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共有56个兄弟民族，由于所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的不同，以及生活风俗的各异，使每个民族的饮茶风俗也各不相同。不过把饮茶看作是健身的饮料、纯洁的化身、友谊的桥梁、团结的纽带，在这一点上又是共同的。
下面，就带大家了解一下哈萨克族茶文化与相关饮茶风俗。
哈萨克族饮茶的起源
哈萨克族饮茶习俗在饮食文化中是比较突出的，在日常生活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哈萨克族的饮茶习惯是随着新疆与内地的商品交换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两汉时期，各兄弟民族之间友好往来、关系密切，“丝绸之路”商业贸易不断繁荣活跃，“丝绸之路”畅通之后“茶马”和“马绢”的交易不断繁荣活跃。通过绢丝、马、茶叶等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交换使哈萨克人逐步接触、了解茶叶，并形成了饮茶习惯。
茶是哈萨克人的必需品，哈萨克族一般把吃饭称为“卡依苏”，就是喝茶的意思。哈萨克族饮茶分为以下几种：
1.砖茶
哈萨克人是喜欢饮用砖茶的西部少数民族之一，他们在烧茶时，先把烧茶的器皿都洗干净，再在器皿中加适量的水，在水烧开之前，从整块砖茶上捣些茶叶，加入水中，所取茶叶的多少因个人的喜好而定，茶水一烧开就用勺子反复搅动，在煮茶时可以放入适量的食盐，等茶香散发出来，就可以倒入小碗中饮用了。可在饮用时配食各种不同的面食或奶制品。
2.奶茶
奶茶是哈萨克族最为喜欢饮用的一种茶，奶茶的制作是很讲究的，将砖茶用水煮开，再用温火将其煮得浓淡适宜，然后盛在一瓷壶中，再用干净的器皿烧些开水，待茶与开水都准备好后，女主人就在客人旁边，亲自为客人调制奶茶。调制时，先在茶碗里放些食盐，几勺熟奶，再倒入适量的浓茶和开水，调兑后，一碗香喷喷的奶茶就调制完毕了。因各自喜好不同可在煮奶茶时加入各种佐料，如丁香、胡椒、干姜等，这种奶茶略带辣味，多喝可以增加体内的热量，提高抗寒力。
3.奶皮子茶
奶皮子是由哈萨克人自家的羊、牛、驼的奶自制而成的，可随用随煮。奶皮子茶的味道香浓，它是把砖茶煮好，把已煮好的茶的茶汁倒入碗中，加入开水，再加入熟的奶皮子，加入奶皮子的量也是根据自己的口味而定。
4.酥油茶
酥油是似黄油的一种乳制品，是从牛、羊奶中提炼的脂肪。在煮好的茶汁中，加入适量的酥油，香气扑鼻，能喝酥油茶的人一次可以喝上七、八碗，可见其多么诱人。
5.面茶
面茶更集中体现了茶即饭的特征。在将茶水煮好并滤掉茶叶和茶梗后，加入先用清油炒过的面，熬制而成。加面的量很有讲究，面加多了，就成了面汤，面少了就成了淡茶，而且熬制的过程要不断的搅拌和用勺子扬，防止面遇到热水凝结成块。
1.茶刀
茶刀一般为钢制，刀刃锋利。由于茯苓砖茶压制紧密，与茶饼状的普洱茶等茶叶相比，厚度是其两倍有余，因此普洱茶可用的茶针对于砖茶并不适用。如果不专备茶刀，也可用菜刀代替。
2.茶壶（萨玛瓦尔）
茶壶的种类、型号和质地都有较大的不同，有铝质、铜制等，大小各异，颜色多变，花纹以植物样式为主，深受人们喜爱。就体积来说，一般是汉族所用泡茶茶壶体积的三倍到四倍。
3.茶壶垫
茶壶垫的材质、样式、花纹繁多，以圆形或方形为主，另夹菱形等形状。材质上有木质、竹质、塑料及骨质，等。现今以塑料质地为主，但耐高温性较差，另有木片或竹片穿成同心圆的形状，一层一层围成茶壶垫，耐热性较好。
4.茶碗
茶碗包括木质、陶瓷、玻璃质地等，其中以陶瓷质地的最多，木质茶碗以前多用于牧区，方便携带，不易破损，对于长期转场生活的牧民来说比陶瓷质地的碗具更富有实用价值。而今，陶瓷质地碗具的使用更为广泛，因其造价低廉，装饰也更为精美。茶碗上一般装饰有哈萨克族传统的羊角纹，另有暖色系的、简单化的植物纹样。
5.茶漏
一般为不锈钢质地，用于过滤茶叶和茶梗。
6.奶勺子
奶勺子比普通使用的汤勺略大，用于盛熟奶或者奶皮子，熟奶或者奶皮子放在敞口容器中，一般是海碗或者小盆中。
7.茶袋
茶袋为存储砖茶的用具，多为手工制作，一般以黑色为底衬，上面用色泽鲜艳的绣线绣出动物纹或植物纹。如今茶袋越来越多的被茶罐和茶盒取代，茶袋则有演变为手工艺品的趋势。
哈萨克族热情好客，在饮茶上有许多礼仪：
1.哈萨克人忌讳别人从茶壶上跨过，并视这种行为是不详之举。
2.哈萨克人重实早茶，在喝早茶前要说清真言，求真主安拉保佑家人平安。因此，早茶时要求每人喝净碗里的茶，否则福气好运会随之倒掉。
3.茶壶上席前一定要擦抹明亮，否则是对客人的不敬，也预示主人前途暗淡浑浊。
4.倒茶前要用一只干净的碗盛出一碗茶再倒回茶壶中，重复两次，每次口中重复[`bismilla]，此举既是为了滤掉壶中的浮叶浮枝，也是为了家人来客挡灾阻难，乞求平安。
5.倒茶时碗内的茶不能起泡沫，得慢慢倒，若起了泡则会被认为是魔鬼泡，不吉利。
6.倒进碗里的茶不能太满，会容易溢出，茶也凉得快，喝起来口感欠佳，更是对客人的不尊重。
7.递茶时要用双手递给在座的客人和长辈，以示亲善。
8.喝茶时不能吹，那样既不雅观也不卫生。
