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有三山，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留一个“雨”字给了蒙顶山，偏这一“雨”，成就了蒙顶天下茶。
——题记
一
这蒙顶茶何其了得?历代文人骚客争相称颂。“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唐·白居易)视蒙顶茶若老友故交，以饮蒙顶茶为快事
“山僧问我将何比，欲道琼浆却畏嗔。”(唐·施肩吾)点赞蒙顶茶为琼浆玉液。
“旧谱最称蒙顶味，露芽云液胜醍醐。”(宋·文彦博)誉其如云之脂膏，赛过醍醐。
“蜀土茶称圣，蒙山味独珍。”(宋·文同)尊其为茶中极品。
“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明·王越)品鉴蒙顶茶为天下之最。
“蒙山顶上春光早，扬子江心水味高。”(元曲·李德载)由此脱胎而出的“蒙山顶上茶，扬子江中水”，不知醉倒天下多少茶客，至今仍被奉为茶中双绝。犹如旧时酒肆常以飘扬的酒旗作为醒目的标志一样，各地茶馆相率以此联作为门对，题刻于楹柱，广而告之，招徕茶客。
还有一位写过《游子吟》的苦吟派诗人孟郊,也是个“蒙粉”，竟玩出“呈诗乞茶”的故事来。当他身边“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时，急如星火地向在朝廷当官的朋友呈诗“乞茶”。“锦水有鲜色，蜀山饶芳丛”，“幸为乞寄来，救此病劣躬”。情到深处自然萌，算得上一段茶坛佳话了。有心细者统计，历代赞誉、吟咏蒙顶茶的詩詞歌賦达2000余首，真可谓风光无限，洋洋大观。
在风靡诗坛之前，蒙顶茶已为当地百姓熟知，被视为医治宿疾的神药、“仙茶”。前蜀毛文锡《茶谱》中，就记载了蒙顶茶“若获一两，以本处水煎服，即能祛宿病;二两，当眼前无疾;三两，固以换骨;四两，即为地仙矣。”语多夸张，颇富传奇。
二
中国茶的名字，占主流的都是以产地命名。蒙顶茶产自蒙顶山,亦称蒙山，跨名山、雅安两地。西侧是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东面则是平畴千里的四川盆地，冷暖气流交互于此，形成了雅安一带雨日多，雨时长，雨量丰沛的气候环境。历来有“蜀犬吠日”、“雅无三日晴”之民谚，是出了名的“雨城”。
对此，雅安人则另有说法。《雅州府志》载：“去州数十里石壁一带，悬石数百，皆五彩，锦川纹，灿烂夺目，唐人谓女娲补天之彩石也。”传说这里是女娲补天终极之地，当她来至蒙顶山上空时，元气耗尽，身融大地，手化五峰，留下一块“漏天”，甘露常沥，从此雅安便成为多雨之地，古称“西蜀漏天”。
雅安广场矗立着一座“西蜀漏天”大型雕塑：女娲手托五彩石，奋力将手臂伸向天空。雅安人喜欢这个美丽的传说。他们说，蒙顶山乃始祖化身之圣山，女娲文化是解密雅安文化的钥匙。女娲补天后，在雅安撒下两片叶子，一片是竹叶，养育了大熊猫(雅安是大熊猫故乡和栖息地);一片是茶叶，滋润了百姓。
蒙顶茶成为茶中至珍，“雨”之功也。“雅安多雨，中心蒙山”，蒙顶山缘“雨雾蒙沫”而得名。这种多云、多雾、多雨的气候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独特的光照条件，再加上是酸性土壤，为蒙顶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当地茶农说，蒙顶山是种茶的好地方，这里产的茶，品质无可替代。
三
在中国古代，极品的标志是贡品。蒙顶茶初种于西汉，唐宋时名扬天下。唐玄宗天宝元年(724年)颁发圣旨，封蒙顶山茶为皇宫贡茶，且名列贡茶之首。宋孝宗淳熙，改蒙顶山茶园为“皇茶园”。日夜派武士镇守，“民间不可瀹饮，樵牧不可擅入”。唐代杨晔《膳夫经手录》中，介绍了各地的茗茶数十种，以蒙顶茶最为名贵，有“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茶”的记载，可见世人对其垂青与追捧。
蒙顶茶是可以摆一摆老资格的。“今杭州之龙井茶，苏州洞庭之碧螺春，皆名闻天下，而在唐时，则皆下品也。”(清.俞樾《茶香室丛钞》)有蒙顶茶在，彼等不自得而退之。
蒙顶茶是天子祭祀天地祖宗的专用品。每到春天茶树抽芽之时，当地县令选择吉日，沐斋更衣，于蒙顶上清峰焚香跪拜。礼仪毕，由十二名僧人采摘茶叶，每芽只取一叶，共采三百六十叶。众寺僧盘坐颂经，由制茶僧精心炒制。制成茶后，盛入两只银瓶内，入贡京城，供皇帝祀祖之用。另外，又在菱角峰下采摘被称为“凡种”的茶叶精制成茶，贮于18只锡瓶，陪贡入京，称之为“陪茶”，供帝王宫内饮用。
这种贡茶礼仪，自唐代中期开始，一直沿袭至清末。在各种贡茶中，惟有蒙顶茶连享五朝贡茶之殊荣。赫赫然，独步天下。
如今，蒙顶茶已脱去“贡茶”之华衮，重归市井巷陌。“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如此，何不亲手泡壶蒙顶茶，且饮且品，好茶自己会说话。
四
我周边的茶友中，知蒙顶茶者众，知吴理真者寡。这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因为没有吴理真则没有蒙顶茶。同许多有大贡献于人类的高人一样，吴理真已邈邈然遁迹于历史的深处。
倒是有位皇帝还记得他，淳熙十三年(1186年)，宋孝宗封吴理真为“甘露普惠妙济大师”。不是嘉其禅修道法，而是因为喜欢喝他的蒙顶茶。
