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称“未见屯溪面，十里闻茶香，踏进茶号门，神怡忘故乡。”清末宣统年间，直隶静海人刘汝骥主政徽州时，曾进行过一次全府的民情调查，据访察：休宁县内的“职业趋重之点”，“屯溪、率口、黎阳、阳湖一市，茶之区也。朱明节届，男妇壮幼业此者数以万计，茶号藉钱庄以资助之……工匠缺乏，又召江西人以伐木烧炭矣，此时的屯溪业已成为“茶务都会”，时人有诗云：“皖南巨镇首屯溪，万户居民本富庶。商贾辐辏阕阅盛，茶客年年竟来去”。屯溪是民国时期安徽休宁县的一个集镇，位于皖南徽州之中心，同时又扼皖浙赣之结合部，地理位置极为显要。屯溪还拥有良好的水运交通条件，东由新安江到杭州，可转至上海及外洋;西走婺水经鄱阳湖而入长江，可通达沿江各埠。所以，以屯溪为中心的徽州6县(歙县、婺源、祁门、绩溪、黟县、休宁)以及其他邻县都将商品聚散于此，屯溪遂成为皖南地区重要的商埠，以致商务发展繁盛，故有“小上海”之称。民国时期，屯溪凭借着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成为皖南地区茶叶的加工与集散中心，其茶叶市场地位“甲于皖南”，上海、香港、福州、天津等均是其重要的贸易市场。所以，作为全国绿茶的主产区及外销区，屯溪在国际国内市场上颇具影响力，因而其生存、发展的境况对了解全国茶业概貌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文以民国时期的屯溪茶业为例，梳理并探讨屯溪茶业在中国茶业日趋衰败的形势下，国民政府在支撑抗战情景下所推行的茶业统制及改良措施，概述屯溪茶业在“内忧”和“外患”的环境下，如何采取种种改进的办法，以应对国内外市场变化带来的发展困境并艰难地向近代转型。
一、内销与外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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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徽州产茶，尤以祁门的红茶与屯溪绿茶最为有名。由于地处“两江交汇，三省通衢”的优越地理位置，向为皖南物资集散中心的屯溪，因为徽州六县、浙西及赣北之茶叶大多在此集散，以致商贾云集，茶号林立。其时，作为安徽三大茶区之一重镇的屯溪，不仅是安徽的茶业经济中心，而且还数度成为行政中心。就屯溪的经济而言，屯溪茶业以产制绿茶见长，故被称之为“屯绿”，英文称之为“TwaikayTea”(屯溪茶)。“屯绿”是清代徽州名茶中的后起之秀，其前身是著名的松萝茶，清嘉庆年间从中分离出珍眉、贡熙等花色，从而诞生了屯绿茶。当时徽州府所辖的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婺源以及太平、石台、旌德、宁国，甚至江西的乐平、德兴、玉山和浙江的昌化、开化、淳安、遂安等县所产的绿茶大多集中到屯溪加工精制，所以称为“屯绿”。屯绿茶以叶绿、汤清、香醇、味厚“四绝”而蜚声中外，故而又被誉为“绿色的金子”。据《皖南茶叶概述》记载：太平天国(1851-1864年)时期，“屯绿”茶开始外销，“俞德昌”、“俞德和”、“胡阮馨”、“金隆泰”四大茶号，各制“屯绿”茶千余箱，经澳门销售欧美。
从此，屯溪绿茶即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一些茶号还应国外之需，制成屯绿茶“特贡”试销且得到好评，各茶号纷纷仿制经销。据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屯溪公济局征信录记载：其时屯溪茶号有136家，民国九年(1920年)是109家，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多达287家。抗战爆发后，茶号剧减，最少时仅12家。又据《安徽省重要农产品制造业调查》记载：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经安徽省茶叶管理处核准登记的制茶厂(号)556家，其中，祁门281家，至德88家，休宁(包括屯溪)98家，歙县88家。未登记的有37家，其中，祁门20家，至德2家，休宁15家。但是，随着国内外茶叶市场的畅滞，至1949年，屯溪只剩10余家茶厂(号)。
民国时期，屯溪茶业销售分为两部分，即内销与外销两种。内销的茶叶供国内消费者购买和饮用，外销的茶叶供国外消费者购买和饮用，而屯溪茶业则是以外销茶叶为主。内销茶与外销茶的销售市场不同，贩卖或销售程序也有所不同。内销茶的贩卖手续简便，其经营也较为单纯，茶品由生产者交给茶客再转售于茶叶店，继而销售给消费者。
内销茶商向以歙县、绩溪为多，俗称“京庄”或“本庄”，销售地区以京、津及北方地区为主，也兼顾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本庄”茶以炒青、毛峰、大方、松萝、花茶为主，毛茶进庄之后，经过加工、窨花、拼配、也要做成许多花色。因此，在茶界庄店中有“生意做到老，茶品认不了”的俗语。内销“本庄”茶销售是从茶农至茶贩，再从茶贩至茶行，然后由茶行至土庄，或者由土庄直接派遣自己的水客从茶农手上收买毛茶。土庄从茶农手上收买的毛茶叫“烘青”，茶农通过“炒”、“揉”、“冷”、“焙”的方法制成。土庄还会向茶号收买茶梗、茶末、茶子、三角片等。土庄的成品茶一般以篓装运销至国内各地进行销售，其中三角片“由天津客来屯收买，或由各茶庄代办装篓运往福州，窨茉莉花，再运天津销售”。所以，茶区毛茶除有一部分经屯溪“本庄”售往福州、天津等国内市场以供国人消费外，大部分被屯溪茶号精制成洋庄箱茶出口到国外市场。
