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八的青饼

今年的活动全面创新突破，推出浙江景宁慧明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景宁“惠明茶”和福建福安“坦洋工夫”红茶作为活动的两款“指定用茶”；聚焦上海对口支援工作，推出“卓玛泉西藏天然雪山水”作为“指定用水”；聚焦品牌合作，与上海老字号雷允上分别合作“指定用水”——薄荷盐汽水、“指定茶礼”雷氏匠茶茶固体饮料；与潮流茶馆T9Tea推出指定茶礼——午后伯爵冰咖，不断提升节庆品牌的海派特色辨识度。

“指定用茶”——

福建福安“坦洋工夫”红茶

（一）

或临崖傍水，或在水行舟。

闽东山河的主色调大都是青绿的，即所谓青山绿水。

福安更是如此，也因为给它的排位是闽头浙尾，所以最重要的地理标志便是鹫峰山脉，夹杂于太姥山脉与洞宫山脉之间，从北而来，如一个矫健的登山运动员，一路拾阶而下，向南奔往春暖花开的大海。而一路依偎着鹫峰山脉的则是长溪，她如窈窕淑女，朝雾夕岚，芳颜叠翠，婀娜多姿间，曲流百折如风吹罗带，经赛江，义无反顾地投向三都澳的蔚蓝。

一路开疆拓土的长溪两岸便是狭长的谷地，社口的坦洋便在其上游的冲刷中，成就了一块如板一般坦坦平平的溪坂，民间俗称：板洋。早期有可能产竹子，又称：竹坂里。又因村后山多桂花树，香飘四溢，也称：桂香山。“坦洋”的正式村名则出现在1762年官修的《福宁府志》。

一抹秋阳把这条流经的坦洋溪照得透绿。

农耕时代，水运便是高速公路。那时，长溪水系溪河密布，皆可行船，沿溪村庄都有码头。坦洋的码头就在真武亭桥下，虽然现在已是水平面下降，只象征性系泊着一艘乌篷船，但在那时却是可以驶着1吨左右的小溪船，装载着货物，从坦洋码头出发，运到社口的溪口村，再沿长溪干流顺溪而下，朝发夕至赛江码头，过驳出洋。

南方有嘉木。这样的青绿山河，必定藏着奇珍异叶。

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植物而生存。因为植物，文化和文明诞生了。因此，植物的机遇也是一种文化的机遇。

坦洋也因为一片树叶的枝繁叶茂而迎来了机遇与挑战。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诡异的朝代。农民出生的朱元璋不仅是权术大师，而且是中国最懂茶的制茶大师。从某种意义来说，没有他的“废团改散”与“废蒸改炒”诏书，或者就没有了后来的“工夫茶”。

在他执政的第四年，第一次将茶贸与政治挂钩。

自唐宋以来，茶叶一跃成为国家战略物资。边远的夷族需茶，中原文明缺马。“彼得茶而怀向顺，我得马而壮军威”茶马贸易由此成为中央王朝掌握华夏边疆地区的命脉。

1371年，也就是明洪武四年，朱元璋执政才四年，他便在户部设置"茶课司"与"茶马司"，确定以陕西、四川茶叶易番马，于是在各产茶地设置茶课司，定有课额。明代的茶马政策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成为"制服西戎之术"。

也就在这一年的八月，坦洋的桂香山漫山奇香，茶香与桂花香成天作之合，桂香茶由此得名。

而一位叫胡有才的村民在野生丛林中发现一株神异的古茶树，它可以从清明一直采到白露，时历三春，平均亩产鲜叶近七百斤。因为这种茶树叶大如菜叶，所以当地人就称为“坦洋菜茶”。于是在那年开始，“坦洋菜茶”在这个小村落的溪流两岸蔓延。

到了明洪武二十四年九月，朱元璋体恤民情，认为唐宋制作龙凤团茶为贡茶，制作程序太过繁杂，费工费财，却只能喝那么一点点茶，劳民伤财，于是下诏罢造团茶，改革制茶技艺。

那时，朱元璋的儿子朱权也是个品茶大家，他助力父皇推广制茶新工艺：“废团改散”与“废蒸改炒”，即把团茶变成散茶，把蒸青法改为炒青法。以烘焙团揉方式制茶；而在泡法与茶具上，喝茶的工具从碗变成杯，热水冲进茶壶里，茶叶在壶中闪展腾挪，叶瓣的舒展，叫醒了白灼似的茶之原味。

唐宋时期的“煎茶”“煮茶”和“点茶”的饮法在明代褪去了繁花似锦，散叶茶回归质朴，撮泡法亦日渐流行，而“工夫茶”便以撮泡法为主，也因此成就了“工夫茶”在明清走向鼎盛。

撮泡法成为主流，身在中国南方的坦洋菜茶也迎来了升级版的新贵。

从地图上看，12.4万平方公里的东南沿海省份就像一枚嫩绿的茶叶。茶之于闽粤也如这片嫩绿的茶叶一样，已是叶脉相连。

北宋的时候，在闽粤交界处，有个地方叫饶平，潮州人非常喜爱福建武夷的乌龙茶，因此闽粤茶商便在此交易。交易时，彼此用小盅来品茶鉴定制茶之工夫、泡饮之工夫，“工夫茶”一说就在这地方叫开了。因此，工夫茶在北宋源于闽粤是个大概率的说法。

关于工夫茶的缘起，有闽粤之争，但较为完整的说法应该是：源于福建，盛行于闽南、广东潮州和台湾乃至东南亚一带，并由此形成闽式、潮式和台式三大派系。

福安坦洋工夫虽算是后起之秀，但福安茶史其实也大部和中国茶史同频共振。

茶叶在商周时期，由于限量生产，还属于贵族的享受。到了两晋北朝，茶才开始以文化的面貌出现在文人雅士的聚会中。只有到了隋唐，茶叶在四川大规模种植，茶不再是显族的独有，而进入寻常百姓家。

无独有偶，1972年，在福安一个叫溪北的小村挖掘出一个墓葬，券顶砖上刻有“大业三年”字样，也就是隋炀帝执政第三年。在出土的随葬品中有3件青釉茶托杯。福安有1400年的饮茶史就这样坐实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隋炀帝为了打通西域，派出裴矩为黄门侍郎，常住张掖，主持与西域的联系，兼管与西方各国的通商往来，而裴矩撰写的《西域图记》三卷，记载着以敦煌为总出发点，到地中海的三条大道，其中的中道和南道正是到达伊朗、罗马等西亚、欧洲各国。这便是后来的丝绸之路。到了唐代，茶叶与丝绸、陶瓷一并成为丝绸之路的主角，一路高歌，经由阿拉伯人到达西欧，以及借由蒙古人到达俄国。

在中国历史上，唐宋人的文化品位、生活质量恐怕是世界地标。像喝茶，也非常精细繁复。

到了唐朝，喝茶以烹煮为主，以蒸青方式处理茶叶，烘焙碾碎，研磨后筛滤成粉状，放进容器里保存，然后煮水放进盐巴、生姜调味去苦味。

唐时的福安人则将饮茶叫为“食茶”。那时，福安的茶品也即为蒸青饼茶和蒸青紧压团茶。所谓的饼茶和团茶，即是将茶叶碾成细末，加上油膏、米粉制成。要喝的时候，和着葱、姜、橘皮、薄荷、枣及盐等调料，再烹煎食用或汤饮，故有“食茶”一说。

宋代人的煮茶比唐人的煎茶更加讲究。唐人该有的工序一样都不少，还多加好几道工序。他们将茶叶压缩制成团，然后再取下茶叶烘焙磨粉，将茶叶研磨的更细致。唐人多把茶叶加入水中煎服，而宋以后则烧开水后再注入茶叶。北宋贡茶“龙凤团茶”更是装饰极致，茶饼上印有龙凤形的纹饰则是用纯金镂刻而成。

1986年，在苏阳村先后出土了两块专供斗茶用的宋代建窑黑釉兔毫盏残片。可以想见，那时的福安人也有了点茶、斗茶。“七夕，乞巧。是日俗以桃仁、米糕点茶”（明万历《福安县志》）。

到了元明时，北方游牧民族出身的元代统治者与中原农民出身的朱元璋都不喜欢这种过于精细委婉的茶文化。士大夫和平民百姓又没有能力和时间品赏。他们更喜欢的是新工艺制作的条形散茶。于是，散茶渐渐融入中国人的生活。

元时福安，也出现了冲泡茶，茶香也随之在里巷漫溢。这一简单直接粗暴的饮法改革，激发了民间对茶叶的大量需求，种植面积随之蔓延，依山傍海、山河青绿，鹫峰山脉、长溪两岸优越的自然条件更是成了东方神叶的种植天堂。

到了明万历三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608年，按谢肇淛游历闽东后所著《长溪琐语》所记：环长溪百里，诸山皆产茗，山丁僧俗半衣食焉。随着量的增加，福安的茶质也得到提升，得到朝廷的垂青，福安的贡茶时代来了。公元1522年至1566年期间，明嘉靖版《福宁州志》记载：福安县常贡芽茶67斤8两，叶茶50斤9两。

一个地方产业的兴起必定是和它的经济基础相关联。

经过康熙、雍正两代皇帝的励精图治，到乾隆接手时，康乾盛世达到了真正的顶峰。人民安居乐业，人口达到1.5亿。国库存银从乾隆即位之初的3453万两，到乾隆三十九年则增长到了7390万两。但这期间，欧洲已经开始工业革命，而大清王朝的财政收入依然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茶叶的贡献更是大宗。

康乾盛世也外溢到了南方黄金海岸。清乾隆中期，福安的商业经济随之起舞。不仅商贸市镇在长溪两岸星罗棋布，而且水运码头镇镇不缺。随着水运交通的崛起，早期的商帮也应运而生。他们在各市镇码头将土特产品装上船舶，出白马门，或北上温州、宁波，或南下省城福州。他们用转手的差价利润再采购家乡所需。福安会馆也在福州占有一席之地。商人、商船、商帮与会馆，一条成熟的茶贸流通链已然形成，实为坦洋工夫的后继勃发历练了一支见多识广、人脉通达的营销团队。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以后，英国人捷足先登，于1644年将福建茶叶运到英国。英国政府为了保证国内有一定量茶叶库存，便令东印度公司在厦门设立商务处，组织闽茶运回英国。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后，茶叶输出逐渐增多，促进各地开荒种茶，茶叶生产得到快速发展，手脚勤快的福安坦洋人也赶上了开荒种茶的热潮。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规定“遍瑜香船，嗣后口岸决定于广州”，同时还规定茶叶出口只能茶商行代办，禁止民间交易。由于福安水路可通达广州，茶叶运销对远销有利。头脑灵活的坦洋人，纷纷改开荒种茶为试制新茶，开设茶庄，做起茶行的生意。他们以“坦洋菜茶”为原料，细制桂香茶，打开国内外市场。