《华阳国志·巴志》(晋·常琚撰)中，有巴王给周天子的一份“贡单”，内含“园有芳萌香茗”。说明西周时我国已经有了人工栽培的茶园，比吴理真早了大几百年。只是当时的种茶人并无具名，是集体创造的伟大“作品”。而有明确文字记载种植驯化茶叶的第一人是吴理真。他推动了中国茶叶生产由野生植物转向人工栽培，为茶叶种植和茶文化的演变和发展，打开了历史的新纪元。后人尊其“种茶始祖”，可谓名至实归。
有研究者持论葛玄为最早的植茶人，引证之一是南宋诗人胡融的《葛仙茗园》。这首诗是赞美葛玄仙茶的：“草秀仙翁园，春风坼幽茗。野僧四五人，脑绀瞳子炯。携壶汲飞瀑，呼我烹石鼎。”末句笔锋一转，“濯足卧禅扃，幽梦堕蒙顶。”独臥禅房，遐想悠思，神驰于蒙顶山。这恰恰佐证了蒙顶茶先于葛玄茶，且清香致远。葛玄茶乃步其后，欲结援蒙顶茶。若依时序论，西汉吴理真较东汉、三国之葛玄早了近三百年，自然该有个先来后到。
《四川通志》曰：“汉时名山县西十五里蒙山甘露寺祖师吴理真，修活民之行，种茶蒙顶。”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孙渐《智炬寺留题》、明代《杨慎记》等典籍中，均有此类记载。讲述了西汉甘露年间(公元前53年-前50年)，吴理真“携灵茗之种，植于五峰之中”，即在自己家乡蒙顶山，开始栽培种植蒙山茶。这些记载，秉笔直书，言之凿凿，确可信据，只是笔墨太简括了。
五
莫若求之于野。于是我们把目光转向民间，继续去寻觅先驱者的身影。历史一旦接上了地气，气象顿时生动活泼。吴理真蒙山种茶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有三种版本。一是亲情版。吴理真祖居名山县(今属雅安市)城西蒙山村。在他十多岁时，父亲(药农)在罗绳岗采药不慎坠崖殒命。吴理真遂辍学，每日采药拾柴，换米糊口，为母亲治病。某日顺手揪了一把“万年青”(野生茶树)叶子，放在口里慢慢咀嚼，顿觉精神倍增。于是，他摘了些带回家中煎煮，其母连服月余，宿疾竟神奇般地康复了。为了满足乡亲们治病的需要，吴理真跑遍了蒙顶山三十八峰，采到茶树种籽。选择适宜茶树生长的上清峰、菱角峰，结庐造屋，掘井汲水，苦身疾作，培植茶树(也有说是采掘移植茶苗的)。后来，他出家为僧，专心礼佛与种茶，终其一生之努力，为后世留下了人工栽培驯化的7株茶树。清代《名山县志》记载，这七株茶树“二千年不枯不长，其茶叶细而长，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蒙覆其上，凝结不散。”有典籍记载，昔有僧病冷且久，服此仙茶而病瘥。
二是爱情版。雅安青衣江河神之女玉女，扮村姑到蒙山游春，巧遇英俊忠厚的吴理真进山采药，两人一见钟情。玉女赠茶树籽给吴理真作为爱情信物。两人相亲相爱，共同培育茶苗。玉女解下肩头白色披纱，抛向空中，顿时白雾弥漫，蒙山雨雾蒙沫，滋润着茶树越长越旺。两人生下一儿一女，一家人年年采茶制茶，济世救人，生活幸福美满。结局自然是老窠臼：仙凡结合，触犯天条，天命难违，玉女惜别人间。生离死别之时，玉女留下了白纱，化云播雨，帮助吴理真种茶育茶。吴理真一生种茶，活到八十，投身青衣江，追寻日夜思念的玉女去了。一段流传至今民间传说，故事，不独有悲欢离合的爱情，还留下千年茶香和不老的茶情。
三是综合版。大意是吴理真的孝行善举，感动了青衣江鱼仙。鱼仙赠其茶苗，助其种茶。鱼仙在当地被称为茶仙姑娘，她的雕像就矗立在蒙顶山玉女峰。
我以为民间故事虽有虚构，但绝非不着边际的瞎说，内里蕴藏着源于生活的诗意的真实。有位西哲说过，诗比历史更真实。略加梳理，可以发现，其一，吴理真原本是个农民(或药农)。起初他不识茶，也不曾想过种茶，只想做个孝子，还想行些善事，采药给乡亲们治病。其二，吴理真种茶，是孝行善举的选择，这是最符合中国传统美德的行为方式。后人喜欢用天意、机缘、好运等为这种行为披上一层神话色彩。其三，吴理真对茶树的生长环境和栽培技术，进行了认真调研，绝非侥幸，而是勠力肆心，长期探索和反复实践之结果。
诸位不妨到蒙顶山走走，那里还保留着吴理真开辟的茶园。茶山会给我们答疑解惑，一看便知。
六
蒙顶山有关茶的历史遗产、文物古迹，名人题刻之多，保留之完好，名播天下。这自然是得益于“种茶始祖”生于兹，长于兹，种茶于兹。蒙顶山因之而成为世界茶文明的基壤，居于世界茶文化圣山之列。
蒙顶山麓茂林修竹，小桥流水，茅屋农舍，一派浓郁的川西乡野风光。沿翠微山径拾级而上，穿过石牌坊，绕过麒麟石屏风，喧嚣渐隐。继续迤逦而行，有片片茶园，堆青叠翠。这是茶人最心仪的美景。如我，每遇氤氲之茶香，便觉莫名之畅快，宛若心灵的憩园。
时光仿佛在这里止步，在湿漉漉的山崖边仍有“甘露”、“古蒙泉”，是当年吴理真种茶汲水处。名山县志载“井内斗水，雨不盈、旱不涸，口盖之以石”。取此井水烹茶则有异香。旁有甘露石室，吴理真种茶时曾结庐于此。放眼眺望千佛寺、静居庵、智矩寺、永兴寺等古刹梵宇，皆掩映于茶园翠霭之中。历史上这些寺庙曾分别负责种茶、采茶、制茶、评茶。
在蒙顶山五峰之间，有一处斑驳苍老的石栏，中有一方茶园，最为引人瞩目，此即皇茶园遗址，约十二平米，其前身就是吴理真手植“七株甘露种，五峰碧云芽”的“仙茶园”。从唐代起在此采摘贡茶，直清末，凡此1200余年，绵延不绝。
现今有关部门曾对这块茶园做过实测，此地年均气温、雨量、无霜期、日照、湿度等环境，以及酸性土壤，最适宜茶树生长。两千年前，吴理真对这些指标未必了然，但是他确凿地为后世留下了一块“样板茶园”。于此足矣，夫复何求?我们不能不由衷的赞叹吴理真不仅种出了茶树，而且探索了怎样种茶，成为后人考察茶叶栽培的珍贵史料。这是“种茶始祖”吴理真又一历史贡献。
