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起，中国8省联合拟将中俄从武夷山到恰克图的万里茶道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实际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一中俄传统茶叶运输路线发生了重大历史变迁，汉口成为中俄茶叶贸易之津梁，武夷和恰克图的地位下降，水路和陆路的联运、汉口经内河沿海运输至海参崴，以及从汉口直接运往欧俄黑海港口敖德萨的贸易路线被开辟，这些新兴茶叶贸易路线的开辟带动了输俄茶叶的数量和货值迅速增加。但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为俄商所掌控，华商的传统商业地位损失殆尽，这是汉口外贸茶市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万里茶道路线图
中国历史上对外出口商品有很强的易代性，从18世纪初叶开始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1］（P133-143）。此时，进口中国茶叶的国家主要有英国和俄国，英国以广州为中心进行茶叶贸易，俄国则以恰克图为贸易据点，从中国茶叶生产地到中外贸易地的国内运输部分则由华商掌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作为华中茶叶的聚散地为英俄商人所重，他们来到汉口开拓茶叶外贸市场。运输之短板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俄商积极开拓新的茶叶贸易路线，这导致中俄传统万里茶道的历史变迁，也对华商造成严重冲击。
从16世纪起，俄罗斯一直在试图向东扩展统辖空间，到17世纪初已经来到蒙古地区。明清两朝在山西北部开辟了与蒙古贸易的茶马互市，在中国皇帝赠赐和边境贸易的过程中，俄国人逐步养成了饮茶的风习，17世纪后期俄国托波尔斯克、 莫斯科等市场上已经有茶在售卖①。1699年，沙俄国家商队首次到达北京，以后隔三年定期到中国贩运金银、丝绸、瓷器、棉布等物品，直到1716年来华商队才正式采购茶叶。该时期茶叶经历了从礼品到商品的转变，中俄贸易以北京为中心，多为皮布往来贸易，茶叶贸易居于次要地位，贸易量并不大，且俄国国家商队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1727年,清俄双方签订了《恰克图条约》，确立自额尔古纳河以西的边界,还规定除已有的尼布楚贸易集市，还将俄国边界之恰克图开设为中俄贸易之地点②。 此条约使中俄早期茶叶贸易发生两大转折：一是贸易地理中心从北京转移至恰克图，二是茶叶贸易从国家商队转变为以地域为特征、取得贸易特许经营权的商帮，中国主要为西帮茶商（晋商），俄国主要为莫斯科帮、土拉帮、阿尔扎马斯克和伏洛格达帮、托波尔斯克帮、伊尔库茨克帮、喀山帮等六大商帮［2］。其时，闽茶在英国市场上享有盛誉，俄人对闽茶也情有独钟，故西帮茶商深入武夷山区从事茶叶收购，利用牛、马等牲畜驮运，将闽茶经陆路转水路经汉口溯长江而上至樊城（今湖北襄阳市），继续北上入河南唐河、赊旗（今河南社旗县），再入山西潞安府（今山西长治一带）、沁州和太原府等，至河北张家口，用驼队将茶叶经库伦（今乌兰巴托）运至恰克图后交予俄商，俄商再将茶叶贩运至俄罗斯各地③。其中，从张家口到恰克图有东、中西三条商路，中路为路程最短、货物流通量最大，但运输条件极为艰苦④。该贸易路线是中俄茶叶贸易的重要路线，前后持续时间将近200年，直到19世纪60年代汉口、天津等港口开埠才发生新的变化。 从武夷茶区到张家口行程有5000余里，从张家口到恰克图行程超过4300里，茶叶从中国运输至边境口岸历时近半年，正是这一贸易路线被学者称为“万里茶道”，2014年各方已启动将其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的规划［3］。这一由晋商开辟的新兴茶叶贸易路线，改变了中国境内以北京为中心的贸易时期的经鄱阳湖、顺长江入大运河至北京的传统南北茶叶商路和贡道［4］（P119-126）。
恰克图城貌（恰克图是俄罗斯边境城市，19世纪中叶之前大量茶叶经此流往俄罗斯内地市场。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最初，中俄贸易路线上运输出口的产品以中国的棉布和丝绸为大宗， 茶叶出口数量较少，如1750年仅有7000普特砖茶、6000普特白毫茶⑤。18世纪后半叶，俄国棉纺织业有了长足进步，饮茶风习也在俄国广为普及，因此中国棉布和丝绸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 茶叶的输出迅速增长。18世纪60年代初开始达到3万普特左右, 约占中国对俄出口商品总值的15%；1792年， 茶叶输俄货值达54万卢布，首次超过棉花货值，占当年中国输俄总货值的22%；1802年茶叶输俄货值达187万 卢 布， 占 输 俄 总 货 值 的40%［5］（P358-359）。1839～1845年， 茶叶贸易已占恰克图全部出口贸易的91%⑥。1857年，马克思说：“在恰克图，中国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100万箱， 但在1852年却达到了175万箱， 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6］（P164）
中俄两国时局的变化会对这条路途漫长传统茶叶贸易商路造成深刻冲击。 在两个半世纪的贸易中，恰克图市场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由于走私的盛行以及俄国商人从中作梗， 乾隆帝曾对沙俄两次违约给予关市制裁， 恰克图在1758年、1765年、1777年、1785年共经历过4次闭市的波折 ［7］（P270-297）。1812年的拿破仑战争导致俄罗斯社会动荡，给中俄茶叶贸易造成冲击，1811年经恰克图运俄的白毫茶为46405普特，1812年便骤降为24729普特［8］（P32-34）。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对这一茶叶贸易路线的影响最为深刻。1853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及上海小刀会起义切断了闽茶向俄国运输的茶叶路。同年，俄罗斯馆驻北京第十三班达喇嘛巴拉第 （Archimandrite Palladius）所提供的秘密情报，详述了动乱对闽茶销俄的负面影响：“由于中国南方动荡不安， 本年到福建定购茶叶的商人将会寥寥无几。因此，明年未必会有新茶运到。 叛乱者在整个长江下游造成的恐怖，使取道樊城的交通已经中断。”⑦中国内地时局之动荡对中俄茶路的影响也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他在1857年发表的《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中说：“1853年，由于中国内部不安定以及产茶省区的通路为起义部队所占领， 起义者抢劫敌人的商队， 所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就减少到五万箱， 那一年的全部贸易额只有六百万美元左右。”［6］(P164)中俄茶路这条经济动脉的受阻，激怒了俄国政客，他们派遣公使普提雅廷致理藩院咨文：“因贵国内乱， 以致我恰克图买卖连年壅滞。敝国欲迅速代平叛乱，贵国韬钤以及文学，可期至善。”［9］（第三编，P347）实际上，动乱对闽茶运输路线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1857年巴拉第再次向俄国政府报告起义军占领了邻接武夷茶区的崇安县城， 切断了武夷山与福州府之间的水路交通。 茶路受阻的直接结果便是茶价的飙升，据报告，闽茶茶价上涨50%以上。部分商人于是将较为便宜的两湖茶掺入闽茶之中，贩运至恰克图。
