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特有的以碟饮茶习俗
1638年，俄国使者瓦西里·斯塔里科夫奉命出使蒙古土默特部，阿勒坦汗以茶叶招待瓦西里一行，并拿出200包茶叶作为礼物，请瓦西里转交给沙皇，这是中国茶叶输入俄国的开端。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这种神奇的东方树叶逐渐征服了俄国人，成为其生活必需品。
俄国茶具
当一种物资成为普通人的生活必需品后，它必将催生一个庞大的产业生态链和繁荣的贸易网络。以茶叶为载体，在中俄两国政府和商人的推动下，一条起于南中国产茶区，经陆路穿越蒙古高原最终到达俄国的茶叶贸易线——中俄万里茶路逐渐形成。这是继15世纪丝绸之路彻底中断之后，亚欧大陆又兴起的一条国际贸易大动脉。
17世纪中叶，随着俄国势力推进到西伯利亚地区以及清王朝征服蒙古高原，两国领土毗邻为双方开展贸易创造了地理条件。雅克萨之战后，中俄两国达成妥协并于1689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如果说《尼布楚条约》的主要意义在于划定两国边界，那么1727年签订的中俄《恰克图条约》的主要意义则在于沟通两国贸易。条约规定：“按照所议，准其两国贸易。······除两国通商外，有因在两国交界处所零星贸易者，在色愣河之恰克图、尼不潮之本地方，择好地建盖房屋，情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毋庸取税。”自此，恰克图正式成为中俄两国陆路唯一通商口岸。翌年，俄国政府在恰克图建立了贸易市场，中国商人则于1730年在恰克图对面的中国境内建立了买卖城。
买卖城
清朝前期和中期实行较为严厉的“边禁政策”，原则上禁止汉人穿过长城进入蒙古地区，商人前往蒙地经商，须向理藩院申请、登记、备案。这一政策直接将大部分商人排斥在了对俄贸易之外，有机会获得对俄经商特权的是与清廷关系密切的晋商。
明朝时期，晋商就凭借地理优势与蒙古地区进行茶马互市，成为沟通蒙古高原游牧经济与中原农耕经济的纽带，赚取了第一桶金。明清鼎革之际，晋商为满清入主中国做出了贡献，因此才有了以范永斗为首的“八大皇商”，他们拥有其他商人无法比拟的政治经济特权。
恰克图开市之后，已垄断关内和塞外贸易的晋商纷纷前来开办分号，他们依托雄厚的资本、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纯熟的经营之道，迅速垄断了恰克图贸易。“其资本较厚者六十余家，依附之散商八十余家。”
当时，俄国饮茶之风盛行，上流社会喜欢往茶水中加入蜂蜜、糖和牛奶，配上面包圈和蜜饯。底层人民则喜欢大碗喝茶，配上黑面包，味苦回甘。俄国几乎不产茶，巨大的市场需求只能从中国进口得到满足，因此，茶叶很快从恰克图贸易中脱颖而出，成为晋商输出的主要货物。
庞大的茶叶市场空间和高额的利润（晋商从福建贩茶到恰克图可赚3倍左右利润），驱使晋商不辞艰辛，南下江南茶区，北通朔漠草原，开辟了一条长达5000多公里的茶叶转运线路。
万里茶路示意图
晋商最初将万里茶道的起点设在福建武夷山下梅村，他们雇佣当地人从事茶叶种植、采摘和加工，然后用独轮车翻山越岭110公里将茶叶运到江西铅山河口镇，走信江入鄱阳湖到九江，然后溯大江而上至汉口，再逆汉水北上700余公里直达襄阳，换小船后进入汉水支流唐白河，行驶140多公里后到达水运终点站河南赊店镇。
进入河南平原后，茶叶改用骡马大车运输，由孟津渡口过黄河，然后骡马大车换成毛驴，穿越崎岖难行的太行山，经祁县、榆次到雁门关，之后毛驴换骆驼，分东西二口北上进入大漠草原，东面从张家口沿张库大道北行2000多公里，直达恰克图，西面从晋北右玉县杀虎口经归化（今呼和浩特）、二连浩特、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到恰克图。