1850年正月丙午日，道光皇帝去世，他的第四个孩子爱新觉罗·奕宁继位，第二年即1851年改年号咸丰。

在这一年，中国的茶界发生了两件大事。

这一年，英国伦敦举办首届世博会——伦敦世博会，长期在江浙沪经营茶叶、丝绸的广东籍商人徐荣村寄出12包“湖丝”参加展览，经博览会评定，公推为第一名。维多利亚女王赐金、银奖牌各一面，并赐赠“翼飞洋人”执照一份，允许“湖丝”进入英国市场。这是中国产品首次在世界博览会上取得金奖，1853年之前，中国茶出口的茶叶主要是红茶和绿茶，并由广州口岸输出，广州茶商控制了闽茶贸易。因此，由广州茶商带到这届世博会亮相的白毫茶、工夫茶和乌龙茶实为出自武夷山。《英国伦敦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评奖委员会报告书》如此记载：“中国茶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品种齐全，品质卓越，含有罕见的和昂贵的成分，还具有不小的科学研究价值……展出的各种品种的白毫茶，有一些能卖到50先令一包……工夫茶或宁阳茶主要出口到美洲市场。乌龙茶在加尔各答（印度城市）是最好的饮料。”

这一年，“茶叶间谍”英国人罗伯塔·福琼从武夷山桐木关带走23982株茶树苗、17000粒茶树发芽种子、1000多件制茶工具和8位中国茶师，通过海运从福州、广州、香港到达印度加尔各答，这才有了后来中国红茶的强劲对手：印度、斯里兰卡红茶产业。在此之前，全世界的茶叶生产几乎都是中国垄断，而茶种与制茶技术也是常年封锁，不准出口。此后，英殖民地印度成功培育出茶叶，罗伯塔·福琼开始污蔑中国茶有毒添加，中国茶在国际市场走向衰弱。

1851年，对中国茶界来说是个喜忧参半的年份，但对坦洋菜茶来说却是开天辟地的好年份。

明洪武四年（1371年），当地茶农将在野生丛林中发现的那株神异的古茶树母本原株移到家园中，经悉心培育分离选育出有性群体小叶种，即“坦洋菜茶”。在一般条件下，“坦洋菜茶”三月中下旬萌芽，四月上旬开始采摘，全年生长期220天，枝繁叶茂萌发四至五轮次。易栽培好管理的栽培特点令福安茶乡遍莳小叶种菜茶。制工夫红茶，条索紧结细秀，色泽乌润，香气清高鲜爽，滋味醇和甘甜，是制坦洋工夫的主要原料。

有了坦洋菜茶的好胚子，那么，坦洋工夫的创制与崛起也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关于它的创制有两个版本：

一说是清朝乾隆版。

坦洋早期的茶商有胡姓、施姓、王姓、吴姓和郭姓等，他们将细制的桂香茶通过水运通达广州，销往海外市场。期间，胡氏家族不仅在明末清初赶上了开荒潮，在坦洋周边开辟了许多茶园，而且研制新茶，开设茶庄，做起了通过海运到广州的茶叶生意。有一年，胡氏第四代——胡福四（1722—1791）在前往广东探亲途中发生了意外，与他同船的人都淹死了，胡福四死里逃生，遇一过往船只搭救，这船的主人是一对母女，恰巧是广东某英商洋行买办的眷属。买办得知胡福四来自茶乡，便告诉他英国人喜欢喝红茶，或许是为了下一步的合作，买办把发酵红茶、加工红茶的技术教授给了他，并嘱咐他返乡后如果能做得出来，便可运抵广州，由其洋行销往英伦。胡福四回村后，立即以本村的“菜茶”为原料，将买办教他的红茶制作技术反复改进，终于制造出一种风味独特的红茶，因为其制作工艺繁杂，要花时间、见工夫，他便把它命名为“坦洋工夫”。

另一说便是1851年的清咸丰版。

这一年，也是胡氏茶商外出，在一客栈遇见一位建宁茶客身患痢疾。

胡姓茶商便以坦洋茶，加生姜、红糖泡冲为药，叫那人服下，即康复。

感激之余，建宁茶客即与胡氏结拜为兄弟，并传他来自崇安桐木关的“正山小种”的自然萎凋、手工揉捻、室内发酵、炭火烘焙等制作技艺。后胡氏以坦洋菜茶为原料，制作工艺如法炮制，更有所创新。更因颇费工夫，胡氏有感而发，称之为“坦洋工夫茶”，其产制的茶庄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万兴隆”茶庄。

这一说法，我们在陈宗懋教授主编的《中国茶经》得到了佐证：“产于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星村镇桐木关的小种红茶称‘正山小种’”；而“外山小种”指的是政和、坦洋、屏南、古田、沙县及江西铅山等地所产的仿制正山小种品质的红茶，或称“人工小种”。

就这样，以坦洋菜茶鲜味做原料生产出来坦洋红茶，在万兴隆茶庄的包装下，最早以茶标“坦洋工夫”运销荷兰、英国、日本、东南亚等二十余个国家与地区，年创收外汇茶银百余万元。而它特有的鲜红呈金边的汤色，则开启了一段闽红的传奇。

一时间，坦洋商贾满镇，而茶船则遍于长溪，一溪流水香。

（二）

每年二月初二，“土地福”刚过，手脚利索的吴庭元便乘船从坦洋出发，赶往设在福州苍霞洲的“元记茶栈”，向老客户收取茶银定金。等到当年的春末秋后，再给客商发去一船船“坦洋工夫”茶。

那时，银元是用桶装的，每千块银元装一桶。几十担茶银用船运送，进入黄崎港后，沿长溪逆流而上，直达社口的溪口码头，再雇挑夫从陆路挑回坦洋。那时，坦洋有民谣唱着：银桶比冬下的番薯担还多。

吴庭元将收取的茶银第一次运回时，一队挑夫挑着银元桶，穿过热闹的坦洋街，迎着的都是一张张喜悦的笑脸，闻着的都是“吱呀”的扁担声与“啧喷”的称赞声。而在吴家大宅里，吴庭元的老母亲看到那一桶桶白花花的银元，还以为儿子当了劫匪，心都要跳没了。

银元多了，自然招来匪患。坦洋街有70多家财主。为了保坦洋平安，丰泰隆茶行老板、武举人施光凌获福安知县特许筹办团练。施光凌身先士卒，多次击溃山寇。清末民初，到了吴庭元继承祖业时，社会更是动荡，吴庭元等茶行老板便组织村民自卫，筑起一道十余里的城墙，每道栅栏门都建有四方形的炮楼，12座炮楼环绕坦洋周围。武装自卫队最多时有360多人。“坦洋工夫”的始创家族——胡氏家族，经营着25家茶行，是坦洋开设茶庄最多的家族，因此，殷实的茶资和显赫的茶界大佬地位，令胡氏在安全保障上更是耗资巨大：胡氏大院高墙连接着两座炮楼，防护门、弹药库、粮仓和秘密水井样样俱全，易守难攻。

1903年，“坦洋工夫”正火。接下父亲吴步云、叔父吴步升的茶叶生意，吴庭元打出一连串的“组合拳”：在坦洋开起了“元记茶行”商号；在福州开设茶栈，挂英国人的牌照，专接老外的生意；在香港注册“元记”商标，用自己头像做LOGO，凡“元记茶行”茶品都会贴上中英文“元记”商标。这样的营销手段，发生在1907年，开了福建省茶界之先河，放到现在也不落后。

吴庭元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那是因为他在坦洋街上拥有铺面36间，伙计百余人，茶山4座，精制茶厂1家，拣茶工、制茶师傅两三百人，年产精制“坦洋工夫”2000余件、200多吨，远销英国、俄国等地。

接下祖业的那一年，吴庭元才20岁。少年得志，便成为闽茶界之巨商。

从1851年坦洋人创制红茶开始，到1899年清政府在三都澳设立福海关，三都澳便成为闽东茶区天然的航运中心。从赛岐港启运的茶叶不再走飞鸾岭官道，而是到三都澳过驳，经过6个多小时的航程，直达福州口岸，再出口欧洲。

早期，福建茶区产的茶都是贡茶，衙门不发茶引（指运销执照），不许外销。但外地茶商可以到福建茶区购茶。后来，中国与各国通商，但清政府禁止茶叶从海路出口，闽茶只能水陆兼程，运入江西，再辗转广东，由广州十三行进行收购，再转口出洋。行程1450多公里，耗时近2个月，其运输成本与苦累可想而知。

1899年，福海关的设立，闽东茶叶到福州比到广州的货价至少可以下降25%，运输时间也大为缩短，这令“坦洋工夫”出口销量倍增。随着财富水涨船高，茶区家族兴旺，茶商南来北往，坦洋茶街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

那时的坦洋茶街上，最靓丽的是茶商家的女孩。穿着旗袍与时装，打扮时尚不亚于大都会。她们自信款款地走在坦洋茶街上，引来各地茶商回头追光。长达一华里的茶街有茶行36家，主人大多为本地人，也有外地的茶商。仅雇工就有3000多人。外姓的大量迁入，人口猛增，市井兴隆。

坦洋茶行规模最大的也是元记茶行。后面依次是宜记茶行、福奎茶行、冠新春茶行、裕大丰茶行等。茶行都是临街的铺面，房内有宽敞的天井、厅堂和两边厢房，楼层或二、三层，也有四层的，底层专收购茶叶，二层为精制茶作坊，三层做仓库，四层则是雇工宿舍。一律的通间木结构，三面三合土墙，一面店门板。为防贼（火），门皆包铁皮，内衬巴掌大的竹叶。

与茶街一溪之隔的商业街，140余家酒肆、饭馆、客栈、布店、鱼货、药铺、京杂比邻相肩，妈祖庙、真武桥、戏台点缀其间。福安税务局，当时叫“厘金局”，设在坦洋也是自然在理。

就在吴庭元担任福安县商会会长期间，1915年，“坦洋工夫”红茶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和贵州茅台同获金牌奖章。消息传到坦洋小村，犹如投下震荡弹，瞬间又将坦洋蝶变为周边茶区巨大的虹吸平台。这一年，经三都澳出口的红茶比1912年增加了43%。

因此，每到茶季，政和、寿宁、周宁和泰顺的茶商连夜把毛青茶装在布袋里，再雇挑夫透夜挑到坦洋，制成工夫红茶。那时的挑夫为了赶夜路，都要跋山涉水，凭着一双铁脚板，每人备一盏蜡烛灯笼装在长竹蔑一端，照着前方起起伏伏的夜路，另一端则别在挑夫后背固定着。一到茶叶旺季，坦洋周边茶区的山间小路，常有火龙在崎岖山间蜿延，往坦洋方向赶路。第二天早上，坦洋茶街便迎来各个茶区的挑夫长队，满街的“吱呀”声，满街的茶青香。