蒙古草原上的运茶驼队（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两湖茶的茶源地主要是湖南安化和临湘的聂家市，以及湖北蒲圻羊楼洞、崇阳和咸宁等地。太平天国起义平息之后，两湖茶仍旧以福建茶的名义卖给俄国。出乎意料的是，两湖茶非常适合俄国人的口味，故有远见的一些中国茶商，开始公开输入两湖茶，而输入福建茶之商人，则损失惨重，故福建茶之市场渐为两湖茶所夺［10］（P91）。加之， 武夷山区茶叶外销开辟了经福州出口的路线，通过海路对英美等国输出日增，经由陆路对俄输出比重呈下降趋势。闽茶向俄输出的阻隔和两湖茶之登场，为汉口成为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之中枢提供了历史契机。
19世纪初， 俄商对两湖茶已经有初步了解，太平天国战事对中俄传统茶路的堵塞为中部茶叶向俄输出提供了机遇。 中部茶叶主要以湖南、湖北、安徽南部和江西北部为主要来源地，这些地区从唐宋时期便已是中国的重要产茶区。中国茶叶自鸦片战争起大规模进入世界市场后，宁州红茶、祁门红茶、湖南红茶和宜昌红茶等为英国等国家所知。汉口位于华中产茶区的核心位置和黄金水道之上，与这些产茶区水系相通、陆地相连，自然而然成为茶叶发卖和输出之门户。由于清王朝一向禁止俄商深入中国内地采买，中俄传统茶路自内地至恰克图部分贸易一向为晋商所垄断。但俄罗斯一直觊觎中国内地的茶叶生产基地，1851年与清王朝签订《伊利塔巴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打开了中国西北边疆的贸易门户，新疆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新通道。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 将中俄通商从西北边疆拓展到七口通商，并提出中方取消对陆路通商的条件约束，不加限制。特别是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更具标志性意义， 该章程打破了边境贸易的地域限制，俄商取得了在中国内地直接从事茶叶采购、 加工、贩运的权利，以及与天津通商的关税优惠。但从汉口运往天津的茶叶除在汉口缴纳2.5两/担的出口关税， 在天津还要交1.25两/担的子口税。1866年，在俄国政府的强迫之下，清王朝同意免除俄方天津子口税，进一步降低了俄商的陆运费用， 但从汉口运至天津的茶叶不允许在周边销售，必须全部转运至恰克图到俄罗斯销售。
这些条约和章程给俄商深入汉口内地收购茶叶以及茶叶的外运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们一方面深入汉口及其附近茶区积极从事茶叶收购、开设砖茶工厂， 改进砖茶压制方法。1863年顺丰洋行（S.W.Litvinoff & Co.）、1866年新泰洋行（Tokmakoff, Molotkoff, & Co.）、1873 年 阜 昌 洋 行（Molchanoff, Pechatnoff, & Co.）等俄商在汉口及周边的羊楼洞等地设厂制茶， 较中国茶商所生产，成本要低、品质更优，故获利颇丰。到1895年， 在汉口从事砖茶制造和贸易经营的有新泰、百昌、源泰、阜昌、顺丰等多家俄商，其中以新泰洋行最为繁盛。与此同时，英商也积极在汉口从事茶叶贸易开拓，英俄双方在汉口展开了长时间的激烈竞购［11］(P55-59)。另一方面，为进一步降低运输费用，俄商还调整茶叶贸易路线，开始水陆联运。其方法和路线为，以汉口经营的重心和根据地，将附近茶区收购的茶叶和制造之砖茶集中在汉口装船，运至上海，经中国沿海海路运至天津，再通过陆路运输至恰克图。这致使天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额迅速增加，1865年为1647888磅，1866年为2399291磅，1876年增至8675907磅，增长5倍多［12］（P117）。
位于汉口的砖茶厂（现在湖北省的武汉市。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俄商深入汉口并积极开拓茶叶路线，意味着俄罗斯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努力摆脱晋商为中俄茶叶采买之代理的境地。在中俄传统的茶叶贸易路线，晋商曾赚得巨大利润，俄罗斯一直在试图掌握茶叶贸易的整个路线。1867年恭亲王等奏复山西商人的陈请中称：“从前恰克图贸易之盛，由于俄国人不能自入内地贩运，自陆路通商以后，俄人自行买茶，不必与华商在口外互换， 因之利为所夺。”［13］（P5600-5601）1868年的领事商务报告称：“运往恰克图的茶叶，大都不是在买卖城收购，而是在湖北收购，所以自然就要用那些经由最便宜的航道运到湖北省的大港口——汉口——的俄国制成品来还清一部份茶款。”［14］(第二册，P1306)随着汉口茶叶贸易对俄输出的地位日益提升， 恰克图茶叶贸易中心的地位开始褪色，逐渐从属于汉口的茶叶贸易，1866年在陆路总输入砖茶104804普特中，恰克图贸易的占43773普特，而俄队商直接自汉口输入54117普特， 到1868年时，陆路输入砖茶185985普特，俄队商自汉口输入130537普特，恰克图转运的有12641普特［10］。俄商掌握茶叶贸易路线，对长期经营该路线的晋商影响颇大，1880年10月祭酒王先谦奏折中曾提到：“从前张家口有西帮茶商百余家，与俄商在恰克图易货，及俄商自运后，华商歇业，仅存20余家。”［15］（卷24，P14）1900年，趁八国联军之乱，俄罗斯对华商加重税收：“红茶以分合税一分，重华秤十一两二钱，每分收俄洋六十二分半。计茶一箱，原本不过四十二三两，税银约需四十五两……砖茶并按每分六文一厘半征税，合计所收数目均过于原本，以致赴俄华商半多亏歇，而库伦至张家口一带商务亦因之窒碍。”［16］（P206）俄商的争夺和俄国的重税，挤压了晋商生存空间，这也成为传统晋商衰落原因之一。
与中国交界的恰克图商城，整个院子都堆满了装茶叶的箱子。（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俄商还以汉口为中心，向九江、福建等地拓展茶叶收购和生产之基地。清末，九江也是全国重要的茶市，该商埠连接着赣西北、赣东北、吉安府，以及安徽徽州府、福建崇安等重要产茶区，俄商对此亦有所觊觎。1870年， 汉口俄国茶商派员到九江采购白毫茶和砖茶，发现该地茶叶质优价廉。于是，原本在汉口从事砖茶加工的俄商阜昌、新泰、 顺丰等分别于1870年、1875年和1882年在九江开设砖茶分厂。1891年俄国人开始在九江生产方茶，一直持续到1895年，九江茶市走向衰退之后，俄商又将市场退缩至汉口［17］（P168）。与此同时， 俄商也积极从汉口向福州拓展砖茶生产基地。1872年俄商伊万诺夫派波雅特科夫了解福州茶市行情，波雅特科夫在福州收购茶末开始生产砖茶。1875年， 他与汉口俄国茶商莫尔恰诺夫合伙开设了茶叶商行。汉口的巴纳玛洛夫、托克玛科夫—舍维列夫等商行也选择在福州开业，当年底，“福州及福建内地俄商已设立了5、6个厂，1876年发展到9个厂之多”［18］（P78）。总体而言，俄商在福州经营并不成功， 最终同样选择退回汉口。在此情形之下， 汉口对俄国茶叶输出至为重要，到1894年汉口直接装运出口的茶叶为14.7万担，其中俄商占输出总数的85%，汉口外贸市场为俄罗斯所独占。
俄罗斯原本是发源于内陆的国家，一直试图发展海洋实力，相继打通了通往波罗的海、黑海和太平洋的出海口。尽管如此，俄罗斯与英国、荷兰等国以及后起的美国相比，航海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因此，俄罗斯长期重视陆路通商贸易路线的开拓，通过不平等条约摄取陆路通商的税收优惠， 而远洋海上通商贸易路线一直没有得到发展。海路运输茶叶在成本、人力投入、运输时间节省等方面都极具优势，这是俄国茶叶运输采取妥协措施、逐渐走向海陆联运的重要原因。但是海陆联运所经过之海陆实际上是在中国内河、沿海路线上运行，而远洋运输仍旧是俄罗斯茶叶贸易之短板。
