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台记》：唐制，御史有三院：一曰台院，其僚为侍御史；二曰殿院，其僚为殿中侍御史；三曰察院，其僚为监察御史。察院厅居南，会昌初，监察御史郑路所葺。礼察厅，谓之松厅，以其南有古松也。刑察厅谓之魇厅，以寝于此者多梦魇也。兵察厅主掌院中茶，其茶必市蜀之佳者，贮于陶器，以防暑湿。御史辄躬亲缄启，故谓之茶瓶厅。
《资暇集》：茶托子，始建中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指，取子承之。既啜而杯倾。乃以蜡环子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工匠以漆代蜡环，进于蜀相。蜀相奇之，为制名而话于宾亲，人人为便，用于当代。是后，传者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
贞元初，青郓油缯为荷叶形，以衬茶碗，别为一家之。今人多云托子始此，非也。蜀相即今升平崔家，讯则知矣。
《大观茶论》：茶器：罗碾。碾以银为上，熟铁次之。槽欲深而峻，轮欲锐而薄。罗欲细而面紧，碾必力而速。惟再罗，则入汤轻泛，粥面光凝，尽茶之色。
盏须度茶之多少，用盏之大小。盏高茶少，则掩蔽茶色；茶多盏小，则受汤不尽。惟盏热，则茶立发耐久。
筅以筋竹老者为之，身欲厚重，筅欲疏劲，本欲壮而末必眇，当如剑脊之状。盖身厚重，则操之有力而易于运用。筅疏劲如剑脊，则击拂虽过，而浮沫不生。
瓶宜金银，大小之制惟所裁给。注汤利害，独瓶之口嘴而已。嘴之口差大而宛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嘴之末欲圆小而峻削，则用汤有节而不滴沥。盖汤力紧则发速有节，不滴沥则茶面不破。
勺之大小，当以可受一盏茶为量。有馀不足，倾勺烦数，茶必冰矣。
蔡襄《茶录·茶器》：茶焙，编竹为之，裹以箬叶。盖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纳火其下，去茶尺许，常温温然，所以养茶色香味也。
茶笼，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箬笼盛之，置高处，切勿近湿气。
砧椎，盖以碎茶。砧，以木为之，椎则或金或铁，取于便用。
茶钤，屈金铁为之，用以炙茶。
茶碾，以银或铁为之。黄金性柔，铜及石皆能生，不入用。
茶罗，以绝细为佳。罗底用蜀东川鹅溪绢之密者，投汤中揉洗以罩之。
茶盏，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不宜用。
茶匙要重，击拂有力。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为之。竹者太轻，建茶不取。
茶瓶要小者，易于候汤，且点茶注汤有准。黄金为上，若人间以银铁或瓷石为之。若瓶大啜存，停久味过，则不佳矣。
孙穆《鸡林类事》：高丽方言，茶匙曰茶戍。《清波杂志》：长沙匠者，造茶器极精致，工直之厚，等所用白金之数。士大夫家多有之，置几案间，但知以侈靡相夸，初不常用也。
凡茶宜锡，窃意以锡为合，适用而不侈。贴以纸，则茶易损。
张芸叟云：吕申公家有茶罗子，一金饰，一棕栏。方接客，索银罗子，常客也；金罗子，禁近也；棕栏，则公辅必矣。家人常挨排于屏间以候之。
《黄庭坚集·同公择咏茶碾》诗：要及新香碾一杯，不应传宝到云来。碎身粉骨方馀味，莫厌声喧万壑雷。
陶谷《清异录》：富贵汤，当以银铫煮之，佳甚。铜铫煮水，锡壶注茶，次之。
《苏东坡集·扬州石塔试茶》诗：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洁。
《秦少游集·茶臼》诗：幽人耽茗饮，刳木事捣撞。巧制合臼形，雅音伴控。
《文与可集·谢许判官惠茶器图》诗：成图画茶器，满幅写茶诗。会说工全妙，深谙句特奇。
谢宗可《咏物诗·茶筅》：此君一节莹无瑕，夜听松声漱玉华。万里引风归蟹眼，半瓶飞雪起龙芽。香凝翠发云生脚，湿满苍髯浪卷花。到手纤毫皆尽力，多因不负玉川家。
《乾淳岁时记》：禁中大庆会，用大镀金。以五色果簇龙凤，谓之绣茶。
《演繁露》：《东坡后集二·从驾景灵宫》诗云：“病贪赐茗浮铜叶。”按今御前赐茶皆不用建盏，用大汤，色正白，但其制样似铜叶汤耳。铜叶，色黄褐色也。
周密《癸辛杂志》：宋时，长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备。外则以大缨银合贮之。赵南仲丞相帅潭，以黄金千两为之，以进尚方。穆陵大喜，盖内院之工所不能为也。
杨基《眉庵集·咏木茶炉》诗：绀绿仙人炼玉肤，花神为曝紫霞腴。九天清泪沾明月，一点芳心托鹧鸪。肌骨已为香魄死，梦魂犹在露团枯。孀娥莫怨花零落，分付馀醺与酪奴。
张源《茶录》：茶铫，金乃水母，银备刚柔，味不咸涩，作铫最良。制必穿心，令火气易透。
茶瓯，以白瓷为上，蓝者次之。
闻龙《茶笺》：茶，山林隐逸，水铫用银尚不易得，何况乎？若用之恒，归于铁也。
罗廪《茶解》：茶炉，或瓦或竹皆可，而大小须与汤铫称。凡贮茶之器，始终贮茶，不得移为他用。
李如一《水南翰记》：韵书无字，今人呼盛茶酒器曰。
《檀几丛书》：品茶用瓯，白瓷为良，所谓“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也。制宜口邃肠，色浮浮而香不散。
《茶说》：器具精洁，茶愈为之生色。今时姑苏之锡注，时大彬之沙壶，汴梁之锡铫，湘妃竹之茶灶，宣、成窑之茶盏，高人词客，贤士大夫，莫不为之珍重。即唐宋以来，茶具之精，未必有如斯之雅致。
《闻雁斋笔谈》：茶既就筐，其性必发于日，而遇知己于水。然非煮之茶灶、茶炉，则亦不佳。故曰饮茶，富贵之事也。
《雪庵清史》：泉冽性驶，非扃以金银器，味必破器而走矣。有馈中泠泉于欧阳文忠者，公讶曰：“君故贫士，何为致此奇贶？”徐视馈器，乃曰：“水味尽矣。”噫！如公言，饮茶乃富贵事耶。尝考宋之大小龙团，始于丁谓，成于蔡襄。公闻而叹曰：“君漠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东坡诗曰：“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此则二公又为茶败坏多矣。故余于茶瓶而有感。
茶鼎，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涤烦消渴，功诚不在芝术下。然不有似泛乳花、浮云脚，则草堂暮云阴，松窗残雪明，何以勺之野语清。噫！鼎之有功于茶大矣哉！故日休有“立作菌蠢势，煎为潺声”，禹锡有“骤雨松风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居仁有“浮花原属三昧手，竹斋自试鱼眼汤”，仲淹有“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景纶有“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噫！鼎之有功于茶大矣哉！虽然，吾犹有取卢仝“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杨万里“老夫平生爱煮茗，十年烧穿折脚鼎”。如二君者，差可不负此鼎耳。
冯时可《茶录》：芘莉，一名，茶笼也。牺，木勺也，瓢也。
《宜兴志》：茗壶，陶穴环于蜀山，原名独山，东坡居阳羡时，以其似蜀中风景，改名蜀山。今山椒建东坡祠以祀之，陶烟飞染，祠宇尽黑。
冒巢民云：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一壶，任独斟饮，方得茶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迟。况茶中香味，不先不后，恰有一时。太早或未足，稍缓或已过，个中之妙，清心自饮，化而裁之，存乎其人。
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茶至明代，不复碾屑、和香药、制团饼，已远过古人。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此又远过前人处也。陶曷取诸？取其制，以本山土砂，能发真茶之色香味，不但杜工部云“倾金注玉惊人眼”，高流务以免俗也。至名手所作，一壶重不数两，价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世日趋华，抑足感矣。考其创始，自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又提学颐山吴公读书金沙寺中，有青衣供春者，仿老僧法为之。栗色暗暗，敦庞周正，指螺纹隐隐可按，允称第一，世作龚春，误也。
