行小额“茶银票”,用于支付雇工的工资。现存最能体现专为支付拣茶工发行的“茶银票”是坦洋“振泰兴”茶行发行的“茶银票”:票面为横版印刷,“茶银票”正中间为一闽东古民居依山而建,疑似“振泰兴”茶行全景。左右两边竖直印“壹角”,钱币上方为坦洋“振泰兴”字号名称,中间下方横书:民国二十二年印,底部注:整拾角换通用大洋壹元,各竖印“拣工”“暂用”二字,证实当时“振泰兴”茶行发行“茶银票”只为支付工人小额工资。

有了银元,吴庭元便在临街的茶行后盖起了五座连环大厝:一仙堂、二仙堂、三仙堂、四仙堂和五仙堂,每座“仙堂”都有六间堂屋和八间厢房,雕栏玉砌,宽敞的天井、大厅、回廊、鱼池、花坛气派之至。吴家宅院旁还建起了一栋小洋楼,二层土木建筑,红漆门窗,半圆彩色玻璃,旋转楼梯,扶手雕花。后院还有橘园,可远眺坦洋茶山。小洋楼专门接待外商。1910年,有一俄罗斯茶商来考察“元记茶行”,便住在这座洋楼里。

闽东虽然依山临海,临海但少有腹地,依山却沟壑纵横,因此大多的村庄都选在谷地中临溪的冲积小平原,地貌是狭长的,往往是临溪一条街逛到底,没有纵深。那时的坦洋茶街也是如此,热闹,但街道很窄。为了给俄罗斯客商留下好印象,他便以生意很忙为由,躲得远远的,并交待家里人要把客人留在家中,好生招待。直到俄罗斯客商要走了,吴庭元才露面陪着他到街道上逛了一圈,还说,这里只是坦洋的小街,你匆忙要走,后面的大街我就不带你看了。这位俄罗斯茶商不懂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听得一愣一愣的,反而还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最后,俄罗斯商人和“元记茶行”签下一笔50吨“坦洋工夫”茶的大单。吴庭元的这一大手笔,在当时的福建茶界也是掷地有声。

早期,福安坦洋运往福州的茶叶除了全程走水路,还有一条是水陆兼程,“坦洋工夫”茶运到白马门后,再过驳轮船运到宁德飞鸾码头上岸,然后要雇挑夫翻越飞鸾岭,循官道经罗源、连江,到达福州口岸,远销欧美等。这条路也是充满艰辛。在崎岖的山路上要走上两三天的路程。吴庭元的父亲吴步云热心公益,为人仗义。不仅出资修通了晓阳往福安城关的咽喉要道岭头亭和宁(德)罗(源)交界处的五福亭,而且还与福安茶商一起出资重修飞鸾岭官道。这一善行基因也传给了吴庭元。

民国初年,有两个女人找到设在福州苍霞洲的“元记茶行”避难。一听说这两人是被通缉的革命党人杨正国的妻女林秀钦、杨云英。吴庭元二话不说,就把他们藏匿起来,还盛情款待。吴庭元的豪气令杨云英心生恋意,后来和吴庭元结合,生一女,名:桂珠。1938年2月,其女桂珠成婚,吴庭元以每年三百担稻谷田租、还有洋楼、花园作为陪嫁。女婿高诚学是当时的福安县长,又用这些嫁妆在福安溪柄创办了“归田农场”,也就是现在的宁德市农科所。

民国23年(1934年),也就是吴庭元31岁那年,正是“元记茶行”最红火的时候,铺面突遭大火,全部被焚。吴庭元连死的心都有了,但他心有不甘,想重建“元记茶行”。他到村里瓦匠家订购瓦片,而那瓦匠却和他说:“吴老,这些钱不多,您先拿着,等来年茶银发放时再还吧。”

乡人对他的信任,这又给了他重振雄风的信心。

终于,拥有12个铺面的“元记茶行”重建起来了,并以十二生肖逐一标注铺面门板和茶具。

吴庭元雄心勃勃,但战争烽火却又阻断了通往东南亚和英伦的海上茶路,“元记茶行”和吴氏家族再度门庭冷落,拥有30多家茶行、各类店铺140多家的坦洋茶街,也顿别车水马龙,仅剩11家茶行。“坦洋工夫”产量由10万箱降至4万余箱。

虽然不景气,“元记茶行”产量也锐减至二三百件,但心气甚高的吴庭元还是坚持了6年。后来日本人投降,吴庭元把关停了2年的“元记茶行”传给了儿子吴奇玉。

吴奇玉虽然不付重托,让“元记茶行”重新开业,最高峰时,也曾生产五六百件“坦洋工夫”红茶,但已是日暮西山。解放前夕,“元记茶行”香陨人散。

1982年,“元记茶行”第3代传人吴润民在社口镇区复出,他垦荒山,种茶园,办茶庄,做绿茶,希图唤醒吴氏家族的百年茶梦。但一次生意的失败,却让吴润民退出茶界,只能每年做上几十斤的“坦洋工夫”红茶,面上是为了打发生计,其实他是不想让祖上传下来的传统手工制作“坦洋工夫”技艺在他这一代消逝。

2018年开春,坦洋村里的茶商又多了起来,好的“坦洋工夫”红茶每公斤能卖到四五千元,这让吴润民看到“坦洋工夫”的新希望,心一热,便收了40岁的侄儿吴高峰做徒弟,还一起合办了“坦洋工夫”菜茶育苗场,复垦了三四十亩老茶园。

作为村里沿用传统手工技艺制作“坦洋工夫”的几位老茶人之一,吴润民还重操技艺,亲手制作了200多公斤“坦洋工夫”红茶,没想到销路还很好。这又让他重燃“元记茶行”复兴之梦。他和族人商量,要将在别人手里使用的“元记茶行”买回来……

现在,“元记茶行”已重回吴氏家族,由吴润民弟弟的儿子在经营,只可惜,吴润民老人已经去世……

茶带给人缤纷的愉悦,但茶叶的历史却充满着无尽的痛苦与欲罢不能的奋斗。

(三)

这是一段一百四十一年前的文字记录,最真实还原了福建茶区的茶季,那些挑夫在古官道上长途跋涉的辛苦——

“这个地方在福州北部的北岭,走半天就可以到。坐两小时的轿子到山下,再沿着陡峭,但铺得很好的花岗石板的山路拾阶而上,直到2000英尺左右的高度。清晨5点即可看到三四个苦力结帮成伙地下山,每个人都挑着两个大布袋装着的茶叶,约有120斤重。天越亮,人数越多,形成了一条绵延不断的人流,蜿蜒通向港口。许多大树参天的地点挤满了吃饭、睡觉的苦力,小路上都是竹扁担和茶包。这苦力不全都是从北岭来的,因为这条路通远方各产茶区。这些苦力要在崎岖的山间小道上走二、三天,在5、6、7月份间,这里喧哗吵闹,充满了生机。”

这一段文字写于一八八一年(清光绪七年)间,作者是闽海关税务司爱格尔。那年的茶季尤其的旺,经闽海关出口的茶叶达663000担。闽海关已然超越上海、汉口,成为当时中国茶叶出口的第一大贸易港。春风得意的爱格尔到福州北岭茶区视察,那笔调也是轻松,内心的喜悦也跃然纸上。

泛船埔天主教堂

至民国时期,福建茶区东西南北四路是以福州为中心划分的,北路茶区基本等同于今天的闽东地区;西路茶区就是闽北地区;南路茶区以安溪为中心,涵盖了今天的闽南闽西区域;福州掌领东路茶区。

福州北岭是当时福建北路茶运的主要通道。也正是这一年,福安一县茶叶出口42000担,产值100万大洋,创下历史记录。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也是由此进入福州港。

这段文字被爱格尔记录在了《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因此,把《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当做福建茶史来读也未尝不可。

那么,在《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中,我们可以依稀闻到“坦洋工夫”的余香吗?

