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周重林2月14日在彩赋茶院第一期名师线上课堂的整理稿件，主题为：“茶会的教育功能”，字数约8800字，欢迎收藏阅读。
茶 会 的 六 大 类 型
复 兴 沙 龙
有 温 度 的 会 面
来源：茶业复兴
1、浅谈发酵食品
2、茶的最初形态是什么样呢?
3、茶的功能性与传播
4、茶的杀菌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5、茶的补充膳食纤维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6、咖啡碱的刺激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7、茶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关系
8、普洱茶与当代人肠道菌群养护
9、普洱茶保健的部分机理浅谈
人类文明的兴起伴随着非常多的材料和技术。
茶是东亚祖先驯化出来的重要物产，它联合了中原和草原，汉地与藏地，通过茶马古道将中国文化带向世界。
发酵则是全世界文明发展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技术，是文明的催化剂，帮助人类提高了生存优势。
1、浅谈发酵食品
所谓发酵食品就是人类利用微生物将食材进行再加工获得的食品。
一本书名为《食品微生物学》的教科书，其中前言说，在7000年前，已有人类在采食菌菇。
我觉得野生菌不能算作发酵食品，而且人类最早食用野生菌的时间应该远早于符号记载。
但发酵食品和野生菌还是有很多相同点的。
一些小麦粉，给它加点水，揉成个面团，放碗里忘了。不久之后一些真菌就会发生，这些真菌会把面粉里很多营养物质的微观结构改变。微生物不但改变了面团的物理结构，也增加了面团的风味。古巴比伦人把这个发酸的面团拿去烘烤，就做成了类似今天的面包。这个事件可能诞生在6000年前的一次偶然。
发酵现象更多时候与食物储存有关。
今天的城市人对于食物发酵与储存没有像古人那样的重视，这是因为今天不但有冰箱，还有超市，让我们每天都有新鲜的肉类和蔬菜可以食用。
虽然古人在某些特定时间和区域也有类似今天冰箱的设备，但却没有现代化农牧产品供应体系。如果不做好食物储备，是没法儿生存的。
食物储备，与发酵相辅相成。
比如葡萄没有办法长期储存，做成葡萄干就可以多存一阵子，要是做成葡萄酒就可以存十几年到上百年。新鲜的肉类也没办法储存，古人会在肉里添加一些盐，做成腊肉，火腿一类的发酵食物。
为什么要放盐?因为如果不放盐，微生物的生长不受控，很快肉会完全腐烂，全部营养都被微生物消耗殆尽。放盐会使微生物的生长受到控制。所以想做出好吃的火腿就要掌握一个度，让微生物产生对人类有用的变化，而又不至于消耗掉过多的营养。
葡萄酒也是一样。葡萄里面有糖，但要是只有糖的话，微生物就会疯长。所以酿造葡萄酒还需要关注葡萄皮中的单宁，糖是微生物的养料，而单宁会把微生物控制在合理范围。
除了利用成分控制微生物，也可以利用环境控制微生物。
因纽特人的传统美食腌海雀，整个制作过程不用加盐，捕获的海雀也不去毛不去内脏，完整地塞进一只新鲜的去掉内脏的海豹皮囊中。然后把海豹挤除空气封好口，埋在石窖里发酵半年左右，就可以直接吃了。在北极圈内，寒冷的气候让微生物难以爆发，有一个外壳的保护足够了。
发酵技术的本质，一方面是给微生物提供营养，另一方面是给微生物一定控制。
不同的自然环境与不同的文化传统，会产生不同的发酵技术。
在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当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人对发酵已经利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各种谷物各种肉类都可以变着花样发酵。
这时的发酵已经不再仅仅是为了储存食物，更是为了追求美味了。
对于游牧世界来说，牛羊奶十分重要。没有办法长期储存的新鲜牛羊奶，就可以通过发酵变成可储存的食物。世界上任何一个对牛奶有强需求的民族，都会产生出各自制作奶酪的方法。而雪域高原的藏民不单会做奶酪，还会先把牛奶当中的酥油提出来。酥油大概可以存一年左右，存放一段时间的酥油内质会被微生物部分改变，更利于消化，也属于一种冷门的发酵食品。
近年出版的一本讲发酵食品的书《不生不熟》，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人类在学会用火之前，就学会了发酵。
作者给出的理由是差不多19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直立人的臼齿就开始变小，这说明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吃的食物变得好咀嚼了。但人类学会用火的时间是大概50万年前。
什么让食物变软的呢?发酵。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路途中，发酵早已深度参与。
但人与微生物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
17世纪，在显微镜发明之后，人们直接看到了微生物。到了19世纪，科学家又提出了“病菌”这种概念，由于片面的认识和宣传，当时的人们把微生物视为病源，尽力躲开。
这是胡适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片段，当时知识分子的观念可见一斑：
“你要记得下面几件事: (1)不要买摊头上的食物，微生物可怕。(2)不要喝生水冷水，微生物可怕。……”
发酵食品也在潮流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波及。无菌食品成为了一种风尚。
远离微生物不是人体需要的生存方式，导致了今天人类的很多健康问题。
所幸，随着人体微生物组研究的大量实质性进展，越来越多的报道也在传播微生物的正面价值，发酵食品迎来了一个全新时代。
2、茶的最初形态是什么样呢?
茶叶作为一种被人类驯化的重要植物，深度参与了人类文明进程。是目前世界上流布范围最广的饮料。
对茶叶的最初利用，公认始于中国。我们熟悉的陆羽《茶经》中就有这样的文字：“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
早期汉字中没有“茶”字，“荼”就被拿来暂代茶用。大学问家顾炎武在《日知录》说：“‘荼’字自中唐始变作‘茶’。”
“荼”的本字义是一种多余的草，应该除掉的苦草。用这个字来指代茶，可以想象汉文化早期对待茶的态度。
而“茶”这个文字要等到陆羽的时代之后才开始被广泛传播和确立，文字形成共识的同时也说明“茶”正式融入了的汉文化生活。
茶来自何方?