五峰之下的天盖寺内，供奉着吴理真像。当年这位种茶僧一定不曾料到自己死后竟“位列仙班”，享庙堂之祭祀。大殿前香客不绝，烟雾缭绕。这大概更非他之所愿。其实，莫若撤去香案，于其坐像前，另置一竹编茶席，清清爽爽的，敬一盏蒙顶甘露茶，碧沉香泛，茶气氤氲，几分淡雅，几分禅意。我以为这才是是吴理真生之所愿，死之所念，是他萦绕于胸中的不泯情思。我等俗人，或可从一盏蒙顶茶的滴水微香中，感悟大自然的真味，领略生活的真趣。
【摘自2018年第3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袁振生(山西阳泉)】
天宝十三年（754年）起，陆羽离开竟陵，四处考察，沿途采茶品茶、访问笔录、钻研茶事，先后经过8个道、73个州，涉及今天的14个省156个县和地区，包括鄂西、川东、川南、豫南、鄂东、赣北、皖南、皖北、苏南等地。
当时的行政区分为15个道（相当于今天的“省”，但比省大），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岭南道、剑南道、京畿道、都畿道。而陆羽列出的产茶区的道是：山南道、淮南道、江南道、黔中道、岭南道、剑南道。
陆羽所在的家乡竟陵郡属山南东道管辖，他的茶事考察自然是由近及远，首先考察古老的山南道茶区和淮南道茶区。着名茶史专家朱自振先生认为：“在安史之乱以前，陆羽为撰写《茶经》和其他一些着作，就考察了剑南和山南的有关地方；安史之乱时，陆羽正好在金州（今陕西安康）或光州（今河南潢川）调查。”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使得老百姓流离失所，人口大量往四川、湖北等地迁移，陆羽也不例外，为了躲避祸乱，他顺着长江而下，一路上北折南转。
“八之出”叙述茶区的顺序为：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似乎有点乱，很有可能是陆羽按照自己访茶路线时间的先后来记录的。从中可以看出，陆羽在做名茶排位时，他是参照最熟悉的茶区，即自己故乡所在的湖北区域山南道为中心的这个半径。这与他755年（甚至更早）至760年之间的主要活动范围有关。
由此看来，陆羽没有将蒙顶山茶写进《茶经》，并不是因为他的疏漏导致，而是由于当时“天宝战争”、“安史之乱”爆发的历史原因，使陆羽未能进入当时的雅州，从而没有品到蒙顶山茶，以致对雅州茶的评价很不客观。
土贡是中国古代经济制度中，一项历史悠久而又具有自然经济特色的制度，也称“民贡”。按照《尚书》的说法，土贡起自夏禹：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物土贡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贡之也”。为满足对物质的需求，特别是对于奇珍异物的需求，上层统治者要求各地土特产纳贡。而各地官员为了升迁进阶获得君主欢心，自然乐于上贡。税赋制度建立后，土贡制度并没有消失，而是一直保留下来。进入唐代，随着国力强盛，饮茶之风日渐普及，宫廷御内、皇族贵胄茶叶消费量日益增大，对茶叶的数量及品质要求也随之增加。唐代茶叶“民贡”始于武德二年（619年），即唐立国的第二年。欧阳修等所撰“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是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有载：“析变州之姊归，巴东置。土贡：纻葛、茶、蜜、蜡”，可见归州巴东郡实开唐代“民贡”先河。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朝廷在湖州长兴顾渚山设立“贡茶院”，从产茶地直供茶叶。唐代贡茶院之所以设在湖州，与“茶圣”陆羽和当时（759年-761年）常州刺史李栖筠以及一大批文人的极力推崇密不可分。
唐代有17个郡向朝廷贡茶40多种，蒙顶山茶独占鳌头，很了不起。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计有怀州、峡州、归州、夔州、金州、兴元府、寿州、庐州、薪州、申州、常州、湖州、睦州、福州、饶州、溪州、雅州等十七州贡茶，名目约四十余个，其地域相当于现在的苏、浙、院、湘、鄂、赣、闽、川、豫、陕等10个省。
而雅安茶入贡，最早有记载是在唐天宝元年（742年）：“雅州芦山郡……土贡麸金、茶、石菖蒲、落雁木”（ 出自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当时蒙山属雅州芦山郡管辖，蒙山茶是以芦山郡的名义上贡的。这是蒙山茶最早入贡的具体时间，从此进入正史，绵延不断。
历史上的行政区域，州县名称及隶属关系是随时代变化的。西魏废帝2年（553年）平蜀以后，始移民垦殖，始设蒙山郡（治所今雅安多营），领辖始阳（县治在今雨城区多营镇），蒙山（今名山蒙阳镇）2县。隋仁寿4年（604年）废郡置雅州，治所在严道（今雅安），炀帝大业3年（607年）废雅州置临邛郡，领有芦山、名山、始阳（州治）等县。唐武德元年（618年）推行州、县两级制，复雅州，领4县（芦山、名山、严道、百丈），之后略有增减，并有57个羁縻州；到唐天宝元年，雅州改称芦山郡。