外销茶商是以婺源、休宁、歙县为主，先称“路庄”，后称“洋庄”茶。“洋庄”茶销售主要有4个环节：即从茶农到水客，再从水客到茶号，然后由茶号到茶栈，最后由茶栈至洋行，洋行将茶叶转销国外销售给消费者。茶农是皖南各茶区的茶叶生产者，每到采茶时节，茶农就要忙于采摘茶叶，再通过简单的“炒”、“揉”、“凉”、“烘”等手法将鲜叶制成毛茶。这种毛茶被称为“炒青”，专供茶号精制洋庄绿茶使用。茶贩是从事毛茶买卖的个体，茶贩在茶区各地收买“炒青”毛茶，然后贩卖给茶行。茶行是茶贩与茶号之间的居间人，茶行从众多茶贩手中收买毛茶，集中贮存后再适时卖给需要的茶号。同时，茶行要从茶贩和茶号双方收取一定的中介费用。水客是茶号中专门在茶区各地从事收买毛茶的职员，因为多善于辨识茶叶，所以当茶季到来时，茶号就会把水客分派出去在各地收买毛茶。收购的毛茶一般用布袋盛装通过肩挑、驮运、舟运等方式被运回屯溪茶号，过程颇为周折。屯溪茶号“专以收买绿毛茶加工精制为荣，其制造手续颇繁，业外人骤视之，几乎瞠目不明”。不过，其手续大致可概括为：“烚”以干燥光洁，“筛”以分大小，“冶”以分优劣，“扇”以分轻重，“着色”以美观，“砻”以碎之，“配”以花色，再经过烚炒、风扇、分筛、簸选、拣剔等工序后，就做成了“屯绿”的各类花色品种。精制后的成品茶再装运成箱，一般选择新安江水运至杭州，然后乘火车由沪杭铁路运至上海，全程需要6天左右。
屯溪大部分茶号在销售时，均不得直接与洋行交易，而是将精制茶叶贩运给上海茶栈，因为屯溪茶号大部分资本较小，茶季开工前，茶号需要通过上海茶栈贷款或投资以获得资金支持，继而租赁厂房，雇佣工人，购买设备，精制茶叶运输商品等，从而形成了一种垫款关系。
上海茶栈中有许多徽帮茶栈，专门经营皖省等处所产茶叶，为方便与屯溪茶号联系和交易，有的还会在屯溪设立联号。这些茶栈联号或分号，皆听从上海茶栈的指挥。如1933年，驻设屯溪的茶栈就有8家，它们分别是“洪源永”、“慎源”、“忠信昌”、“永兴隆”、“源丰顺”、“公升永”、“永盛昌”、“仁德永”，每年总计对屯溪茶号垫款达200万元以上。所以，这些由茶栈垫款的茶号，当年所制的茶叶必须经上海茶栈才能与洋行交易。于是，上海茶栈从中获得了作为媒介的佣金，垫款产生的利息以及卖茶于洋行所得的利润。另外，洋行在检验过茶叶并与茶栈议定好价格，签字交易后，即可将屯绿茶销往欧、美、非各国市场。由此可见，屯溪茶号虽以精制洋庄箱茶为荣，但其交易和利润所得均受茶栈支配，其开盘定价都不能自主，由于受洋行操控，所以是处于被剥削的位置。而上海是屯绿箱茶在国内的终极市场，亦是最大的贸易市场，所以在抗日战争以后，沪杭等土地相继沦陷，以致运输路线发生阻梗，从而影响了屯溪茶的出口销售。
20世纪30年代，民国政府积极推进公路建设，使杭徽路、芜屯路等多条公路先后完成。屯溪茶商遂改陆路运输，不仅方便而快捷，运输时间大约可以缩短一半。但是，依旧有茶商选择水运的方式，因为“屯溪茶出产旺盛，每有茶多车少之感，或以水运费较低，故仍由水路运至杭州者”再转运至沪。1937年以后，屯绿箱茶改变运输路线，“概由新安江顺流运经浙江兰绍、经丽水而达永嘉，复由永嘉转轮出口，运抵香港”，再由香港出口至国外，以致香港成为了抗战时期屯绿箱茶外销的重要贸易市场。1941年香港沦陷，屯溪茶叶外销受到严重阻滞。自此，屯溪茶市遂呈现出冷落之景象，屯溪茶业经济亦陷入困境。
二、“内忧”与“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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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受国际、国内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茶业出现了衰败明显的形势。屯溪茶业处在“外患”“内忧”并存的困境中，亦遭遇着重大的挫折及衰败的危险，缘由是屯溪茶业与国际贸易密切相关，其发展状况深受国际茶叶市场的影响。所以，当海外市场萧条或者遭到他国茶叶的激烈竞争时，屯溪茶业的状况就会一落千丈甚至是难逃衰败的下场。从茶业销售的运行来看，屯溪茶业由茶行、茶号、茶栈、茶庄等构成一个完整的行业链，而当时整个茶业经济重心，几乎全部操纵在茶栈及洋行手中，由茶栈贷款内地茶号，再由茶号控制茶贩茶农，以致构成了一个层层节制，重重剥削的市场机构。而屯溪绿茶在清咸丰、同治年间，主要由江西迳运广州销售。这一时期，茶商可以自主定价，因而能求得较高利润。但是，从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前，“屯绿”茶销售口岸转到上海后，则必须通过茶栈转售给外商开办的洋行，这一转手，茶栈占利10%，再加上折扣、消耗和利息等等，基本费用就要占整批茶价的20%以上。
由此，屯溪茶号在生产、交易上极易受到上海茶栈、洋行的操纵与剥削，以致其利益受损严重。此外，历来茶商均无对外贸易机构，其交易几由洋商一手操纵，而在上海进出口贸易的中外行商共有八百多家，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外商，华商不到百分之二十”，况且，华商亦有常因资本薄弱，欠缺组织等弊端，不仅在国际上没有市场地位，就是在国内商埠，也不是外商的对手，结果就造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被动性。所以，一旦洋商停止茶叶交易，“中国茶业立将蒙受致命打击，或竟因之陷于停顿”。因此，在传统的茶产业链中，往往容易形成洋行压制茶商，茶栈从中分肥，并且会出现茶商拖欠茶农毛茶收购款的局面，从而制约茶业的发展，屯溪茶业亦不例外。
民国十八年(1929年)以后，屯溪箱茶出口量总体上是呈下降趋势，且在1931年降到最低。个中缘由，自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不无关系。其次，由于前苏联在西伯利亚种植茶叶成功，印度锡兰、日本以及台湾等地区也随之加入到全球的茶业竞争中，而屯溪茶业与华茶一样，在国际市场上不断遭受到打击与排挤。以茶叶输出量而言，民国时期的中国茶是渐呈下降趋势的，而荷印、英吉利则是不断上升的，即使是在茶叶输出总量上，中国也远远低于印度锡兰及荷印，只能是居于第三位。可见，国际上的茶业竞争对中国茶业的发展构成了挑战，同时，也严重威胁到屯溪茶业的生存。所以，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以后，屯溪茶叶销售无复过去的销售盛况。每年输出仅8万箱上下，且从未超过10万箱，尤其是二、三十年代时，当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影响着中国茶业的出口贸易时，这无疑就是屯溪茶业的严重“外患”。