在重农抑商的中国古代，营商环境从来都不容乐观，要开辟和维持如此漫长的商业运输线绝非易事，这不仅对商人资本和运营能力是极大的考验，也对国家政治环境有着极高的要求。
万里茶道兴起之初，江南产茶区并没有大规模的茶园，农户在自己的田头屋后种植、采摘、加工茶叶，卖给茶行、茶馆，过着半自然经济的生活。当晋商带着明确的市场需求和大把资金到来后，产茶区茶叶的种植、加工、运输、销售和资本运作被一体打通。茶路沿线的码头、镖局、客栈、饭庄、货场、会馆、骡马舟船、搬运行帮，以及为茶商提供资金周转的票号，这些因茶而生的行业借势蓬勃，在水陆兼具的跨国贸易中形成了一环扣一环的茶叶产业链。
茶叶烘焙
茶叶过称
5000多公里茶路所过城镇、关隘、险途无数，既有贪官兵痞们“逢关纳税，遇卡征厘”，又有水贼响马们要“留下买路财”，路途之艰难险阻，不亚于西天取经。运输问题解决之后，终端交易也是一大难题。当时没有可供双方共同遵守的贸易协定和交易规则，晋商需解决如何与强悍的俄国商人进行自由、公平的交易，进而形成成熟贸易机制的问题。
显然，在整合如此庞大的上下游产业链、维持茶叶运输线的畅通无阻，以及最终完成国际交易的过程中，很多事情都不是商人所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府创造环境和提供支持。
景隆号，源于1718年，是清代茶商邹茂璋与晋商精诚合作贸易武夷茶时创办的第一个茶商号。
首先，虽然清王朝没有大力支持商业发展，但它为商业活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社会秩序，即使这种秩序可能因官吏的腐败和低效而大打折扣，但最低限度的秩序也好过无序，这是商业发展必不可少的软因子。
其次，清帝国的统一与稳定为长途贸易发展提供了外部环境，虽然有地方政府的盘剥和沿途盗匪的威胁，但盘剥是有节制的，威胁是有限度的，长途茶叶贩运的利润完全能打的住这些损失。
最后，鸦片战争前清王朝是一个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庞大帝国，能以对等的地位与俄国展开外交和贸易，保护中国商人的正当利益。当时，恰克图没有超经济的压力，双方自由贸易，清政府的理藩院与俄国的伊尔库茨克总管各自用行政手段约束和管理双方商人，保证贸易有序进行。
恰克图驿站之印
得益于稳定的政治环境，晋商克服重重困难，将恰克图贸易推向一个又一个新台阶，1755年恰克图贸易额达837065卢布，1800年增加到8383846卢布。茶叶贸易也水涨船高，从18世纪60年代的3万普特（俄国重量单位，1普特≈16.38千克），升至1800年的69580普特。
19世纪上半叶是恰克图茶叶贸易最辉煌的时期，1820年中国茶叶出口俄国超过10万普特，1848年中国向俄国出口369995普特茶叶，价值超过1000万卢布，达到了历史最高峰。
恰克图贸易的兴盛离不开清王朝盛世一统的支撑，当清王朝日薄西山时，繁荣了一个多世纪的万里茶路也走向了衰落。
乾隆年间，因俄国商人破坏贸易秩序，清政府曾一度关闭恰克图贸易，此举令俄国茶叶价格暴涨，直到俄国屈服并作出保证后，清政府才同意开放恰克图，在1792年签订的《恰克图市约》中，清政府在第一款中劈头盖脸训斥俄国：“恰克图互市于中国初无利益，大皇帝普爱众生，不忍尔国小民困窘，是以允行，若复失和，罔再希翼开市。”
恰克图的俄商茶叶仓库
清朝虽然有点盲目傲娇，但不可否认，此时清朝对俄国仍有威慑力，有能力维护本国商人利益。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外强中干，两国均势打破，俄国终于露出獠牙。
由于无法在海上与英法竞争，俄国企图“独享内地陆路贸易”，1851年，俄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获得了在伊、塔两地设领、贸易免税、领事裁判权等特权，打开了中国西北大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开放后，恰克图的垄断地位不再，恰克图贸易随之逐渐衰落。
