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倚邦和易武的普洱茶发展如火如荼之时，勐海，这个如今的普洱茶第一县，还只是当地土司的私人领地，不允许外人轻易进出，连一家号级茶庄也没有。
然而，短短四十年间，云南豪强，四大商帮接连入驻，勐海体量迅速超越易武，甚至引来了中央财阀的关注与投资，这一切是怎么办到的？
今天这篇文章，陆离来和大家聊聊，勐海的崛起史。
从贵族领地到运输重镇
18世纪中期，云南普洱府成立，但清朝大力推进的改土归流政策，却在更加偏远的澜沧江西岸受到层层阻力，因此茶叶资源丰富的勐海，也就仍处于车里宣慰司的地方贵族掌控氛围内，那时汉人想在勐海经商难如登天。
直到1910年，来自石屏的汉商张棠阶，娶了缅甸大土司的一个女儿，勐海和勐遮的小土司不敢刁难，他才成功创办了勐海第一家茶庄——恒春茶庄。
1913年，民国建立不久，云南省督府就在景洪（时称车里）设立普思沿边行政总局，管辖西双版纳州全境，总局长则是柯树勋，他此前常年带兵驻扎在云南边境，防范英国操控下的缅甸。
这位在战场上杀伐果断的军人，在改土归流上却表现出了十足的耐心。在清末民初的政权过渡时期，大权在握的柯树勋，没有直接对车里宣慰司贵族下刀，而是采用协商，疏导，团结，适当保留权益的方式，使地方政权平稳交接。
政局稳定后，柯树勋采用两手抓的管理理念，一方面继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削弱贵族权利，另一方面则活用地方丰富的茶叶资源，派人平整古驿道，设立驿站，改善地方交通，派军队清剿麻匪，为客商创造了有利条件，大力发展经济。
这里最重要的是交通的改善，早在茶马古道时期，云南的茶叶就通过一条条隐藏在山间的蜿蜒小路，运往省外的西藏，四川，乃至印度，尼泊尔等地区。
其中茶叶进藏的道路最为凶险，藏区需要用牦牛运输，要不断装卸，又经常是风雪雨交加的天气，茶叶在骡马、牦牛背上互相磕碰，路途狭窄时又要与山崖磕碰，牦牛也不易驯服，前进时经常一字横排，横冲直撞。因此，北线普洱茶进藏清代不到3000担，民国初期则为3000～4000担之间。
其中每一担茶就需要一匹骡马还不算驮运后勤用品的驮马，而这些货物经过大约4个月的行程，才能到达拉萨或后藏，运力消耗巨大，很多时候都超越了茶叶本身的价值。
直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思茅行政总局的大修交通，英国人，也在殖民地缅甸修建公路和铁路，苦运输已久的马帮茶商们，迅速发掘出了一条新茶路，这条路经缅甸和印度进入西藏，路程长达1000公里，但却是马帮、货车、火轮、火车的接力运输，一个月内就能将勐海的茶叶运进拉萨。
1926年，普思沿边行政总局撤销，次年县级行政区设立，西双版纳地区，被划分为车里（景洪）、佛海（勐海）和南峤三个县城，自此，西双版纳的政治体制就和其他地区达成统一，地方政局大大稳定，数百年的地方割据和贵族统治成为历史，各民族可以自由进出这三地。
对于茶商来说，勐海本就是一块茶叶宝地，奈何之前一直在封建领主的统治下，新政体下经商环境相对稳定，交通大大改善，一时间，云南大商巨贾群集，勐海的崛起史即将拉开序幕。
群星汇聚的勐海
早在1923年，缅甸公路通车后，眼光敏锐的腾冲董家就决定在勐海兴建茶庄，董家早年靠石璜和大烟起家，手腕强硬，资金雄厚，也是当时顶级商号洪盛祥的东家，新成立的茶庄就挂靠在洪盛祥下，名为洪记茶庄。
基于总号的战略布局和资金优势，洪记茶庄成立时就已经是勐海规模最大的茶庄，一开始是两盘灶生产同时制作茶叶，后来直接增加到六盘灶同时生产，主产蘑菇紧茶，销往西藏地区，鼎盛时期年产量高达四五千担，还在印度加尔各答，缅甸景栋和仰光等地设了分号或办事处。