汉口码头
俄罗斯远东陆地有太平洋海岸， 故尝试将海运路线继续拓展至东北亚。1867年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之前， 俄罗斯的俄美公司已经开始着手开辟远东与中国沿海的贸易路线， 从19世纪50年代起每年平均从海路运进茶叶约8000普特， 约占俄国进口中国茶叶重量的3%⑧。1870年俄罗斯轮船贸易公司的船只完成了远东的航行， 很快又停止了航运。1873年俄国在远东地区成立航运公司，公司两艘海轮抵达汉口参与海路茶叶运输， 经上海出海口后， 通过太平洋上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口岸进入黑龙江水路，水程约6000里。由黑龙江西上， 继续借助俄罗斯国内的内河轮船又行约五六千里，然后登岸，更以车马船只，水陆分运至各省镇乡［16］（P206）。尽管有专业人士指出这一航线每年只同行6个月， 航运公司仍旧看好这个航线，因为“如果使用轮船，即可以缩减为70天；而且除了节省驼商队贸易的全部投资的利息以外， 轮船运输实际上可使每1箱茶叶省去6个卢布(3两或18先令)的运费”⑨。经这条路线运输的茶叶数量并不稳定，1871年为647担，1872年为1813担，1875年为6053担，1877年降为4385担［10］（P147）。
1881年中俄《改定陆路通商章程》大幅酌减了各等级茶叶的税率， 特别是海路运输的税收，海路和陆路运费间的差额从每俄磅38戈比缩减为14.5戈比。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俄罗斯加大对远东航线的开拓，从汉口转上海后直接运往海参崴，如俄国“义勇舰队”开辟了从汉口至海参崴的定期航线。但总体言之，俄国茶叶贸易一直受制于海运不发达之掣肘，1898年英国女历险家伊莎贝拉·伯德记载， 进入汉口港船吨位英国为550000吨，其他国家仅有60624吨，其中中国和日本在这吨位中占据32099吨［19］（P65）。汉口茶市对俄有重要地位，但从记载看，俄罗斯在汉口的轮船吨位极少，其航运能力十分有限。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导致张家口等地商人受到威胁、天津港被迫关闭，这对汉口茶叶运输路线从恰克图向海参崴转变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20］（P195-218）。随着1903年中东铁路和1904年西伯利亚铁路的建成，俄商从汉口等口岸用船将茶叶运海参崴、尼古拉耶夫斯克，特别是日清战争后开辟了汉口经上海到大连的路线，然后经铁路运输到欧俄的路线日益重要。在俄国方面，以往从恰克图到莫斯科需要16个月运输，凭借铁路则压缩至7周，每磅茶叶运费降至9美分；在中国方面，从天津运输至恰克图需要49～90天，故该陆路运输则迅速被铁路运输所取代。俄商借助于贸易特权及交通路线之便利，不仅将茶叶运输至本国消费，还向新疆、蒙古等地再出口，形成“俄茶倒灌”的景观，这对以晋商为主体的传统商人又是一个打击。对此，在理藩院1911年的奏折中有所体现：“蒙古商务，向以茶为大宗，理藩部例有请茶票规，为大宗入款。近来销数顿减，不及旧额十之三四，实因西伯利亚铁路交通便利，俄茶倒灌，华茶质低费重，难与竞争。”［21］（P961）海路联运另一优势在于，英国茶商在同俄商竞争中丧失价格优势，进入19世纪90年代晚期俄商开始独占汉口茶叶外贸市场。
表1 晚清汉口茶叶经亚洲海陆运往俄罗斯的数量⑩
中国茶叶经由陆路被大量贩运至俄国，但俄国茶叶真正消费中心位于欧洲部分，陆路运输成本较海运要高，运输时间较为漫长，且渐被少数大俄商所把控，所以该路线茶叶运输路线并不能有效满足俄国消费者迅速增长的需求。18世纪晚期起，世界茶叶贸易的主导地位从荷兰转移至英国， 英国商人除供应英伦三岛本土消费所需外，还在不断满足荷兰、俄罗斯和德国北部的部分地区急剧扩张的茶叶消费。 从交通运输条件看，欧俄同英国之海上商路远比中国到俄罗斯的陆地商路更加便利，成本也更低，因此俄国每年从英国大量走私茶叶。但19世纪50年代以前，俄国规定中俄之间的茶叶和皮货贸易只能通过恰克图进行，严格禁止俄国商人从中国经由海路输入茶叶或者从英国进口茶叶，这是因为茶叶是陆路俄国商帮所从事的最重要的垄断商品，国家从中取得高额的税收收入：“在这些年里茶叶走私非常猖獗， 这种走私一部份是由于高额的关税造成的，一部份是由于恰克图垄断商对俄国消费者勒索过高的茶价造成的。”⑪以19世纪50年代为例，俄罗斯从国外年平均输入茶359900普特，从英国运至或走私至俄国的茶约每年有162500普特，约占全年茶叶进口额的45%。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马克思看到了垄断贸易对俄罗斯不利的一面，在1857年对俄国的贸易策略做出预判，“可以看出俄国的努力决不只限于发展这种陆路贸易”，“它无疑地会利用任何有利的机会来设法参加同中国的海上贸易”［6］(P164)。
马克思的预判旋即得到应验。1861年， 俄罗斯取消了陆路贸易垄断权。1862年4月，为了阻止从英国等地进入欧俄猖獗的茶叶走私贸易所带来的税收损失，规定从海路把茶叶运进俄国的欧洲部分是合法的。经由海路将茶叶运入欧俄合法性的获得， 势必会对恰克图的贸易产生冲击。1867年，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秘书朗雷（T. S.Lumley） 向本国上下两院呈交一份分析报告，用客观详实的分析证明同等质量的茶叶， 从伦敦、哥尼斯堡或汉堡运抵莫斯科的费用，要比从恰克图运抵莫斯科的费用低廉得多，为此他预言从中国到欧洲的茶叶贸易将会成为恰克图贸易的有力竞争者，“虽然恰克图贸易仍旧可以供应西伯利亚和俄国最边远的北方各省所需的茶叶，并从中取得利润，但恰克图贸易却不能和那个现在把茶叶供应给俄国南部和西部各省的欧洲贸易竞争”［14］（P1304）。 尽管各方都已看到欧俄与中国贸易的前景，但俄国一直被海运能力所困扰：1860年，英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据整个商品流转额的23.9%，而俄国只占3.6%［22］（上册，P95）。直到1870年，俄国在世界商业航船和商业汽船总吨位中所占比例仍旧微乎其微。
中国式帆船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是人类海运史上一件大事， 欧洲商船不必再绕经非洲南端好望角，可以直接经苏伊士运河运达欧洲。航线缩短的直接结果是将中国茶叶运往欧洲的海运时间大大缩短，从原来三四个月减少为45～58天左右,从汉口到英国甚至可以压缩到31.5天［23］（P44-55）。俄商运茶船只在通过苏伊士运河可直接运抵黑海的敖德萨或者巴统， 不必如以前经过英国转口。另外海运运输量大，运费在各种交通路线中最为低廉。19世纪40年代，苏伊士运河没开通前，茶叶从广州到伦敦的运费为30～40银戈比/普特，19世纪70、80年代该路线茶叶运费跌落至3～4英镑/吨， 而从恰克图到莫斯科则要6银卢布/普特。经由海路运输茶叶的运费是陆路运费的1/7至1/8，那些经海路转运欧俄的茶叶，销售价格要比经西伯利亚运来的便宜很多。空前利润空间调动了俄商从事欧俄贸易的积极性：1870年初， 托克马科夫和谢维廖夫贸易所从汉口运茶到伦敦；1871年2月，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商船“乞哈切耶夫号”从敖德萨前往中国，5月从经吴淞口直抵汉口，满载俄商由汉口采购的茶叶返回敖德萨，开辟了汉口欧俄的直接海路运输路线 ［24］（P131）；1872年，“乞哈切耶夫号”和“俄罗斯号”来到汉口运茶至敖德萨。1873年，“俄罗斯号”装茶2012757磅，同样开往黑海之阿得洒（即敖德萨）口岸［25］(P7-8)。自此，凡供销俄国欧境的茶叶，基本都由汉口装船经地中海运抵俄国黑海之敖德萨。 在19世纪70年代，此茶叶运输路线受到俄国和土耳其紧张局势特别是1877年俄土战争的影响，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对华茶叶贸易经营十分不稳定。