恰克图贸易的萎缩只是衰败的开始，对万里茶路打击更大的是1862年签订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该章程打破了边境贸易的地域限制，规定：俄国商人可赴中国内地进行贸易，可以在中国内地购买土货回国，开辟天津至恰克图的新商路，税率从轻。此外，他们还获得了在新疆和蒙古地区的贸易免税权。
在中俄茶叶贸易中，晋商扮演的是中介角色，依靠对万里茶路的垄断获利。俄国商人直接到中国南方采买茶叶，在汉口设厂制茶，一举打破了晋商的垄断，消解了晋商的茶贸业务，弱化了万里茶路的功能。
1863年，汉口出现第一家俄国砖茶厂，采用蒸汽机制造砖茶，质量和效率远超中国手工作坊生产的砖茶；俄国商人还改变运输方式，将茶叶从汉口用轮船运到天津，再以驼队运到恰克图，比陆路更节约时间和经济成本；而俄国商人享有的免税、减税政策，直接形成了对中国茶商的压倒性竞争优势。
中国传统茶砖机1868年，恰克图的晋商商号，由原来的120家猛降到4家，其衰落可见一斑。重臣刘坤一在奏疏中忧心忡忡地写道：
“俄商在汉口开设洋行，将红茶、砖茶装入轮船，自汉运津，由津运俄，运费省俭，所用日多，遂将山西商人生意占去三分之二。”
恭亲王奕訢也坦言：
“从前恰克图贸易之盛，由于俄人不能自入内地贩运，自陆路通商以后，俄人自行买茶，不必与华商在口外互换，因之利为所夺。”
与《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同样危害深远的是《天津条约》，该条约使俄国能利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进行海路贸易，而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促使俄国开辟了汉口至敖德萨的航线。相比陆运，海运在运载量和成本方面拥有巨大优势，到19世纪90年代，经敖德萨进入俄国的中国货物总值已达1300多万卢布，几乎与恰克图方面齐平。
至此，万里茶路的衰败已不可逆转。
清王朝国势的衰颓，使万里茶路的存在环境急剧恶化，这种营商环境的恶化，一方面体现在外国商人利用各种特权和优势挤压本国商人的市场空间，一方面体现在国内社会秩序失控导致的商业活动举步维艰。
羊楼洞砖茶装箱
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南方，晋商在福建的茶叶基地和茶叶运输线遭到毁灭性打击，损失白银两百万两。不得已，晋商又投资开辟两湖茶叶基地，以湖南安化、临湘羊楼司、湖北蒲圻羊楼洞等地为茶叶集散地。
清政府为了筹措军费镇压各地叛乱，于1853年放开了厘金制度，对国内商人征收厘金（一种商业税），晋商贩运茶叶，从汉口到张家口要经过63个厘金卡，雁过拔毛，使得晋商所交的税金高出俄国商人10倍以上。
为扭转颓势，晋商向清政府提出了两大请求，一是“由恰克图假道俄国行商”方略，即“俄国到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去俄国另觅新途”，二是“酌减厘金，取消浮税”，获得清政府允许。
晋商在俄国开设的茶叶店
两大政策的效果立竿见影，1869年晋商对俄茶叶贸易迎来了“小阳春”，贩往俄国的茶叶数量逐渐追上俄国商人的直接贩茶数量（11万担），1871年更是达到了俄国商人的两倍。此外，晋商还在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了商行，抢夺俄国市场。
然而好景不长。1873年，晋商为了进一步降低运费成本，打算像俄国商人一样用轮船将茶叶从汉口运往天津，然后再到恰克图。但是走水路会避开绝大部分厘卡，这对清政府来说意味着税收减少，在清政府的反对下，晋商只能照旧走陆路，接受沿途地方政府的盘剥。
1875年的恰克图
此后，随着技术革命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俄商从中国直接贩茶量持续上升，而晋商因后劲不足，不升反降，被俄国彻底甩在了后面。