洪记茶庄之下，可以兴茶庄紧随而后。1925年，来自玉溪的周丕儒（后世尊称周文卿）在十多年的贩茶基础上创立“可以兴”商号，投产第一年就卖出了数百担茶叶，后续的发展也一直不错。
这里值得称颂的是“可以兴”创始人周文卿，他为人仗义，多年来结识了各界人士，曾被推举为佛海商会主席，他心怀天下，曾多次介入调解当地政府和广西籍叛军的矛盾。
后来，周文卿看到很多小茶庄被大商号挤压生存空间，就和李拂一合作创办了“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把众多小茶庄联合起来，帮助他们把紧茶卖到了印度的葛伦堡地区，使其摆脱了洪记等大茶号的剥削。
周文卿也是当地知名的大善人，他晚年拿出自己多年积蓄，兴办学校，建立图书馆和医院，投资组建了地区银行和电业公司，大大改善了边境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样一位茶人，值得我们铭记。
说回勐海发展这边，1928年，鹤庆帮龙头张静波也在勐海创办恒盛公茶庄，并斥巨资挖来思茅的老师傅到自家茶庄制茶。自此，石屏帮、玉溪帮、腾冲帮、鹤庆帮这云南四大商帮齐聚勐海。
此后十年，不断有大小茶商进驻佛海，设立茶庄，小规模的马帮行旅更是不计其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佛海的茶庄规模已达20余家，与易武一西一东，成为两大茶叶重镇。
已成气候的勐海，丰厚的茶叶利润，也引动了外界资本的涌入，1938年，云南陆氏财团在南糯山创立云南第一家现代化茶厂；次年民国最大财阀孔宋家族，通过南京政府财政部的中茶公司，投资创办佛海实验茶厂，自此，民间商帮，地方豪强，中央财阀三方势力汇聚勐海。
1942年，飞速发展的佛海，在体量规模上正式超越易武，成为云南省最大的茶叶制作和加工出口中心，究其原因，离不开佛海的天时、地利、人和。
车里、佛海和南峤这三个地区，分布着云南省面积最辽阔的茶园之一，直到建国前，仍留有近10万亩的茶树规模，这为佛海崛起提供了物质基础。
英国人在缅甸兴修的大量铁路和公路，使邻近边境的勐海茶叶出口非常便捷，不管是运往东南亚，还是运往西藏，路程都大大缩短。
国家资本的入局，有一大原因就是为了换取外汇，支持抗日战争，而这些销往东南亚和西藏等传统消费地区的茶叶，在当时都能换取大量外汇。
优质的茶叶原料，广阔的消费市场，便捷的公铁运输，稳定的政治格局，天时地利人和齐聚下的勐海，成为了普洱茶界最闪耀的一颗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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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茶山大雾)
云南茶叶发酵的历史并不止于1930年代，甚至可以推导于更早，只不过历史记录都是只鳞半爪。或者是历史上的人对于分类、工艺并不是今天如此泾渭分明，非左必右，只是想方设法做“熟”而已，做得适口而已。
为了找寻历史的线索，我反复去拜访南天公司的周勇先生，周勇先生言及周琮先生60年代就带人去泰国北部学“发茶”。为什么泰北一带会“发茶”，这本身是个疑问。
清末至于民国，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一带华人劳工很多，经商的华侨也很多，其中以潮州人及云南人为主，泰国人称潮州人为“昆其”，称云南人为“昆或”，“或”，意即云南人比较野蛮。