万历间，有四大家：董翰、赵梁、玄锡、时朋。朋即大彬父也。大彬号少山，不务妍媚，而朴雅坚栗，妙不可思，遂于陶人擅空群之目矣。
此外，则有李茂林、李仲芳、徐友泉；又大彬徒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伯四人；陈用卿、陈信卿、闵鲁生、陈光甫；又婺源人陈仲美，重锼叠刻，细极鬼工；沈君用、邵盖、周后溪、邵二孙、陈俊卿、周季山、陈和之、陈挺生、承云从、沈君盛、陈辰辈，各有所长。徐友泉所自制之泥色，有海棠红、朱砂紫、定窑白、冷金黄、淡墨、沉香、水碧、榴皮、葵黄、闪色、梨皮等名。大彬镌款，用竹刀画之，书法闲雅。
茶洗，式如扁壶，中加一盎，鬲而细窍其底，便于过水漉沙。茶藏，以闭洗过之茶者。陈仲美、沈君用各有奇制。水杓、汤铫，亦有制之尽美者，要以椰瓢、锡缶为用之恒。
名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方为佳也。
壶若有宿杂气，须满贮沸汤涤之，乘热倾去，即没于冷水中，亦急出水泻之，元气复矣。
许次纾《茶疏》：茶盒，以贮日用零茶，用锡为之，从大坛中分出，若用尽时再取。
茶壶，往时尚龚春，近日时大彬所制，极为人所重。盖是粗砂制成，正取砂无土气耳。
仙云：茶瓯者，予尝以瓦为之，不用磁。以笋壳为盖，以槲叶攒覆于上，如箬笠状，以蔽其尘。用竹架盛之，极清无比。茶匙，以竹编成，细如笊篱，样与尘世所用者大不凡矣，乃林下出尘之物也。煎茶用铜瓶，不免汤，用砂铫，亦嫌土气，惟纯锡为五金之母，制铫能益水德。
谢肇《五杂俎》：宋初闽茶，北苑为最。当时上供者，非两府禁近不得赐，而人家亦珍重爱惜。如王东城有茶囊，惟杨大年至，则取以具茶，他客莫敢望也。
《支廷训集》有《汤蕴之传》，乃茶壶也。
文震亨《长物志》：壶以砂者为上，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锡壶有赵良璧者亦佳。吴中归锡，嘉禾黄锡，价皆最高。
《遵生八笺》：茶铫、茶瓶，瓷砂为上，铜锡次之。瓷壶注茶，砂铫煮水为上。茶盏，惟宣窑坛为最，质厚白莹，样式古雅，有等宣窑印花白瓯，式样得中，而莹然如玉。次则嘉窑，心内有茶字小盏为美。欲试茶色黄白，岂容青花乱之。注酒亦然，惟纯白色器皿为最上乘，馀品皆不取。
试茶以涤器为第一要。茶瓶、茶盏、茶匙生，致损茶味，必须先时洗洁则美。
曹昭《格古要论》：古人吃茶汤用，取其易于不留滞。
陈继儒《试茶》诗，有“竹炉幽讨”、“松火怒飞”之句。[竹茶炉，出惠山者最佳。]《渊鉴类函·茗碗》：韩诗“茗碗纤纤捧”。
徐葆光《中山传信录》：琉球茶瓯，色黄，描青绿花草，云出土噶喇。其质少粗无花，但作水纹者，出大岛。瓯上造一小木盖，朱黑漆之，下作空心托子，制作颇工。亦有茶托、茶帚。其茶具、火炉与中国小异。
葛万里《清异论录》：时大彬茶壶，有名钓雪，似带笠而钓者。然无牵合意。
《随见录》：洋铜茶铫，来自海外。红铜荡锡，薄而轻，精而雅，烹茶最宜。
【译文】
唐代韩琬（字茂贞，邓州南阳人）《御史台记》记载：唐朝制度，御史有三院：第一个叫做台院，其官员叫做侍御史；第二个叫做殿院，其官员叫做殿中侍御史；第三个叫做察院，其官员叫做监察御史。察院的办公场所察院厅居南，唐武宗会昌（841-846）初年监察御史郑路所修葺。其中的礼察厅，称作松厅，因为其南有一棵古松；刑察厅，称作魇厅，因为在这里就寝的人多梦魇；兵察厅，主管察院的茶饮。其茶叶一定要购买蜀茶中的佳品，贮存在陶器中，以防备暑天发潮变质。御史往往亲自封存或者开启，所以兵察厅又称为茶瓶厅。
唐代李匡《资暇集》记载：茶托子，创始于唐德宗建中（780-783）年间蜀相崔宁之女，因为茶杯没有衬垫，害怕烫手，于是就取碟子托起来。品饮之后，杯子又倾倒了，于是就用蜡环绕在碟子中央，茶杯就固定下来，随即派工匠用漆代替蜡环，进奉给蜀相。蜀相很惊奇，就为之命名并告诉亲朋好友，人们都认为很方便，当时就流行开来。此后，传承者再环其底部，更新其规制，从而使茶托子发展到上百种形状。
唐德宗贞元（785-805）初年，青州郓城用缯布加油漆制成荷叶形状，用来衬垫茶碗，形成另外一种碟子。今人大多说茶托子就是起源于此，其实不然。蜀相即如今的升平崔家，一问便知究竟。
宋徽宗《大观茶论》中谈论茶器说：罗碾，茶碾以银质的为最好，熟铁制成者次之。槽要做得又深又陡，轮要做得又锐又薄。罗网要细密，罗面要拉紧，碾茶时一定要用力，并且速度要快。（罗茶时则要动作轻缓，罗面掌握水平，不怕反复多次，这样茶的细末几乎不会有什么损耗。）只有经过两次过罗的茶末，入水之后会轻轻漂起，在茶汤的表面有光泽凝聚，从而充分显现出好茶所应有的色泽。
茶盏，必须度量茶叶的多少，从而决定所用茶盏的大小。如果茶盏高而茶叶较少，就会遮盖住茶的色泽；如果茶叶较多而茶盏较小，就会使水量不足以充分溶解茶末，尽显茶之真味。茶盏只有在加热的情况下，才会使茶叶充分发挥其色香味，而且持续时间较长。
茶筅，是击拂专用的工具，以竹节细密的老竹加工而成。筅身即筅把要厚重，筅头即前端的竹帚则要稀疏有力，根部要粗壮而末梢要纤细，应当像剑脊般的形状。这是因为筅身厚重，就能在操作时有力，便于运用；筅头稀疏有力，根粗末细如剑脊的形状，就会使得在击拂时即便用力过猛也不会产生浮沫。
茶瓶，适合用金银，其大小规格，只有按照具体需要来决定。注汤（即将煎好的水注入茶盏）这个环节的关键，只是取决于茶瓶口嘴的大小和形状罢了。茶瓶的口，要稍微大一些，而且曲度要小一些，这样注汤时力量就比较集中，水流不会分散；茶瓶嘴的末端，要圆小而且尖削，那么在注汤时就会有所节制，水流不会形成滴沥。这是因为注汤时力量集中，那么茶叶的色香味就能迅速发挥出来；注汤时有所节制而不形成滴沥，那么茶盏表层的粥面就不会被破坏。
茶勺，是添续茶水的工具，其规格大小，应当以可以盛下一盏茶水为适量标准。如果盛水超过一盏，就要把多馀的水倒回去；如果不足一盏，又要再舀一次加以补充。这样倾倒数次，就会使盏中的茶水凉了。
北宋蔡襄《茶录》下篇论茶器：茶焙，用竹篾编制而成，外面包裹箬叶。上面盖起来，以便收拢火气；中间隔成两层，以便扩大容量。把茶饼放在上层，下层放置炭火，与茶饼保持一尺左右距离，使其中保持温暖的状态，就是为了保养茶的色香味。
茶笼，没有放入茶焙烘烤的茶饼，应当用箬叶紧密封裹，放在茶笼中盛起来，置于高处，切不要接近潮湿之气。
砧椎，砧和椎是用来捶碎茶饼的工具。砧板以木头做成，椎以金或者铁制成，取其方便实用。
茶钤，用金或铁屈曲而制成，用来夹住茶饼进行烘焙。
茶碾，用银或铁制成。黄金本性柔软，而铜和黄铜都容易生锈，不能选用。
茶罗，以罗网极细的为最好。罗底要用四川东川鹅溪绢中特别细密的，放到开水中揉洗干净后罩在罗圈之上。
茶盏，茶色浅白，适宜黑色的茶盏。建安所制造的茶盏黑里透红，纹理犹如兔毫，其坯稍厚，经过烘烤后久热难冷，最适宜饮茶之用。其他地方出产的茶盏，有的坯太薄，有的颜色发紫，都比不上建盏。那些青白色的茶盏，斗茶品茗的行家自然不会使用。茶匙，茶匙要有一定重量，这样用来击拂才会有力。以黄金制作的茶匙为最好，民间多用银、铁制成。用竹子制成的茶匙太轻，建茶一般不用。
茶瓶，用于烧水的汤瓶要小一点，以便于观察开水变化的情形，而且点茶注水的时候能够把握好分寸。汤瓶以黄金制作的为最好，民间多用银、铁或者瓷制作。如果茶瓶过大，品饮时有所剩余，停久茶味过熟，就不好了。
宋代孙穆《鸡林类事》记载：高丽方言，茶匙叫做茶戍。
宋代周辉《清波杂志》记载：长沙的工匠，制造茶具极其精致，其工价之高几乎与所使用的白银的价格相等，士大夫之家多有收藏，放置到几案之间，只知道相互夸耀珍贵奢侈，并不经常使用。一般说来茶叶适宜锡器，我认为锡器比较合适，而且实用而不奢侈。如果器具上贴上纸，则容易损坏茶的味道。
张舜民（字芸叟）说：吕公著（字晦叔，封申国公，世称吕申公）家有茶罗子，一个以黄金装饰，一个以棕毛为栏。正接待宾客的时候，招呼要银罗子，就是接待平常的客人；索要金罗子，就是接待皇帝身边的人；索要棕栏罗子，就一定是公辅大臣。家人经常要排着队在屏风间等候召唤。
《黄庭坚集》中有《同公择咏茶碾》诗写道：要及新香碾一杯，不应传宝到云来。碎身粉骨方馀味，莫厌声喧万壑雷。
北宋陶谷《清异录》中说：富贵汤，应当用白银制作的茶铫煎煮，非常好。用铜制的茶铫煮水，用锡制的茶壶注茶，次之。