对万里茶路形成致命一击的是西伯利亚大铁路。190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投入运营后，茶叶可从中国港口海运到海参崴，然后直达莫斯科，整个过程只需7周，每磅茶叶的运费仅需9美分，而从天津经恰克图到莫斯科的运输时间是19个月，传统的万里茶路更是望尘莫及。
穿越大漠的运茶驼队
到一战时，中国出口俄国茶叶的80%经西伯利亚铁路运输，海路铁路联运已完全取代万里茶路，存在了近200年的中俄万里茶路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万里茶路走向销声匿迹的同时，在俄晋商展开了绝地反击，为抢占市场，晋商对俄国中小茶商采取赊销办法——先赊给他们茶叶，销售之后返还茶款。不料这些茶商或因经营不善，或因恶意赖款，导致晋商回款无望，赔累甚巨。晋商先是呈请清政府与俄国当局交涉，遭软弱无力的清政府拒绝，之后又在俄国法院起诉，结果败诉，只能咽下苦果。
1909年，俄国颁布法令，对中国商人征收重税，晋商在俄商号大量倒闭，中俄茶业商战以晋商的失败而告终。
中俄万里茶路兴起于清帝国最强盛的时期，衰落于清帝国的没落期，其起伏的命运与清帝国的兴衰几乎一致。万里茶路的衰败，固然有晋商转型失败的因素在内，但这种衰败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商业生态。在不同时期局势面前，清政府所采取的财税政策、政治和外交策略等，直接影响着万里茶路的方向与规模，并最终决定着万里茶路的兴衰成败。
恰克图茶叶交易情景
当老朽的封建王朝在崛起的资本主义的面前节节败退时，赶着运茶驼队迤逦而行的晋商，已追不上西伯利亚大铁路上呼啸而过的火车；当清王朝东南沿海门户洞开时，贸易中心向沿海地区转移已是大势所趋，传统的大陆贸易线不可避免地走向萎缩。国运即商运，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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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古商道，叫“万里茶路”。
“万里茶路”是从福建武夷山到俄罗斯恰克图的茶叶商业门路，总长5000公里，直通中国南北方，与“丝绸之路”齐名，是紧张国际商业通道。
这是一条堙没已久的古商路，是一段曾光辉的国际贸易传奇。晋商以茶马互市为发轫，把贸易触角伸向俄罗斯及欧洲其他国家，超过地区之大、谋划时候之久，世所罕有。
站在大汗青观角度下横向比力，我们发明，茶路两端中与俄，配合缔造了两百年的繁荣。之后，因为两国对贸易经济的态度，各自沿着分歧轨道向前运行。正如法国汗青学家加斯东·潘恩所讲：“19世纪将决议两个帝国哪个可以获得国土扩张的胜利，20世纪将表现出谁占经济上风。”两个世纪之后，他的话得以印证。18世纪俄国开疆拓土，中国则落空数百万平方公里领土。19世纪后半叶起头，中国备受西方列强凌辱，俄国则跃升大国行列。
从经济地理学角度来看，茶路跨中国九省市，晋商用重大商事拉动沿途经济，用壮大财力震慑沿途市场。同时以“诚信为本、以义致利、和而分歧”的儒商理念，影响着全国店铺，使之公允有序。
劈面对国内诸省时，晋商非晋商，他便是“贸易理念开始进”的中国贩子。
从地区经济学角度分解，晋豫两省生存邻近，水土相连。晋商扩张南下，首选河南。晋商至豫，“感受一半回籍了”。万里茶路取道河南，与此大有相干。茶路在豫境连绵，沿途勾通起多个紧张贸易城镇，并经由过程次商道辐射全省，影响深远。
劈面对河南时，晋商非晋商，他是与我们持久友爱来往、联系关系度很高的芳邻。
本系列将沿万里茶路河南段行进门路，走访重要贸易城镇，看茶路自汉水经唐白河道入豫，在南阳赊店起旱，在洛阳权势大张，再渡黄河登太行越孟津济源入晋，展示晋商在河南如何将茶路商事辐射到周家口北舞渡、朱仙镇开封城。