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国打通了经由黑海通往地中海的通路，汉口与黑海敖德萨等地贸易得以恢复。俄国的“义勇舰队”（Russian Volunteer Fleet）代替了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船只，设立汉口——敖德萨之定期航线，掌握了汉口茶叶向欧俄运输的控制权，俄国阜昌洋行是其贸易总经纪人。1881年12月31日， 俄罗斯海军舰队的文件中谈到了从汉口运送茶叶到敖德萨的方法。义勇舰队成为新的海上运输力量后，茶叶的运输费用有所降低，俄罗斯的很多公司在敖德萨设立办事 处，从事与汉口的茶叶贸易 ［26］（P529）。1885～1893年，经敖德萨海路进口的汉口茶叶增长了两倍多［27］（P291）。1884～1890年，俄罗斯从汉口向敖德萨运输了7600多万镑茶叶，在19世纪80年代末运输量达到了2000万镑左右 ［26］（P534）。1898年一位女探险家不无感慨地写道：“俄国商人目前已经将茶叶贸易掌控在手中，他们在汉口和九江拥有生产砖茶的工厂，1898年俄国义勇舰队有五艘蒸汽船装载了茶叶驶往敖德萨，一艘驶往圣彼得堡。”［19］（P65）到1893年时，通过亚俄边境运输的中国货物货值为1975.5万卢布， 其中茶叶总价为1606.8万卢布， 通过欧俄边境运输的中国货物货值为1343万卢布， 其中茶叶总价为1325.8万卢布，两者之间相差已经无几。
由于俄国商人直接并且积极地从事汉口茶贸易，经由敖德萨的海路贸易和经由天津的陆路贸易逐渐增加，每年经伦敦再输出到俄国的茶叶逐渐减少，尤其是从汉口到敖德萨的茶叶贸易路线降低了俄国进口茶叶成本， 有利于本国消费者，却威胁到英国再输出茶叶贸易的利益。例如，1894年，俄国有7艘船从汉口向敖德萨运茶26300吨，还租借了1艘英国商船运茶［28］（P110），1896年情况同样如此， 仅有1艘英国船从汉口向伦敦输出茶叶。总体言之，俄国通过海路将茶叶运往欧俄的茶路，受制于航运发展滞后的制约，还经常租借英国、德国船只支援运输。尽管如此，汉口茶叶经由海路的茶路源源不断地运往欧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俄海上运输受到阻隔，俄商转而从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进口茶叶，市场的转移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造成汉口对欧俄出口茶叶量的断崖式下滑直至最终中断。
表2 1880～1893年汉口至敖德萨贸易路线茶叶输出量⑫
在中国饮茶风习传入俄罗斯后，俄国内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由于自身不出产茶叶，俄罗斯倚重通过与中国贸易取得足够国内消费的茶叶，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形成了以福建武夷山为起点到恰克图的著名万里茶道。这一茶叶贸易路线中国部分主要由晋商主导，俄国部分主要有六大商帮主导， 都带有一定的贸易特权和垄断优势。在此期间， 中俄茶叶贸易尽管受中国和俄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影响，但得到较好延续，迅速扩大了贸易规模，形成了与英国海路茶截然不同的陆路茶。 爆发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致使闽茶外运困难，这给以汉口为中心的两湖茶担纲中俄茶叶贸易主角提供契机。汉口茶市凭借独特的水陆交通优势、 毗邻茶叶主产区的地理优势，成为英俄茶商竞相争夺的对象。面对英商的竞购和竞运， 俄商一方面深入产茶区积极收购、修建工厂改进砖茶生产方法提升品质，另一方面又意识到自身运输能力的短板，通过与清王朝签订不平等协议取得陆路通商特权和海关税收优惠政策，开始积极调整茶叶贸易路线，将汉口茶叶利用长江内河、中国东部沿海运输至天津再陆路运至恰克图，或者运往俄国东部港口海参崴再使用铁路运输至欧俄。
苏伊士运河开通后，俄商与英商开展正面运输竞争，从汉口直接运输茶叶至欧俄黑海口岸敖德萨。尽管受海洋运输能力限制，但为了缩短运输路线、减少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本、避免运输对茶质之损伤，俄商还是积极利用水路调整茶叶运输路线。晚清中俄茶叶贸易的四条路线，都是以汉口为起点，汉口成为俄罗斯茶叶的重要来源地［20］（P195-218）。19世纪80年代英商迅速退出中国市场后，广州、福州等茶叶贸易港受到冲击， 俄商的需求延缓了汉口茶市的衰落。19世纪末期， 中国茶叶将近一半出口至俄罗斯，1906～1916年超过60%的茶叶出口至俄罗斯。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口茶叶对俄出口达到顶峰。但汉口茶叶输出路线的开辟以及主导权由俄商所掌握，出口茶叶的质量控制也没有实现内在化⑬。十月革命导致俄国消费需求发生变化，布尔什维克政府对茶叶贸易进行管制，以汉口为中心的对俄茶叶贸易走向衰退，晚清中国茶叶走向全球化的进程归于失败。
注释：
①茶马互市肇始于唐代、兴起于宋代、鼎盛于明代、衰落于清代， 是以茶马交换贸易为核心同西北少数民族交往的形式， 清代中叶以后逐渐拓展到与俄罗斯的贸易往来，详见刘礼堂、宋时磊《唐代茶叶及茶文化域外传播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3期；魏孔明《西北民族贸易述论——以茶马互市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2001年第4期。 中俄早期茶叶贸易可参见苏全有《论清代中俄茶叶贸易》，《北京商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②1728年俄罗斯开始对恰克图市场进行规划设计，并派军队于当年建成贸易市场， 中国商人则集资建立贸易城，这个贸易城被中国称为买卖城。恰克图位于现在俄蒙边界界河的北岸， 买卖城则是现在蒙古国阿勒坦布拉格。
③这种茶叶由汉水运至距汉口350英里的一个大市镇樊城（老河口镇），在樊城起岸后，用骡子拖拉大车运往山西省靠长城口外一个重要城市归化厅， 然后由归化厅分销于蒙古全境。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1辑，《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第11页。
④这三条道商路分别是： 东路自乌兰坝入察哈尔正蓝旗界，经内札萨克西林郭勒盟之阿巴噶王、阿巴哈那尔贝子等旗游牧，入外萨克车臣汗部落之阿海公旗游牧，经达里冈爱东界， 入车臣汗部落之贝勒等旗游牧， 达于库伦，由库伦方达恰克图，此东一路也；西路自土默特旗翁棍坝、河洛坝，经四子部落沙拉木楞、图什业图汗旗，至三音诺彦旗，分为两路，其一西达里雅素台科布多，其一东达库伦，由库伦达恰克图，此西一路也；中路自大境门外西沟之僧济图坝， 经大红沟、 黑白城子镶黄旗牛群大马群、镶黄旗羊群各游牧，入右翼苏尼特王旗，经图什业图汗旗车臣汗部落之贝勒、阿海公等旗游牧，渡克鲁伦河达库伦，方达恰克图。贾桢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6，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30年，第8页。
⑤白毫茶是指用带有细白毫毛的嫩叶加工而成的非常高级的红茶。见（英）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53页。
