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元时期的中日茶文化交流
北京大学 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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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南宋、元时期的中日交流
北宋的亡国皇帝宋徽宗（1100-1126在位）曾多次主动与日本官方联系，催促建立国交。但均由于日本政府的不称臣政策而被搁置。致使北宋期间中日两国间的关系终未获得突破性的发展。北宋末期，日本政府对中国商船采取限额政策，致使许多中国商船避开官营港口，直接驶入由私家庄园管制的港口，直接与庄园领主进行私贸易。所以1116年以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商船在日本史料上几乎绝迹。而南宋初期，中国朝野不安，中国方面也没能继续进行与日本的外交活动。直至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南宋才与金达成和议，双方休战，南宋政权始得稍安。其后，南宋渐次展开与周围各国的交往。
其间，日本新兴的武士势力--平氏集团崛起于政坛。而平氏集团的起家与成功与日宋贸易有密切的关联。其代表人物平清盛（1118-1181）的父亲平忠盛（1069-1153）曾任现佐贺、冈山、兵库地区的知事，1129年和1135年又两次担任濑户及四国地区海域的清剿海盗的总指挥。所谓海盗是指有水军活动能力的沿海豪族。他们首先要劫持的就是从中国来的商船或唐物。身为清剿海盗总指明挥的平忠盛终于没能抵挡住唐物的诱惑，于1133年在他担任肥前国神崎庄园的总代管时染指了私贸易。肥前国即现在的佐贺县，神崎庄园位于临海，面对着宋船出没的对马海峡，是鸟羽上皇（1103-1156）的私有庄园。平忠盛与皇族关系甚密才获此要职。据记载，1133年平忠盛假传圣旨，将南宋商船的唐物攫为己有。平忠盛的儿子平清盛继承了父亲在西日本的种种要职，曾担任现熊本、广岛、兵库地区的知事，并在1156年的保元之战和1159年的平治之战中大胜源氏，赢得了皇族的信赖。1160年被破格提升为宰相助理，1167年又被任命为宰相，统揽了国政大权。
平氏一族早就尝到了进行日宋贸易的甜头，平清盛上任后便迫不急待地把私贸易变成了公贸易。在平清盛上任宰相的三年前，即1164年，恰巧南宋一方也与金议和，政局转入安稳期，正谋求与周边国的交往。于是一拍即和，一场规模浩大，以日本商船和日本僧侣大量来华为主要方式的中日交流高潮便拉开了序幕。
平清盛为了使宋商船停泊在离京都最近的海域，以减少唐物运输中的损耗，特地修建了大轮田泊港（即现在的神户港的前身）。为了疏通宋商船通过的濑户海道，平清盛还特别开凿整治了音户水道。平清盛在神户港附近修建了福原离宫，专门用于监理日宋贸易。1170年，在平清盛的安排下，后白河法皇（1127-1192）亲临福原离宫接见了南宋商人。平清盛以此大造舆论，扩大对宋贸易交往之声势。
1172年，南宋明州（现宁波）地方政府派人给日本政府送去牒状和礼品，牒文中有“赐日本国王” 提法。对此，日本朝野多有议论。有人提出应立即返却牒状，辞退礼品。而平清盛却出于扩大日宋贸易，以此来支撑虚空的国库的考虑。于1173年3月毅然给中方发了复牒，并以后白河法皇（注1）和他本人的名义分别还礼。其礼品有：砂金、剑、泥金工艺盒等。《宋史·日本传》中记载道：“乾道九年（1173）始附明州纲首，以方物入贡”。平清盛以屈尊的代价换取了日宋贸易的莫大利润。平清盛的嗣子平重盛（1138-1179）曾任四国地区的伊予国（现爱媛县）的知事及清剿海贼的军事指挥。子继父业，平重盛也是一位热衷于日宋贸易的武将。1177-1179年间，平重盛派部下妙典7次入宋进行贸易。所获利润不可计数。
就这样，新兴的武士集团--平氏通过日宋贸易稳定了国库的支出，攫取了积山的财富。《平家物语》在描写平氏家族的财产情况时说：“日本全土共有66国，而平氏一族就占了30多个，其外另有无数的田庄。他家里绮罗充室、花锦酒堂、轩骑群集，门前若市。家中有扬州之金、荆州之珠、吴郡之绫、蜀江之锦、七珍万宝无有缺漏。”其中所云扬州、荆州、吴郡、蜀江等地名无疑都指的是中国的一些地方，其金、珠、绫、锦等宝物也无疑是来自中国的物产。
平清盛不仅自己热衷于日宋贸易，还废除了二百年来的国人不许私自下海的政令，引得豪族、平民、僧侣们争先恐后地涌进南宋。一时间，入宋的日本船只“轴舻相衔”。这从南宋期间120人的来华日僧及南宋15人的东渡僧均是利用来往商船这一史实中可得知其频度。但其中有不少设备不佳的商船遇难海原，漂泊至中国东南沿海。《宋史·日本传》中就记载：“（淳熙）三年（1176），风泊日本船至明州，众皆不得食，行乞至临安府者复百余人。诏人日给钱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国舟至日遣归。”据《宋史》载，1183年、1193年、1200年、1202年均有类似事件发生。至1254年，日本政府畏惧西日本地方豪族的经济实力因日宋贸易而过度增强，便下令其后每年驶宋日船限为五艘，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南宋末期日船来华的频度。
1271年元朝建都北京，版图空前。忽必烈在六次遣使通谕日本臣服而遭拒绝的情况之下，于1273年、1281年两次征伐日本。但由于蒙古族军人不习水战，雇佣来的南宋降兵和高丽降兵无心作战，及日本全国上下的奋起抵抗等原因，两次征伐均遭惨败。由此，整个元代期间中日两国政府间没有正式来往。但民间商船的往来却频繁异常。据统计：自1277年至1364年的87年中有42队日本商船入元进行贸易，元朝商船也有一队到达日本。几乎两年便有一队商船往来于中日之间。其中1279年入元的四艘日本商船上竟载有2000余日本人。来往的僧侣的人数也创下了中日交流史上最高记录，自1296年至1368年这70余年中，名留史册的入元僧就达220人，另有13位东渡的中国僧人在录。
虽说日本与元朝没能建立官方关系，但日本政府却以特殊的形式参与了日元贸易。除了借嫡系商人之名参与民间贸易之外，还设立了一种以筹集某项政府工程资金为名而派送的半官方性质的商贸船。1325年，日本政府为筹建整修建长寺的费用而派出了“建长寺船”、1332年以同样的名义派出了“住吉神社船”、1341年又派出出“天龙寺船”。自天龙寺船以后，这种半官方性质的贸易船被统称为天龙寺船而每年来往于中日之间，成为了日本国家财政的补充渠道。这种船出海时有禁卫军护航，装载优质的金砂、泥金漆器、刀剑等日本高档商品。自然，换回的唐物也是最上等的，可卖出高价的。这些贸易船名义上属于民间商人，回来后必须向日本政府缴纳3000-5000贯的铜钱及一定的财物。勿庸说，利润是极其丰厚的。