当下，市场经济大潮滔滔而来，商家伪劣敲诈之事屡见不鲜。《厚重河南》打捞古商路，重读古晋商，看他们物质精力层面曾给河南带来了什么？留存了什么？有哪些值得继承？又有哪些必要反思？旨在找寻茶路上的“商魂”——诚信，这是晋商鼎盛之秘，也是当下豫商藏身之本，更是我们构建协调社会的紧张基石。
千年儒释道，万古山水茶。走近“茶路”，且看它如何喷鼻飘万里，芬芳百年！
“万里茶路”像“丝绸之路”一样，是紧张国际商贸通道。
丝路因其悠长的汗青和伟大的文化政治影响，满盈了壮丽的浪漫主义情调。茶路分歧，它是近代商品经济催化下的直接产物，是有构造的当局举动（俄方自动中方被动）。这种打上粘稠政治烙印的经济举动，被严酷限制在划定时候、地址举行。其贸易运作由商业双方稳固构造操纵，双方当局机构有严酷税收办理。“这条在17世纪末，活着界上最大的欧亚大陆上鼓起茶路，自始至终，洋溢着难得的实际主义精力。”闻名作家、学者邓九刚道。
“万里茶路”两端，是两个超级大国的“PK”，是两个帝王彼得和康熙的遭遇。
康熙与彼得，都是少年在朝，都坚贞振奋，并取得伟大乐成，都是他们谁人期间的巨大君主。
所分歧的是，康熙固然安邦定边，治国有为，但眼光自始至终只盯在国家邦畿内；而彼得在朝时，将俄罗斯引向厘革图新之路。
俄国的扩张，陆地上走到了世界终点，北达北冰洋，东到白令海峡，东南方碰到了中国。彼得一打仗中国，就将其视为潜在大市场，盼望与其成立贸易往来。
两个大国一次次“鸡同鸭讲”的打仗碰撞，流血难免。在履历战争与误解后，1689年，两国终于坐到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的会商桌前。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评价《尼布楚公约》：“这是中国第一次以平等职位地方跟外国签署的公约，但得到的长处却非常伟大……它对俄国是一种阻堵，对中国是一个守卫。”
《尼布楚公约》为中俄两国带来170年的宁静，使两国初次明白了界限观点，并以法令情势确定下来。双方具备了开展正常商业的根基条件，边贸得以在平等互利根本上顺遂成长。
1692年，俄国向中国派出了第一支商队。尼布楚也起头成立了第一其中俄边贸商城。
这个商埠，范围不大，并且只存在了六七年时候，但它在中俄来往汗青上，却写下了重重的第一笔。
互惠双赢， 中俄贩子恰克图商圈内友爱竞技
之后，中俄边贸的贸易旋风刮到了两国界限小村子——恰克图（今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南部都会，此名今仍相沿）。
恰克图向北100多俄里是俄国的伊尔库茨克，向南纵贯其时中国喀尔喀草原政治宗教中心库伦。从它到北京，要比从尼布楚到北京收缩1000多公里。
1728年6月，俄国开建恰克图新商埠。它出动部队，搭起6个帐篷和一全部12个粮仓的大院，盖起32座供贩子居住的房子。在城中心盖起长16俄丈宽3俄丈的楼房，上层24个堆栈，基层是同样数目标铺面。
过了不到一年，紧挨着俄方恰克图，中国也盖起了同样大小的商业城，取名交易城（遗址在今蒙古阿尔丹布拉克）。
两国市场邻接，风貌靠近，中央只隔木栅，就像一对双胞胎。但俄方市场是当局出资兴建的，中方是晋商们集资所建。
恰克图商业鼎盛长达两个世纪，被专家称为“近代亚洲贸易风暴的策源地”。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驳》中曾分析说：“这种商业，采纳一种年会体例举行。由12个商馆谋划其事，此中6个是俄国人的，6个是中国人的。他们在恰克图谈判决议双方所供应商品的互换比例——由于商业完满是物物互换。中国方面互换的是茶叶，俄国方面是棉毛织品。”
恰克图商圈的建成，标记着万里茶路公认尽头站的呈现，大量茶叶源源赓续运来。
俄方，为奈何此必要茶叶呢？
由于俄罗斯辽阔的西伯利亚，地处高纬度地域，险些不长蔬菜。人平易近必需的某些营养，唯赖茶叶这种燥化绿色植物增补。住民“宁肯三日无食，不行一日无茶”。“岂论贫富年长和年幼，都嗜饮砖茶……岂论你什么时辰走到哪家人家，主人肯定用茶款待你。”俄国学者在《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中写道。