继续看《日知录》，顾炎武在大段的史料推导后，从字缝中读出结论：“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
以下为引文：
《日知录校注》(清)顾炎武 著，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18
秦国占领蜀地发生在战国期间。秦人取蜀意义很大，比如李冰父子被秦王派去蜀地，之后修都江堰等等故事。秦人取蜀的底层价值在于古华夏文明与古蜀文明的交融，二者共同塑造了后来的中华文明。
蜀地在中原的南方，茶来自南方。正所谓“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除了文字学，还有语言学上的证据。
北京大学汪峰教授在文章《语义演变、语言接触与词汇传播——*la“茶”的起源与传播》中推导出，“茶”的最早源头就是彝缅语的*la，最可能的来源是在云南广为分布、且与傣语有接触的彝语支语言。
说得简单粗暴点：汉族语言中的“茶”，借自西南的彝语支民族。
还有一则材料。
五代·毛文锡《茶谱》:“泸州之茶树獠，常携瓢置，穴其侧。每登树采摘芽茶，必含于口，待其展，然后置于瓢中，旋塞其窍。归必置于暖处。其味极佳。又有粗者，其味辛而性熟。彼人云：饮之疗风。通呼为泸茶。”
泸州就是今天四川的泸州，这里的泸茶显然是一种发酵茶，与中原茶饮迥然不同。在汉语文献记载中，几乎为孤例。
这种不用火，单用发酵做出来的茶，在今天也有。比如德昂族就有一种酸茶做法，将新鲜的茶叶用芭蕉叶包裹，放入土坑内埋几天至几十天后取出，将茶叶放在阳光下揉搓，晾晒几天，然后又用芭蕉叶包裹放入深坑，再埋几天到几十天，最后取出晒干即成。
类似的东西在布朗族、景颇族中也有，不同地区对于酸茶发酵的时间掌握不同。从地理分布上说，在泰国、缅甸、老挝，甚至日本也有原理类似的存在。
联系起上个小节所谈的内容，人类对于发酵的利用要早于对火的利用，掌握发酵比掌握用火要容易。在此基础上，可以想象：酸茶(发酵茶)的出现，早于绿茶等(一切加工过程中需要用到火的茶)。
酸茶(腌茶)一般是当菜吃或者当小零食吃，跟现代汉地对茶的使用方式区别很大。
今天泰国缅甸地区做的酸茶Maing，可以拌着盐、糖浆、花生、炸猪皮等等一起吃。
东南亚酸茶Maing的发音非常接近“茗”，这或许不是偶然，“茗”字本身也暗含着品饮方式。早期汉语中的茗，常常以“茗粥”形式出现，比如王维《赠吴官》：“长安客舍热如煮，无个茗糜难御暑。”苏轼《绝句》：“偶为老僧煎茗粥，自携脩綆汲清泉。”
《茶经》中也有摘记：“郭弘农云：早取为荼，晚取为茗”。
早采的嫩茶，芽茶用来做“荼”，“荼”就是煮水喝的叶子，这种喝法，后来就变成今天的“茶”。晚采的粗叶，则用来做“茗”，做Maing(腌茶)这样的东西，用来做菜做粥。
在今天，日本的酸茶Awabancha(阿波番茶，在中国也叫阿波晚茶)就主要被用来做茶粥。Bancha有粗茶和晚茶的意思，意味着鲜叶采摘时间比较晚。(参考《茶叶微生物产品学》黄友谊 编著)
酸茶工艺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也有细微的差别。
人们使用火的成本逐渐降低后，有些酸茶的制作也开始加入火，先杀青后腌制出来的酸茶，叶形保留会更完整。
茶的这种用法也符合人类对于植物驯化的原始需求：满足食用。
这样的茶叶，在以烧烤为主食的民族中，对肠道健康的保护非常有意义。它的原理我们在本文最后一个章节讨论。
说到这里，茶叶的最早期形态开始有点模样了。
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直接通过鲜叶干燥得到的白茶形态会不会更早?白茶确实有可能更早的零星出现。但是习惯性食用茶叶的话，白茶作为食用的利用率会比发酵茶低很多，这一点之后的篇章谈到发酵原理时会再做解释。
3、茶的功能性与传播
我们盘点一下茶的功能：
第一，它能够降低大量食用烧烤的燥热。
第二，它能够让人在炎热的环境下保持一份头脑的清醒。
第三，它是一种蔬菜，作为膳食纤维的补充。
第四，通过咀嚼茶叶，可以利用酚类的杀菌作用杀死口腔和肠胃里的有害细菌。
第五，解油腻。
还可以继续补充第六第七等等……这里暂不延展。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茶的用途越多，它就越容易与其它地区其它文化形态的发生嵌合。
4、茶的杀菌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比如杀菌作用，在麦克法兰《绿色黄金》中提到“采食茶叶的猴子往往体格健康，生存能力强”，按照这种说法，茶叶在猴子文化中已经发挥作用，与猴子建立共生了。人类利用茶叶，开始也许是出于对猴子的模仿。这个观点有待更详尽的研究，但可以利用茶叶控制有害菌这一点，在今天也很有参考意义。
英国正是由于饮茶习惯的普及，间接解决了饮用水安全问题，从此人口素质提升，经济逐渐发达，成为一代帝国。
对于有意改善贫困的慈善组织来说，推广茶文化是个不错的选择。(本章叙述不再展开，相关案例可以参考《绿色黄金》)
5、茶的补充膳食纤维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
“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
“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
——藏地谚语
茶叶能够补充膳食纤维，这一特点对缺乏蔬菜的牧区，尤其是雪域高原有重大意义。
清代檀萃在《滇海虞衡志》中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也有民间传说，藏区的茶叶是文成公主带去的。从汉语文献记载看，西藏从唐代初期(公元七世纪)开始用茶。
但从藏地自身出发，用茶时间其实更早。如果认为茶叶是伴随佛教传入的，在公元三世纪(按不同谱系也有说四世纪到五世纪)，吐蕃赞普拉托托日就有好佛之名。而民间佛教传入时间更早。
藏语中有专门指代“茶”的语词，听起来更像“槚”，这比“茶”的发音更为古远。从语言学角度来说，藏语中的“茶”大概率与汉语无关。杨海潮老师在《茶文化初传藏区的时间与空间之语言学考证》一文中，得出结论：“推测古代藏族人民(或其先民)最先是从滇川交界区域(而不是四川)认识到茶的。”
2016年，《scientific reports》刊登了中英联合考古报告，用考古实物证明在1800年前西藏已经开始用茶。
考虑到西藏到滇蜀的距离比中原更近，藏地用茶的历史还有大量可供研究的空间。
在今天，传统的藏民每天都要喝大量酥油茶，践行着“茶是生命”的行动。
木霁宏、陈保亚、徐涌涛、王晓松、李林、李旭6人，在1990年和马帮走了一百多天，从云南德钦到西藏昌都，又转到四川康定，完成了“茶马古道”命名，出版了《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
这里我引用一段书中的话：
