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三坑两涧”是武夷岩茶最核心的产区，因其独特的山场环境和气候土壤导致此区域出产的岩茶品质优异。那么，作为对武夷岩茶正岩核心产区高度概括的这个词“三坑两涧”最早究竟是谁提出来的呢？
01
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三坑两涧”最早见于记载是，张天福老师1989年主编的《福建乌龙茶》。其书中明确记载：“武夷正岩茶，产于武夷山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流香涧、梧（悟）源涧等地（号称三坑二涧）”。
但是，“三坑两涧”作为武夷岩茶正岩的核心产区这个概念总结，显然不可能是这个时候提出的，而且还只是在这本书对岩茶分类的备注中给予补充说明。
还有一种说法是，“三坑两涧”是姚月明老师归纳出来的，只是没有在他的作品中记载。
其实我在《姚月明论文集》中的《武夷茶的悠久历史》一章中找到了姚老关于“三坑两涧”的记载：
“明代“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之势，已不复存在，而向山北的“三坑两涧”发展。（三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两涧：流香、悟源。）据1941年统计，三大坑产量占总产量48%，两涧占18%，九曲溪畔占14%，其他占12%，洲茶仅占8%。”
对于姚月明老师的关于三坑两涧的这段记载，除了他的论文集，还曾经在两个地方姚老有过记述。一个就是1991年由武夷山市政协出版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还有一个就是1985年由陈椽主编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这些资料中最早的就是1985年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这本书，也就说姚老对于“三坑两涧”的记载是在1985年之前。
图1：《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记载“三坑二涧”
但是，这个时间依然很晚。
我们再往前寻找，发现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面都找不到关于“三坑两涧”的记载。直到1951年出版的《中国茶讯》期刊，在第6期林瑞勋的一篇《福建茶产概述》文章引起了我的关注。
林瑞勋此文在介绍福建各种茶类中，介绍“闽北青茶”提到了“三坑二涧”。原文是：
“武夷岩茶久负盛名，产于崇安的武夷山，其茶有岩茶，洲茶之分，靠山为岩，沼（沿）溪为洲，洲次之，而尤以产于慧苑、倒水、牛栏、三坑，流香、悟源二涧的茶叶品质绝顶，故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中，有八大名岩之称。其茶由水仙、乌龙、奇种……”
比较有意思的是，这里不仅提到了“三坑二涧”，还提出了“八大名岩”。
林瑞勋会不会是“三坑两涧”的首个提出者呢？
不是。因为我之前在看复旦农学院茶叶系的史料的时候就有关注过林瑞勋这个人，他是1950年由复旦茶叶专修科毕业分配到福州商检局负责茶叶的检验工作。可以想象，一个刚毕业被分配到福州工作岗位的学生一下子就提出“三坑两涧”这个武夷岩茶核心山场的高度概括的概念是不可能的。而且林瑞勋分配地是福州商检局，不是在崇安（武夷山）。
顺便说下，姚月明也是复旦农学院茶业专修科毕业（毕业的时候复旦的茶叶专修科已经院校调整到了安徽农业大学），姚老是1953年毕业，1951年才入的学，算起来林瑞勋是姚老的学长了。按时间推算，林瑞勋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姚老才刚刚上大学。
1951年，福建解放伊始，崇安的茶业生产还没有开始完全恢复。“三坑两涧”这种对武夷岩茶核心产区的总结和概括应该是在一个武夷茶产业高度繁荣的时间段，特别是对岩茶品质要求较高的时期才会对茶叶山场产地特别关注。
而我们知道，武夷岩茶在民国的早期曾经兴盛过很长一段时间，根据林馥泉先生的记载，当时的名枞在慧苑坑就有八百多种，可见当时岩茶之繁盛。
图2：林瑞勋1951年《福建茶产概述》
所以，我们只能从民国的一些资料当中再去寻找信息。
在1944年由廖存仁发表在《茶叶研究》期刊第4.5.6期中的《闽茶种类及其特征》，我们找到了对应。他在文章中介绍闽北青茶的一章节中特地描述了武夷岩茶的生长环境，其文如下：
“其茶有岩茶和洲茶之分，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佳，洲次之，第岩茶反不甚细，又有山南山北之分，山北为佳，山南又次之，而尤以产于慧苑，倒水，牛栏三坑，流香，悟源二涧者更为绝品，故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间，有八大名岩之称。其茶由水仙、乌龙、奇兰……”
我们再回过头去看林瑞勋1951年发表在《中国茶讯》中关于“三坑二涧”的这段描述，基本上是和廖存仁先生的这段文字一致的，就连廖文中“沿溪为洲”因为排版原因，错把“沿”误写成“沼”都错得一模一样。说明廖文是原版出处，值得我们认真去剖析的。
廖存仁是闽北浦城县人，当时受雇于中茶公司，在技术处担任茶师，民国三十年（1941年）被派至崇安（武夷山）调查武夷岩茶，并协助当时的茶叶研究所的试验研究工作，在1944年春南平到建瓯的出差途中遇难。所以这篇文章是他的一篇遗稿，在这点，《茶叶研究》当期的卷头语有详细说明。
廖存仁在崇安工作的这段时期里，对武夷茶叶的记载颇多，并在当时东南茶叶改良总厂的刊物《万川通讯》和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的刊物《茶叶研究》中都有发表过不少文章。从文章的内容和专业度上，可以看出廖存仁对于武夷岩茶是比较了解的。
在1943年廖存仁还出版过《武夷岩茶》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被作为当时吴觉农先生领导的茶叶研究所出版的刊物的第三号丛刊。遗憾的是《武夷岩茶》一文并没有对“三坑二涧，八大名岩”有做记载，只提到了“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佳，洲次之”。说明对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记载是廖存仁后期才补充的。
我们再分析下廖文，前半部分整体描述和董天工的《武夷山志》中对于武夷茶的记载口吻是一致的，基本是沿用董文。结合廖存仁先生的经历在武夷山时间并不是很长，他也并非茶农或贩茶茶商，当年他是受雇于中茶被委派到武夷山调查武夷岩茶，1943年出版的《武夷岩茶》一调查报告应该就是这次行程的研究成果，所以廖存仁对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理解应该是调查所得，而并非其提出和概括。
图3：廖存仁1944年《闽茶种类及特征》
同时，我们再看同样在这个时期由林其瑞先生发表在1943年的《茶叶研究》期刊中的一篇文章。
文章名字叫《闽浙皖三省各种内销茶之制造及其特征》。这篇文章是吕增耕，林其瑞，尹在继三人合力完成，一人写一个地区，其中闽省之内销茶部分由林其瑞完成。在文章的青茶部分林其瑞提到了“三坑二涧”整体描述的口吻和廖存仁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其文如下：
“崇安武夷山所产茶叶，谓之武夷岩茶……成茶品质香味特佳，其产于三坑（慧苑坑、牛栏坑、倒水坑）二涧（悟源涧、流香涧）者，更称绝品。武夷山之中心茶岩，大者如天心、慧苑、竹窠、兰谷、霞宾等所产之茶，称正岩茶；在武夷山范围以外如黄柏大安小浆等地所产者，曰半岩茶。正岩又有大岩和小岩之别。”
在这篇文字中，林其瑞不但写到了“三坑二涧”，还把武夷岩茶的正岩和半岩，大岩和小岩做了描述。当然还是不够详尽具体。考证林其瑞先生的经历，他是民国时期在福州茶训班毕业，这个时期在闽北茶区工作，他的这篇文章和廖存仁的文章一样都应该是属于调查所得。
图4：林其瑞1943年《茶叶研究》
那在更早的资料中，三坑二涧是否有过记载呢？
1941年5月当时的福建省政府统计处出版的《福建之茶》中也找到了记录，该书是属于调查统计丛书类，主编是唐永基，魏德端。其中在介绍青茶的一章中描述道：
“岩茶产于武夷山，武夷山周围几百二十余里，以环境优良，制茶品质特佳，尤以产于三坑、二涧、二祠者更为绝品。武夷之中心茶岩，大者如天心、慧苑、竹窠、兰谷、霞宾等称曰正岩，与其相对而称者曰偏岩，产茶品质较差，此外产于武夷半山以上者曰半岩，正岩又有大岩和小岩之别……。”
图5：1941《福建之茶》关于“三坑二涧”记载
在这里，“三坑”是哪三坑，“二涧”是哪二涧，作者并没有说明。还有其中提出的“二祠”，是之前其他人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及的。那究竟是哪“二祠”呢？我们先来探讨下。
翻遍武夷山史料和“祠”相关的山场目前仅有两处，一个是“文公祠”，还有一个是“纯阳祠”。“文公祠”在林馥泉和张天福的报告统计中，“文公祠”（即五曲）都有列入。民国三十五年的所有者是朱缉齐，当时一年产茶量是850斤，应该是当时的一个重要山场。而“纯阳祠”虽历史也有产茶记载，但是算不算“二祠”之一，这里不好下结论。况且，“文公祠”和“纯阳祠”都已经脱离我们熟悉三坑二涧的核心范围。
图6：民国时期岩厂产量图
同时，我们还发现这段话和林其瑞的那段文字惊人相似，按时间先后来看，林文应该是有研习《福建之茶》。当然，对于三坑二涧是哪个坑涧，相比较《福建之茶》的记载，林其瑞在文中三坑二涧特地括号加以说明，并删除了“二祠”，而且对于半岩的描述，内容上也稍加了文字加以补充，也就描写的更加完整。
对于《福建之茶》这本书，作者在序言部分写到“二十四年春由魏德端编成福州茶业概况，翌年唐永基更补充全省材料编为福建之茶”，也就是说这本书的成书时间大概是在1936年左右。
那么关于“三坑二涧”的记载，我们综上所有能够找到的资料，这本材料是目前最早的。
当然，《福建之茶》只是一本调查丛书，其中内容作者在序言中有言“编者分赴各地，广收资料，足成此书”，说明该书对于“三坑二涧”也是调查所得，并非提出。
那么，还是那个问题，“三坑二涧”究竟是什么时候由谁提出的呢？
在这个时期还有两份茶叶资料是我们绕不过去必须研究和讨论的。
首先一份是张天福先生1941年编写的《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
