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茶去》杂志)中国民间有句俗话，叫“浅茶满酒”，主人待客时茶要浅倒、酒要满杯，客人饮茶要细品慢咽。这样的平常生活场景中就包含了中国茶道的一个基本精神取向：在闲中返隐并取乐。中国古代文化是在本土自生式缓慢生长出来的，茶文化更是在从容、闲散的生活处境中孕育出来的，所以，中国茶道在品茗论茶时延长了个人独处或者与友人相处的时间，同时也放大了狭小场所(茶室)的空间意义，强调细细品味杯中茶汤，同时把玩手中器皿、与周遭环境共处同安，在场者的内心交流无需言语，仅仅因为共处一室、共饮一壶茶而得以完成。传统中国茶道提出的四境说对此有较好的揭示，本文将进一步对此作出现代诠释。
一、 中国文化传统孕育下的中国茶道
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容及其特征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的观点，这样的讨论还将继续下去，因为中国文化传统是流动的、生生不息的，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就不会停止。本文的重点不是阐述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或者其中各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在于概要说明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结构。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结构是“一体两用”，即以儒释道一体为骨架，中医和茶道构成其两翼，这两翼是儒释道之体的巧妙运用和成功渗透。对传统中国人来说，中医医身、茶道修心，身心和合及其价值追求都体现在儒释道一体的学统上。早在魏晋之时三教合流的倾向就已经出现，隋唐产生了众多三教合流的文化成果，如建筑风格、学术教义、生活样式等，中国茶道就是代表性的重要产物。
饮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中国何时出现的呢?郝懿行在《证俗文》中提到，“考茗饮之法始于汉末，而已萌芽于前汉，然其饮法未闻，或曰为饼咀食之，逮东汉末蜀吴之人始造茗饮。”这是有关中国人将“茶事”作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的较早记载。此时，茶事已经脱离初期的药用、食用阶段，进入到饮用的阶段。即便进入到饮用阶段，饮用方式也在不断变化，隋唐时的煎茶(煮茶时要添加一些佐料，如盐、香料等)到宋代的点茶(茶要烘烤并碾成粉末，倒入热汤时还要不断击搅)，明代时放弃饼茶、团茶改用散茶，出现了泡茶这样的饮法，这种饮用方式能够完好地再现茶的本味、茶汤的本色，大为流行并一直沿用至今。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如云南、四川、贵州、湖南等地还留有食用式饮茶法，宋代的抹茶和点茶法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成为了他们的代表性文化传统，在中国大陆则因泡茶法的一统天下而被遗忘。
“茶”原本有多个同义字，包括荼、槚、蔎、茗、荈等，最后统一定为“茶”字，根本原因是“茶”的字形最接近中国文化传统所设定的天地人关系的构想。“茶”，“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陆羽《茶经》)其义为“人在草木间”。苍天之下，人为万物之灵长，敬天尽地利以利人。茶本为自然界一介植物，被人发现、采用、加工，茶从万物中脱颖而出，成为人的宠爱;同时，人因茶而获益、满足，茶所集纳的日月精华、水汽凝结和山岳含育均被人做出了极大开发，人成为茶的受益者。
应当承认，至今仍然有学者明确反对“中国茶道”的提法，认为中国只有茶文化(包括茶俗、茶礼、茶艺等事业)、茶产业(包括茶叶生产、制作、贸易等活动)，但始终没有发展出系统、严谨的“茶道”。不可否认，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完整的茶道理论，也无明确的茶道流派传承，但这只能说明中国茶道有其特殊性。决定是否有茶道的关键是有无对茶事活动所内含的精神性价值(与人相关)和思想性价值(与知识相关)做出有意识的总结或概括。有无总结是一回事，总结的深浅、广窄是另一回事。通过饮茶获得身心安宁、精神愉悦并对此做出思想升华，这显然不再是生理活动，它已经进入到自我实现的境地，肯定这一内容就可以视为茶道，关于这方面认识的总结就是茶道研究。将茶的生命比拟人生，将饮茶体悟引向对自然万象、宇宙世代的洞察，并将之理解为天道、真理的具体化，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对茶的总体性把握。许多文人、僧人、思想家对此都留下了富有启迪的独特见解、深刻体悟，如陆羽、苏轼、朱熹、周作人、林语堂等。茶道广泛存在于文学作品、画作之中，并对中国陶瓷工艺、美学设计等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笔者之所以主张中国茶道真正形成于宋代而非唐代其原因就在于唐代的饮茶活动还有着浓厚的、与物的深切关联，这直接干扰并降低了有关茶的超越性思考。宋代就所有不同，闲适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格物致知理论的兴起，为茶道的提出分别提供了现实的和思想的双重铺垫。
从字义上说，茶道意指基于茶自身的性质而淬炼出的精神世界。茶自身的性质首先是它的自然属性和对人身心的益处，在此之上关于茶所展开的情感投射和意识升华才进入到人所创造出的精神世界。人类文明构建了诸多包含信仰、文学、哲学、艺术之内的精神世界，中国文化传统所推崇的精神世界主要体现在乐生、天命、义理等重要命题上，茶道正是以茶为载体在品茗中以茶说事、以茶喻理、以茶论道。从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联角度上看，中国茶道的具体内容可以表达为如下三个方面，即闲、隐、乐。三者统一到人，媒介是茶。“闲”是中国茶道的心理基础，“隐”是中国茶道的社会主张，“乐”是中国茶道的价值追求，就三者的内在关系来讲，“闲”是前提条件，“隐”和“乐”是刻意营造或试图表达的精神状态。