那么，为什么在我国南宋至元末的这一段时期里会形成如上所述的大量的日本商船和日本僧人涌入中国的历史现象呢？笔者认为：
其一，由于平清盛解除了海禁。在此之前，日本人前往中国之事全由日本政府包办，日本人对中国文化、文物的热望只能从某些人咀嚼过的东西中得到一点慰籍。这种望梅止渴的煎熬早以难以忍受。所以当平清盛允许私人渡海以后，大批日商、日僧便争先恐后地登陆中国。并且经一些亲眼领略过大陆风情的人的宣传，来华的日本人就更多了。这是元时期的平均年来华日本人的数量几乎是南宋时期的四倍的主要原因。
其二，由于中国禅学进入烂熟昌盛时期。禅学主张“不立文字、立即成佛”，重视坐禅、作务等实践性的修行，这对于有汉学障碍的日本人来说较易接受。又加之，这一时期包括了由新兴武士阶层--源氏家族掌权的镰仓时代（1185-1333）的整个时期。源氏政权为在文化上独树一帜，积极地引进中国禅学，其实力派首领北条时赖（1227-1263）、北条时宗（1251、1284）等都归依禅门，并把禅学做为武士阶层的思想支柱和必修课。这就引得日本各地禅寺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僧人们纷纷涌进中国禅寺。为求得中国制造的禅院用品（经书、香炉、木鱼、文房四宝等等）各路商船指向中国。
其三，由于武士阶层的兴起扩大了唐物的需求。在这个时期以前，日本的高层次文化只集中在皇宫及皇宫所在的京都，唐物的追慕及享用者是有限的。而这一时期，日本的国政中心在镰仓，许多没落贵族也从京都逃离，散在地方，又加之出身于农民的武士们的身份的提高，高层次文化的享用人群成倍增长，这就使中国的文化用品在日本一路畅销。一些日本人通过唐物认识了中国，又通过亲自去中国而更加喜爱唐物，就这样，在这一时期里，日本形成了一股持续了200多年的中国热，并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唐物市场。而中国的商人们坐在家里便可行商，不必漂洋过海，这就造成了这一时期中方的商船几乎没有东渡的史实。
由于大量的日本人能亲自来华，日常性、实践性极强的中国饮茶文化也得到了日本人的较深入的理解。许多来华日商、日僧从中国带回了茶具、茶、茶书，并积极传播饮茶方法和饮茶情趣，由此，这一时期，饮茶在日本获得了大范围的普及。
第二节：南宋·元时期的中国制茶及饮茶法
那么，日本人在中国接触到的是怎样一些茶？怎样一些饮茶法呢？为叙述方便，笔者必须再解释一下上一章已涉及到的北宋时期的两种固形茶：
（1）北宋时期的宫廷用精制龙凤团茶。它在制茶技术上虽处于尖端地位，但产量是极少的，它的饮用方法为捣碎、磨成粉、将少量茶粉放入茶碗、点入少量热水、用茶筅（竹制茶刷）搅拌出沫后品饮。
（2）北宋时期的民用粗制饼茶。它在制作技术上承袭唐代的做法，是主流产品。这类茶易于运输、保管，适于大众饮用。它的饮用方法为捣碎、磨成细颗粒状、投入煮沸的茶釜、煎煮出茶花后饮用。
把茶的鲜叶捣碎做成固体形状，本是因为茶最初被起用于药，并列入各类药饼所致。后又因运输（特别是由产茶的江南运至西藏、塞外）、保管之便，一直有固形茶的存在。但在茶的主要作用转向饮用并被大量栽培以后，特别是在自产自销的茶产地，固形茶的延续就显得没有必要了。
进入南宋以后，散茶的生产日渐繁盛，且极品叠出。其极品散茶的采摘、制造、收藏的方法是这样的：
（1）采来嫩叶。叶梦得《避暑录话》（1135）中谈到：“草茶极品，惟双井，顾渚，其精者在嫩芽，取其初萌如雀舌者谓之枪，稍敷而为叶者谓之旗，旗非所贵，不得已取一枪一旗犹可。过是则老矣，此所以难得也。”王观国《学林》（1142前后）中亦强调：“茶至于一寸长，则其芽蘖大矣，非佳品也。”
（2）蒸熟焙干。朱翌《猗觉寮杂记》（12世纪中期）中说：“得芽即蒸熟焙干。”即茶摘来之后，马上就上锅用热气杀死活性酵素，尔后焙干。
（3）装坛封藏。装茶时，先将一般茶叶装至坛的七、八分，然后将盛有极品茶叶的4个小袋子插到坛中，再用一般茶叶将坛填满，最后，用木盖塞紧，周口边贴上三层纸以防暑湿之气。陈鹄《耆旧续闻》（13世纪初）中说：“自景佑（1034--）以后，洪之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数十斤养之，用避暑湿之气。”（其中所言“囊红纱”的做法在日本茶道里尤存。）（图1、2）
图1 日本现今用茶坛
图2 茶坛中的特级茶
关于用红纱囊裹茶陆游也曾屡次提到。如在他的〈同何元立、蔡肩吾至东丁院汲泉煮茶二首〉中有：‘雪芽近于峨嵋得，不减红囊顾渚春’之句。意思是说，峨嵋雪芽茶非常好喝，比得上用红囊包装的顾渚春茶。
看来，只供民间饮用的散茶经过唐、北宋、南宋的提炼，质量提高了，档次也拉开了。那么，这种蒸青散茶的饮用法又是如何呢？概括起来为三种方法：
（1）点饮法。（用极品散茶）
（2）煎饮法。（用一般散茶）
（3）泡饮法。（用上等散茶）
关于‘点饮法’，即将极品散茶磨成茶粉，放入碗中，点入热水，用茶筅搅拌出沫，趁热饮之。王观国《学林》（1142前后）卷八《茶诗》中说：“茶之佳品，摘造在社前。……茶之极品，其色白。……茶之佳品，芽蘖微细，不可多得，……茶之佳品，皆点啜之。”这里清楚地叙述了南宋初年的极品散茶的利用情况。陆游（1125-1210）〈效蜀人煎茶戏作长句〉中也有“午枕初回梦蝶床，红丝小硙破旗枪”之句。其中的“小硙”指小石磨，“旗枪”便指茶芽。毫无疑问，陆游是在把茶芽直接磨成茶粉，以备点啜。
关于‘煎饮法’，即将一般级别的散茶直接放进开水里煎煮，趁热饮之。杨万里（1127-1206）是与陆游同时代的人。他在〈以六一泉煮双井茶〉一诗中就记述了煎饮散茶的情景。其中写到：“鹰爪新芽蟹眼汤，松风鸣雪兔毫霜。”即：嫩细的茶芽在茶釜中翻滚，茶釜发出松风般的鸣声，茶汤面上呈现雪一样的饽沫。在当时，人们根据茶的粗细程度，时而点、时而煎，有时还二者同时进行。（注2）但点茶的情况要多一些。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点茶比煎茶方便。《山家清供》（13世纪）就提出，“以汤点之损脾胃，煎服则去滞化食，有利健康。”的观点，但人们“多怠于煎服。”作者林洪只得叹息：“有害也。”（注3）但其实，无论是点饮还是煎饮，都是受到了传统饮茶法的束缚。在茶生产力大幅度提高，饮茶日常化的进程中，人们必然去寻找更简便的饮茶方法，于是，泡茶法就普及开了。
关于‘泡茶法’，即将上等的好茶放进茶瓯里，冲入热水，趁热饮之。罗大经《鹤林玉露》（13世纪）中写到：“然近世瀹茶（泡茶），鲜以鼎镬（锅釜），用瓶煮水。……陆氏之法以未就茶镬……今汤就茶瓯瀹之。……然瀹茶之法，汤欲嫩而不欲老，盖汤嫩则味甘，老则过苦矣。……惟瓶去火，稍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后汤适中而茶味甘。……因补以一诗云：松风桧雨到来初，急引铜瓶离竹炉，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这里明确指出了陆羽古法煎茶是将茶末投入茶釜的沸水中，而罗大经所生活的13世纪的新法泡茶是将热水直接冲入装有散茶的茶瓯中。