“记得我们在中甸归化寺调查的时候，喇嘛捧上的第一道礼物便是酥油茶。我们咂上两口，面有苦色，碍于情面，故意赞不绝口。3天以后，我们开始领悟到酥油茶的力度和纯香。5天以后，我们不喝酥油茶更觉四肢无力了。我们琢磨准是上瘾了，就像抽烟喝酒一样。后来有一位藏医告诉我们，高原寒冷，蔬菜少，酥油茶既可增加能量，又可维持体内维生素。从此酥油茶成了我们的主食，我们每人都怀揣木碗一只，调查累了，就在雪水溪旁盘腿打坐，打上一壶酥油茶提精神。我们不仅在考察茶马古道的文化，我们同时已经开始进入了这个文化。”
开始进入藏区不习惯酥油茶，随后发现离不开酥油茶，这是很多在藏区旅居客的共识。藏区人民喝酥油茶的重点其实不仅在于补充能量，而更在于补充膳食纤维。
藏区自然环境恶劣，食物相对欠丰富，但最缺乏的不是谷物和肉类，而是蔬菜。
膳食纤维能帮助大便成型，缺乏膳食纤维会导致便秘，所以就有了“一日无茶则滞”的说法。
“滞”还算是小问题。但肠道菌群如果长期得不到膳食纤维的滋养就会萎缩，进而导致免疫系统屏障能力下降，人就容易生病。这就是大问题了，所谓“三日无茶则病”。
在缺乏膳食纤维供应的雪域高原中，如果能引入一种可补充膳食纤维的食品，无疑将提高这个地区人们的生存状态。
所以，藏民与茶叶一接触之后，就再也离不开了。雪域高原的人们对于茶叶的需求量非常之大。
但需要注意，藏区对于茶叶的需求，侧重于膳食纤维的摄取。所以藏区需要的茶不是汉地人喜欢的细嫩芽茶，而主要是粗老的边茶(形态一般是砖茶)。
边茶是用成熟晚采，甚至是刀割下来的茶树粗老枝叶为原料，利用微生物发酵制成。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
由于历史上往藏地运送茶叶困难，供应有限，所以边茶对于藏民极为珍贵。边茶的吃法也体现出了这种珍贵。
首先，边茶一定要“煮”。因为“泡”并不能保证膳食纤维的充分溶出，只有煮才能最大限度地榨出水浸出物。水温每高一点，能溶出的水溶性膳食纤维(水溶性多糖)都会多一点。
第二，茶渣也富含宝贵的膳食纤维。这里摘录茶渣的三种用法：1、“茶渣如油，给孩子吃”。2、穷人买不起砖茶，就捡喇嘛扔掉的茶渣吃。3、进藏马帮中赶马人都把茶渣喂给骡马，这样骡马走路明显更有劲。(参考《藏茶》李朝贵 李耕冬)
由于藏区不产茶，藏民又对茶叶有强需求，所以历代汉地政权都通过直接干预边茶供给来制衡西藏。“茶马互市”“边茶专卖”都是其中内容。
英国人在十九世纪尝到了茶叶贸易的甜头，不久也发现了西藏市场对于茶叶有着巨大需求，并做出判断，印度茶在西藏大有可为。
英国人为此尝试了很久，结果是，“印茶不能以西藏人自己的方式来饮用。如果印度茶用水煮沸，相比西藏人饮用的茶叶而言，它会变得非常苦，难以消化......他们并不准备饮用印茶。以至于即使在完全由英国统治的大吉岭，也会发现这里的大多数西藏人正在费力地从中国西部获取价格高至两到四倍的边茶。”这段话来自英属印度政府中的“西藏通”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参考《印茶侵藏?——基于中英档案数据之研究》冯翔，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6期)
至于中方记载中，虽然对印茶入藏极度警惕，但对印茶品质却颇为不屑，认为印茶性燥而热，而且由于机器压制，有机油味，难以入口。
也有更“权威”的观点，比如学医5年的孙中山先生对中国茶和外国茶就有如下对比：
“就茶言之，是为最卫生，最优美之人类饮料，中国实产出之，其种植及制造，为中国最重要工业之一，前此中国曾为以茶叶供给全世界之唯一国家，今则中国茶叶商业已为印度、日本所夺。惟中国茶叶之品质，仍非其他各国所能及，印度茶含有丹宁酸太多，日本茶无中国茶所具之香味，最良之茶，惟可自产茶之母国即中国得之。”(参考《建国方略》孙中山)
这些看法虽然主观情绪重，但不妨碍其中的关键问题。
为什么印度茶在占尽价格优势的情况下，最终退出了西藏市场?
秘密在于发酵。(这还真是个秘密，茶叶发酵技术一度被要求保密。)
藏地用茶主要都是发酵过的边茶(又叫“藏茶”)。
吃边茶(藏茶)，吃的是膳食纤维，茶叶叶底虽然基本由纤维构成，但大部分不能为人体所吸收。只有通过发酵之后，微生物把本来不溶于水的纤维分解成小段，形成水溶性膳食纤维，才更适合人体。
同时发酵会大幅降低丹宁酸(酚类)含量，进而降低了茶叶的刺激性(性燥而热)。这正是印度茶的“问题”。从现在可找见的资料中来看，英国人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发酵的意义，只是把发酵当做紧压前的软化准备。
也不是英国人笨，是当时人们对微生物的了解太少了。后来新中国自己主持边茶生产的时候，也在机械化进程中走过不少弯路。
在《茶叶全书》中，威廉·乌克斯如是写道：“砖茶多销往西藏，1917年以前，俄国是砖茶的一大市场。这些砖茶，都是中国生产。西藏地区的砖茶，是四川制造，制法非常简陋。制茶者采取细叶制成上等茶后，剩下的粗叶、茶梗、茶枝装入袋中发酵数日，然后用手挑选分为三级，再用蒸汽锅蒸。等到柔软后，与用米水粘过的茶末混合，再压成11×14英寸的砖块，每块重约6磅。”
跟雪域高原类似，西北和北方游牧民族同样缺乏足够的膳食纤维源，虽然没有像西藏缺乏得如此紧迫，但对于茶叶的需求也很大。
对于汉地中心而言，“以茶治边”的意义就在此基础上得以展开，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茶”。
6、咖啡碱的刺激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很多植物都会合成生物碱类的化学成分，植物进化出这个东西，是通过这些刺激性物质保护自己，让动物不去吃它。大部分时间，这个策略是成功的。很少有动物喜欢故意找刺激。但人类受到生物碱刺激后，会有兴奋感，接触多了还会成瘾。所以富含生物碱的植物往往被人做成嗜好品。茶叶就含有大量生物碱，茶叶生物碱中咖啡碱比例最高，通过喝茶可以保持头脑清醒，喝多了也会上瘾。
在需要静修的宗教体验中时常喜欢饮茶，茶叶生物碱在此时的功能，被描述为提神，或者被认为可以减少或控制性欲。
作为汉地茶文化的代表，陆羽就认为茶的功能重点在此。所谓“荡昏寐，饮之以茶。”(《茶经·六之饮》)
这一点对于汉族人民要分两层意义看待。保持清醒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可以增加劳作时间，提高劳动效率。对于士大夫阶层来说，只有脑子在活跃的状态，才可以充分创造和享受精神生活。
又由于草原文明和藏区文明对茶的强烈需求，这样的经济作物，必须大力发展。
士大夫们以身作则，努力拉高内需。这就是汉传茶文化发达的底色。
一代代文人不断发掘出茶的种种乐趣、德行、精神，呼唤出了汉民族对茶的爱，实实在在帮助汉族茶产业做大做强起来。从“秦人取蜀”到“五口通商”，两千年的文化积淀塑造了汉传茶文化无以伦比的自信。
古代的中原士大夫把茶生活拔高成了一件雅到不行的事。宋朝是“雅”的极致，日本人来了一看，喜欢得不行，就成套学回去了。日本人需要喝茶吗?不需要，但就是瘾大，这瘾一方面是身体上的瘾，另一方面是文化上向中国模仿的心瘾。