“闲”在中国文化中有多重含义，负面的是指不事稼穑、游手好闲、吃闲饭;正面的是指从容、优裕、散淡、豁达，正面的含义中既包括品质方面，也包括生活方式。与茶道关联的“闲”显然是指后者。“闲”就是有工夫，并且肯在茶上下工夫，茶因闲得以成就，闲因茶得以充实。时间上的闲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心理上、精神上的闲，要点在于一种生活态度，即从容应对，等闲看过苦难沧桑、视荣辱或声誉为身外物，置之度外，心中只有茶，将我融于茶，将茶化作我。这样的“闲”正是精神成长、自我发掘和自由意志伸张所必备的思想品质，得闲之真谛的人才会在意向内观照，求取独立的个体我。
从价值论上说，“隐”的消极含义是保全其身，明哲保身;“隐”的积极含义则是脱俗、淡泊、精俭、洁身自好，这不是被动的退让、逃避，而是在知其不可为或者无力改换他人/社会时、仍然顽强保留自身的处世原则、固守内心的道德律，这是以一己之力抗争凡俗世界、庸常大众的随波逐流，不做犬儒，放弃世常的名利而求取个人的精神圆满。如范仲淹所言，“居庙堂之上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身”。因此，茶道中的“隐”揭示的是茶人饮者在生活、社会中如何立身的大问题，隐后返本，身处闹市求心安，身处高位知进退，隐与显是一对相互依托的对立统一，隐后再显的是本真的我，不忘初心，为人处世不忘己身。“隐”要有强大的内心支持才可持久，避喧嚣而处落寞，离繁华而安清贫，这非一般人可为。陆羽在《茶经》里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他不是说喝茶后，人就自动获得了“精行俭德”，相反，那些本就“精行俭德之人”是最宜饮茶的，陆羽的意思十分明了，那就是人选择了茶，茶的德行是人的德性之外显，饮者之品性投射到茶这一实物上。禅茶一味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立言的，佛家弟子之所以选择茶来解经悟道其缘由也基于此。
“乐”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主张，甚至也可以说是它的一大特点。孔子曾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孟子提出“与民同乐”，《太平经》云：“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西方哲人提出了德福一致，中国文化传统更加倾心于“德乐合一”，如助人为乐、乐于助人、乐善好施，都是将行善、助人与快乐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快乐是一种因所认同的价值得到实现而产生的内心愉悦，是一种精神快乐，体现了“众乐乐”般的精神快感。“乐”使中国茶道明显有别于日本茶道。日本茶道生发于佛教寺院，最初由出家人阐发和传承，以后形成的茶道流派“三千家”，也严格维护了师徒授受关系，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因此属于小众文化或雅文化，在其精神内涵上突出的是施茶、吃茶过程中的寂、静、敬的成分，走向了纯粹形式化的理念体悟。中国茶道之乐重申了对此世的投入和对人身处其中境遇的关切，因此，中国茶道具有更加平实的表现形式和更加生活化的现实关怀。无数的历史事件表明，无论身处何种情境下，多数中国人都易于快速接受现状，这与中国茶道乃至中国文化中的乐观主义是分不开的。
二、 茶道四境说的提出
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题是人生哲学，中国哲学精神也脱离不开对人/人事/人情的考量。他还根据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立场概括出四种人生境界，分别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前两种境界都是非哲学的，只有后两种境界与哲学有关，并且是哲学关注的对象，冯先生还指出，只有借助哲学的反思省察，人生才能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冯友兰先生所概括的境界说看似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归结，其实是接受了西学影响、采纳西方哲学的范畴体系的尝试，例如，冯先生所讲的“自然”就不是儒家的原初含义，同样，他明确地划分出可以成为哲学对象和不可以成为哲学对象两种不同的层次，这也是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世间道”的做法。中国茶道无法划入冯先生的哲学对象之中，因为它不是形而上学的观念构建，没有正面回答知识论问题，它只与日用生活相关，只在民间风俗和日用生活中寻找意义，却力图将日常事件变为情趣、乐事，从而获得恒久性。
然而，传统中国茶道也讲境界，很早就提出了四境说，分别是：物境、艺境、人境、心境，并认为四境俱美才是至上状态。明代的书画家徐渭(1521—1593)被世人称为“茶痴”，他最明确提出了宜茶境界说，认为物境、艺境、人境、心境俱美者乃宜茶最高境界。物境指饮茶的环境，主要指不是人为建造的居室、楼宇，而是自然天成、幽静清雅的场所，如竹海、梅林、泉边、湖畔等;艺境指使用器具的造型、冲泡或饮用之法的得体、抚琴弄箫的声乐等共同构成的雅致脱俗的氛围;人境则指嘉宾来客与主人的融洽关系，专心于饮茶，彼此声气相投、趣味相和;心境指在饮茶中忘却世间万象，人与茶、茶与人合二为一，一心悟道，由此求得心胸的物我两忘、豁然开朗。
茶道四境之间并非简单的高低替代关系，相反，四境是相互补充、缺一不可的连带关系。物境和艺境提供了实体性基础，人境提供了人际交往沟通的条件，心境则受到前三者的引导，反过来又纯化、提升前三者的存在方式。宋人提出的饮茶“三点”——饮茶环境、水质和茶具、品饮者的修养三个方面，讲的是同一个道理，也可用看做是茶道四境说的前身。
茶道四境界不是人生境界，也非道德境界，它只是对生活情趣的关注，在匆忙、庸常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情投意合的同道，在刻意营造出的人为环境中折射当事人的思绪和体悟，这就是生活的闲、人生的隐和现世的乐。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1597—1679)有句名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茶道四境在匮乏经济时代显得有些铺张或矫情，对俗世凡众来说它显得过于高格调和雅致，通常会被不谙茶道的人视为“茶疵”、“饮癖”，然而，恰恰是这些对茶情有独钟、不改初衷的人成就了茶道，使茶事成为风雅，使茶人有了品味。