吴庭元的“元记茶行”便也寄托着茶区茶农的希望。男人们除了下田种地，就是到“元记茶行”等茶行打工，而女人们就是在茶行当拣茶工，实实在在赚些银元过日子。在茶季最繁忙的季节，“元记茶行”还会雇外地人帮工。村里住不下了，这些外地人就在村旁的山脚搭起草寮栖居。到最高峰时，“元记茶行”年雇工百余人，拣茶工二百多人，年产精制“坦洋工夫”干茶2000多担，利润5万银两。每年发放“茶银”时，“元记茶行”则需要七十多人挑着140多桶（每桶装1000块银元）银元，从坦洋挑到产茶基地岭下村，发给当地茶农。

采茶、拣茶、制茶，各个生产环节雇的工人多了，便需要小额银币支付，但当时小额银币流通量不足，吴庭元等茶商便开始各自发行小额“茶银票”，用于支付雇工的工资。现存最能体现专为支付拣茶工发行的“茶银票”是坦洋“振泰兴”茶行发行的“茶银票”：票面为横版印刷，“茶银票”正中间为一闽东古民居依山而建，疑似“振泰兴”茶行全景。左右两边竖直印“壹角”，钱币上方为坦洋“振泰兴”字号名称，中间下方横书：民国二十二年印，底部注：整拾角换通用大洋壹元，各竖印“拣工”“暂用”二字，证实当时“振泰兴”茶行发行“茶银票”只为支付工人小额工资。

有了银元，吴庭元便在临街的茶行后盖起了五座连环大厝：一仙堂、二仙堂、三仙堂、四仙堂和五仙堂，每座“仙堂”都有六间堂屋和八间厢房，雕栏玉砌，宽敞的天井、大厅、回廊、鱼池、花坛气派之至。吴家宅院旁还建起了一栋小洋楼，二层土木建筑，红漆门窗，半圆彩色玻璃，旋转楼梯，扶手雕花。后院还有橘园，可远眺坦洋茶山。小洋楼专门接待外商。1910年，有一俄罗斯茶商来考察“元记茶行”，便住在这座洋楼里。

闽东虽然依山临海，临海但少有腹地，依山却沟壑纵横，因此大多的村庄都选在谷地中临溪的冲积小平原，地貌是狭长的，往往是临溪一条街逛到底，没有纵深。那时的坦洋茶街也是如此，热闹，但街道很窄。为了给俄罗斯客商留下好印象，他便以生意很忙为由，躲得远远的，并交待家里人要把客人留在家中，好生招待。直到俄罗斯客商要走了，吴庭元才露面陪着他到街道上逛了一圈，还说，这里只是坦洋的小街，你匆忙要走，后面的大街我就不带你看了。这位俄罗斯茶商不懂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听得一愣一愣的，反而还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最后，俄罗斯商人和“元记茶行”签下一笔50吨“坦洋工夫”茶的大单。吴庭元的这一大手笔，在当时的福建茶界也是掷地有声。

早期，福安坦洋运往福州的茶叶除了全程走水路，还有一条是水陆兼程，“坦洋工夫”茶运到白马门后，再过驳轮船运到宁德飞鸾码头上岸，然后要雇挑夫翻越飞鸾岭，循官道经罗源、连江，到达福州口岸，远销欧美等。这条路也是充满艰辛。在崎岖的山路上要走上两三天的路程。吴庭元的父亲吴步云热心公益，为人仗义。不仅出资修通了晓阳往福安城关的咽喉要道岭头亭和宁（德）罗（源）交界处的五福亭，而且还与福安茶商一起出资重修飞鸾岭官道。这一善行基因也传给了吴庭元。

民国初年，有两个女人找到设在福州苍霞洲的“元记茶行”避难。一听说这两人是被通缉的革命党人杨正国的妻女林秀钦、杨云英。吴庭元二话不说，就把他们藏匿起来，还盛情款待。吴庭元的豪气令杨云英心生恋意，后来和吴庭元结合，生一女，名：桂珠。1938年2月，其女桂珠成婚，吴庭元以每年三百担稻谷田租、还有洋楼、花园作为陪嫁。女婿高诚学是当时的福安县长，又用这些嫁妆在福安溪柄创办了“归田农场”，也就是现在的宁德市农科所。

民国23年（1934年），也就是吴庭元31岁那年，正是“元记茶行”最红火的时候，铺面突遭大火，全部被焚。吴庭元连死的心都有了，但他心有不甘，想重建“元记茶行”。他到村里瓦匠家订购瓦片，而那瓦匠却和他说：“吴老，这些钱不多，您先拿着，等来年茶银发放时再还吧。”

乡人对他的信任，这又给了他重振雄风的信心。

终于，拥有12个铺面的“元记茶行”重建起来了，并以十二生肖逐一标注铺面门板和茶具。

吴庭元雄心勃勃，但战争烽火却又阻断了通往东南亚和英伦的海上茶路，“元记茶行”和吴氏家族再度门庭冷落，拥有30多家茶行、各类店铺140多家的坦洋茶街，也顿别车水马龙，仅剩11家茶行。“坦洋工夫”产量由10万箱降至4万余箱。

虽然不景气，“元记茶行”产量也锐减至二三百件，但心气甚高的吴庭元还是坚持了6年。后来日本人投降，吴庭元把关停了2年的“元记茶行”传给了儿子吴奇玉。

吴奇玉虽然不付重托，让“元记茶行”重新开业，最高峰时，也曾生产五六百件“坦洋工夫”红茶，但已是日暮西山。解放前夕，“元记茶行”香陨人散。

1982年，“元记茶行”第3代传人吴润民在社口镇区复出，他垦荒山，种茶园，办茶庄，做绿茶，希图唤醒吴氏家族的百年茶梦。但一次生意的失败，却让吴润民退出茶界，只能每年做上几十斤的“坦洋工夫”红茶，面上是为了打发生计，其实他是不想让祖上传下来的传统手工制作“坦洋工夫”技艺在他这一代消逝。

2018年开春，坦洋村里的茶商又多了起来，好的“坦洋工夫”红茶每公斤能卖到四五千元，这让吴润民看到“坦洋工夫”的新希望，心一热，便收了40岁的侄儿吴高峰做徒弟，还一起合办了“坦洋工夫”菜茶育苗场，复垦了三四十亩老茶园。

作为村里沿用传统手工技艺制作“坦洋工夫”的几位老茶人之一，吴润民还重操技艺，亲手制作了200多公斤“坦洋工夫”红茶，没想到销路还很好。这又让他重燃“元记茶行”复兴之梦。他和族人商量，要将在别人手里使用的“元记茶行”买回来……

现在，“元记茶行”已重回吴氏家族，由吴润民弟弟的儿子在经营，只可惜，吴润民老人已经去世……

茶带给人缤纷的愉悦，但茶叶的历史却充满着无尽的痛苦与欲罢不能的奋斗。

（三）

这是一段一百四十一年前的文字记录，最真实还原了福建茶区的茶季，那些挑夫在古官道上长途跋涉的辛苦——

“这个地方在福州北部的北岭，走半天就可以到。坐两小时的轿子到山下，再沿着陡峭，但铺得很好的花岗石板的山路拾阶而上，直到2000英尺左右的高度。清晨5点即可看到三四个苦力结帮成伙地下山，每个人都挑着两个大布袋装着的茶叶，约有120斤重。天越亮，人数越多，形成了一条绵延不断的人流，蜿蜒通向港口。许多大树参天的地点挤满了吃饭、睡觉的苦力，小路上都是竹扁担和茶包。这苦力不全都是从北岭来的，因为这条路通远方各产茶区。这些苦力要在崎岖的山间小道上走二、三天，在5、6、7月份间，这里喧哗吵闹，充满了生机。”

这一段文字写于一八八一年（清光绪七年）间，作者是闽海关税务司爱格尔。那年的茶季尤其的旺，经闽海关出口的茶叶达663000担。闽海关已然超越上海、汉口，成为当时中国茶叶出口的第一大贸易港。春风得意的爱格尔到福州北岭茶区视察，那笔调也是轻松，内心的喜悦也跃然纸上。

泛船埔天主教堂

至民国时期，福建茶区东西南北四路是以福州为中心划分的，北路茶区基本等同于今天的闽东地区；西路茶区就是闽北地区；南路茶区以安溪为中心，涵盖了今天的闽南闽西区域；福州掌领东路茶区。

福州北岭是当时福建北路茶运的主要通道。也正是这一年，福安一县茶叶出口42000担，产值100万大洋，创下历史记录。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也是由此进入福州港。

这段文字被爱格尔记录在了《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因此，把《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当做福建茶史来读也未尝不可。

那么，在《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中，我们可以依稀闻到“坦洋工夫”的余香吗？

有的——

1856年（清同治四年），《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首次提及福宁府生产红茶和银针白毫。

1875年（清光绪元年），《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最早提及坦洋红茶的官方记载：“板洋红茶比初期也提价3两”。

而正式出现“坦洋茶叶”提法的是1883年的《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特别应当提一下两个最重要地区，坦洋和邵武的茶叶。坦洋茶叶火候不到……”但随后的大多数年份，《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还是以“板洋茶”相称。

坦洋工夫首创于1851年，其实也是正当时。在此之前，福州口岸虽然开放，但清政府仍禁止闽茶从海路出口。曾任福州的英国领事卫京生在《福州开辟为通商口岸早期情况》中回忆说：“1852年叛乱分子（太平军）蹂躏江西全省，使该省境内一切贸易和交通等活动陷于中断，结果使原来通过江西陆运到广州出售，再由广州运去欧洲的福建茶叶，那一年竟无法运到广州市场……福州这时已成和各产茶区维持交通的唯一口岸”。

福州港旧照

英国人是率先到达福州的。1844年，英国人驻福州领事到达福州，开设了第一家领事馆。英国人坚持要开放福州，但清政府认为已经开放了厦门港，没必要再开放福州。清政府为此和英国人展开了近十年的拉锯战。太平军的侵入，茶叶的大量囤积，迫使清政府最后同意开埠福州。但开放后的商机却被精明的美国商人抢了先机。

这时，美国第二个在福州设立了领事馆，美国旗昌洋行也瞧准了商机，派员携款到武夷茶区大量收购茶叶，然后包租船运到福州口岸出洋，至此，福州口岸不准出口茶叶的禁令被打破。1854年，清政府开放茶叶贸易。到1855年，在福州专事茶叶贸易的洋行已有五家。

1861年，闽海关新关正式成立，而闽红新锐坦洋工夫正借此机会，水陆与水路并进，向着福州口岸进发。

仓山老街区图

走陆路的，一般都是“京庄绿茶”所用的毛茶，挑夫用布袋包扎，每袋五六十斤，袋内衬白竹叶防潮，扎紧的袋口加盖印章，挑到福州后再窨花精制成茉莉花茶，销往北京地区。福安坦洋也产绿茶，每年也有几万袋的销量。