为什么历史悠久的蒙顶山茶入贡时间相对晚于当时其他茶区呢？如薪春郡（今湖北薪春县）、义阳郡（今河南信阳市）、都阳郡（今江西都阳县）及湖州吴兴郡（今浙江吴兴县）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进贡；长乐郡（今福建闽侯县）于武德六年（623年）；新定郡（今浙江建德县）于武德七年（624年）进贡；灵溪郡（今湖南龙山县）于唐则天顺圣皇后天授二年（691年）向朝廷进贡茶……，都比蒙顶山茶早。
这与雅安的地理位置有关。唐初，雅州为戍边之地，唐蕃屡征战于此，《资治通鉴 卷二百二十六》记载：“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冬十月丁酉，吐蕃与南诏合兵十万，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唐德宗十七年（796年），韦皋（四川节度使）遣兵十万，破吐蕃于雅州。又廿二年（801年）韦皋奏，大破吐蕃于雅州。”由于唐蕃战乱，作为前线的西蜀地区农业发展深受限制，蒙顶山茶发展自然深受影响。加之，9世纪以前的贡茶，按当时规定，不仅是自愿上贡珍奇名贵物产，还是一种定额实物税，纳贡以行政单位郡为单位，不记具体产地和茶名，初唐，蒙顶山茶入贡只附属雅州地名，并没有确指蒙顶山茶。
因此，陆羽写《茶经》时，蒙顶山茶仅以“雅州芦山郡”之名上贡，尚未成名。蒙顶石花“号为第一”时，陆羽已经仙世。
794年（唐贞元十年），袁滋出师南诏，途径雅安，写成的《云南记》首提蒙顶山茶：“名山县出茶，有山曰蒙山，联延数十里，在县西南，按拾道志、尚书所谓蔡蒙旅平者，蒙山也。凡蜀茶尽出此。”
而出现蒙顶山茶入贡的明确史料大约在811年前后，晚唐宰相裴汶在其《茶述》中写到：“今宇内土贡实众，而顾渚（浙江长兴）、蕲阳（湖北蕲春）、蒙山为上”。
81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李吉甫撰唐代地理志代表作《元和郡县志》曰：“蒙山，在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
825年（唐敬宗宝历元年）李肇撰《唐·国史补》记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
856年（唐宣宗大中十年），巢县县令杨晔所撰的《膳夫经手录》讲得更加明确：“蒙顶（自此以降，言少而精者）。始，蜀茶得名蒙顶也，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竟栽茶以窥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虽非蒙顶，亦希颜之徒。今真蒙顶，有鹰嘴牙白芽，供堂亦未尝得。其上者，其难得也。如此又尝见书品，论展陆笔工，以为无等，可居第一。蒙顶之列茶间，展陆之论，又不足论也。”
这段文字的大意是：蒙顶茶当时的产量减少，但做得精致。最初，蜀茶出名也是因为蒙顶茶。元和年（806年——820年）以前，一束锦帛﹙捆起来的五匹帛﹚还交换不到一斤早春蒙顶茶（价格很高）。所以蒙顶附近的人都争先恐后地种茶，来获取丰厚的利益。没有数十年的时间，使当地农村市场上，每年出现千万斤（形容数量多）的销售；还发生了虽然不是真正的蒙顶茶，却有人冒充蒙顶茶去销售的情况。真正的蒙顶茶有鹰嘴、芽白茶（不研膏茶、露芽饼茶），就是提供给当地官府，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其难得的情况就是这样。又经常见到书上评议、讨论陆羽的观点，认为不可比拟，没有可以与蒙顶茶同时并列第一的。蒙顶茶和其他茶排列起来比较，再看陆羽的观点，是不足以论的。
可见，当时蒙顶山茶好、价高、量大，无人超越，说明当时蒙顶茶的知名度很高，已经誉满天下。
蒙顶茶之外，杨晔的《膳夫经手录》还对湖州的顾渚茶也有好评：“湖（指太湖）南紫笋茶，自蒙顶之外，无出其右者”，从而形成了唐代的俗谚：“蒙顶第一，顾渚第二”。
从此，蒙顶山茶因为“天下第一”，而声名远扬。五代称“尤佳”，宋代称“最佳”、“独珍”，明代称“最上”，清代称“最佳”“最好”“均佳”。这里的“第一”、“最”、“尤”都是至好的意思，都是“含金量”百分之百的“足赤”。
在唐代，官贡在地位上自然高于土贡，而蒙顶山贡茶虽作为土贡，品质却不逊于当时的顾渚官焙，加之蒙顶山茶无论质量及数量在蜀地乃至全国都是出类拔萃，因此唐宪宗元和年间蒙山茶正名入贡后，迅速受到皇室官员们的追捧，成了蜀茶的代表，顶着“天下第一”的头衔，荣耀无比，以致后来历代文人墨客写下许多咏赞蒙顶山茶的诗词歌赋，留下不少传世佳句、名言，尤以唐宋诗词最为脍炙人口。
自号“别茶人”的白居易不由感慨：“琴里知闻惟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孟郊称道：“蒙茗玉花尽，蜀山饶芳从”；刘禹锡诗将蒙山茶与顾渚茶并提：“何况蒙山顾渚春，白泥赤印走风尘”；韦处厚感叹：“顾渚吴商绝，蒙山蜀信稀。千丛因此始，含露紫英肥”；郑谷描写到“蒙顶茶畦千点露，浣花笺纸一溪春”；文彦博指出“旧谱最称蒙顶味，露芽云腋胜醍醐”；文同评价“蜀土茶称圣，蒙山味独珍”；苏轼想到“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明代黎阳王王越更直言不讳：“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