屯溪茶业亦有“内忧”。“内忧”是来自传统的制茶方式。屯溪制茶主要采用手工制茶方式，工艺复杂，速度很慢，加之茶叶采摘失时，制法简陋，因此常有掺杂作伪的弊端，以致使茶叶对外贸易缺乏可靠的质量保证。另外，屯溪对外的交通主要依赖新安江的水运，然新安江水浅滩多，轮船无法驶进，只得凭借民船，加之其运输时间较久，也不利于茶叶的及时售出。
屯溪地处皖南，而皖南茶区亦是历代茶税最重的地区之一。苛税杂捐不仅严重地抑制了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使屯溪茶业的经营举步维艰。民国初年，屯溪设有皖南茶税总局，税收改归皖省派员按引征收，每引百斤征税两元，是为安徽省当局经收之茶税。此外，尚有海关征税每引库平银一两。据不完全统计，屯溪商民所负担的各种赋税，约占赋税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在当时的休宁县是赋税最重的。又据范和钧1937年的《屯溪茶业调查》载：屯溪茶税原税额为2.25元/百斤，1934年每箱只收2角，因为是年由茶商吴俊德包税，出箱增多，实际分配，每箱费用大减。自1935年起，税收改由财政厅派员直接征收，另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起，将原先的“引税”改称为营业税，但是，尚需额捐牌照费1元。皖南取消引制后，当地慈善团体、行政机关以及学校等之经费，仍赖仰给于茶捐，其税种可谓名目繁多，苛索额外。各县茶捐中最普遍者有防务捐、保安队捐、清乡善后捐、保商捐、教育捐、公会捐、慈善捐、商会捐等等，作为产茶重镇，屯溪特捐税费捐自亦不在少数。
1937年,《国际贸易导报》、《屯溪茶业调查》一文记载：屯溪巡查队特捐由阳湖、上下黎阳、栗树、柏树各茶号每家月捐组成，分别为10元、16元、12元，每年均征三个月。打印费系由屯溪至杭州经过查验卡所缴税，分计为：街口二处1.6元，朱家村0.8元，牛坑0.2元，黄公潭0.4元，浙省淳安0.2元。进入民国以后，屯溪茶税(营业税)虽较清朝时期有较大幅度降低，但所征特捐却是数目庞杂，数量较多，茶业从事者负担较前更重。
如果及于整个皖南茶区，所征茶捐更是至为复杂，而且是征收机构既不统一，各县捐率亦截然不同，以致每担税捐之确切数额，无从统计。总而言之，每担茶捐约共合大洋二元左右。所以，“内忧”与“外患”的屯溪茶业可谓是困境重重。
来源 《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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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指出：“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对历史，我们要心怀敬畏、心怀良知。[1]”历史警示人们，只有汲取前人教训，才能保持清醒和定力。
因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无视历史规律就必然遭到历史的惩罚。近代中国历史上，那长达十余年的抗日战争，无疑是一场生死存亡的圣战。在那个国格被践踏、领土被侵占、人民被杀戮，资源被掠劫的苦难岁月里，由数不尽的鲜血、泪水、悲伤以及激情和奋斗交织而成的画面，在经过半个多世纪后，正渐渐的淡出人们的生活。
但是，对于往昔国破家亡的苦痛，也许可以原谅但却是不能忘记。比起诸多刺痛或振奋人心的历史证据，那一片片青青的茶叶显然是毫不起眼，无关轻重。然不能忘记的是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小小的茶叶也曾背负着时代的重大任务。即使是留存至今的那些茶叶文书、报刊资料以及商标器具等等，也都各自携带着那个特殊时期的印记，默默地向世人诉说属于那个年代的往事。
忆往昔，那些历经苦难沧桑的茶人远去了，但是，茶叶却依然有着温度，而被温暖的不只是人心，还有着人的更深层的记忆！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迄止时间，史学界有着基本统一的看法，普遍的观点认为，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是“抗战”的起点，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因此，抗日战争也被称为“八年抗战”。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部分史学界人士、特别是东北史学家认为，“抗战”还应包括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6年抗击日本侵略的过程，否则就违背了历史事实。因此，“抗日战争”的起点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这两种观点都言之有理，但是，鉴于徽州经济（包括茶业经济）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才开始加快了其发展的进程，因此，本文“抗日战争时期”采用1937年到1945年这一历史时期的说法。
本文概述及探析的区域是抗战时期的徽州茶区，然彼时已没有徽州这一建制。而由于受历史上建制的影响，徽州各县形成相似的地域文化在民间仍被人们习惯称为徽州地区。尤其是民国29年（1940年），这一区域又被调整为第七行政督察区，却是基本包括了原徽州各县。因此，徽州各县仍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整体区域，以致本文依然沿用明清徽州府建制中徽州的称呼。