走水路的，有两类。一类是苏庄红茶，多是茶梗、茶末等精制红茶的下脚料制成，每件一二百斤，用篾篓包装，船运到苏州，再转华北、蒙古、西藏等地。

另一类就是洋庄红茶，也就是工夫茶，主要销往海外市场。这类茶全用木箱包装，每箱有五十至七十五斤不等。箱内套转锡箔纸防潮，再内衬扣纸。茶叶转箱后，钉箱、外贴棉纸、加盖商号、再刷桐油，包装十分考究。

水是茶的红颜，更是茶的手足。

福安的长溪水系和蕉城的霍童溪水系是闽东的两大水系，它们不仅为茶树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水资源，也是茶叶运输的重要航道，连同两大水系出海口的众多天然良港，也构成了得天独厚的茶叶运输枢纽，这是其他茶区无法比拟的。

坦洋下街

坦洋溪上有一种船叫溪船，一吨左右，类似江浙的乌篷船，便是长溪上的“速递小巴”。每到茶市，坦洋溪上的真武桥便是最繁忙的茶市，来至寿宁武曲的茶农挑着茶青到这桥上和坦洋茶行交易，而桥下流水潺潺，便是“速递小巴”抢生意的好时光。此时，溪船密密麻麻的停满坦洋溪，等候着茶叶成品的外运。桥上熙熙攘攘，桥下溪船穿梭是透夜的。所以夜晚的真武桥也是热闹着。挑夫柱杖的敲地声和船夫启运的吆喝声相交融，此起彼伏。茶市一般时的照明工具是松明灯、煤油灯和竹篾火把。夜幕降临，真武桥上下彻夜交易或搬运，也是一线如萤火闪动，格外兴旺。除了十一、十二月日子清淡，剩余的十个月，坦洋都因茶热闹非凡，普通采茶女都能赚得“白银三百两”“衣衫三十箱”。

溪船大约能装载10担的洋庄红茶。从真武桥下启运，二个船夫，前者撑篙，后者操桨，一路顺流而下。坦洋到赛岐31海里，赛岐到马尾98海里。坦洋溪船到赛岐码头，朝发夕至；再过驳大船运往福州口岸，也是一潮可达。

1899年，清政府在三都岛设立福海关，生产于闽东北的工夫红茶都要在三都福海关完税后，由航行三都至福州之间的轮船公司与各茶帮签订装运合同后，再过驳轮船运往福州口岸出口。1918年，福安实业家王泰和购买轮船，开辟了三都至福州的航线，从赛岐出发的北路茶运到三都后即过驳到王泰和的“江门号”轮船，再直抵福州口岸。到了1927年，坦洋茶商胡修诚在赛岐创办了“裕通轮船公司”“裕泰来茶叶有限公司”。随后，福安茶商又合资成立了“福寿轮船公司”，实现了用轮船将茶叶从赛岐经三都福海关报税后，不再过驳，而直接运往福州口岸的梦想。

三都港到马尾的航线距离仅74海里，按当时的普通轮船每小时20至25千米航速计，6个小时即可到达。而武夷山的茶叶沿闽江水系顺流而下到福州却需4天。海运交通的优势令以北路茶逐占先机。虽然三都澳福海关在福建茶叶出口贸易中，只充当中转港的角色，但1899年至1949年，从三都港中转出口的茶叶占福建出口茶叶的47-60%，甚而占全国茶叶出口的6.422-30.19%却也在情理之中。

那么，福州的茶港设在哪里呢？

最早在仓山的泛船浦、海关埕一带，后来随着茶市的欣荣，便渐渐外延到了台江，在闽江及其周边水域建了大量简陋的道头。但泛船浦一带始终是茶港的核心区域。欧美建筑也是翡翠于此。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四日，由洋人介入的闽海关新关在仓前山泛船浦宣告成立。随后，闽海关税务司公署在此建了一座两层的西式办公楼，这地方因此被称为“海关埕”。闽海关也随之成立了“闽海关俱乐部”。怡和洋行大楼更是矗立在海关边。许多洋行也趋之若鹜。随着洋人和华人员工暴增，仓库、验货厂、码头、员工楼房也是雨后春笋，密布泛船浦。

每到茶季，泛船浦人潮如蚁，一派繁忙。坦洋工夫茶从赛江出发，顺着潮水，一船船的运到泛船浦。由于泛船浦属于内港，许多外国商船多位大吨位船舶，无法驶入内港航道，只得将商船停泊在马尾罗星塔对岸的伯牙潭水域，所以通关后，坦洋茶商还要雇佣闽江上络绎不绝的舢板、乌篷船，将茶叶过驳，泛船浦码头的岸边搬运工人则忙着卸货，分类包装，再装到舢板、乌篷船，运到停泊在罗星塔海域的外国商船。清政府为便于管理，干脆在伯牙潭设置了闽海关伯牙潭分关，建起了办公楼、住宅楼、瞭望台等，大量洋人在此生活和办公。

罗星塔

文章在工夫之外。坦洋工夫茶在福州口岸的异军突起，其实也靠更广义的“工夫”之外的“工夫”——

茶叶，是清朝的经济支柱产业。鸦片战争之前，茶叶长时间占据中国出口商品的榜首。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了茶叶“代购”，帮外国人购买中国茶叶。此后，在通商口岸陆续开设了专门和外国人进行茶交易的茶栈，数百家茶栈成了内地茶商和外国洋行交易的中间人。

坦洋茶街最热闹时，大茶行就有36家，都有很成熟的公司化运营。商号、商标和茶银票家家皆有。从发放银票、收购茶青、精制出厂和售后服务已经形成完整的营销链条。甚而到了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更接上了运输的链条。从这层面看，坦洋茶商应该是闽东最早的实业家。坦洋工夫之所以能远销海外，和坦洋茶商对茶贸的踔厉试水是分不开的。

当然，这36家茶行在福州口岸都有自己的茶栈，专门负责和外商、洋行接洽。

茶栈，茶栈亦称箱茶帮。茶叶运往福州后，箱茶(红茶)即放在茶栈出售，茶栈处在采制商(内地茶庄)与出口洋行之间，专事介绍输出贸易，从中抽取佣金。此外茶栈常贷款给茶商，利率为一分六厘半，茶栈本身资本也不雄厚，多转向福州钱庄告贷，定期还款，谓之期票，以一分或一分二厘为利率，利率相差，即茶栈之利益。

茶栈品茶室

福安茶商在福州口岸的茶栈还运用了记账的营销手段。

当时，在上海和汉口购茶都要付现款，其中在上海购进茶叶每包过磅后第二天就得付款。而在福州，包括福安茶商开设的茶栈，货款是可以记帐，茶商还允许有大笔结欠，可拖延几个月甚至跨季节付款。年成好时，这些欠款得以清偿；年成不好时，就转到下一年支付。有的不需要贷款的商行，还利用汇率进行投机，即在汇率高时按市价赊购茶叶，到发货量下降以致汇价出现下跌时再付款，从而使他们能够获得一笔额外的财富。灵活的金融运营方式，令福州口岸超越上海、汉口两大茶港，成为当时中国茶叶出口的第一大贸易港。

而这种记账的营销手段却是以诚信为根本，更是福安坦洋工夫异军突起的重要推手。

清朝后期，福安茶商“旭哥”开设了“旭记茶行”，平时靠收购茶农的茶叶后，与别人“拼件”雇船或跟“顺风船”运到福州贩卖。据说有一次，旭哥运三十袋茶叶到福州茶行，其中10袋为精茶，20袋为统货。帐房先生开出银票后，旭哥也没细看。当夜，旭哥回客栈，掏出银票认真一看，帐房先生将三十袋不同等级的茶叶记反了，变成了精茶20袋和统茶10袋，要知道，精茶和统茶的差价是很大的，这让旭哥一夜翻来覆去没睡好。第二天黎明，旭哥就怀揣银票，直奔茶行，向老板道明缘由。茶行老板顿生信任，当即交待店伙计：以后旭哥送来的茶叶，其等级和重量，一律就按旭哥自己的帐单计算，免检入库。从此，旭哥茶行因为诚信而在福州茶商界扬名，生意也如旭日东升！

这些茶栈还吸收了西方经营方式。茶栈里专设评茶室，所有盛茶的玻璃瓶上都有编号，茶客可以闻香气，辨茶色，挑出心仪茶品，据编号点茶。坦洋茶香之所以绵绵不绝，与其顺应中外交流是分不开的。

随着出口茶贸的兴隆，报关业也愈加发达。最兴旺时，仓山区有六十多家报关行。开关后仅仅两年，1863至1864年的茶叶旺季，由闽海关出口到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茶叶总计达到5800万磅。再过12年，到1886年，闽海关出口茶叶达到45000吨。其中一半出口英伦。六年后，俄罗斯茶商就直接在泛船浦开办阜昌茶厂，福州和汉口成为中国最早机械制茶的城市。

那么，以坦洋工夫领衔的北路茶是如何乘风破浪到达英伦呢？

金秋时节，泰晤士河口何时出现来自中国的茶船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关心的话题。从19世纪的50年代开始，为了更快地将茶叶从福州运到英国，伦敦茶店的货主们便重金悬赏，看哪艘运茶船首先到达泰晤士港，于是从中国到英国的万里海上茶路上，就出现了运茶船之间争夺锦标的竞速比赛。

1866年5月，一共有16艘装满闽红的英国运茶船停泊在罗星塔下，等待着5月末开始的西南季风，以便开始运茶船的竞速比赛。

运茶船“爱丽儿”号模型，英国格林威治博物馆藏

5月28日17时，第一艘运茶船“爱丽儿”（Ariel，铁胁木壳船）携带550余吨闽红茶，沐浴着晚霞，沿着波光如绸的闽江缓缓而行，经闽安江峡，过五虎门。一进入公海，“爱丽儿”便鼓起风帆，向着万里之外的伦敦飞剪而行，也揭开了运茶船竞速比赛的序幕。

这些运茶船的航迹便被现代人称为中国海上茶叶之路：全程超过22500公里，从罗星塔出发，经台湾海峡进入南中国海，穿过爪哇岛附近的巽他海峡，横跨印度洋，再绕过非洲大陆南端的好望角，驶入大西洋，最后从英吉利海峡转入泰晤士河，到达目的地伦敦。这条航路虽然一路惊涛骇浪，是人类航海史上最惊心动魄的航程，但也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一苇贯通的黄金通道。

但关于茶叶出口贸易，并不仅仅是牧歌式的诗与远方。

坦洋茶也和其他闽红一样，常常在茶叶中加入少量茶末，可以使茶叶在海上长时间运输过程中能够保持一定的香味。

但闽茶商在出口茶中掺杂大量茶末，从而引起洋行反感，为此抑价，双方打起价格战，常常也是硝烟四起。

1876年《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北岭茶和板洋茶价格与上年差不多，但质量差于往年……继则有一些极品板洋茶和一些普通茶叶启运伦敦，价目不明。”“本年的茶质很差，除第一批茶叶，包括板洋茶在内的某些数量外，质量低劣，掺有大量茶末，这已成为老规矩。”