有的——

1856年(清同治四年),《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首次提及福宁府生产红茶和银针白毫。

1875年(清光绪元年),《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最早提及坦洋红茶的官方记载:“板洋红茶比初期也提价3两”。

而正式出现“坦洋茶叶”提法的是1883年的《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特别应当提一下两个最重要地区,坦洋和邵武的茶叶。坦洋茶叶火候不到……”但随后的大多数年份,《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还是以“板洋茶”相称。

坦洋工夫首创于1851年,其实也是正当时。在此之前,福州口岸虽然开放,但清政府仍禁止闽茶从海路出口。曾任福州的英国领事卫京生在《福州开辟为通商口岸早期情况》中回忆说:“1852年叛乱分子(太平军)蹂躏江西全省,使该省境内一切贸易和交通等活动陷于中断,结果使原来通过江西陆运到广州出售,再由广州运去欧洲的福建茶叶,那一年竟无法运到广州市场……福州这时已成和各产茶区维持交通的唯一口岸”。

福州港旧照

英国人是率先到达福州的。1844年,英国人驻福州领事到达福州,开设了第一家领事馆。英国人坚持要开放福州,但清政府认为已经开放了厦门港,没必要再开放福州。清政府为此和英国人展开了近十年的拉锯战。太平军的侵入,茶叶的大量囤积,迫使清政府最后同意开埠福州。但开放后的商机却被精明的美国商人抢了先机。

这时,美国第二个在福州设立了领事馆,美国旗昌洋行也瞧准了商机,派员携款到武夷茶区大量收购茶叶,然后包租船运到福州口岸出洋,至此,福州口岸不准出口茶叶的禁令被打破。1854年,清政府开放茶叶贸易。到1855年,在福州专事茶叶贸易的洋行已有五家。

1861年,闽海关新关正式成立,而闽红新锐坦洋工夫正借此机会,水陆与水路并进,向着福州口岸进发。

仓山老街区图

走陆路的,一般都是“京庄绿茶”所用的毛茶,挑夫用布袋包扎,每袋五六十斤,袋内衬白竹叶防潮,扎紧的袋口加盖印章,挑到福州后再窨花精制成茉莉花茶,销往北京地区。福安坦洋也产绿茶,每年也有几万袋的销量。

走水路的,有两类。一类是苏庄红茶,多是茶梗、茶末等精制红茶的下脚料制成,每件一二百斤,用篾篓包装,船运到苏州,再转华北、蒙古、西藏等地。

另一类就是洋庄红茶,也就是工夫茶,主要销往海外市场。这类茶全用木箱包装,每箱有五十至七十五斤不等。箱内套转锡箔纸防潮,再内衬扣纸。茶叶转箱后,钉箱、外贴棉纸、加盖商号、再刷桐油,包装十分考究。

水是茶的红颜,更是茶的手足。

福安的长溪水系和蕉城的霍童溪水系是闽东的两大水系,它们不仅为茶树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水资源,也是茶叶运输的重要航道,连同两大水系出海口的众多天然良港,也构成了得天独厚的茶叶运输枢纽,这是其他茶区无法比拟的。

坦洋下街

坦洋溪上有一种船叫溪船,一吨左右,类似江浙的乌篷船,便是长溪上的“速递小巴”。每到茶市,坦洋溪上的真武桥便是最繁忙的茶市,来至寿宁武曲的茶农挑着茶青到这桥上和坦洋茶行交易,而桥下流水潺潺,便是“速递小巴”抢生意的好时光。此时,溪船密密麻麻的停满坦洋溪,等候着茶叶成品的外运。桥上熙熙攘攘,桥下溪船穿梭是透夜的。所以夜晚的真武桥也是热闹着。挑夫柱杖的敲地声和船夫启运的吆喝声相交融,此起彼伏。茶市一般时的照明工具是松明灯、煤油灯和竹篾火把。夜幕降临,真武桥上下彻夜交易或搬运,也是一线如萤火闪动,格外兴旺。除了十一、十二月日子清淡,剩余的十个月,坦洋都因茶热闹非凡,普通采茶女都能赚得“白银三百两”“衣衫三十箱”。

溪船大约能装载10担的洋庄红茶。从真武桥下启运,二个船夫,前者撑篙,后者操桨,一路顺流而下。坦洋到赛岐31海里,赛岐到马尾98海里。坦洋溪船到赛岐码头,朝发夕至;再过驳大船运往福州口岸,也是一潮可达。

1899年,清政府在三都岛设立福海关,生产于闽东北的工夫红茶都要在三都福海关完税后,由航行三都至福州之间的轮船公司与各茶帮签订装运合同后,再过驳轮船运往福州口岸出口。1918年,福安实业家王泰和购买轮船,开辟了三都至福州的航线,从赛岐出发的北路茶运到三都后即过驳到王泰和的“江门号”轮船,再直抵福州口岸。到了1927年,坦洋茶商胡修诚在赛岐创办了“裕通轮船公司”“裕泰来茶叶有限公司”。随后,福安茶商又合资成立了“福寿轮船公司”,实现了用轮船将茶叶从赛岐经三都福海关报税后,不再过驳,而直接运往福州口岸的梦想。

三都港到马尾的航线距离仅74海里,按当时的普通轮船每小时20至25千米航速计,6个小时即可到达。而武夷山的茶叶沿闽江水系顺流而下到福州却需4天。海运交通的优势令以北路茶逐占先机。虽然三都澳福海关在福建茶叶出口贸易中,只充当中转港的角色,但1899年至1949年,从三都港中转出口的茶叶占福建出口茶叶的47-60%,甚而占全国茶叶出口的6.422-30.19%却也在情理之中。

那么,福州的茶港设在哪里呢?

最早在仓山的泛船浦、海关埕一带,后来随着茶市的欣荣,便渐渐外延到了台江,在闽江及其周边水域建了大量简陋的道头。但泛船浦一带始终是茶港的核心区域。欧美建筑也是翡翠于此。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四日,由洋人介入的闽海关新关在仓前山泛船浦宣告成立。随后,闽海关税务司公署在此建了一座两层的西式办公楼,这地方因此被称为“海关埕”。闽海关也随之成立了“闽海关俱乐部”。怡和洋行大楼更是矗立在海关边。许多洋行也趋之若鹜。随着洋人和华人员工暴增,仓库、验货厂、码头、员工楼房也是雨后春笋,密布泛船浦。

每到茶季,泛船浦人潮如蚁,一派繁忙。坦洋工夫茶从赛江出发,顺着潮水,一船船的运到泛船浦。由于泛船浦属于内港,许多外国商船多位大吨位船舶,无法驶入内港航道,只得将商船停泊在马尾罗星塔对岸的伯牙潭水域,所以通关后,坦洋茶商还要雇佣闽江上络绎不绝的舢板、乌篷船,将茶叶过驳,泛船浦码头的岸边搬运工人则忙着卸货,分类包装,再装到舢板、乌篷船,运到停泊在罗星塔海域的外国商船。清政府为便于管理,干脆在伯牙潭设置了闽海关伯牙潭分关,建起了办公楼、住宅楼、瞭望台等,大量洋人在此生活和办公。

罗星塔

文章在工夫之外。坦洋工夫茶在福州口岸的异军突起,其实也靠更广义的“工夫”之外的“工夫”——

茶叶,是清朝的经济支柱产业。鸦片战争之前,茶叶长时间占据中国出口商品的榜首。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了茶叶“代购”,帮外国人购买中国茶叶。此后,在通商口岸陆续开设了专门和外国人进行茶交易的茶栈,数百家茶栈成了内地茶商和外国洋行交易的中间人。

坦洋茶街最热闹时,大茶行就有36家,都有很成熟的公司化运营。商号、商标和茶银票家家皆有。从发放银票、收购茶青、精制出厂和售后服务已经形成完整的营销链条。甚而到了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更接上了运输的链条。从这层面看,坦洋茶商应该是闽东最早的实业家。坦洋工夫之所以能远销海外,和坦洋茶商对茶贸的踔厉试水是分不开的。

当然,这36家茶行在福州口岸都有自己的茶栈,专门负责和外商、洋行接洽。

茶栈,茶栈亦称箱茶帮。茶叶运往福州后,箱茶(红茶)即放在茶栈出售,茶栈处在采制商(内地茶庄)与出口洋行之间,专事介绍输出贸易,从中抽取佣金。此外茶栈常贷款给茶商,利率为一分六厘半,茶栈本身资本也不雄厚,多转向福州钱庄告贷,定期还款,谓之期票,以一分或一分二厘为利率,利率相差,即茶栈之利益。