应该提及的是，自民国23年（1934年）始，至民国36年（1947年）止，原属徽州府的婺源县被划归江西省，以致在整个抗战时期，原徽州府只包括绩溪、歙县、休宁、黟县、祁门五县。所以，本文探析及概述的范围以及关于抗战时期徽州茶叶的损失统计等等，也仅仅限于这五县。以此表明本文所涉及“徽州”概念的范围已不同于明清时期的徽州府。另外，本文对抗战时期的徽州茶叶损失所进行的不完全的统计，主要是以期了解这一时期茶业经济发展的状况。同时也籍以丰富和充实徽州茶史及有助于黄山市近代茶业经济的研究。
一、抗战前夕的茶业概况
徽州地处安徽省最南端，位于安徽、浙江、江西三省的交界处。东北与宁国县、旌德县、太平县相接；西北连接石埭县、建德县，西南靠江西省浮梁县、婺源县；东南与浙江省开化县、淳安县、临安县接壤。
抗战前期的徽州包括绩溪县、歙县、休宁县、黟县、祁门县5个县，总面积为1.288万平方公里。徽州地跨北纬30度，而且大部分区域在北纬30度以南，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主要山脉有黄山、天目山、白际山、五龙山等。分布在境内的高山，64％平均海拔有1332米，其中黄山三大主峰莲花峰、天都峰、光明顶的平均海拔都在1800米以上[2]（P24-25）。
徽州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热量丰富，雨水充沛，适合各类农作物生产，因此，徽州的经济作物以茶叶为主。抗战前的民国22年（1933年），安徽省立茶叶改良场对徽州的茶叶经济有过一次比较精确的调查统计，其关于徽州的茶园亩数、茶叶产量的数额等等，是已知比较可信的数据。根据调查统计表明：歙县有茶园35872亩，精茶生产额度18000担；休宁有茶园58559亩，精茶生产达到29300担；祁门有茶园40000亩，精茶生产22205担；黟县有茶园17094亩，精茶生产6800担；绩溪有茶园15174亩，精茶生产5500担。五个县合计有茶园166699亩，精茶生产81805担[3]。统计中的“精茶”是指经茶号加工的茶叶制成品，可以直接在市场发卖，包括出口的洋庄茶和运销国内的本庄茶。
根据以上统计可知，1933年，徽州各县的茶叶种植面积和产量以休宁最大，其次为祁门和歙县，黟县和绩溪的茶叶种植面积则是较少。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的民国25年（1936年），徽州茶叶的种植面积扩大至约30万亩，其中歙县茶园有13.35万亩，休宁园有5.18万亩，祁门茶园有8.21万亩，黟县茶园有1.61万亩，屯溪茶园有0.04万亩，绩溪茶园有0.25万亩[4]。当时，茶叶生产数量自婺源划归赣省后，绿茶产区应以休宁出数最多，盖休属西、南、北三乡皆最盛产区，唯东乡产茶较少。歙县产量亦丰，但自前次欧战后有三分之一改制大方烘青等内销绿茶，产量因之减少，他如黟、祁、绩等县产绿茶为数已微，至统计数字，战前沪售年约30万箱左右。变化最大的是歙县，茶叶产量年年增加，多时达到47万余担，价值200余万元[5]。徽属各县所产茶叶都以屯溪为集中市场，收入最多时每年达千余万，少时也有五六百万。部分出口国外，销往欧美及苏联，也有部分销往平津地区[6]。
抗日战争前，屯溪的商店数量和行业种类已达到了相当的规模。由于屯溪为绿茶集中市场，各行业以茶业为大宗。具体分为茶行、茶号、茶栈、茶庄等名目。截止1934年，茶行有7家，为代理各方茶商售茶处所；茶号有49家，为加工制茶的重要机构；茶栈有6家，为接箱运销机构。同时还在上海设有联号。茶庄约有数十家，为屯溪当地门市店铺。如果按茶叶业务分类，茶行、茶栈、茶庄均为茶叶运销机构，而茶号为茶叶加工机构。当时，开设在屯溪的每一茶号，基本都雇佣男女工人，少则十数人；茶号规模较大者，雇佣工人多到近百余人；但茶号设备都比较简陋。茶号加工的茶叶，销往国外的以箱计，称为“箱茶”，每箱约30余斤。也有少数销往平津，以篓计，每篓约180余斤[6]。屯溪加工输出的茶叶以箱茶为主，分为珍眉、珠眉、针眉、蕊眉、贡熙等品种，每年出口达10万箱，价值1000万余元，大部分运销西欧大陆各国，以英、法、意销量最大[7]。据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上海商检局调查资料显示：“屯溪绿茶之号，
大者制茶八九千箱，小者亦有千箱上下。此等规模，已觉未具。祁红茶号然去屯溪犹复不及甚远，祁门一县去年有茶号182家，其中红茶号135家，安茶号47家，总额三万箱，平均每号165箱。但是，茶叶售价购价俱难稳定，盖受外商操纵农商皆无自主之权，根资料显示，最低购价约为二三十元，最高购价常有六七十元，至售价方面高者曾达200余元。
长期以来，中国的茶叶出口大都是茶叶从茶农手中卖到国外“须经过十几道转折”的过程，以致洋商及中介栈商等无不从中操纵渔利。因此，茶农获得的茶叶效益可谓是少得可怜。针对这一宿弊，徽州茶业在近代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大举措是：积极在流通领域克服和消除封建陈规，成立诸如运销合作一类经营整理机制。1932年，吴觉农在兼任祁门茶场场长期间，开始试办茶叶运销合作社，并且取得了很大成功。当时的祁门茶商是十有九亏，而唯独该社“有15%的盈余”，因而在1933-1934年，祁门的茶业合作社进一步发展了起来。1936年，这种运销合作由茶户甚至扩展到了省际之间。是年4月，安徽和江西两省政府，不顾上海茶叶栈商的激烈反对，为减少和取消红茶运销的中间剥削，两省联合成立了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由省方直接贷款，直接运输及销售，从而打破了几百年来茶业中间栈商的垄断，并且建立了抗战前自运自销的基础[8]。