在日本江户时代，农夫只可以喝白开水，武士才可以喝茶。
茶对日本的影响不在喝茶本身，而在茶的周边。尤其那一套复杂的礼仪——日本茶道，这是日本贵族生活的基本要求。
千利休在大阪堺寺庙某墙壁上写了《饮茶七律》，就弥漫着浓重的宗教仪式感。
“客人先进入外间，即供客人等待的房间，所有意气相投的人在那里聚齐。一声木锣响过，表示主人要出来迎客了。
就洗手来说，重要的是由此起到净化心灵的作用。
主人必须恭恭敬敬地接待客人，带他们进入饮茶室。如果主人是一个举止失措、缺乏想象力的人，如果茶和饮茶用具品位不高，如果茶园的自然格局和茶树规划不够美观，客人也可直接拂袖而去。
类似风吹过松林的声音一响起，就表示水烧开了。听到一声锣响，客人第二次进入饮茶室。没有及时听到水开或没有及时处理好炉火，都是一件不可原谅的事。
不论是在饮茶室里面还是外面，都不谈世俗的东西——这是一条颇有年头的戒律。
在正式的聚会上，客人和主人都不能咬文嚼字相互恭维，虚假客套。
聚会一般不会超过4个小时。但是，如果因为中间谈论佛教教义或美学问题而超过了这个时间，也无可非议。”(摘自《绿色黄金》)
茶除了“雅”的功能，也具世俗意义。藏区的人要是两个月不吃茶，那恐怕相当难受。但汉人两个月不喝茶，大概率没什么事。
这是因为藏人几乎必须靠吃茶来补充膳食纤维，而中原人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来源可选择。
因此，中原对茶的使用方式会与牧区有所差异，古代汉人喝茶其实是喝多酚和生物碱，至于膳食纤维则大可弃之不用。于是茶叶在中原演化出了泡饮的方式，只喝浸出物，而丢弃纤维质的叶底。
茶树中嫩芽叶的咖啡碱含量远高于粗老叶，所以汉人偏好用嫩芽叶做茶，对空有纤维质的粗老茶叶缺乏兴趣。
这种汉地与边地的用茶差异，使不同文化族群通过茶产生了有趣的关系。
比如汉族文人用这种差异来做文章，塑造文化优越感。
唐代樊绰《蛮书》有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陆羽在《茶经》里对这种喝法评价“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
一个是边地老百姓当菜吃，一个是汉族士大夫的娱乐。这其实只是出发点不同而已。站在藏族的角度，也会觉得饮茶丢弃叶底的汉人真是愚蠢至极。
更重要的关系是政治意义，明代的名臣严清曾上疏嘉靖皇帝，清楚指出：“汉地有茶，汉人离开茶也可以生存;藏区无茶，藏人却不可以没有藏茶”。(把这句话里的“藏人”换成任何一个北方游牧民族而言也是一样。)
茶是北方游牧民族和藏民的生活必需品，自己的领地上又不产茶，而且几乎没有其它渠道，只得从汉地买。
在这种经济结构下，汉人政权往往会选择将茶叶统购统销，严格管控边茶供应量，通过国家垄断经营，人为控制贸易顺差，进而实现对需茶民族的间接控制。
从中唐到鸦片战争前，汉地的统治阶级通过茶，获得了一种强大的权力。
茶叶的贸易顺差持续了一千年以上，赋予了汉地人相当的经济优势，另一方面也在持续加剧地区间的不平等，引发了相当多的冲突乃至战争。
中国这种“因为先进所以挨打”的战争最后一次发生在1840年，史称“中英鸦片战争”。
在那之前，中国的文化已经影响到欧洲，所产的茶叶、瓷器、丝绸都非常受欢迎。茶叶更是英国人最偏爱的嗜好品，英国人痴迷于这种可以提振精神的饮料。而中国对于欧洲的物产却几乎没有兴趣。恰如乾隆皇帝所说“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天朝需要的只是白银。
长期的贸易顺差让白银大量流向中国，英国有点坚持不住了。(因为当时用的是白银，不是纸，如果你愿意收纸，那要多少印给你就得了。)英国人必须找到“无所不有”的中国人喜欢的商品去平衡逆差，于是发现了鸦片......随后的一系列故事对中国是个悲剧，其中细节可参考周重林《茶叶战争》。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逐渐在印度，锡兰以及非洲也发展起了不亚于中国的茶叶经济规模，中国的茶叶优势从此丧失，世界茶叶格局不再一家独大。东方天朝的传说也随之落幕。
7、茶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关系
人怎么用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有不同的方式。
地理空间上的差异会导致文化的多样，随着时间上的发展，同一空间内的文化也可能发生变化。
川滇东南亚地区的人，最早开始把茶当酸菜吃。人们通过发酵降低了刺激性，提高了可摄取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含量，成为了烧烤生活中的必备配菜。
补充膳食纤维这一点激发了牧区人民的强烈共鸣，于是在商业接触中演化出边茶。边茶通过发酵制造而成，含有大量水溶性膳食纤维，并适宜长距离运输，长时间储存。边茶贸易增加了牧区大部分人民的生存质量，也增加了牧区的人口，也让牧区对产茶区形成依附。
中国人在茶生活里找到了“清凉”，茶让人在炎热气候下保持着清醒。“清凉”的茶文化影响了许多炎热区域的人民，他们对“清凉”高度渴望。北非的摩洛哥在“清凉”的基础上演绎出薄荷茶的形式——单单绿茶，嫌不够清凉，要再加冰糖和薄荷才能抵御撒哈拉沙漠的炎热。
由于长期的经济发达，中国茶文化越来越丰富厚重，有些时候甚至脱离了茶的基本用途，衍生出相当多纯精神性的外延。这些精神性外延被朝鲜和日本看到，并在其中找到与自身的封建礼教契合的重要仪式。
如果说古代中原士大夫喝茶主要看重酚类和咖啡碱的作用，茶的诸多功效发挥得有点不充分。那茶对英国的意义就更间接了。对18世纪的英国人而言，茶最大作用是能够让他们不再喝生水。茶文化的传播让英国人习惯于烧开水，于是在当时水污染严重的欧洲，英国用低成本解决了饮用水安全问题，为帝国崛起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首个现代化帝国的文化影响下，加糖加奶还配上布丁的英式下午茶代表着现代性，卷席全球。
高油高盐高糖高脂的现代化美食也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让现代人普遍处在亚健康状态。
我们需要一个解决现代化健康问题的抓手。
2007年启动的“人类微生物组计划”提供了这样的抓手——人体微生物。
人体其实是人的细胞和一大群微生物共生在一起的超级生物体，其中，人的细胞占超级生物体总细胞量的10%，人的基因占超级生物体总基因量的1%。
可以这么说，人体健康状态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有微生物参与。而人体微生物组中九成以上都在肠道。保证肠道菌群的合理结构，就保证了自身的健康。
2020年前后，科学界对于肠道菌群的认识频频获得突破。我们可以从肠道菌群的角度，重新解释很多问题。
现代化生活方式的问题是什么?