《苏东坡集》中有《扬州石塔试茶》诗写道：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洁。
《秦少游集》中有《茶臼》诗写道：幽人耽茗饮，刳木事捣撞。巧制合臼形，雅音伴祝。
《文与可集》中有《谢许判官惠茶器图》诗写道：成图画茶器，满幅写茶诗。会说工全妙，深谙句特奇。
元代谢宗可《咏物诗》中有《茶筅》诗写道：此君一节莹无瑕，夜听松声漱玉华。万里引风归蟹眼，半瓶飞雪起龙芽。香凝翠发云生脚，湿满苍髯浪卷花。到手纤毫皆尽力，多因不负玉川家。
南宋周密《乾淳岁时记》记载：宫中大的庆典活动，用镀金的大（陶制的扁形口大而撇的器皿）摆设五色水果，中间放龙凤团茶，称作绣茶。
南宋程大昌《演繁露》中说：《东坡后集二》中有《从驾景灵宫》诗写道：病贪赐茗浮铜叶。按今天御前赐茶都不用建盏，而用大汤，色泽正白，只是其制作的形制类似薄铜片所做的铜叶汤罢了。这种称为铜叶的茶盏呈黄褐色。
南宋周密《癸辛杂志》记载：宋代，长沙茶具制造精妙，甲于天下。每副茶具用白银三百星或五百星（金银一钱为一星），凡是有关茶的器具都应有尽有。外面用一个饰有穗带的银盒子盛起来贮存。赵葵（字南仲）丞相做潭州（治今长沙）知府的时候，用黄金千两制造茶具，进贡给朝廷。理宗皇帝（葬穆陵）大喜，因为这是宫中的工匠所不能制作的。
元末杨基《眉庵集》中有《咏木茶炉》诗写道：绀绿仙人炼玉肤，花神为曝紫霞腴。九天清泪沾明月，一点芳心托鹏鸪。肌骨已为香魄死，梦魂犹在露团枯。孀娥莫怨花零落，分付馀醺与酪奴。
明代张源《茶录》中说：茶铫，金是水之母，银则刚柔兼备，味道不咸不涩，是用来做茶铫的最好材料。茶铫的中间一定要穿透，以便能透过火气。（以上不见于张源《茶录》，而近于许次纾《茶疏》）茶瓯，以白瓷为最好，蓝白色的次之。
明代闻龙《茶笺》中说：茶，山林隐逸之人，所用茶铫以白银制成也不可能，何况用黄金制作茶呢？如果就使用长久而言，还是用铁制作的为好。
明代罗廪《茶解》中说：茶炉，用陶器或者竹子制成，其大小要与茶壶的大小相称。凡是贮藏茶叶的器具，一定要始终贮藏茶叶，不能改作他用。
明代李如一（名鹗，以字行，又字贯之，江阴人）《水南翰记》中说：韵书没有字，今人称盛茶、酒的器具叫做。
《檀几丛书》中说：品茶所用的茶瓯，以白瓷为佳，所谓“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其形制适宜小口而中间部分较深，这样能使茶色漂浮而香味不散。
明代黄龙德《茶说》中说：饮茶器具精致洁净，茶就会因此而增添光彩。至于当今苏州的锡壶、宜兴出产的时大彬紫砂壶、开封出产的锡铫、湘妃竹所制成的茶灶以及宣德窑、成化窑所出产的茶盏，无论高人隐士、诗人词客，还是贤明的士大夫，没有不倍加珍重和宝爱的。就是说自唐宋以来茶具的精致，也未必有当今如此雅致的。
明代张大复《闻雁斋笔谈》中说：茶叶采摘之后，其自然之性一定要借阳光散发开来，并且遇到作为知己的水。但是，不经过茶灶、茶炉烹煮，也达不到最佳效果。所以说，饮茶是一种富贵之事。
明代乐纯《雪庵清史》中说：甘测的泉水容易变形，如果不是用金银器盛起来，那么其味道必定冲破茶具的局限而散发出来。宋代有人赠送中泠泉给欧阳修的，欧阳修惊讶地说道：“先生您本来是贫寒的士人，为什么还要奉送如此厚重的礼物呢？”然后徐徐观察所馈赠的茶具，于是说道：“水味穷尽啦！”唉！诚如欧阳修先生所说，饮茶乃是富贵的事情。曾经考察宋朝的大小龙团茶，创始于丁谓，成于蔡襄。欧阳修听说后感慨道：“君谟作为一个士人，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情？”苏东坡有诗写道：“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由此可见，丁、蔡二人对于茶的声誉又败坏很多啊！因此，我面对茶瓶而有所感触。
茶鼎，是炼丹和煮水的地方，那些在明月之涧和白云之龛所出产的茶品，经过茶鼎的烹煎，可以涤烦消渴，其功用确实不在灵芝、白术等养生妙品之下。然而，如果没有泛乳花（烹茶时茶盏上所泛的浮沫）、浮云脚（盏面所浮的蒸汽），那么草堂暮云阴，松窗残雪明，用什么伴随野语清言？啊！鼎对于茶事的功用太大了！因此，唐代皮日休有“立作菌蠢势，煎为潺声”的诗句，刘禹锡有“骤雨松风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的诗句，宋代吕居仁有“浮花原属三昧手，竹斋自试鱼眼汤”的诗句，范仲淹有“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的诗句，罗大经（字景纶）有“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的诗句。啊！鼎对于茶事的功用是太大了！即使如此，我还是叹赏卢仝的“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杨万里的“老夫平生爱煮茗，十年烧穿折脚鼎”，像这两位先生，差不多可以无负此鼎了。
明代冯时可《茶录》记载：芘莉，也叫做，就是茶笼。牺，就是木勺，也就是茶瓢。
《宜兴志》记载茗壶说：陶窑分布于蜀山的周围。蜀山又叫做独山，苏东坡居住阳羡的时候，认为这里很像蜀中的风景，改名叫做蜀山。如今山顶还建有东坡祠进行祭祀，因为制陶的烟雾飘来熏染，东坡祠的建筑尽呈黑色。
冒襄（字巢民）《茶汇钞》中说：茶壶，以小巧为最佳，每一个客人一个茶壶，任其独自斟茶品饮，这样才能得到茶中真味。为什么呢？茶壶小巧就不会使香气消散，味道也不会改变。况且茶中的香味，不早不晚，恰在一时之间，太早或者未足，稍缓或者已过，其中的奥妙，清心悦神，品饮自知，通晓其中的变化而采取适当的措施，完全在于其人的自我体味。
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中说：饮茶风尚发展到明代，不再碾成细末、加入香药、制成团饼，这也是远远超过古人的地方。近百年以来，茶壶淘汰了银壶、锡壶以及福建、河南的瓷壶，而崇尚宜兴紫砂陶壶，这又是近人远远超过前人的地方。宜兴陶壶的可取之处何在？就在于它用当地山中的含砂陶土，能够充分发挥天然真茶的色香味，如杜甫《少年行》诗中所吟咏的“倾金注玉惊人眼”，其形制高流也是着意于免俗。至于名家所制作的茶壶，一个茶壶的重量不过数两，其价格往往高达一二十两银子，从而能使泥土与黄金争价。世风日趋浮华，也足以令人感慨了。考察宜兴陶壶的创始，可以追溯到金沙寺的和尚，因为年代久远已经不知道他的名字了。另一种说法，是提学副使吴仕（字克学，又字颐山，宜兴人）曾在金沙寺中读书，其青衣小童名叫供春，他模仿老和尚的方法制作陶壶。如今传世的供春壶，色泽如栗子黯然沉着，坚实刚硬，犹如古代的金银铁器；敦厚笃实，形制周正，壶上手指的螺纹隐隐泛起，清晰可辨，可以称得上天下第一了。世人称它为龚春，是不对的。
万历（1573-1620）年间，有四大制壶名家：董翰（号后溪）、赵梁（一作赵良）、玄锡、时朋。时朋即时大彬的父亲。时大彬号少山，他在艺术风格上不追求艳丽妩媚，而以古朴、雅致、坚实、栗色作为特征，工艺奇妙，巧夺天工。于是就在陶艺领域标举大雅遗风，独擅空群之名目。（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此外，还有李茂林（名养心）、李仲芳（茂林子）、徐友泉（名士衡）；又有时大彬的徒弟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伯（名时英）四人；陈用卿（俗名陈三呆子）、陈信卿、闵鲁生（名贤）、陈光甫；还有婺源人陈仲美，所制文玩器具反复镂刻，重叠雕饰，极其细腻，堪称鬼斧神工；沈君用（名士良）、邵盖、周后溪、邵二孙、陈俊卿、周季山、陈和之、陈挺生、承云从、沈君盛、陈辰（字共之）等，也都各有所长。徐友泉所自制的茶壶，泥色有海棠红、朱砂紫、定窑白、冷金黄、淡墨、沉香、水碧、榴皮、葵黄、闪色、梨皮等名目。在茶壶上镌刻题款也是从时大彬开始的，运用竹刀刻画，书法娴雅。
茶洗，又叫做漉尘，式样像扁壶，中间加有一个弧形的鬲，底部有细孔，以便于冲洗掉茶叶中的沙尘。茶藏，是用来留住洗过的茶叶的工具。这两种茶具，陈仲美、沈君用都有非常奇异的制作工艺。至于水勺、汤铫之类的茶具，世间也有制作得尽善尽美的，但日常还是以椰壳、葫芦器、锡器最为实用和常见。
茶壶的制作，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适宜弧形拱起而不适宜平面，这样可以使得汤力集中，香气氤氲，才称得上达到了最佳效果。