蒙顶山茶声名远播，尤其到了宋朝、明代，因其多用于茶马贸易，作为贡茶更是难得一见，文人墨客愈加神往。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十五杂志二》中说：“古人论茶，唯言阳羡（江苏宜兴），顾渚（浙江长兴），天柱（安徽舒城），蒙顶之类”。范镇在《东斋记事》中云：“蜀之产茶凡八处：雅州之蒙顶，蜀州之味江，邛州之火井，嘉州之中峰，彭州之堋口，汉州之杨村，绵州之兽目，利州之罗村。然蒙顶为最佳也”。明代顾起元在《茶略》里写到：“蜀蒙山顶茶，多不能数斤，极重于唐，以为仙品”。明代的钱椿年、顾元庆在《茶谱》这样写到：“茶之产于天下多矣，若剑南有蒙顶石花，湖州有顾渚紫笋……品第之，则石花最上，紫笋次之，又次则碧涧明月之类是也。惜皆不可致耳。”晚明杭州最着名的茶人许次纾在《茶疏》中说：“古人论茶，必首蒙顶。蒙顶山，蜀雅州山也，往常产，今不复有，即有之，彼中夷人专之，不复出山。蜀中尚不得，何能至中原、江南也？”
此诗句出自北宋卓越的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得雷太简自制蒙顶茶》。梅尧臣（1002年—1060年），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曾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用的主将之一，与欧阳修齐名，并称“梅欧”。曾参与编撰《新唐书》。诗现存2800多首，其中茶诗有55首。
该诗全文为：“陆羽旧茶经，一意重蒙顶。比来唯建溪，团片敌汤饼。顾渚及阳羡，又复下越茗。近来江国人，鹰爪奈双井。凡今天下品，非此不览省。蜀荈久无味，声名谩驰骋。因雷与改造，带露摘牙颖。自煮至揉焙，入碾只俄顷。汤嫩乳花浮，香新舌甘永。初分翰林公，岂博士冷。醉来不知惜，悔许已向醒。重思朋友义，果决在勇猛。倏然乃于赠，蜡囊收细梗。吁嗟茗于鞭，二物诚不幸。我贪事事无，得以似赘瘿。”
梅尧臣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茶文化开始兴起的时代。上层社会崇尚佳茗，与欧阳修同为诗友的梅尧臣，与欧阳修、苏东坡相比，则更垂青蒙顶茶。梅尧臣是一位地道的茶客，他咏茶喜用长诗，大多在二十韵以上，可见其对茶的感受是很深的，尤其是对蒙顶茶更加器重。这首诗叙述了唐宋期间天下名茶的变化，说的是唐代蒙顶茶天下第一，到了宋朝今日，就是建州茶的天下了，江南一带的顾渚、阳羡、浙江茗茶，都要甘拜下风。
他这首诗与刘禹锡的《西山兰若试茶歌》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叙述“自煮至揉焙，入碾只俄顷。汤嫩乳花浮，香新舌甘永”的过程。不同的是，梅尧臣在夸赞雷简夫改造并亲自自制的蒙顶山茶后，反而觉得有点不配饮用这样的好茶，自己的身份有点对不住如此高贵的茶叶和隆厚的情义。
此诗句出自明代中期诗人、政治家黎阳王（王越）的《蒙山白云岩茶诗》。黎阳王是指王越（1426年-1499年），黎阳人，即大名府浚县（今天的河南省浚县，浚县古名黎阳），明代成化、弘治时期西北着名军事统帅，曾官至兵部尚书、巡按四川。谥号襄敏，追赠太傅。着有《黎阳王襄敏公文集》和《黎阳王太傅诗文集》。
该诗全文为：“闻到蒙山风味佳，洞天深处饱烟霞。冰绡剪碎先春叶，石髓香粘绝品花。蟹眼不须煎活水，酪奴何敢问新芽。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
这首诗直抒胸臆，盛赞了蒙山白云岩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以及所产茶叶的品质，令人心生向往。首句高度赞扬蒙山茶品质优异，称赞其好喝，且生长深山；接着描绘其形状：“冰绡剪碎”、“石髓香粘”、“蟹眼”、“酪奴”。其中，蟹眼是煮茶沸腾前的水泡、水花，酪奴则是茶的别称。蒙顶山茶既少且贵，“束帛不易一斤蒙顶先春”，只有少数王公贵胄可以品尝到，作为平民的陆羽，也就只有听到而未品到了。总之，王越品尝蒙山茶后，对茶圣陆羽撰写《茶经》时未对蒙山茶作出客观评价，没有将其评为世上最好的茶而打抱不平，特以此诗为蒙顶山茶正名：“应是人间第一茶”。
茶圣虽然没有到过雅安，但陆羽还是陆羽，《茶经》还是《茶经》，正如我们不能因为电脑时代的到来，而否定了毕升的活字印刷对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一样。
假如陆羽在世，能够一品天下第一的蒙顶山茶，不知，他又会有着怎样的惊喜呢？……
陈开义，男，46岁，现任四川省雅安市茶办副主任、雅安市名山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主任（先后担任过名山县文体局局长、名山区文联主席）。先后在《中华茶文化》、《茶博览》、《茶周刊》、《中国茶叶市场》、《中国茶业》、《走遍中国》、《星星诗刊》、《四川日报》、《四川农村日报》、《四川人大权力报》、《四川政协报》、《调查与决策》、《四川三农》、《农村建设》、《四川茶叶》、《四川省情》、《四川文学》、《四川旅游》、《四川文艺》、《县域经济》、《茶缘》、《四川水利报》、《深圳特区报》、《天天快报》和今日头条、北京茶叶网、亚太茶业网、凤凰网四川、中华名茶网、茗边、手机搜狐网、手机新浪网、新茶网、茶旅世界等50余家媒体发表各类文章400多篇（件）。参与主编名山抗震救灾专着《撼魂》，参与编辑《茶祖故里行》、《吴之英评传》、《丰碑》等着述，作品曾多次入选《蒙山雅韵》、《蒙山春来早》、《撼魂》、《茶祖故里行》、《品味》、《蒙顶山》、《二郎山》等专辑，着有个人文集《杯中岁月》。先后有10多篇作品在省市各级征文比赛中获奖，先后参与主编《蒙顶山茶文化读本》、《蒙顶山丛谭》》等茶文化书籍，主编名山区文艺刊物《蒙顶山》和《雅安日报。今日名山》蒙顶文苑文艺副刊和编辑《蒙顶山茶》刊。