现代人的身体细胞结构跟我们原始部落的祖先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但现代人的身体状态和古人却产生了很大的差异。超级生物体(广义人体)中的微生物，在现代化的环境中，时常面临危险。
比如，我们教科书上写正常人的体温应该是37摄氏度。但从2019年末至2022年末的疫情期间，全世界人民都经常需要测体温，得出了大数据，现代人的体温只有36.5摄氏度。
人的体温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人体自身代谢产生的热量，一个是人体微生物组代谢产生的热量。
为什么现代人的体温降低了呢?因为现代人的肠道菌群普遍萎缩了，产热不足了。
造成肠道菌群萎缩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1、杀菌剂。现代人滥用抗生素。在集群化模式生产的农牧业中，充满了杀菌剂。再加上现代医疗也依赖抗生素的使用，这些东西会导致肠道菌群萎缩。
2、有益菌种摄入不足。近代长久以来对“病菌”的恐惧，让发酵食品的摄入变少，有机会在人体定殖的有益菌也就相应变少了。
3、滋养不足。肠道菌群需要以膳食纤维为底物生存。通过对古人类粪便化石的分析，可以得知古人类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在200-400克，而今天美国医学科学院建议人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是30克，而实际上美国人平均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是15克。几百万年来我们的肠道菌群都是处在高膳食纤维的营养环境下，只是现代化进程的一百年当中，我们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膳食纤维大量减少。(参考赵立平《大树细菌》)
肠道菌群不单影响体温，更与我们的内分泌，免疫系统息息相关。护好肠道菌群，是保健的关键。
喝茶可以调节肠道菌群。现代人如果养成有效喝茶的习惯，就能够解决相当多的健康问题。
8、普洱茶与当代人的肠道菌群养护
香港有个美食家叫蔡澜，1995年在香港《壹周刊》发表过一篇《普洱颂》，能看到香港茶生活的诸多细节，非常值得细读，其中有段这样：
“浓郁的铁观音当然是我最喜爱的。统道叔沏的，哥哥一早空肚喝了一小杯，即刻脸变青，呕得连胆汁都吐出來，我倒若无其事的一杯又一杯。
老人家教道，喝茶喝醉了，什么开水、牛乳、阿华田都解它不了。最好的解茶药，莫过于再喝茶，但是这次要喝的是武夷老岩茶，越老越醇以茶解茶，至高的境界。”
老茶可解茶醉，这个现象在饮茶人中算是共识。但也一直说不明白其中机理，只能用“暖胃”这样的大词完成大框架上的自洽。
其实从肠道菌群的角度可以提供一种解释。新茶如果含有的刺激性物质过多，肠道菌群接受不了，就会造成肠胃负担。而类似原料的老茶上有可能生长着能够分解利用这些刺激性物质的菌群，虽然活菌很难穿过胃酸。但老茶中的一些发酵产物，可以对肠道菌群起到滋养，或者起到了靶向引导解决刺激物的作用。
茶叶通过不同的加工和喝法，对肠道菌群会形成截然不同的影响。
茶叶中最主要的水浸出物分两种：1、茶多酚类(杀菌剂);2、多糖类(水溶性膳食纤维)
好的肠道菌群结构，由两个条件组成：1、菌种要好;2、营养要够。(对肠道菌群而言，好营养就是充分的膳食纤维)
先说一种情况，有时候人体由于环境影响，自身病变等因素，肠道菌群中杂菌生长过多，会导致很多健康问题。此时可以通过饮茶，摄入足量酚类，将杂菌杀死，重塑肠道菌群。
需要注意，高酚类含量的茶不可以长期频繁饮用，如果长时间保持大量酚类摄入，会导致肠道菌群萎缩。长期喝刺激性强的茶容易“体寒”就是这个原因。
在今日世界，更多有效的使用场景，还是通过多糖，给肠道菌群补充营养。
针对这个全世界人民都体温偏低，膳食纤维摄入严重不足，肠道菌群普遍萎缩的现状，通过喝茶补充膳食纤维是个低成本高效率的保健方案。
低成本：茶的生产成本不贵，相对简陋原始的环境也可以做出很好的茶。
高效率：茶本身就是世界上最流行的饮料，传播成本低。
而把茶当做膳食纤维补充剂的话，需要选择多糖含量高的后发酵茶。
后发酵茶中，关于普洱茶的研究最多。中国知网上有关“普洱茶”词条的文献有11219篇，多于“黑茶”的4456篇，“茯砖”的833篇，“藏茶”的790篇，“六堡茶”的749篇。(2021年8月20日数据)
普洱茶为何研究价值大?最主要是商业原因，但这容易解释成循环论证，因为商业价值的本质是文化价值，文化价值本质又是健康价值等等。
我们着重看一个不是最主要，但一定不可忽略的点。普洱茶的水浸出物最多。最适合做科研样本。
造就普洱茶高水浸出物总量的原因有三：
第一是品种，云南大叶种水浸出物天生多;
第二是海拔，云南是平均海拔最高的大产茶区。能够在大温差和相对低气压的环境中生存的茶树，细胞液浓度更高;
第三是工艺，普洱茶原料晒青的工艺简单直接，不在加工过程中损失太多物质。在后发酵过程中，微生物参与度极高，产生的新物质多，在理想的后发酵节奏中，水浸出物是持续增长的。
比如在普洱茶熟茶的发酵过程中(老生茶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动作极度放缓的发酵)，不同的微生物轮番上阵，将本来不溶于水的叶底纤维，分解成了大大小小的水溶性物质。这些物质的结构复杂多样。但其中基础单元必然有大量“多糖”类物质。这些物质，正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9、普洱茶保健的部分机理浅谈
膳食纤维吃下去，人体消化酶没法儿消化它，人体吸收不了它，好像对我们没什么用。但是到了肠道以后，肠道菌群却可以分解利用这些东西，利用不完的部分就成了短链脂肪酸。
目前已经发现短链脂肪酸可以为肠道上皮细胞提供生长所需要的能量，减轻肠道的炎症，调节食欲中枢，饱腹感等等。其作用尚未发现完全，但猜测肥胖症、糖尿病、结肠癌等等都与之相关。
短链脂肪酸人体不能合成，食物里也没有，只能通过吃膳食纤维，再通过有益菌去产生。