9.每次喝奶茶时要喝得见底，吃饱喝足后，应把碗放在餐桌边，用手掌把碗口捂一下，并说：“谢谢，喝好了。”若不懂这规矩而是把碗摆在桌上，主人会一直添茶。
10.新娘过门后要早起烧奶茶敬公公婆婆，首先表明新娘今后孝敬翁姑的决心，其次表明自己能早睡早起是一个勤俭持家的媳妇，最后则是显示自己的巧手。
11.哈萨克人远行前，父母一般都会赠奶茶一碗，劝诫子女既要清醒地面对残酷的现实，又要对生活充满信心。
汉族的一些茶俗在哈萨克族的茶俗中也有所体现，充分说明茶文化的同源共流。在岁月发展的过程中，茶俗中所富含的精髓不变，所代表的哈萨克族好客的精神不变。
内容参考自《哈萨克族茶俗探析》、《漫谈哈萨克族的饮茶文化》、《哈萨克族奶茶文化初探》及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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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笔者对稀见的中外文献和制茶工艺的研究，将四川边茶和云南普洱茶的形制（花色）怎样由散茶发展成紧压茶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对不同形制的紧压茶为何采用不同等级、不同“发酵”程度的原料制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可以看出,黑茶紧压形制的演变历史表明，它与历史上同是紧压形制的“龙团凤饼”有本质上的不同。笔者希望本文的发表，既是对《黑茶通史——兼记民国茶事》一书内容上的补充，又能为茶学界对紧压茶形制和工艺的形成及发展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边茶；普洱茶；紧压茶；散茶；黑茶
所谓紧压茶，系相对散茶而言，都是指茶叶的一种物理状态。紧压茶的形制，大抵有方形、圆形、碗臼形、砖形、圆柱形等等。历史上，四川边茶和云南普洱茶大多是紧压茶。如四川西路边茶中的“方包茶”“茯砖茶”，南路边茶中的“砖芽”（荥经产）、“芽砖”（雅安产）等“包茶”；如云南普洱茶中的“圆茶”“紧茶”“砖茶”“方茶”“沱茶”“饼茶”等等。制成紧压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便于长途运输和储存以及生活在边疆的游牧民族随身携带。紧压茶因为从生产、运输到饮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使得茶叶具备了“后发酵”的基础条件，故而紧压茶多属黑茶。川、滇两地也因此成为了我国黑茶的传统产区。
一、紧压形制黑茶的标志性产品：“篦茶”“封茶”
黑茶的创制，最早可追溯到宋代的茶马互市，其形制初时均为散茶。由散茶发展到紧压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和加工工艺的演变。
茶叶从我国的南方产地运销北方，在唐代甚至更早以前就开始了。到了宋代，“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数百万”，已经深得北方各民族人民的喜爱，成为生活必需品了。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王韶用兵熙（州）河（州），“拓地千二百里，招抚三十万口”。更重要的是，熙河一带盛产北宋军队对吐蕃、回纥、西夏、辽等防御作战急需的良马。熙宁七年（1074年），四川全境实施了茶叶专卖制度——“榷茶”。同时，在成都设立榷茶司，负责川茶收购事宜；在秦州设立买马司，负责以川茶向吐蕃易买马匹。据不完全统计，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1085年），共易买熙河马105400余匹，其中大多是用川茶作为支偿物。是谓“茶马互市”。
俗话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蜀茶每年运销西北多达4万驮，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运输。官府先是派兵、雇伕、差税户共同搬运，又设车铺、铺递等作为沿途休憩之所，但均因崎岖难行，军民不堪长途跋涉之辛劳，“逃匿求死，嗟怨满道”，沿途百姓竟称茶铺为“纳命场”。不得已，又辟水路，从而形成了蜀茶北上水陆两用的运输方式。就如同有人认为红茶的创制与我国茶叶通过海路运销欧洲有关一样，水路运输的开辟（包括后来的湖茶北上），使得茶叶在运输过程中“发酵”的偶然性增加了。同时，也让蜀茶演变成“后发酵”的黑茶成为一种可能。