以上，叙述了南宋，元时期散茶的生产及利用获得大大发展的情况。但是，由北宋延续下来的龙风团茶的生产也并没有停止。直至元末，龙风团茶一直在小规模地生产并在上层社会中流传着。人们每得龙团必赋诗称颂，因此，有关诗篇亦随手可拾。陆游有〈喜得建茶〉一诗，诗中曰：“玉食何由到草来，重奁初喜坼封开。”陆游又有〈饭罢碾茶戏书〉一诗，诗中曰：“小饼龙团供玉食，今年也到浣花村。”分别写出了他偶获龙团的喜悦。但从整体的情况来看，龙团已不象北宋时期那样受到人们的醉心的青睐，人们开始认识到散茶不仅节省人力，而且味道清香纯正。
南宋、元时期是中国茶生产的转折期。各种茶的产品形式都有表现，茶产品的多样化带来了饮茶法的多样化。元末的王祯在《农书》（1313年）〈茶〉中对其做了总结。其中曰：
茶之用有三。曰茗茶、曰末茶、曰蜡茶。
凡茗，煎者择嫩芽，洗以汤泡，去薰气，以汤煎饮之，今南方多效比。
然末子茶尤妙，先焙芽令燥，入磨细碾，以供点试，……南方虽产茶，而识此法者甚少。
蜡茶最贵，而制作亦不凡，择上等嫩芽，细碾入箩，杂脑子诸香膏油，调和如法，印作饼子制样，任巧候干，仍以香膏油饰之，其制有大小龙团，带胯之翼，此品惟充贡献，民间罕见之。……
夫茶灵草也，种之则利博，饮之则神清，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缺，诚民生日用之所资，国家课利之一助也。
王祯的这一段记述可归纳为：
（1）散茶：泡饮，煎饮，流行于南方。
（2）散茶：磨成粉，点饮，流传于北方。
（3）龙风团茶：磨成粉，点饮，惟充贡。
王祯告诉我们：茶叶的盛产地--两浙地区帅先放弃了复杂的点茶法，而采用了散茶的直接泡饮法、煎饮法。这需要有大量新鲜的散茶供给，以致使饮茶者不用为丢掉大量的茶渣而感到可惜。相反，处于政治中心的北方地区，因龙风团茶的保证供给和由远离产地所造成的昂贵的茶价，仍励行着末茶点饮法。，这从宣化元墓及赤峰元墓壁画中的点茶场景中可见史迹，（图4-3）而在元末时期的南方，已找不到点饮的史料。
第三节：荣西的《吃茶养生法》及对南宋新茶法的传播
在众多的南宋、元时期的日本来华僧中，最杰出的一位便是荣西。他将南宋的禅和南宋的茶传至日本，为中日文化交流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荣西生于1141年。他11岁出家，14岁到京都的比睿山登坛受戒、修持密教，后又到大山寺学习天台宗。1168年4月，荣西第一次来华，参拜了天台山和阿育王山，并在此地区活动了5个月之后，携带天台宗新章疏30部60多卷回国。本为求天台宗教义而来华的荣西，在逗留中国期间又接触到了南宋时期蓬勃兴盛的南禅宗。回日本后他仍潜心钻研禅宗的奥秘。为明察禅理，追本溯源，他决心第二次来华学习。1187年，46岁的荣西再次来到天台山，从师天台山万年寺临济宗黄龙派八世法孙虚庵怀敞，在万年寺修禅两年五个月。后又随虚庵怀敞到宁波天童寺服侍老师两年多，于1191年7月回国。
回国后的荣西成为了日本临济宗的创始人，日本的茶祖。
他著有《兴禅护国论》、《出家大纲》，他曾被宋孝宗封为“千光法师”，从黄龙慧南八世孙--虚庵怀敞处获得印可及法系嗣承权，被后鸟羽天皇赐与“叶上大师”号。他曾接受了源赖朝将军（1147-1149）的妻子--北条政子的归依。并受其施与，在幕府所在地—镰仓、朝廷所在地—京都各获一地，修建了寿福寺和建仁寺。他于1241年最终定稿著述《吃茶养生记》，成为了日本的茶祖。其《吃茶养生记》亦被称作“日本的《茶经》”。
荣西在《吃茶养生记》中对茶的功效、南宋制茶法、饮茶法做了较详细的叙述。
《吃茶养生记》从五味养五脏，苦味养心脏的观点出发，导论出日本人‘恒生病、皮肉色恶’的原因是不喝茶的缘。，文中道：“但大国独吃茶，故心脏无病亦长命也，我国多有疲瘦人，是不吃茶之所致也。”文中还写到南宋人十分珍重茶：“贵重于茶如眼，（用于）赐忠臣，施高僧”。荣西还在文中批驳了当时的一些日本人对茶的认识不足，道：“抑我国人不知采茶法、故不用之，反讥之日：非药。是则不知茶德之所致也。”文中除了以上荣西阐明自己的观点的部分之外，荣西还从《太平御览》第867卷〈茗〉一项中援引了26条中国茶史资料，解释了茶的名称、外形、功效、采摘、制作。（注4）
《吃茶养生记》中有两处记述了南宋的制茶工序。一处是有关腊面茶的制法，其文如下：
天子上苑中有茶园，元三之间多集下人令入其中，言语高声徘徊往来，则次日茶芽萌一分二分，乃以银镊子采之，而后做蜡茶，一匙之值至千贯矣。
荣西所记述的是武夷山御茶园在每年惊蛰后一两日进山采茶时的一个仪典活动。这在南宋胡仔编纂的《苕溪渔隐丛话》中多有记载。为让茶芽早发，以便早制茶、早献天子，当地茶农往往在惊蛰时节的夜里举火把上茶山，口喊 ：“早发茶、茶早发！”之类的口号，一边喊还一边击鼓。从目前的科学视角来看，这样做恐怕有利于新发的茶芽免遭冷冻的危害。但在宋代，难以涉足武夷的两浙文人把这个茶俗当做奇闻传播，并赋予了诗的色彩。欧阳修（1007-1072）在〈尝茶诗〉中就诵道：“年穷腊尽春欲动，蛰雷未起驱龙蛇，夜闻击鼓满山谷，千人助叫声晗呀，万木寒凝睡不醒、惟有此树先萌芽。”如此采摘制做出来的茶价格昂贵（注5），荣西称“一匙之值至千贯”。但“千贯”之说只是一个概数，荣西并没有亲自到过武夷山的御茶园，（据目前的史料来看）也没有亲眼见到过腊面茶，所以，荣西对腊面茶的记述只不过是对道听途说的整理。然而，荣西对蒸青散茶的记述就不同了。其有关原文如下：
见宋朝焙茶样，朝采即蒸即焙，懈倦怠慢之者，不为事也，其调火也，焙棚敷纸，纸不焦样，工夫焙之，不缓不急，竟夜不眠，夜内焙毕，即盛好瓶，以竹叶坚封瓶口，不令风入内，则经年岁而不损矣。
从上文的“见”字中，可知是荣西在南宋亲眼所见之记述。其对制茶过程叙述详细的程度也非前者所能比拟的。其记录也佐证了我国南宋时期主要流行于江浙一带的蒸青散的制做过程。其后，经荣西鼓吹而重兴的日本制茶业，也均采用后者的方法。
《吃茶养生记》还介绍了南宋的吃茶法。文中曰：
方寸匙二三匙，多少随意，用极热汤服之，但汤少为好，其亦随意，殊以浓为美。
荣西所描述的吃茶法与我国南宋时期的一些茶史资料上的记载是完全相同的。是当时最时尚的饮茶法。总之，荣西通过《吃茶养生记》把南宋的最新制茶法和饮茶法传达给了日本人。
在荣西传播南宋新茶法以前，（从遣留下来的饮茶记录推测）日本的制茶法与饮茶法和唐陆羽时代的情况大体相同。即将茶青采来蒸熟、捣烂成饼、焙干收藏、费时费工。饮用时再烤软、碾碎、煎煮，味道苦涩。又加之茶树品种的老化和制做工艺的简陋，致使其饮茶活动难以普及。而荣西所传播的南宋新茶法讲究旋摘旋制、散叶保存，饮用时磨成粉、直接点饮。整个过程简便省时，相对保持了茶的鲜度，迎合了日本人偏爱生鲜食品的嗜好，又加之末茶点服，不留茶滓，可充分利用有限的茶青等，致使南宋新茶法一经荣西传播便受到了日本人民的普遍欢迎。