另外，在抗战爆发前，鉴于中国茶业面临的困境，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和安徽省当局，都曾在安徽设立若干农事机构，主要职责是从事茶业改良，一些单位还在徽州设立了分支机构。1915年，北京政府农商部在祁门设立农商部安徽模范农场，进行茶叶研究和试验，虽然是经费不足，成绩微弱，直到1933年茶叶改良业务才相对稳定。但是，对于促进徽州的茶叶经济发展还是有着积极的意义和推动的作用。到了1934年9月，该机构又改组为祁门茶叶改良场，由全国经济委员会、实业部和安徽省政府合办。此后，祁门茶叶改良场扩充设备，添租茶园。当时，改良场占地有2304亩，其中茶园887亩。改良场还购置机器，对茶树育种、栽培和茶叶焙制等进行研究和试验，以期改进和提升。同时，还积极开展业务推广工作，如合作活动、经济制茶、技术培训等等。这些工作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茶叶改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抗战时期的茶叶损失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相继沦陷，外销茶运输受阻，致使茶叶滞销，徽州各地均受到了抗战的影响，虽然是间接的遭遇了损失，然茶叶的损失也是相当惨重。
由于战争爆发后的海运受到很大影响，徽州出口茶叶的货款不能及时回笼，直接影响了茶叶的生产和出口，也影响了茶业经济的发展。加之茶叶销路不畅，茶农弃茶种粮，茶园大片荒芜等原因，茶农茶商都困难重重。如1941年，徽州“屯绿”茶叶出口的货款没能及时支付给茶叶生产企业，因此“出口茶叶运销更感艰难。”1941年，出口茶叶的款项延迟至1942年4月支付，部分货款用于生产企业还贷，另外，还有部分款项以生产企业“储金券”的形式存于银行，由此可见徽州茶商出口茶叶生产的资金链歼始出现断裂。
不仅如此，由于日本侵略亚洲各国的战争加剧，海运受阻，经营出口茶叶的主渠道中茶总公司要求1942年外销茶生产企业转为生产内销茶，严重阻碍了徽州出口茶叶的生产发展。此外，当时的制茶厂为避免敌机轰炸，保持“屯绿”茶叶的出口，当时，安徽省茶叶管理处要求所有制茶厂将所生产的出口装箱的绿茶，向
农村疏散隐蔽，每箱茶叶支付贰角(洋)疏散费用的补偿。但由于战事，不少制茶厂无法得到这笔补偿费，给茶叶生产厂家带来了直接经济损失.严重阻碍了徽州“屯绿”茶叶的出口。总之，战争的影响以及种种不利的因素，徽州“屯绿”的出口在这一时期逐渐走向低谷。与此同时，战争也给徽州各县茶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现举例如下：
屯溪茶叶损失：屯溪为皖南绿茶集散地，受抗战爆发的形势影响，更为空前热闹，以致有“小上海”的誉称。虽然战争带来了交通不便、银根紧缩，严重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特别是对屯溪（今黄山市屯溪区）的茶叶影响亦是颇大。因为屯溪为皖南绿茶集散地，因此，生产加工及转运的绿茶均被称为“屯绿”茶。抗日战争爆发后，“屯绿”茶外销逐年下降，茶叶经济一蹶不振。
据休宁茶叶同业公会统计：1939年，“屯绿”茶产量有12.21万余箱。到了1941年，“屯绿”茶生产因为受到抗战的多方面影响，“屯绿”茶产量只有3.77万余箱。当年，政府监察院第一巡察团休宁县（屯溪时为休宁县首镇）茶业同业公会所作的“茶业艰困乞赐设法补救以利农商电”亦能说明问题。电文中认为“茶业为皖南大宗土产而外销绿茶尤居多数，近数年来因抗日战争外因国际风云遂令风雨飘摇几至危绝境地，影响后方民生极深……”电文还将抗战前后的茶业生产、加工以及销售情况进行了分析。总之，茶农茶商联系至深，当前情势农商交困已达极端。电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茶叶生产和销售的困境以及战争给当地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
祁门茶叶损失：祁门红茶主要靠外销，当时一般销往西欧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英国为集散地。抗战时期的1938年，祁门制红茶4.86万余箱（每箱55斤），到1942年制红茶3971箱；1943年制红茶8818箱；1944年制红茶940箱，减少4万多箱，给茶农收入造成很大损失。若按每年减少4万箱计算，每箱茶叶55斤，按1942年每担均价222元计算，计损失488.4万元；1943年茶叶每担均价为228元，计损失501.6万元；1944年茶叶均价每担为1111元，计损失3444.2万元；1945年茶叶均价每担为3889元，计损失8555.8万元；合计间接农民损失1.299亿元[9]。1942至1945这4年，祁门县茶叶减幅很大，其主要原因是：祁门红茶主要靠外销，当时一般销往西欧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英国为集散地。据《祁门文史》第五期记载：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特别是上海、武汉等口岸城市沦陷以后，造成港口交通受阻，导致祁红茶叶外销困难，许多茶商茶叶销不出去，造成茶厂纷纷停产。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茶叶外销困难，产量大幅缩减。至1940年，祁门全县有茶号369家，到了1941年，只有68家茶号，而在1942年至1945年时期，祁门全县仅有2家茶号。与此同时，祁门茶叶合作社也由1940年的71个，减少至1945年1个。另外，还出现了茶区的茶叶老在茶树上等着采摘的囧境，甚至是发生了制好的茶叶却是无人收购的恶劣情形。可以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祁门茶叶间接地遭受了战争损害，而且是损失巨大。在这样恶劣的形势下，祁门红茶“茶园已大部荒芜，蔓草丛生，甚至有些地方茶树在长草遮掩下，已无法辨认，茶农生活大都困苦不堪，自无力加以整理，影响茶产甚巨[10]”。
歙县茶叶损失：抗战也造成歙县茶叶外销途径中断，从而导致歙县茶园大量荒芜，茶叶产量逐年下降。据新中国《歙县志》一书记载，1939至1940年，有中央贸易委员会货款并包