《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是一份报告总结，1941年9月正式出版，厚厚的一册，书名由当时的省政府主席陈仪题写。该书是张天福先生对1939年到1940年一年多来在武夷山兴办的示范茶厂的一份完备的工作汇报和总结。
张天福先生办事能力强，有条不紊，思路清晰，在此之前的《三年来的福安茶业的改良》的报告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张天福先生是一个做事情非常认真的人。
所以《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非常完整的记录了武夷岩茶品种，产地，工艺。其中在《崇安之茶业》一章，记录了：
“正岩，亦称大岩茶，指武夷山三条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范围内所产者，如竹窠、慧苑、天井、苑香、霞宾……”。
遗憾的是，由于我们手上参照的是复印资料，剩下原书文字已经漫漶不清晰。但这里所提出的正岩茶产地和林馥泉先生的是一致的（林文我们下面分析），即都是产自三大坑或者说三条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
另外，在此章节中还写到“山中茶岩之最著者，有竹窠、天心、天井、慧苑、霞宾、幔陀、磊石、景云等八大岩。”
在这里也提到了“八大岩”，而之后的廖存仁先生的文章中也提到过“八大名岩”，说明“八大名岩”的说法在此之前就有而且还很普遍。可惜的是，经过几十年的流传，我们现在只听过三坑二涧，而不知有八大岩。
但是，《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所提出的“八大岩”和廖文中的“八大名岩”对比下有三处是有出入的，这个我们在下文中再另外重点分析下。
有点要说明的是，这本书中提到武夷产茶区域，多处有提到，但是描述的版本有点纷乱，同时有不同说法。由此可见，这些资料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张天福很有可能在这份报告中是汇编了很多人的资料，或者本身这份报告就是出自多人之手。
另外还有一份最重要的资料就是1943年林馥泉先生的调查报告《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
这份资料是所有研究武夷岩茶的发展历程的人绝对不可以绕过的一本资料，该书是在民国时期对武夷岩茶的研究集大成者和一部最完备的资料。
林馥泉先生在福建示范茶厂时任武夷制茶所主任，同事也是该厂技师（在该厂技术级别里面算比较高的职位，下面还有设有技术员和技术助理员），办公场所在桂林岩，所以他对武夷岩茶整体是非常了解的。
我们也有幸于林馥泉先生当年的整理，而让我们更够详细的清楚武夷岩茶在这个时期乃至于之前的整个栽培、制作、山场、历史和商贸往来。
林馥泉书中在武夷茶园分布情形一段中，很详细的提到武夷岩茶的核心产区，由于该段文字很重要，所以我们把原文全段摘录如下：
“武夷重要之产茶地多在山坑岩壑之间，产茶最盛而品质较佳者有三坑，号武夷产茶三大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及大坑口是也。所产之茶称为大岩茶。为品茶家所重视，慧苑坑所属岩厂自坑口计起有桂林岩、青云岩、岭脚岩，幔陀上下厂，霞宾上下厂，水濂洞内中外三厂，慧苑岩东西厂，竹窠岩、景云岩、三仰峰等，倒水坑之天井厂亦系此坑之支流。牛栏坑，坑宽而短，兰谷岩、宝国岩等属之。大坑口主要岩厂有神通岩、宝珠岩、天心岩之九龙窠等，其他岩厂垦辟茶园在此三坑亦属不少，惟茶厂厂址不在此三坑，故未列入。
此外岩厂分布于九曲溪者，计有庆云岩、御茶园、文公祠、天游、桃源洞、品石岩、鼓子岩、白云岩等。分布在三涧坑者有福龙岩、广灵岩、宝石东西二厂、玉华岩、佛国岩、碧石岩等上列溪坑所产称为中岩茶，除此而外沿黄柏溪及崇溪属武夷范围内，如会仙、蜂窠、双凤等厂茶园尚不少，利用山脚溪边砂洲种植之洲茶，惟素不被重视。
目前除三大坑而外大半荒芜。属于山岭或平坡土质稍逊或地域较偏远者几全荒弃。兹就三十年各岩产茶量为根据以估茶山分布情形如下:属三大坑者占48%，三涧坑占18%，九曲溪占14%,其他岩山占12%，洲茶占8%。以茶树品种而言，水仙、乌龙以及较名贵者均产于山凹岩心之间，其他多为普通之菜茶。”
林馥泉先生这段几百字的文字，把武夷岩茶的产区划分为大岩茶（三大坑）、中岩茶（三涧坑）、九曲溪沿岸、其他岩山、洲茶等五个部分，详细记录了这几个区域的范围和岩厂，并统计了这五个部分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产茶量。
图8：民国时期各岩产茶图（资料来源网络）
首先，他提到“产茶最盛而品质较佳者有三坑，号武夷产茶三大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及大坑口是也”。从这句的描述语气，一个“号”字及后面的“是也”，可以很显然看出，林馥泉先生这里是在复述前人的说法，所以才会有“号”“是也”，说明在此之前三大坑早已经是很有名了，才会“为品茶家所重视。”
从“三大坑”岩厂所覆盖的区域上看，是和廖存仁先生所说的“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区域是基本重合的。当然“三大坑”的描述会更加粗放些。
第二，林馥泉先生这里提到了“三涧坑”。“三涧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资料有这样去提及，究竟是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之前我是一直没有弄明白，我甚至怀疑是否是因为原书和我们手上复印版资料的打字输入错误才误写成了这么一个拗口的名字。所以我特地找了该文的其他版本来核对，发现原书确认是“三涧坑”三字无疑。
那么“三涧坑”究竟指的是什么地方呢？根据林文的描述，“福龙岩、广灵岩、宝石东西二厂、玉华岩、佛国岩、碧石岩等上列溪坑”所画出来的三涧坑范畴，当我再对比地质学家黄进在其书《武夷山丹霞地貌》一书中的武夷景区图的时候，才有所恍然感悟。
我们可以推测，三涧坑就是：田厂涧、碧石涧、章堂涧、广陵坑所夹含的中间这个区域部分，所谓“三涧、坑”有可能就是田厂涧、碧石涧、章堂涧这三条大涧及广陵坑构成（区域中间还有“玉华涧、九井涧”等两条分支小涧，也有可能）。
又或者“涧坑”在他的描述用词中就是一个连词，而没有把“涧”和“坑”区分出来，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就如同我们今天说“坑涧”一样。如果是这样，那有可能“三涧坑”就是对田厂涧、碧石涧及广陵坑中间的这段区域的统称。
图7：资料来源：黄进《武夷山丹霞地貌》
林馥泉先生把这部分划分为中岩茶。而这个“中岩茶”在其他专家的笔触中应该就是所谓的正岩里面的“小岩”。（1945年朱龙文在《今年的崇安茶叶》一文，统计正岩茶区产量，把佛国岩、弥陀岩、三仰峰、刘官寨也算入其中，可见当时的正岩概念包括了林馥泉先生说的“大岩茶”和“中岩茶”。）后期我们争取写篇文章来论述民国时期“正岩”的范围变迁。
在林文中，这个广阔的茶山区域在1941年产茶才占了18%，可以看得出来在当时受到19世纪三十年代的战乱影响，茶山荒芜是比较严重的。
当然，单从岩茶产区划分来看，林馥泉先生对武夷岩茶产茶区这五个区域的划分也有不足的地方。尤其对正岩以外的产区划分很模糊。
02
现在，综合以上我们提到的所有关于三坑二涧的资料罗列，有几个问题我们这里要深入探讨下。
01
八大名岩究竟是哪八大岩？
在张天福先生的《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记录的“八大岩”分别是：“竹窠、天心、天井、慧苑、霞宾、幔陀、磊石、景云等八大岩”。
而在廖存仁先生的文章中记录的，“八大名岩”是“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间，有八大名岩之称。”
两文对比，发现有三岩是存在差入的，张文中说的是“磊石”、“景云”、“霞宾”三岩，廖文中说的是“三仰”、“天游”、“兰谷”三岩。但是既然这八大名岩按廖文所说是在三坑二涧之中的，那我认为张天福的版本更加准确，廖存仁记录的三仰、天游都已经脱离开了三坑二涧的范围。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八大名岩”或者“八大岩”只是当时一个笼统的说法，并没有很明确的版本，毕竟每个山户或者岩厂都夸自家山场最好，名枞众多。
非常遗憾的是，经过几十年的转述和变迁，我们今天绝大部分人都只知道“三坑两涧”而不知道岩茶在辉煌的时候曾经有“八大名岩”的说法了。
02
到底是“三坑两涧”还是“三坑二涧”？
首先，通过对比研究，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早期的资料都是说“三坑二涧”，而没有说“三坑两涧”，“二”和“两”虽然在字意上是完全一样的表达，但是在发音上却有不同。
这种细微改变我们通过追述发现最早源自，姚月明先生在1990年出版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中的文章《武夷茶的悠久历史》中即写道“三坑两涧”，而在此之前的能看到的所有资料都是写“三坑二涧”。
但同样这篇姚月明的文章1989年发表在《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却写作“三坑二涧”，这里很显然是一种细微的笔误或者出版错误导致了这个流传了近百年的词语被改变。
至于《武夷岩茶姚月明选集》出版之后继续沿用的“三坑两涧”更加大了这个词的传播，而后人很少有知道“三坑二涧”这个原生词，都误作“三坑两涧”。
03
究竟是“倒水坑”还是“大坑口”？
关于“三坑两涧”的说法一直流转两个版本，一说是慧苑坑、牛栏坑、倒水坑、流香涧、悟源涧，还有一说是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流香涧、悟源涧。
这两个版本的区别就是究竟是包含“倒水坑”还是“大坑口”。
按照之后这个大坑口的版本之说，一种比较广泛的解释是倒水坑为慧苑坑的支流，严格来说不能算是一个大的坑涧。这种说法的源头我认为是林馥泉先生在《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中的一句解释，原文是“慧苑坑所属岩厂自坑口计起有桂林岩、青云岩……，倒水坑之天井厂亦系此坑之支流。”