这是“万里茶路”得以拓荒和成长的原动力，是一种天然商品经济的要求，一种铁的纪律。
茶叶成了开启西伯利亚大成长的钥匙，西伯利亚很快成了优裕自由的象征。多量俄国移平易近从生齿浓密的地域拥向这儿，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中俄界限线上，敏捷呈现了一多量热闹城镇。
茶叶之路，从恰克图商业起头，正式铺展其恢宏画卷。恰克图的成长，是在一个极短时候内完成的。对付其性子与成长速度，邓九刚认为：“完全可与300年后的深圳相比，都是发展性极好的新兴经济型疆域都会。”
恰克图商埠成立后，中俄当局算是给贩子们搭好了舞台，中俄贩子，要用尽满身解数，粉墨登场了。
双方边贸是互惠的，晋商运来茶叶、丝绸、手工棉布，获取高额利润。以至于清当局要划定赢利比例：“一本一利通饬遵行……而恰克图商平易近自知警惕，不敢愚弄夷商，致生恼恨。”清当局体现出理性便宜力和贸易品德。俄国的毛皮货品在这儿极受迎接，成了俄国国库收入最大宗泉源。
恰克图成为中俄贩子的游戏场，大师对它保护备至。双方过节时会互致庆贺，平常串门、吸烟、谈天，也不分外照应对方，由于对方是“每日都来的常客”。“中国人的家都是欧亚合璧的，颇有西方风采”。“中国人用俄国话谈交易，只有恰克图的住民能听懂。”
互惠双赢两百年的茶路，其实给了中俄同样“走上商品经济成长门路”的时机。但汗青赐与清当局的绝好机缘，却被它放过了。到了“后恰克图期间”，两个世纪的成长史，充实表现出清当局错失良机的紧张结果。
这也是汗青一定。由于大清社会，岂论如何完善蓬勃，只能成立在封建体系体例根本上。与此同时，欧洲国家新兴资产阶级已将中世纪封建阴郁政权彻底摧毁，革命、科学、临盆力的大成长，使世界成长速度蓦地加快。面对云云世界，清帝国头晕目眩，断难顺应，其悲剧运气自不行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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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我国的北方草原有一条纵深通向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腹地的驼道。这条路曾经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中俄万里茶路繁盛两百年，长长的商队川流不息，恰克图、张家口和汉口等集散地成为茶路上的“明珠”，茶饮带给了俄国人生活习惯的改变，不同的文化在这条长路上交流……茶，带来美好的生活，带来和平与繁荣，一路向北，传播着东方的智慧与诗意。
1618年：茶叶首次带到俄国。
明清之际，武汉成为南茶北运的要道。
明清时，欧美诸国经大西洋，绕非洲好望角，过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至广州的“黄金水道”非常繁忙。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前，它一直是中国茶叶输往欧洲、北美的主要海上通道。“海上茶路”一度使英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茶叶市场。然而，随着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征服，俄国人逐渐向中国靠近。西伯利亚是一个盛产皮毛的地方，而刚刚臣服于俄国的西伯利亚各部族都把皮毛无偿地作为贡品送进俄国朝廷，俄国希望用这些皮毛与中国人换取黄金、白银和锦缎，从而用黄金和白银充实他们的国库。当时俄国对中国茶叶还没有足够的认识。随着万里茶道的兴隆，俄国取代英国成为中国茶叶“最大的买家”。