茶栈品茶室

福安茶商在福州口岸的茶栈还运用了记账的营销手段。

当时,在上海和汉口购茶都要付现款,其中在上海购进茶叶每包过磅后第二天就得付款。而在福州,包括福安茶商开设的茶栈,货款是可以记帐,茶商还允许有大笔结欠,可拖延几个月甚至跨季节付款。年成好时,这些欠款得以清偿;年成不好时,就转到下一年支付。有的不需要贷款的商行,还利用汇率进行投机,即在汇率高时按市价赊购茶叶,到发货量下降以致汇价出现下跌时再付款,从而使他们能够获得一笔额外的财富。灵活的金融运营方式,令福州口岸超越上海、汉口两大茶港,成为当时中国茶叶出口的第一大贸易港。

而这种记账的营销手段却是以诚信为根本,更是福安坦洋工夫异军突起的重要推手。

清朝后期,福安茶商“旭哥”开设了“旭记茶行”,平时靠收购茶农的茶叶后,与别人“拼件”雇船或跟“顺风船”运到福州贩卖。据说有一次,旭哥运三十袋茶叶到福州茶行,其中10袋为精茶,20袋为统货。帐房先生开出银票后,旭哥也没细看。当夜,旭哥回客栈,掏出银票认真一看,帐房先生将三十袋不同等级的茶叶记反了,变成了精茶20袋和统茶10袋,要知道,精茶和统茶的差价是很大的,这让旭哥一夜翻来覆去没睡好。第二天黎明,旭哥就怀揣银票,直奔茶行,向老板道明缘由。茶行老板顿生信任,当即交待店伙计:以后旭哥送来的茶叶,其等级和重量,一律就按旭哥自己的帐单计算,免检入库。从此,旭哥茶行因为诚信而在福州茶商界扬名,生意也如旭日东升!

这些茶栈还吸收了西方经营方式。茶栈里专设评茶室,所有盛茶的玻璃瓶上都有编号,茶客可以闻香气,辨茶色,挑出心仪茶品,据编号点茶。坦洋茶香之所以绵绵不绝,与其顺应中外交流是分不开的。

随着出口茶贸的兴隆,报关业也愈加发达。最兴旺时,仓山区有六十多家报关行。开关后仅仅两年,1863至1864年的茶叶旺季,由闽海关出口到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茶叶总计达到5800万磅。再过12年,到1886年,闽海关出口茶叶达到45000吨。其中一半出口英伦。六年后,俄罗斯茶商就直接在泛船浦开办阜昌茶厂,福州和汉口成为中国最早机械制茶的城市。

那么,以坦洋工夫领衔的北路茶是如何乘风破浪到达英伦呢?

金秋时节,泰晤士河口何时出现来自中国的茶船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关心的话题。从19世纪的50年代开始,为了更快地将茶叶从福州运到英国,伦敦茶店的货主们便重金悬赏,看哪艘运茶船首先到达泰晤士港,于是从中国到英国的万里海上茶路上,就出现了运茶船之间争夺锦标的竞速比赛。

1866年5月,一共有16艘装满闽红的英国运茶船停泊在罗星塔下,等待着5月末开始的西南季风,以便开始运茶船的竞速比赛。

运茶船“爱丽儿”号模型,英国格林威治博物馆藏

5月28日17时,第一艘运茶船“爱丽儿”(Ariel,铁胁木壳船)携带550余吨闽红茶,沐浴着晚霞,沿着波光如绸的闽江缓缓而行,经闽安江峡,过五虎门。一进入公海,“爱丽儿”便鼓起风帆,向着万里之外的伦敦飞剪而行,也揭开了运茶船竞速比赛的序幕。

这些运茶船的航迹便被现代人称为中国海上茶叶之路:全程超过22500公里,从罗星塔出发,经台湾海峡进入南中国海,穿过爪哇岛附近的巽他海峡,横跨印度洋,再绕过非洲大陆南端的好望角,驶入大西洋,最后从英吉利海峡转入泰晤士河,到达目的地伦敦。这条航路虽然一路惊涛骇浪,是人类航海史上最惊心动魄的航程,但也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一苇贯通的黄金通道。

但关于茶叶出口贸易,并不仅仅是牧歌式的诗与远方。

坦洋茶也和其他闽红一样,常常在茶叶中加入少量茶末,可以使茶叶在海上长时间运输过程中能够保持一定的香味。

但闽茶商在出口茶中掺杂大量茶末,从而引起洋行反感,为此抑价,双方打起价格战,常常也是硝烟四起。

1876年《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北岭茶和板洋茶价格与上年差不多,但质量差于往年……继则有一些极品板洋茶和一些普通茶叶启运伦敦,价目不明。”“本年的茶质很差,除第一批茶叶,包括板洋茶在内的某些数量外,质量低劣,掺有大量茶末,这已成为老规矩。”

板洋(坦洋)茶一开始,就充当了福州口岸输出茶叶中最重要的角色,有“极品板洋茶”和“普通(板洋)茶”之分别。但是普通板洋茶是欧洲普通市民的饮品,价格低,市场广阔,需求量特别大,所以价格反而稳定。但板洋茶实际上是一个“联合品牌”,因为集中了福安、寿宁、周宁、柘荣、宁德等地生产的众多工夫红茶茶源,来源广泛复杂,改造起来也就特别不容易,所以不时有关于板洋茶质量的差评。

茶商弄虚作假,严重影响到了外销茶叶的质量,并进而导致了出口量的下降及茶叶贸易的衰退,并为印度、锡兰等国茶叶排斥福州茶叶市场提供了口实和机会。

这样的贸易战年年开撕,常常令华商与洋商两败俱伤。据1866-1908年福州海关贸易报告和英国领事商务报告中对中、外茶商经营状况统计,在20个有关华商的记录中,获利者有6个年份,损失者有14个年份;洋商亦有20个记录,获利者仅4个年份,损失却有16个年份。

19世纪70年代,英商退出汉口茶市,转而发展印度、锡兰等地的殖民地茶业,在国际市场上排挤中国茶。至1902年,中国茶出口萎缩到占世界茶叶市场总量的6.5%。与中欧贸易联系疏远相对应的,是中俄贸易联系的加强。1880—1914年间,中国输往俄国的茶叶增加了近两倍,占中国全部出口茶叶的一半以上,中国茶业对俄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

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坦洋工夫更因为繁重的关税和运输费用,也被迫收缩国际市场。

1899年,三都澳福海关的设立,再次为坦洋工夫东山再起创造了战略机遇期。为了适应国际市场对茶品质的挑战,全省第一家地方性茶业研究机构——福安茶业研究会成立,专事改进茶品质的研究。

190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贯通。精明坦洋茶商再次抢占了商机。1908年,俄罗斯茶商第一次大批采购坦洋工夫红茶,开启了坦洋茶进入俄国市场的历程。坦洋茶从福州口岸海运到大连或符拉迪沃斯托克,再经西伯利亚铁路运输到俄国和欧洲。

1915年2月20日12时,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旧金山市,一场全球大派对在这里举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盛大开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到会致辞,副总统托马斯·马歇尔和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前来助兴。当天有超过20万人参观展馆。中国政府仿照宫廷建筑风格搭建了中华政府馆,亭台楼阁,雕梁画栋,飞檐拱壁的“中国风”吸引了8万之众参观。

1866年运茶船大赛航路示意

主办国美国从各参赛国中聘请了500名审查员组成这次大赛的评委会。中国由于展品最多,获得了16个席位。审查分为三步,第一步为分类审查,将参赛品分细类,如丝、茶、油、麻等各为一类。第二步为分部审查,将参赛品分大部,如工艺部、教育部、食品部等。最后为高等审查,由分类、分部审查长会同各参赛国赛会委员会代表组成专门审查组,对某参赛品提出申请的得奖说明,进行评定,再由最高审查长派专员复勘,确定是否给予各等奖章。

由福建实业厅选送的福安商会茶(坦洋工夫茶)参加茶叶类展赛,这其实也是对坦洋工夫茶品质的严峻考验。在赛会上,印度的红茶和日本的绿茶因由机器制造,色香具佳,规格整齐,几乎夺去中国市场。