这个争议一直围绕着我们，我在翻阅1975年由安徽农业大学过来进修的卢福娣老师的笔记时候，当时卢老师在武夷山进修学习，笔记中就记录了“三大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并在大坑口的后面特地加括号说明“倒水坑实际属于大坑口内的，实际产茶少，不算是坑”。
我们暂且不说这种记述是否正确，但是可以说明在1975年关于是倒水坑还是大坑口的争议就已经存在了，并延续至今。仿似成为了武夷岩茶关于山场界的“哥德巴赫猜想”了。
可以确定的是，在我们目前找出的所有民国史料中，只要提到“三坑二涧”这四个字的文章，无论是廖存仁还是林其瑞的记述，无一例外的记录的是“倒水坑”，而没有提到过“大坑口”。
甚至在林心炯发1986年表在《茶叶科学技术》第1期的《武夷岩茶品质与生态环境的初步研究》文章中，提到“三坑二涧”说的版本也还是“倒水坑”。
这种变化直到1985年，还是姚月明先生的那篇文章开始。
姚老在1985年由陈椽主编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在《武夷岩茶与武夷茶史》一章提到：
“对武夷茶产地之转移，从明代”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之势已不复存在，而向山北的“三坑二涧”发展(三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二涧为流香、悟源两涧，据1941年统计三大坑产量占总产量占总产48%，二涧占18%，九曲溪畔占14%，其它山岩占12%，洲茶仅占8%)。”
姚老的这段文字后期在他的文章中多次被重复著述，这个在我们这篇文章开篇就有提到，比如1991年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和2005年的《姚月明论文集》。
这段文字很显然引用的是1943年林馥泉先生在《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中的资料。
但是姚老在这里犯了一个引述上的错误，林馥泉文中说的是“三大坑”和“三涧坑”，而姚老的文章中则把“三涧坑”误以为是“二涧”（从对产茶量的引用上可以看出），并直接描述为“三坑二涧”。
图9：姚老1985年关于“三坑二涧”文章
其实林馥泉说“三涧坑”的范围是在福龙岩、佛国岩、碧石岩一带，是他所说的“中岩茶”，而非三坑两涧的范围；他描述的“三大坑”概念也非之前廖存仁和林其瑞他们描述的“三坑二涧”中的三坑，而姚老在这里却做了一个“改编整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理解错误，以至于后期被以讹传讹。
当然，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大坑口”或者“倒水坑”都在三坑两涧范围，这两个山场从我们可以翻阅到的资料以来都是武夷岩茶正岩产区的核心山场。从民国开始，在“三大坑”的这个版本中，“大坑口”就一直是三大坑之一。
由此我们引申出下一个问题。
04
“三坑二涧”和“三大坑”究竟哪种说法来描述武夷岩茶正岩核心产区更合适？
综合以上资料，我们发现对于武夷岩茶最核心的大岩茶产区的概括，廖存仁和魏德端都概括为“三坑二涧”，而林馥泉还有张天福先生的报告中都概括为“三大坑”或者“三条坑”。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更准确。
首先，廖存仁和魏德端他们所说的“三坑二涧”和“八大名岩”并不是他们提出来的，他们只是做了记录。这些概括有可能在清末或者更早期就已经有人提出来。很有可能是岩主、包头或者茶商对于岩茶核心产区的约定俗成的说法，流传至今。
这种名词是当时的生产经验总结，不一定有经过详细的科学论证其合理性。所以就不存在所谓的倒水坑划入慧苑坑的划分更科学，还是划分入牛栏坑更科学。
在历史资料上面，“倒水坑”就是独立在“三坑二涧”中占有一个位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尊重史料存在而不是去强调逻辑推理。
而林馥泉先生所提的“三大坑、三涧坑”在我们前文中已经分析了，从句意上看林馥泉先生也是引述前人的提法并对此作出范围诠释，他也不是“三大坑”的提出者。但“三条坑”或者“三大坑”这种提法更像是一种简单的描述，非经过慎重排列概括。这种描述相比较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来形容岩茶大岩核心产区会更加粗放些。
我们如今借助谷歌地图，可以很明确的看到，三坑两涧范围确实是三条非常完整，生态地貌很好的坑涧。所以“三大坑”这种说法也有其科学合理性。
另外，从林馥泉对三大坑各个岩厂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出的三大坑的区域和廖存仁、林奇瑞他们记述“三坑二涧”的区域是一致重合的。（顺便说下，我们今天大多数人对“三坑二涧”区域范围的理解非常狭窄，其实在民国的时候，“三坑二涧”的区域范围是很广的，从林馥泉先生记录这个范围内的岩厂我们即可以看出来。单慧苑坑除了我们现在理解的慧苑里外，对内还包括了竹窠、景云等区域，对外还包括了桂林岩，幔陀岩、水帘洞等广阔的区域。）
在林馥泉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茶叶教科书对武夷岩茶产区描述都沿用他“三大坑”的说法。
例如，陈椽1961年主编的《制茶学》和1961年福安农校主编的《茶叶制造学》。个人认为正是因为教科书的普及，导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只知道“三大坑”，而很少有人提及“三坑二涧”。到了后期1985年姚月明先生再次提及“三坑二涧”的时候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版本了，而且没有了“八大名岩”，这个过程中很多的原始信息被丢失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今天可以通过足够多的数据资料，把这些信息再次找回，串联，并去分析他们改变的路径。
所以是廖存仁先生提出的“三坑二涧、八大名岩”，还是林馥泉先生提出的“三大坑、三涧坑”更能准确的描述武夷大岩茶的核心产区或者那个说法更为正统呢？可以确定是的，自民国以来，这两个版本都有人提，所以也就没有所谓正统之说。
而在在此两个版本说法之外，还有没其他版本呢？有，但是都只是在其文章中简单提到，并非刻意论述，也非主流论断。例如：
1、1943年叶鸣高发表在《武夷通讯》第十一期文章《武夷菜茶名枞之分布》一文，对武夷岩茶核心产区记述
“武夷山产茶以北为上，著名产茶之区域在慧苑坑、倒水坑、牛栏坑及九龙窠诸地。名岩如慧苑岩、天心岩、天井岩、竹窠岩、兰谷岩之茶园，均在三坑之内。以三坑溪流贯川，云雾氤氲，岩石奇丽，迥非山外可及。其附近名岩如水濂洞、马头岩、天游岩、清源岩、庆云岩、佛国岩则较次。故名枞亦以三坑为贵。”
图10：1943年《武夷通讯》
2、1943年张步声发表在《武夷通讯》第八期文章《武夷山之级式茶园》:
“如名枞大红袍、铁罗汉等均匀于慧苑坑、牛栏坑、大坑，三条坑附近，两边悬崖峭壁，日照时间不多……所以出产茶叶品质特佳，所谓正岩就是。可是能够具备这种优良条件的环境究竟不多……”
我们把这些史料做了一份表格汇编：
03
最后，在引述了这么多资料后，我们再次回到此篇文章探讨的主题，“三坑二涧”究竟是什么时候提出的？
我们发现，在1941年到1944年这段时间里，“三坑二涧”、“三大坑”这些词被茶叶专家们大量提及，而在此之前却再也找不到记录。这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这个时期有大量的茶叶专家和著名茶师汇聚武夷山。先是1939年张天福在武夷山创办的福建示范茶厂，后是1942年吴觉农先生领导的隶属于当时的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的茶叶研究所。
当时，两个机构的规模都是空前的，加上张天福和吴觉农先生的号召力，带来大批的茶叶专家，几乎都是当时在茶叶研究领域的佼佼者，诸如研究茶树栽培的，茶树品种和杂交的，虫害的，茶区土壤的和制茶的茶师。
所以关于武夷茶区的大量的调查研究报告在这个时期密集的出来，如武夷茶树品种、土壤调查、茶树杂交试验等等。但是这些茶叶专家来武夷山茶区的时间都不长，也很显然并不是“三坑二涧”的直接提出者。
第二，这段时期是武夷岩茶的生产恢复时期。而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间武夷茶区由于战乱等因素，大部分的茶园荒芜，茶厂被废弃，沿海一带的茶商不敢上来从事茶叶贸易。
林馥泉在文章就写到“武夷茶业全盛时期已过去……野草杂木竞相争长，茶丛已无生长余地，……昔时武夷茶山面积当在一万市亩以上。”
这点在陈椽先生的《武夷茶三起三落》中也有记述“岩茶虽尚能维持三百担左右，但较之最盛时期输出五万余担，已不及十分之一。……茶园听其荒芜，大半是正岩茶，因原岩主远在南洋，或因资金缺乏，大多是荒芜了、减产了，能够维持原状的十不及一。”
所以，武夷岩茶的在这段时期和早期繁盛的时候有点断层。因为这种断层导致的后面这些茶叶专家关于武夷岩茶核心产区的记载就有点纷乱和说法不一，大多都是采访询问所得。这也是我们看同样是这个时期的对武夷岩茶山场的概括，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版本的原因所在。
而关于“三坑二涧”的提出一定是在此之前更早，在武夷岩茶更加繁荣的时期。特别是对岩茶品质要求较高的时期才会对茶叶山场产地特别关注，才会有诸如不见天、瓜子金、吊金龟等岩厂茶商推崇的各种“名枞”出现，而他们又分别分布在不同“名岩”。
聊到这里，在没有更多的史料情况下，我们提出三点关于“三坑二涧”可能出现的条件假设。
第一，“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武夷岩茶工艺非常成熟的时期总结出来的
武夷岩茶的工艺，大概形成于明末清初这段时期，在清代康熙年间王草堂的《茶说》中，详细记载了武夷岩茶的制作工艺。
而在武夷早年盛产绿茶的时候，对山场的要求远不及武夷岩茶高，好的茶园皆在九曲溪沿岸。明代徐勃《茶考》中载:“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
到了清代早期蓝陈略《武夷纪要》中提到“茶，诸山皆有，溪北为上，溪南次之。园洲为下。而溪北唯接笋峰、鼓子岩、金井坑者尤佳，以清明时初萌细芽为最。”很显然，在这里记录的是绿茶，所以他记录的山场佳者在九曲溪北边的接笋峰一带。