荣西作为一代宗教界领袖，在写下了不少禅释理论著作之余还能撰写出《吃茶养生记》一文是与他的恢宏睿智分不开的，但更得力于他在天台山万年寺所获得的宝贵的制茶、饮茶体验。虽然难免有冗长之嫌，但笔者还是想叙述一下哺育了《吃茶养生记》的天台山茶史并描述一下荣西在万年寺的生活景象。
天台山植茶的历史可追溯至东汉末年。著名炼丹家葛玄（164-244）入天台山修炼时，便在天台山主峰华顶开辟了“葛仙茶圃”，后又有智者佛师（538-597）在天台山创天台宗时，积极植茶，使得天台山茶园遍布四周，形成了华顶、万年、石梁三大产茶区。而荣西驻锡过的万年寺，就在万年茶区。
万年山离天台县25公里，由明月、婆罗、香炉、大舍、铜鱼、藏象、烟霞、应泽八峰组成。万年寺的地理位置为八峰回抱，双涧合流，寺前有一宽阔平坦之坪，称之平田，因而万年寺也称平田寺。寺的周围有小鳌坑、天灯盏、高墙头、大竹湖等历史名茶产地。南宋时期的万年茶区以开始生产蒸青散茶。茶的品质细腻，嫩绿清纯。有的被制成圆，称‘麦颗’，有的被制成细条型，称‘紧手’。荣西两次来华均挂锡在万年寺，他就是寓居在这样一个为绿色茶园环抱的山坪之中的。荣西在万年寺一边随虚庵怀敞禅师参禅习佛，一边在此处考察植茶，制茶技术，为撰写《吃茶养生记》奠定了基础。《吃茶养生记》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是荣西从佛典和《太平御览》上抄录整理而成的，而唯独在谈到制茶法和饮茶法时露出了生动的笔致。《吃茶养生记》是荣西回国20年之后，也是在他临终前74岁那一年写成的。年越古稀的荣西仍可清晰地回忆起他在万年寺时参与采茶、制茶、饮茶的情景，这恐怕是由于万年寺的生活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其实，寓居万年寺时期的荣西已不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来华僧。尤其是他47岁再次来华时，他已写下了《出家大纲》等多部著作，到日本各地讲经，并创建了清和寺、誓愿寺，还受到后鸟羽天皇的重托，在神泉苑祈雨成功而获‘叶上大师’号，甚至得到了平清盛的异母弟平赖盛所赐的紫衣。对于这样一位资深的日本来华僧，南宋朝廷给与了特别的关照。
荣西所寓居的天台年万年寺兴于东晋，建于中唐，南宋时极盛。曾一度被列入五山十刹，成为饮誉海内外的禅宗道场。荣西挂锡万年寺时，正值万年寺的最盛期。其伽蓝规模宏伟、殿宇宏敞。寺院建筑面积达三万平方米，房舍数千间，其规模列天台山各大寺院之首。尤其是大雄宝殿内巨柱林立，需二人合抱。古人将‘万年柱’与‘国清松’、‘塔头风’、‘华顶雾’、‘高明钟’并列称之为天台五绝。
万年寺曾得到历代皇帝的丰厚赏赐，宋仁宗、宋真宗多次赏赐朱衣、宝盖、御袍以及各种珍玩。宋仁宗赐衣予寺僧时，上制有“如朕亲到”之语，寺内特建有“亲到堂”来供奉。据南宋叶绍翁《四朝见闻录》载，宋孝宗（1162-1189在位）曾问学士宋子瑞：“天下名刹何处最佳？宋子瑞答曰：“以万年国清”（即万年寺、国清寺为最）。晚于荣西72年来华的日僧彻通义介于1259年绘下了《天台山平田伽蓝配置图》（图3）》佐证了万年寺在南宋时的盛况。
图3 《天台山平田伽蓝配置图》
荣西能在万年寺挂锡修禅，是南宋朝廷对这位资深日僧的特别安排。据载，当地政府还特地请他祈雨，成功之后报请宋孝宗特赐‘千光佛师’称号。荣西也没有辜负周围人的重望，他在万年寺期间，出资修建了放生池，人们称之为‘荣西莲池’。他还出资为万年寺修建了山门的两庑。当他随虚庵怀敞禅师挂锡宁波天童寺时，为重修千佛阁与老师约定回国后即送优质木材与天童寺，果然，在荣西归国后的第二年，即1192年，荣西即将一批木材发运至宁波，这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荣西因撰写《吃茶养生记》而被推崇为日本茶祖，《吃茶养生记》被公认为日本的第一部茶书。荣西之举之所以获得如此巨大的社会效益，除以上所述理由之外，还因为《吃茶养生记》一诞生就受到了日本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注目。据《吾妻镜》记载：1214年2月4日，赖实朝将军因昨夜饮酒过量感到周身不适，众人奔走操劳但无济于事。这天，正值荣西和尚因做法事来到将军府，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从寿福寺取来茶，为将军点了一碗，将军服后感到酒意驱散、精神爽快。将军问荣西：此为何物，荣西便答曰：茶，还献上了刚定稿的《吃荣养生记》。就这样，经将军的推举，荣西在书中传播的南宋新茶法在日本迅速普及开来。
荣西不仅著有茶书，尽力传播南宋新茶法，而且还躬身实践，播种植茶。据记载：1911年，荣西乘船归抵日本九州西北部的平户港后，便将茶籽播种在了平户富春院（禅寺）的后山上，至今在那里仍留有一小块茶园，并立有写着〈荣西禅师遗迹之茶园〉的石碑。同年，荣西又在离平户不远的东背振山的灵仙寺播种植茶，至今在其废址旁仍留有茶园和写有〈日本最初之茶树栽培地〉的石碑（图4）。
图4荣西植茶遗迹
1195年，荣西在九州的博多（即现福冈）创建圣福寺并在寺院植茶，至今，寺内仍留有茶园。1199年荣西受镰仓幕府的邀请而转赴镰仓。在那里，荣西受到将军源赖家及其母北条政子的归依并受地在镰仓开创万寿禅寺。从此由荣西所承传的中国南禅宗成为新兴的日本武士阶级的精神支柱及日本中世文化的热源点。1204年，荣西被准在京都创立建仁寺，此后荣西便来往于镰仓与京都之间，其宗教活动受到了京都朝廷和镰仓幕府的双重认可，并向将军荐茶。又据传：在1207年前后，荣西在京都邂逅名僧明惠上人（1173-1232）。两位高僧相见恨晚，阔谈宗义。其间荣西向明惠推荐茶饮，明惠欣然接受并在其主持的京都母尾山的高山寺开辟茶园。就此《母尾明惠上人传》中有一段记载：(译文)
荣西劝明惠饮茶，明惠就此请教医师，医师云：茶叶可遣困、消食、健心。当时茶在日本尚不普及，明惠再三奔走才找来两三株茶树植下。饮后果然有驱困之验，于是明惠令众僧服茶并大量植茶。或有人曰：荣西自南宋携回茶籽并赠送给明惠，由明惠植在母尾山中。
于今，在京都母尾山高山寺旁确有一片茶园，（图5）其高山寺内还珍藏有一个黑釉小陶罐，传说为荣西送与明惠之物，当时罐中有五粒荣西从天台山带回的茶籽。（图6）当然，关于播种天台山茶籽之事有明显的传说成分。因为此时的荣西已从南宋回国近20年，茶籽的发育能力是不可能如此持久的。但若假设其茶籽是从以天台山茶籽为母的茶树上采集而来还是有可能的。总之，荣西向明惠荐茶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为明惠十分热衰于茶的推广并成为荣西之后的日本茶界的领导人。
图5日本‘本茶’产地母尾
图6装过天台山茶籽的黑釉小茶罐
母尾山上有一条植被茂密的山谷，山谷的底部流淌着涓涓山泉，山泉蒸腾而形成浓雾，滋养着山涧两侧的母尾茶园，形成了最合适优质茶生长的小气候。由此母尾山的茶很快就名扬天下，成为其后的日本斗茶活动中的‘本茶’，即标本茶，并被移植到日本的各地。1217年，明惠和尚就将母尾茶苗赠与位于京都东南部郊区的宇治地区的人们，使宇治成为茶的名产地。尔后，人们又从宇治索取茶苗而使茶在静冈等地急速地普及开来。