⑥霍赫洛夫 《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国的国家与社会》， 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第93页。转引自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8页。
⑦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北京布道团与俄中贸易》,《红档》1932年第3期，第154页。转引自蔡鸿生《“商队茶”考释》，《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⑧俄美公司对茶叶贸易的经营，可参见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6页。
⑨《北华捷报》，1873年8月16日，第133页。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85～1286页。
⑩资料来源：1874～1880年间经俄属远东地区输往俄国的汉口茶叶统计，孟宪章《中苏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1896～1903年汉口输往俄属太平洋口岸茶叶数量统计，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第193页。
⑪Trade Reports,1866年，天津。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第1299页。
⑫资料来源：1880～1884年原始数据来自I.U.P., B.P.P., China, Vol.15, pp.121,1884, Hankow,引自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1885～1893年数据来自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 《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页。前者原始数据单位为英镑，后者数据单位为千普特，现统一折算为千克。两者数据出入较大， 因前者来自英国领事报告记录从汉口直接输出的茶叶， 后者可能包括从汉口转运至上海复出口的茶叶。
⑬张之洞曾试图突破俄商对贸易路线的掌控， 见李灵玢 《论张之洞与汉口茶贸》，《江汉论坛》2012年第9期，日本突破西方贸易主导的质量控制的路径可参见（日）中林真幸《日本近代缫丝业的质量控制与组织变迁》，《宏观质量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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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hange of Tea Trade Rout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Late Qing Dynasty: Taking Hankou as the Trade Center
国庆刚过，部分媒体报道欧盟对我国输欧茶叶检出蒽醌残留，对中国茶叶出口再次释放危机信号。蒽醌是什么?为什么欧盟对其十分关注?它是否危害人体健康?为维护中国茶行业声誉及消费者权益，中华合作时报·茶周刊全媒体独家采访了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副秘书长、茶叶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蔡军，就有关问题进行解读。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副秘书长蔡军。
记者
蔡秘书长您好!据了解茶叶出口所涉蒽醌问题存在已久，您能否介绍一下大概情况?
蔡军：蒽醌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已知在高等植物中大约有50多个科100余属的植物中含有蒽醌类物质，集中分布于蓼科、茜草科、豆科、鼠李科、百合科、紫葳科等植物中，在自然界中可以自然合成，并非农药残留，比较难以追根溯源。
蒽醌问题在10年前就发生过。2013年前蒽醌并未列入欧盟农药检测目录，也无相应检测标准，自2013年下半年开始欧盟逐步加大对我国输欧茶叶蒽醌残留检测力度，特别是从2014年9月份开始，针对中国绿茶抽查力度进一步加强，因蒽醌含量超标，3个货柜遭退货，到2014年10月，我国输欧茶叶被通报退货达7个批次，直接导致中国绿茶对欧盟出口陷入全面停顿状态。后经过交涉，欧委会于2015年5月18日将蒽醌含量标准由0.01ppm提高到0.02ppm，但仍远低于我国茶叶蒽醌含量均值。
记者
在此过程中出口茶企是如何应对的?为什么蒽醌仍成为中国茶叶输欧的一大障碍?
蔡军：自2013年起我输欧茶企就已积极应对蒽醌问题，所收购加工销售到欧盟原料在欧盟认可的欧陆分析技术服务(苏州)有限公司推荐的463+2项打包检测(采用方法EN15662)，均未检出蒽醌，并通过SGS、诺安、华测等检测公司对比检测也未发现蒽醌问题。据出口企业反映，主因是欧盟更换检测方式，采用EN12393检测，导致我国茶叶蒽醌全面超标。2013年9月开始企业对蒽醌从原料收购、生产加工以及销售整个过程进行检测监控，采用EN12393方法对库存茶叶全面自测，含量均值在0.05ppm左右，几乎全部不符合出口欧盟 0.01ppm的最低检测限量要求。
我认为蒽醌问题是贸易壁垒的体现。欧盟认为蒽醌具有致癌性，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却认为其在人类致癌上“证据不足”，仅将蒽醌划分为“对人类可能致癌”(2B组)一类。今年此次蒽醌超标只是捷克依据其自有标准所做检测，但只要中欧双方检测标准未形成一致，此问题仍将长期困扰中国茶叶对欧出口，特别是绿茶将会面临全面退出欧盟的严重危机。
记者
为维护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以缓解此问题?贵商会有哪些建议?
蔡军：2013年那次蒽醌问题对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省份千万茶农造成重大影响，仅浙江5家和安徽1家出口企业的库存量就达8200吨左右，预计损失至少3600万元。欧盟是我茶叶出口潜力最大的市场，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将蒽醌影响降到最低。
一是呼吁欧方主管部门尽快评估此次蒽醌问题对中欧正常贸易带来的影响，充分考虑该标准对中国茶企造成的巨大损失，尽快暂停对茶叶中蒽醌的检测。
二是建议中国企业与检测机构采用多种方法查找蒽醌来源，以缓解蒽醌问题。在茶叶种植过程中，茶农不存在人为添加蒽醌的动机，茶叶中测出该物质多是生长、加工环节(如加热、包装)中外界环境污染所致，应归类为污染物，而非农药残留。我们迫切要求欧盟能提高茶叶中蒽醌的含量指标值到0.05ppm以上(最好是0.1)，或者改为采用茶汤检测方法。
记者
目前中国茶产品的安全性处于什么水平?消费者应该对蒽醌持一种什么样的科学态度?
蔡军：消费者可以放心饮茶。我国包括茶叶在内的食品安全目前一直处于高安全水平，茶叶是泡水饮用，经多方查证蒽醌不溶于水，性状稳定，并不会危害身体健康，吁请广大消费者不要被夸大的信息误导;同时也呼吁相关媒体在此问题上保持科学、负责的态度，勿因不严谨报道引发市场恐慌。
记者
从绿色发展的方向看，中国茶业需要加强哪些方面的工作，以提高中国茶叶的质量和消费者福祉?