最后根据《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要览》记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国茶叶获得金牌奖章共21个,分别是江苏江宁陈雨耕雨前茶;上海茶叶会馆三星牌红茶;上海茶叶协会祁门红茶;福建福安商会茶……”

折桂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坦洋工夫几乎可以说是茶界的黄袍披身,一洗之前的“茶末”之耻,确立了民族品牌的王者之尊。但一战恰此时如火如荼,坦洋工夫折桂之后潜在的市场空间恰被硝烟战火弥漫。到1921年,跌倒谷底,根据当年三都澳福海关统计,全年仅出口茶叶4622担,不及1915年的6.4%。

到1922年,欧洲逐渐从战后的重建中恢复了元气。生灵涂炭的世界被舌尖上的世界替代。红茶,再次成为东西方文明邂逅的“红颜知己”。闽东茶叶,尤其是坦洋工夫茶也随之迎来了黄金蜜月期。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坦洋茶商胡兆江后人印刷了茶行防伪标志原件(每一箱出口茶叶箱内均附上一张“防伪标志”,随茶同行)。这张“防伪标志”的最上端是以大字体中文正楷写着“胜大来茶公司”,随后以英文写着“中国茶是最好的茶”“我要采最好的茶青,由最好的制茶师傅,做出最好的茶供给你们……”又承诺“我坦洋的茶要从好做到更好,要从更好直到最好。”

一溪流水香的坦洋,三百年茶路,漂洋过海,去者如逝,敢问路在何方。

坦洋茶人世代都有一个执念:我香,故我在!

来源:闽东日报 新宁德客户端

作者:郑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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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扬:边茶贸易与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刘志扬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

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一种消费品像茶叶这样影响中国边疆历史。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边茶贸易作为中原王朝用汉地茶叶换取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游牧民族马匹或其他商品的一种商业活动,贯穿了宋以来中国历史的每个阶段。在延续千年的边茶贸易过程里,围绕边茶的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各民族自觉或被动地参与其中,在各个链条和环节上分工合作、利益共享,形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商贸活动。可以说,边茶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各民族经济和文化交往、交流的历史,也是一部政治上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

关键词

边茶 中华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

正文

边茶,顾名思义,即为专门销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其原料、制作工艺、包装和运输方式等有别于销往内地的腹茶。边茶为黑茶类,中国的黑茶主要是老叶茶,一般为一叶三芽到五芽,并掺杂茶树梗,经过特殊加工过程(如渥堆工艺等),专门供应北方、西北及青藏高原各民族。黑茶产地主要有四川(南路边茶、西路边茶)、湖南(安化黑茶)、湖北(老青茶)、云南(紧茶)、广西(六堡茶)、陕西(茯茶)等。其中四川雅安、天全、名山、荥经和灌县、什邡、崇庆、平武等地生产的边茶,以及云南佛海等地生产的紧茶主要供应西藏和四川甘孜阿坝、青海、甘南等涉藏地区,用以制作藏族人民喜爱的酥油茶;湖南安化等地的黑茶主要供应新疆和蒙古草原,湖北赵李桥的青砖主要销往内外蒙古和俄罗斯等地。由于气候和地理条件限制,茶叶并不产于秦岭淮河以北的非酸性土壤地区,因此边疆各民族对茶叶的获得必须依赖于与内地产茶区的交易。所以,边茶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各民族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交流史,也是一部政治上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

纵观中国历史,从来没有一种消费品像茶叶这样,在维系中央政权与周边民族关系方面起着如此重要和持久的作用。经济上,茶叶在农牧两种生活方式的经济互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治上,它是历代中央王朝控制和稳定边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文化上,茶叶对边疆民族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边疆民族将其融入日常生活,使之成为自己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茶叶由内地向北方草原地区和青藏高原的传播

中国人的饮茶习惯始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陕西咸阳原东端的西汉景帝阳陵外藏坑K15中出土的腐朽碳化的粮食遗迹中,发现有茶叶残留物,此为截至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茶叶实物。考古工作者推测这是皇帝的茶,但具体怎么饮用,是食物还是药物,茶叶来自何处等重要信息却无从得知。可以肯定的是,喝茶习俗在汉代尚未普及。南北朝时期,蜀地等南方地区的汉人已经普遍饮茶,均为粗放式的煎饮,将茶与米粥、橘皮、姜等混在一起煮沸后饮用,饮茶被称为“茗饮”。至于采摘下来的茶树叶片是否经过炒制等工序的加工,文献无明确说明。现有的考古材料也没有茶叶加工的确凿证据。有关唐以前人们的饮茶,由于史料不足,或传世资料可疑之处颇多,所以茶学界的争议较多。可以确定的是,到了唐代,饮茶已经发展为一门艺术,茶叶的加工、制作技术开始精细化,唐代茶圣陆羽所著《茶经》即为明证。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我们可以知道,茶叶在唐代已经开始规模化生产并成为了商品,也就是说茶叶在唐代已经开始普及,有了一定规模的消费群体。自细煎慢啜式的品茶出现后,茶叶的形制逐渐从大叶、片、饼团过渡到宋代的抹茶和散条形茶。到了宋代,中国南北的汉人社会中饮茶之风炽盛,从社会上层到普通百姓都将饮茶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王安石在《议茶法》中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

北方游牧民族饮茶的历史较晚,南北朝时期,饮,仍以加工过的奶制品——酪浆为主。根据成书于北魏的《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喜欢“茗饮”的主要是南朝汉人,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的非汉民族和受少数民族生活习俗影响的汉人,日常饮用的大多是酪浆。南朝齐官吏王肃因政治斗争失败投奔北魏后,为了迎合鲜卑贵族,饮食习惯从“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到逐渐适应北方游牧民族的羊肉、酪浆。有一次在宴会中,他为了讨好北魏高祖拓跋宏,说茗饮只配做酪浆的奴仆。给事中刘镐对王肃十分仰慕,以至于每天都要喝茶。魏高祖之弟彭城王元勰对此十分不屑,讥讽他“好苍头水厄”,意思是喜欢平民百姓下贱之物。后来北魏人就将茶水贬称为“酪奴”“水厄”,以至在北朝的宫廷和贵族宴会中,官员以“茗饮”为耻。不过这也说明,当时的北朝,饮茶和饮酪浆的两种习惯同时存在。在魏孝文帝改革的背景下,尽管汉人和鲜卑人存在差异,但也相互学习和适应不同的文化和习俗,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成为时代的趋势和特征,不断加入北魏的南朝人无疑会对统治民族鲜卑产生文化和风俗习惯上的影响。

唐代,开始有了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进行茶叶贸易的记载。8世纪中叶崛起于额尔浑河并称雄于蒙古草原的回纥汗国与唐朝和平相处,并两次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回纥与唐之间的贸易十分频繁,主要为以马匹换丝绢。其间也会以马易茶,如《新唐书·陆羽传》载,“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然而,回纥易茶的用途是什么?是用来转手与其他民族贸易?还是自己饮用?史书并无相关说明。因此唐德宗时御史中丞封演撰《封氏闻见记》中说,“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可见唐时北方民族饮茶并不常见,以致官至御史中丞的封演也对回纥来唐易茶感到奇怪。

至宋代,北方民族才开始普遍饮茶,茶马贸易成为当时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进行物资交换的重要形式。除了我们熟知的宋与西北吐蕃之间的茶马贸易外,北方的辽、金等也与宋在互市中交换茶叶。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澶渊之盟前,宋辽之间沿边地区便有数个用于互市的榷场,其中包括茶叶贸易:

契丹在太祖时,虽听缘边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兴国二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后有范阳之师,罢不与通。雍熙三年,禁河北商民与之贸易。

也就是说,宋辽之间在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时期,并没有政府设置的正式交易场所,也没有贸易管理机构,这一时期的贸易应该主要为民间贸易。到了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才正式在宋与辽实际占领的燕云地区设立了雄州等5个榷场。不过直到澶渊之盟前,因为“累年兴师”,宋辽之间的战争与冲突不断,这些榷场都不固定,时设时罢。澶渊之盟订约的景德二年(1005),北宋在雄州、霸州和安肃军三处设立固定的榷场,后来又增设广信军。“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绝。”