除了目前相对清晰的膳食纤维作用，普洱茶中还有一类物质叫普洱茶茶褐素。它是茶多糖与酚类氧化物的混合物，结构组成极为复杂，目前还没办法说清楚。但关于它的功效研究已经不少。
黄凤杰老师在《普洱茶降低胆固醇作用机制研究》中清晰探讨了普洱茶茶褐素的作用，它可以调节肠道菌群，间接导致了胆汁酸合成增加，降低了胆固醇。
这个作用不严谨地表达就是消食解腻。
2015年以前中国人均食肉量最大的省份是广东，广东人选择普洱茶来消化油腻。
蔡澜在《普洱颂》中写出了相当大的信息量：“来到香港，才试到广东人爱喝的普洱茶......它是完全发酵的茶......普洱茶越泡越浓，但绝不伤胃。去油腻是此茶的特点，吃得太饱，灌入一二杯普洱，舒服到极点......纯正云南普洱，不分贵贱，都有一定水准......港币一百元一斤，已很不错。平均每一斤可以喝上一个月，每天只不过是三块多钱，比起可乐、七喜，便宜得多......普洱已成为了香港的文化，爱喝茶的人，到了欧美，数日不接触普洱，浑身不舒服。我每次出门，必备普洱。吃完饭来一杯，什么鬼佬垃圾餐都能接受。”
看来普洱茶的菌群，在历史上已经参与到了广东人的微生物组。随身带着普洱茶喝，就能保证自己的肠道微生物结构的健康稳定。
由于“肠道菌群”这个抓手，普洱茶的保健功能表述开始从经验性总结转向科学性解释。可以看到，普洱茶的研究在“人类微生物组计划”中会占据相当大的数据量。
随着普洱茶的功能被解释得越来越清晰，普洱茶产业也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现代人的生活需要普洱茶。
来源：茶叶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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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是一个现代文人多有羡嫉的时代，昔时雅士与友人品茶论道、琴酒诗歌，多得自在，甚至有个不专心做皇帝勤于政务，却醉心于艺术雅玩的宋徽宗，而且玩得有声有色，不仅在书法上创造了独具一格的瘦金体，更是凭着对茶的喜爱，对茶道做了反复研究，最后将所得写入《大观茶论》，其中“点茶”一篇，见解独到，论述尤为精彩，给世人用文字演绎了最标准、最雅致的点茶法。
宋徽宗赵佶[文会图部分]
所谓点茶法，“点”就是用沸水将茶末点化成茶汤的意思。点茶的程序需要先从茶饼上取下一块，用密纸包住，从外面加以锤捣，然后再用茶碾碾碎，过筛后就开始煮水，待水沸后稍等一会，再去冲点，可以保证茶味甘甜，而接下来的点茶需要在茶盏中进行，取定量的茶末于盏中，注入少量的水将其调成膏状，再用更多的水冲点，一边注水一边用茶筅搅动，叫做“击拂”，这时茶面上出现乳白色的浮沫，浮沫的颜色和持久度成为衡量茶品好坏的标准。在宋代，朝廷在地方建立了贡茶制度，贡茶产地需要一种方法来评定茶叶的品位高下，根据点茶法的规则特点，逐渐发展形成了一项有趣的竞赛——斗茶。
刘松年[斗茶图部分]
宋代斗茶成风，整个社会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皆是斗茶的发烧友，在建安贡茶产地尤甚。大书法家蔡襄的茶学专著《茶录》中有段提到建安的斗茶：“视其面色鲜白，著盏无水痕者为绝佳。建安斗试，以水痕先退者为负，耐久者为胜。”也就是说，点茶后在茶面上形成的浮沫，以色白和泡沫持久为优。有趣的是类似现代在咖啡的泡沫上做画一样，宋代文人在分茶的过程中，也会通过巧妙的搅拌，在茶沫上画出禽兽鱼虫、山水人物的图案，更有甚者可以在茶沫上作诗，称为“水丹青”，苏轼就曾写诗称赞分茶技艺高超的谦师和尚：“泻汤夺得茶三昧，觅句还窥诗一斑”。由于宋代茶色尚白的传统，所以建安地区产的黑釉茶盏不仅利于观察茶汤上面的浮沫，更是衬托茶色之白最好的器具。
建安的黑釉茶盏始烧于五代末北宋初年，起初以烧造无斑纹通体乌黑的茶盏为主，称为“乌金釉盏”，当时只在建安产茶地区流行，北宋初年，朝廷把建安地区划为贡茶产区，建立了北苑茶园，黑釉茶盏也被专门进贡给朝廷。随着宋代茶文化的不断发展，北苑茶园成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贡茶产地，产品层出不穷，以追求冲泡后的茶汤色白为佳，常以“似雪”、“胜雪”赞之。这种独特的茶文化极大地带动了黑釉茶盏的烧制，茶盏的新品种也不断被烧制出来，除了乌金釉盏，后来烧制的兔毫盏成为当时最流行产量最大的建盏品种，这点可以从建盏窑址出土的大部分是兔毫盏得到证实。
宋徽宗曾在《大观茶论》中提到：“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意思便是建盏以青黑色为贵，最好是带有月光下兔毫的光泽，就是所谓的兔毫盏。
兔毫盏
事实上，建盏的烧制地点与宋代最大的贡茶产地都是在武夷山下的建安，无独有偶，在紫砂兴盛的明代，宜兴附近的阳羡山上同样也出产闻名天下的阳羡茶，似乎烧制有名茶具的地方，总有一方名茶在其左右，茶具因茶而生，茶因茶具而更显其真味，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那么，是北苑茶园和斗茶的盛行成就了建盏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的，因为在距离建安不远的江西边境，吉州窑也盛产黑釉茶盏，但在当时的名气却远没有达到建窑的高度，或许正是因为那里没有类似建安那样的茶文化和大众化的斗茶习俗。
可以说，因北苑茶园的繁荣和斗茶的盛行带动了建盏烧制大规模化，然而也因为北苑茶园和斗茶的衰落而渐渐走向消逝。北宋末年，艺术家皇帝宋徽宗被金人所俘，统治者被迫南下迁都临安，政权的南移使得建盏进一步得以发展，迎来了鼎盛时期。但风雨飘摇的南宋最终被元人所灭，从此改朝换代，北苑茶园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明代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因警戒宋朝奢靡之风而取消了团饼的进贡，一种更能保留茶叶原香的散茶泡制方法（即现代人的饮茶方式）渐渐取代了团茶普及开来，建盏也结束了它最为辉煌的时代，被人慢慢遗忘，直至清代完全断烧。