在宋代，曾有将散茶蒸压成团的尝试。“《宋会要辑稿·食货》载：（向园户征收税租之数）利州路夏税37028斤，秋税170斤；夔州路（治所在今重庆市奉节县）7907团，每团25斤，共197725斤”。在“因宋之旧”的元代，四川黎州（今汉源）、雅州（今雅安）和松潘一带已经开始生产专与藏区贸易、“剪刀麄叶”的“西番茶”。但直到明代，黑茶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明史·食货志》载：洪武初（1368年～1377年），又诏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专令蒸乌茶易马”。“乌”者，“黑”也。“黑茶”之得名，“以其叶色油黑”。故“乌茶”者，“黑茶”之谓也。据“《明史·食货志》载：番人市马，不能辨权衡，止订篦中马。篦，初有大小两种。篦大则官亏其值，小则商病其繁。（正德十年，即1510年）巡茶御史王汝舟约为中制，每千斤为三百三十篦。以六斤四两为准，正茶三斤，篦绳三斤，耗损四两……”“嘉靖三年（1524年），御史陈讲疏以商茶低伪，悉征黑茶”。至此，“篦茶”成为了紧压形制的蜀茶（包括同时“尽榷”用以“易马”的陕茶）的第一个名称。官方也首次用“黑茶”命名川陕茶叶。
15世纪下半叶，湖茶运销西北，并逐渐取川陕茶而代之。产地和销区距离的进一步拉大，加速了紧压形制黑茶的发展。清顺治二年（1645年），“《西宁府志》载：每引百斤。征茶五篦，每篦二封，每封五斤。”“封茶”或者“茶封”，成为了紧压形制黑茶的第一个名称。“封茶”的工艺，虽史无记载，但“当为后来之泾阳茯砖、湖南黑砖和花砖茶、湖北青砖茶、四川康砖之最初形态”。从此，黑茶大多采用紧压形制的习惯沿用至今。
二、四川边茶
自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诏“专以雅州名山茶易马” 到元代“西番茶”，表明了四川边茶贸易在宋元时期实际上已经进行。但“边茶”的名称直到明代才开始出现：“嘉靖三年（1524年）……四川茶饮之分边、腹也。边茶少而易行，腹茶多而常滞。”
继“篦茶”之后，紧压形制的四川南路边茶【南路边茶因主产于雅州府，故又称“雅茶”；因集散于打箭炉（即康定），故又称“康茶”】始于天全。清初，天全设“架”制造“包茶”，每包四甑，每甑六斤四两（即上文中的“一篦”），蒸熟后以“架”制成方块状。“因为包装相同，茶商为防止混淆，各自或编或画天、地、鸟、兽、人物等形制，上书番字，作为票号；因而又有大帕、小帕、锅焙、黑仓、皮茶等名。”南路边茶产区“毛茶”初制时的杀青方式有所谓“天炕子”“水捞子”以及锅炒等；干燥方式大多为晒干或阴干。故所谓“锅焙”，想必是采用了锅炒杀青或复制时再次干燥的原故，品质最优。因川省茶农俗称仅经初制手续制成之“毛茶”为“帕茶”，故所谓“大帕”“小帕”，应是指“包茶”原料采用了不同等级的非经锅炒杀青制成的“毛茶”。所谓“黑仓”，大概是指用经过自然堆放一段时间后色泽趋黑的“毛茶”为原料制成。“大帕”“小帕”“黑仓”的品质次于“锅焙”。品质最劣者为“皮茶”，当是过筛孔最少之“皮筛”后的筛面茶，大多为一些老梗粗叶。天全创制的“包茶”最利运输，于是，雅安、荥经、邛崃诸县茶商竞相仿造。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十月，川省补同知知州姚莹奉令由成都派往乍雅（今察雅），途经打箭炉。根据他的记述，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南路边茶制造和销售时的大略情形：
先将原料蒸热拌匀，倒入以纸糊成的“甑”中，每七斤或六斤为一“甑”；每四甑再用竹片编成的竹席裹封，是为“一包”。运销打箭炉的边茶可分为三种：最上等的称为“竹档茶”，须在“甑”上贴以金箔，并加以图记，以示贵重，每斤售价需银二钱（当时雇伕日价三钱）；稍次的为“荥县茶”，每斤售价银六分；最次的为“绒马茶”，每斤售价银五分。如果是在里塘（今理塘）、巴塘、乍雅、察木多（今昌都）购买，价格则依路途远近递增至二两；最贵的为乍雅，需银三两二钱。从打箭炉出关运销藏区的边茶，要在“包茶”外加裹牛皮，以防雨淋损坏。每牛一驮，重四包。
五十年后，英国人德·罗斯索恩深入到川藏地区考察，并记录下了当时雅安边茶的产制情形：
1、原料
芽尖：每年2月～6月间从茶树的顶部逐步往下进行采摘所得的幼芽和嫩尖，是最初的也是品质最好的部分。每斤售价320文（批发价。下同）。
细茶：细嫩且发育完全的茶菁。品质稍次。每斤售价240文。
粗茶：较粗老的叶子。品质更次。每斤售价180文。
老梗：仅仅是茶梗、茎和最粗老的茶叶，并且混合着大量的细枝和其他一些非茶树如青杠树、黄金树（huang-ching）等植物的枝条。
野梗：一年到头都可以被收集的一些非人工栽培的树，将枝条简单地切断后，像森林里矮小的灌木丛一样被收集起来。
销售老梗的茶农，通常也供应野梗。他们先将这二者像柴火一样露天堆放，直到被太阳晒干，然后就可以捆好后出售。每捆老梗重量为160斤，每包32或33盎司（1盎司=28.35克）；每捆野梗重178斤，每包33或34盎司。老梗每斤售价32文钱，野梗每斤售价12或13文钱。运费则按每里每捆3文钱计算，由买方支付。
2、制造
先将老梗和野梗切成细片，并进行再次干燥；接着将它们按一定的比例混合，放入大木桶里蒸；取出后，将成块的原料捣散，置于干净的竹席上。如果过于干燥，则加入适量的米浆使其粘合。当原料已经充分的搅拌均匀时，“包茶”就可以准备制作了。
制作的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制作一些小包，放入质量较好重约4盎司的茶，并用红色纸粘贴包好；同时准备好适当长度和宽度的竹席，里面用普通的白纸粘贴，然后卷成圆柱状，一端用一个上述制好的红色小包裹封起来，茶叶混合物则从另一端倾入圆柱形的竹席内，用力压紧；最后仍用另一个红色小包裹封，并且将面上的竹席缝好。