考古材料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证据,呈现了当时辽、金、西夏的饮茶情况。河北省宣化下八里村的辽代张世卿家族墓中有大量反映当时饮茶内容的壁画,壁画中烹茶人既有汉人装束者,亦有契丹人装束者,画中茶炉、茶壶、茶杯、茶碾等茶具和烹茶用具,以及烹茶过程,说明当时辽朝南面官所辖燕云十六州饮茶之风的盛行。此与宋人苗绥所说“燕人衣服饮食以中国为法” 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辽代壁画所见烹茶的方式均为与宋相同的点茶法,而不是在茶水中勾兑鲜奶。烹茶者多为着汉装者,茶具也多来自北宋的官窑,这可能是当时辽国辖境内的汉人多饮茶,而辽朝契丹皇室和贵族也模仿宋人的饮茶方式。辽朝的契丹人饮茶仅限于士大夫阶层,一般百姓可能较少饮用。宋真宗景德二年订立的“澶渊之盟”是当时宋辽之间的一项重要盟约,其中规定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这其中物品并没有包括茶叶,说明茶叶对于辽国并不重要。宋仁宗时期,宋与西夏开战,党项羌的西夏因为经济消耗不堪重负,故而接受宋每年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两万斤的岁赐。这其中茶被作为岁赐之物值得关注,证明茶已经在西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生活物品。由于西夏占领着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长城南部沿线地区,与吐蕃相邻,因此茶叶到底是西夏自己消费,还是转卖给吐蕃部落,尚不得而知。

金朝饮茶之风亦盛,主要流行于金国辖境的汉人之中。泰和六年(1206)尚书省上奏:“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比岁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 “比岁上下竞啜”表明饮茶习俗已经开始在金国各阶层普及了,不过应该主要在从事农耕的汉人之中流行。作为金国统治者的女真官员认为,“茶本出于宋地,非饮食之急”,可见当时的女真人并没有将茶作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为“非必用之物”,属于奢侈品。而且为了节省国库开支,避免“费国用而资敌”,金朝曾数次禁止与宋的茶叶贸易,如《金史·章宗本纪》载:“(泰和六年十一月)初定茶禁。”甚至规定只有七品以上的官员才有饮茶的资格,而且严禁买卖和作为馈赠之物。“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财弥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平民阶层的女真人没有普遍饮茶的习俗,而且可能因为茶禁等原因导致茶价高企,因此只有在一些重要的节庆和婚嫁等场合才会饮用。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南宋礼部尚书洪皓出使金国,被扣押在金国腹地冷山十数年,熟知女真习俗,归国后所撰《松漠纪闻》中记有女真人婚宴中饮茶场景,“宴罢,富者溣建茗, 建茗即产于福建建宁(今福建建瓯)的茶叶,为朝廷的贡品茶,时人称之为“御茶”。留上客数人啜之;或以粗者煎乳酪”。其中的“粗者煎乳酪”便是用粗茶与鲜奶或酥油熬煮在一起,这可能是汉文文献中最早关于奶茶或酥油茶的记载。

元代,入主中原的蒙古人与汉人杂处,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有了相互融合的趋势,蒙古人将茶与奶制品结合在一起创制出适合自己口味的饮品。元人有多种煎茶和饮茶的方式,如枸杞茶、玉磨茶、金字茶、清茶、炒茶、兰膏茶、川茶、西番茶、藤茶、孩儿茶、酥签等,其中的西番茶、兰膏茶、炒茶、酥签为茶中加酥油搅拌或炒制而成,明显为北方民族的饮茶方式。这些饮茶方式不仅流行于蒙古人中,也为当时的汉人所接受,并在元曲中有所反映。李寿卿《月明和尚度柳翠》中第二折:“茶博士,造个酥签来。” 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第二折:“(郭云)师父要吃个甚茶?(正末云)我吃个酥签。” 可见,酥油茶是元代茶饮的重要类型。元代汉人为什么接受了酥油茶,最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元代汉人为了迎合蒙古统治者而采取的做法,不过这也间接促进了蒙汉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到了明代,长城以南的汉人中便不再有喝酥油茶的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元代以后茶叶便开始在蒙古等游牧民族中普及和流行。

茶叶何时进入西藏?以及茶叶何时在西藏普及而成为藏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学术界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吐蕃时期吐蕃人的饮食以青稞炒面(糌粑)和酪浆为主,未见有关吐蕃饮茶方面的史料, 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捻麦为碗,实以羮酪,并而食之。”也不见唐蕃之间茶马互市。宋代,由于北宋王朝与北方的辽、金、西夏长期处于战争对峙状态,因此需要大量的用作军事用途的马匹。于是便开始了与较少发生战争冲突,生活在青藏高原边缘的吐蕃进行茶马贸易。这一时期的茶马贸易主要地点是宋朝与吐蕃相邻的西北地区的秦凤路、熙河路, 据《宋会要》记载,“(熙宁)十月十四日,太子中舍、三司干当公事、经画成都府利州路茶货李杞等奏,与成都府路转运司同共相度到于雅州名山县、蜀州永康县、邛州在城等处置场买茶,般往秦凤路、熙河路出卖博马。”而不在茶叶产地四川雅州。而且输入吐蕃的茶叶为生长期较长的“老茶”,而非汉人喝的“嫩茶”。北宋黄庭坚《山谷别集》卷八《叔父给事行状》记有:“产茶之地尽在川路,卖茶之地全占陕西”,“(川茶)茶色不等,盖汉茶食嫩,番茶食老”等语。可以确定的是,此时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吐蕃人已经开始普遍饮用茶叶,至于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境内在宋元时期是否开始普遍接受茶叶,藏汉文献阙如。元代,开始有了“西番茶”和“西番大叶茶”的叫法。元朝中期蒙古医学家忽思慧著《饮膳正要》卷第二《诸般汤煎》详细记录了西番茶的产地和煮法:“出本土,味苦涩,煎用酥油。” 元代的西番为宣政院管辖的与陕西行省、四川行省、甘肃行省、云南行省相邻的藏族聚居地区,西番茶的产地雅州元代亦属宣政院辖地,元政府在此设有西番茶提举司, 至大四年九月,“罢西番茶提举司”。因此《饮膳正要》说西番茶“出本土”不无道理。茶与酥油混煮,这已是酥油茶的做法。明初,大臣解缙对西番人煮茶的方法描述得更为详细:“盖夷人肥膻潼,则群聚穹庐中,置釜煮茶茗,调以潼酪,而济其肉食,其俗非一日矣。” 将煮沸的茶水与酥油搅拌,已与现在酥油茶的制作方法并无二致,而且至明初以前这种酥油茶的制法已延续了很长时间,说明元代酥油茶在西番人中十分普及。明朝嘉靖年间,边茶已经加工成了砖形,“私贩茶户每采新茶,屣成方块,潜入番族贸易”。砖茶既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茶叶的容积,也便于长途运输和保存。到了清朝前期,文献已经明确记载饮茶习俗已在卫藏地区普及。乾隆时期的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多喀尔·策仁旺杰在其自传《噶伦传》中至少6处提及在拉萨和日喀则向寺院僧人布施茶叶的情况。

外国学者大多认为茶叶传入西藏的时间在公元10世纪以后。葡萄牙耶稣会士安东尼奥·德·安德拉德(Antonio de Andrade)和曼努埃尔·马库斯(Manuel Marques)是最早进入西藏的西方人。1623年,他们到达西藏西部古格王国的首府查帕朗(Tsaparang)。安德拉德在他1624年的报告中提到从中国进口的粗丝绸和瓷器、茶经由卫藏到达古格。第一个提到砖茶的西方人是威廉·穆尔科夫特(William Moorcoft),他详细描述了1819年在拉达克的列城见到的被压紧成方形的茶包:“这些茶包来自拉萨和叶尔羌,用牛皮包裹,上面覆有带着汉字的黄纸。” 总之,宋元至明清以来,随着饮茶习俗在青藏高原的传播和普及,茶叶逐渐成为藏族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茶叶从内地,从汉地向北方、西南民族地区传播的过程,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传播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北方、西南民族在这个过程中对茶叶并不是简单地被动接受,而是根据各自民族特点,结合自己的饮食文化习惯,把茶与奶制品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发展出具有自身民族特点的饮茶方式和习俗。