茶壶如果出现有陈杂气味，就要先用沸水倒满洗涤，并且乘热倒掉，随即浸入冷水之中，也要马上拿出来将水倒掉，这样其元气就可以恢复了。
明代许次纾《茶疏》中说：茶盒，用来贮藏日常所用的零星茶叶，以锡制成，其作用是从大坛中分取茶叶，一盒用完之后再从大坛中取用。（此则不见于《茶疏》，而与张源《茶录·分茶盒》略似）茶壶，往时崇尚龚（供）春所制的紫砂壶，近日则是时大彬所制的茶壶，非常受人珍重和宝爱。因为紫砂壶都是用粗砂烧制而成，正是取其砂不含土气的优点。
仙说：茶瓯，我曾经以陶制成，而不用瓷。用笋壳作为盖子，再用槲叶覆盖在上面，如同箬叶斗笠的形状，以此来遮蔽尘埃。然后以竹架盛起来，无比清幽。茶匙，用竹篾编成，细如笊篱一样，形状与尘世所使用的大不相同，乃是山林隐逸生活中的物件。煎茶使用铜制的茶瓶，不免会有铜锈之味，用砂陶所制的茶铫也嫌有土腥气，只有纯锡乃是五金之母，制成茶铫能够增益茶水的质量。
明代谢肇《五杂俎》记载：宋初福建所出产的茶叶，以北苑为最好。当时上贡给朝廷的茶叶，如果不是中书省和枢密院以及皇帝身边的人都得不到赏赐，而民间也都极其珍重爱惜。例如王东城有一个茶囊，只有杨大年来，才会取出来烹茶待客，其他客人没有敢于奢望的。
明代支廷训《支廷训集》中有一篇《汤蕴之传》，也就是给茶壶所做的传记。
明代文震亨《长物志》中说：茶壶以砂陶所做的为最好，既不会侵夺茶的香味，而且也没有熟汤气。锡壶有赵良壁所制的也很好。吴中的归锡、嘉禾的黄锡，价格都是最高的。
明代高濂《遵生八笺》中说：茶铫和茶瓶，以瓷器、陶器为最好，铜器、锡器次之。以瓷壶注茶、砂铫煮水这样的配置为最好。茶盏，只有宣德窑所出的坛盏为最好，质地厚重，色白莹润，样式古雅。有一种宣德窑的印花白色茶瓯，式样得中，莹然如玉。其次是嘉靖官窑，以茶盏底部中心有茶字的小盏为美。要烹试茶叶，以色泽黄白为好，怎么能容忍青花瓷器变乱其色泽？注酒也是一样，只有纯白色的器皿最为上乘，其馀的品种都不足取。
烹试茶叶，以洗涤器具作为第一要务。茶瓶、茶盏、茶匙等茶具一旦出现铁锈味，就会损坏茶的色香味，所以必须预先清洗洁净才好。
明代曹昭（字明仲，松江人）《格古要论》中说：古人饮茶用，取其容易喝干而不会留滞的优点。
明代陈继儒《试茶》中有“竹炉幽讨”、“松火怒飞”的诗句。[原注：竹茶炉以出产于无锡惠山的为佳。]清代《渊鉴类函·茗碗》记载：韩愈诗中有“茗碗纤纤捧”的句子。
清代徐葆光（字亮直，长洲人）《中山传信录》记载：琉球群岛的茶瓯，表面呈黄色，上面描画着青绿花草，据说出产于土噶喇。其质地略显粗糙而没有花纹，但有作水纹的，出产于大岛。茶瓯之上造有一个小木盖，用朱黑色漆好，下面有一个空心托子，制作颇为精致；另外，还有茶托、茶帚等。只有茶具、火炉与我国大陆稍微有些差异。
清代葛万里《清异论录》中说：时大彬所制的茶壶，有一种名叫钓雪，形状好像一个人带着斗笠在垂钓，但是形制意态自然，没有一点牵强之意。
清代屈擢升《随见录》记载：洋铜茶铫，来自海外。红铜表面烫上锡，器形很薄，重量很轻，精致而且高雅，用来烹茶最为合适。
文/网络综合
中国泡茶道简史
丁以寿
中国泡茶道蕴酿于宋元至明朝前期，形成明中期。兴盛于明朝后期，衰于清朝及民国，复兴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泡茶道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广泛，并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对朝鲜茶礼和日本煎茶道影响很大。
一
泡茶道的酝酿
泡茶道是中华茶道的又一代表形式，自明朝中期形成以来流行至今。
泡茶有两个来源，一是源于唐代“痷茶”，二是源于宋代点茶。
唐代陆羽《茶经·六之饮》记：“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痷茶。”纳茶于瓶或缶中，以沸水（汤）淹泡（沃），有如后来的泡茶。陆羽倡导煎茶，故对这种“痷茶”持反对态度。“痷茶”是指病态的、夹生的茶，具贬义。用瓶、缶泡茶时斟茶总是不便，于是改用有柄有流的壶来泡茶，斟茶也方便，从而形成壶泡法。中唐的“痷茶”实是壶泡法的萌芽。
在点茶法中，略去调膏、击拂，便形成了末茶的冲泡，进一步将末茶改为散叶茶，就形成了“撮泡”。从南宋画家刘松年《茗园赌市图》和《斗茶图》、元画家赵孟頫《斗茶图》来看，其中人物都是左手持盏，右手拿汤瓶，直接在盏中注汤泡茶。并且画中风炉上出现提梁、侧把、短流的煮水壶，此壶显然不是作为点茶用的汤瓶，因此推测撮泡约萌芽于南宋。
赵孟頫《斗茶图》
文征明(1470～1559)，明代著名诗人、书画家，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四人合称“吴中四才子”，画史上又将他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吴门四家”，擅长山水、人物、花鸟画。《惠山茶会图》描绘了正德十三年（1518年）清明时节，文征明同书画好友蔡羽、汤珍、王守、王宠、潘和甫及朱朗七人游览无锡惠山，在惠山山麓的“竹炉山房” 以茶会友、饮茶赋诗。此画记录了他们在山间聚会畅叙友情的情景。松树下茶桌上摆放多件茶具，桌边方形竹炉上置壶烹泉，一童子在取火。尤可注意的是，炉上水壶流短，不似汤瓶的长流，因而应非点茶，而是泡茶。
如果说《惠山茶会图》还不是很明确表现泡茶，那么《品茶图》则是确切地表现泡茶的。画中茅屋正室，内置矮桌，桌上只有一壶二杯，主客对坐，相谈甚欢。侧室有泥炉砂壶，童子专心候火煮水。画上自题七绝：“ 碧山深处绝尘埃，面面轩窗对水开。谷雨乍过茶事好，鼎汤初沸有朋来。”末识：“嘉靖辛卯，山中茶事方盛，陆子傅对访，遂汲泉煮而品之，真一段佳话也。”可知该画作于嘉靖辛卯（1531年），屋中品茶叙谈者当是文征明、陆子傅二人。此画表现的显然是在壶中泡茶，继而斟入盏中品饮。
文征明《品茶图》局部）
唐寅（1470～1523），字伯虎、子畏，号六如居士，明代著名书画家，为“吴门画派”代表人物之一。《事茗图》画面是青山环抱，林木苍翠，溪流潺潺，参天古树下，有茅屋数间。茅屋之中一人正聚精会神伏案读书，书案右侧摆着一壶一盏等茶具，墙边是满架诗书。边屋之中一童子正在煽风煮水。画卷上人物神态生动，环境优雅，表现出幽人雅士品茗雅集的清幽之境，是当时文人学士山居闲适生活的真实写照。此画内容表现的也是在壶中泡茶，继而斟入盏中品饮。
唐寅 《事茗图》(局部)
从文征明、唐寅在正德、嘉靖年间所作茶画可以判断，到明朝中期，散叶茶的直接冲泡茶法渐渐取代了碾磨成粉末的点茶法。所以说，从南宋，历元，直至到明中叶，是泡茶道的酝酿时期。
二 泡茶道的形成
（一）田艺蘅煮泉品水
田艺蘅，字子艺，自号隐翁。在田艺蘅之前，论水的书，有唐张又新的《煎茶水记》，宋叶清臣的《述煮茶泉品》等，但其实均是短文，不足以称书。《煮泉小品》撰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不仅述及源泉、石流、清寒、甘香、灵水、弄泉、江水、井水等，详论天下之水，还记录了当时茶叶生产和烹煎方法，是关于烹茶用水的一部经典之作。书中记：“有水有茶，不可无火。”“人但知汤候，而不知火候。”“汤嫩则味不出，过沸则水老而茶乏。惟有花而无衣，乃得点瀹之候耳。”“煮茶得宜，而饮非其人，犹汲乳泉灌嵩莸，罪莫大焉。饮之者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甚焉。”皆是经验之谈。
明朝前期，延续宋元以来的点茶法，到了中后期，泡茶法兴起。“生晒茶瀹之瓯中，则枪旗舒畅，清翠鲜明，方为可爱。”（《煮泉小品·宜茶》）在茶瓯中冲泡芽茶，这是关于明朝撮泡法的最早文献记载，表明杯盏撮泡法在明朝嘉靖年间已经开始流行。
（二）张源《茶录》奠定泡茶道的基础
张源，字伯渊，号樵海山人,包山（即洞庭西山，在今江苏震泽县）人。所著《茶录》，有藏茶、火候、汤辨、泡法、投茶、饮茶、品泉、贮水、茶具、茶道等二十三则，每则都是张源自己的亲自体验和心得，发前人之未发。
从张源《茶录》的记载来看，泡茶道茶艺包括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
1.备器
泡茶道茶艺的主要器具有茶炉、汤壶（茶铫）、茶壶、茶盏（杯）等。
2.选水