销茶叶，于是茶商茶庄纷起，歙县全县外销茶庄百余家。1939年，歙县毛茶产量117500市担，外销茶叶4.76万箱。1940年，歙县外销茶叶5万箱，主要销往苏联、德国、摩洛哥、美国、巴尔干、土耳其等国。由于受抗战影响，1941年，歙县全县茶庄仅有20至30家，外销不足2万担。到了1942年，歙县茶叶外销道路完全中断，已无人经销外销茶叶。据此，抗战期间，歙县仅茶叶外销方面造成外汇时价损失就达300余万元。由于茶农茶工和普通茶商受到严重的剥削和欺压，歙县茶叶生产日益衰落，销路阻滞，茶园荒芜。
据新版《歙县志》记载，1939至1940年有中央贸易委员会货款并包销茶叶，于是茶商纷起，全县外销茶庄百余家。1939年，全县外销4.76箱，1940年外销5万箱，主要销往苏联、德国、摩洛哥、美国、巴尔干、土耳其等国。由于受抗战影响，1941年本县茶庄仅有20至30家，外销不足2万担。1942年，歙县茶叶外销道路完全中断，已无人经销外销茶叶。据此，抗战期间，歙县单茶叶外销方面造成外汇时价损失就达300余万元。与此同时，抗战造成歙县茶叶外销途径中断，茶园大量荒芜，产量逐年下降，迨至解放前夕的1949年，全县累计荒芜茶园6.16万亩。以致当年仅产茶1200吨，茶农收入骤减，百姓生活水准跌入低谷[9]。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印度、锡兰和日本等国种茶业兴起，挤占了华茶的世界市场，加之当时的中国政府对茶农和茶商又课之重税，安徽的茶叶生产和销售逐渐开始衰退。由于省政府当局视茶叶为生财之源而倍加重视，在茶叶生产和运销方面采取了一些较为实际的措施：一是改进茶叶的栽培和培植技术，以扩大外销市场比较好的红茶生产；二是组织茶叶生产合作社，将分散在茶农手中的茶叶相对集中加工，以提高茶叶的质量；三是成立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以减少中间盘剥，增加茶农收益并促进茶叶生产。
事实上，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徽州乃至安徽茶业的发展。但是，就在徽州茶业寻找出路并努力奋进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而经过这场空前的浩劫，徽州和安徽全省茶业一样，不仅是急剧紧缩，而且是一派萧条景象。（未完待续）
【注释及参考文献】
[1]高翔；历史的启迪和教训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的重要论述[J].人民日报，2021年，第12-30页。
[2]姚邦藻主编；《徽州学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4-25页。
[3]邹怡；《明清以来的徽州茶叶与地方社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8页。
[4]安徽省徽州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徽州地区简志》，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第88页。
[5]《安徽歙县之茶叶》，《工商半月刊》，1935年，第7卷第12期，第51页。
[6]《屯溪经济概况》，《交通通信》，1934年,第5卷第1号，第36页。
[7]《皖屯溪茶叶出口统计》，《经济旬刊》，1934年,第3卷第4期。
[8]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628页。
[9]胡北；《抗战时期安徽茶叶损失》《党史纵览》2015年,第04期。
[10]狄超白；《中国经济年鉴：农业》香港：太平洋经济研究社，1947年，第41页。
来源：《徽茶》2022年12月刊，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万以学先生是安徽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文笔功底深厚又很喜爱茶叶。
他曾任黄山市常务副市长、安徽旅发委主任。2017年在外交部推荐安徽的活动上，润思担纲安徽名茶的推介，万以学先生在蓝厅现场见到王毅部长品尝过润思祁红，夸赞祁红为镶着金边的女王。此后凭借对祁红的了解和喜爱，写出了《还看镶着金边的女王》文章在江淮时报发表。
近日偶遇万主任，他做为旁观者对茶有不少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特别谈及此文仍感触颇多。故集成分享。
还看”镶着金边的女王”万以学
中国有三大产茶地，武夷山、天目山和黄山。而黄山茶叶最为丰富：黄山的东麓产黄山毛峰，北麓产太平猴魅，南麓产松萝屯绿，西麓则产祁红。而它们，都是国字号的名茶。
牯牛降是黄山的西向支脉。它从东逶迤而来，触角西抵皖赣交接处，直接探插进鄱阳湖，吸取着天精地露。
初夏，可能是皖南游赏最好的时候。站在牯牛降顶，极目远方，是满眼满眼的绿，看似色调单一，细分却极其丰富，变幻莫测。层次之多，超出想像。牯牛降主峰海拔1728米，是次于黄山莲花峰、天都峰的皖南第三高峰。这里群峦起伏，山多地少，水清地沃，清溪纵横。十万亩森林荫天蔽日，古木参天，密掩烟甍。雨量充沛，空气湿润，气候温和，光照条件一流，经常夜雨昼晴，云雾迷漫。是动植物生长天堂，号称是华东最大的生物宝库。行走在祁门到石台的山间弯道上，能让人混淆人间世和自然界，混淆远古和现实。这里脉状分射出的千山万壑，分层布列着中山、低山、丘陵、盆地和狭窄的河谷、平畈。土壤多为红褐色砾质黏壤土，土质肥厚，通气透水，非常适合良种茶叶生长。祁门小叶楮树种茶棵茁壮，叶片肥厚，茶汁丰富，香气馥郁，是制作上等茶叶的高品质原料基地。