蔡军：从业者需居安思危，集结各方力量降低蒽醌问题的不良影响。
对欧盟，建议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主管部门以及标准制定专家组积极与其协商沟通，在增添新的茶叶农残检测标准，或者更改检测方法时，争取适当放宽标准，缓解企业外贸风险。
对有关部门，建议增加科技创新项目经费投入，吸引更多的人才开展前沿研究，提升质量安全防御能力;同时完善预警机制，为企业争取更多评估、应对时间。
对企业，增强食品安全和绿色环保意识，从种植、采收、生产、储存等各个环节推行现代化无公害清洁生产模式，严格做好农残及污染物防控，严守质量安全屏障。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刚刚圆满落幕，拉开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新的发展帷幕。茶界同仁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秉持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理念，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携手全球茶人，共谱茶产业发展新华章。
出品：中华合作时报·茶周刊全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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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要内容：
·茶叶标准化的内涵是什么?
通过制定、发布和实施标准，达到统一"是标准化的实质。"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则是标准化的目的。
·国内外茶叶农残标准的区别
在茶叶国际贸易中， 农药残留作为必要的检测指标，是最高级别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之一，作为茶叶主要出口国，农残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茶叶出口、影响我国茶叶国际竞争力的因素。
·茶叶标准化体系建设对茶产业的意义
通过专题研究标准制定的相关过程，使我国的茶叶标准工作者更加熟悉国际标准的相关规则，在参与国际标准制订中占有主动权，提高我国在国际标准制定上的话语权，同时为我国今后标准的制、修订如何与国际接轨提供有力的借鉴作用。
在茶圈，关于茶叶到底该走标准化的路线，还是个性化的路线，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的观点。践行标准化的走工业化产业路线，赞成个性化的则强调茶的文化属性，讲究山头、古树、产区、讲制茶师傅...在这其中更承载着一份情感的温度。
但是仔细想想，当我们在探讨标准化与个性化的时候，我们谈论的到底是什么?
(1)是生产加工环节的标准化?(2)是种植采收环节的标准化?
(3)是产品品控(口感)标准化?
从中国茶行业的角度看，标准化与个性化，实际上是并不是非此即彼，更不是支持一方就要否定另一方，所谓标准化、工业化也只不过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才逐渐完善的概念。工业革命起初从根本上解决的是“效率和时间”的问题，在更短的时间里获取更高的产能，后来进阶为“效率+品控”等问题。本期茶也启示录带大家深入了解一下什么是茶叶的标准化，希望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思考和启发。
01什么是茶叶标准化
对于茶叶标准化，人们从不同的视角有不同的理解，先看看官方是如何定义标准和标准化的。
·什么是标准?GB/T 20000.1-2014《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1部分: 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条目5.3中对“标准”描述为：
通过标准化活动，按照规定的程序经协商一致制定，为各种活动或其结果提供规则、指南或特性，供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一种文件。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先后以“指南”的形式给“标准”的定义作出统一规定：
标准是由一个公认的机构制定和批准的文件。它对活动或活动的结果规定了规则、导则或特殊值，供共同和反复使用，以实现在预定领域内最佳秩序的效果。
·什么是标准化?全国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给出的定义是：
“为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实际的或潜在的问题制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的活动，称为标准化。它包括制定、发布及实施标准的过程。标准化的重要意义是改进产品、过程和服务的适用性，防止贸易壁垒，促进技术合作”
简单说"通过制定、发布和实施标准，达到统一"是标准化的实质。"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则是标准化的目的。
茶叶标准体系
我国茶叶标准体系由国家标准体系 (茶叶)、全国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体系和 GH/T 1119— 2015《茶叶标准体系表》三个部分组成。
国家标准体系：
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统一制定， 包括体系类序号、体系类目代码、体系类目名称、分类编号、重点领域、TC 编号及名称、专业部、业务指导单位、ICS、 中标分类等内容;如下图所示：
国家标准体系(茶叶)框架表
《茶叶标准体系表》是将我国茶叶的国家标准和供销合作行业标准 (不包括茶叶机械标准)，按其内在联系以一定的形式排列起来的图表，包括已有的标准、正在制定(尚未发布) 的标准和预计未来将要制订的国家和供销合作行业茶叶标准，是一种指导性的技术文件，是编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依据，并将随着我国茶叶行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和充实。目前茶叶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有 109 项， 基本涵盖茶产业领域的重要基础通用标准、产品标准、方法标准等。
标准体系表的第一层为茶通用(包括基础、质量、方法、物流等)标准，第二层为各茶类标准，第三层为再加工茶类标准，如下图所示：
全国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体系框架图
·茶叶标准化的特点
· 专一性
茶叶标准只适用于茶叶领域的某个品类具体茶叶产品, 对非茶类或类似产品无效。因此制定茶叶标准应在明确常规技术要求的前提下, 强调所指茶叶产品的独特风味, 如特定地域、独特工艺、突出的品质特征和内含物成分等。
· 科学性
茶叶产品标准的编制是以生产企业执行的生产工艺、主要设备、原料来源、管理水平和产品的特征、特性为依据, 适当考虑设备改造、工艺革新等因素。当设备、工艺和原料来源有较大改变, 直接影响到产品特征特性时, 应及时对标准进行修订。
· 法规性
茶叶标准要求对茶叶产品及相关的方法、基础标准作出明确的统一的规定，不可有任何含糊不清的解释。标准不仅有感官审评等质的规定，还要有详细的理化指标指标、安全指标等量的规定，不仅对内容要有规定，有时对形式和对其生效的范围也要作出规定。没有明确的规定，就不称其为标准。同时，标准一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颁布并要求强制实施，它就是一项技术法规。茶叶强制性标准，是政府执法部门的技术依据。
· 季节性
茶产品与工业产品的最大差异是季节性差异，我国茶叶的生产季节主要是春茶、夏茶和秋茶，茶叶的生产受天气、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同时，茶产品露天生产环境的难控性与工业产品室内生产环境的可控性，决定了茶叶标准化的实施比工业标准化的实施相对复杂与困难。
· 区域性
我国的茶叶产区主要分布在南方省份，茶叶的生产受季节与地域影响非常大，各个地方的茶叶品种又有所差异，根据茶叶的适制性，不同的茶树品种适合做不同类型的茶叶，茶叶标准的制订一定要考虑到地域性这一特点。
02
我国茶叶标准化的发展与现状
·新中国成立前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中国茶叶已行销欧、美、亚、非、澳五大洲，成为我国外贸的重头商品。部分经营者为谋取暴利，兴起了掺杂使假之风。为了保护消费者利益，各进口国纷纷立法，禁止掺杂假茶输入。为此，爱国茶人力荐建立茶叶检验机构，维护商品的信誉。最终于1915年，在浙江温州地区成立了永嘉茶叶检验处，制定地方性法律条文作为检验依据，这是我国茶叶标准的雏形。
1929年，当时的实业部在上海、汉口分别成立了商品检验局，并同时着手制订茶叶检验标准。
1931年，国民政府实业部基于出口检验之需要，颁布了我国第一部茶叶标准。全文仅六条，百余字。对各类茶的品质、水分、灰分和包装作了笼统的规定。