再到了雍正年间陆廷灿在《续茶经》所收录的随见录中记载“武夷茶北山者为上，南山者次之。南北两山，又以所产之岩名为名，其最佳者名曰工夫茶。工夫之上，又有小种，则以树名为名，每株不过数两，不可多得”。
从这里陆廷灿的记载，我们明显可以看武夷茶从绿茶到工夫茶（岩茶）的转变，而最佳山场也从九曲溪沿岸的“溪北”转移到了“北山”。并且，从“工夫之上，又有小种，则以树名为名，每株不过数两，不可多得”这句，我们看到武夷名枞早期的雏形，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专门对武夷菜茶进行单株命名了。
而到了1751年董天工在其《武夷山志》中，则明确“其品分岩茶、洲茶(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上品，洲次之。又分山北、山南，山北尤佳，山南又次之。岩山之外，名为外山，清、浊不同矣”。董天工在这里又进一步的区分出“山北佳，山南次”和外山茶。
图11：董天工《武夷山志.物产篇》
而后期的“三坑二涧”的提法显然是脱胎于“山南、山北”之别，并更加进一步的细致划分。
我们发现，随着武夷岩茶制茶工艺的进步，先人们对采制岩茶的山场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逐步靠近“三坑二涧”核心地带。
但是，这个时期，我们还没有找到明确的“三坑二涧”之说。真正对山场的划分更加细致，总结更加完善的时候，应该是武夷岩茶工艺进一步提高，对山场的要求也更加严格的时期。
如果工艺没有改进提高，做出来的成品岩茶品质一般，对山场的要求就远不可能那么细致，更没有必要去区分正岩、半岩，以及进一步延伸到更核心的大岩（三坑二涧）。
第二，“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工夫茶泡法兴起之后总结的
武夷岩茶，因其独特的“岩韵”滋味，在所有茶类中独占鳌头，是乌龙茶中的一颗明珠。品饮岩茶，细斟慢饮，所谓“啜英咀华”，品啜之间，要求泡法精湛、活火沸水，器具讲究才能够品味出武夷岩茶中真滋味。
而从明末清初开始，对武夷茶的冲泡日趋讲究，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在潮汕和闽南地区日渐形成了诸如“工夫茶”等饮茶方式的高超手法和饮茶文化。
我们从大量的史料中，可以找出工夫茶泡法和武夷茶相结合、相得益彰的佐证。
根据1762年《龙溪县志》记载“近则远购武夷茶，以五月至，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深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琯溪之蒲，盛必以长竹之筐。凡烹茗以水为本，火候佐之。穷乡僻壤多耽此者，茶之贵，岁数千”。
在乾隆时期，袁枚在《随园食单》记载“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1786年），余游武夷，到幔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椽，每斟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疴、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洫至三次，而其味犹未荆，尝尽天下名茶，以武夷山顶所生，冲开白色者为第一。”
而到了1801俞蛟在《潮嘉风月记》写道：“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今舟中所尚者，惟武彝，极佳者，每斤需白镪二枚。六篷船中食用之奢，可想见焉。”
1832年《厦门志》载“俗好啜茶，器具精小。壶必曰孟公壶，杯必曰若琛杯。茶叶重一两，价有贵至四、五番钱者。文火煎之，如啜酒然。以饷客，客必辨其色香味而细啜之，否则相为嗤笑。名曰：‘工夫茶’。
1843年梁章钜《归田琐记》中云：“余尝再游武夷，信宿天游观中，每与静参羽士夜谈茶事。静参谓茶名有四等，茶品亦有四等……”接着又写道:“至茶品之四等，一曰香，花香、小种之类皆有之。今之品茶者，以此为无上妙谛矣，不知等而上之，则曰清，香而不清，犹凡品也。再等而上之，则曰甘，清而不甘，则苦茗也。再等而上之，则曰活，甘而不活，亦不过好茶而已。”
图12：梁章钜《归田琐记》
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发展，用工夫茶泡法品饮武夷茶的一步步提高。到了梁章钜所在的道光年间，对武夷岩茶品饮滋味已经总结的非常丰富。“香、清、甘、活”四字来形容武夷岩茶口感而一直留存至今。
工夫茶泡法与武夷岩茶之间，正是因为武夷岩茶品种众多，工艺精湛，其所带有的独特“岩韵”等山场气息，把工夫茶的品饮艺术推到了更加精湛的高度。
而武夷岩茶也因为工夫茶的冲泡技术，才能把他“香、清、甘、活”的独特魅力所展示出来。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演绎的关系。
所以，工夫茶冲泡方法的出现和发展离不开武夷茶，但武夷岩茶的进一步工艺升华和山场要求的提高离不开工夫茶饮茶方式的出现。
第三，“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武夷山中岩厂兴旺，商贸繁荣的时期总结的
武夷茶叶，在商贸的早期，主要通过江西铅山县河口等地汇聚，沿信江而西转入赣江，再翻阅梅岭到达广州，通过十三行商人出口。
我翻阅早年东印度公司与我们的茶叶贸易史料，发现武夷茶在清代前期出口品类很杂，有Bohea（武夷茶）、Congou（工夫茶）、Pekoe（白毫茶）（1724年出口记录）。从现代考证来看，这里面有红茶有乌龙茶（岩茶）。
这个时期的茶叶外贸出口，茶叶虽有按等级标榜，但是并没有严格划分，所以对茶山产地当然就没有严苛要求。甚至还有好多外地茶冒充武夷，如清初阮旻锡在《安溪茶歌》中写道“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
。
到了嘉庆年间，在嘉庆版《崇安县志》中载“星村茶市，五方杂处，物价昂贵，习尚奢淫，奴隶皆纨绔，执事江西汀州人为多，漳泉亦间有之。”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武夷茶市商贸兴盛，汀州、漳州、泉州的商贩云集武夷。这个时候商贸发达，但是并没有太多外地茶商在武夷买山设厂的记载。对武夷岩茶还只是停留在收购商贸层面，所以谈不上对核心产茶山场的要求。
而到了1842年，五口通商口岸开放之后，福州、厦门、宁波、上海成为合法的通商口岸，而不仅只是当时的广州（其实早年其他口岸亦有小批量走私）。福建沿海的福州、厦门成了重要的茶叶贸易港。“茶叶日盛，洋行采办，辏集福州”。
大量沿海地带茶商纷纷在武夷，欧宁一带买山设置厂。“崇安为产茶之区，又为聚茶之所，商贾辏辐”。
1851年蒋衡在《云寮山人文钞》中记载“……茶厂既多，除阳崇不计，瓯宁一邑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
另根据郭柏苍1886年《闽产录异》记载，“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业，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清明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万余人”
“自开海禁以来，闽茶之利，较从前不啻倍蓰。盖自上游运省，由海贩往各处，一水可通，节省运费税银不少，是以商利愈厚”
在《福建之茶》（1941年）中也提到：“厦门五口通商后，茶输出日渐增多，输出以南洋为主要。……泉州之茶商，均往武夷采办”。
图13：武夷茶叶生产销售组织图
在当时，武夷山茶庄商号云集。出名的茶庄商号有厦门的杨文圃，漳州林奇苑，泉州张泉苑，惠安施集泉等茶号纷纷在武夷买山设厂，或者和拥有茶园的僧道建立长期贸易关系，订购买卖合同。
施集泉置办刘官寨，张泉苑购置青云、磊珠两个岩茶，后面还扩充了碧石、竹窠岩、慢云岩、弥陀岩等四个岩厂（1920），杨文圃在武夷山经营六个岩厂：桂林岩、玉林岩、碧林岩、桃花岩、宝兴岩、庆云岩。漳州林奇苑在武夷山购置幔陀峰、霞宾岩、宝国岩等岩厂，积极开荒种茶。每在春茶前大多亲自到武夷山“督制”岩茶。
图14：武夷山略图（各岩厂）
这些茶商，大多在厦漳泉设有茶栈（专营批发）、茶店，闽南沿海城镇，成了武夷岩茶外销茶的集散地，并同时销往南洋各地。
根据倪郑重先生记载，光林奇苑在全盛时期，每年从武夷山运装的武夷岩茶就近三千箱（一千担，合计十万斤），在厦门，漳州，云霄等三处的营业额每年就达到了三十万元。其创立的商品茶有“三印水仙”、“铁罗汉”、“名色种”。
图15：民国时期林奇苑茶庄销售的茶品
在这个时期，武夷名岩和名枞众多，山户、茶商、僧庙皆巧立名目推销。根据1918年蒋希召的《武夷山游记》中，武夷名岩和名枞就已经很详细了：
“奇种则皆百年以上老树，至此则另立名目价值奇昂，如大红袍其最尚品也，每年所收货天心不能满一斤，天游亦十数两耳，武夷各岩所产之茶，各有其特殊之品。天心岩之大红袍、金锁匙，天游岩之大红袍、人参果、吊金龟、下水龟、白毛猴、柳条，马头岩之白牡丹、石菊、铁罗汉、苦瓜霜，慧苑岩之品石、金鸡伴凤凰、狮舌，磊石岩之乌珠、壁石，止止庵之白鸡冠，蟠龙岩之玉桂、一枝香，皆极名贵。此外有金观音、半天摇、不知春、夜来香、拉天吊等等”
至于到了1943年林馥泉先生的记载，名枞就更多了，光慧苑坑就有名枞八百多种。
在这种背景下，衍生出了对名品、名枞，名岩的需求和定义，茶商们巧立名目，各表其岩厂名枞，并相互攀比，按优计价。自然催生出他们对武夷岩茶“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等优秀产区的划分和总结。
最后，这里要说的是，我们前面找到的“三坑二涧”最早提到的资料是1941年的《福建之茶》，但这肯定不是最早的。
而基于以上的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初步判断，“三坑二涧”的说法很有可能就是在清代五口通商口岸开放之后，甚至更早至乾嘉时期。
当然如果更准确的时间，还需要更多的史料和更加深入的研究，毕竟在历史事实面前推论只是推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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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泡茶道简史