“包茶”通常分两种：一种是质量稍好的，即其中茶的成分比例稍大一些，重约16斤；另一种是品质低劣的，重约18斤。一个专业的制作“包茶”的工人不需要天平，就可以精确地将“包茶”制作成16斤或18斤。前者主要运销打箭炉西北部；后者则全部运销理塘、巴塘和西藏地区。这两种品质不同的茶包，成本是完全相同的。其中质量较优的茶包，另一种茶包则以更大的重量作为补偿。
经打箭炉运销关外的“包茶”，为了运输方便起见，通常会将“包茶”切成两半后重新用牛皮包裹；但运往打箭炉北线销售的“包茶”亦有不需改装的。
据德·罗斯索恩先生计算，经由打箭炉运销的“包茶”，其原料由大约35%的栽培茶和65%的灌木混合构成。
德·罗斯索恩还说，据他的朋友巴伯先生了解，当时在南路边茶的另一个产地荥经，“茶显然不是手工包装的，而是用木模压制的”，但“我本人没有见过这个过程，也没有看到由它所生产的任何‘砖块’”。
可以看到，自入清以来至20世纪以前，南路边茶多未脱离“篦茶”“封茶”的窠臼。所有茶叶的单个紧压，虽然在“包茶”重量的记录上略有出入【除本文外，1895年～1897年法国里昂商会趋雅州考察后对“包茶”的重量描述为“每坨重15到25市斤（9到15千克）】，但目的都是为了满足官府规定的“茶引”“茶票”的重量要求。即每篦、每封（甑）分别重六斤四两、五斤或每包“包茶”重二十斤；五包为一“引”（票）。其形制，多为不规则的长条状或长圆柱状或方包状。其原料等级，因出炉关后分为北线（甘孜、德格、道孚、丹巴、炉霍等土司地）和西线（理塘、巴塘、昌都、拉萨等地）而稍有高低之分。其制法，大多为手工制作，部分产地如天全、荥经等县有了模具的辅助，但制作“包茶”的过程均相对简单，有将每包分为四甑者，有直接筑茶成包者。
20世纪初，美国费城博物馆展出了一张名为《茶：叶子、花和果实》的图片，附上的说明文字中说：“在中国东部，茶叶是以砖块的形式出口到西藏和俄罗斯的。通过这种方法，中国人既可以将最好的茶叶留给自己，又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少浪费。为了制造这些砖茶，茶末、茶梗和茶叶被包裹在一块锅炉上方的布里，等这些物质都软化后再与少量米汤一起放入模具中，然后通过压力机，用它的压板将其逐层紧压。制作出来的茶块大约有三英尺长，它们在被切成砖块之后，就可以出售了。”美国人是否将汉口、九江、福州等地生产的青茶砖和打箭炉的南路边茶混为一谈，尚不得而知。但文字中对茶块制法及长度的描述，倒也与“包茶”贴切。
20世纪上半叶南路边茶的生产，《黑茶通史——兼记民国茶事》一书中有详尽的描述。孙明经先生1939年曾经考察过川西地区，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影像和日记。近年来由孙先生子女编撰出版的书籍中，也有一些关于南路边茶的内容。总的说来，在这一时期，原料等级有所提高，制作工艺更为讲究，从而使得边茶产品更为丰富，消费对象更为明确。
四川的西路边茶（因集散于松潘，故又称“松茶”），清初时有“桌面茶”（形状方而薄，重66斤）、“木鱼茶”（形似木鱼，重66斤）、“板凳茶”（长方形，略厚，重66斤）等“名副其实”的紧压茶，也有方大而薄、重116斤的“引茶”和“票茶”；后来都改作“圆包茶”（重60斤）和“方包茶”（120斤）。1941年临邛茶厂试制茯砖成功后运销松潘，逐渐淘汰了品质低劣的“圆包茶”。
三、云南普洱茶
云南普洱茶中的紧压茶，其形制和工艺相较我国其他传统紧压茶产区来说，是最为特殊和最为复杂的。论形制，既有圆茶（侨销）、紧茶和砖茶（后二者为边销茶。主要是藏销），又有方茶、沱茶及饼茶（以上三者均为内销。主销省内昆明、丽江及四川宜宾、重庆等地）等。论制法，既有“后发酵”的黑茶（圆茶、紧茶、砖茶），又有“不发酵”的绿茶（方茶、沱茶、饼茶）。论原料，既有用等级较高的原料制成的如方茶、沱茶和饼茶；亦有用等级一般的原料制成的圆茶；还有用等级较劣的原料制成的砖茶、紧茶等。归根究底，想必是因为销地不同且开拓的时间亦有先后，从而培养了消费者不同的饮用习惯所致。
云南紧压茶的历史，据笔者所知，最早始于16世纪后期。史载：明隆庆三年（1569年），穆宗皇帝朱载垕委任刀应猛为车里第十七世宣慰使；缅王亦诏授其为“左磾国大自主福禄至善王”，并以公主孃呵钪下嫁刀应猛为妻，史称“金莲王妃”。刀应猛感激恩遇，遂敬“天朝（明朝）为父，缅朝为母”。隆庆六年（1572年），妃回缅省亲，刀应猛收集十二版纳礼物，呈献给缅王。其中景昽、猛罕版纳（宣慰使直辖地）呈上的礼物有“贡金瓶一个，重六跋；银瓶一个，重六跋……茶四筒，每筒五团……”。
17世纪上半叶，在谢肈淛所撰《滇略》、方以智所撰《物理小识》中，也分别有“蒸而成团”“蒸之成团” 的描述。
尽管如此，笔者依然以为，当下紧压形制的普洱茶，大都脱胎于清代普洱贡（团）茶。