板洋（坦洋）茶一开始，就充当了福州口岸输出茶叶中最重要的角色，有“极品板洋茶”和“普通(板洋)茶”之分别。但是普通板洋茶是欧洲普通市民的饮品，价格低，市场广阔，需求量特别大，所以价格反而稳定。但板洋茶实际上是一个“联合品牌”，因为集中了福安、寿宁、周宁、柘荣、宁德等地生产的众多工夫红茶茶源，来源广泛复杂，改造起来也就特别不容易，所以不时有关于板洋茶质量的差评。

茶商弄虚作假，严重影响到了外销茶叶的质量，并进而导致了出口量的下降及茶叶贸易的衰退，并为印度、锡兰等国茶叶排斥福州茶叶市场提供了口实和机会。

这样的贸易战年年开撕，常常令华商与洋商两败俱伤。据1866-1908年福州海关贸易报告和英国领事商务报告中对中、外茶商经营状况统计，在20个有关华商的记录中，获利者有6个年份，损失者有14个年份；洋商亦有20个记录，获利者仅4个年份，损失却有16个年份。

19世纪70年代，英商退出汉口茶市，转而发展印度、锡兰等地的殖民地茶业，在国际市场上排挤中国茶。至1902年，中国茶出口萎缩到占世界茶叶市场总量的6.5%。与中欧贸易联系疏远相对应的，是中俄贸易联系的加强。1880—1914年间，中国输往俄国的茶叶增加了近两倍，占中国全部出口茶叶的一半以上，中国茶业对俄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

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坦洋工夫更因为繁重的关税和运输费用，也被迫收缩国际市场。

1899年，三都澳福海关的设立，再次为坦洋工夫东山再起创造了战略机遇期。为了适应国际市场对茶品质的挑战，全省第一家地方性茶业研究机构——福安茶业研究会成立，专事改进茶品质的研究。

190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贯通。精明坦洋茶商再次抢占了商机。1908年，俄罗斯茶商第一次大批采购坦洋工夫红茶，开启了坦洋茶进入俄国市场的历程。坦洋茶从福州口岸海运到大连或符拉迪沃斯托克，再经西伯利亚铁路运输到俄国和欧洲。

1915年2月20日12时，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旧金山市，一场全球大派对在这里举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盛大开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到会致辞，副总统托马斯·马歇尔和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前来助兴。当天有超过20万人参观展馆。中国政府仿照宫廷建筑风格搭建了中华政府馆，亭台楼阁，雕梁画栋，飞檐拱壁的“中国风”吸引了8万之众参观。

1866年运茶船大赛航路示意

主办国美国从各参赛国中聘请了500名审查员组成这次大赛的评委会。中国由于展品最多，获得了16个席位。审查分为三步，第一步为分类审查，将参赛品分细类，如丝、茶、油、麻等各为一类。第二步为分部审查，将参赛品分大部，如工艺部、教育部、食品部等。最后为高等审查，由分类、分部审查长会同各参赛国赛会委员会代表组成专门审查组，对某参赛品提出申请的得奖说明，进行评定，再由最高审查长派专员复勘，确定是否给予各等奖章。

由福建实业厅选送的福安商会茶（坦洋工夫茶）参加茶叶类展赛，这其实也是对坦洋工夫茶品质的严峻考验。在赛会上，印度的红茶和日本的绿茶因由机器制造，色香具佳，规格整齐，几乎夺去中国市场。

最后根据《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要览》记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国茶叶获得金牌奖章共21个，分别是江苏江宁陈雨耕雨前茶；上海茶叶会馆三星牌红茶；上海茶叶协会祁门红茶；福建福安商会茶……”

折桂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坦洋工夫几乎可以说是茶界的黄袍披身，一洗之前的“茶末”之耻，确立了民族品牌的王者之尊。但一战恰此时如火如荼，坦洋工夫折桂之后潜在的市场空间恰被硝烟战火弥漫。到1921年，跌倒谷底，根据当年三都澳福海关统计，全年仅出口茶叶4622担，不及1915年的6.4%。

到1922年，欧洲逐渐从战后的重建中恢复了元气。生灵涂炭的世界被舌尖上的世界替代。红茶，再次成为东西方文明邂逅的“红颜知己”。闽东茶叶，尤其是坦洋工夫茶也随之迎来了黄金蜜月期。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坦洋茶商胡兆江后人印刷了茶行防伪标志原件（每一箱出口茶叶箱内均附上一张“防伪标志”，随茶同行）。这张“防伪标志”的最上端是以大字体中文正楷写着“胜大来茶公司”，随后以英文写着“中国茶是最好的茶”“我要采最好的茶青，由最好的制茶师傅，做出最好的茶供给你们……”又承诺“我坦洋的茶要从好做到更好，要从更好直到最好。”

一溪流水香的坦洋，三百年茶路，漂洋过海，去者如逝，敢问路在何方。

坦洋茶人世代都有一个执念：我香，故我在！

来源：闽东日报 新宁德客户端

作者：郑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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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扬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

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一种消费品像茶叶这样影响中国边疆历史。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边茶贸易作为中原王朝用汉地茶叶换取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游牧民族马匹或其他商品的一种商业活动，贯穿了宋以来中国历史的每个阶段。在延续千年的边茶贸易过程里，围绕边茶的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各民族自觉或被动地参与其中，在各个链条和环节上分工合作、利益共享，形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商贸活动。可以说，边茶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各民族经济和文化交往、交流的历史，也是一部政治上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

关键词

边茶 中华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

正文

边茶，顾名思义，即为专门销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其原料、制作工艺、包装和运输方式等有别于销往内地的腹茶。边茶为黑茶类，中国的黑茶主要是老叶茶，一般为一叶三芽到五芽，并掺杂茶树梗，经过特殊加工过程(如渥堆工艺等)，专门供应北方、西北及青藏高原各民族。黑茶产地主要有四川(南路边茶、西路边茶)、湖南(安化黑茶)、湖北(老青茶)、云南(紧茶)、广西(六堡茶)、陕西(茯茶)等。其中四川雅安、天全、名山、荥经和灌县、什邡、崇庆、平武等地生产的边茶，以及云南佛海等地生产的紧茶主要供应西藏和四川甘孜阿坝、青海、甘南等涉藏地区，用以制作藏族人民喜爱的酥油茶;湖南安化等地的黑茶主要供应新疆和蒙古草原，湖北赵李桥的青砖主要销往内外蒙古和俄罗斯等地。由于气候和地理条件限制，茶叶并不产于秦岭淮河以北的非酸性土壤地区，因此边疆各民族对茶叶的获得必须依赖于与内地产茶区的交易。所以，边茶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各民族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交流史，也是一部政治上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

纵观中国历史，从来没有一种消费品像茶叶这样，在维系中央政权与周边民族关系方面起着如此重要和持久的作用。经济上，茶叶在农牧两种生活方式的经济互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治上，它是历代中央王朝控制和稳定边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文化上，茶叶对边疆民族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边疆民族将其融入日常生活，使之成为自己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茶叶由内地向北方草原地区和青藏高原的传播

中国人的饮茶习惯始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陕西咸阳原东端的西汉景帝阳陵外藏坑K15中出土的腐朽碳化的粮食遗迹中，发现有茶叶残留物，此为截至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茶叶实物。考古工作者推测这是皇帝的茶，但具体怎么饮用，是食物还是药物，茶叶来自何处等重要信息却无从得知。可以肯定的是，喝茶习俗在汉代尚未普及。南北朝时期，蜀地等南方地区的汉人已经普遍饮茶，均为粗放式的煎饮，将茶与米粥、橘皮、姜等混在一起煮沸后饮用，饮茶被称为“茗饮”。至于采摘下来的茶树叶片是否经过炒制等工序的加工，文献无明确说明。现有的考古材料也没有茶叶加工的确凿证据。有关唐以前人们的饮茶，由于史料不足，或传世资料可疑之处颇多，所以茶学界的争议较多。可以确定的是，到了唐代，饮茶已经发展为一门艺术，茶叶的加工、制作技术开始精细化，唐代茶圣陆羽所著《茶经》即为明证。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我们可以知道，茶叶在唐代已经开始规模化生产并成为了商品，也就是说茶叶在唐代已经开始普及，有了一定规模的消费群体。自细煎慢啜式的品茶出现后，茶叶的形制逐渐从大叶、片、饼团过渡到宋代的抹茶和散条形茶。到了宋代，中国南北的汉人社会中饮茶之风炽盛，从社会上层到普通百姓都将饮茶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王安石在《议茶法》中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

北方游牧民族饮茶的历史较晚，南北朝时期，饮，仍以加工过的奶制品——酪浆为主。根据成书于北魏的《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喜欢“茗饮”的主要是南朝汉人，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的非汉民族和受少数民族生活习俗影响的汉人，日常饮用的大多是酪浆。南朝齐官吏王肃因政治斗争失败投奔北魏后，为了迎合鲜卑贵族，饮食习惯从“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到逐渐适应北方游牧民族的羊肉、酪浆。有一次在宴会中，他为了讨好北魏高祖拓跋宏，说茗饮只配做酪浆的奴仆。给事中刘镐对王肃十分仰慕，以至于每天都要喝茶。魏高祖之弟彭城王元勰对此十分不屑，讥讽他“好苍头水厄”，意思是喜欢平民百姓下贱之物。后来北魏人就将茶水贬称为“酪奴”“水厄”，以至在北朝的宫廷和贵族宴会中，官员以“茗饮”为耻。不过这也说明，当时的北朝，饮茶和饮酪浆的两种习惯同时存在。在魏孝文帝改革的背景下，尽管汉人和鲜卑人存在差异，但也相互学习和适应不同的文化和习俗，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成为时代的趋势和特征，不断加入北魏的南朝人无疑会对统治民族鲜卑产生文化和风俗习惯上的影响。

唐代，开始有了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进行茶叶贸易的记载。8世纪中叶崛起于额尔浑河并称雄于蒙古草原的回纥汗国与唐朝和平相处，并两次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回纥与唐之间的贸易十分频繁，主要为以马匹换丝绢。其间也会以马易茶，如《新唐书·陆羽传》载，“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然而，回纥易茶的用途是什么?是用来转手与其他民族贸易?还是自己饮用?史书并无相关说明。因此唐德宗时御史中丞封演撰《封氏闻见记》中说，“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可见唐时北方民族饮茶并不常见，以致官至御史中丞的封演也对回纥来唐易茶感到奇怪。

至宋代，北方民族才开始普遍饮茶，茶马贸易成为当时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进行物资交换的重要形式。除了我们熟知的宋与西北吐蕃之间的茶马贸易外，北方的辽、金等也与宋在互市中交换茶叶。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澶渊之盟前，宋辽之间沿边地区便有数个用于互市的榷场，其中包括茶叶贸易：

契丹在太祖时，虽听缘边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兴国二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后有范阳之师，罢不与通。雍熙三年，禁河北商民与之贸易。