自荣西撰写《吃茶养生记》推广南宋新茶法，一度衰退了日本饮茶走上了复兴之路。
第四节：日本茶叶种植面积的扩大及饮茶的普及
荣西之后，随着南宋新茶法在日本的上层社会中普及开来，日本茶叶的种植面积和种植规模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不能说，荣西之后日本所植茶树均为荣西从天台山所携回的茶籽繁衍而成。事实上，在荣西之前，日本已存在一定规模的茶叶种植，而荣西的功绩主要在于介绍推广了新的制茶法和新的饮茶法。当然，他从天台山携回的茶种很有可能是新的优良茶种。在这里，笔者认为很有必要综述一下荣西以前的日本植茶情况。
在8世纪中叶，日本奈良地区就存在有少量的茶叶种植。这可以从东大寺的造佛所、抄经司的日常费用支出记录上得到佐证。例如，抄经司曾于740年的8月11日购入七把‘荼’，支出五文钱，造佛所曾于734年购入3736束‘荼’，支出1贯1百12文钱，专门抄写《一切经》的抄经组也曾于771年的5月、9月、12月购入了‘荼’。虽然‘荼’字比‘茶’多一划，其量词又是‘束’、‘把’，但笔者赞同此处的‘荼’便是‘茶’的见解。因为日本茶均属人工栽培的小叶种，加之日本奈良地区雨量丰沛、阳光充足，茶芽生长快、茶枝较软。采茶时不须用指甲掐，而用镰刀割下20-50公分的茶枝一并加工便可。（这种制茶法在1844年大藏永常撰写的《广益国产考》中仍有记载（图7））。将茶用‘束’、‘把’来数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所以说，在当时的奈良地区已有了一定规模的茶园。
图7 日本制茶法
在这里，产生了一个逻辑上的混乱。即日本茶不是由中唐以后的谴唐僧空海、最澄携回茶籽所繁衍的吗？（如同本著第二章所述）我们必须注意：一个物种的传播需要许多的传播者经过反复的实践才能获得成功。在空海、最澄来华（804年）以前已有15批遣隋、遣唐使回到日本，加之朝鲜半岛与日本的交流，可以说，在空海与最澄之前，中国茶在日本的登陆是完全有可能的。只不过是，在陆羽撰写《茶经》（780年）之后回国的空海和最澄对中国饮茶之文化做了鼓吹并留下了传播饮茶文化之足迹罢了。
至9世纪以后，日本关西一带便有了茶园。据《日本后记》记载：嵯峨天皇于815年4月出游至梵释寺，留学唐朝32年刚刚回国的永忠和尚为之煎茶，嵯峨天皇大为感动。也许是从永忠处得知大唐有贡茶之事，嵯峨天皇于当年的6月下令在现在的京都、大阪、滋贺、兵库等地植茶，每年上贡之。可惜日本的皇权不及中国的强大，其命令没有完全奏效。但在皇宫的东北角却一直存在有一块茶园。（图4-9）这茶园属典药寮管辖，由造茶所具体负责采摘制做成茶饼，专贡国家的庆典仪式之用。那时，皇宫要在春秋两季各举办一次祈祷国泰民安的百僧诵经会。会后都要请百僧喝茶。除皇宫内的茶园之外，在关西还有一些地零散的私人或寺院属的茶园。比如在10世纪末的日本汉学家、诗人岛田忠臣（823-891）的诗文里就有“见我铫中失鱼眼，闻君园里成茗芽”之句此诗是写给一位叫滋十三的朋友，全诗的大意是求滋十三在其家的茶园里摘些茶送来，可见在当时的平安京（即现在的京都），一些爱好饮茶的贵族们在自家院子里植少量的茶以自给自足恐怕是一种时尚。又比如，在庆滋保胤（？--1002）的一篇游记〈药王寺访问记〉中记载道：
参河州碧海郡有一道场曰药王寺。为行基菩萨昔日建立之所。圣迹虽旧，风物惟新。前有碧琉璃之水，后有黄綊缬之林，有草堂、有茅屋、有藏经、有钟楼、有茶园、有药圃。
文中提到的行基（668-749）是一位热心于公众事业的僧人。他曾在各地建堂舍49处，并在其堂舍的周围植茶，只为挽救苦海里的众生。如果有关行基的记载没错的话，那么，当庆滋保胤造访药王寺时，其茶园已有250年左右的历史了。
到11世纪，日本的茶叶种植就扩大到了关西以外的地区。写于1069年至1074年之间的《总国风土记》中这样说：“后三条天皇（1068-1072在位）时，全国著名的茶产地有甲斐国（现山梨县）的八代郡、参河国（现爱知县）的八名郡、但马国（现兵库县）。”（注6）其中的山梨县和爱知县属日本的中部地区，说明日本的茶产地是以京都为中心逐渐向四周发展的。至于各地茶园的规模及其产量，由于史料的匮乏而无法整理。但在荣西以前在日本确实有一定范围、一定规模的茶叶栽培之事是毫无疑问的。
难怪荣西在《吃茶养生记》中也说：“我朝日本昔嗜爱之，不可不摘。”这就说明现成的茶树是有的，只不过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荣西还说：“我国人不知采茶法，故不用之，反讥之日，非药。”这里所言的采茶法恐怕是荣西所提倡的蒸青散茶制法。另外，荣西将茶是作为养生之仙药来推广的，所以荣西对当时的日本医生不以茶为药的行为表示了愤怒。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荣西撰写《吃茶养生记》的地点是在镰仓，镰仓地处日本的关东地区，在荣西之前尚未发现有茶叶的栽培。加之《吃茶养生记》是为镰仓幕府的第三代将军源实朝而撰，（至少在形式上是献给实朝的）作为关东人的源实朝很有可能不知茶是怎么回事。所以《吃茶养生记》对茶的基础知识进行了介绍，这很容易给后人类带来误会。
当然，在荣西的《吃茶养生记》发表之后，关东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几乎就在那之后的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镰仓附近就有了许多茶园。并且，镰仓是继京都之后的又一个茶园集中地区，这一方面说明了日本的镰仓时代（1192-1333）之政治中心的转移，亦说明日本茶的消费层在古代只限于贵族及上级武士阶层的史实。
在谈及荣西之后的日本关东地区的茶叶生产情况时，有必要以一位人物为中心来整理有关的茶史资料，那就是金泽贞显（1278-1333）。金泽贞显的祖上是镰仓幕府的执权（摄政王），金泽贞显也曾任此职。金泽贞显的祖父北条实时（1224-1276）是个大学者，他爱好儒学，崇仰佛学并归依于日本当时的律宗名僧--睿尊。北条实时有一处庄园位于现横滨市金泽区，古亦称金泽，由此，其后代便改姓为金泽。北条实时在金泽庄园里修建了称名寺和金泽文库，其盛况至金泽贞显时达到顶点。金泽庄园仅离镰仓10公里左右，并且是镰仓的通海口。在金泽庄园内就控制着一个贸易港口--六浦津。如前所述，镰仓幕府从一开始就对日宋贸易持放任政策，双方贸易频繁，1230年幕府甚至下令，其后以上缴宋钱为各地庄园的纳贡形式。1254年，镰仓幕府担心西南地区的势力因日宋贸易而过度增长，决定每年驶宋日船为五艘。1264年竟命令大宰府（幕府设置在福冈的地方行政机关）停止派遣“御用贸易船。”在此形势下，作为金泽直系管理的六浦津进口了多少中国物品是可以想像的。金泽文库所收集到的大量的汉籍及中国文物无不与此有关。同时金泽庄园内的称名寺的茶园及爱茶至极的金泽贞显的出现亦绝非是偶然的。