二、茶之于藏民族的重要性

对于北方和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民族来说,食肉和饮用兑有奶制品的茶是获取身体营养成分的必要途径。自古以来,牛、羊便是青藏高原最常见的家畜,青藏高原分布着面积广阔的牧场,相当多的人口从事畜牧业。农区主要分布在河谷地带,受到灌溉条件和日照时间的制约,粮食产量很低,单靠耕作所获无法维持基本的生存,于是村庄周围不适宜耕种的空地常常被用来放牧牛羊,这里没有如中原地区那样的纯农业区,农区也呈现出半农半牧的特征。因此,奶制品是青藏高原最易获取的食物。牛奶是一种高热量的饮品,并富含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和膳食钙。虽然人们从深绿色的蔬菜也能获得膳食钙,不过需要食用大量的蔬菜才能满足人体的需要。由于青藏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和高海拔,能够栽培的农作物尤其是蔬菜并不多。传统上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族日常食用的蔬菜主要是圆根、豌豆等,缺少深绿色的蔬菜。摄取牛奶中的膳食钙便成为最便利的营养补充。另外,作为高热量和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奶制品能有效地帮助生活在高原的人们抵御寒冷的天气。对一些人来说,由于体内缺乏分解牛奶中乳糖的乳糖酶,直接饮用鲜奶会造成腹痛和腹泻。医学研究表明,人类从婴儿时期断奶后,身体中分解人和牛、羊等动物奶的乳糖酶便会消失,从而出现乳糖不耐症,由于乳糖不能直接被人体所吸收,饮用动物奶后便产生相应的排斥,引起腹痛和腹泻。这一点在亚洲世界更加普遍,亚洲人100%都有不同程度的乳糖消化不良(LM)症状,对牛奶具有排斥性。根据笔者掌握的文献,未见民主改革前藏族直接饮用鲜奶的记载。20世纪40年代,俞湘文在对西北地区甘青川康四省涉藏地区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牧民)从不吃白开水或纯牛奶,必须喝茶或奶茶”。鲜奶或奶制品酥油与茶叶的结合能为身体所接受,巧妙地克服了亚洲人乳糖不耐症的问题,形成了藏族独特的饮茶方式。清人记载酥油茶的制作方法为,“以茶入锅,煮数十沸,去渣,入乳酥合盐各少许,盛以木桶,群取以食”。即将茶叶煮沸后加入盐,再倒入木制的酥油桶中用木棍进行充分的捣拌,使茶和酥油融为一体,成乳状即可饮用。这种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沿袭至今。

茶含有咖啡因,为轻微的成瘾品,但对人体没有危害。饮茶较之饮白水是一种享受,易于入口,茶叶可将寡淡无味的白水变为具有吸引力的饮品,还有降脂、解腻、提神的功效。茶叶含有人体所需的维生素、镁、钾等成分,这些成分能够补充绿色蔬菜摄取的不足。

此外,我们知道,人畜粪便等有害物质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对水源的污染,人类在饮用受污染的水后,水中的病菌进入身体,会导致疾病的产生和传播。茶叶则要用沸水熬制后方能饮用,烧开的茶水可以做到相对无菌,因此饮茶习俗在藏地的普及,减少了当地人生病的概率和疾病的传播,使得寿命大大延长。目前虽然缺少这方面的史料加以确认,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茶在青藏高原普及后,其在藏族人民的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由于藏族特殊的饮食习惯,即“饮食多糌粑、牛肉、羊肉、奶子、奶渣、酥油等物,其性燥烈,而茶为急需,故贵贱皆以茶为命”。另外,边茶适合熬制,与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独特的饮食和烹饪方式十分契合。受制于高原的气候和环境,除了夏季和有日照的时间外,大多比较干燥寒冷,为了抵御寒冷,人们喜爱热食热茶。藏族最为喜爱的酥油茶用茶和酥油打制而成,酥油受凉便会凝结,需要趁热喝下。糌粑是藏民族最为日常的食物,用热茶或酥油茶挼糌粑最为理想。另外,藏地缺少木材和煤炭,随处可见的牛粪成为藏地最常用的燃料。牛粪燃烧的火力较弱,适合炖煮食物和熬茶。用慢火熬制不仅能充分激发出黑茶的香气,使茶水更加浓郁,其过程对喝茶的人来说也是一种享受。即便在野外,觅一避风之处,用三块石头支起简单的炉灶,将放入茶叶的陶壶或铜、铁壶放置其上,点燃牛粪慢慢熬煮,再用煮沸的茶水揉制糌粑,既能驱寒消解疲劳,也能饱腹。这也是茶为藏民族所喜爱并能在青藏高原迅速普及的重要原因。

三、边茶贸易的政治、经济作用和意义

中国历朝都清楚地认识到茶叶对藏人的重要性,北宋程之邵曾对宋徽宗说:“戎俗食肉、饮酪,故贵茶而病于难得。” 《明史·食货志》亦云:“番人嗜茶,不得茶则困以病。”正是因为茶在蒙藏等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因此茶叶被历朝中央政府视为“驭番”的工具,“视番情之向背,分别通禁”, 即通过调节茶叶的数量多寡来控制“不可一日无茶”的边疆民族,认为茶叶对制西番控北狄的作用胜过“数万甲兵”。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表达过茶叶对维系中央王朝与边疆民族关系重要性的看法:“朕岂为(茶)利哉!制驭夷狄不得不然也。” 这就使得茶叶不仅仅具有经济上的商品属性,还被赋予了重要的政治意义。对历代中央政府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边茶的政治属性远大于商品属性,对维系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之间的联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出于“以茶驭番”和获取高额利润的需要,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对茶马贸易实行专卖制度,制定了相应的律法和条规,并逐渐加以完善,这便是茶马法或榷茶制度。茶马法肇始于宋,终结于清,对维系中央政府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宋以前,由于北方游牧民族无饮茶习俗,因此对茶叶输出并无限制。唐代,尽管对战马的需求量很大,但文献中鲜有关于以茶易马的记载,仅有回纥两次买茶的记录。唐与北方突厥、回纥等民族的互市贸易主要还是用金帛换取战马。如《新唐书·兵志》,“其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旧唐书》亦云,“自乾元之后,(回纥)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另外,史籍中也不见唐与青藏高原的吐蕃和蒙古草原游牧民族以茶易马的明确记载。

从宋神宗开始便对茶马法加以系统管理,茶马贸易全为官营,由政府设立的茶马司管理和执行。但随着茶马交易数量的增大,政府无力掌控茶马交易的所有环节,于是便颁发茶引,茶商到官府领取茶引并运茶到茶马司,然后再由茶马司收购,茶马司用以以茶易马,由此开始了边茶贸易的官商合办。后来官颁茶引远远不能满足边疆少数民族对茶叶的需求,走私茶叶盛行,宋元两朝关于严禁私茶的规定层出不穷。由于宋与北方的辽金及西夏长期处于对峙状态,因此战争所需战马大都来自西北的吐蕃。宋朝设秦州、熙州为茶马互市之所,用来自四川的茶叶交换吐蕃的战马。

元代,长城内外均被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统治范围,作为马背民族的蒙古族统治者并不缺马,因此茶马贸易在元朝近百年的统治期间不再继续,由茶商按引纳税后将边茶自由销往边疆各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蒙古族普遍接受了茶叶,并将其与游牧民族喜爱的奶制品结合起来,创制出称为“兰膏”“酥签”等的酥油茶和奶茶,发展了独具特色的饮茶文化,并延续至今。元朝覆灭后,蒙古统治集团退回到长城以北的蒙古草原,但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对明王朝形成威胁。为了防止蒙古与西番诸部结盟共同对付明朝,明朝政府采取了用茶叶进行分化控制的办法,同时为了取得所需的战马,建立了最为完备的茶马交易体系。明朝政府还扩大了官商合办的范围,准许茶商以部分茶叶易番货。