也就是说，宋辽之间在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时期，并没有政府设置的正式交易场所，也没有贸易管理机构，这一时期的贸易应该主要为民间贸易。到了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才正式在宋与辽实际占领的燕云地区设立了雄州等5个榷场。不过直到澶渊之盟前，因为“累年兴师”，宋辽之间的战争与冲突不断，这些榷场都不固定，时设时罢。澶渊之盟订约的景德二年(1005)，北宋在雄州、霸州和安肃军三处设立固定的榷场，后来又增设广信军。“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绝。”

考古材料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证据，呈现了当时辽、金、西夏的饮茶情况。河北省宣化下八里村的辽代张世卿家族墓中有大量反映当时饮茶内容的壁画，壁画中烹茶人既有汉人装束者，亦有契丹人装束者，画中茶炉、茶壶、茶杯、茶碾等茶具和烹茶用具，以及烹茶过程，说明当时辽朝南面官所辖燕云十六州饮茶之风的盛行。此与宋人苗绥所说“燕人衣服饮食以中国为法” 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辽代壁画所见烹茶的方式均为与宋相同的点茶法，而不是在茶水中勾兑鲜奶。烹茶者多为着汉装者，茶具也多来自北宋的官窑，这可能是当时辽国辖境内的汉人多饮茶，而辽朝契丹皇室和贵族也模仿宋人的饮茶方式。辽朝的契丹人饮茶仅限于士大夫阶层，一般百姓可能较少饮用。宋真宗景德二年订立的“澶渊之盟”是当时宋辽之间的一项重要盟约，其中规定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这其中物品并没有包括茶叶，说明茶叶对于辽国并不重要。宋仁宗时期，宋与西夏开战，党项羌的西夏因为经济消耗不堪重负，故而接受宋每年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两万斤的岁赐。这其中茶被作为岁赐之物值得关注，证明茶已经在西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生活物品。由于西夏占领着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长城南部沿线地区，与吐蕃相邻，因此茶叶到底是西夏自己消费，还是转卖给吐蕃部落，尚不得而知。

金朝饮茶之风亦盛，主要流行于金国辖境的汉人之中。泰和六年(1206)尚书省上奏：“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比岁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 “比岁上下竞啜”表明饮茶习俗已经开始在金国各阶层普及了，不过应该主要在从事农耕的汉人之中流行。作为金国统治者的女真官员认为，“茶本出于宋地，非饮食之急”，可见当时的女真人并没有将茶作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为“非必用之物”，属于奢侈品。而且为了节省国库开支，避免“费国用而资敌”，金朝曾数次禁止与宋的茶叶贸易，如《金史·章宗本纪》载：“(泰和六年十一月)初定茶禁。”甚至规定只有七品以上的官员才有饮茶的资格，而且严禁买卖和作为馈赠之物。“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财弥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平民阶层的女真人没有普遍饮茶的习俗，而且可能因为茶禁等原因导致茶价高企，因此只有在一些重要的节庆和婚嫁等场合才会饮用。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南宋礼部尚书洪皓出使金国，被扣押在金国腹地冷山十数年，熟知女真习俗，归国后所撰《松漠纪闻》中记有女真人婚宴中饮茶场景，“宴罢，富者溣建茗， 建茗即产于福建建宁(今福建建瓯)的茶叶，为朝廷的贡品茶，时人称之为“御茶”。留上客数人啜之;或以粗者煎乳酪”。其中的“粗者煎乳酪”便是用粗茶与鲜奶或酥油熬煮在一起，这可能是汉文文献中最早关于奶茶或酥油茶的记载。

元代，入主中原的蒙古人与汉人杂处，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有了相互融合的趋势，蒙古人将茶与奶制品结合在一起创制出适合自己口味的饮品。元人有多种煎茶和饮茶的方式，如枸杞茶、玉磨茶、金字茶、清茶、炒茶、兰膏茶、川茶、西番茶、藤茶、孩儿茶、酥签等，其中的西番茶、兰膏茶、炒茶、酥签为茶中加酥油搅拌或炒制而成，明显为北方民族的饮茶方式。这些饮茶方式不仅流行于蒙古人中，也为当时的汉人所接受，并在元曲中有所反映。李寿卿《月明和尚度柳翠》中第二折：“茶博士，造个酥签来。” 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第二折：“(郭云)师父要吃个甚茶?(正末云)我吃个酥签。” 可见，酥油茶是元代茶饮的重要类型。元代汉人为什么接受了酥油茶，最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元代汉人为了迎合蒙古统治者而采取的做法，不过这也间接促进了蒙汉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到了明代，长城以南的汉人中便不再有喝酥油茶的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元代以后茶叶便开始在蒙古等游牧民族中普及和流行。

茶叶何时进入西藏?以及茶叶何时在西藏普及而成为藏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学术界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吐蕃时期吐蕃人的饮食以青稞炒面(糌粑)和酪浆为主，未见有关吐蕃饮茶方面的史料， 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捻麦为碗，实以羮酪，并而食之。”也不见唐蕃之间茶马互市。宋代，由于北宋王朝与北方的辽、金、西夏长期处于战争对峙状态，因此需要大量的用作军事用途的马匹。于是便开始了与较少发生战争冲突，生活在青藏高原边缘的吐蕃进行茶马贸易。这一时期的茶马贸易主要地点是宋朝与吐蕃相邻的西北地区的秦凤路、熙河路， 据《宋会要》记载，“(熙宁)十月十四日，太子中舍、三司干当公事、经画成都府利州路茶货李杞等奏，与成都府路转运司同共相度到于雅州名山县、蜀州永康县、邛州在城等处置场买茶，般往秦凤路、熙河路出卖博马。”而不在茶叶产地四川雅州。而且输入吐蕃的茶叶为生长期较长的“老茶”，而非汉人喝的“嫩茶”。北宋黄庭坚《山谷别集》卷八《叔父给事行状》记有：“产茶之地尽在川路，卖茶之地全占陕西”，“(川茶)茶色不等，盖汉茶食嫩，番茶食老”等语。可以确定的是，此时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吐蕃人已经开始普遍饮用茶叶，至于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境内在宋元时期是否开始普遍接受茶叶，藏汉文献阙如。元代，开始有了“西番茶”和“西番大叶茶”的叫法。元朝中期蒙古医学家忽思慧著《饮膳正要》卷第二《诸般汤煎》详细记录了西番茶的产地和煮法：“出本土，味苦涩，煎用酥油。” 元代的西番为宣政院管辖的与陕西行省、四川行省、甘肃行省、云南行省相邻的藏族聚居地区，西番茶的产地雅州元代亦属宣政院辖地，元政府在此设有西番茶提举司， 至大四年九月，“罢西番茶提举司”。因此《饮膳正要》说西番茶“出本土”不无道理。茶与酥油混煮，这已是酥油茶的做法。明初，大臣解缙对西番人煮茶的方法描述得更为详细：“盖夷人肥膻潼，则群聚穹庐中，置釜煮茶茗，调以潼酪，而济其肉食，其俗非一日矣。” 将煮沸的茶水与酥油搅拌，已与现在酥油茶的制作方法并无二致，而且至明初以前这种酥油茶的制法已延续了很长时间，说明元代酥油茶在西番人中十分普及。明朝嘉靖年间，边茶已经加工成了砖形，“私贩茶户每采新茶，屣成方块，潜入番族贸易”。砖茶既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茶叶的容积，也便于长途运输和保存。到了清朝前期，文献已经明确记载饮茶习俗已在卫藏地区普及。乾隆时期的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多喀尔·策仁旺杰在其自传《噶伦传》中至少6处提及在拉萨和日喀则向寺院僧人布施茶叶的情况。

外国学者大多认为茶叶传入西藏的时间在公元10世纪以后。葡萄牙耶稣会士安东尼奥·德·安德拉德(Antonio de Andrade)和曼努埃尔·马库斯(Manuel Marques)是最早进入西藏的西方人。1623年，他们到达西藏西部古格王国的首府查帕朗(Tsaparang)。安德拉德在他1624年的报告中提到从中国进口的粗丝绸和瓷器、茶经由卫藏到达古格。第一个提到砖茶的西方人是威廉·穆尔科夫特(William Moorcoft)，他详细描述了1819年在拉达克的列城见到的被压紧成方形的茶包：“这些茶包来自拉萨和叶尔羌，用牛皮包裹，上面覆有带着汉字的黄纸。” 总之，宋元至明清以来，随着饮茶习俗在青藏高原的传播和普及，茶叶逐渐成为藏族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茶叶从内地，从汉地向北方、西南民族地区传播的过程，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传播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北方、西南民族在这个过程中对茶叶并不是简单地被动接受，而是根据各自民族特点，结合自己的饮食文化习惯，把茶与奶制品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发展出具有自身民族特点的饮茶方式和习俗。

二、茶之于藏民族的重要性

对于北方和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民族来说，食肉和饮用兑有奶制品的茶是获取身体营养成分的必要途径。自古以来，牛、羊便是青藏高原最常见的家畜，青藏高原分布着面积广阔的牧场，相当多的人口从事畜牧业。农区主要分布在河谷地带，受到灌溉条件和日照时间的制约，粮食产量很低，单靠耕作所获无法维持基本的生存，于是村庄周围不适宜耕种的空地常常被用来放牧牛羊，这里没有如中原地区那样的纯农业区，农区也呈现出半农半牧的特征。因此，奶制品是青藏高原最易获取的食物。牛奶是一种高热量的饮品，并富含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和膳食钙。虽然人们从深绿色的蔬菜也能获得膳食钙，不过需要食用大量的蔬菜才能满足人体的需要。由于青藏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和高海拔，能够栽培的农作物尤其是蔬菜并不多。传统上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族日常食用的蔬菜主要是圆根、豌豆等，缺少深绿色的蔬菜。摄取牛奶中的膳食钙便成为最便利的营养补充。另外，作为高热量和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奶制品能有效地帮助生活在高原的人们抵御寒冷的天气。对一些人来说，由于体内缺乏分解牛奶中乳糖的乳糖酶，直接饮用鲜奶会造成腹痛和腹泻。医学研究表明，人类从婴儿时期断奶后，身体中分解人和牛、羊等动物奶的乳糖酶便会消失，从而出现乳糖不耐症，由于乳糖不能直接被人体所吸收，饮用动物奶后便产生相应的排斥，引起腹痛和腹泻。这一点在亚洲世界更加普遍，亚洲人100%都有不同程度的乳糖消化不良(LM)症状，对牛奶具有排斥性。根据笔者掌握的文献，未见民主改革前藏族直接饮用鲜奶的记载。20世纪40年代，俞湘文在对西北地区甘青川康四省涉藏地区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牧民)从不吃白开水或纯牛奶，必须喝茶或奶茶”。鲜奶或奶制品酥油与茶叶的结合能为身体所接受，巧妙地克服了亚洲人乳糖不耐症的问题，形成了藏族独特的饮茶方式。清人记载酥油茶的制作方法为，“以茶入锅，煮数十沸，去渣，入乳酥合盐各少许，盛以木桶，群取以食”。即将茶叶煮沸后加入盐，再倒入木制的酥油桶中用木棍进行充分的捣拌，使茶和酥油融为一体，成乳状即可饮用。这种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沿袭至今。