丁以寿
中国泡茶道蕴酿于宋元至明朝前期，形成明中期。兴盛于明朝后期，衰于清朝及民国，复兴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泡茶道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广泛，并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对朝鲜茶礼和日本煎茶道影响很大。
一
泡茶道的酝酿
泡茶道是中华茶道的又一代表形式，自明朝中期形成以来流行至今。
泡茶有两个来源，一是源于唐代“痷茶”，二是源于宋代点茶。
唐代陆羽《茶经·六之饮》记：“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痷茶。”纳茶于瓶或缶中，以沸水（汤）淹泡（沃），有如后来的泡茶。陆羽倡导煎茶，故对这种“痷茶”持反对态度。“痷茶”是指病态的、夹生的茶，具贬义。用瓶、缶泡茶时斟茶总是不便，于是改用有柄有流的壶来泡茶，斟茶也方便，从而形成壶泡法。中唐的“痷茶”实是壶泡法的萌芽。
在点茶法中，略去调膏、击拂，便形成了末茶的冲泡，进一步将末茶改为散叶茶，就形成了“撮泡”。从南宋画家刘松年《茗园赌市图》和《斗茶图》、元画家赵孟頫《斗茶图》来看，其中人物都是左手持盏，右手拿汤瓶，直接在盏中注汤泡茶。并且画中风炉上出现提梁、侧把、短流的煮水壶，此壶显然不是作为点茶用的汤瓶，因此推测撮泡约萌芽于南宋。
赵孟頫《斗茶图》
文征明(1470～1559)，明代著名诗人、书画家，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四人合称“吴中四才子”，画史上又将他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吴门四家”，擅长山水、人物、花鸟画。《惠山茶会图》描绘了正德十三年（1518年）清明时节，文征明同书画好友蔡羽、汤珍、王守、王宠、潘和甫及朱朗七人游览无锡惠山，在惠山山麓的“竹炉山房” 以茶会友、饮茶赋诗。此画记录了他们在山间聚会畅叙友情的情景。松树下茶桌上摆放多件茶具，桌边方形竹炉上置壶烹泉，一童子在取火。尤可注意的是，炉上水壶流短，不似汤瓶的长流，因而应非点茶，而是泡茶。
如果说《惠山茶会图》还不是很明确表现泡茶，那么《品茶图》则是确切地表现泡茶的。画中茅屋正室，内置矮桌，桌上只有一壶二杯，主客对坐，相谈甚欢。侧室有泥炉砂壶，童子专心候火煮水。画上自题七绝：“ 碧山深处绝尘埃，面面轩窗对水开。谷雨乍过茶事好，鼎汤初沸有朋来。”末识：“嘉靖辛卯，山中茶事方盛，陆子傅对访，遂汲泉煮而品之，真一段佳话也。”可知该画作于嘉靖辛卯（1531年），屋中品茶叙谈者当是文征明、陆子傅二人。此画表现的显然是在壶中泡茶，继而斟入盏中品饮。
文征明《品茶图》局部）
唐寅（1470～1523），字伯虎、子畏，号六如居士，明代著名书画家，为“吴门画派”代表人物之一。《事茗图》画面是青山环抱，林木苍翠，溪流潺潺，参天古树下，有茅屋数间。茅屋之中一人正聚精会神伏案读书，书案右侧摆着一壶一盏等茶具，墙边是满架诗书。边屋之中一童子正在煽风煮水。画卷上人物神态生动，环境优雅，表现出幽人雅士品茗雅集的清幽之境，是当时文人学士山居闲适生活的真实写照。此画内容表现的也是在壶中泡茶，继而斟入盏中品饮。
唐寅 《事茗图》(局部)
从文征明、唐寅在正德、嘉靖年间所作茶画可以判断，到明朝中期，散叶茶的直接冲泡茶法渐渐取代了碾磨成粉末的点茶法。所以说，从南宋，历元，直至到明中叶，是泡茶道的酝酿时期。
二 泡茶道的形成
（一）田艺蘅煮泉品水
田艺蘅，字子艺，自号隐翁。在田艺蘅之前，论水的书，有唐张又新的《煎茶水记》，宋叶清臣的《述煮茶泉品》等，但其实均是短文，不足以称书。《煮泉小品》撰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不仅述及源泉、石流、清寒、甘香、灵水、弄泉、江水、井水等，详论天下之水，还记录了当时茶叶生产和烹煎方法，是关于烹茶用水的一部经典之作。书中记：“有水有茶，不可无火。”“人但知汤候，而不知火候。”“汤嫩则味不出，过沸则水老而茶乏。惟有花而无衣，乃得点瀹之候耳。”“煮茶得宜，而饮非其人，犹汲乳泉灌嵩莸，罪莫大焉。饮之者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甚焉。”皆是经验之谈。
明朝前期，延续宋元以来的点茶法，到了中后期，泡茶法兴起。“生晒茶瀹之瓯中，则枪旗舒畅，清翠鲜明，方为可爱。”（《煮泉小品·宜茶》）在茶瓯中冲泡芽茶，这是关于明朝撮泡法的最早文献记载，表明杯盏撮泡法在明朝嘉靖年间已经开始流行。
（二）张源《茶录》奠定泡茶道的基础
张源，字伯渊，号樵海山人,包山（即洞庭西山，在今江苏震泽县）人。所著《茶录》，有藏茶、火候、汤辨、泡法、投茶、饮茶、品泉、贮水、茶具、茶道等二十三则，每则都是张源自己的亲自体验和心得，发前人之未发。
从张源《茶录》的记载来看，泡茶道茶艺包括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
1.备器
泡茶道茶艺的主要器具有茶炉、汤壶（茶铫）、茶壶、茶盏（杯）等。
2.选水
关于品泉择水，张源有精辟之论：“茶者水之神，水者茶之体。非真水莫显其神，非精茶阖窥其体”（《茶录·品泉》）茶与水的关系的概括。且比较了山顶、山下、石中、砂中、土中泉水的特点，“山顶泉清而轻，山下泉清而重，石中泉清而甘，砂中泉清而冽，土中泉淡而白。”“流于黄石为佳，泻出青石无用。流动者愈于安静，负阴者胜于向阳”（《茶录·品泉》）。负阴的流泉胜于静止向阳的泉水。且泉水以无味、无香为真，“真源无味，真水无香”（《茶录·品泉》）。张源还认为“雪水虽清，性感重阴，寒人脾胃，不宜多积”（《茶录·井水不宜茶》）。“贮水瓮，须置阴庭中，覆以纱帛，使承星露之气，则英灵不散，神气常存。假令压以木石，封以纸箬，曝以日下，则外耗其神，内闭其气，水神敝矣。饮茶，惟贵茶鲜水灵，茶失其鲜，水失其灵，则与沟渠水何异？”（《茶录·贮水》）张源阐述贮水方法，尤其强调茶鲜水灵。
3.取火
“烹茶要旨，火候为先。炉火通红，茶瓢始上。扇起要轻疾，待有声稍稍重疾，斯文武之候也。过于文则水性柔，柔则水为茶降；过于武则火性烈，烈则茶为水制。皆不足于中和，非茶家要旨也。”（《茶录·火候》）
4.候汤
“汤有三大辨十五小辨。”三大辨是：“一曰形辨，二曰声辨，三曰气辨。”每大辨认又各有五小辨。形辨则“如虾眼、蟹眼、鱼眼、连珠皆为萌汤，直至涌沸如腾波鼓浪、水气全消方是纯熟”。声辨“如初声、转声、振声、骤声皆为萌汤，直至无声方是纯熟。”气辨“如气浮一缕、二缕、三四缕，及缕乱不分、氤氲乱绕，皆为萌汤，直至气直冲贯，方为纯熟。”（《茶录·汤辨》）又称：“今时制茶，不假罗磨，全具元体，此汤须纯熟，元神始发。故曰汤须五沸，茶奏三奇。”（《茶录·汤用老嫩》）唐宋煎茶、点茶用的是末茶、粉茶，故汤用嫩不用老，明人用散叶茶在瓯壶瀹泡，故水用老不用嫩。
5.习茶
张源《茶录》的茶艺是壶泡法，壶泡法的主要程序有：浴壶、投茶、注汤、涤盏、酾茶、品茶。
“探汤纯熟，便取起。先注少许壶中，祛荡冷气，倾出，然后投茶。”泡茶之前先温壶。温壶之后投茶，投茶量视壶的容量大小斟酌而行，不可偏多或偏少而失中正。“茶多寡宜酌，不可过中失正。”投茶量大了则泡出的茶“味苦香沉”，投茶量小了则泡出来的茶“色清气寡。”茶壶连续泡过两次之后要用冷水荡涤，使其凉洁，然后继续泡茶，“不则减茶香矣。罐热则茶神不健，壶清则水性常灵。”分骊不宜早，早了茶的色、香、味还未蕴育好，饮用时不宜迟，迟则茶的香气挥发。“骊不宜早，饮不宜迟。早则茶神未发，迟则妙馥先消。”（《茶录·泡法》）
“投茶有序，毋失其宜。”投茶有上投、中投、下投三法。“先汤后茶，曰下投，汤半下茶，复以汤满，曰中投，先后汤后茶，曰上投。”（《茶录·投茶》）不同季节，采取不同的投法。春秋季中投，夏季上投，冬季下投。
“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曰神，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茶录·饮茶》）
张源认为茶有真香、真色、真味，因此不能在水中加碱，茶中加料如香、花，盏中加果，“茶自有真香，有真色，有真味。一经点染，使失其真。如水中加碱，茶中着料，碗中着果，皆失真也。”（《茶录·点染失真》）
“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茶录·茶道》）当然，张源的“茶道”是广义的“茶之道”，涵盖茶的采制、贮藏、泡饮之道。
张源《茶录》，第一次对壶泡茶艺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是泡茶道的经典之作，标志着泡茶道的正式形成。
万国鼎《茶书总目提要》考订张源《茶录》“成于万历中，大约在1595年前后”。顾大典《茶录》序说他：“每博览之暇，汲泉煮茗，以自愉快，无间寒暑，历三十年，疲精殚思，不究茶之指归不已。”上溯三十年，为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结合田艺蘅《煮泉小品》、陈师《茶考》，可以判断泡茶道的形成约在嘉靖至万历前期这一段时期内。对对泡茶道得形成有贡献的，还有吴宽、沈周、僧大机等人。
三 泡茶道的兴盛
（一）许次纾《茶疏》集泡茶道大成
许次纾（1549-1604），字然明，号南华，钱塘人，著《茶疏》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全书约四千七百字，有择水、贮水、舀水、煮水器、火候、烹点、汤候、瓯注、荡涤、饮啜、论客、茶所、洗茶、饮时、宜辍、不宜用、不宜近、良友、出游、权宜、宜节等三十六则。
《茶疏》的最大特色在于烹试、品饮的茶道方面。关于“择水”，“清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关于“煮水器”，“金乃水母，锡备柔刚，味不咸涩，作铫最良。”认为金属作煮水器较宜，尤其是锡。又说：“茶兹于水，水籍乎器，汤成于火，四者相须，缺一则废。”茶、水、器、火四者相辅相成，缺一则茶不成。
关于“火候”，“火必以坚木炭为上，然木性未尽，尚有余烟，烟气入汤，汤必无用。故先烧令红，去其烟焰，兼取性力猛炽，水乃易沸。既红之后，乃授水器，仍急扇之，愈速愈妙，毋令停手。停过之后，宁弃而再煮。”关于“汤候”，“水一入铫，便须急煮，候有松声，即去盖，以消息其老嫩。蟹眼之后，水有微涛，是为当时；大涛鼎沸，旋至无声，是为过时；过则汤老而香散，决不堪用。”认为泡茶以水有微涛为恰好，大涛鼎沸至无声为过时的老汤不堪用。