清初,由于战事频繁,对战马的需求量很大(八旗官兵每人配备3匹战马),仍然维持明代的茶马贸易。其后,随着清廷对全国的统一,特别是将蒙古各部纳入直接管辖后,战马不再短缺,更加适宜征战的蒙古马成为清朝军队的首选,“西马(西番的马匹)既不见重于时,从前以茶易马之制遂废”。另外,蒙古作为清王朝重要的支撑力量在统一全国和维护政权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笼络北方的蒙古,清王朝对其茶叶输入数量不再加以限制,任其交易。但是对于管理和控制相对松弛的西藏却仍然实行严格的茶引制度,控制茶叶的销藏数量,“其目的有二,即以存羁縻节制之意” 和“佐军储之急”。茶马贸易废止后,麝香、羊毛、皮革、沙金、硼砂、药材等土特产品取代了马匹的地位,成为藏地交换内地茶叶、布匹、丝绸、金属用品、杂货等的重要物品。

清代也曾通过对销藏茶叶的控制,对不臣服于中央政府的部分涉藏地区进行控制。康熙末年蒙古准噶尔部占领西藏,康藏一些土司和寺院归顺准噶尔,康熙五十八年(1719)议政大臣等议覆云:“至打箭炉外,最近者为理塘,遣官招抚,令营官造其所管番寨户口清册,配量定数,许其买运。巴塘以外,亦照此例。其打箭炉一路,当视番情之向背,分别通禁。” 清政府的禁茶之举引起这些涉藏地区的恐慌,于是相继归附。奥地利外交官罗斯通(Arthur von Rosthorn),在其19世纪末出版的著作中也特别指出茶叶贸易作为清政府对西藏控制手段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清政府垄断了茶叶之后,便将开茶市与藏民贸易当做一种特许,这种特许曾因藏民不服从而停止过一两次。清政府将茶叶输藏的数量维持在求大于供的状态,以维护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权威和影响。

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在控制茶叶的同时,也采取了怀柔的手段。如明朝政府在严禁茶叶走私的同时,对前来朝贡的藏边僧侣、商队等夹带私茶出关采取宽容的态度。其次,借由开办茶市,分利给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寺院,达到笼络的作用。清前期,自雍正三年(1725)起,清世宗下谕,禁止达赖喇嘛再向康区茶商征税,免除达赖商队的税收。清廷还每年从打箭炉所收茶税中,赏给达赖喇嘛茶叶2500千克、班禅额尔德尼茶叶1250千克,并运茶脚费银10千克。此项措施既达到消减达赖影响力,由中央政府实施直接管理康区的目的,又起到了对达赖、班禅等西藏上层进行笼络和安抚的作用。乾隆年间,清政府又在打箭炉茶税中赏给达赖喇嘛每年白银250千克,由西藏商队在打箭炉取茶时一并带回。西藏大小寺院上千座,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寺院多参与到茶叶贸易中。由于藏地很多地方没有集市,寺院便成为茶叶的批发和售卖点,百姓和零售商贩不得不受制于僧侣,喇嘛便通过这种经济优势,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力。买卖茶叶是寺院的一项重要收入,也由此形成了寺院对清廷的依赖。

四、中华各民族共同参与和发展了边茶贸易

(一)边茶在农牧交换和互补中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各民族共同开发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自古以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发展出了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长城以南的农耕区和长城以北的游牧区,这两种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的经济文化类型,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内在的经济和文化的根源。历史上,游牧和农耕两种经济相互依赖、互为补充,但游牧经济具有更大的单一性和脆弱性,因此游牧区对农耕区的依赖程度更大,这也决定了游牧区必然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

在农牧互补的交换活动中,茶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宋元以来,北方游牧民族有了嗜茶之好,并在民间普及后,茶叶便成为刚性需求。茶叶从内地向北往西流动的同时,来自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的马匹、羊毛、皮革、药材、麝香、砂金等土特产也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了内地,这种农区和牧区经济上的交往和联系,影响到各族人民生活、生产的各个部分,使得中国疆域内的农区和牧区构成了一个相互依赖和补充的自然经济区域,这一自然经济区域的形成,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客观条件。

(二)边茶贸易链条中各民族的分工与合作

边茶贸易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参与和创造的。从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到消费的各个环节上,我们都能看到各民族有序的分工与合作。边茶的生产和流通不但提供了大量的岗位,数十万人的家庭与此相连,许多与之有关的机构和家庭赖此为生,如茶农、茶商、茶庄、锅庄、背夫、骡马出租者,茶叶制造工人、包装工人,等等。他们有的将其作为职业,有的在农闲时节通过从事相关工作补贴家用。

边茶贸易所编制的庞大的贸易网络,将边疆与祖国内地,以及中国与俄罗斯、南亚国家等广阔的世界连接在一起。这一网络有相对独立的管理体系和交通网线,穿梭于其中的茶叶代理人和中间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西藏和涉藏地区经商的汉族、回族、撒拉族等,出于商业竞争和互助的要求,他们普遍以茶庄或茶号的形式构成了自己的贸易网络,并按照同乡关系结成了陕帮、川帮、滇帮等团体。从事茶叶贸易的康藏茶商,按照地域区分,有“康巴娃”与“藏巴娃”;以从事商业活动和资金来源而论,一般有寺庙、土司、平民三种经商者。藏商从批发到零售,也形成了庞大的经销茶叶的贸易网络。

(三)各民族共同筑就茶叶之路

边茶运输是一项长途贸易,从产茶地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雅安、云南的滇西、湖南益阳和湖北赵李桥,到茶叶的目的地西藏和蒙古草原。其间道路崎岖坎坷,要跨过无数的激流险滩,翻越雪山草甸,历经雨雪风霜,路途中随时可能遭遇盗匪。茶商们利用人背马驮的方式,络绎不绝地一站一站将茶叶运往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

以藏茶贸易为例,清末民国时期,雅安地区供应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的边茶引额多为每年11万担,需要背夫约10万人次,他们常年周而复始地往返于雅安到康定的崎岖山路之中。茶叶由雅安等地运至康定后,便转卖到往来于康藏之间的以藏商为主的商人手中。这些即将运往西藏的茶叶,还要经过第二次包装,也就是将竹篾从茶条上拆除,重新包裹上牛皮,以适合高原牦牛、骡子驮运,这些缝皮的工作通常都由藏族的“甲作娃”来操作。向关外运送茶叶的均为藏族牧民,他们被称为“驮脚娃”。从康定到拉萨往返一次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

从藏茶产地,即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雅安,以及云南滇西向西藏运输茶叶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而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如今大多数人所熟知乃至缅怀的茶马古道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萨,线路全长3000多公里;另一条线路从云南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大理、丽江、中甸、德钦,到西藏邦达、察隅或洛隆、工布江达、拉萨,线路全长3800多公里。

在这两条主线的沿途,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支线,如从雅安到松潘、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邓柯(今四川德格)通往青海玉树、西宁、洮州(今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这些四通八达的茶叶贸易网络把川、滇、藏地区紧密连结在一起,形成了世界上地势最高、山路最险、距离最遥远的茶马古道。此外,还有一条从云南绕道东南亚、南亚入藏的滇茶之路,就是从茶叶产地西双版纳等地经缅甸,再用海船运至印度加尔各答,从加尔各答转火车到大吉岭或噶伦堡,最后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进入西藏,这条茶道曾经是清代至民国时期“滇茶销藏”的主要通道之一。

(四) 文成公主带茶入藏:一个中华文化共享

历史记忆的形成与意义千余年的边茶贸易积淀了丰厚的由传说和故事缀成的历史记忆,形成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在民间,汉藏两个民族都将藏族饮茶的历史追溯到文成公主入藏,并对此深信不疑,赋予种种美好的传说,成就了汉藏民族友谊的一段佳话。

其实,根据文献记载,文成公主进入吐蕃时,所带物品中并没有茶叶。也就是说,史实与民间“常识”之间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的形成及背后所蕴含的意义才是我们在本节所要探寻的关键所在。