中国传统茶道的四境说所讲的茶道不是在用时间来衡量，相反，只在乎空间，中国人喝茶可以从早到晚，时间似乎停滞了，时间的意义消逝了，重要的是喝的什么茶、用的什么茶具、所处怎样的环境和心境，这些都是空间要素。中国茶道弱化了时间维度，突出了空间维度，饮者或主宾饮者们共处的空间性存在的属性得到充分阐发。中国茶分产地、产区;但各地的饮茶方式也有地区差别，茶室、茶馆的陈设在理念上大多刻意滤去了时间的向量。据说真正谙茶者在头三杯不事任何言语，静静品茶，全身心关乎茶主泡茶的一举一动，用心体会茶汤之味、茶器之美、茶艺之精、茶席之雅，等等。品茶过程中茶者(包括茶人、茶客、茶主)的思想沟通不是靠语言传递，而是靠共感，情感共鸣，这样的情感分享与特定的场景及其要素相匹配，它是以彼此共在、身心在场为其表现形式的。西方人则非常不同，他们用时间来度量茶，喝的是晨茶、上午茶、下午茶、晚茶，茶就像钟表一样提示人正处于作业或行为的某个阶段，所凸显的是茶外之人的所作所为。茶只是工具性存在，茶为人所用，仅此而已。
令人遗憾的是，茶道四境虽然关涉空间，但只是十分狭小的范围，往往只是设茶席、茶会的那块空间，或者仅仅关联案桌、茶几的空间。饮茶者之外，即便在同一室内(如茶室、茶馆)仍然可能垃圾遍地。中国茶道只提供了十分有限的悟道体验，却没有成功扩展、延伸开来，成为“新民”乃至“新生活”的源头动力。蔡元培在写于1916年的《华工学校讲义》中说道：“华人素以不洁闻于世界：体不常浴，衣不时浣，咯痰于地，拭涕于袖，道路不加洒扫，厕所任其熏蒸，饮用之水，不加渗漉，传染之病，不知隔离。小之损一身之康强，大之酿一方之疫疠。”推己及人、由此及彼这些中国文化传统倡导的“类推”在茶道中未被生根、发扬。中国茶道创造的洁净世界只局限于当事人的精神领域，却可能无涉于周遭环境，更未激发出行动的意志。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坐而论道”、缺乏行动力的劣根性也大抵与此相关。
中国茶道具体内容——闲隐乐——正是通过“四境”得到充分体现的。茶道的物境在于野趣、雅致，在世间却又脱俗清新，这就是闲和隐;茶道的艺境强调合于时令，契合仪规，烘托出寂静、清和的空间，这就是闲和乐;茶道的人境突出的是同坐茶席中人一期一会，以情相交，以茶传情，这就是得一知己而足矣的至乐;茶道的心境关注当事人反躬自省，向内心观照，以茶喻人生、事业，涤除内心的不满、怨恨，成就自性的伸张，这就是“大隐隐于市”的真谛。可以说，茶道四境说从不同角度全面解读、深化了中国茶道。
换句话说，中国茶道虽然也强调由茶及道、茶中见道，但并不追求道外世界。一句话，中国茶道的本质是道茶一体。日本茶道援佛入道，突出了“孤”、“寂”、“清”的品味;中国茶道引儒入道，强调的是“闲”、“隐”、“乐”。中国茶文化在唐代兴起时就是雅俗共赏，宋代出现茶道时，也是同时存在士大夫、寺院、宫廷、世家、平民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佛门、道观、儒家的祠堂、学堂、孔庙等都依据各自有关天、人、物的理念预设而发展出了不同的茶礼、茶艺乃至各自有别的茶道。茶文化流布广泛，是因为吃茶人都接受了其中的乐趣。周作人曾在《喝茶》一文中有极好的概括，“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中国茶道具有深切的现实关怀，本着及物、依人、乐生的原则将茶道落脚在生活情趣上。
三、 茶道四境说的现代诠释
新中国建立后，全面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传播了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同时对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传统文化的诸多具体形式都做出了彻底否定，既根除了封建制度的社会基础，也对民众一般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冲击，其间茶道研究、茶文化样式几乎停滞，仅仅保留了单纯物质性内容的茶叶种植、加工、买卖，因为茶叶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出口创汇产品。然而，饮茶、品茶的过程而产生的悠闲生活方式，散淡人生态度和追求精致、雅致、品味生活的志趣都被无情扫除，茶文化不再传承，茶道研究被迫中止。
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也给中国茶文化复兴创造了条件。许多地方政府大力发展茶叶贸易，鼓励围绕茶叶而进行的各类文化事业，各地纷纷成立了茶协会，茶馆也雨后春笋般繁荣起来，茶事活动频繁，并且参考和吸收台湾经验，开发出各种茶艺表演，茶事相关的茶产业，如茶服、茶器、茶具、香、古乐器、国画等都得到了蓬勃发展。最重要的是，人们对茶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赋予茶各种积极、正面的价值。饮茶者(无论是在自家独斟自饮还是与人同泡茶馆)都不再被视为游手好闲的人，相反，经常被看做是有品位的风雅之士。
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例如奢靡之风盛行，茶的包装过于精美，造成大量垃圾，增加了环境负担;茶具和茶器过于昂贵，离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远;茶艺表演出现了许多不雅或庸俗内容，冲淡了饮茶本身的乐趣。更为严重的是，一些茶生产商、经销商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使用过多的化肥和杀虫剂，加工过程中添加了过多干扰茶性的有害物质，这些行为导致许多种类茶叶品质的退化，这种杀鸡取卵、急功近利的行为完全违背了传统茶人应有的职业操守，也与茶道追求格格不入。
当代中国茶道所处的时代场景已经大大不同于古代。在匮乏经济时代，茶仍是稀缺品，好茶或上等茶更是珍稀品，只有殷实之家方可享受，一般平民百姓买茶只是备着待客之用，平时是消受不起的。而殷实之家大多受过良好教育，识书达理，品茶论道、鉴茶赋诗等都只是士大夫、文人之间雅致生活的追求。虽然只有占总人口极少数的人饮茶，但他们大多是知识的拥有者和思想的创造者，他们不仅维持了茶文化，也推动了茶道的传承和深化。然而，今日的中国人大多可以消费得起茶叶，茶叶的供应源源不断，茶叶的种类层出不穷，饮茶的方式不断翻新，茶真正成为粗茶淡饭般日常和廉价，饮茶者可能是每个人，即任何一个“涂之人”，此时，茶道何存?跨越全部阶层、通用于所有人群的茶道是否还有存在的可能?