天宝十三年（754年）起，陆羽离开竟陵，四处考察，沿途采茶品茶、访问笔录、钻研茶事，先后经过8个道、73个州，涉及今天的14个省156个县和地区，包括鄂西、川东、川南、豫南、鄂东、赣北、皖南、皖北、苏南等地。
当时的行政区分为15个道（相当于今天的“省”，但比省大），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岭南道、剑南道、京畿道、都畿道。而陆羽列出的产茶区的道是：山南道、淮南道、江南道、黔中道、岭南道、剑南道。
陆羽所在的家乡竟陵郡属山南东道管辖，他的茶事考察自然是由近及远，首先考察古老的山南道茶区和淮南道茶区。着名茶史专家朱自振先生认为：“在安史之乱以前，陆羽为撰写《茶经》和其他一些着作，就考察了剑南和山南的有关地方；安史之乱时，陆羽正好在金州（今陕西安康）或光州（今河南潢川）调查。”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使得老百姓流离失所，人口大量往四川、湖北等地迁移，陆羽也不例外，为了躲避祸乱，他顺着长江而下，一路上北折南转。
“八之出”叙述茶区的顺序为：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似乎有点乱，很有可能是陆羽按照自己访茶路线时间的先后来记录的。从中可以看出，陆羽在做名茶排位时，他是参照最熟悉的茶区，即自己故乡所在的湖北区域山南道为中心的这个半径。这与他755年（甚至更早）至760年之间的主要活动范围有关。
由此看来，陆羽没有将蒙顶山茶写进《茶经》，并不是因为他的疏漏导致，而是由于当时“天宝战争”、“安史之乱”爆发的历史原因，使陆羽未能进入当时的雅州，从而没有品到蒙顶山茶，以致对雅州茶的评价很不客观。
土贡是中国古代经济制度中，一项历史悠久而又具有自然经济特色的制度，也称“民贡”。按照《尚书》的说法，土贡起自夏禹：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物土贡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贡之也”。为满足对物质的需求，特别是对于奇珍异物的需求，上层统治者要求各地土特产纳贡。而各地官员为了升迁进阶获得君主欢心，自然乐于上贡。税赋制度建立后，土贡制度并没有消失，而是一直保留下来。进入唐代，随着国力强盛，饮茶之风日渐普及，宫廷御内、皇族贵胄茶叶消费量日益增大，对茶叶的数量及品质要求也随之增加。唐代茶叶“民贡”始于武德二年（619年），即唐立国的第二年。欧阳修等所撰“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是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有载：“析变州之姊归，巴东置。土贡：纻葛、茶、蜜、蜡”，可见归州巴东郡实开唐代“民贡”先河。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朝廷在湖州长兴顾渚山设立“贡茶院”，从产茶地直供茶叶。唐代贡茶院之所以设在湖州，与“茶圣”陆羽和当时（759年-761年）常州刺史李栖筠以及一大批文人的极力推崇密不可分。
唐代有17个郡向朝廷贡茶40多种，蒙顶山茶独占鳌头，很了不起。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计有怀州、峡州、归州、夔州、金州、兴元府、寿州、庐州、薪州、申州、常州、湖州、睦州、福州、饶州、溪州、雅州等十七州贡茶，名目约四十余个，其地域相当于现在的苏、浙、院、湘、鄂、赣、闽、川、豫、陕等10个省。
而雅安茶入贡，最早有记载是在唐天宝元年（742年）：“雅州芦山郡……土贡麸金、茶、石菖蒲、落雁木”（ 出自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当时蒙山属雅州芦山郡管辖，蒙山茶是以芦山郡的名义上贡的。这是蒙山茶最早入贡的具体时间，从此进入正史，绵延不断。
历史上的行政区域，州县名称及隶属关系是随时代变化的。西魏废帝2年（553年）平蜀以后，始移民垦殖，始设蒙山郡（治所今雅安多营），领辖始阳（县治在今雨城区多营镇），蒙山（今名山蒙阳镇）2县。隋仁寿4年（604年）废郡置雅州，治所在严道（今雅安），炀帝大业3年（607年）废雅州置临邛郡，领有芦山、名山、始阳（州治）等县。唐武德元年（618年）推行州、县两级制，复雅州，领4县（芦山、名山、严道、百丈），之后略有增减，并有57个羁縻州；到唐天宝元年，雅州改称芦山郡。
为什么历史悠久的蒙顶山茶入贡时间相对晚于当时其他茶区呢？如薪春郡（今湖北薪春县）、义阳郡（今河南信阳市）、都阳郡（今江西都阳县）及湖州吴兴郡（今浙江吴兴县）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进贡；长乐郡（今福建闽侯县）于武德六年（623年）；新定郡（今浙江建德县）于武德七年（624年）进贡；灵溪郡（今湖南龙山县）于唐则天顺圣皇后天授二年（691年）向朝廷进贡茶……，都比蒙顶山茶早。