1932年至1937年, 实业部先后五次组织修订茶叶标准, 不断充实内容。1936年对茶叶采摘、制造、贮藏和卫生条款增加了限制,1937年对着色茶和不合格茶规定了取缔办法。抗日战争时期, 各省分别办理出口茶叶检验。其检验标准由各省自定, 内容差异很大，浙江、江西、福建、安徽都各有一套标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茶叶外销受阻，茶叶检验亦告暂停。
1947年, 实业部再次组织修订茶叶标准, 以加强产品检验, 拯救在战争中日趋衰落的茶叶生产。这部标准对统一全国茶叶生产、保证产品质量、维护消费者利益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茶叶标准由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构成。我国是一个多茶类国家, 茶叶生产区域跨度大, 茶叶管理部门多。我国现行的茶叶标准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逐步建立和完善的，最初以实物样为基准，按茶叶初制、精制的不同加工工艺和内销、外销及边销等不同销售市场分为毛茶标准样、 加工标准样和贸易标准样三类。
1950年3月,新中国贸易部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商品检验会议,制定了《茶叶出口检验暂行标准》和《茶叶产地检验暂行办法》,恢复了由于战争而中断的茶叶检验,并增设了检验机构。
20 世纪 80 年代，国家和地方等有关部门逐步发布、 实施了各类茶叶标准。 2008 年 3 月，全国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式成立，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茶叶标准体系，更好地推动茶叶标准化工作。 经过各部门几十年来在标准化方面的工作，我国现已初步建立了茶叶标准体系
截至 2021 年 7 月中旬，涉茶现行有效行业标准230余项，行业领域涉及农业(NY)、供销合作(GH)、轻工 (QB)、出入境检验检疫 (SN)、机械 (JB)、国内贸易 (SB) 等，其中涉茶农业行业标准64项、供销合作行业标准44项、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38项、机械行业标准20项、轻工行业标准10项、国内贸易行业标准14项
· 毛茶标准样
毛茶标准样又称毛茶收购实物标准样， 是对样评茶、评定毛茶等级及价格的实物依据，即作为收购毛茶的质量标准，90 年代以前，国家主管茶叶收购的部门实行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90 年代以后，由于茶叶市场放开，国家茶叶主管部门不再统一下达毛茶标准样的制订及换配计划， 改由行业主管部门下达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制修订任务， 将部分毛茶产品按照标准化管理的要求，列入国家、行业标准的管理规范中。
· 加工标准样
加工标准样，又称加工验收统一标准样，是对毛茶再加工时按照外销、内销、边销成品茶标准茶样进行对样加工，使产品质量规范化的实物依据，也是成品茶交接验收的主要依据，加工标准样茶有绿茶、红茶、 乌龙茶、压制茶等
· 贸易标准样
贸易标准样指对外贸易标准样， 是国际茶叶 贸易中成交计价和货物交接的实物依据。我国茶 72 叶的贸易标准样于 1954 年开始建立，首先从大宗 出口绿茶着手建立等级标准茶号， 接着建立外销 工夫红茶、小种红茶、乌龙茶、白茶等的等级标准 样茶，至 1962 年初步达到了贸易标准样规格化和 标准化的要求。
目前我国出口茶叶以散装茶叶和小包装茶叶为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商品规范 申报目录》(2019 年版)， 进出口茶叶 (海关编码 [HS 编码]0902)主要分为绿茶(未发酵茶)、红茶 (已发酵)和半发酵茶三大类，分别执行相应标准。在实际贸易中， 进出口茶按照最相近的原则归属 到未发酵类、已发酵类或半发酵类商品中。如白茶 由于是轻发酵茶，一般归属在绿茶(未发酵)类
茶叶质量安全标准
作为世界上主要的茶叶生产、消费和贸易国， 保证茶叶的质量安全对我国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1982 年 6 月 1 日实施的 GBn 144—81《绿茶、红茶卫生标准》是我国最早的茶叶 卫生安全标准，规定了感官指标和理化指标，在理 化指标中对铅、 六六六和滴滴涕做了限量要求。
2005 年 1 月颁布并实 施 GB 2763—200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 药最大残留限量》和 GB 2762—2005《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对茶叶的农药残留 限量和污染物限量做了进一步要求。
2009 年国家颁布实施了《食品安全法》，明确 要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对现行的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中强制执行的标准予以整合， 统一公布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我国与茶叶及相关制品有关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共有 13 项， 包括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污染物限量、标签、卫生规范、检测方法等，这是我 国茶叶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的重要依据。
目前，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市场 监管总局三部门联合发布的 GB 2763—2019 《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已 于 2020 年 2 月 15 日正式实施， 涉及茶叶的农残限量指标增加到了 65 项。
03
茶叶标准的分类
世界各国标准种类繁多，分类方法不尽统一。根据我国实际情况， 并参照国际上最普遍使用的标准分类方法，我国标准分类如下：
(1)按标准的约束力划分。我国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
(2) 按标准制定的主体划分。从世界范围来看，标准分为国际标准、区域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与企业标准;各层次之间有一定的依从关系和内在联系，形成一个覆盖全国又层次分明的标准体系。对需要在全国范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的，应当制定国家标准，一般表示为GB或GB/T。
对没有国家标准而又需要在全国某个行业范围内统一技术要求的，可以制定相关行业标准。如农业部标准表示为NY. 对既没有国家标准，又没有行业标准而又需要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统一技术要求的，可以制定地方标准，一般表示为DB或DB/T。
企业生产的产品既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又没有地方标准的，应当制定相应的企业标准。一般表示QB。对已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的制定严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要求。
(3)按标准对象的基本属性划分。标准分为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
(4)按标准信息载体划分。标准分为标准文件(文字形式)和标准样品(实物形式)。标准文件的作用主要是提出要求或作出规定，作为某一领域的共同准则;标准样品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实物，作为质量检验鉴定的对比依据，作为测量设备检定、校准的依据，以及作为判断测试数据准确性和精确度的依据。
企业标准有以下几种：
(1)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制定的企业产品标准;
(2)为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进步，制定的严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的企业产品标准;
(3)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选择或补充的标准;
(4)工艺、工装、半成品和方法标准;
(5)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
· 根据企业的生产实际确定起草企业标准