茶含有咖啡因，为轻微的成瘾品，但对人体没有危害。饮茶较之饮白水是一种享受，易于入口，茶叶可将寡淡无味的白水变为具有吸引力的饮品，还有降脂、解腻、提神的功效。茶叶含有人体所需的维生素、镁、钾等成分，这些成分能够补充绿色蔬菜摄取的不足。

此外，我们知道，人畜粪便等有害物质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对水源的污染，人类在饮用受污染的水后，水中的病菌进入身体，会导致疾病的产生和传播。茶叶则要用沸水熬制后方能饮用，烧开的茶水可以做到相对无菌，因此饮茶习俗在藏地的普及，减少了当地人生病的概率和疾病的传播，使得寿命大大延长。目前虽然缺少这方面的史料加以确认，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茶在青藏高原普及后，其在藏族人民的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由于藏族特殊的饮食习惯，即“饮食多糌粑、牛肉、羊肉、奶子、奶渣、酥油等物，其性燥烈，而茶为急需，故贵贱皆以茶为命”。另外，边茶适合熬制，与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独特的饮食和烹饪方式十分契合。受制于高原的气候和环境，除了夏季和有日照的时间外，大多比较干燥寒冷，为了抵御寒冷，人们喜爱热食热茶。藏族最为喜爱的酥油茶用茶和酥油打制而成，酥油受凉便会凝结，需要趁热喝下。糌粑是藏民族最为日常的食物，用热茶或酥油茶挼糌粑最为理想。另外，藏地缺少木材和煤炭，随处可见的牛粪成为藏地最常用的燃料。牛粪燃烧的火力较弱，适合炖煮食物和熬茶。用慢火熬制不仅能充分激发出黑茶的香气，使茶水更加浓郁，其过程对喝茶的人来说也是一种享受。即便在野外，觅一避风之处，用三块石头支起简单的炉灶，将放入茶叶的陶壶或铜、铁壶放置其上，点燃牛粪慢慢熬煮，再用煮沸的茶水揉制糌粑，既能驱寒消解疲劳，也能饱腹。这也是茶为藏民族所喜爱并能在青藏高原迅速普及的重要原因。

三、边茶贸易的政治、经济作用和意义

中国历朝都清楚地认识到茶叶对藏人的重要性，北宋程之邵曾对宋徽宗说：“戎俗食肉、饮酪，故贵茶而病于难得。” 《明史·食货志》亦云：“番人嗜茶，不得茶则困以病。”正是因为茶在蒙藏等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因此茶叶被历朝中央政府视为“驭番”的工具，“视番情之向背，分别通禁”， 即通过调节茶叶的数量多寡来控制“不可一日无茶”的边疆民族，认为茶叶对制西番控北狄的作用胜过“数万甲兵”。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表达过茶叶对维系中央王朝与边疆民族关系重要性的看法：“朕岂为(茶)利哉!制驭夷狄不得不然也。” 这就使得茶叶不仅仅具有经济上的商品属性，还被赋予了重要的政治意义。对历代中央政府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边茶的政治属性远大于商品属性，对维系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之间的联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出于“以茶驭番”和获取高额利润的需要，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对茶马贸易实行专卖制度，制定了相应的律法和条规，并逐渐加以完善，这便是茶马法或榷茶制度。茶马法肇始于宋，终结于清，对维系中央政府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宋以前，由于北方游牧民族无饮茶习俗，因此对茶叶输出并无限制。唐代，尽管对战马的需求量很大，但文献中鲜有关于以茶易马的记载，仅有回纥两次买茶的记录。唐与北方突厥、回纥等民族的互市贸易主要还是用金帛换取战马。如《新唐书·兵志》，“其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旧唐书》亦云，“自乾元之后，(回纥)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另外，史籍中也不见唐与青藏高原的吐蕃和蒙古草原游牧民族以茶易马的明确记载。

从宋神宗开始便对茶马法加以系统管理，茶马贸易全为官营，由政府设立的茶马司管理和执行。但随着茶马交易数量的增大，政府无力掌控茶马交易的所有环节，于是便颁发茶引，茶商到官府领取茶引并运茶到茶马司，然后再由茶马司收购，茶马司用以以茶易马，由此开始了边茶贸易的官商合办。后来官颁茶引远远不能满足边疆少数民族对茶叶的需求，走私茶叶盛行，宋元两朝关于严禁私茶的规定层出不穷。由于宋与北方的辽金及西夏长期处于对峙状态，因此战争所需战马大都来自西北的吐蕃。宋朝设秦州、熙州为茶马互市之所，用来自四川的茶叶交换吐蕃的战马。

元代，长城内外均被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统治范围，作为马背民族的蒙古族统治者并不缺马，因此茶马贸易在元朝近百年的统治期间不再继续，由茶商按引纳税后将边茶自由销往边疆各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蒙古族普遍接受了茶叶，并将其与游牧民族喜爱的奶制品结合起来，创制出称为“兰膏”“酥签”等的酥油茶和奶茶，发展了独具特色的饮茶文化，并延续至今。元朝覆灭后，蒙古统治集团退回到长城以北的蒙古草原，但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对明王朝形成威胁。为了防止蒙古与西番诸部结盟共同对付明朝，明朝政府采取了用茶叶进行分化控制的办法，同时为了取得所需的战马，建立了最为完备的茶马交易体系。明朝政府还扩大了官商合办的范围，准许茶商以部分茶叶易番货。

清初，由于战事频繁，对战马的需求量很大(八旗官兵每人配备3匹战马)，仍然维持明代的茶马贸易。其后，随着清廷对全国的统一，特别是将蒙古各部纳入直接管辖后，战马不再短缺，更加适宜征战的蒙古马成为清朝军队的首选，“西马(西番的马匹)既不见重于时，从前以茶易马之制遂废”。另外，蒙古作为清王朝重要的支撑力量在统一全国和维护政权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笼络北方的蒙古，清王朝对其茶叶输入数量不再加以限制，任其交易。但是对于管理和控制相对松弛的西藏却仍然实行严格的茶引制度，控制茶叶的销藏数量，“其目的有二，即以存羁縻节制之意” 和“佐军储之急”。茶马贸易废止后，麝香、羊毛、皮革、沙金、硼砂、药材等土特产品取代了马匹的地位，成为藏地交换内地茶叶、布匹、丝绸、金属用品、杂货等的重要物品。

清代也曾通过对销藏茶叶的控制，对不臣服于中央政府的部分涉藏地区进行控制。康熙末年蒙古准噶尔部占领西藏，康藏一些土司和寺院归顺准噶尔，康熙五十八年(1719)议政大臣等议覆云：“至打箭炉外，最近者为理塘，遣官招抚，令营官造其所管番寨户口清册，配量定数，许其买运。巴塘以外，亦照此例。其打箭炉一路，当视番情之向背，分别通禁。” 清政府的禁茶之举引起这些涉藏地区的恐慌，于是相继归附。奥地利外交官罗斯通(Arthur von Rosthorn)，在其19世纪末出版的著作中也特别指出茶叶贸易作为清政府对西藏控制手段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清政府垄断了茶叶之后，便将开茶市与藏民贸易当做一种特许，这种特许曾因藏民不服从而停止过一两次。清政府将茶叶输藏的数量维持在求大于供的状态，以维护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权威和影响。

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在控制茶叶的同时，也采取了怀柔的手段。如明朝政府在严禁茶叶走私的同时，对前来朝贡的藏边僧侣、商队等夹带私茶出关采取宽容的态度。其次，借由开办茶市，分利给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寺院，达到笼络的作用。清前期，自雍正三年(1725)起，清世宗下谕，禁止达赖喇嘛再向康区茶商征税，免除达赖商队的税收。清廷还每年从打箭炉所收茶税中，赏给达赖喇嘛茶叶2500千克、班禅额尔德尼茶叶1250千克，并运茶脚费银10千克。此项措施既达到消减达赖影响力，由中央政府实施直接管理康区的目的，又起到了对达赖、班禅等西藏上层进行笼络和安抚的作用。乾隆年间，清政府又在打箭炉茶税中赏给达赖喇嘛每年白银250千克，由西藏商队在打箭炉取茶时一并带回。西藏大小寺院上千座，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寺院多参与到茶叶贸易中。由于藏地很多地方没有集市，寺院便成为茶叶的批发和售卖点，百姓和零售商贩不得不受制于僧侣，喇嘛便通过这种经济优势，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力。买卖茶叶是寺院的一项重要收入，也由此形成了寺院对清廷的依赖。

四、中华各民族共同参与和发展了边茶贸易

(一)边茶在农牧交换和互补中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各民族共同开发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自古以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发展出了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长城以南的农耕区和长城以北的游牧区，这两种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的经济文化类型，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内在的经济和文化的根源。历史上，游牧和农耕两种经济相互依赖、互为补充，但游牧经济具有更大的单一性和脆弱性，因此游牧区对农耕区的依赖程度更大，这也决定了游牧区必然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

在农牧互补的交换活动中，茶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宋元以来，北方游牧民族有了嗜茶之好，并在民间普及后，茶叶便成为刚性需求。茶叶从内地向北往西流动的同时，来自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的马匹、羊毛、皮革、药材、麝香、砂金等土特产也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了内地，这种农区和牧区经济上的交往和联系，影响到各族人民生活、生产的各个部分，使得中国疆域内的农区和牧区构成了一个相互依赖和补充的自然经济区域，这一自然经济区域的形成，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客观条件。

(二)边茶贸易链条中各民族的分工与合作

边茶贸易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参与和创造的。从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到消费的各个环节上，我们都能看到各民族有序的分工与合作。边茶的生产和流通不但提供了大量的岗位，数十万人的家庭与此相连，许多与之有关的机构和家庭赖此为生，如茶农、茶商、茶庄、锅庄、背夫、骡马出租者，茶叶制造工人、包装工人，等等。他们有的将其作为职业，有的在农闲时节通过从事相关工作补贴家用。

边茶贸易所编制的庞大的贸易网络，将边疆与祖国内地，以及中国与俄罗斯、南亚国家等广阔的世界连接在一起。这一网络有相对独立的管理体系和交通网线，穿梭于其中的茶叶代理人和中间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西藏和涉藏地区经商的汉族、回族、撒拉族等，出于商业竞争和互助的要求，他们普遍以茶庄或茶号的形式构成了自己的贸易网络，并按照同乡关系结成了陕帮、川帮、滇帮等团体。从事茶叶贸易的康藏茶商，按照地域区分，有“康巴娃”与“藏巴娃”;以从事商业活动和资金来源而论，一般有寺庙、土司、平民三种经商者。藏商从批发到零售，也形成了庞大的经销茶叶的贸易网络。