根据《茶叶贸易实务》一书记载，早在明朝崇祯年间，中国茶叶就开始由西北边境陆路运销俄国。茶叶首次到达圣彼得堡是在1618年(一说是1638年)，被作为礼物从中国运到萨·亚力克西斯。当时沙皇使者对茶叶一无所知，不愿接受，后经劝说才勉强收下。他将茶叶带回圣彼得堡，沙皇命仆人沏茶请近臣们品尝，意外的是，众人一致认为入口有奇香。从此，俄国人开始了其漫长的饮茶史，茶叶具有消脂功效，尤其是西伯利亚以肉奶为食的游牧民族，到了“宁可一日不食，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俄国和中国在刚开始的接触并不是很顺利，产生了一次又一次的碰撞，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流血事件。到了17世纪末叶，中俄双方对这种敌对战斗的状态都感到了厌倦，《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为双方关系带来了曙光，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一切行旅有准往来文票者，许贸易勿禁。”此后中俄边界贸易逐渐活跃，虽然条约签订之后，中俄两国对待对方的态度并未根本改变，中国人为的是自身与俄国边界得到安宁，而俄国人看重的是可以获得进入中国经商的权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尼布楚条约》使中俄两国明确了边界的概念，并且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俄长期贸易的开始。中俄贸易素有“彼以皮来，我以茶往”之说，自此，由张家口经蒙古、西伯利亚至俄国，贩运茶、丝为主商品的俄国商队日趋活跃起来，茶叶输出量不断增加，从此二三百头骆驼组成的商队满载着用来交换茶叶的毛皮，艰难跋涉于厄斯克·卡亚克塔边境线。返回莫斯科时，由于每头骆驼须装载4箱茶叶(大约270千克)，因而行程非常缓慢，茶叶从中国南方茶源地的种植者到达俄国人手中，需要16～18个月。漫长的运输过程决定了最早输入俄国的茶叶是砖茶。晒干的碎茶叶经过蒸压，形成体积更小且不易受潮的茶砖。1692年俄国向中国派出的第一支商队于莫斯科起程，这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伊台斯商队，毫无疑问伊台斯商队成功地前往中国是中俄贸易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促进了中俄以后的贸易来往。康熙皇帝亲征葛尔丹后，废除政府所设经管内地茶叶与西北游牧民族马匹交换的茶马司，开放内地与蒙古等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促进了茶叶向西北地区运销的活跃，地处江汉交汇的武汉于是成为南茶北运的要道。
羊楼洞古镇，位于湖北赤壁市，是中国青砖茶之乡，也是中国万里茶路的重镇，被誉为“世界茶业第一古镇”(马哲峰/图)
茶叶之路的源头
输往俄国和欧洲的红茶和砖茶均来自中国江南的产茶区，而经营者却是非产茶之省的晋商。其实，中俄长达万里的茶叶贸易商道最初的起点在福建武夷山，因晋商对北方游牧地区有丰富的茶叶销售经验，觉得武夷山茶源好，价格低有廉价劳动力，发展前景和利润空间大。但是为什么又说茶叶之路的起点在汉口呢?这就和当时的大环境有关，茶叶经水路进入长江后，从九江到汉口，要逆水行180公里，显得颇不合常理。据晋商常家第16代传人常士宣所说，有两大原因：一是京杭运河承担运粮、运盐、运铜等朝廷任务，茶叶运输高峰的四五月间，正值南方大批粮食上调京师之时，难以挤入;二是汉口——汉水——张家口——恰克图这条路线，沿途晋商云集，易照应，且有沿途批销、分散茶货的妙用。17、18世纪，海路不畅通，丝绸之路淡出，俄国对华贸易却因新辟的茶路有了保障。