关于品泉择水，张源有精辟之论：“茶者水之神，水者茶之体。非真水莫显其神，非精茶阖窥其体”（《茶录·品泉》）茶与水的关系的概括。且比较了山顶、山下、石中、砂中、土中泉水的特点，“山顶泉清而轻，山下泉清而重，石中泉清而甘，砂中泉清而冽，土中泉淡而白。”“流于黄石为佳，泻出青石无用。流动者愈于安静，负阴者胜于向阳”（《茶录·品泉》）。负阴的流泉胜于静止向阳的泉水。且泉水以无味、无香为真，“真源无味，真水无香”（《茶录·品泉》）。张源还认为“雪水虽清，性感重阴，寒人脾胃，不宜多积”（《茶录·井水不宜茶》）。“贮水瓮，须置阴庭中，覆以纱帛，使承星露之气，则英灵不散，神气常存。假令压以木石，封以纸箬，曝以日下，则外耗其神，内闭其气，水神敝矣。饮茶，惟贵茶鲜水灵，茶失其鲜，水失其灵，则与沟渠水何异？”（《茶录·贮水》）张源阐述贮水方法，尤其强调茶鲜水灵。
3.取火
“烹茶要旨，火候为先。炉火通红，茶瓢始上。扇起要轻疾，待有声稍稍重疾，斯文武之候也。过于文则水性柔，柔则水为茶降；过于武则火性烈，烈则茶为水制。皆不足于中和，非茶家要旨也。”（《茶录·火候》）
4.候汤
“汤有三大辨十五小辨。”三大辨是：“一曰形辨，二曰声辨，三曰气辨。”每大辨认又各有五小辨。形辨则“如虾眼、蟹眼、鱼眼、连珠皆为萌汤，直至涌沸如腾波鼓浪、水气全消方是纯熟”。声辨“如初声、转声、振声、骤声皆为萌汤，直至无声方是纯熟。”气辨“如气浮一缕、二缕、三四缕，及缕乱不分、氤氲乱绕，皆为萌汤，直至气直冲贯，方为纯熟。”（《茶录·汤辨》）又称：“今时制茶，不假罗磨，全具元体，此汤须纯熟，元神始发。故曰汤须五沸，茶奏三奇。”（《茶录·汤用老嫩》）唐宋煎茶、点茶用的是末茶、粉茶，故汤用嫩不用老，明人用散叶茶在瓯壶瀹泡，故水用老不用嫩。
5.习茶
张源《茶录》的茶艺是壶泡法，壶泡法的主要程序有：浴壶、投茶、注汤、涤盏、酾茶、品茶。
“探汤纯熟，便取起。先注少许壶中，祛荡冷气，倾出，然后投茶。”泡茶之前先温壶。温壶之后投茶，投茶量视壶的容量大小斟酌而行，不可偏多或偏少而失中正。“茶多寡宜酌，不可过中失正。”投茶量大了则泡出的茶“味苦香沉”，投茶量小了则泡出来的茶“色清气寡。”茶壶连续泡过两次之后要用冷水荡涤，使其凉洁，然后继续泡茶，“不则减茶香矣。罐热则茶神不健，壶清则水性常灵。”分骊不宜早，早了茶的色、香、味还未蕴育好，饮用时不宜迟，迟则茶的香气挥发。“骊不宜早，饮不宜迟。早则茶神未发，迟则妙馥先消。”（《茶录·泡法》）
“投茶有序，毋失其宜。”投茶有上投、中投、下投三法。“先汤后茶，曰下投，汤半下茶，复以汤满，曰中投，先后汤后茶，曰上投。”（《茶录·投茶》）不同季节，采取不同的投法。春秋季中投，夏季上投，冬季下投。
“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曰神，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茶录·饮茶》）
张源认为茶有真香、真色、真味，因此不能在水中加碱，茶中加料如香、花，盏中加果，“茶自有真香，有真色，有真味。一经点染，使失其真。如水中加碱，茶中着料，碗中着果，皆失真也。”（《茶录·点染失真》）
“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茶录·茶道》）当然，张源的“茶道”是广义的“茶之道”，涵盖茶的采制、贮藏、泡饮之道。
张源《茶录》，第一次对壶泡茶艺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是泡茶道的经典之作，标志着泡茶道的正式形成。
万国鼎《茶书总目提要》考订张源《茶录》“成于万历中，大约在1595年前后”。顾大典《茶录》序说他：“每博览之暇，汲泉煮茗，以自愉快，无间寒暑，历三十年，疲精殚思，不究茶之指归不已。”上溯三十年，为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结合田艺蘅《煮泉小品》、陈师《茶考》，可以判断泡茶道的形成约在嘉靖至万历前期这一段时期内。对对泡茶道得形成有贡献的，还有吴宽、沈周、僧大机等人。
三 泡茶道的兴盛
（一）许次纾《茶疏》集泡茶道大成
许次纾（1549-1604），字然明，号南华，钱塘人，著《茶疏》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全书约四千七百字，有择水、贮水、舀水、煮水器、火候、烹点、汤候、瓯注、荡涤、饮啜、论客、茶所、洗茶、饮时、宜辍、不宜用、不宜近、良友、出游、权宜、宜节等三十六则。
《茶疏》的最大特色在于烹试、品饮的茶道方面。关于“择水”，“清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关于“煮水器”，“金乃水母，锡备柔刚，味不咸涩，作铫最良。”认为金属作煮水器较宜，尤其是锡。又说：“茶兹于水，水籍乎器，汤成于火，四者相须，缺一则废。”茶、水、器、火四者相辅相成，缺一则茶不成。
关于“火候”，“火必以坚木炭为上，然木性未尽，尚有余烟，烟气入汤，汤必无用。故先烧令红，去其烟焰，兼取性力猛炽，水乃易沸。既红之后，乃授水器，仍急扇之，愈速愈妙，毋令停手。停过之后，宁弃而再煮。”关于“汤候”，“水一入铫，便须急煮，候有松声，即去盖，以消息其老嫩。蟹眼之后，水有微涛，是为当时；大涛鼎沸，旋至无声，是为过时；过则汤老而香散，决不堪用。”认为泡茶以水有微涛为恰好，大涛鼎沸至无声为过时的老汤不堪用。
茶具必先清洁，“汤铫瓯注，最宜燥洁。每日晨兴，必以沸汤荡涤，……”茶壶宜小不宜大，“茶注宜小，不宜甚大。小则香气氤氲，大则易于散漫。大约半升，是为适可。独自斟酌，愈小愈佳。”茶瓯：“纯白为佳，兼贵为小。”定窑最贵，不易得矣。茶壶质地，“首银次锡，”“其次内外有油瓷壶亦可”。
关于“烹点”，“先握茶手中，侍汤既入壶，随手投茶汤，以盖复定。三呼吸时，次满倾盂内，重投壶内，用以动荡香韵，兼色不沉滞。更三呼吸倾，以定其浮薄。然后泻以供客。则乳嫩清滑，馥郁鼻端。病可令起，疲可令爽，吟坛发其逸思，谈席涤其玄衿。”关于“饮茶”，“一壶之茶，只斟再巡。初巡鲜美，再则甘醇，三巡意欲尽矣。”一壶茶只能斟两次。关于客人，“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酌水点汤。”
许次疏还写了“茶所”、“饮时”、“宜辍”、“不宜用”、“不宜近”、“出游”、“权宜”、“宜缀”、“良友”等品茶的环境、条件等多方面，集明代泡茶道之大成。
（二）罗廪水火相战听松涛
罗廪（1537－1620）字高君，浙江慈溪人，著《茶解》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首为总论，以下分原、品、艺、采、制、藏、烹、水、禁、器等。自谓：“茶通仙灵，久服能令升举。然蕴有妙理，非深知笃好不能得其当。……乃周游产茶之地，采其法制，参互考订，深有所会。遂于中隐山阳，栽植培灌，兹且十年。春夏之交，手为摘制。聊足供斋头烹啜，论其品格，当雁行虎丘。……余尝谓茶酒二事，至今日可称精妙，前无古人，此亦可与深知者道耳。”（《茶解·总论》）
关于品茶，“茶须色、香、味三美具备。色以白为上，青绿次之，黄为下；香如兰为上，如蚕豆花次之；味以甘为上，苦涩斯下矣。”“茶色贵白，白而味觉甘鲜，香气扑鼻，乃为精品。”“茶须徐啜，若一吸而尽，连进数杯，全不辩味，何异佣作。”茶要慢饮细品，其与屠隆所言“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甚焉”同理。
关于烹茶汤候：“李南金谓当用背二涉三之际为合量，此真鉴赏家言。而罗大经惧汤过老，欲于松涛涧水后，移瓶去火，少待沸止而瀹之，不知汤既老矣，虽去火何救耶？此语亦未中窍。”言之有理。
又谓：“山堂夜坐，手烹香茗，至水火相战，俨听松涛，倾泻入瓯，云光缥缈，一段幽趣，故难与俗人言。”
（三）徐勃无茶语言无味
徐勃（1570－1645），字惟起，，号兴公，闽县（今福建福州）人。喜藏书、刻书，以红雨楼为藏书室名，积书达五万三千卷。万历中与曹学佺主盟闽中词坛，被称“兴公诗派”。
徐勃曾协助福州知府喻政编《茶书》，又撰《蔡端明别记》、《茗谭》、《武夷茶考》，精于茶艺，为闽中茶人领袖。曾撰《武夷采茶词》六首和《闽道人寄武夷茶》、《试武夷茶》诗等，与谢肇制、周千秋等茶诗酬和（见《雨后集徐兴公汗竹斋烹武夷太姥支提鼓山清源诸茗》）。
“品茶最是清事，若无好香在炉，遂乏—段幽趣；焚香雅有逸韵，若无名茶浮碗，终少一番胜缘。是故茶、香两相为用，缺一不可。飨清福者，能有几人？