茶具必先清洁，“汤铫瓯注，最宜燥洁。每日晨兴，必以沸汤荡涤，……”茶壶宜小不宜大，“茶注宜小，不宜甚大。小则香气氤氲，大则易于散漫。大约半升，是为适可。独自斟酌，愈小愈佳。”茶瓯：“纯白为佳，兼贵为小。”定窑最贵，不易得矣。茶壶质地，“首银次锡，”“其次内外有油瓷壶亦可”。
关于“烹点”，“先握茶手中，侍汤既入壶，随手投茶汤，以盖复定。三呼吸时，次满倾盂内，重投壶内，用以动荡香韵，兼色不沉滞。更三呼吸倾，以定其浮薄。然后泻以供客。则乳嫩清滑，馥郁鼻端。病可令起，疲可令爽，吟坛发其逸思，谈席涤其玄衿。”关于“饮茶”，“一壶之茶，只斟再巡。初巡鲜美，再则甘醇，三巡意欲尽矣。”一壶茶只能斟两次。关于客人，“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酌水点汤。”
许次疏还写了“茶所”、“饮时”、“宜辍”、“不宜用”、“不宜近”、“出游”、“权宜”、“宜缀”、“良友”等品茶的环境、条件等多方面，集明代泡茶道之大成。
（二）罗廪水火相战听松涛
罗廪（1537－1620）字高君，浙江慈溪人，著《茶解》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首为总论，以下分原、品、艺、采、制、藏、烹、水、禁、器等。自谓：“茶通仙灵，久服能令升举。然蕴有妙理，非深知笃好不能得其当。……乃周游产茶之地，采其法制，参互考订，深有所会。遂于中隐山阳，栽植培灌，兹且十年。春夏之交，手为摘制。聊足供斋头烹啜，论其品格，当雁行虎丘。……余尝谓茶酒二事，至今日可称精妙，前无古人，此亦可与深知者道耳。”（《茶解·总论》）
关于品茶，“茶须色、香、味三美具备。色以白为上，青绿次之，黄为下；香如兰为上，如蚕豆花次之；味以甘为上，苦涩斯下矣。”“茶色贵白，白而味觉甘鲜，香气扑鼻，乃为精品。”“茶须徐啜，若一吸而尽，连进数杯，全不辩味，何异佣作。”茶要慢饮细品，其与屠隆所言“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甚焉”同理。
关于烹茶汤候：“李南金谓当用背二涉三之际为合量，此真鉴赏家言。而罗大经惧汤过老，欲于松涛涧水后，移瓶去火，少待沸止而瀹之，不知汤既老矣，虽去火何救耶？此语亦未中窍。”言之有理。
又谓：“山堂夜坐，手烹香茗，至水火相战，俨听松涛，倾泻入瓯，云光缥缈，一段幽趣，故难与俗人言。”
（三）徐勃无茶语言无味
徐勃（1570－1645），字惟起，，号兴公，闽县（今福建福州）人。喜藏书、刻书，以红雨楼为藏书室名，积书达五万三千卷。万历中与曹学佺主盟闽中词坛，被称“兴公诗派”。
徐勃曾协助福州知府喻政编《茶书》，又撰《蔡端明别记》、《茗谭》、《武夷茶考》，精于茶艺，为闽中茶人领袖。曾撰《武夷采茶词》六首和《闽道人寄武夷茶》、《试武夷茶》诗等，与谢肇制、周千秋等茶诗酬和（见《雨后集徐兴公汗竹斋烹武夷太姥支提鼓山清源诸茗》）。
“品茶最是清事，若无好香在炉，遂乏—段幽趣；焚香雅有逸韵，若无名茶浮碗，终少一番胜缘。是故茶、香两相为用，缺一不可。飨清福者，能有几人？
王佛大常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余谓—日不饮茶，不独形神不亲，且语言亦觉无味矣。
幽竹山窗，鸟啼花落，独坐展书。新茶初熟，鼻观生香，睡魔顿却，此乐正索解人不得也。
饮茶，须择清癯韵士为侣，始与茶理相契，若腯汉肥伧，满身垢气，大损香味，不可与作缘。
茶事极清，烹点必假姣童、季女之手，故自有致。若付虬髯苍头，景色便自作恶。纵有名产，顿减声价。”（《茗谭》）
（四）黄龙德茶饮四时
黄龙德，字骧溟，号大城山樵。著《茶说》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前。分产、造、色、香、味、汤、具、侣、饮、藏十章。黄龙德自述仿北宋黄儒《品茶要录》体例，但实际上乃是自创，内容切实，时有创见。
“茶灶疏烟，松涛盈耳，独烹独啜，故自有一种乐趣。又不若与高人论道，词客聊诗，黄冠谈玄，缁衣讲禅，知己论心，散人说鬼之为愈也。对此佳宾，躬为茗事，七碗下咽而两腋清风顿起矣。较之独啜，更觉神怡。”（《茶说·八之侣》）
“饮不以时为废兴，亦不以候为可否，无往而不得其应。若明窗净几，花喷柳舒，饮于春也。凉亭水阁，松风萝月，饮于夏也。金风玉露，蕉畔桐阴，饮于秋也。暖阁红垆，梅开雪积，饮于冬也。僧房道院，饮何清也，山林泉石，饮何幽也。焚香鼓琴，饮何雅也。试水斗茗，饮何雄也。梦回卷把，饮何美也。古鼎金瓯，饮之富贵者也。瓷瓶窑盏，饮之清高者也。较之呼卢浮白之饮，更胜一筹。即有瓮中百斛金陵春，当不易吾炉头七碗松萝茗。若夏兴冬废，醒弃醉索，此不知茗事者不可与言饮也。”（《茶说·九之饮》）
（五）陈继儒茶试小壶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白石山樵等，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与同郡董其昌齐名。二十九焚弃儒生衣冠，退隐小昆山南。后筑室东佘山，杜门著书。工诗善文，兼长绘画。颇藏异书，喜钞校旧籍。著作丰富，有《陈眉公全集》、《白石樵真稿》、《晚香堂白石山房稿》等多种，并辑《宝颜堂秘笈》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泡茶道的风行，离不开紫砂壶的兴起，两者相互促进。早期紫砂壶，容量较大。陈继儒基于文人雅致的品茗趣味，倡导使用小壶泡茶，使之更具审美意韵。他与紫砂艺人多有交往，他的茶道理论对包括时大彬在内的一大批紫砂艺人的创作产生过影响。
时大彬最初仿供春，喜欢做大壶。后来与陈继儒交往并受其影响，根据文人的品味把砂壶缩小，使之更加符合品茗的趣味。“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壶，后游娄东，闻陈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试茶之论，乃作小壶。几案有一具，生人闲远之思，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遂于陶人标大雅之遗，擅空群之目矣。”（吴骞《阳羡名陶录》）时大彬为紫砂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千载良陶让一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陈继儒造就了时大彬。
陈继儒的小壶茶观点也得到同时代茶人的赞同。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说：“壶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瀹旋啜，以尽色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冯可宾的《岕茶笺》也说：“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紫砂小壶是品茗的最佳茶具。
“自古名山留以待羁人迁客，而茶以资高士，盖造物有深意。……（岕）既得圣人之清，又得圣人之时，第蒸、采、烹、洗，悉与古法不同。而喃喃者犹持陆鸿渐之《经》、蔡君谟之《录》而祖之，以为茶道在是，当不会令庆叔失笑。庆叔隐居长兴，所至载茶具，邀余于素鸥黄叶间，共相欣赏，……”（《白石樵真稿·书岕茶别论后》）陈继儒生活的晚明时期，泡茶道流行，不但煎茶道早已绝迹，点茶道也已衰亡。所以陈继儒批评了那些仍坚持认为茶道唯在陆羽《茶经》、蔡襄《茶录》的迂腐观念。他与茶友周庆叔每于素鸥黄叶间品茗论道，共相欣赏。
陈继儒喜对茶史也有研究，曾为夏树芳《茶董》作序，后又自著《茶董补》，是为补夏树芳《茶董》之不足，又别著《茶话》一书。
（六）张宗子茶癖水淫
张岱(1597～约1689)，字宗子，一字石公，号陶庵，又号蝶庵，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身官宦世家，却不曾作官，性好山水。他的生平可从其《自为墓志铭》中知其梗概：“……少为纨裤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师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张岱著述丰富，然流传至今的，唯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環文集》及《石匮书后集》几种。其中《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为张岱的代表作品，书中蕴含其对故国之思，文字清新率真、描绘生动，是明末小品文的佳作。
明代，品茶已成时尚，各地茶馆林立，成为文人雅士聚集的地方。张岱在《露兄》一文中写到，崇祯年间，绍兴城内有家茶店用水用茶特别讲究，“泉实玉带，茶实兰雪。汤以旋煮，无老汤，器以进涤，无秽器。其火候汤候，有天合之者。”张岱特别喜欢这家茶馆，于是就给它取了个“露兄”的店名，典出宋代米芾的“茶甘露有兄”。
张岱是鉴茶辨水的能手，《闵老子茶》记载他拜访老茶人闵汶水品茶鉴水的经过，过程十分有趣（略）。禊泉乃绍兴名泉之一，曾一度被掩没，后因张岱的发现才又重显威名，名噪一时。“甲寅夏，过斑竹庵，取水啜之，磷磷有圭角，异之，走看其色，如秋月霜空，噀天为白，又如轻岚出岫，缭松迷石，淡淡欲散，余仓卒见井口有字画，用帚刷之，禊泉字出，书法大似右军，益异之。试茶，茶香发，新汲少有石腥，宿三日，气方尽。辨禊泉者，无他法，取水入口，第挢舌舐腭，过颊即空，若无水可咽者，是为禊泉。”（《陶庵梦忆·禊泉》）张岱无意间发现禊泉，更以其专精的品水经验，指出辨识禊泉的诀窍。
张岱还请徽州歙人专事松萝茶的师傅来绍兴传授经验，改进家乡的“日铸茶”，名之为“兰雪茶”。“……募歙人入日铸。杓法、搯法、挪法、撒法、扇法、炒法、焙法、藏法，一如松萝。他泉瀹之，香气不出，煮禊泉，投以小罐，则香太浓郁，杂入茉莉，再三较量，用敞口瓷瓯淡放之，候其冷，以旋滚汤冲泻之，色如竹择方解，绿粉初匀，又如山窗初曙，透纸黎光，取清妃白，倾向素瓷，真如茎素兰同雪涛并泻也，雪芽得其色矣，未得其气，余戏呼之兰雪。……”（《陶庵梦忆·兰雪茶》）兰雪茶兰雪一经出现后，立即得到人们的好评，在社会上风行一时。
张岱不仅嗜茶，而且识茶，从制茶到品茶，无一不精。积多年的经验，张岱曾撰有《茶史》一书，手稿交于闵老子“细细论定”，并计划刊印。其目的是“使世知茶理之微如此，人毋得浪言茗战也。”但不久战祸四起，清兵入关后随即南下，张岱逃难避乱，在匆促中稿本散失，只存序文，后辑于《琅環文集》中，这是中国茶史上一大损失。