首先，据笔者考证，“普洱茶”之全称，最早见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昆山人氏徐炯所撰《使滇杂记·物产》：“元江产普洱茶，出普洱山，故名。性温，下气，消食”。稍晚一点的，则是“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元江知府章履成所撰《元江府志》：普洱茶出普洱山，性温味香，异于他产。”所谓“普洱山”者，即“在城西南九百里普洱界”之“莽枝、革登、攸乐、倚邦、蛮砖、架布”等六大茶山。也就是说，在1714年之前，虽然云南包括六大茶山已经盛产茶叶并已成为贸易之商品，但严格地说，只能认作是普洱茶的萌芽时期。另外，明确了普洱茶的产地，仅限于“普洱山”即六大茶山。
其次，雍正七年（1729年），（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奏设普洱府，以攸乐设同知，思茅（今普洱市思茅区）设通判隶之”； 并“奏设总茶店于思茅，以通判司其事”。至迟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普洱茶被列为“贡茶”。雍正十三年（1735年）“始定茶法”，又题准：“云南省商贩茶，系每七圆为一筒，重四十九两，征收税银一分，今每百斤给一引，应以三十二筒为一引，每引收税银三钱二分。于十三年为始，颁给茶引三千，饬发各商行销办课，作为定额，造册题销。”“云南征税银九百六十两”。可见，“普洱茶”之名实源于产地“普洱山”（当时尚属元江府管辖），时间早在“普洱府”设立之前；而普洱贡茶恰好是普洱茶历史上结束原始阶段、依法开展商贸经营的一个承上启下的节点。
再次，直至清末宣统年间（1909～1911），普洱贡茶均为“八色”。即：普蕊茶、普芽茶、普茶膏、大普茶（重五斤）、中普茶（重三斤）、小普茶（重一斤）、女儿茶（重四两）和蕊珠茶（重一两五钱）。普蕊茶和普芽茶是散茶；普茶膏是将茶叶经过熬制后的提取物；其余五种都是紧压茶（团茶），形制为圆形或近似圆形。在紧压形制的普洱（团）茶入贡之前，车里宣慰使刀应猛呈献给缅王的礼物以及其他史书上记载的，也都是采取“蒸”的加工方法制成的类似形制的“团茶”。没有史料表明当时或之前云南有其它形制的紧压茶生产。
紧压形制的普洱贡（团）茶，由采自农历二月间的一芽一叶、一芽二叶茶菁“经摊晾、杀青、揉捻、干燥等工序” 制得的晒青毛茶“蒸之成团”，干燥后用木箱盛装，限时110天运抵京城。
普洱贡茶从思茅出发，经省城昆明驮运至滇东北大关县后，换成水路。由老鸦滩（今盐津县盐井渡）下水，经关河、横江河入金沙江，抵叙州（今宜宾）；然后沿长江一路往东，经重庆、汉口、九江抵仪征；再折向北行，沿京杭大运河直达京城商港——通州码头；由此上岸，运往不到20公里外的京城。
普洱贡茶受到了清廷上至皇帝、下至一般官员的普遍欢迎；普洱茶具有的消腻化食等“独胜”的特点深受赞誉；普洱贡茶的运输，沿途经过了当时省内外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和地区；种种因素的叠加，使得内销市场的大门被迅速打开了。道光六年（1826年），阮福所撰《普洱茶记》开篇就写道：“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俨，京师尤重之。”
普洱茶除远销北京、天津、杭州、上海等国内城市以外，尤以省内昆明、丽江和四川宜宾、重庆一带最为畅销。
英国人德·罗斯索恩在1895年的考察文章中写道：
“在国内市场，获得很大销量的是云南普洱茶，它被认为优于该国的其他同类产品，并广受赞誉。”他还说：“云南每年向四川（主要是宜宾和重庆）运销的普洱茶多达1400担（几乎占了云南全省三千引商茶的一半），每32筒为1担，每筒有7圆，每圆重10盎司。当运到叙州府时，每担需要支付0.40两白银的子口税；在重庆是同样的税率。云南普洱茶以大约每担27两的价格在重庆出售；而产于南川当地最好的茶叶“白毫”的批发价为每斤320文（当时1两银子合1500文）；其次是“毛尖”，每斤200文。”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和二十四年（1898年）的《渝报·渝城物价表》上分别记载了当时紧压形制的云南普洱（团）茶在重庆市场上的售价：“普茶每担三十二筒，售价九八银三十几两”“普茶每担37两”。
截止到19世纪末，除六大茶山有少量茶庄制作外，思茅是普洱茶唯一的制造地（伪冒如木邦者除外）。得益于雍正七年普洱府辖境内实施的改土归流，思茅制作的普洱茶，原料除大部分来自六大茶山外，尚有小部分出自今南糯、勐宋一带茶山（均隶普洱府）。而在销地四川，它们均被称作“春茶”“宋营茶”（宋：傣语，大山之意）。可以想见，由于普洱贡茶中的散茶均为等级最高的春茶；普洱贡茶中的紧压茶也得自于由等级较高的春茶制成的晒青茶；而此时国内包括四川市场，绿茶受到消费者的普遍欢迎。因此，可以认为，这一时期内销的普洱茶，都是晒青茶，或者原料是晒青茶。当然，出于商业考虑以及普洱茶原料方面可能出现的供不应求，市场上紧压形制的普洱（团）茶出现了“外细内粗”的“改造茶”。由茶商贩卖的普洱（团）茶自雍正十三年规定“每七圆为一筒，重四十九两”起，以每斤16两合今580克计算，每圆约254克；如以上文“每圆重10盎司”计，则每圆重283.50克，均与民国时期生产的沱茶（重八两。以今290克计）相仿佛。