近30年来，随着建窑遗址的挖掘，出土了大量的建盏成品和残片，建盏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一些有烧制陶瓷经验的手艺人通过长期的摸索，基本恢复了烧制建盏的方法，产品也更加丰富多样，除了经典的茶盏外，也有茶壶、茶叶罐和花插等新品种。建盏在当今的茶文化中，不仅仅扮演实用茶具的角色，还是人们品茗之余谈论的对象。它们是茶具，还是有收藏价值的陶瓷艺术品。
寻访建盏
2012年12月，我们前往建盏曾经的主要烧制地点：建阳市水吉镇后井村，因为天气太冷，坐着小三轮的我们一路上冻得直哆嗦。穿过一条山路到达后井村旁边的芦花坪建窑遗址后，我们有点震惊，瓷片和匣钵满山遍野，堆成了一个个小山包，山路两旁随处可见，小河里也有瓷片，而这里还不是唯一的一处窑址，可见建盏曾经兴盛到什么地步。
水吉镇后井村窑址
我们震惊之余也发现了些许异样，这里的几座山都被挖得乱七八糟，后井村民每天三五成群挑着扁担、簸箕和锄头等工具，开着摩托车聚到窑址上，各自寻个“宝地”开始了一天的挖盏工作。村里的很多人靠挖盏为生，高峰时每天有两三百人在挖，场面何其壮观！前几年，有一家人挖到了9个品相完好的“供御”建盏，一下子发了大财，这事在村里炸开了锅，挖盏更成了很多人一夜暴富的赚钱手段，他们大概都想着同样的好事落到他们头上，但大多时候挖出来都是一些没有底款，有缺陷的盏，卖给城里专门收盏的人，运气好的话一天分得几百块不成问题，但对窑址造成的伤害却是不可挽回的，当地政府前几年曾采取措施严禁村民挖掘窑址，有一段时间没人敢去挖，后来又放松了，部分窑址就在村民的田地下，他们挖自己的田地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政府也没什么办法，便只能放任。
挖盏的村民，天气太冷烧材取暖。
堆积如山的瓷片和匣钵与裸露的红色泥土混杂着暴露在外，“挖盏人”早已习以为常，挖出来的匣钵连同建盏碎片用簸箕一装，用扁担挑着往山下倾倒，如此对待文物，让我们有些触目惊心。在村民眼中，挖盏只是为了用一种更为简单的方式谋生，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目的，他们还给我们讲起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们那时并不知道田里和山上随手都能挖出来的这些黑色茶碗在现在能这么值钱，还把它们拿到城里，一个旧建盏换一个能用来吃饭的新碗，他们边说边感慨那时的自己是多么的愚昧和无知。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他们也会对现在的自己有同样的感慨呢。
碎匣钵和参杂其中的碎瓷片
站在芦花坪上向远处望去，在对面一座裸露的山腰上，有一条依山而建的长龙型建筑，便是宋代烧制建盏的龙窑遗址，龙窑的顶棚是新修的，下面的老砖和窑炉结构已经所剩无几。为了保证大批量的供应，宋代建窑除了建造数量众多的龙窑之外，烧制建盏的龙窑长度也要求很长，最长有130多米，每次能烧10万件，已经发掘的龙窑遗址只是建窑龙窑遗址的冰山一角，昔日窑火连天，商贾云集的景象早以逝去，此时，眼前只有“挖盏人”忙碌的身影和倾倒碎匣钵和瓷片发出的“哗啦啦”的寂凉。
宋代龙窑遗址
我们随手捡了一些碎瓷片，准备拿回去好好研究一番，并开始向“挖盏人”打听窑址附近是否有烧制建盏的手艺人，有个人说后井村有一个，可以带我们去。
拾到的建盏残片
走了十几分钟的路，我们来到后井村唯一一个烧制建盏的手艺人——吴立勇家里。吴师傅以前在上海开旅馆，后来不做了，回到老家，那时村里的男人都在挖盏赚钱，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听别人说烧制建盏难度很大，吴师傅有点不相信，决定试试，试过了才知道别人的话所言非虚，要烧制出品质优良的建盏难度非常大。刚开始烧制的时候基本窑窑报废，即使现在，吴师傅还是没能完全掌握建盏的烧制方法。“昨天就烧废了一窑”吴师傅指着旁边的建盏说道。吴师傅的作坊
吴师傅只烧兔毫盏，采用窑址附近开采的瓷土和矿石釉料，试图使用和宋时接近的原材料，烧制和宋代兔毫盏相似的效果。他的很多客户都是做古董生意，经常去他那里买兔毫盏，然后做旧放到市场上当做旧盏来卖，赚取高额利润。的确，我们通过对比，吴师傅烧制的兔毫盏和旧盏瓷片在斑纹分布、触摸手感以及碗足周围胎体的处理上很相似。
有一点比较遗憾，吴师傅不是采用手工拉坯成形的方式，而是使用模具或压坯，然后再手工俢坯，陶瓷制作少了手工拉坯这道充满艺术化的工序，让人觉得失色不少。
含铁量很高的瓷土
在作坊的一个角落，我们看到了烧制建盏的瓷土，颜色红中带黄，听吴师傅说，瓷土是用四种不同的土配制而成，含铁量很高。超过1300°高温烧制好的胎骨厚实坚硬，叩之有金属声，俗称“铁胎”，含砂粒较多，露胎处手感较粗糙。
釉料矿石
房间里摆的几个陶缸是用来制作釉水的，釉料刚采回来的时候有点像一块块普通的矿石，在水中浸泡慢慢软化成浆状，过滤掉残渣，加入草木灰等一些其他配料就成了釉水，这个过程要很长时间。但我们比较欣赏和喜欢这种原始的配釉方式，建窑之外的建盏手艺人，基本都使用化学釉，烧制出来的建盏缺少传统釉料建盏的古朴之美。
施釉
做好的釉水颜色偏红，黏性强，属于含铁量较高的石灰釉，因此具备烧成黑釉的基本条件，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在高温中流动性强，低温时结晶生成各种奇特的斑纹，斑纹在不同光线下色泽和明暗也不同，变化丰富，非常美。施釉时，用手捏住圈足，胎体倒置斜着侵入釉水，在釉水中停留一段时间，让釉水渗透进胎体，直到胎体挂上足够厚的釉。吴师傅直接用阴干后的胎体施釉，而不是常用的先低温素烧后施釉再高温烧制的做法。这点做法也比较传统。
施完釉等待入窑烧制