饮茶成本的降低和饮茶程序的简化，茶日益向民间普及，中国传统的文人茶文化逐渐被平民茶文化取代，平民茶文化是否可以延续传统中国茶道呢?笔者认为，中国茶道所主张的闲隐乐三种精神不仅仍然具有意义，而且在今日获得实现变得更加可能，主要得益于物质手段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解放出来，闲暇时间增加，可支配的财富也极大增加，度闲和求乐变得唾手可得。然而，发达的物质生活和快餐化消费也使时间碎片化，精致生活追求变得局促和难觅，普遍的烦闷和躁动紧压了人的精神生长的空间，在丰裕时代如何安顿心灵、为我们的精神向往提供场所?这是今日茶人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这就必须强化茶道中的四境功夫。返归自然，按物之本性行事，顺物理尽物力。茶本是自然一物，饮茶之益来自于茶性的最佳发挥，茶道的初心就是保持对茶性的尊重。茶道四境必须依此茶性自然主义原则加以展开。艺境虽是人所造环境，也应以模仿自然、接近自然为原则，将艺境融于物境之中，饮茶者无论身处何处其心境和人境都应返璞归真。质言之，虽然心境重在个人独处的内心观照，人境强调以敬待人求得声气相投，但人境的出发点是心境，有独立人格和自处自律的人才会与人平和相处，茶道四境其实就可以化约为二境：物境和心境。茶人的举手投足是自身心境的外化，所使用的器具、营造的环境皆由心性外发，洞察物之本性以尽物力，对茶事中的一切皆抱持恭敬、谦和的态度。二境皆出于一心：这就是奉茶之心，易言之，敬茶之心。
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是主张在俗世生活中返本归真，在庸常世界中寻找优雅品位。在此，重要的不是茶、茶具或茶室，而是茶人，或者说是饮者在品茗中全身心投入所获得的自悟自省。道在茶中，悟道就在品茗的过程中。物镜、艺境、人境都不需刻意选择，随遇而安，因为象由心生，心境才是根本。在当代，拜市场经济和技术革新之所赐，茶相关的器具极大丰富、陈设越加奢华，茶室随处可见，茶叶唾手可得，然而，这些都是可有可无的，外壳，真正有意义的是饮茶者求放心，将心安置于事关大问题的事物上，用宏大叙事去除生活中的繁杂，用普遍价值提升人生的关切，饮茶让人安静下来，生起敬意，卸去多余的欲望和无谓的冲动，一句话，品茶就是赴一场心灵之约，从这个角度上看，茶道四境可以成为今天中国人的信仰依托。
【摘自2016年第3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董鹏(陕西安康)】
笔下有乾坤 壶中见精神
——报人与茶的风云际会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面对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有些人直接拿起了武器，而报人们则挥动起如椽大笔，一篇篇振聋发聩、激昂慷慨的文章见诸报端，成为唤醒民族灵魂、沸腾爱国情怀的利器。
提笔落墨之际，茶始终是报人们的精神伴侣。作为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茶历史源远流长，内涵博大精深，中华茶道一以贯之、传承有序。中华报人更是将茶道精神演绎得分外瑰丽，茶香不仅滋养了报人精神，他们还以茶为笔写春秋。笔下有乾坤，壶中见精神，报人的笔端汹涌澎湃的不仅是对理想生活的追求，更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翘盼。
曹聚仁(1900—1972年)
近代报人中，曹聚仁(1900—1972年)算是很懂“茶道”的一个。他品茶的功夫了得，借茶“品”人的功夫亦了得。谈古论今，头头是道。
踏遍山河品好茶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条古训，放在曹聚仁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
他办过刊，教过书，当过记者，用足迹丈量大好山河，并笔之于书。《万里行记》就是他游历四方的所见所闻，他也因此被称为“现代徐霞客”。
清末武夷山拣茶梗的妇女
曹聚仁看过的风景无数，也品过的好茶亦不少。《陆羽茶山寺》一文，他谈的虽是“茶圣”陆羽，却有意无意地透露了自己的品茶经历。
比如，谈到武夷大红袍，他用了大篇幅，尤其是说起九龙窠岩壁上的那两株大红袍，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一亲芳泽”的向往之情。
他说：“我相信香港三百多万善男善女中，喝过那株名茶的，不会超过五个人。”的确，这两株茶，产量稀少，也就一斤上下。
他把大红袍称作“贡茶”，并“自作主张”进行“分配”：“大概林森任主席时，可得二两，陈仪省主席可得二两，蒋委员长可能得四两，崇安县长可留二两，刹中方丈可得二两。”
末了，还不忘@一下陆羽：“我看陆要生在现代，也不会有他的份儿的。”
曹聚仁曾对武夷山九龙窠上的几株大红袍念念不忘
他又说：“我到了武夷山，喝不到大红袍，心中毫无怅惘之意。”曹聚仁的风趣，不禁让人哑然失笑。明摆着嘛，他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其实，他喝不到大红袍，实属正常。1972年，也就是他去世的这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毛主席将四两大红袍当作国礼馈赠，周总理戏称为“半壁江山”。
不知后来曹聚仁是否如愿以偿，如果他多活十几年，可能就有口福了。1988年，香港协和茶行携手武夷山市茶叶研究所推出了大红袍，让香港茶客们也能一品“岩骨花香”。