除前述诸入之外，对泡茶道的兴盛和发展有贡献的，还有陆树声、徐渭、屠隆、高濂、张谦德、熊明遇、夏树芳、周履靖、文震亨、李日华、周高起、屠本畯、闻龙、冯可宾、张大复、袁宏道、李渔等人。
四 泡茶道的衰退
清代，满族入主中原，与元蒙一样，对汉人始终存有戒备心里，大兴文字狱，士人为避祸，纷纷转向实证、考据，流行明代的陆王心学、性灵文学、茶道艺术由盛转衰。经过改朝换代的剧烈变动，茶道也渐呈衰势。当然，说泡茶道入清后开始衰退，但并非消亡，而且在局部地区还有所发展。作为中国茶道的代表工夫茶道就形成、兴盛于清代。
工夫茶主要流行于广东、福建和台湾地区，是用小壶冲泡青茶（乌龙茶），属泡茶道的一种，主要程序有治壶、投茶、出浴、淋壶、烫杯、酾茶、品茶等。
“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余游武夷，到曼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谴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以瀹至三次，而其味犹未尽。”（袁枚《随园食单·茶酒单·武夷茶》）袁枚(1716－1797)，诗人、诗论家，字子才，号简斋，生当康乾盛世，曾任溧水、江浦、江宁等县知县，因父丧辞官归里，在江宁城西小仓山筑随园，又号随园老人，著述颇丰。袁枚是杭州人，平时习惯饮江浙名茶阳羡、龙井，初时不习惯武夷岩茶。乾隆丙午(1786年)，袁枚上武夷山，僧道献以武夷岩茶，小壶，小杯，嗅香、试味，徐徐咀嚼。始觉龙井虽清，不如岩茶醇厚；阳羡虽佳，不若岩茶韵致。这是最早的关于武夷岩茶的泡饮方法及品质特点，虽无工夫茶之名，却有工夫茶之实。
“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炉形如截筒，高约一尺二三寸，以细白泥为之。壶出宜兴窑者最佳，圆体扁腹，努咀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许。杯盘则花瓷居多，内外写山水人物，极工致，类非近代物。然无款志，制自何年，不能考也。炉及壶、盘各一，惟杯之数，则视客之多寡。杯小而盘如满月。此外尚有瓦铛、棕垫、纸扇、竹夹，制皆朴雅。壶、盘与杯，旧而佳者，贵如拱璧，寻常舟中不易得也。先将泉水贮铛，用细炭煎至初沸，投闽茶于壶内冲之；盖定，复遍浇其上；然后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非拇战轰饮者得领其风味。……”（俞蛟《梦厂杂著·潮嘉风月·工夫茶》）俞蛟，字清源，又字六爱，号梦厂居士，乾嘉时人。《梦厂杂著》于嘉庆六年(1801年)四月成书于广东齐昌官舍之凝香室，俞文所记器具有白泥炉、宜兴砂壶、瓷盘、瓷杯、瓦铛、棕垫、纸扇、竹夹等，其泡饮程序则为治器、候汤、纳茶、冲点、淋壶、斟茶、品茶等。工夫茶得名在清朝中叶的乾嘉年间。
“工夫茶，闽中最盛。茶产武彝诸山，采其茶，窨制如法。……壶皆宜兴砂质，龚春时大彬，不一式。每茶一壶，需炉铫三。候汤，初沸蟹眼，再沸鱼眼，至联珠沸则熟矣。水生汤嫩，过熟汤老，恰到好处颇不易，故谓天上一轮好月，人间中火候，一瓯好茶，亦关缘法，不可幸致也。第一铫水熟，注空壶中，荡之泼去；第二铫水已熟。预用器置茗叶，分两若干，立下壶中。注水，覆以盖，置壶铜盘内；第三铫水又熟，从壶顶灌之周四面；则茶香发矣。瓯如黄酒卮，客至每人一瓯，含其涓滴，咀嚼而玩味之。若一鼓而牛饮，即以为不知味，肃客出矣。”（寄泉《蝶阶外史·工夫茶》）茶用武夷茶，器有炉、铫、宜兴砂壶、铜盘、茶瓯等，其泡饮程序有治器、候汤、涤壶、纳茶、冲点、淋壶、斟茶、品茶等。《蝶阶外史》的作者寄泉，号外史，清代咸丰时人。
“潮郡尤嗜茶，其茶叶有大焙、小焙、小种、名种、奇种、乌龙诸名包，大抵色香味三者兼备。以鼎臣制宜兴壶，大若胡桃，满贮茶叶，用坚炭煎汤，乍沸泡如蟹眼时，瀹于壶内，乃取若琛所制茶杯，高寸余，约三四器匀斟之。每杯得茶少许，再瀹再斟数杯，茶满而香味出矣。其名曰工夫茶，甚有酷嗜破产者。”（张心泰《粤游小识》）潮州人酷嗜工夫茶，宜兴小砂壶，若琛小杯，候汤、纳茶、冲注、匀斟，茶的品类较多，已不限于武夷岩茶。张心泰，晚清时人。
连横在其《雅堂先生文集》“茗谈”中记：“台人品茶，与中土异，而与漳、泉、潮相同，盖台多三州人，故嗜好相似。”“茗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琛，三者为品茶之要，非此不足自豪，且不足待客。……”连横，宇雅堂，台湾人，生当清末民国时期，撰有《台湾通史》、《台湾语典》、《台湾考释》等书。台湾与漳州、泉州、潮州同尚工夫茶，茶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深，非此不能待客。
进入民国，战乱频仍，茶道低迷。新中国成立后，受极左路线影响，包括茶道在内做的传统文化受到批判。中国茶道在二十世纪跌入低谷。
五 泡茶道的复兴
中国茶道的复兴却是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过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复苏，进入新世纪的新发展阶段。
（一）当代茶道理论研究和实践
台湾是现代中国茶道的最早复兴之地。吴振铎、林资尧、蔡荣章、林瑞萱、范增平、吴智和、张宏庸、周渝等是台湾较早致力茶道理论研究和实践的人。
林资尧（1941—2004），字易山，曾任台湾中华民国茶艺协会秘书长，后转任天仁茶艺文化基金会秘书长，长期致力于国际茶文化交流和茶道教学，尤爱茶礼，促进茶礼生活化、社会化。尊礼古圣先贤，曾有祭孔、祭神农、祭屈原、祭陆羽等茶礼；体现大自然的运作、时节的更替，创作四序茶会；后来又创五方佛献供茶礼、金色莲花茶礼、郊社茶礼，为中国茶礼的建设开拓有功。
蔡荣章自1980年以来长期致力于现代茶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其夫人林瑞萱主持坐忘谷茶道室，夫妇俩志趣相投。蔡荣章著有《现代茶艺》（台湾中视文化出版社1984）、《茶道教室》（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茶道基础篇》（台湾武陵出版有限公司2003）、《说茶之陆羽茶道》（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茶道入门三篇》（中华书局2006）等，林瑞萱著有《心经讲义——茶道精神领域之探求》（台湾陆羽茶艺股份有限公司1989）等，夫妇合著有《现代茶思想集》（台湾中华国际无我茶会推广协会2000）等。蔡荣章、林瑞萱夫妇为中国当代茶道的理论和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范增平出版了《台湾茶文化论》（台北碧山岩出版社1992）、《茶艺学》（修订版，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2）、《台湾茶艺观》（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3）等，吴智和出版了《中国茶艺论丛》（台湾大立出版社1985）、《中国茶艺》（台湾正中书局1989）等。张宏庸出版了《茶艺》（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台湾传统茶艺文化》（台湾汉光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等。
澳门的罗庆江在《“中国茶道”浅谈》（《农业考古》2001，4）中对中国茶道概念的阐述以及对茶席设计都有一定的探索性。
大陆方面，在茶艺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上有突出表现的则有吴觉农、庄晚芳、张天福、童启庆、陈文华、余悦、林治、丁文、袁勤迹等。
庄晚芳在1990年2期《文化交流》杂志上发表的《茶文化浅议》一文中明确主张“发扬茶德，妥用茶艺，为茶人修养之道。”他提出中国的茶德应是“廉、美、和、敬”，并加以解释：廉俭有德，美真康乐，和诚处世，敬爱为人。
张天福深入研究中外茶道、茶礼，于1996年提出以“俭、清、和、静”为内涵的中国茶礼。他认为：茶尚俭、勤俭朴素；茶贵清，清正廉明；茶导和，和衷共济；茶致静，宁静致远。
童启庆出版了《习茶》（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生活茶艺》（金盾出版社2000）、《影像中国茶道》（浙江摄影出版社2002），为现代茶艺、茶道提供了范式。
陈文华不仅在《长江流域茶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中国茶文化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等著作中，对茶艺、茶道概念和特征、精神作了精要的阐释，而且还发表了《茶艺·茶道·茶文化》（《农业考古》1999，4）、《论中国茶道的形成历史及其主要特征与儒、释、道的关系》（《农业考古》2002，2）、《论中国茶艺及其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地位》（《农业考古》2005，4）等论文，进一步对茶艺、茶道进行理论阐释。
余悦在《中国茶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中对茶艺、茶道概念、茶道与儒道释的关系等作了精要的阐释，他在《儒释道和中国茶道精神》《农业考古》2006，5）、《中国茶艺的美学品格》（《农业考古》2006，2）、《中国古代的品茗空间与当代复原》（《农业考古》2006，5）等论文中进一步阐释了茶艺美学、茶道精神。
林治的《中国茶艺》（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中国茶道》（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中华茶艺集锦》（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茶道养生》（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对各类茶的冲泡技艺、茶艺六要素美的赏析、茶艺美学基础、茶道精神、茶道养生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丁文在《茶乘》（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中对茶道与儒释道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袁勤迹通过实践来诠释现代茶艺，她的《龙井问茶》、《九曲红梅》、《人淡如菊》等茶席设计及表演已成为经典。