这与雅安的地理位置有关。唐初，雅州为戍边之地，唐蕃屡征战于此，《资治通鉴 卷二百二十六》记载：“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冬十月丁酉，吐蕃与南诏合兵十万，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唐德宗十七年（796年），韦皋（四川节度使）遣兵十万，破吐蕃于雅州。又廿二年（801年）韦皋奏，大破吐蕃于雅州。”由于唐蕃战乱，作为前线的西蜀地区农业发展深受限制，蒙顶山茶发展自然深受影响。加之，9世纪以前的贡茶，按当时规定，不仅是自愿上贡珍奇名贵物产，还是一种定额实物税，纳贡以行政单位郡为单位，不记具体产地和茶名，初唐，蒙顶山茶入贡只附属雅州地名，并没有确指蒙顶山茶。
因此，陆羽写《茶经》时，蒙顶山茶仅以“雅州芦山郡”之名上贡，尚未成名。蒙顶石花“号为第一”时，陆羽已经仙世。
794年（唐贞元十年），袁滋出师南诏，途径雅安，写成的《云南记》首提蒙顶山茶：“名山县出茶，有山曰蒙山，联延数十里，在县西南，按拾道志、尚书所谓蔡蒙旅平者，蒙山也。凡蜀茶尽出此。”
而出现蒙顶山茶入贡的明确史料大约在811年前后，晚唐宰相裴汶在其《茶述》中写到：“今宇内土贡实众，而顾渚（浙江长兴）、蕲阳（湖北蕲春）、蒙山为上”。
81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李吉甫撰唐代地理志代表作《元和郡县志》曰：“蒙山，在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
825年（唐敬宗宝历元年）李肇撰《唐·国史补》记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
856年（唐宣宗大中十年），巢县县令杨晔所撰的《膳夫经手录》讲得更加明确：“蒙顶（自此以降，言少而精者）。始，蜀茶得名蒙顶也，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竟栽茶以窥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虽非蒙顶，亦希颜之徒。今真蒙顶，有鹰嘴牙白芽，供堂亦未尝得。其上者，其难得也。如此又尝见书品，论展陆笔工，以为无等，可居第一。蒙顶之列茶间，展陆之论，又不足论也。”
这段文字的大意是：蒙顶茶当时的产量减少，但做得精致。最初，蜀茶出名也是因为蒙顶茶。元和年（806年——820年）以前，一束锦帛﹙捆起来的五匹帛﹚还交换不到一斤早春蒙顶茶（价格很高）。所以蒙顶附近的人都争先恐后地种茶，来获取丰厚的利益。没有数十年的时间，使当地农村市场上，每年出现千万斤（形容数量多）的销售；还发生了虽然不是真正的蒙顶茶，却有人冒充蒙顶茶去销售的情况。真正的蒙顶茶有鹰嘴、芽白茶（不研膏茶、露芽饼茶），就是提供给当地官府，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其难得的情况就是这样。又经常见到书上评议、讨论陆羽的观点，认为不可比拟，没有可以与蒙顶茶同时并列第一的。蒙顶茶和其他茶排列起来比较，再看陆羽的观点，是不足以论的。
可见，当时蒙顶山茶好、价高、量大，无人超越，说明当时蒙顶茶的知名度很高，已经誉满天下。
蒙顶茶之外，杨晔的《膳夫经手录》还对湖州的顾渚茶也有好评：“湖（指太湖）南紫笋茶，自蒙顶之外，无出其右者”，从而形成了唐代的俗谚：“蒙顶第一，顾渚第二”。
从此，蒙顶山茶因为“天下第一”，而声名远扬。五代称“尤佳”，宋代称“最佳”、“独珍”，明代称“最上”，清代称“最佳”“最好”“均佳”。这里的“第一”、“最”、“尤”都是至好的意思，都是“含金量”百分之百的“足赤”。
在唐代，官贡在地位上自然高于土贡，而蒙顶山贡茶虽作为土贡，品质却不逊于当时的顾渚官焙，加之蒙顶山茶无论质量及数量在蜀地乃至全国都是出类拔萃，因此唐宪宗元和年间蒙山茶正名入贡后，迅速受到皇室官员们的追捧，成了蜀茶的代表，顶着“天下第一”的头衔，荣耀无比，以致后来历代文人墨客写下许多咏赞蒙顶山茶的诗词歌赋，留下不少传世佳句、名言，尤以唐宋诗词最为脍炙人口。
自号“别茶人”的白居易不由感慨：“琴里知闻惟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孟郊称道：“蒙茗玉花尽，蜀山饶芳从”；刘禹锡诗将蒙山茶与顾渚茶并提：“何况蒙山顾渚春，白泥赤印走风尘”；韦处厚感叹：“顾渚吴商绝，蒙山蜀信稀。千丛因此始，含露紫英肥”；郑谷描写到“蒙顶茶畦千点露，浣花笺纸一溪春”；文彦博指出“旧谱最称蒙顶味，露芽云腋胜醍醐”；文同评价“蜀土茶称圣，蒙山味独珍”；苏轼想到“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明代黎阳王王越更直言不讳：“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
蒙顶山茶声名远播，尤其到了宋朝、明代，因其多用于茶马贸易，作为贡茶更是难得一见，文人墨客愈加神往。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十五杂志二》中说：“古人论茶，唯言阳羡（江苏宜兴），顾渚（浙江长兴），天柱（安徽舒城），蒙顶之类”。范镇在《东斋记事》中云：“蜀之产茶凡八处：雅州之蒙顶，蜀州之味江，邛州之火井，嘉州之中峰，彭州之堋口，汉州之杨村，绵州之兽目，利州之罗村。然蒙顶为最佳也”。明代顾起元在《茶略》里写到：“蜀蒙山顶茶，多不能数斤，极重于唐，以为仙品”。明代的钱椿年、顾元庆在《茶谱》这样写到：“茶之产于天下多矣，若剑南有蒙顶石花，湖州有顾渚紫笋……品第之，则石花最上，紫笋次之，又次则碧涧明月之类是也。惜皆不可致耳。”晚明杭州最着名的茶人许次纾在《茶疏》中说：“古人论茶，必首蒙顶。蒙顶山，蜀雅州山也，往常产，今不复有，即有之，彼中夷人专之，不复出山。蜀中尚不得，何能至中原、江南也？”