这一阶段紧压形制的普洱（团）茶，其体积和重量较之普洱贡茶中重达三五斤的“大普茶”“中普茶”来说虽已大为减小，但其形制依然是诸如“人头形”“元宝形”等，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唯一例外的可能是“方茶”。笔者在检索史料时发现了一段包氏记录其清光绪二年（1876年）三月在昆明生活期间与友人互赠礼品时的文字：“初十日壬寅，晴。午刻，薛副使启节东下，府、县送至板桥而返。李受之、茂才馈余方普茶十块，山查红二斤，余答以对开洋蚨二枚，亦滇中所罕见也。”又据1940年任云南中茶公司复兴茶厂厂长兼宜良茶厂厂长童衣云1947年撰写的文章称：“方茶每块重四两（计145克），通常以四块为一斤，每块茶面各压出‘福禄寿喜’之凸出吉祥字，以便作礼品用。”虽然现在已无法确定这二段史料所记是否与史实吻合，但比照上述文字，可以想见，省城昆明的茶商在19世纪的下半叶创制“方茶”是个大概率事件。由此上溯至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刊行的《普洱府志稿》中所载“熬膏外则蒸而为饼，有方有圆”，则“方茶”实源于“方形团茶”。
进入20世纪，从普洱（团）茶和景谷“姑娘茶”（“姑娘茶”的名称也许是从普洱贡（团）茶中的“女儿茶”得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形制为碗臼形、单重290克、原料采用刚兴起的景谷和勐库以及凤山春茶的“沱茶”，挟上市时间早、交通便利带来的成本较低等优势，经由省城昆明在民国初年试销四川并取得成功。大概自20世纪20年代起，沱茶成为了滇茶川销中的绝对主力。
形制圆而薄、重357克的“圆茶”，开始生产的时间大概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圆茶”这个名称，取材于它的形制，也可能与历来称普洱（团）茶为“圆”“每七圆为一筒”有关。另外，截至到1949年以前，圆茶仅在六大茶山和思茅生产。由此可见圆茶与普洱贡（团）茶之间的渊源。圆茶被归于黑茶，主要原因是原料晒青毛茶在压制前有较长时间的堆放过程，类似于黑茶的“干坯堆积”。另外，圆茶历史上在销区被视作“红汤茶”的产品属性，可能与六大茶山和相邻国家之间的边境贸易以及销区对茶饮的功能性需求有关。从16世纪的“每筒五团”到18世纪的“每七圆为一筒”；从18世纪的每圆三五斤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每圆357克；历史上形制圆大而厚实的“团茶”演变成了眼下圆而薄的“圆茶”。有趣的是，圆茶每圆357克，七圆为一筒，每筒计五斤，二十筒为一百斤，亦是历史上的“一引”。
滇茶入藏的时间，史无稽考。确切的贸易往来，则始于清初。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平西王吴三桂出于政治方面的需要，呈奏“达赖喇嘛及干都台吉请于北胜州互市，以马易茶。”据《大清会典事例》载：“康熙四年（1665年）复准：云南北胜州开茶马市，商人买茶易马者，每两收税银三分。”但实际上由于各种原因，“茶马互市”时停时续、名存实亡。清雍正十三年订立云南茶法后，普洱茶才得以通过商贩大量运销丽江及藏区。史载：“（乾隆二年即1737年）茶税：每年户部颁发茶引三千张，每张载茶三十二筒，抽收引税三钱二分，由阿喜出口，赴中甸销售，尽数收解布政司候拨充饷，余引交司解部。”“《大清会典事例》：乾隆十三年（1746年）议准：云南茶引颁发到省，转发丽江府，由该府按月给商赴普洱府贩买，运往鹤庆州之中甸各番夷地方行销。”由此可知，清中期，云南全省茶引均由丽江府承领，年销普洱茶三千引（每引一百斤，即一担；三千引共三千担。每担三十二筒），每引课税三钱二分，因此年征“税银九百六十两”。
运销丽江府的普洱（团）茶，最初与销往四川及国内其他省份的普洱（团）茶从形制、重量、原料、工艺来说都是完全一样的。大概在清朝末年，思茅茶商利用每年制造圆茶余下的粗枝大叶，制成一种“心脏形”的“蛮庄茶”，专门供给前来采买的古宗商人。20世纪20年代以后，滇南茶叶的产制中心从思茅逐渐转移到佛海（今勐海），当地茶商为了防止茶叶在运销过程中霉烂，在原来“心脏形”的“蛮庄茶”上加了一个“把”，是谓紧茶（藏销）。佛海紧茶比下关生产的紧茶稍重，质量也较高。以七个为一筒，十八筒为一篮，二篮为一驮（约110斤），从佛海经打洛运到仰光，然后循加尔各答到达西藏拉萨销售。运销西藏的这种紧茶在压制前一日，须对紧茶最外一层使用俗称“高品”的原料进行“潮水”。“数日之后，表里皆发生一种黄霉。”因此紧茶被归为黑茶。紧茶之所以要做“发酵”处理，主要原因可能是藏民身处高寒地方，认为“发酵”后的紧茶“性温”，故“藏人自言黄霉之茶最佳”； 另一方面，则可能是藏民原来常常饮用“发酵”的四川边茶的原故。
佛海在民国时期还生产一种“砖茶”，这种紧压形制的普洱茶可能是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相对于“方茶”的形制来说，仅是将正方形换作长方形砖块而已。砖茶所使用的原料较次，制作的数量也极少，销地与紧茶相同。