1988年，协和茶行与武夷山市茶叶研究所合作推出大红袍
虽没喝到大红袍，但大江南北的名茶，他是很有发言权的：西湖龙井茶、庐山云雾茶、六安瓜片、苏州碧螺春、潮州铁观音、福州(茉莉)双熏等，都留余香余味在他的味蕾记忆中。
不过，他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在港喝的苦丁茶：“山中农妇烹苦丁茶相飨，叶粗大如大瓜片(茶名)，其味清甜，有如仙露。”
“苦丁茶，比之云雾、龙井，不知该放在什么品等，但我一生感受，却以这两回为最深刻。周作人先生五十自寿诗：‘且到寒斋吃苦茶’，若是‘苦丁茶’的话，那真是一种享受了。”
对调饮茶，他则嗤之以鼻：“红茶加糖加柠檬，那就根本不是吃茶，不在谈茶之列。”
武夷山玉女峰旧影
“我乃陆羽的门徒”
曹聚仁对陆羽是相当崇拜的，称其为：“中国第一个伟大农民艺术家。”
所以，但凡喝茶，他都要向陆羽看齐。除大红袍外，祁门红茶，他也没喝过，故自嘲道：“这一方面，我乃陆羽的门徒。”
此是他的自谦之语。事实上，在近代爱喝茶的报人中，曹聚仁的“段位”算是数一数二的了。
不但会品茶，他对制茶工艺也很懂。他到屯溪时，说了不少做茶的门道：“茶叶经初摘、二摘、三摘，有粗细之分。所谓‘明前’，即系清明以前所摘;‘雨前’，即系谷雨以前所摘。绿叶有加色焙制、熏制及发酵的手续，即青茶、红茶，由此而分。”(《屯溪风月》)
“五四”以后，妇女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图为一位男士礼貌地给女士递茶)
至于择水、选器，他更是行家了。
他很认同古人的看法，即烹茶须用“外动而行静，质柔而气刚”的活水，而“香港的水，都是止水，不管怎么消毒，用以煮茶，总是差一大截。”
论水，他还是最佩服张岱：“考究茶道的，自有千千万万迷成瘾的，在笔下写得妙的倒以张宗子为第一。”张岱与闵老子喝茶，乃千古佳话，张岱辨水的功力，陆羽之后，恐怕无人能出其右。
不过，曹聚仁也不是完全尽信书。他说：“我不是陆羽的信徒，也不想做闵老子的知己。”对烹茶之水，他有自己的观点。
有人问他：“泉水怎么才是好的。”他说：“一个甜字足以尽之。”他还提到其外家刘源村，当地人用溪水泡茶，并习惯加白糖饮用。他特意交待亲戚们别放糖，因为“溪泉实在够甜了”。
刘源村的水，令他念念不忘，以至于他干脆在村子附近买了一口井，井泉之甜美，“我以为在虎跑，汇泉之上，只是陆羽、张宗子踪迹未到，有如浣纱溪上的西施呢”。
论茶器，他首推宜兴紫砂壶：“好的茶具，不是玻璃，不是浮梁瓷器，而是宜兴紫砂壶。要积古百年旧紫砂，才能把好茶好泉的色、香、味都发挥出来。”
所以，他到福州时，对这里的“茶道”赞许有加：“茶道很精，宜兴茶壶、茶杯，让你慢慢品尝，无所谓牛饮。”(《闽学》)
1880年左右福州城
茶中“知己”是龙井
好茶品遍，他最爱的还是杭州的西湖龙井。
只要提到名茶好茶，他如条件反射般都会第一时间想起龙井。单是《陆羽茶山寺》一文中就多处提及龙井：“评品好茶，一般人脱口而出，说是‘龙井’，这只是现代人的想法。”
“松萝乃皖南闽茶，犹今人之称龙井也。”
“前几年，碧螺春初到香港……这是上品闽茶，品质还在龙井之上……(龙井的绿叶乃是用青叶榨汁染成的，并非本色)”
“平心而论，陆羽茶室的龙井，比较还过得去……”
可见，曹聚仁对龙井茶情有独钟。
这还不够，他连品评人物都要用龙井作比喻，鲁迅(周树人)、周作人昆仲都是被曹聚仁“龙井”过。
他是这样评价鲁迅的：
鲁迅爱喝清茶，他所爱的不是带花的香片而是青涩的龙井茶。笔者曾对他说：我和你是茶的知己，而不是西湖的知己。我喜欢喝龙井茶，尤其是西湖，你呢，对于西湖，并没有多大好感。(曹聚仁《鲁迅评传》)
鲁迅先生的文章虽大多像匕首一样尖利，但他骨子是一个很传统的文人。他曾说：“我是不喝咖啡的，总觉得这是洋大人所喝的东西(但这也许是我的‘时代错误’)不喜欢，还是绿茶好。”(鲁迅《三闲集·革命咖啡店》)他还说：“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喝茶》)
一袭长衫，一杯清茶，一只铁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才是鲁迅。
民国时期杭州旧影，当时雷峰塔虽破旧，却还未倒塌
曹聚仁点评周作人的文风更经典：
他的文风可用龙井茶来打比，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前人评诗，以“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来说明神韵，周氏小品，奇妙正在“神韵”。
周作人论茶与文学时也说：“读文学书好像喝茶，喝茶就像读文学书。”对龙井茶，周作人也是颇为推崇的。他说：“北京大抵都吃香片,以为龙井不宜于卫生，而南方则以龙井为上品，又反对掺杂花香。”周作人还将自己的书斋取名“苦茶庵”，并且自号“苦茶庵主”。
杭州西湖旧影，可见远处的保俶塔
不只是曹聚仁，民国时代的报人，用龙井茶点评人物，似乎很流行，有点像今天的网络流行语。
“中国报界宗师”张季鸾先生曾品评胡适之先生说：“适之先生好比龙井茶，总是那么清新。”曾任《大公报》总编辑的王芸生也说，季鸾先生好比新泡的龙井茶，清新之外还有热。
在这些报人眼中，“龙井茶”应该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形容词吧。
《万里行记》中，曹聚仁还记述了这么一个美丽浪漫的夏夜：“我最爱‘平湖秋月’，夏天的傍晚，骤雨既过，彩霞满天，新月初上;这时摇一小舟荡漾于孤山四围，系舟于柳荫中，爱侣在怀，茶香沁鼻，无言相对，这才是人生至乐。”(《<浮生六记>掇拾》)
美景在眼，佳茗在口，还有佳人在怀，浪漫至极!