在起草一个标准前，企业要充分的调研，一方面制定的标准不能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相抵触，另一方面标准制定要符合企业的生产实际，这样标准的制定既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又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率。
· 根据企业产品特点制定企业标准 我国的大部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都是推荐性标准，企业制定的标准应根据本企业的生产实际及产品的特点来制定。起草企业标准时，应参照国内外同类产品相关标准，并结合自身的特性来拟定。制定出来的标准应在生产实际中加以检验并不断地加以修订，形成最终确认的文本，并在国家相关质检部门备案后生效，这些将作为企业今后生产的依据以及产品质量仲裁中作为有力的证据参考。
· 根据企业产品实际情况准确表述企业标准化
企业在制定产品标准时，可以考虑制定能达到较高质量要求的技术指标，企业标准一般是严于或高于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不同类的茶产品，其技术指标要求也不一样，有时也不能盲目追求过高的指标，这样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不同的产品应有其科学合理的指标，企业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产品标准要进行科学而又准确的表述。
04
国内外茶叶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比对在全球进出口贸易中，关税壁垒在贸易保护中的作用逐渐体现出其局限性，而作为非关税壁垒之一的绿色贸易壁垒越来越受重视。发达国家以保护本国资源和环境为由采取了一系列绿色贸易壁垒措施限制了我国茶叶出口，我国茶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被极大削弱，导致我国茶叶出口成本增加，这对我国茶叶进入国际市场造成了严重压力，抑制了我国茶叶出口的增长速度，阻碍了我国茶叶企业对国外市场的拓展。
中国与主要国家或地区茶叶农残标准情况对比
· 中国与欧盟以欧盟为例，2014—2018年欧盟对我国茶叶(不含茶饮料)出口通报农药残留超标累计135批次， 我国成为欧盟茶叶出口通报的主要来源国，农药残留超标成为被通报的首要因素。
我国在 GB 276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和 GB 2763.1—20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百草枯等43 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中对茶叶的农残指标进行规定。
欧盟相关主要技术法规有：《关于加强进口饲料和非动物源性食品官方控制水平法规》[(EC)No 669/2009] 《动植物源性食品及饲料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的管理规定》[(EC)No 396/2005]。欧盟网站查询农药残留限量标准: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数据显示，欧盟已制定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指标3万多项，其中针对茶叶的陆续增长至 486项，数量是我国茶叶农残限量指标的7.5倍。 欧盟标准是目前世界上最严格的茶叶农药MRLS标准。
中国与欧盟共有指标42 项(中国指标有“六六六”1 项，欧盟指标为“α-六六六”和“β- 六六六”2 项，本研究以中国名称为准，因此计为共有指标1 项)。在共有指标中，欧盟更严格的有26 项，中国更严格的有8 项，相同的有8 项详见下表;中国与欧盟共有指标比较结果
近年来对我国输欧茶叶产生重大影响的是蒽醌、唑虫酰胺、呋虫胺、高氯酸盐等农药。其中蒽醌我国尚未制定其限量标准， 唑虫酰胺、呋虫胺已于GB2763—2019中新增限量标准，并于2020年2月实施。
同时欧盟规定，未制定MRLs的农业化学品限量检出限标准一律为 0.01mg/kg。
· 中国与日本日本也是世界上对茶叶农残限量最严格的国家之一，日本主要在《食品卫生法》《食品安全基本法》和《食品中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中对茶叶农残限量做出规定，涉及的农业化学品残留。
使用的农药 MRLs 标准是《食品中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PLS)，于2006年5月29日正式实施，涉及800多种农药、兽药、食品添加剂等，制定了最大残留限量指标5万多种， 其中涉及茶叶的检测项目有255项，数量是我国茶叶农残限量指标的4倍。
对于未制定MRLs标准的农业化学品，其在食品中的含量不得超过 0.01mg/kg。
中日相比，中国独有指标有19 项，日本独有指标192 项。共有指标31 项。在共有指标中，中国更严格的有18 项，日本更严格的有5 项，相同的8 项。
中国与日本共有指标比较结果
目前，我国茶叶出口日本主要通报项目是氟虫腈，日本对氟虫腈(0.002mg/kg)的检测很严格，我国虽规定氟虫腈在茶叶上禁用，但尚未制定限量标准。
· 中国与摩洛哥摩洛哥是我国绿茶的最大出口国。
2019年7月1日，摩洛哥国家食品安全 局(ONSSA)开始对自我国进口的茶叶实施新的农药MRLs标准，涉及47种农药MRLs， 基本参照 CAC、欧盟标准。
摩洛哥规定 我国未准许用于茶叶的农药，一律按0.01mg/kg或定量检出限(LOQ) 实行。
摩洛哥27项农药的MRLs指标严于我国，如丁醚脲严 500倍，啶虫脒严 200倍，苯醚甲环唑严 200倍。
· 中国与美国美国的茶叶农残标准总体来说比我国宽松，规定了茶叶中 36种农药的MRLs。
美国禁止在茶叶上使用的化学农药：滴滴涕、毒死蜱、乙硫磷、氰戊菊酯、林丹、甲巯咪唑、丙溴磷、四氯杀螨砜、三唑醇、三唑磷、三氯杀螨醇、硫丹、溴虫腈。
我国和美国都有MRLs要求的农药有14种 ，其中两国农药MRLs标准相同的仅有草甘膦( 速溶茶除外) 和乙螨唑。
美国的甲氰菊酯和喹螨醚MRLs 标准比我国严格，其余相同农药的MRLs 标准均比我国更宽松。
· 中国与CACCAC标准简介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是FAO和 WHO共同建立的协调各成员国食品法规、技术标准的唯一政府间国际机构，我国为CAC成员国。
根据CAC官方网站提供的在线数据库，有关茶叶的农药MRLs共有24种，与我国共有项目19项。
限量值相同项目：硫丹、氯菊酯、噻螨酮、茚虫威、乙螨唑、百草枯、毒死蜱、丙溴磷、氟虫脲
我国尚无限量标准：杀扑磷、炔螨特、氟苯虫酰胺、螺甲螨酯、唑螨酯
国内外茶叶农残限量指标存在较大差异，这与茶叶生产及流通方式、农药登记与使用等具体实际有关，不同国家和组织基于食品安全、风险管理、贸易调控等多种原因，制定最符合自身需求的标准。
05
茶叶标准化的意义
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茶叶行业仍将处于规模不断扩展、质量水平不断提高的上升通道中，产业结构的调整将伴随市场的需求而继续人们对茶叶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需要一个严格的标准来控制茶叶生产，实施茶叶标准化，茶叶的质量和安全卫生等级才能有所保障。
“目前我国茶行业面临的几大问题有：产销失衡、生产劳动力成本持续走高、茶叶品质不稳定及卫生安全隐患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通过科学科技手段来解决。”
· 对于茶园来说，茶园的标准化建设需要一整套的标准化规范。首先是茶树品种管理, 选择适合当地条件的优良品种。其次是茶园的环境管理、水和肥料的管理、茶树栽培管理、病虫害及农药使用的管理(当前, 茶树的病虫害要尽量采用生物防治, 农药的使用要注意采用高效低毒、允许在茶树上使用的农药, 严禁使用国家禁止在茶树 上使用的农药)等。最后还应有鲜叶采摘、保管和运输的管理等，这也是源头的标准化。
· 对茶企来说，茶叶属植物性产品, 其品质的色、香、味、形与当地的茶树品种、气候、水土等环境以及鲜叶加工的技术条件等特点密切相关。由此形成茶叶产品批量小、批次多的特点，确立标准化的生产工艺流程。茶叶加工生产的标准化, 除应有标准化的厂房、标准化的生产设备外, 确立标准化的生产工艺流程非常重要。标准化的生产工艺流程不仅能确保茶叶在加工过程中 的卫生安全, 有效防止外来污染物的侵入; 同时能提高效率, 使不同批次的原料通过特定的加工工艺 形成色、香、味、形一致的、品质稳定的茶叶产品。
一款茶产品如果能够通过科学规模化的种植加工，通过提高效率和产能的方式把控成本的同时保证品质和安全的情况下具备稳定口感和品质，这样的产品流通起来才能惠及每一个消费者以及产业链条上的每一个经营者。
标准化的意义：安全+成本+好喝
面对茶叶的跨境进出口贸易市场，提高中国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建立符合国际规范和食品安全的茶叶标准化体系，从而消除贸易壁垒对我国茶叶出口带来的不利影响。
茶叶标准化、机械化、自动化、甚至智能化是为了让整个行业越走越远，与被创造出的山头、古树、小产区概念并冲突，一个良性的产业体系是允许百花齐放的，个性化和标准化相辅相成共生更能促进茶产业整体的长久繁荣。
来源：茶也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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