习惯饮用普洱（团）茶的丽江一带民众，后来除了改喝沱茶以外，下关还生产一种重约50克的“饼茶” （又称“小饼茶”“七子筒”）应市。生产这种重量的饼茶，可能是受到普洱贡（团）茶中“蕊珠茶”（重一两五钱约54克）的启发。1800年，英国皇家军团少校乔治·亨利梅森曾经创作了一张疑似“制作蕊珠茶”时的版画（如下图）：
版画附有的文字中是这样子描述的：“一个特别的变种——‘普洱’，竟是如此的受欢迎。它是被种在云南一个叫做‘普洱’的地方。那里的人们将茶叶揉成团，同时将粘乎乎的液体倒入扁小的‘茶团’中，干燥后就可以出售。在饮用时，你只需将这样的‘茶团’切成两半，然后加入热水即可。这种茶虽然不像其他品种一样有味道，但它被认为是治愈各种各样疾病的灵丹妙药。特别是在缺乏食欲的情况下，它简直就是个奇迹。”饼茶的形制圆而薄，采用“不发酵”的晒青毛茶压制而成。1949年以后下关茶厂生产的饼茶多为100克。
总的说来，川滇紧压茶形制与工艺的形成及发展，是不同历史背景条件下的长距离运输、茶政以及商业行为、消费习惯等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如果说它与我国唐宋时期的“饼茶”“片茶”有相通的地方，仅表明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也是相通的。
（注：本文发表于《农业考古·茶文化专号·2018年第5期》，敬请参阅；参考文献详见该刊）
本文作者简介：
郭红军：《黑茶通史——兼记民国茶事》作者
郭楚嘉：茶学专业大三在读
“宁可三日无粮 不可一日无茶”，在青海、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茶是生命之饮。作为西北少数民族群众的传统生活必需品，边销茶的地位显得尤其重要，是维系西北边疆地区民族团结、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民族贸易产品。为了保证供应，稳定价格，边销茶由国家统一管理和调度，采取专营政策，即在产区由指定的边销茶企业负责生产加工;在边疆的销区，由各省级供销合作社负责储备、供应销售。于是，在边疆地区，边销茶也因此被少数民族亲切地称为“政策茶”“民族团结茶”。湖南省的益阳茶厂、白沙溪茶厂、临湘茶业等被国家认定为边销茶定点生产企业，多年来承担起了为国家供应边销茶的任务。
在边疆地区的新疆、西藏、内蒙古、青海、甘肃、宁夏地区，多年来，这些省份的供销社以大局为重，主动担当，保质保量地完成供应任务，将优质的茶叶送到少数民族兄弟手中。
8月19—20日，青海省供销合作联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朱小青带领省供销社有关部门负责人、青海省茶业公司董事长马全虎等一行不畏高温酷暑走进湖南，考察调研主要供应青海省的边销茶生产企业——湖南益阳茶厂和白沙溪茶厂。湖南省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杨利凯、益阳市供销合作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严文凯，湖南省茶业集团纪委书记、边销茶部经理褚世炯等陪同调研。
朱小青在边销茶原料储备库了解情况。
为青海人民喝上放心茶把关
在益阳茶厂有限公司， 朱小青首先来到边销茶原料储备仓库。置身于原料木仓中，被满仓的茶香和堆码整齐的“茶山”震撼了。当他得知公司承担了全国储备总量1/3的边销茶原料和3万担边销茶成品储备任务，在标准化储备仓中，黑毛茶原料严格按不同采摘节气、地域、年份、等级分库存放时，他对益阳茶厂的做法大加赞赏。
朱小青了解各等级的黑毛茶原料。
在生产车间，朱小青参观了行业内领先的筛分设备、湘益4.0智能化生产线，在完整的边销茶加工工艺流程中做到茶叶全程不落地、干净卫生，既降低了劳动强度，又提高了生产效率。在金花酵库中查看了湘益茯砖茶发花的情况，看到了在烘茯砖茶中的满满“金花”。在湘益茶博馆，详细了解了边销茶的历史文化、公司的发展历程。当讲解员讲到“汽车靠油走，哈萨克人靠茶走”时，朱小青深感赞同，说到在青海婚俗中茯砖茶作为礼物是必不可少的。在公司设立的湖南农业大学茶学博士科研工作站中参观了检验室和审评室，对比了各种等级的黑毛茶原料和不同的湘益产品。朱小青对湘益茯茶中的“金花”特别感兴趣，对其形成机理详细询问，仔细对比了肉眼所见、放大百倍、放大千倍的“金花”。朱小青对公司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做法充分肯定，表示青海省群众喝到的是“放心茶”。
在参观过程中，朱小青提到了多年前在青海的寺庙中，一次偶然的机会喝到过1968年益阳茶厂生产的茯砖茶，觉得口感特别好，才开始感受到茯茶的魅力。在湘益体验馆中，也细细品饮了湘益新茶和30多年的老茯茶，表示在益阳茶厂喝湘益茯茶别有一番风味。
朱小青在白沙溪黑茶博物馆了解千两茶。