晚年的曹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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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盏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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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是一个现代文人多有羡嫉的时代，昔时雅士与友人品茶论道、琴酒诗歌，多得自在，甚至有个不专心做皇帝勤于政务，却醉心于艺术雅玩的宋徽宗，而且玩得有声有色，不仅在书法上创造了独具一格的瘦金体，更是凭着对茶的喜爱，对茶道做了反复研究，最后将所得写入《大观茶论》，其中“点茶”一篇，见解独到，论述尤为精彩，给世人用文字演绎了最标准、最雅致的点茶法。
宋徽宗赵佶[文会图部分]
所谓点茶法，“点”就是用沸水将茶末点化成茶汤的意思。点茶的程序需要先从茶饼上取下一块，用密纸包住，从外面加以锤捣，然后再用茶碾碾碎，过筛后就开始煮水，待水沸后稍等一会，再去冲点，可以保证茶味甘甜，而接下来的点茶需要在茶盏中进行，取定量的茶末于盏中，注入少量的水将其调成膏状，再用更多的水冲点，一边注水一边用茶筅搅动，叫做“击拂”，这时茶面上出现乳白色的浮沫，浮沫的颜色和持久度成为衡量茶品好坏的标准。在宋代，朝廷在地方建立了贡茶制度，贡茶产地需要一种方法来评定茶叶的品位高下，根据点茶法的规则特点，逐渐发展形成了一项有趣的竞赛——斗茶。
刘松年[斗茶图部分]
宋代斗茶成风，整个社会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皆是斗茶的发烧友，在建安贡茶产地尤甚。大书法家蔡襄的茶学专著《茶录》中有段提到建安的斗茶：“视其面色鲜白，著盏无水痕者为绝佳。建安斗试，以水痕先退者为负，耐久者为胜。”也就是说，点茶后在茶面上形成的浮沫，以色白和泡沫持久为优。有趣的是类似现代在咖啡的泡沫上做画一样，宋代文人在分茶的过程中，也会通过巧妙的搅拌，在茶沫上画出禽兽鱼虫、山水人物的图案，更有甚者可以在茶沫上作诗，称为“水丹青”，苏轼就曾写诗称赞分茶技艺高超的谦师和尚：“泻汤夺得茶三昧，觅句还窥诗一斑”。由于宋代茶色尚白的传统，所以建安地区产的黑釉茶盏不仅利于观察茶汤上面的浮沫，更是衬托茶色之白最好的器具。
建安的黑釉茶盏始烧于五代末北宋初年，起初以烧造无斑纹通体乌黑的茶盏为主，称为“乌金釉盏”，当时只在建安产茶地区流行，北宋初年，朝廷把建安地区划为贡茶产区，建立了北苑茶园，黑釉茶盏也被专门进贡给朝廷。随着宋代茶文化的不断发展，北苑茶园成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贡茶产地，产品层出不穷，以追求冲泡后的茶汤色白为佳，常以“似雪”、“胜雪”赞之。这种独特的茶文化极大地带动了黑釉茶盏的烧制，茶盏的新品种也不断被烧制出来，除了乌金釉盏，后来烧制的兔毫盏成为当时最流行产量最大的建盏品种，这点可以从建盏窑址出土的大部分是兔毫盏得到证实。
宋徽宗曾在《大观茶论》中提到：“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意思便是建盏以青黑色为贵，最好是带有月光下兔毫的光泽，就是所谓的兔毫盏。
兔毫盏
事实上，建盏的烧制地点与宋代最大的贡茶产地都是在武夷山下的建安，无独有偶，在紫砂兴盛的明代，宜兴附近的阳羡山上同样也出产闻名天下的阳羡茶，似乎烧制有名茶具的地方，总有一方名茶在其左右，茶具因茶而生，茶因茶具而更显其真味，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那么，是北苑茶园和斗茶的盛行成就了建盏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的，因为在距离建安不远的江西边境，吉州窑也盛产黑釉茶盏，但在当时的名气却远没有达到建窑的高度，或许正是因为那里没有类似建安那样的茶文化和大众化的斗茶习俗。
可以说，因北苑茶园的繁荣和斗茶的盛行带动了建盏烧制大规模化，然而也因为北苑茶园和斗茶的衰落而渐渐走向消逝。北宋末年，艺术家皇帝宋徽宗被金人所俘，统治者被迫南下迁都临安，政权的南移使得建盏进一步得以发展，迎来了鼎盛时期。但风雨飘摇的南宋最终被元人所灭，从此改朝换代，北苑茶园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明代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因警戒宋朝奢靡之风而取消了团饼的进贡，一种更能保留茶叶原香的散茶泡制方法（即现代人的饮茶方式）渐渐取代了团茶普及开来，建盏也结束了它最为辉煌的时代，被人慢慢遗忘，直至清代完全断烧。
近30年来，随着建窑遗址的挖掘，出土了大量的建盏成品和残片，建盏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一些有烧制陶瓷经验的手艺人通过长期的摸索，基本恢复了烧制建盏的方法，产品也更加丰富多样，除了经典的茶盏外，也有茶壶、茶叶罐和花插等新品种。建盏在当今的茶文化中，不仅仅扮演实用茶具的角色，还是人们品茗之余谈论的对象。它们是茶具，还是有收藏价值的陶瓷艺术品。
寻访建盏
2012年12月，我们前往建盏曾经的主要烧制地点：建阳市水吉镇后井村，因为天气太冷，坐着小三轮的我们一路上冻得直哆嗦。穿过一条山路到达后井村旁边的芦花坪建窑遗址后，我们有点震惊，瓷片和匣钵满山遍野，堆成了一个个小山包，山路两旁随处可见，小河里也有瓷片，而这里还不是唯一的一处窑址，可见建盏曾经兴盛到什么地步。