在金泽文库所存的文献里有不少金泽贞显的书信，其中曾涉及到了饮茶及茶园之事。比如，在镰仓任职的金泽贞显写信给称名寺的住持剑阿。其中写道：（译文）“刑部人大近日要回京都，明日，我将举宴为之饯行，此刻，茶最为要事。但先日所送之茶早已用完。请将寺中最上等的茶速送一点来，明日恐怕有一些爱吃茶者到会，勿必千方百计。……我平日所用的京都产的茶全靠小儿显助（京都某寺院僧人）邮送，不巧显助近来回镰仓小住，因之，京都茶亦无法弄到。切求助于诸位，请多关照。”（注7）
通过这则史料，我们可以捕捉到以下信息：（1）称名寺里有茶园，其茶提供给庄园主--金泽贞显用。（2）在镰仓有一些爱吃茶的人。（3）在京都寺院修行的儿子常给金泽贞显捎茶来。（4）在一些较正规的宴会上必须备茶。
金泽贞显身为执权（摄政王）如此地珍爱饮茶，这对于当时的武士阶层肯定是有影响的。事实也正是如此。至镰仓末年，关东地区的茶园已遍布四处。到了采茶的季节，新茶呈现出频繁流动的场面。金泽贞显在给镰仓极乐寺僧人顺忍的信中说“收到了贵寺捎来的新茶。近日正值采茶季节，处处有新茶流动，但贵寺的茶味道极佳，勘称为最。”（注8）可见当时的日本茶叶生产的规模与分布有很大的发展。据孙容成的研究：至14世纪末，在日本的各地区有从文献上可查找的33处茶园。其中当然以京都最多，镰仓居其次。这些茶园早期时集中于寺院，但后来随着饮茶的普及，在贵族的庄园里亦开始出现。（注9）1262年，当奈良西大寺的睿尊和尚受到北条实时之邀去镰仓传法时，在共23天的旅途中曾有过7次的“贮茶”的记录。（注10））“贮茶”一词可理解为众人施茶，也可理解为个人饮茶，其所用之茶也可能是由当地提供的，也可能是睿尊自己携带的。但无论如何这说明了饮茶活动在日本的展开情况。更何况睿尊“贮茶”路过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后来的茶叶盛产地，可见睿尊贮茶之事与各地的产茶情况是有联系的。更有，在睿尊主持的奈良西大寺，自1239年起就于每年的春季举行大型茶会。大茶会上用的茶碗极大，（图8）口径约30公分。所点的末茶可供15人共饮。（此茶会延续至今）试想用这么大的茶碗来款待众僧、施主的话，没有足够的茶叶生产做后盾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西大寺就有茶园的。据《西大寺文书》所记，1317年西大寺的茶园遭到歹徒的抢劫，数百棵茶树被砍。可见西大寺的茶园是有一定规模的。
图8日本西大寺巨瓯点茶
据孙容成考证，至15世纪下半，即1467年以前，有史料可查的日本各地茶园已有61处。除京都、镰仓两个茶叶集中产区之外，静冈的茶园也上升至显著的地位。这与晚于荣西50年的来华日僧圣一国师（1202-1280）的贡献有关。圣一国师曾于1235-1241年参禅于径山寺无准师范手下，他回国后将携回的径山茶籽播种于家乡静冈县，致使静冈逐渐成为日本的名茶产地。南宋、元时期，有数百名日僧来华学习考察，象荣西、圣一国师这样携中国茶籽回国者恐怕为数不少。日本茶叶种植面积的扩大是一个通过多种渠道，多方面交流、移植而形成的过程，这样说恐怕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谈及日本茶园的扩大问题之时，有一个不可避开的问题，即茶园面积和茶产量的问题。在这里，我仍然要引用孙容成的研究。据其考证：当时的茶园面积都是很小的。据《临川寺重书案文》的记载，1354年时的临川寺的茶园面积为“东西6丈、南北11丈”，此例还算是大的。许多茶园只有“丈许”，每年的产茶量在十斤左右。如《金泽文库古文书》之〈随自意抄〉的第七纸背上就记载着一例：“制春茶4斤，后又采制2斤，又采制1斤，另有茶末子1斤多。”总共还不足10斤。当然也有个别产茶多的记录，比如位于奈良地区的兴福寺的茶园于1254年产茶100。，但总的来说，当时日本茶的产量是极少的。饮茶者的范围也只限于僧侣、贵族。为说明这一点，可举出一则史料如下。
写于1279-1283年的佛教启蒙书《沙石集》里收集了这样一段关于饮茶的趣闻：一个人放牛的路过寺院，看到和尚们在喝看什么好喝的东西，便问：“你喝的是什么？”和尚得意地回答说：“是茶。茶有三个功德。一是喝了茶不发困。”放牛的说：“我白天干活累得要死，只有晚上睡觉是我的享受。睡不着觉的话太痛苦，我不喝茶。”和尚又说：“二是喝茶可以助消化。”放牛人说：“我每天能吃到的东西很少，再增进食欲的话怎么得了。”和尚又说：“第三个功德是令人远房事。”放牛人说：“娶媳妇是我美好的愿望，看来这茶是与我无缘了。”可见荣西之后的日本植茶、饮茶之事虽有了长足的进展，但其规模和范围还是相当有限的。
资料提供：杭州市余杭区茶文化研究会作者：北京大学 滕军 教授2024年1月21日，湄潭县2023年茶叶经济年会隆重召开，贵州省绿茶品牌促进会、贵州省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遵义市农业农村局、湄潭县茶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湄潭县茶文化研究会、湄潭县茶叶协会等单位与会嘉宾及湄潭兰馨茶叶公司、逅唐茶业公司、贵州茗城农商旅公司等企业代表发表了精彩的主旨演讲，总结过去的收获与遗憾，展望未来一年的美好与期望，共商茶产业发展大计。演讲精彩纷呈、金句频出，现陆续推送部分领导、专家演讲内容，以飨读者。
茶的六个“远方”
周开迅
唐代是中国茶学及茶文化体系构建的关键时期，标志是陆羽《茶经》的问世和卢仝《七碗茶诗》(全名《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的传诵。茶圣与茶仙的思想理念将深刻影响此后的中国和世界。
茶人，作为一个文化群体悄然登场。唐末茶人刘贞亮提出“茶十德”，简称茶德。但是这里的德，并非是指道德、品行，而是恩惠，即茶的好处：“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茶十德中，有五个物质文化功能，有五个精神文化功能，物质与精神五五开。今天，茶的功用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是单一饮品，而是小茶叶大文化、大产业、大科技、大社会、大世界。一片小小的茶叶，深刻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和世界的进步。英国有学者曾经说过，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就没有英国的工业革命，就没有全球化。茶叶，居当今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之首，对人类生活和发展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我们将茶放在当下经济社会发展中进行考察研究，发现茶与经济社会关联度和文化影响面都非常大，对于中国百强第一茶县湄潭而言，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从战略上考量，湄潭茶的六个“远方”，即六个发展的愿景目标，也是我对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观察研究提出的六个建议，供大家参考。