牯牛降南麓是祁门县。祁门古属歙州，“邑山多而田少”，普遍植茗高下无遗土，居民业于茶者七八。自唐后，祁门便以茶叶种植之广，质地之优，茶商之多，贸易之盛而著称。祁门有阊江，一直是运输徽州茶叶和瓷土到景德镇和浮梁的主要水运通道。这条阊江，据说就是CHINA的译音来源。牯牛降西麓为东至县。东至县名，由东流、至德二县首字合成，亦取长江东流之义。北宋黄庭坚：沧江百折来，及此东流去。它还曾是彭泽县属地。陶渊明任彭泽县令时，在此留下菊邑、菊台、黄花驿、菊圃、菊江、陶公祠等众多遗迹传说。东至县除却菊花，茶自古为地方大宗特产。“山茗烹仍绿，池莲摘更繁”。梅尧臣曾在此干了三年县令，即自称为“采茶官”。牯牛降北坡则是石台县。石台过去叫石埭，县治曾数次迁徒，从黄山北麓的陵阳“几节跳”后迁移到牯牛降，土地风物受长江中下游影响大，全县土壤富含硒，为种植高品质的茶叶提供着保障。历史上一直也以茶叶为主要出产，《文献通考》记载，宋代全国名茶不过26种，石台(埭)即占2种。
历史上，祁门、东至、石台都以生产绿茶为主。祁红作为后起之秀，诞生至今不过百多年。祁门成为祁门红茶的制造中心后，东至、石台所产茶叶多被运去祁门用来制作红茶。所以整个牯牛降区域都属祁红产区，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祁红创制，一说祁门胡元龙，他于光绪二年即1876年从绿茶改制红茶成功。但传说里没有说明胡元龙的红茶制作技术是从哪里来的。二说黟县人余干臣于光绪元年罢官，从福建回来，在东至尧渡镇经营茶庄。他用从福建制作“闽红”的技术来试制祁门红茶。试制成功后，在祁门西乡历口、闪里等地成立了生产基地，专制红茶。胡元龙、余干臣二人创制祁门红茶时间大体一致。我猜测，考虑洋人喝的红茶最早产自福建，更大的可能是余干臣引进技术，由胡元龙在祁门付诸实施制作成功，然后在祁门遍地开花的。这是一种精明的“前店后坊”商业考虑：生产基地主要放在祁门，茶庄则在长江边的尧渡镇，一举把产地、品种、制作、销售、市场诸因素统统整合进来，并开辟了直通武汉、上海的新商路。后来贵池茶厂茶叶种植基地，也有一块在祁门境内。祁门红茶诞生后，很快以香高、形美、味醇、色艳的品质刷新了人们的口目感觉，在国际上搏得了至高无上的声誉，与印度大吉岭红茶、斯里兰卡乌伐茶并称为世界三大高香名茶。
毫无疑问，祁门红茶的产生，与国门打开紧密相关，与洋人的采购要求紧密相关。祁门红茶的高品质，不仅体现在茶叶产区，更体现在制茶工艺上，这与传统绿茶有很大不同，也与其他红茶生产有区别。绿茶由于单位体量大，保管难，市场销售要求高，客观上限制了它的受众人群，除区域内部消费外，基本属于贵族用品。而红茶是发酵茶，宜保管耐储存，长途运输成本低，更为重要的是工艺上的差别，符合西方人现代商业要求。如中国茶人对茶鲜叶要求非常苛刻，同一座山，甚至同一片茶园，由于采摘时辰不同，或者采摘期间下了一场雨，在茶叶质量评价和鲜叶价格定价上也会有差别。这种差别在绿茶的后期制作中难以通过技术弥补。但祁红制作工艺就很有趣，比如“拼配”是祁红生产的核心工艺，它要求把各种成色的茶，通过一定的方法拼配在一起。实质上强调的是“工夫”，即把人的劳动技艺看得最高。这给复制加工、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甚至通过现代代的、机械化的工厂方法来组织生产，满足市场需求提供了可能。而绿茶因为自身的特点，则在西方一直没有真正形成市场。
中国人对那场改变民族命运的鸦片战争刻骨铭心。引发战争的重要因子的茶叶，在那场战争后不久，就被英国人引种到印度，并让茶真正成为了一个巨大的产业。他们还借助工业化和战争的力量，给世界再输出了茶文化。中国茶在印度茶崛起后，就衰微了。更准确地说，在印度红茶崛起后，包括祁红在内的中国红茶就衰微了。印度茶以其规模效益与对国际市场的深度把握，对中国红茶的小作坊生产方式进行了碾压。纯手工制作的红茶只能是小众评品，完全满足不了、适应不了大市场的需求。所以祁红尽管名声很大，也改变不了许多许多小作坊的生存艰难，挽救不了整个祁红产业最终走向衰败、没落和凋零。现在中国茶叶宣传片，还在偏爱小农生产情调，喜欢用人工采茶和炒制镜头作市场卖点，只能说明我们在机械和市场面前，缺少想像力。
祁红的现代化之旅是在新中国开始的。解放后，国家分别在祁门与贵池两地建设了制作红茶的专门工厂。机械化生产即保证了产品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要求，满足市场需求，更通过现代的工艺管理技术，保证了产品品质，它比手工生产的品质更稳定。祁门茶厂和贵池茶厂这对孪生兄弟，是新中国对外赚取紧缺外汇的国宝。祁红被确定为国家二类物资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产品主要供出口。有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就是许多祁红茶人，为制作祁红工作了一辈子，自己还没养成喝红茶的习惯。极端时候，工厂医务室会将祁红当作医疗处方开出，抵扣工资，或帮助职工治病和保健。长期以来祁红作为高香、高贵、高品质的国礼，主要客户就是外国人，因为要用祁红换取宝贵的外汇。这也导致“你们祁红，世界有名”，但在国内市场上却很难看到。在进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各茶厂放开经营权后，由于一切从零开始，对外销售渠道基本没有，国内市场基本空白，加上令人无所适从的“绿改红”和“红改绿”的风尚摇摆，使得大多国企茶厂关门倒闭。近二十年来才开始进行新的建构，开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化长征再出发。但这一新长征还刚出发，远看不到头。祁门茶厂几经周折之后，现在变成了祥源茶叶有限公司，贵池茶厂则变身成了国润茶叶有限公司。此外，应对社会变化需要，市场又摧生了一大批新的生产祁红的茶叶公司。
如今从建筑实体形态上看，建国初期的所有老茶厂几乎都消失了。祁门红茶的双胞胎兄弟工厂，祁门茶厂被拆了新建，只有继承了贵池茶厂血脉的润思茶叶有限公司把老厂房完整保留了下来。2017年，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建筑学会联合公布了一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贵池祁门红茶老厂作为中国茶界唯一赫然在列。以此纪念中国茶向现代化迈进的这一伟大进程。