王佛大常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余谓—日不饮茶，不独形神不亲，且语言亦觉无味矣。
幽竹山窗，鸟啼花落，独坐展书。新茶初熟，鼻观生香，睡魔顿却，此乐正索解人不得也。
饮茶，须择清癯韵士为侣，始与茶理相契，若腯汉肥伧，满身垢气，大损香味，不可与作缘。
茶事极清，烹点必假姣童、季女之手，故自有致。若付虬髯苍头，景色便自作恶。纵有名产，顿减声价。”（《茗谭》）
（四）黄龙德茶饮四时
黄龙德，字骧溟，号大城山樵。著《茶说》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前。分产、造、色、香、味、汤、具、侣、饮、藏十章。黄龙德自述仿北宋黄儒《品茶要录》体例，但实际上乃是自创，内容切实，时有创见。
“茶灶疏烟，松涛盈耳，独烹独啜，故自有一种乐趣。又不若与高人论道，词客聊诗，黄冠谈玄，缁衣讲禅，知己论心，散人说鬼之为愈也。对此佳宾，躬为茗事，七碗下咽而两腋清风顿起矣。较之独啜，更觉神怡。”（《茶说·八之侣》）
“饮不以时为废兴，亦不以候为可否，无往而不得其应。若明窗净几，花喷柳舒，饮于春也。凉亭水阁，松风萝月，饮于夏也。金风玉露，蕉畔桐阴，饮于秋也。暖阁红垆，梅开雪积，饮于冬也。僧房道院，饮何清也，山林泉石，饮何幽也。焚香鼓琴，饮何雅也。试水斗茗，饮何雄也。梦回卷把，饮何美也。古鼎金瓯，饮之富贵者也。瓷瓶窑盏，饮之清高者也。较之呼卢浮白之饮，更胜一筹。即有瓮中百斛金陵春，当不易吾炉头七碗松萝茗。若夏兴冬废，醒弃醉索，此不知茗事者不可与言饮也。”（《茶说·九之饮》）
（五）陈继儒茶试小壶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白石山樵等，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与同郡董其昌齐名。二十九焚弃儒生衣冠，退隐小昆山南。后筑室东佘山，杜门著书。工诗善文，兼长绘画。颇藏异书，喜钞校旧籍。著作丰富，有《陈眉公全集》、《白石樵真稿》、《晚香堂白石山房稿》等多种，并辑《宝颜堂秘笈》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泡茶道的风行，离不开紫砂壶的兴起，两者相互促进。早期紫砂壶，容量较大。陈继儒基于文人雅致的品茗趣味，倡导使用小壶泡茶，使之更具审美意韵。他与紫砂艺人多有交往，他的茶道理论对包括时大彬在内的一大批紫砂艺人的创作产生过影响。
时大彬最初仿供春，喜欢做大壶。后来与陈继儒交往并受其影响，根据文人的品味把砂壶缩小，使之更加符合品茗的趣味。“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壶，后游娄东，闻陈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试茶之论，乃作小壶。几案有一具，生人闲远之思，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遂于陶人标大雅之遗，擅空群之目矣。”（吴骞《阳羡名陶录》）时大彬为紫砂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千载良陶让一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陈继儒造就了时大彬。
陈继儒的小壶茶观点也得到同时代茶人的赞同。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说：“壶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瀹旋啜，以尽色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冯可宾的《岕茶笺》也说：“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紫砂小壶是品茗的最佳茶具。
“自古名山留以待羁人迁客，而茶以资高士，盖造物有深意。……（岕）既得圣人之清，又得圣人之时，第蒸、采、烹、洗，悉与古法不同。而喃喃者犹持陆鸿渐之《经》、蔡君谟之《录》而祖之，以为茶道在是，当不会令庆叔失笑。庆叔隐居长兴，所至载茶具，邀余于素鸥黄叶间，共相欣赏，……”（《白石樵真稿·书岕茶别论后》）陈继儒生活的晚明时期，泡茶道流行，不但煎茶道早已绝迹，点茶道也已衰亡。所以陈继儒批评了那些仍坚持认为茶道唯在陆羽《茶经》、蔡襄《茶录》的迂腐观念。他与茶友周庆叔每于素鸥黄叶间品茗论道，共相欣赏。
陈继儒喜对茶史也有研究，曾为夏树芳《茶董》作序，后又自著《茶董补》，是为补夏树芳《茶董》之不足，又别著《茶话》一书。
（六）张宗子茶癖水淫
张岱(1597～约1689)，字宗子，一字石公，号陶庵，又号蝶庵，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身官宦世家，却不曾作官，性好山水。他的生平可从其《自为墓志铭》中知其梗概：“……少为纨裤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师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张岱著述丰富，然流传至今的，唯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環文集》及《石匮书后集》几种。其中《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为张岱的代表作品，书中蕴含其对故国之思，文字清新率真、描绘生动，是明末小品文的佳作。
明代，品茶已成时尚，各地茶馆林立，成为文人雅士聚集的地方。张岱在《露兄》一文中写到，崇祯年间，绍兴城内有家茶店用水用茶特别讲究，“泉实玉带，茶实兰雪。汤以旋煮，无老汤，器以进涤，无秽器。其火候汤候，有天合之者。”张岱特别喜欢这家茶馆，于是就给它取了个“露兄”的店名，典出宋代米芾的“茶甘露有兄”。
张岱是鉴茶辨水的能手，《闵老子茶》记载他拜访老茶人闵汶水品茶鉴水的经过，过程十分有趣（略）。禊泉乃绍兴名泉之一，曾一度被掩没，后因张岱的发现才又重显威名，名噪一时。“甲寅夏，过斑竹庵，取水啜之，磷磷有圭角，异之，走看其色，如秋月霜空，噀天为白，又如轻岚出岫，缭松迷石，淡淡欲散，余仓卒见井口有字画，用帚刷之，禊泉字出，书法大似右军，益异之。试茶，茶香发，新汲少有石腥，宿三日，气方尽。辨禊泉者，无他法，取水入口，第挢舌舐腭，过颊即空，若无水可咽者，是为禊泉。”（《陶庵梦忆·禊泉》）张岱无意间发现禊泉，更以其专精的品水经验，指出辨识禊泉的诀窍。
张岱还请徽州歙人专事松萝茶的师傅来绍兴传授经验，改进家乡的“日铸茶”，名之为“兰雪茶”。“……募歙人入日铸。杓法、搯法、挪法、撒法、扇法、炒法、焙法、藏法，一如松萝。他泉瀹之，香气不出，煮禊泉，投以小罐，则香太浓郁，杂入茉莉，再三较量，用敞口瓷瓯淡放之，候其冷，以旋滚汤冲泻之，色如竹择方解，绿粉初匀，又如山窗初曙，透纸黎光，取清妃白，倾向素瓷，真如茎素兰同雪涛并泻也，雪芽得其色矣，未得其气，余戏呼之兰雪。……”（《陶庵梦忆·兰雪茶》）兰雪茶兰雪一经出现后，立即得到人们的好评，在社会上风行一时。
张岱不仅嗜茶，而且识茶，从制茶到品茶，无一不精。积多年的经验，张岱曾撰有《茶史》一书，手稿交于闵老子“细细论定”，并计划刊印。其目的是“使世知茶理之微如此，人毋得浪言茗战也。”但不久战祸四起，清兵入关后随即南下，张岱逃难避乱，在匆促中稿本散失，只存序文，后辑于《琅環文集》中，这是中国茶史上一大损失。
除前述诸入之外，对泡茶道的兴盛和发展有贡献的，还有陆树声、徐渭、屠隆、高濂、张谦德、熊明遇、夏树芳、周履靖、文震亨、李日华、周高起、屠本畯、闻龙、冯可宾、张大复、袁宏道、李渔等人。
四 泡茶道的衰退
清代，满族入主中原，与元蒙一样，对汉人始终存有戒备心里，大兴文字狱，士人为避祸，纷纷转向实证、考据，流行明代的陆王心学、性灵文学、茶道艺术由盛转衰。经过改朝换代的剧烈变动，茶道也渐呈衰势。当然，说泡茶道入清后开始衰退，但并非消亡，而且在局部地区还有所发展。作为中国茶道的代表工夫茶道就形成、兴盛于清代。
工夫茶主要流行于广东、福建和台湾地区，是用小壶冲泡青茶（乌龙茶），属泡茶道的一种，主要程序有治壶、投茶、出浴、淋壶、烫杯、酾茶、品茶等。