第一生态茶园：乡村多重价值的远方
湄潭地处世界黄金产茶带上，属于典型的高海拔、低纬度、寡日照、多云雾高原丘陵宜茶地区，森林覆盖率达66%，60万亩茶园分布其间，与自然生态系统和乡村社会生态体系融为一体，成为独特的生态茶园。或许，茶产业的根本竞争，将转向生态环境的竞争。面对铺装了茶园的大好河山，我们必须用心惜之、爱之、护之。根据我的观察，这个茶园生态系统至少有四大相关联的价值：
一、经济价值。茶园是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生态系统。茶园的首要功能是为茶叶加工提供优质茶青原料。湄潭60万亩茶园，源源不断地为769家茶企提供茶青，2023年创造了75亿的产值，180亿的综合收入。
二、生态价值。茶园是在人类干预和自然作用下，形成的一个具有生物多样性、炭中和、水土保持与气候调节等功能的生态系统，有特殊的生态样本价值。这个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不仅对于全县生态环境保护有很大影响，而且所产茶叶皆为干干净净的生态好茶。
三、景观价值。茶园，铺展在湄潭秀美山川大地，加上多年的林茶间作模式，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观形态，堪称茶农创作的超级大地艺术景观，其所蕴含的景观价值，具有非常大的开发潜力。
四、社会价值。茶园就是湄潭人民的家园。茶产业的社会属性体现在乡村的全民共建性与参与性，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意无不与茶有关。茶，营造了乡村社会的基本轮廓、和谐与美好。
湄潭，正在成为中国最大最美茶业社区之一。
第二茶产业：全民财富的远方
从古至今，茶产业为什么能够源源不断地向社会提供财富？用今天的话来说，茶产业横跨一二三产，产业链长，涉及面广，人们分别在上游下游各得其所。所以说，茶产业是最养人的产业，不同的人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饭碗，并实现自我价值，追寻人生目标。湄潭茶产业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经济综合体，并且有效的进行了产业分工，当然也达成了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一个与茶深度融合的全民创富时代正在来临。从长远来看，茶产业能够在社会财富积累的过程中发挥以下四个方面的作用：
一、巩固和增加茶农的财富，这是保证茶农全力管护好茶园的基础和信心。
二、巩固和增加茶业中产阶层的财富。这是社会成员通过茶业上升的一个绿色空间，面里的人越多，社会就会越稳定和越进步。
三、巩固和增加茶业投资者的财富，这是吸引更多资本和优秀人才进入茶行业的根本所在。湄潭正在以“围绕茶、做足茶、突破茶”的理念，将一个夕阳产业培育成一个欣欣向荣的朝阳产业。
四、巩固和增加湄潭财富的总量，这是一个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
第三朝圣地：茶文化的远方
数千年的茶业发展和文化积淀，形成了湄潭独特的茶文化气场，从陆羽《茶经》的评述，到南明时期茶文化华章的精彩呈现，特别是始于抗战时期现代茶叶科技、茶工业、茶文化、茶教育的聚力发力，不但让湄潭成为茶界的领军者，而且给湄潭留了一个体量巨大、体系完备、保存完好、价值不可估量的遗产体系，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著名作家、茶文化学者王旭烽教授视抗战时期在湄潭开创现代茶科技和开拓现代茶业的专家学者为“国士”，并且强调：“湄潭是中华民族茶文化伟大的精神气场。”著名茶文化学者姚国坤教授、著名茶叶机械专家权启爱研究员，几次来湄潭都说是来“朝圣的”。
根据湄潭茶文化遗产资源的组合分布情况，中国茶界湄潭朝圣之旅，大致可以分成三板块——
一、大象山：朝“现代茶业国士之圣”。以张天福、刘淦芝、李联标、徐国桢、叶知水、林刚、朱源林等为朝圣的代表人物，包括新中国成立后一批知名茶学家在内，创建朝圣空间——现代茶人纪念馆。结合区域内已经建成的中国茶工业博物馆等7个茶博馆，打造中国旗舰级茶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最大茶博物馆聚落、茶文化体验和主题研学旅行基地。做大做强贵州茶业实用职业人才增养基地。
二、中国茶海：朝“茶海开垦之圣”。以牟应书等为代表人物，创造朝圣空间——茶海开垦纪念馆。保护利用好茶海历史建筑群，创建中垦贵州农垦茶叶博物馆，向茶海纵深推进——茶海深处才有黄金。
三、翠芽27°：朝“老茶农之圣”。以何殿伦带领群众种茶致富引领新时期贵州和相关省区发展茶产业为主线，创建朝圣空间——何殿伦纪念馆。这一带线路长，资源富集，景区景点多，但为散落的珍珠。如果能有效整合资源并对景区景点进行必要的提升，串连起来，将形成一个以茶文化为主，融合茶庄园、园林景观、钠温泉、艺术茶村落、茶企体验的茶文旅产品体系。
有道是一活皆活，“老茶农朝圣之旅”或许是翠芽27°重现生机的发动机。
第四品牌：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远方
当今世界，品牌为王。拥有品牌，就拥有市场，拥有人气，拥有未来；没有品牌，或者说，正在打造品牌，就会遇到诸多困惑、烦恼，甚至无奈——“我这个东西这么好，怎么只卖这个价”“我这景区这样漂亮，怎么没有人来看”，因为你没有品牌！湄潭拥有正在逐步长大的茶叶品牌、会展品牌、城市品牌三大品牌体系，三管齐下，是引领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三驾马车”。
一、茶叶品牌。有两个品牌类别，区域公用的和企业所有的：
1.公用品牌：湄潭翠芽和遵义红。这两个品牌十年前就列入全省重点打造“三绿一红”(都匀毛尖、湄潭翠芽、绿宝石、遵义红)之中，受到广泛关注，品牌价值不断提升，且获得数十次国际国内殊誉。“三绿一红”里，从品牌文化和制作工艺的角度上看，绿宝石的根基也在湄潭(系原湄潭茶场永兴分场场长牟应先生退休后率子女在贵阳研制)。现在和将来的问题是，卓越的公用品牌如何依靠自身力量，一统黔茶江山！