陶瓷制作被形象称为“土与火的艺术”，在前期的瓷土制作、成形、釉水配制、上釉等充满手艺人手工痕迹的工序之后，就进入烧制环节，这个环节手艺人不能直接控制，而是通过控制窑炉的温度来控制火候，从而影响最终的烧制结果，可以想象结果是充满不确定和未知的，进窑的时候怀着满满的期待，希望烧出满意的作品，有时候遂愿了，有时候由于前后温度控制不好，虽然只差一点点，但出来的结果不甚满意，甚至全部烧坏了，更有甚者觉得天气和环境温度也会影响烧制的结果，古代采用龙窑烧制，这点应该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现在大部分手艺人采用电窑烧制，温度可以精确控制，但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没办法保证成品率，手艺人只得反复尝试，摸索出规律，提高烧制成品率。
满屋顶的兔毫盏
吴立勇师傅为了烧出他心中认为好的兔毫盏，基本每天一窑，但大部分都是不满意的作品，久而久之就堆满了整个楼面。很多要求不是很高的客户，向吴师傅买盏就直接上楼顶自己挑。
吴师傅烧制的兔毫盏
吴师傅烧制的兔毫盏和宋人烧制的颇为相似，他的目标是烧制出几乎可以乱真的兔毫盏。兔毫盏在宋时是最具代表的建盏产品，在黑釉中透露出均匀细密的斑纹，因形状犹如兔子身上的毫毛一样纤细柔长而得名，有“银兔毫”、“金兔毫”、“蓝兔毫”等。其中以“银兔毫”最为名贵。
我们照例从手艺人那里买了一些样品带走，告别吴师傅，去往水吉镇上，寻访那里的建盏手艺人。水吉镇上目前有三个建盏作坊，熊忠贵师傅的作坊就在车站对面，很好找，他的制作作坊在自己住宅的最后一层，我们请求参观作坊，他爽快地答应了。作坊一角
熊师傅烧制出来的银毫盏据说销量不错，和传统的银毫盏不同，釉面浮着一层银光，比较生硬，缺少传统银毫盏釉面的层次感和变化。后来请教了一些人，他们说烧制过程可能使用了化学釉，分两次烧成，而真正的银毫盏较为难得，因烧制温度较高导致瓷胎变形率大，成品可遇不可求。
熊师傅烧制的银毫盏
蔡炳龙是水吉镇上令一位建盏手艺人，人称“建盏龙”，他是蔡氏建盏三兄弟之一，原来是烧大水缸的，研究了20多年建盏，擅长烧制油滴盏，所谓油滴盏，就是釉面密布着金属光泽的小圆点儿，形似油滴，故得名。蔡师傅烧制的蓝油滴盏随着阳光强弱与观察角度的变化，釉面的色彩也不断变化，美不胜收。据他描述主要靠釉料的配方和烧制的火候，釉料要用矿釉，烧制的火候要恰到好处。从他烧制的建盏产品来看，经过长期的摸索，蔡师傅已经成功掌握了烧制建盏的方法。
蔡炳龙师傅烧制的油滴盏
正当我们提出参观他的制作作坊时，蔡师傅果断拒绝了。每个建盏手艺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制作方式，特别是那些已经做出市场上公认的品质优良的建盏手艺人，他们绝不会轻易公开自己的制作作坊，因为一旦被同行人看到，那么他的烧制方式基本就被人知道了。虽然我们外行，也无意去偷学人家的烧制方法，但我们理解这种行为，也是因为有了这些秘密，建盏烧制才会像它的斑纹一样保留它们那份独有神秘感。
说到市场上公认的优秀建盏手艺人，目前有蔡氏三兄弟、南平的孙建兴、福州的李达等少数手艺人，这些手艺人已经确立了领先地位，所以对陌生人的拜访比较敏感和防备，出于这些原因的考虑，我们没去拜访他们。但总的来说，建盏烧制的方式基本类似，只在细节处有差别，也正是这些细节决定最后的烧成品质，而那些优秀的手艺人一生探索和守护的就是这些烧制细节，没有理由不把他们当做秘密。
建盏的盏形分类
建盏多是口大底小，造型古朴浑厚，手感普遍较沉，分为敞口、撇口、敛口和束口四大类。
敞口碗：口沿外撇，腹壁斜直或微弧，腹较浅，腹下内收，浅圈足，形如漏斗，俗称“斗笠碗”。
撇口碗：口沿外撇，唇沿稍有曲折，斜腹，浅圈足，可分大、中、小型。
敛口碗：口沿微向内收敛，斜弧腹，矮圈足，造型较丰满。
束口碗：撇沿束口，腹微弧，腹下内收，浅圈足，口沿以下约1厘米左右向内束成一圈浅显的凹槽，作用在于斗茶时既可掌握茶汤的分量，又可避免茶汤外溢，也有加强口沿强度，防止烧制变形的工艺上的考量，该凹槽俗称“注水线”。此类碗腹较深，器型整体饱满，手感厚重，为最具代表性的建盏品种，也是产量最大的建盏，出土或传世品最多。
建盏的釉色分类
除了前面提到的乌金釉盏、兔毫盏和油滴盏外，常见的建盏还有鹧鸪斑盏以及极其难得的曜变斑盏。
乌金釉盏是建窑早期的产品，釉面乌黑如漆，有的黑中泛青，也有显黑褐色和酱黑色的，没有斑纹或者斑纹不明显，釉面普遍较厚。“色黑而莹润，上乘者亮可照人”，早期建盏多属于此类。
鹧鸪斑盏，因有和鹧鸪鸟胸前的羽毛相似的斑纹而得名，大概分两种，一种鹧鸪斑盏有点像油滴盏，斑纹合而不聚，不像油滴盏的斑纹连成一片，烧制过程偶然性很强，极难控制，目前只有极少数人能烧制出，做得比较出色像福州的建盏手艺人李达；另一种鹧鸪斑属于黑釉上二次点白釉的结果，烧成相对容易，成品有点不自然。
藏于日本的鹧鸪斑盏
曜变斑盏，此盏内外壁黑釉上散布浓淡不一、大小不等的琉璃色斑点，光照之下，会折射出晕状光斑，似真似幻。这种变化本是偶然出现，始料未及的，非窑工人力可为，因此，其成品极为罕见。说到曜变建盏，不得不提这只藏于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的曜变盏，宛若天成，堪称盏中极品。建盏的斑纹是在烧制的过程中自然形成，可遇而不可求。宋代采用龙窑烧制，温度等形成斑纹的条件控制得不好，或高或低都将造就千变万化的斑纹，其中就有可能出现以上的曜变斑纹。当今建盏手艺人对此盏推崇备至，是很多手艺人终其一生的艺术追求。
藏于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的曜变斑盏
建盏以及江西吉州窑产的黑盏在日本被称为天目釉，据文献记载，12—13世纪日本僧人从浙江天目山带回黑釉瓷器，故名。庄重的黑色加上静谧的斑纹，非常符合日本茶道的精神追求，日本人非常重视，曾从中国大量进口，漂洋过海，其中不乏精品，它们在日本安静地度过一段很长的历史，传承有序，直到现在依然让人赞叹不已。而在中国的建盏则随着政权的不断更迭，也随之消亡，这也许就是精品建盏目前大部分在日本的原因所在。
建盏虽然斑纹繁多复杂，但一点都不喧嚣，在黑色釉面的衬托下显得异常神秘。虽然沿袭宋时的艺术风格，但这种感觉在当代看来依旧充满活力，毫无过时之感，中国的很多手工艺面临怎么向当代审美和生活方式转化的问题，而我们认为建盏目前并没有这个问题，器形是经典的，自然形成的釉面本身就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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