水吉镇后井村窑址
我们震惊之余也发现了些许异样，这里的几座山都被挖得乱七八糟，后井村民每天三五成群挑着扁担、簸箕和锄头等工具，开着摩托车聚到窑址上，各自寻个“宝地”开始了一天的挖盏工作。村里的很多人靠挖盏为生，高峰时每天有两三百人在挖，场面何其壮观！前几年，有一家人挖到了9个品相完好的“供御”建盏，一下子发了大财，这事在村里炸开了锅，挖盏更成了很多人一夜暴富的赚钱手段，他们大概都想着同样的好事落到他们头上，但大多时候挖出来都是一些没有底款，有缺陷的盏，卖给城里专门收盏的人，运气好的话一天分得几百块不成问题，但对窑址造成的伤害却是不可挽回的，当地政府前几年曾采取措施严禁村民挖掘窑址，有一段时间没人敢去挖，后来又放松了，部分窑址就在村民的田地下，他们挖自己的田地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政府也没什么办法，便只能放任。
挖盏的村民，天气太冷烧材取暖。
堆积如山的瓷片和匣钵与裸露的红色泥土混杂着暴露在外，“挖盏人”早已习以为常，挖出来的匣钵连同建盏碎片用簸箕一装，用扁担挑着往山下倾倒，如此对待文物，让我们有些触目惊心。在村民眼中，挖盏只是为了用一种更为简单的方式谋生，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目的，他们还给我们讲起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们那时并不知道田里和山上随手都能挖出来的这些黑色茶碗在现在能这么值钱，还把它们拿到城里，一个旧建盏换一个能用来吃饭的新碗，他们边说边感慨那时的自己是多么的愚昧和无知。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他们也会对现在的自己有同样的感慨呢。
碎匣钵和参杂其中的碎瓷片
站在芦花坪上向远处望去，在对面一座裸露的山腰上，有一条依山而建的长龙型建筑，便是宋代烧制建盏的龙窑遗址，龙窑的顶棚是新修的，下面的老砖和窑炉结构已经所剩无几。为了保证大批量的供应，宋代建窑除了建造数量众多的龙窑之外，烧制建盏的龙窑长度也要求很长，最长有130多米，每次能烧10万件，已经发掘的龙窑遗址只是建窑龙窑遗址的冰山一角，昔日窑火连天，商贾云集的景象早以逝去，此时，眼前只有“挖盏人”忙碌的身影和倾倒碎匣钵和瓷片发出的“哗啦啦”的寂凉。
宋代龙窑遗址
我们随手捡了一些碎瓷片，准备拿回去好好研究一番，并开始向“挖盏人”打听窑址附近是否有烧制建盏的手艺人，有个人说后井村有一个，可以带我们去。
拾到的建盏残片
走了十几分钟的路，我们来到后井村唯一一个烧制建盏的手艺人——吴立勇家里。吴师傅以前在上海开旅馆，后来不做了，回到老家，那时村里的男人都在挖盏赚钱，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听别人说烧制建盏难度很大，吴师傅有点不相信，决定试试，试过了才知道别人的话所言非虚，要烧制出品质优良的建盏难度非常大。刚开始烧制的时候基本窑窑报废，即使现在，吴师傅还是没能完全掌握建盏的烧制方法。“昨天就烧废了一窑”吴师傅指着旁边的建盏说道。吴师傅的作坊
吴师傅只烧兔毫盏，采用窑址附近开采的瓷土和矿石釉料，试图使用和宋时接近的原材料，烧制和宋代兔毫盏相似的效果。他的很多客户都是做古董生意，经常去他那里买兔毫盏，然后做旧放到市场上当做旧盏来卖，赚取高额利润。的确，我们通过对比，吴师傅烧制的兔毫盏和旧盏瓷片在斑纹分布、触摸手感以及碗足周围胎体的处理上很相似。
有一点比较遗憾，吴师傅不是采用手工拉坯成形的方式，而是使用模具或压坯，然后再手工俢坯，陶瓷制作少了手工拉坯这道充满艺术化的工序，让人觉得失色不少。
含铁量很高的瓷土
在作坊的一个角落，我们看到了烧制建盏的瓷土，颜色红中带黄，听吴师傅说，瓷土是用四种不同的土配制而成，含铁量很高。超过1300°高温烧制好的胎骨厚实坚硬，叩之有金属声，俗称“铁胎”，含砂粒较多，露胎处手感较粗糙。
釉料矿石
房间里摆的几个陶缸是用来制作釉水的，釉料刚采回来的时候有点像一块块普通的矿石，在水中浸泡慢慢软化成浆状，过滤掉残渣，加入草木灰等一些其他配料就成了釉水，这个过程要很长时间。但我们比较欣赏和喜欢这种原始的配釉方式，建窑之外的建盏手艺人，基本都使用化学釉，烧制出来的建盏缺少传统釉料建盏的古朴之美。
施釉
做好的釉水颜色偏红，黏性强，属于含铁量较高的石灰釉，因此具备烧成黑釉的基本条件，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在高温中流动性强，低温时结晶生成各种奇特的斑纹，斑纹在不同光线下色泽和明暗也不同，变化丰富，非常美。施釉时，用手捏住圈足，胎体倒置斜着侵入釉水，在釉水中停留一段时间，让釉水渗透进胎体，直到胎体挂上足够厚的釉。吴师傅直接用阴干后的胎体施釉，而不是常用的先低温素烧后施釉再高温烧制的做法。这点做法也比较传统。
施完釉等待入窑烧制
陶瓷制作被形象称为“土与火的艺术”，在前期的瓷土制作、成形、釉水配制、上釉等充满手艺人手工痕迹的工序之后，就进入烧制环节，这个环节手艺人不能直接控制，而是通过控制窑炉的温度来控制火候，从而影响最终的烧制结果，可以想象结果是充满不确定和未知的，进窑的时候怀着满满的期待，希望烧出满意的作品，有时候遂愿了，有时候由于前后温度控制不好，虽然只差一点点，但出来的结果不甚满意，甚至全部烧坏了，更有甚者觉得天气和环境温度也会影响烧制的结果，古代采用龙窑烧制，这点应该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现在大部分手艺人采用电窑烧制，温度可以精确控制，但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没办法保证成品率，手艺人只得反复尝试，摸索出规律，提高烧制成品率。