在白沙溪茶厂，朱小青一行先后参观了白沙溪沿江风光带、黑茶文化长廊、千两茶晾晒场、千两茶踩制场、白沙溪茶码头以及白沙溪黑茶文化博物馆，详细了解了白沙溪83年的发展历程。沿路欣赏资江山水，一路茶香阵阵，鸟语蝉鸣。遥望着河对岸的陶澍园陵与钧泽源有机生态茶园，公司总经理刘新安介绍说：“对岸的钧泽源茶园是茶中有林，林中有茶，我们将在这片茶园种上七彩樱花树，打造一个全国最美樱花茶园，将白沙溪黑茶文化产业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陶澍陵园和白沙溪钧泽源七彩樱花有机生态茶园联为一体，打造成全国4A级旅游景区。”朱小青表示，白沙溪风景秀丽，是一块风水宝地，打造4A级旅游景区大有可为。
朱小青一行详细询问了关于安化黑茶制作工艺、旅游接待、研学开展、白沙溪厂名的由来等，甚至问到“三砖之源”是哪“三砖”、近期茶园防旱抗旱等情况。在白沙溪黑茶文化博物馆内，当看到“传奇厅”中《当代青海简史》中的记载：“到1951年底，西北地区100%的少数民族喝上了茯茶。西北各族人民满怀深情地称边销茶为“共产党茶”“毛主席茶”。朱小青十分感慨，动情说道：边销茶不仅仅是简单的生活用茶，更是团结之茶、民族之茶。
益阳茶厂和白沙溪茶厂的担当
作为最早一批被国家认定的边销茶定点生产企业，湖南益阳茶厂从创办以来心系边疆、敢于担当，始终将为少数民族地区生产保质保量的产品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茶厂在成立之初，就派出一批工作人员常年驻扎新疆和青海，踏遍天山南北，走村入户，了解少数民族的饮茶习惯和收集对茶叶品质的意见。从湖南到新疆、青海，益阳茶厂的销售人员有的一驻就是二十年，回去一拨再派一拨，64年来这样的接力从未间断。
目前，益阳茶厂作为主要的边销茶定点生产企业，边销茶产销量已占全国总量的1/4，边销茶原料储备占全国的1/3，公司已成为边销茶产业的龙头企业和标杆企业，湘益茯茶在青海省市场占有率达到90%。64年来，公司是唯一一家能稳定生产、坚持不间断保质保量向西北边疆地区提供边销茶产品的生产企业，累计向新疆、青海、西藏、甘肃、内蒙古等省、自治区调拨边销茶50多万吨，为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维护边疆地区社会稳定和确保边销茶的长期稳定供应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多年来，益阳茶厂被湖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授予“湖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白沙溪茶厂也是较早一批的边销茶定点生产企业，西北市场是安化黑茶的传统市场，青海省是“白沙溪”品牌发展的根据地。今年，白沙溪在青海、甘肃等地开展了多次“健康饮茶·送茶入户”活动，受到了当地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好评，白沙溪将继续坚持“提高边销茶品质，稳定边销茶供应，确保边区人民喝得起茶、喝好茶”的宗旨，全力打造服务全民的21世纪健康之饮，把健康安全放心茶奉献给青海人民。
青海人的“熬茶”习俗
奶茶飘香，情深意浓，这是对生活在牧区的藏族、蒙古族等游牧民族生活的真实写照。倘若你到青海牧区旅游或做客，只要刚到牧民帐幕前，好客的主人便会招呼你入帐，不一会儿女主人便端上一碗热腾腾的奶茶让你享用。奶茶一般采用高原特有的牦牛奶，熬制时用牛粪作燃料先把砖茶放在铜壶或铝壶中煮，待茶烧开后加鲜奶，沸时不断用勺扬茶，直到茶与乳充分交融，除去茶叶梗，加盐和酥油即可。
传统的煮茶方式。
青海省有将近600万人口，共有54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占全省的一半，主要是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蒙古族等，他们都爱喝湘益茯茶和安化黑茶，对湖南黑茶的喜欢是刻在骨子里的。
青海人熬茶只选用茯茶，主要以湖南出产的茯砖茶为主，煮茯茶的时候必须要加入青盐、花椒，否则就应了青海人的那句顺口溜“茶没盐，水一般”。讲究一点的还要加入生姜、荆芥，那味道会更加地道。青海熬茶不仅仅用于解渴，它往往是吃饭时的一种佐餐饮品，除了品尝茶味还有解油腻、助消化的功效。
早年的青海，由于气候等多种原因，蔬菜生长受到很大的限制。特别是冬天，想吃一口新鲜蔬菜很不容易。所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除了吃家里自制的泡菜，就是吃牛羊肉。然而肉吃多了就显得油腻，也容易影响肠胃的消化功能，需要吃点解油腻的东西，因而茶就成了人们的首选。青海人靠喝熬茶来解腻化食，已是多年的传统。从健康角度来说，茯茶除了有去油解腻、降压减脂、生津止渴等作用外，还有降糖和抗衰老等功效。
青海人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借鉴、吸收并发展形成了适于本土养生的饮茶之道，其保健功效十分明显而且有当地特色。在青海熬茶不单是一道茶，也是一副很好的保健良药，已经成为青海人生活中离不开的“舌尖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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