此诗句出自北宋卓越的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得雷太简自制蒙顶茶》。梅尧臣（1002年—1060年），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曾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用的主将之一，与欧阳修齐名，并称“梅欧”。曾参与编撰《新唐书》。诗现存2800多首，其中茶诗有55首。
该诗全文为：“陆羽旧茶经，一意重蒙顶。比来唯建溪，团片敌汤饼。顾渚及阳羡，又复下越茗。近来江国人，鹰爪奈双井。凡今天下品，非此不览省。蜀荈久无味，声名谩驰骋。因雷与改造，带露摘牙颖。自煮至揉焙，入碾只俄顷。汤嫩乳花浮，香新舌甘永。初分翰林公，岂博士冷。醉来不知惜，悔许已向醒。重思朋友义，果决在勇猛。倏然乃于赠，蜡囊收细梗。吁嗟茗于鞭，二物诚不幸。我贪事事无，得以似赘瘿。”
梅尧臣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茶文化开始兴起的时代。上层社会崇尚佳茗，与欧阳修同为诗友的梅尧臣，与欧阳修、苏东坡相比，则更垂青蒙顶茶。梅尧臣是一位地道的茶客，他咏茶喜用长诗，大多在二十韵以上，可见其对茶的感受是很深的，尤其是对蒙顶茶更加器重。这首诗叙述了唐宋期间天下名茶的变化，说的是唐代蒙顶茶天下第一，到了宋朝今日，就是建州茶的天下了，江南一带的顾渚、阳羡、浙江茗茶，都要甘拜下风。
他这首诗与刘禹锡的《西山兰若试茶歌》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叙述“自煮至揉焙，入碾只俄顷。汤嫩乳花浮，香新舌甘永”的过程。不同的是，梅尧臣在夸赞雷简夫改造并亲自自制的蒙顶山茶后，反而觉得有点不配饮用这样的好茶，自己的身份有点对不住如此高贵的茶叶和隆厚的情义。
此诗句出自明代中期诗人、政治家黎阳王（王越）的《蒙山白云岩茶诗》。黎阳王是指王越（1426年-1499年），黎阳人，即大名府浚县（今天的河南省浚县，浚县古名黎阳），明代成化、弘治时期西北着名军事统帅，曾官至兵部尚书、巡按四川。谥号襄敏，追赠太傅。着有《黎阳王襄敏公文集》和《黎阳王太傅诗文集》。
该诗全文为：“闻到蒙山风味佳，洞天深处饱烟霞。冰绡剪碎先春叶，石髓香粘绝品花。蟹眼不须煎活水，酪奴何敢问新芽。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
这首诗直抒胸臆，盛赞了蒙山白云岩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以及所产茶叶的品质，令人心生向往。首句高度赞扬蒙山茶品质优异，称赞其好喝，且生长深山；接着描绘其形状：“冰绡剪碎”、“石髓香粘”、“蟹眼”、“酪奴”。其中，蟹眼是煮茶沸腾前的水泡、水花，酪奴则是茶的别称。蒙顶山茶既少且贵，“束帛不易一斤蒙顶先春”，只有少数王公贵胄可以品尝到，作为平民的陆羽，也就只有听到而未品到了。总之，王越品尝蒙山茶后，对茶圣陆羽撰写《茶经》时未对蒙山茶作出客观评价，没有将其评为世上最好的茶而打抱不平，特以此诗为蒙顶山茶正名：“应是人间第一茶”。
茶圣虽然没有到过雅安，但陆羽还是陆羽，《茶经》还是《茶经》，正如我们不能因为电脑时代的到来，而否定了毕升的活字印刷对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一样。
假如陆羽在世，能够一品天下第一的蒙顶山茶，不知，他又会有着怎样的惊喜呢？……
陈开义，男，46岁，现任四川省雅安市茶办副主任、雅安市名山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主任（先后担任过名山县文体局局长、名山区文联主席）。先后在《中华茶文化》、《茶博览》、《茶周刊》、《中国茶叶市场》、《中国茶业》、《走遍中国》、《星星诗刊》、《四川日报》、《四川农村日报》、《四川人大权力报》、《四川政协报》、《调查与决策》、《四川三农》、《农村建设》、《四川茶叶》、《四川省情》、《四川文学》、《四川旅游》、《四川文艺》、《县域经济》、《茶缘》、《四川水利报》、《深圳特区报》、《天天快报》和今日头条、北京茶叶网、亚太茶业网、凤凰网四川、中华名茶网、茗边、手机搜狐网、手机新浪网、新茶网、茶旅世界等50余家媒体发表各类文章400多篇（件）。参与主编名山抗震救灾专着《撼魂》，参与编辑《茶祖故里行》、《吴之英评传》、《丰碑》等着述，作品曾多次入选《蒙山雅韵》、《蒙山春来早》、《撼魂》、《茶祖故里行》、《品味》、《蒙顶山》、《二郎山》等专辑，着有个人文集《杯中岁月》。先后有10多篇作品在省市各级征文比赛中获奖，先后参与主编《蒙顶山茶文化读本》、《蒙顶山丛谭》》等茶文化书籍，主编名山区文艺刊物《蒙顶山》和《雅安日报。今日名山》蒙顶文苑文艺副刊和编辑《蒙顶山茶》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