满屋顶的兔毫盏
吴立勇师傅为了烧出他心中认为好的兔毫盏，基本每天一窑，但大部分都是不满意的作品，久而久之就堆满了整个楼面。很多要求不是很高的客户，向吴师傅买盏就直接上楼顶自己挑。
吴师傅烧制的兔毫盏
吴师傅烧制的兔毫盏和宋人烧制的颇为相似，他的目标是烧制出几乎可以乱真的兔毫盏。兔毫盏在宋时是最具代表的建盏产品，在黑釉中透露出均匀细密的斑纹，因形状犹如兔子身上的毫毛一样纤细柔长而得名，有“银兔毫”、“金兔毫”、“蓝兔毫”等。其中以“银兔毫”最为名贵。
我们照例从手艺人那里买了一些样品带走，告别吴师傅，去往水吉镇上，寻访那里的建盏手艺人。水吉镇上目前有三个建盏作坊，熊忠贵师傅的作坊就在车站对面，很好找，他的制作作坊在自己住宅的最后一层，我们请求参观作坊，他爽快地答应了。作坊一角
熊师傅烧制出来的银毫盏据说销量不错，和传统的银毫盏不同，釉面浮着一层银光，比较生硬，缺少传统银毫盏釉面的层次感和变化。后来请教了一些人，他们说烧制过程可能使用了化学釉，分两次烧成，而真正的银毫盏较为难得，因烧制温度较高导致瓷胎变形率大，成品可遇不可求。
熊师傅烧制的银毫盏
蔡炳龙是水吉镇上令一位建盏手艺人，人称“建盏龙”，他是蔡氏建盏三兄弟之一，原来是烧大水缸的，研究了20多年建盏，擅长烧制油滴盏，所谓油滴盏，就是釉面密布着金属光泽的小圆点儿，形似油滴，故得名。蔡师傅烧制的蓝油滴盏随着阳光强弱与观察角度的变化，釉面的色彩也不断变化，美不胜收。据他描述主要靠釉料的配方和烧制的火候，釉料要用矿釉，烧制的火候要恰到好处。从他烧制的建盏产品来看，经过长期的摸索，蔡师傅已经成功掌握了烧制建盏的方法。
蔡炳龙师傅烧制的油滴盏
正当我们提出参观他的制作作坊时，蔡师傅果断拒绝了。每个建盏手艺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制作方式，特别是那些已经做出市场上公认的品质优良的建盏手艺人，他们绝不会轻易公开自己的制作作坊，因为一旦被同行人看到，那么他的烧制方式基本就被人知道了。虽然我们外行，也无意去偷学人家的烧制方法，但我们理解这种行为，也是因为有了这些秘密，建盏烧制才会像它的斑纹一样保留它们那份独有神秘感。
说到市场上公认的优秀建盏手艺人，目前有蔡氏三兄弟、南平的孙建兴、福州的李达等少数手艺人，这些手艺人已经确立了领先地位，所以对陌生人的拜访比较敏感和防备，出于这些原因的考虑，我们没去拜访他们。但总的来说，建盏烧制的方式基本类似，只在细节处有差别，也正是这些细节决定最后的烧成品质，而那些优秀的手艺人一生探索和守护的就是这些烧制细节，没有理由不把他们当做秘密。
建盏的盏形分类
建盏多是口大底小，造型古朴浑厚，手感普遍较沉，分为敞口、撇口、敛口和束口四大类。
敞口碗：口沿外撇，腹壁斜直或微弧，腹较浅，腹下内收，浅圈足，形如漏斗，俗称“斗笠碗”。
撇口碗：口沿外撇，唇沿稍有曲折，斜腹，浅圈足，可分大、中、小型。
敛口碗：口沿微向内收敛，斜弧腹，矮圈足，造型较丰满。
束口碗：撇沿束口，腹微弧，腹下内收，浅圈足，口沿以下约1厘米左右向内束成一圈浅显的凹槽，作用在于斗茶时既可掌握茶汤的分量，又可避免茶汤外溢，也有加强口沿强度，防止烧制变形的工艺上的考量，该凹槽俗称“注水线”。此类碗腹较深，器型整体饱满，手感厚重，为最具代表性的建盏品种，也是产量最大的建盏，出土或传世品最多。
建盏的釉色分类
除了前面提到的乌金釉盏、兔毫盏和油滴盏外，常见的建盏还有鹧鸪斑盏以及极其难得的曜变斑盏。
乌金釉盏是建窑早期的产品，釉面乌黑如漆，有的黑中泛青，也有显黑褐色和酱黑色的，没有斑纹或者斑纹不明显，釉面普遍较厚。“色黑而莹润，上乘者亮可照人”，早期建盏多属于此类。
鹧鸪斑盏，因有和鹧鸪鸟胸前的羽毛相似的斑纹而得名，大概分两种，一种鹧鸪斑盏有点像油滴盏，斑纹合而不聚，不像油滴盏的斑纹连成一片，烧制过程偶然性很强，极难控制，目前只有极少数人能烧制出，做得比较出色像福州的建盏手艺人李达；另一种鹧鸪斑属于黑釉上二次点白釉的结果，烧成相对容易，成品有点不自然。
藏于日本的鹧鸪斑盏
曜变斑盏，此盏内外壁黑釉上散布浓淡不一、大小不等的琉璃色斑点，光照之下，会折射出晕状光斑，似真似幻。这种变化本是偶然出现，始料未及的，非窑工人力可为，因此，其成品极为罕见。说到曜变建盏，不得不提这只藏于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的曜变盏，宛若天成，堪称盏中极品。建盏的斑纹是在烧制的过程中自然形成，可遇而不可求。宋代采用龙窑烧制，温度等形成斑纹的条件控制得不好，或高或低都将造就千变万化的斑纹，其中就有可能出现以上的曜变斑纹。当今建盏手艺人对此盏推崇备至，是很多手艺人终其一生的艺术追求。
藏于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的曜变斑盏
建盏以及江西吉州窑产的黑盏在日本被称为天目釉，据文献记载，12—13世纪日本僧人从浙江天目山带回黑釉瓷器，故名。庄重的黑色加上静谧的斑纹，非常符合日本茶道的精神追求，日本人非常重视，曾从中国大量进口，漂洋过海，其中不乏精品，它们在日本安静地度过一段很长的历史，传承有序，直到现在依然让人赞叹不已。而在中国的建盏则随着政权的不断更迭，也随之消亡，这也许就是精品建盏目前大部分在日本的原因所在。
建盏虽然斑纹繁多复杂，但一点都不喧嚣，在黑色釉面的衬托下显得异常神秘。虽然沿袭宋时的艺术风格，但这种感觉在当代看来依旧充满活力，毫无过时之感，中国的很多手工艺面临怎么向当代审美和生活方式转化的问题，而我们认为建盏目前并没有这个问题，器形是经典的，自然形成的釉面本身就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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