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为两国茶叶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俄国对茶叶的巨量需求，催生了多条自中国南方茶叶产地至俄内陆腹地的茶叶贸易线路。相关专家对福建武夷山、湖南安化及湖北羊楼洞等中国南方茶叶原产地探访发现，中俄万里茶道最古老的两条主线，一条从福建武夷山下梅村起，精明的山西商人收购茶叶后制成砖茶，由河口走水路，沿西北方向穿江西、至湖北，在汉口集聚后，走汉江商路至襄阳再北上;另一条，从湖南安化起，沿资江过洞庭湖，穿越两湖地区，经湖北羊楼洞在汉口集聚。这两条茶源线路在汉口集聚后，再一路北上，纵贯河南、山西、河北，穿越蒙古沙漠戈壁，经乌兰巴托(库伦)到达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再在俄国境内延伸，经乌兰乌德、伊尔库茨克、图伦、克拉斯诺亚斯克、新西伯利亚、鄂木茨克、秋明、叶卡捷琳堡、昆古尔、喀山、下诺夫哥罗镇、莫斯科，最后抵达终点圣彼得堡。这两条路上终日熙熙攘攘。先是肩挑车推，再是船行江河，接着是骡马，最后是驼队。茶叶在路上辗转一两年，其中从武夷山茶叶原产地出发的线路，总行程达1.3万公里。此线路从江西河口镇开始走水路，河口到汉口，行船680公里，快则1月，慢则40天。
中俄万里茶路示意图(局部)
驱动贸易的商茶队
商人是中俄茶叶贸易的关键人物，前往恰克图进行茶叶贸易的商人多属于山西人，即所谓的“西帮茶商”，人们把陕西和山西的商人称为“西客”“晋商”。他们利用了本省及山西地理与蒙古草原连接的便利，以及自古以来的互市经验，山西商人抢占了商机，精明的山西茶商们深入江南产茶的省份收购茶叶，并在当地投资设厂，用木架平压机和铁质轮旋手摇压机加工制作砖茶，每年都雇佣农民采茶及加工砖茶，砖茶作坊则成为兴盛江南的手工业，随着茶叶贸易的发展，中国商人形成了初步的现代经商观念。中俄恰克图通商后，张家口成为晋商从事进出贸易的重要枢纽，而且发展成为茶叶国际商路上对俄贸易的重要商埠。清代中叶，仅张家口专营茶叶贸易的晋商茶庄就有大升、大泉玉等几家，这些茶庄资本十分雄厚。
茶叶道路上不可忽视的一支商业大军——旅蒙商的力量在中俄茶叶贸易也不容小觑，这些旅蒙商人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商人之前，要忍受整整10年的艰苦，端茶学算盘练书法，在学习待人接物的同时要学会侍弄骆驼的技术，并且懂得使用蒙古语和俄语进行交流，他们并不是一群普通的商人，旅蒙商人就是典型的“长着三条舌头”的商人，会汉语，会蒙语，也会俄语。 俄国商人从茶叶贸易中也获取了巨大的好处，特别是在恰克图贸易的黄金时期，俄国商人获利颇丰。19世纪上半叶，俄商以700万元在恰克图购买的中国茶叶，可在下诺夫哥罗德集市上卖得1800万元，获利在一倍以上。巨额的利润更是使俄国各地的商人云集恰克图，彼此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不过往往是大批发商垄断市场。而山西商人的交易对手主要是俄国官商，俄国私商在1730年以后才开始担任对华贸易的主导角色，到了18世纪30年代，俄国私商对华的贸易量逐渐超过了政府商队，并且逐步取代政府商队的地位，私商结成商帮。这些商帮经营着茶皮贸易，实力雄厚。回头看，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中俄茶叶贸易推动了我国内地的种茶业和运输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我国北方草原和俄国西伯利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来源：普洱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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