润思人对此挺骄傲，因为这也证明公司生产祁门红茶“血统纯正”和历史悠久。这座建于1950年属于农产品加工性质的制茶工厂，坐落在贵池城区的西北方向，毗邻长江上的池口码头。它布局开阔、齐整，外观设计简洁大方，较多采用新技术、新结构、新材料，实用功能突出。具有明显的新中国建立初期时苏式老厂房设计味道。其制茶车间占地面积最大，由六个一面坡屋顶和垂直的玻璃墙并联组成，外观呈现出锯状齿。室内采用大跨度设计，以12根中空水泥柱为支撑，实为排水管道。因长期使用，棕红色的屋顶灰、电扇、灯绳、白炽灯，与不同时代的标识，如标语“安全为革命、革命促安全”的字样，很自然地构成一幅和谐的画图。
润思茶叶董事长殷天霁介绍说，室内机械设备是六十年代初工厂自主设计、自己建造并组装的，是当时国内最传统也是最先进的木质红茶联装生产流水线。即使在后来的商业化大潮中，过去老国企在机器保养、厂房保洁清理等一些好的管理习惯仍然保留了下来，延长了老厂房、老设备的寿命。这整套木质联装生产线还在使用，是今天润思公司能够保持老工艺和老品牌传统的物质基础。每年新茶鲜叶下来，在木质屋顶下，随着皮带轮带动传送架的缓缓运转，斑驳的铁皮机器轰鸣着，如同精神犹在的老骥，散发着久远的声音。整个车间散发出青叶特有的青涩味和茶叶发酵及成品茶的混合味道。距离锯齿形厂房毗邻的为工厂仓库，那里俗称“老木仓”，建于1952年，特色是每一间库房均由大兴安岭红松板材构筑，地面为木板铺就，壁板也为木板环绕。装在麻袋中的成品茶，码成堆，似乎在这里进行最后的润色，准确地说后熟陈化，使茶更“润”。因为红松本身就具有香味，几十年下来又沉淀了祁红特殊香味，使得整个仓库都弥漫着无处不有的浓郁的馨香。其室内长廊居中，顶部设亮瓦自然采光，尽头设计的茶师鉴定茶叶成色的工作台，也是采用自然光，据说这样分辨出来的茶叶成色才会精准。
在国润公司的老办公楼里，三联生活周刊的专栏作家刘姝滢博士要了几间房，并自已重新设计装潢，改做了自己的办公室和“小蓬莱”茶室。在她的”小蓬莱“茶室里，她冲泡了几种红茶让我们品尝、比较。她说她一眼看到这老茶厂后，就挪不开脚了，便“携夫别子”，在茶厂边上租了房子居住，并每天到厂里“上班“，至今已一年多时间。今年疫情期间，她大年初四就离开北京来到池州，一头扎在工厂资料室里。工厂资料极其丰富，特别从建厂到企业改制期间的资料，保存相当完整，是个无价之宝。她每天在这里都呆到半夜，阅读梳理大量的有关祁红的原始文书资料，并已撰写出第一批文章。她在武夷山还有几间工作室，但因为在池州忙得没时间去，搞的那边人对她已有意见了。说到茶厂、池州和安徽，说到祁红的历史与现状，说到祁红泰斗闵宣文，她很激动。说着说着，情绪就上来了，不知觉已是梨花带雨，转瞬竟然涕泗滂沱。说着说着，她外表的坚硬冷漠消融了，露出女人“霸家”的心态来。开始她还“你们、你们”的说，说着说着就变成我们祁红、我们池州、我们安徽、我们厂了。让人感觉她真的投入了精力与情感，已深度融入到这老茶厂里了。风平雨霁后，她轻轻地说这祁红真的好，真不能丢了。她说她在“小蓬莱”，每天都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僧道俗界朋友，竭力向他们宣传鼓吹祁红。她坚信，祁红会走出池州、走出安徽。现在喝祁红已不仅仅为解渴，它已经变成了一种优雅的文化品味。我附和道，祁门红茶的文化发展方向，似乎应当成为新时代茶厂前进的动力和坐标。
祁红在我的唇齿间慢慢濡动、回转。与其他红茶相比，祁红具有极其鲜明的特色，清香似兰，入口醇和，汤色红艳而透明，叶底乌润齐整，回味隽永，许久香味不减。名符其实为世界三大高香茶之首。但客观地看，这种茶香已不为众多茶人所熟悉了。在国内，我曾做过实验，在飞机上或在宾馆里，试着点祁门红茶，却很少能点到，甚至服务员或茶师还不知道有祁门红茶这一款。在国外，绝大多数人喝的都是红茶。这个饮茶习惯的培养，最大的贡献者是英国人。有一次我们到英国德比郡，郡长热情接待，专门安排在一个古老庄园喝下午茶。茶室由庄园原来的马厩改造，而茶具则是英国上好的品牌骨瓷。我很仔细地查看了茶单，主要是印度、斯里兰卡红茶，甚至有肯尼亚的红茶，只有一款取名为翡翠夫人、却没注明产地的中国绿茶。英国下午茶花里胡哨，价钱超高，法国红酒20镑，但茶35英镑到45英镑不等，且只配上一些烤饼、饼干和面包屑之类，还有许多知名和不知名的香料或佐料。我问有无祁门红茶，侍者却是一脸茫然，让我问不下去。祁门红茶作为高端产品出口英国由来已久。但出口渠道长期由国内大茶企垄断，到英国后，进口渠道则为英国大茶企垄断，都刻意隐匿了产地企业。进入宫廷的茶，似乎还要进行再加工，程序更繁琐，原产地特征更被有意识消弥了。当代普通英国民众对红茶的认识，基本就是印度和斯里兰卡红茶，而这些红茶的生产和经营商，则多是英国本籍人。
回到牯牛降。天风浩荡，顺着林梢，一层一层，一山一山，次第吹拂，周而复旋，那一抹抹深深浅浅的绿波，鼓荡着生命的蓬勃的绿，折叠幻化成万千画图，让人胸臆全开，继而让人心醉心碎。
我联想起冲泡祁门红茶时的那圈明亮的、金黄色的涟漪。那年省上在外交部搞“锦绣安徽”推广活动，我们单位负责茶艺展示。考虑宣传效果，我给祁门红茶取了“镶着金边的女王”，黄山毛峰取了“黄山上的精灵”，六安瓜片取了“深山来的隐士”，太平猴魁取了“绿茶王子”等绰号。其中“镶着金边的女王”，因为得到外交部长的大会推荐，一时变成热词。但要真正实现“女王”的登基兑变，实现物质利益和非物质文化兼得一身的内涵与精髓，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事业梦想，顺利实施两者之间的自由转换，还需要付出无数的艰苦努力。
一切都是干出来的。当下，茶叶市场形势异常复杂，茶企之间，包括红茶和绿茶、红茶和红茶，相互竞争激烈，甚至整个茶叶行业也面临着与其他饮料的竞争。要加速培育喜爱祁红的人口，扩大祁红的市场占有，所有祁红企业的联合可能更是当务之急。意大利那么多红酒，但消费者没有几人记得其具体品牌，市场上认得意大利红酒，就足矣。商业模式不需要千篇一律。(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