通海帮敬昌号的后人马子商老人曾经口述回忆：
“大的圆茶从泰国销香港和广东，小的沱茶是由缅甸运到印度再转进香港... ... 勐海的紧茶就是运到缅甸景栋，用汽车拉到缅甸的一个地方，东枝下去，装上火车在拉到仰光装船，运到印度的加尔各答。有加尔各答就转用汽车还是说明运进西藏。”
再言：
“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广东人，特别苦得起，去到泰国那些地方，致富的就比较多，主要还是勤快，能吃苦。在整个东南亚，华侨的情况基本都这样。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华人都比较富有。在泰国，我们去的时候，真正的泰国人，没有听说哪家很富裕成为资本家的。”(录自云南人民出版社李旭著《茶马古道上的传奇家族》)
时至今日，云南商帮仍有大量子弟遗留泰、缅、老地区，比如上世纪30年代在泰北开设分号的倚帮鸿泰昌茶庄，至今，通海帮的敬昌号分号也有大量子弟因时局变化而移居泰北。
种种情况说明，最初在泰国金三角一带做茶的，仍然是以云南人为主体，把“潮水”的工艺带入泰北也属正常。
60年代初期，内地大跃进之后，紧接着就是“三年灾害”，导致茶叶输港困难，周琮在60年代去泰国做茶，其实就是发水茶，当时的泰北比较复杂，临近金三角区域，治安秩序混乱。
之前曾有文章传言卢姓茶商是熟茶发明人，带周琮去泰国发茶。周勇先生说，完全是胡说八道。据周勇先生回忆，卢茶商是一个香港老茶庄的低级职员，既不可能掌握技术，也不可能有资金去做茶。
当时在香港卖茶，不像今天的大陆市场。香港人喝熟茶，不喝生茶，所以，大量进口的都是熟茶为主，生茶为辅，熟茶的生产周期比之生茶更长，并且要几十年形成相对统一的口感，既需要技术，更需要资金，不是一般的小茶商能承受。
而周琮是张其夫在香港的玉石唯一的代理商，有资金也有关系，才可能打通香港到泰北(金三角)一带的交通。今人未必知道张其夫先生到底是谁，然而，在当时，这是个名震寰宇的一号人物，张其夫先生另有一个名号：“坤沙”。大概是因为周琮先生父亲的关系，张其夫与周琮结为了“拜把子”兄弟，有此关系，周琮自然能带人自由出入金三角区域。
周琮之父周禾书，腾冲人，是著名的缅甸侨领，交游广阔，比如时任民国总理的李根源、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等人，皆为其友人。当时的腾冲帮也是加工贩运普洱茶的主力，比如鼎盛一时的永茂和、洪盛祥、茂恒等大商号。
周琮先生在40年代去香港与表哥伍集成打天下， 伍集成先生是1940年代云南最大的商号“茂恒”的部门经理，茂恒的其中一个业务就是茶叶加工，也是当时最大的茶叶加工商。伍集成先生自身就是一个传奇，其父辈经商，几次创业几次破产，一度与其父被债主告到法庭，拘押于缅甸监狱，经其弟廉价售卖缅甸的产业筹款才得以解救，后经引荐进入腾冲帮的茂恒工作，其后在香港经商成功，乃成为一代巨商，曾经被评为香港首富。
周琮先生既是伍先生的表弟，同时也是其香港开疆拓土最重要的助手。据周勇先生的回忆，伍氏带去的资金约有500万之巨，与当时的汇丰银行相等。这其中的资金大部分其实都是云南各大商家的资金，当时云南的大商家的不仅仅是做茶，也做生丝、大烟、银等等，基本上云南的四大商帮， 腾冲帮、玉溪帮、鹤庆帮、喜洲帮，都涉足茶。云南人会做茶，这是氛围使然，也是资源使然。
编者注：吴疆，作家，茶文化学者。写作《普洱茶营销》、《普洱茶营销--七子饼鉴茶实录》、《吴疆说普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