（二）当代茶会的创立
1. 四序茶会
四序茶会是原天仁茶艺文化基金会秘书长林资尧所制定，透过茶会，表现一种大自然圆融的律动。说它是一种群体修行，也不为过。
在会场内，悬挂“四季山水图”和“名壶名器名山在，佳茗佳人佳器生”的茶联，烘衬出茶会的主题。茶席的布置为正四方形，而茶桌和正中央的花香案则铺以青、赤、白、黑、黄等五色桌巾，象征着四序迁流，五行变易。在悠扬的古琴曲声中，司香和司茶引导来宾入席，大家在正四方形条席人坐。司香行香礼，以香礼敬天地及宾客，然后茶会开始。4位司茶则依秋、冬、春、夏的时序，手捧代表秋冬春夏四季的插花款款入场，先行花礼，之后入座。东面茶席是代表春季的青色，南面茶席是代表夏季的赤色桌，西面茶席是白色的秋季，北面茶席是黑色的冬季。24把座椅象征24个节气。在悠扬琴声中，司茶优雅地烫杯、取茶、冲水，然后均匀斟进小茶盅，分敬给客人。沏茶四巡，司茶按顺时针次序转动，象征四季更叠。司茶依序奉上第一道茶、第二道茶、第三道茶以及第四道茶。客人闻香后，品茗回味。宾客品味茶汤，也品味着大自然的芳香。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转。当《梅花三弄》奏完之时，司茶起身，依序收回茶杯和茶托，并细致地清洗茶具。再度起身时，司茶行花礼。接着，与司香列队恭送宾客离席。人们在这样一个宁静、舒适的场所，通过茶艺、茶道、茶礼的熏陶，完全将自己融人大自然的韵律、秩序和生机之中，既品出了茶的真趣味，又彻底得到了放松。
2. 无我茶会
无我茶会是由台北陆羽茶艺中心总监蔡荣章所创立的一种茶会形式，人人自备茶具、茶叶围成一圈泡茶、奉茶、品茶。如果规定每人泡茶四杯，那就把三杯奉给左边三位茶侣，最后一杯留给自己。如此奉完规定的泡数，聆听一段音乐演奏后（也可省略），收拾茶具结束茶会。
蔡荣章先生
参加无我茶会，每人携带的茶具可根据茶类而定，尽量要小巧简便。基本要求是每人需带冲泡器具，四只杯子、奉茶盘、茶巾、手表或计时器、热水瓶、茶叶（以每冲泡四杯茶所需的量分成小包或直接放在冲泡器中）、坐垫等。
到了无我茶会会场后，首先是报到抽签，依号码找到位置。号码为顺序排列，座位形式多用封闭式，即首尾相连成规则或不规则的环形或方形、长方形等等。数十人乃至数百人的大茶会往往是在露天举行，均无桌椅。每人找到位置后，将自带坐垫前沿中心盖掉座位号码牌，在座垫前铺放一块泡茶巾（常用包壶巾代替），上置冲泡器，泡茶巾前方是奉茶盘，内置四只茶杯，热水瓶放在泡茶巾左侧，提袋放在坐垫左侧，脱下的鞋子放在坐垫左后方。当茶具等安放完毕，根据公告中的时间安排，茶会的第一阶段是茶具观摩与联谊，这时，可在会场内走动，亦可互相拍照留念。
到了约定时间，各人开始泡茶，泡好后分茶于四只杯中，将留给自己饮用的一杯放在自己泡茶巾上的最右边，然后端奉茶盘奉茶给左侧三位茶侣，奉茶人将茶放在左边第一位受茶人的最左边，左边第二位受茶人的左边第二位，左边第三位受茶人左边第三位。如果您要奉茶的人也去奉茶了，只要将茶放在他（她）座位的泡茶巾上就好。如您在座位上，有人来奉茶，应行礼接受。待四杯茶奉齐，就可以自行品饮。饮后即开始冲第二道，奉第二道茶时，用奉茶盘托冲泡器具或茶盅依次给左侧三位茶侣斟茶。饮后冲泡第三道，奉茶同第二道。进行完约定的冲泡次数后，如安排演讲或音乐欣赏等活动，就要安坐原位，专心聆听，结束后方可端奉茶盘去收回自己的杯子，将茶具收拾停当，清理好自己座位的场地（所有废物全由自己收拾干干净净并倒入果壳箱中），与大家道别散会，或继续其他活动。
无我茶会有七大精神。第一，无尊卑之分。茶会不设贵宾席，参加茶会者的座位由抽签决定，在中心地还在边缘地，在干燥平坦处还是潮湿低洼处，不能挑选。自己将奉茶给谁喝，自己可喝到谁奉的茶，事先并不知道。因此，不论职业职务、性别年龄、肤色国籍，人人平等；第二，无求报偿之心。参加茶会的每个人泡的茶都是奉给左边的茶侣，而自己所品之茶却来自右边茶侣，人人都为他人服务，而不求对方报偿；第三，无好恶之心。每人品尝四杯不同的茶，由于茶类和沏泡技艺的差别，品味是不一样的，但每位与会者都要以客观心情来欣赏每一杯茶，从中感受到别人的长处，不能只喝自己喜欢的茶，而厌恶别的茶；第四，无地域流派之分。不分彼此，天下一家，以茶修德，以茶会友，奉行一碗茶中的和平友好；第五，求精进之心。自己每泡一道茶，自己都品一杯，每杯泡得如何，与他人泡的相比有何差别，要时时检讨，使自己的茶艺日益精深；第六，遵守公告约定。茶会进行时并无司仪或指挥，大家都按事先公告进行，养成自觉遵守约定的美德；第七，培养集体的默契。茶会进行时，均不说话，大家用心于泡茶、奉茶、品茶，时时自觉调整，约束自己，配合他人，使整个茶会快慢节拍一致。并专心欣赏音乐或聆听演讲，即使千百人的茶会亦能保持会场宁静、安详的气氛。
在“无我茶会”中，无尊卑之分，无地域流派之分，无报偿之心，无好恶之心，求精进之心，大家以公共约定的时间和秩序为准则，因而它的包容性强，修身养性效果佳。“无我”与“无己”“无私”“忘我”相似，是一种哲学境界。
综上所述，泡茶道蕴酿于元代至明代前期，正式形成宇明代中期，鼎盛于明代后期，衰于清、民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走上复兴之路。
本文原为丁以寿主编《中华茶道》第八章“茶道历史”之“第三节中国泡茶道简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
本文经丁以寿授权发布。
作者介绍
丁以寿，1963年1月生，安徽省无为县人。1986年7月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茶叶专业，留校工作至今。现为安徽农业大学茶与食品科技学院茶业系教授，茶文化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农业大学中华茶文化研究所所长，安徽省茶业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安徽省徽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茶人联谊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茶文化系列教材》、《中国名优茶系列丛书》、《图说中国茶文化》编委，《茶业通报》常务副主编。
最近许多茶友都开始准备喝岩茶。而茶友们在留言里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啥样的岩茶才是上品好茶？其实武夷山每个茶厂（包括茶农）都会有好茶，但谁都不能保证谁的茶最好。要比较只能是相对而言。
武夷岩茶因受品种、树龄、山场环境、栽培管理、气候、采摘标准、采制天气、初制工艺、精制焙火、包装储藏、运输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微观角度来说(或人的感官灵敏度足够的话）：绝对没有品质一样的两批次茶，甚至同一批茶在不同的时间、不同地点冲泡时，因受环境、空气、泡茶用水、冲泡法等因素的影响，品质表现也不一样。所以岩茶品质的差距巨大（因此岩茶的价位也从几十元到几千元不等，差距上百倍）。
岩茶因品茶者的个人功底、爱好、敏感度、身体状况等等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同一号武夷岩茶作出不同的点评也是正常的。品茶的感受本来就是主观的，会对口味，即使价位不高，他也觉得是好茶；不对口味的，即使再贵，他也觉得一般，这就是岩茶品质的主观性。所以岩茶贵的不一定好。
武夷岩茶之所以成为古今名茶而驰名于世，证明她的品质特征，即“岩骨花香”是其他茶类所不具备的。具体表现应该是：“味厚而活，香浓而久”，滋味醇厚是指茶汤不论浓淡都有厚感和骨感。不苦不涩、味顺是不能称为纯的，厚而回甘快，不留余苦余涩，方能称为“醇”和“活”。“香浓而久”是指岩茶的香气虽不高飘，但香气饱满且保留长久，是以有”冷香“之说。
再者岩茶的风格特征最丰富，有品种特征、山场特征、树龄特征、加工特征、焙火特征、香型特征等等，同时没有人能全部掌握和鉴别的出这些特征，这也是岩茶的魅力之一。只有“岩骨花香”之特征表现的越明显，茶就越好。所以好茶也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会以个人的喜好而改变。特别是山场好工艺到位的茶，其价格一定是不便宜的。
希望茶友们理性消费，找到性价比高的适合自己口味的武夷岩茶。
武夷岩茶 不仅要注意冲泡的技巧，而且要掌握品饮要领，才能领略到它那妙不可言的真趣。品饮武夷岩茶的心得体会以清代大才子袁枚写得最深刻、最具体。他写到：“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余秋武夷，到曼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香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中国茶经》）袁枚是浙江人，他原本最喜欢饮家乡的龙井茶而不喜武夷茶。上述这段话不仅描述了他从不爱饮武夷岩茶，到饮后怡情悦性的过程，同时也反映出了品饮武夷岩茶的要领。
其一 是武夷岩茶一般讲究热饮，即民间所谓的“喝烧茶”。要随泡随喝才 有味，稍迟喝则色、香、味、韵均大为逊色。
其二 是要“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品饮武夷岩茶要特别注意闻香。俗语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武夷岩茶则是“茶香十八变，越变越好闻”。品武夷岩茶闻香至少要闻三次。第一泡闻“火香”及茶香的纯度；第二泡闻显露出的茶的本香，不仅要热闻，还要冷闻，不仅要闻汤面香，还要在品了茶后闻杯底留香。只有这样才能充分领略茶香的变化；第三泡以后则是闻茶香的持久性。闻茶香是一种极雅致的享受，且有益于身心健康，在品武夷岩茶时千万不可忽视了这个环节。
其三 是品茶要“徐徐咀嚼而体贴之”。袁枚在这句话中，“体贴”一词用得最妙，“咀嚼”一词用得最准。“体贴”一般是对至亲的亲人而言的，品茶要“体贴之”，可见他对茶有多么深挚的感情。“咀嚼”即嚼茶，品武夷岩茶时嘴中要像含着一朵小花一样，慢慢咀嚼，细细品味，才能品出茶的真味。
其四是“释躁平矜，怡情悦性”，这是精神上的升华。只要按照袁枚的方法去实践，我们一定会从怕武夷岩茶茶汤的浓苦如药，变成爱之如饮醍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