我们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证,从学术的角度分析茶叶是否由文成公主最早带入吐蕃。唐代,内地茶叶的种植和生产与以前的朝代相比,有了较大的发展。茶叶产区也不局限于最初的江淮和巴蜀地区,扩大到了西北及西南其他地区。茶圣陆羽的《茶经》记载当时的主要产茶地区共有42州,即西北到陕西省境内的安康,北到淮河南岸的光山,西南到云贵的西双版纳和遵义,东南到福建的建瓯、闽溪,南到五岭以南的广东、广西。其中与吐蕃相邻的川陕一带产茶的地区包括:峡州夷陵郡、归州巴东郡、夔州云安郡、雅州卢山郡及金州汉阴郡、兴元府汉中郡。在这种条件下, 茶叶流通流入到与之相邻的吐蕃地区并非没有可能,但当时茶叶在吐蕃并没有普及,如果有,也仅限于唐蕃交界地区或吐蕃的上层阶级和僧侣阶层的极少部分。目前诸多论著中所提及的文成公主带茶入藏之事,引文出处均注明来自明代成书的《西藏政教史鉴》 此书为刘立千翻译。1940—1943年任乃强在《康导月刊》连载该书校注,书名为《西藏政教史鉴》。后刘立千将书名更改为《西藏王统记》,1985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可以明确的是,汉文史料并无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记载。如《旧唐书》和《新唐书》“吐蕃传”中关于文成公主的史料很少,未见关于茶叶入藏的史料。另外,依据明代藏文史籍《西藏王统记》的记载,唐太宗赐给文成公主带入藏地的嫁妆有如来像、金玉制告身文书、经史典籍、玉片鞍翼黄金鞍、鸟织锦垫、工巧技艺制造术、四医方药、服饰和琵琶乐器等,但其中不见有关于茶叶的记载。目前能见到唐代茶叶入藏的史料,是任乃强先生在《文成公主下嫁考》一文中曾引用的德格版《汉藏文书》的相关记载:“松赞干布之孙,始自中原输入茶叶”。但是任乃强先生并未提供关于《汉藏文书》的版本详情。不过此《汉藏文书》有可能是《汉藏史集》的另一种译名。明代藏文史籍《汉藏史集》已由陈庆英先生翻译出版。全书共有三处提及茶叶:一是“上篇”中“吐蕃之王统”中讲到藏文创始人吞米·桑布扎梦到文殊菩萨化身的老太婆,他们之间的谈话提到茶叶;第二处是“上篇”中“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讲述了吐蕃赞普都松莽支布(679—704)因喝了小鸟口中衔来的茶叶而治愈重病的故事;第三处是“茶叶种类”一章中对汉地茶叶种类的描述。但是这三处讲的都是各种茶的药用价值,茶对身体的治疗作用。《汉藏史集》成书于明朝宣德年间,其时关于藏地饮茶习俗已经有了明确的文献记载。但此书讲述的公元7世纪吐蕃时期关于茶叶的故事是否真实,因所能资籍之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甚少,尚存疑。即使按照《汉藏史集》的记载,唐代时期吐蕃已有茶叶,但应该也并不流行,只是作为治病的良药,并没有作为饮品流行。

不论茶叶入藏源于何种说法,茶叶输入藏地并形成一定规模应该不是在唐代。到了宋代,汉藏茶马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原地区茶叶产量也大幅提高,宋代茶叶产量比唐代增长了二三倍,从而保障了吐蕃茶叶的供给,但是藏人饮茶还仅限于青藏高原边缘地区今四川、甘肃等处涉藏地区。藏汉文献中尚无关于卫藏地区藏族饮茶的记载。不过,明清以后有明确的文献记载表明,茶叶已经成为整个青藏高原藏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从上述史实来看,茶叶并非是由文成公主带入吐蕃的,唐代的吐蕃也没有形成普遍的饮茶习俗。但是,我们想说明的是,茶叶入藏始于文成公主的说法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成公主带茶入藏传说建构的动机是什么?其背后所反映了怎样的观念、思想和情感的深层意义?文成公主是汉藏群众最为熟悉的历史人物,青藏高原各地都流传着她的传说,她远嫁吐蕃的故事成为汉藏民族友谊的佳话,她把内地的书籍、农作物、技术和工艺带到了青藏高原,丰富了高原人民的文化和生活,在增进两个民族的交流与了解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藏族人民把各种美好的事物都赋予在她身上便显得顺理成章,她汇聚藏族人民所能想象到的种种优良品行。基于此,人们更愿意相信是她把藏族人民每日不可或缺的茶叶带进了雪域高原。关于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传说不止于藏族,在藏茶的产地雅安的汉族中也同样流传着她与茶叶的故事。2019年笔者在雅安的藏茶厂和茶园调查时,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及茶工们每逢对我说起他们知识体系中的藏茶起源,无不以文成公主为开端。当然,这其中不乏虚构的成分,但是他们对这些虚构的故事深信不疑,乐于传播,并将其当做历史事实,不断强化记忆和丰富故事内容,这同样反映出雅安的汉族群众对藏茶所传递的汉藏友谊的敬仰之情。

这个出自民间,广泛流传于汉藏民族之中的文成公主与茶叶的传说,无疑具有其存在的深厚历史基础和社会基础。它寄托了汉藏人民对民族友谊的理解和期盼,折射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体现了汉藏两种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并演变为汉藏群众情感互通的集体记忆和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因而我们应该把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传说和由此而衍生的一套话语体系,放置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语境和历史框架中去理解和加以诠释,如果这样来看,这种民间观念的表达又何尝不是一种真实的历史事实呢!

五、小结

唐宋以来,边茶贸易是连接和维系中原王朝与北方和西北、西南少数民族的重要方式和纽带,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明太祖朱元璋对边茶的作用有过精辟的评价:“夫物有至薄而用之至厚者,茶是也。” 也就是说,茶叶这种产量高、易于生长、价值不高的“山林草木之叶”,却在加强与边疆民族的关系中发挥了最大的功效。边茶之于历代中央王朝都有着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重要作用。在经济方面,边茶起到了农牧互补的作用,用以交换内地缺乏的马匹、药材、羊毛、皮革、硼砂等物;与此同时,茶税也成为国家财政和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在政治上,边茶有着“以茶驭番”的功能,历朝中央政府通过调节茶叶输出的数量对边疆民族进行政治上的控制,加强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的联系。同时,边茶还间接地充当了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交流的中介和纽带。以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为例,他们饮食生活中有四个主要的食品,分别是糌粑、肉、茶叶和酥油,在这四项中,唯有茶叶需要从内地输入,其种植、加工完全由千里之外的内地控制。因此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对茶叶垄断,从数量的调控实现对青藏高原的控制。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那种物品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边茶贸易作为中原王朝用汉地茶叶换取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游牧民族马匹或其他物品的一种商业活动,贯穿了宋以来中国历史的每个阶段。在延续千年的边茶贸易过程中,围绕边茶的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各民族自觉或被动地参与其中,在各个链条和环节上分工合作、利益共享,形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商贸活动。

维系一个共同体的基础,就是由共同的记忆、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故事所构成的为全体成员共享的符号、信仰与价值观,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承、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整合机制。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要理解这个过程,就不能简单地只靠文献记载的“历史事实”,还要从具体的民间日常生活中去寻找答案。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关系,除了文字记载的“大事”外,更多地体现在如小小的茶叶这样不起眼,但又无处不在的,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具体的物资交流之中。千百年来,朝代更替与世事变幻不断,但边茶贸易却从未中断。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前现代社会,物资交流的意义十分重要,即使一个人从来没有离开家乡,没有机会见到自己民族以外的人,但是来自外部世界的物品却传达了关于另外一个世界清晰的信息,通过茶叶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具体环节与体验,产地与消费地之间不同文化、不同区域和不同生活方式人们被联系在了一起。这些素未谋面,一生中可能也不会相见的人们,被纳入茶叶构成的贸易体系,结成了一个利益相关的有机体。与历史上民族之间、政权之间的对立、冲突相比,茶叶带给人们的是和谐、和平和友谊的美好记忆,是彼此间互助互惠、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具体呈现,是各民族资源共享、分工协作的结果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而也是最有意义的记忆载体和共享符号。

以茶叶为纽带,各民族相互交往、相互信赖、守望相助,结成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可以说,边茶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各民族交往交融的历史,它的产生和发展,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论述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


来源: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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