(三)各民族共同筑就茶叶之路

边茶运输是一项长途贸易，从产茶地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雅安、云南的滇西、湖南益阳和湖北赵李桥，到茶叶的目的地西藏和蒙古草原。其间道路崎岖坎坷，要跨过无数的激流险滩，翻越雪山草甸，历经雨雪风霜，路途中随时可能遭遇盗匪。茶商们利用人背马驮的方式，络绎不绝地一站一站将茶叶运往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

以藏茶贸易为例，清末民国时期，雅安地区供应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的边茶引额多为每年11万担，需要背夫约10万人次，他们常年周而复始地往返于雅安到康定的崎岖山路之中。茶叶由雅安等地运至康定后，便转卖到往来于康藏之间的以藏商为主的商人手中。这些即将运往西藏的茶叶，还要经过第二次包装，也就是将竹篾从茶条上拆除，重新包裹上牛皮，以适合高原牦牛、骡子驮运，这些缝皮的工作通常都由藏族的“甲作娃”来操作。向关外运送茶叶的均为藏族牧民，他们被称为“驮脚娃”。从康定到拉萨往返一次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

从藏茶产地，即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雅安，以及云南滇西向西藏运输茶叶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而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如今大多数人所熟知乃至缅怀的茶马古道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萨，线路全长3000多公里;另一条线路从云南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大理、丽江、中甸、德钦，到西藏邦达、察隅或洛隆、工布江达、拉萨，线路全长3800多公里。

在这两条主线的沿途，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支线，如从雅安到松潘、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邓柯(今四川德格)通往青海玉树、西宁、洮州(今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这些四通八达的茶叶贸易网络把川、滇、藏地区紧密连结在一起，形成了世界上地势最高、山路最险、距离最遥远的茶马古道。此外，还有一条从云南绕道东南亚、南亚入藏的滇茶之路，就是从茶叶产地西双版纳等地经缅甸，再用海船运至印度加尔各答，从加尔各答转火车到大吉岭或噶伦堡，最后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进入西藏，这条茶道曾经是清代至民国时期“滇茶销藏”的主要通道之一。

(四) 文成公主带茶入藏：一个中华文化共享

历史记忆的形成与意义千余年的边茶贸易积淀了丰厚的由传说和故事缀成的历史记忆，形成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在民间，汉藏两个民族都将藏族饮茶的历史追溯到文成公主入藏，并对此深信不疑，赋予种种美好的传说，成就了汉藏民族友谊的一段佳话。

其实，根据文献记载，文成公主进入吐蕃时，所带物品中并没有茶叶。也就是说，史实与民间“常识”之间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的形成及背后所蕴含的意义才是我们在本节所要探寻的关键所在。

我们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证，从学术的角度分析茶叶是否由文成公主最早带入吐蕃。唐代，内地茶叶的种植和生产与以前的朝代相比，有了较大的发展。茶叶产区也不局限于最初的江淮和巴蜀地区,扩大到了西北及西南其他地区。茶圣陆羽的《茶经》记载当时的主要产茶地区共有42州，即西北到陕西省境内的安康，北到淮河南岸的光山，西南到云贵的西双版纳和遵义，东南到福建的建瓯、闽溪，南到五岭以南的广东、广西。其中与吐蕃相邻的川陕一带产茶的地区包括:峡州夷陵郡、归州巴东郡、夔州云安郡、雅州卢山郡及金州汉阴郡、兴元府汉中郡。在这种条件下, 茶叶流通流入到与之相邻的吐蕃地区并非没有可能，但当时茶叶在吐蕃并没有普及，如果有，也仅限于唐蕃交界地区或吐蕃的上层阶级和僧侣阶层的极少部分。目前诸多论著中所提及的文成公主带茶入藏之事，引文出处均注明来自明代成书的《西藏政教史鉴》 此书为刘立千翻译。1940—1943年任乃强在《康导月刊》连载该书校注，书名为《西藏政教史鉴》。后刘立千将书名更改为《西藏王统记》，1985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可以明确的是，汉文史料并无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记载。如《旧唐书》和《新唐书》“吐蕃传”中关于文成公主的史料很少，未见关于茶叶入藏的史料。另外，依据明代藏文史籍《西藏王统记》的记载，唐太宗赐给文成公主带入藏地的嫁妆有如来像、金玉制告身文书、经史典籍、玉片鞍翼黄金鞍、鸟织锦垫、工巧技艺制造术、四医方药、服饰和琵琶乐器等，但其中不见有关于茶叶的记载。目前能见到唐代茶叶入藏的史料，是任乃强先生在《文成公主下嫁考》一文中曾引用的德格版《汉藏文书》的相关记载：“松赞干布之孙，始自中原输入茶叶”。但是任乃强先生并未提供关于《汉藏文书》的版本详情。不过此《汉藏文书》有可能是《汉藏史集》的另一种译名。明代藏文史籍《汉藏史集》已由陈庆英先生翻译出版。全书共有三处提及茶叶：一是“上篇”中“吐蕃之王统”中讲到藏文创始人吞米·桑布扎梦到文殊菩萨化身的老太婆，他们之间的谈话提到茶叶;第二处是“上篇”中“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讲述了吐蕃赞普都松莽支布(679—704)因喝了小鸟口中衔来的茶叶而治愈重病的故事;第三处是“茶叶种类”一章中对汉地茶叶种类的描述。但是这三处讲的都是各种茶的药用价值，茶对身体的治疗作用。《汉藏史集》成书于明朝宣德年间，其时关于藏地饮茶习俗已经有了明确的文献记载。但此书讲述的公元7世纪吐蕃时期关于茶叶的故事是否真实，因所能资籍之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甚少，尚存疑。即使按照《汉藏史集》的记载，唐代时期吐蕃已有茶叶，但应该也并不流行，只是作为治病的良药，并没有作为饮品流行。

不论茶叶入藏源于何种说法，茶叶输入藏地并形成一定规模应该不是在唐代。到了宋代，汉藏茶马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原地区茶叶产量也大幅提高，宋代茶叶产量比唐代增长了二三倍，从而保障了吐蕃茶叶的供给，但是藏人饮茶还仅限于青藏高原边缘地区今四川、甘肃等处涉藏地区。藏汉文献中尚无关于卫藏地区藏族饮茶的记载。不过，明清以后有明确的文献记载表明，茶叶已经成为整个青藏高原藏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从上述史实来看，茶叶并非是由文成公主带入吐蕃的，唐代的吐蕃也没有形成普遍的饮茶习俗。但是，我们想说明的是，茶叶入藏始于文成公主的说法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成公主带茶入藏传说建构的动机是什么?其背后所反映了怎样的观念、思想和情感的深层意义?文成公主是汉藏群众最为熟悉的历史人物，青藏高原各地都流传着她的传说，她远嫁吐蕃的故事成为汉藏民族友谊的佳话，她把内地的书籍、农作物、技术和工艺带到了青藏高原，丰富了高原人民的文化和生活，在增进两个民族的交流与了解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藏族人民把各种美好的事物都赋予在她身上便显得顺理成章，她汇聚藏族人民所能想象到的种种优良品行。基于此，人们更愿意相信是她把藏族人民每日不可或缺的茶叶带进了雪域高原。关于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传说不止于藏族，在藏茶的产地雅安的汉族中也同样流传着她与茶叶的故事。2019年笔者在雅安的藏茶厂和茶园调查时，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及茶工们每逢对我说起他们知识体系中的藏茶起源，无不以文成公主为开端。当然，这其中不乏虚构的成分，但是他们对这些虚构的故事深信不疑，乐于传播，并将其当做历史事实，不断强化记忆和丰富故事内容，这同样反映出雅安的汉族群众对藏茶所传递的汉藏友谊的敬仰之情。

这个出自民间，广泛流传于汉藏民族之中的文成公主与茶叶的传说，无疑具有其存在的深厚历史基础和社会基础。它寄托了汉藏人民对民族友谊的理解和期盼，折射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体现了汉藏两种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并演变为汉藏群众情感互通的集体记忆和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因而我们应该把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传说和由此而衍生的一套话语体系，放置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语境和历史框架中去理解和加以诠释，如果这样来看，这种民间观念的表达又何尝不是一种真实的历史事实呢!

五、小结

唐宋以来，边茶贸易是连接和维系中原王朝与北方和西北、西南少数民族的重要方式和纽带，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明太祖朱元璋对边茶的作用有过精辟的评价：“夫物有至薄而用之至厚者，茶是也。” 也就是说，茶叶这种产量高、易于生长、价值不高的“山林草木之叶”，却在加强与边疆民族的关系中发挥了最大的功效。边茶之于历代中央王朝都有着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重要作用。在经济方面，边茶起到了农牧互补的作用，用以交换内地缺乏的马匹、药材、羊毛、皮革、硼砂等物;与此同时，茶税也成为国家财政和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在政治上，边茶有着“以茶驭番”的功能，历朝中央政府通过调节茶叶输出的数量对边疆民族进行政治上的控制，加强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的联系。同时，边茶还间接地充当了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交流的中介和纽带。以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为例，他们饮食生活中有四个主要的食品，分别是糌粑、肉、茶叶和酥油，在这四项中，唯有茶叶需要从内地输入，其种植、加工完全由千里之外的内地控制。因此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对茶叶垄断，从数量的调控实现对青藏高原的控制。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那种物品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边茶贸易作为中原王朝用汉地茶叶换取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游牧民族马匹或其他物品的一种商业活动，贯穿了宋以来中国历史的每个阶段。在延续千年的边茶贸易过程中，围绕边茶的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各民族自觉或被动地参与其中，在各个链条和环节上分工合作、利益共享，形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商贸活动。

维系一个共同体的基础，就是由共同的记忆、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故事所构成的为全体成员共享的符号、信仰与价值观，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承、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整合机制。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要理解这个过程，就不能简单地只靠文献记载的“历史事实”，还要从具体的民间日常生活中去寻找答案。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关系，除了文字记载的“大事”外，更多地体现在如小小的茶叶这样不起眼，但又无处不在的，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具体的物资交流之中。千百年来，朝代更替与世事变幻不断，但边茶贸易却从未中断。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前现代社会，物资交流的意义十分重要，即使一个人从来没有离开家乡，没有机会见到自己民族以外的人，但是来自外部世界的物品却传达了关于另外一个世界清晰的信息，通过茶叶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具体环节与体验，产地与消费地之间不同文化、不同区域和不同生活方式人们被联系在了一起。这些素未谋面，一生中可能也不会相见的人们，被纳入茶叶构成的贸易体系，结成了一个利益相关的有机体。与历史上民族之间、政权之间的对立、冲突相比，茶叶带给人们的是和谐、和平和友谊的美好记忆，是彼此间互助互惠、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具体呈现，是各民族资源共享、分工协作的结果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而也是最有意义的记忆载体和共享符号。

以茶叶为纽带，各民族相互交往、相互信赖、守望相助，结成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可以说，边茶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各民族交往交融的历史，它的产生和发展，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论述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

来源：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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