“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余游武夷，到曼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谴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以瀹至三次，而其味犹未尽。”（袁枚《随园食单·茶酒单·武夷茶》）袁枚(1716－1797)，诗人、诗论家，字子才，号简斋，生当康乾盛世，曾任溧水、江浦、江宁等县知县，因父丧辞官归里，在江宁城西小仓山筑随园，又号随园老人，著述颇丰。袁枚是杭州人，平时习惯饮江浙名茶阳羡、龙井，初时不习惯武夷岩茶。乾隆丙午(1786年)，袁枚上武夷山，僧道献以武夷岩茶，小壶，小杯，嗅香、试味，徐徐咀嚼。始觉龙井虽清，不如岩茶醇厚；阳羡虽佳，不若岩茶韵致。这是最早的关于武夷岩茶的泡饮方法及品质特点，虽无工夫茶之名，却有工夫茶之实。
“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炉形如截筒，高约一尺二三寸，以细白泥为之。壶出宜兴窑者最佳，圆体扁腹，努咀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许。杯盘则花瓷居多，内外写山水人物，极工致，类非近代物。然无款志，制自何年，不能考也。炉及壶、盘各一，惟杯之数，则视客之多寡。杯小而盘如满月。此外尚有瓦铛、棕垫、纸扇、竹夹，制皆朴雅。壶、盘与杯，旧而佳者，贵如拱璧，寻常舟中不易得也。先将泉水贮铛，用细炭煎至初沸，投闽茶于壶内冲之；盖定，复遍浇其上；然后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非拇战轰饮者得领其风味。……”（俞蛟《梦厂杂著·潮嘉风月·工夫茶》）俞蛟，字清源，又字六爱，号梦厂居士，乾嘉时人。《梦厂杂著》于嘉庆六年(1801年)四月成书于广东齐昌官舍之凝香室，俞文所记器具有白泥炉、宜兴砂壶、瓷盘、瓷杯、瓦铛、棕垫、纸扇、竹夹等，其泡饮程序则为治器、候汤、纳茶、冲点、淋壶、斟茶、品茶等。工夫茶得名在清朝中叶的乾嘉年间。
“工夫茶，闽中最盛。茶产武彝诸山，采其茶，窨制如法。……壶皆宜兴砂质，龚春时大彬，不一式。每茶一壶，需炉铫三。候汤，初沸蟹眼，再沸鱼眼，至联珠沸则熟矣。水生汤嫩，过熟汤老，恰到好处颇不易，故谓天上一轮好月，人间中火候，一瓯好茶，亦关缘法，不可幸致也。第一铫水熟，注空壶中，荡之泼去；第二铫水已熟。预用器置茗叶，分两若干，立下壶中。注水，覆以盖，置壶铜盘内；第三铫水又熟，从壶顶灌之周四面；则茶香发矣。瓯如黄酒卮，客至每人一瓯，含其涓滴，咀嚼而玩味之。若一鼓而牛饮，即以为不知味，肃客出矣。”（寄泉《蝶阶外史·工夫茶》）茶用武夷茶，器有炉、铫、宜兴砂壶、铜盘、茶瓯等，其泡饮程序有治器、候汤、涤壶、纳茶、冲点、淋壶、斟茶、品茶等。《蝶阶外史》的作者寄泉，号外史，清代咸丰时人。
“潮郡尤嗜茶，其茶叶有大焙、小焙、小种、名种、奇种、乌龙诸名包，大抵色香味三者兼备。以鼎臣制宜兴壶，大若胡桃，满贮茶叶，用坚炭煎汤，乍沸泡如蟹眼时，瀹于壶内，乃取若琛所制茶杯，高寸余，约三四器匀斟之。每杯得茶少许，再瀹再斟数杯，茶满而香味出矣。其名曰工夫茶，甚有酷嗜破产者。”（张心泰《粤游小识》）潮州人酷嗜工夫茶，宜兴小砂壶，若琛小杯，候汤、纳茶、冲注、匀斟，茶的品类较多，已不限于武夷岩茶。张心泰，晚清时人。
连横在其《雅堂先生文集》“茗谈”中记：“台人品茶，与中土异，而与漳、泉、潮相同，盖台多三州人，故嗜好相似。”“茗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琛，三者为品茶之要，非此不足自豪，且不足待客。……”连横，宇雅堂，台湾人，生当清末民国时期，撰有《台湾通史》、《台湾语典》、《台湾考释》等书。台湾与漳州、泉州、潮州同尚工夫茶，茶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深，非此不能待客。
进入民国，战乱频仍，茶道低迷。新中国成立后，受极左路线影响，包括茶道在内做的传统文化受到批判。中国茶道在二十世纪跌入低谷。
五 泡茶道的复兴
中国茶道的复兴却是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过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复苏，进入新世纪的新发展阶段。
（一）当代茶道理论研究和实践
台湾是现代中国茶道的最早复兴之地。吴振铎、林资尧、蔡荣章、林瑞萱、范增平、吴智和、张宏庸、周渝等是台湾较早致力茶道理论研究和实践的人。
林资尧（1941—2004），字易山，曾任台湾中华民国茶艺协会秘书长，后转任天仁茶艺文化基金会秘书长，长期致力于国际茶文化交流和茶道教学，尤爱茶礼，促进茶礼生活化、社会化。尊礼古圣先贤，曾有祭孔、祭神农、祭屈原、祭陆羽等茶礼；体现大自然的运作、时节的更替，创作四序茶会；后来又创五方佛献供茶礼、金色莲花茶礼、郊社茶礼，为中国茶礼的建设开拓有功。
蔡荣章自1980年以来长期致力于现代茶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其夫人林瑞萱主持坐忘谷茶道室，夫妇俩志趣相投。蔡荣章著有《现代茶艺》（台湾中视文化出版社1984）、《茶道教室》（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茶道基础篇》（台湾武陵出版有限公司2003）、《说茶之陆羽茶道》（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茶道入门三篇》（中华书局2006）等，林瑞萱著有《心经讲义——茶道精神领域之探求》（台湾陆羽茶艺股份有限公司1989）等，夫妇合著有《现代茶思想集》（台湾中华国际无我茶会推广协会2000）等。蔡荣章、林瑞萱夫妇为中国当代茶道的理论和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范增平出版了《台湾茶文化论》（台北碧山岩出版社1992）、《茶艺学》（修订版，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2）、《台湾茶艺观》（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3）等，吴智和出版了《中国茶艺论丛》（台湾大立出版社1985）、《中国茶艺》（台湾正中书局1989）等。张宏庸出版了《茶艺》（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台湾传统茶艺文化》（台湾汉光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等。
澳门的罗庆江在《“中国茶道”浅谈》（《农业考古》2001，4）中对中国茶道概念的阐述以及对茶席设计都有一定的探索性。
大陆方面，在茶艺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上有突出表现的则有吴觉农、庄晚芳、张天福、童启庆、陈文华、余悦、林治、丁文、袁勤迹等。
庄晚芳在1990年2期《文化交流》杂志上发表的《茶文化浅议》一文中明确主张“发扬茶德，妥用茶艺，为茶人修养之道。”他提出中国的茶德应是“廉、美、和、敬”，并加以解释：廉俭有德，美真康乐，和诚处世，敬爱为人。
张天福深入研究中外茶道、茶礼，于1996年提出以“俭、清、和、静”为内涵的中国茶礼。他认为：茶尚俭、勤俭朴素；茶贵清，清正廉明；茶导和，和衷共济；茶致静，宁静致远。
童启庆出版了《习茶》（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生活茶艺》（金盾出版社2000）、《影像中国茶道》（浙江摄影出版社2002），为现代茶艺、茶道提供了范式。
陈文华不仅在《长江流域茶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中国茶文化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等著作中，对茶艺、茶道概念和特征、精神作了精要的阐释，而且还发表了《茶艺·茶道·茶文化》（《农业考古》1999，4）、《论中国茶道的形成历史及其主要特征与儒、释、道的关系》（《农业考古》2002，2）、《论中国茶艺及其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地位》（《农业考古》2005，4）等论文，进一步对茶艺、茶道进行理论阐释。
余悦在《中国茶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中对茶艺、茶道概念、茶道与儒道释的关系等作了精要的阐释，他在《儒释道和中国茶道精神》《农业考古》2006，5）、《中国茶艺的美学品格》（《农业考古》2006，2）、《中国古代的品茗空间与当代复原》（《农业考古》2006，5）等论文中进一步阐释了茶艺美学、茶道精神。
林治的《中国茶艺》（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中国茶道》（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中华茶艺集锦》（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茶道养生》（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对各类茶的冲泡技艺、茶艺六要素美的赏析、茶艺美学基础、茶道精神、茶道养生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丁文在《茶乘》（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中对茶道与儒释道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袁勤迹通过实践来诠释现代茶艺，她的《龙井问茶》、《九曲红梅》、《人淡如菊》等茶席设计及表演已成为经典。
（二）当代茶会的创立
1. 四序茶会
四序茶会是原天仁茶艺文化基金会秘书长林资尧所制定，透过茶会，表现一种大自然圆融的律动。说它是一种群体修行，也不为过。
在会场内，悬挂“四季山水图”和“名壶名器名山在，佳茗佳人佳器生”的茶联，烘衬出茶会的主题。茶席的布置为正四方形，而茶桌和正中央的花香案则铺以青、赤、白、黑、黄等五色桌巾，象征着四序迁流，五行变易。在悠扬的古琴曲声中，司香和司茶引导来宾入席，大家在正四方形条席人坐。司香行香礼，以香礼敬天地及宾客，然后茶会开始。4位司茶则依秋、冬、春、夏的时序，手捧代表秋冬春夏四季的插花款款入场，先行花礼，之后入座。东面茶席是代表春季的青色，南面茶席是代表夏季的赤色桌，西面茶席是白色的秋季，北面茶席是黑色的冬季。24把座椅象征24个节气。在悠扬琴声中，司茶优雅地烫杯、取茶、冲水，然后均匀斟进小茶盅，分敬给客人。沏茶四巡，司茶按顺时针次序转动，象征四季更叠。司茶依序奉上第一道茶、第二道茶、第三道茶以及第四道茶。客人闻香后，品茗回味。宾客品味茶汤，也品味着大自然的芳香。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转。当《梅花三弄》奏完之时，司茶起身，依序收回茶杯和茶托，并细致地清洗茶具。再度起身时，司茶行花礼。接着，与司香列队恭送宾客离席。人们在这样一个宁静、舒适的场所，通过茶艺、茶道、茶礼的熏陶，完全将自己融人大自然的韵律、秩序和生机之中，既品出了茶的真趣味，又彻底得到了放松。
2. 无我茶会
无我茶会是由台北陆羽茶艺中心总监蔡荣章所创立的一种茶会形式，人人自备茶具、茶叶围成一圈泡茶、奉茶、品茶。如果规定每人泡茶四杯，那就把三杯奉给左边三位茶侣，最后一杯留给自己。如此奉完规定的泡数，聆听一段音乐演奏后（也可省略），收拾茶具结束茶会。
蔡荣章先生
参加无我茶会，每人携带的茶具可根据茶类而定，尽量要小巧简便。基本要求是每人需带冲泡器具，四只杯子、奉茶盘、茶巾、手表或计时器、热水瓶、茶叶（以每冲泡四杯茶所需的量分成小包或直接放在冲泡器中）、坐垫等。
到了无我茶会会场后，首先是报到抽签，依号码找到位置。号码为顺序排列，座位形式多用封闭式，即首尾相连成规则或不规则的环形或方形、长方形等等。数十人乃至数百人的大茶会往往是在露天举行，均无桌椅。每人找到位置后，将自带坐垫前沿中心盖掉座位号码牌，在座垫前铺放一块泡茶巾（常用包壶巾代替），上置冲泡器，泡茶巾前方是奉茶盘，内置四只茶杯，热水瓶放在泡茶巾左侧，提袋放在坐垫左侧，脱下的鞋子放在坐垫左后方。当茶具等安放完毕，根据公告中的时间安排，茶会的第一阶段是茶具观摩与联谊，这时，可在会场内走动，亦可互相拍照留念。
到了约定时间，各人开始泡茶，泡好后分茶于四只杯中，将留给自己饮用的一杯放在自己泡茶巾上的最右边，然后端奉茶盘奉茶给左侧三位茶侣，奉茶人将茶放在左边第一位受茶人的最左边，左边第二位受茶人的左边第二位，左边第三位受茶人左边第三位。如果您要奉茶的人也去奉茶了，只要将茶放在他（她）座位的泡茶巾上就好。如您在座位上，有人来奉茶，应行礼接受。待四杯茶奉齐，就可以自行品饮。饮后即开始冲第二道，奉第二道茶时，用奉茶盘托冲泡器具或茶盅依次给左侧三位茶侣斟茶。饮后冲泡第三道，奉茶同第二道。进行完约定的冲泡次数后，如安排演讲或音乐欣赏等活动，就要安坐原位，专心聆听，结束后方可端奉茶盘去收回自己的杯子，将茶具收拾停当，清理好自己座位的场地（所有废物全由自己收拾干干净净并倒入果壳箱中），与大家道别散会，或继续其他活动。
无我茶会有七大精神。第一，无尊卑之分。茶会不设贵宾席，参加茶会者的座位由抽签决定，在中心地还在边缘地，在干燥平坦处还是潮湿低洼处，不能挑选。自己将奉茶给谁喝，自己可喝到谁奉的茶，事先并不知道。因此，不论职业职务、性别年龄、肤色国籍，人人平等；第二，无求报偿之心。参加茶会的每个人泡的茶都是奉给左边的茶侣，而自己所品之茶却来自右边茶侣，人人都为他人服务，而不求对方报偿；第三，无好恶之心。每人品尝四杯不同的茶，由于茶类和沏泡技艺的差别，品味是不一样的，但每位与会者都要以客观心情来欣赏每一杯茶，从中感受到别人的长处，不能只喝自己喜欢的茶，而厌恶别的茶；第四，无地域流派之分。不分彼此，天下一家，以茶修德，以茶会友，奉行一碗茶中的和平友好；第五，求精进之心。自己每泡一道茶，自己都品一杯，每杯泡得如何，与他人泡的相比有何差别，要时时检讨，使自己的茶艺日益精深；第六，遵守公告约定。茶会进行时并无司仪或指挥，大家都按事先公告进行，养成自觉遵守约定的美德；第七，培养集体的默契。茶会进行时，均不说话，大家用心于泡茶、奉茶、品茶，时时自觉调整，约束自己，配合他人，使整个茶会快慢节拍一致。并专心欣赏音乐或聆听演讲，即使千百人的茶会亦能保持会场宁静、安详的气氛。
在“无我茶会”中，无尊卑之分，无地域流派之分，无报偿之心，无好恶之心，求精进之心，大家以公共约定的时间和秩序为准则，因而它的包容性强，修身养性效果佳。“无我”与“无己”“无私”“忘我”相似，是一种哲学境界。
综上所述，泡茶道蕴酿于元代至明代前期，正式形成宇明代中期，鼎盛于明代后期，衰于清、民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走上复兴之路。
本文原为丁以寿主编《中华茶道》第八章“茶道历史”之“第三节中国泡茶道简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
本文经丁以寿授权发布。
作者介绍
丁以寿，1963年1月生，安徽省无为县人。1986年7月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茶叶专业，留校工作至今。现为安徽农业大学茶与食品科技学院茶业系教授，茶文化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农业大学中华茶文化研究所所长，安徽省茶业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安徽省徽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茶人联谊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茶文化系列教材》、《中国名优茶系列丛书》、《图说中国茶文化》编委，《茶业通报》常务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