2.企业品牌。湄江翠片、黔红、兰馨、贵天下、栗香萦道、阳春白雪、琦福苑、黔金砖、百道、高原春雪、贵黑、夷州、沁园春雪等等，都有较大的知名度，其中，兰馨荣获中国弛名商标称号。品牌文化由品牌物质文化(由产品品质、名称、标志、包装等组成)，品牌行为文化(由品牌推广、营销制度与手段等组成)，品牌精神文化(由品牌历史人文、品牌价值观与愿景、企业精神等组成)构成。品牌物质文化是根本，品牌行为文化是关键，品牌精神文化是灵魂。我们在茶叶品牌建设上，品牌物质文化没有问题，品牌精神文化资源丰富，但是创造性利用不足，品牌价值观与愿景、企业精神路径尚待探索完善；品牌行为文化则内向有余，外向不足——广告宣传在贵州境内多，外省销区少；营销活动则主要体现在组团参加各类茶博会，缺乏市场战略规划，几乎没有象当年铁观音那样在一个时段集中力量专攻一城一地的战术案例。当下，新电商正在快速崛起，新的品牌行为文化正在野蛮生长，兰馨、阳春白雪已成新营销的头部企业。犹其是兰馨，很有可能成为一个重量级的茶业新电商领袖和茶业新电商重要平台。
二、会展品牌。贵州省茶产业博览会已举办十五届，已经有了一定的品牌价值。湄潭成为其永久举办地，尽享地利之便，当然，付出也最多。近几年来，由于各市州举办分场的做法，分散了本该握紧的拳头，明显稀释品牌效应。加上面临着市场化转型，茶博会还有一些艰难的坎要过。会展经济，也是市场经济，值得进行市场化探索；只有真正实现了市场化，茶博会才能永葆青春活力。
三、城市品牌。湄潭有两张城市名片(品牌)，一是贵州小江南，并且是有名的全国十大小江南之一；二是中国茶城，这随着茶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应运而生的茶字号城市名片。这两个城市品牌各自侧重，缺一不可。按照古人取名的方式表达：湄潭，字小江南，号中国茶城，可否？如何擦亮这两张城市名片，我认为，重点要在文化上下苦工夫、硬工夫，不能只是停留在宣传重视上，大家都要行动起来。只举一个指标吧，什么时候湄潭的麻将馆减少，茶馆数量增加，中国茶城便实至而名归。
第五大健康：茶道养生的远方
茶道，往往与茶艺同在。艺是外在形式，有形；道是内在精神，无形。艺以载道，道法自然。艺可以分享，道须自悟。我喝了几十年的茶，也没有真正得“道”。真要说说什么是茶道，我想，恐怕就是隐逸之道，净心之道，和美之道，为人之道，处世之道，乃至发呆之道吧。茶道养生，既可以高大上，也可以小而美。在医与养之间，划出一道楚河汉界，茶与健康便可以打开和社会一样宏阔的场面。
健康，特别是大健康，是全社会经常性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不少发展大健康产业的相关政策。大健康，正成为一个造福于民的新兴产业。茶，是世界上三大无酒精健康饮品之首。不仅如此，茶本身具有健康养生的文化特质，在融入大健康产业中能够发挥多功能效应。大健康，正是茶道养生的远方。
一、茶叶功能养生。茶，这片神奇的小小树叶，是一座超级天然化学工厂，其物质高达700多种。其中，茶多酚、茶多糖、氨基酸、咖啡碱、叶绿素、维生素、氟、锌、硒、钾等功能性成分，具有抗氧化抗衰老、抗菌消炎、抗癌、抗辐射、抗血栓、抗过敏、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保护大脑和神经细胞、防治心脑血管病等保健功能。这些功能，对于几大对人类健康杀手级的疾病都有一定预防作用。六大类，除绿茶外，尚有不同的氧化物和发酵产生的益生菌等物质，具有特定的一些特殊养生功能。饮茶，不仅获得美妙的香气滋味，还能收获健康，这与中医治未病的核心价值观十分契合。此外，还有茶籽油、茶枕、茶点等下游产品的养生价值可以利用。
二、茶文化体验养生。在一定条件下，饮茶，是一种美好生活的方式和放空自己的方法。茶与身俱来的文化品质，使茶文化养生能够抵达养生的最高境界——养心。湄潭茶文化非常丰富，缺乏的是文化创意和多彩的体验，特别是各类程式化与富有仪式感的体验养生。引进和原创一批茶文化体验养生产品，是当务之急。
三、茶＋N复合养生。交叉、融合、跨界，是当下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热词。茶＋N模式，拓宽了茶产业下游的河床，为复合养生提供了无限的空间，能够丰富茶文化养生的形式、乐趣和新的体验感，叠加养生效应。比如，可以采取茶＋药食两用药材，茶＋电子保健产品、茶＋保健按摩、茶＋文体活动、茶＋禅修、茶＋减肥瘦身、茶＋阅读、茶＋艺术等等方式，输通和增加茶文化养生的毛细血管，满足市场多元化需要，做优做大茶道养生产业。
四、茶生活养生。老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是，对一些人来说，喝茶并非必须。只有通过茶文化的推广普及，让喝茶吃茶用茶成为更多人的日常，享受茶生活，过茶瘾，交茶友，觅茶趣，在不知不觉中达到茶生活养生的目的。茶生活养生，惠及大众，是不折不扣的大健康生活方式。
第六富民强县：第一茶县湄潭的远方
茶业，是湄潭人民安身立命之本，富民强县之基。在贵州，乃至全国，湄潭的乡村都算得上是富庶的，老百姓的茶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既然已经富民了，离强县还远吗？！
（演讲嘉宾：贵州省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湄潭县茶文化研究会会长 周开迅）
来源：贵州茶文化生态博物馆 周开迅 ，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文章简介：蒙顶山茶发展中与儒、释、道“三教”关系极为密切，促进了蒙顶山禅茶文化的产生与形成。三教所具有的“真、善、美”基本理念，与蒙顶山茶所特有包容和谐品性，逐步做到了的万品归一，万宗归一，蒙顶山禅茶文化也兼容并包，文化相融，内质相聚，和衷共济，神质一体，物我玄会的特点，真正体现“禅茶一味”内涵。正确认识禅茶文化，有利于茶经济、茶文化发展。
关键词：茶文化 蒙顶山 三教 禅茶一味
蒙顶山茶两千多年历史、一千多年的贡茶史中，儒、释、道高僧大德及其教派均参与其中，甚至主导发展，由此产生并形成深厚而独特“蒙顶山禅茶文化”，它与祭祀文化、贡茶文化、茶马文化和茶技茶艺共同组成蒙顶山茶文化，在茶界、宗教界中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力，蒙顶山禅茶文化因贡茶祀天祭祖而名留史册，因蒙山施食仪而名著禅林，因茶祖吴理真被封为菩萨而道佛一体，因有茶叶内质内涵特殊而千年畅销。
一、三教均将蒙顶山的茶与禅融入教义
蒙顶山禅茶文化追根溯源经过千百年来发展演化，已融进了儒、释、道教义及参悟禅机要义，茶理禅机，一物一心、有相无相，万宗归一，茶禅一味，玄妙朴实，成为万品归一的中国茶，是最具有包容性、最有禅机的茶及其文化。
（一）儒家济世之物
公元前53年，邑人吴理真为母亲治病，上山寻药，得茶而病愈。于是在蒙山寻得七株野生茶树植于蒙顶五峰之间，并以此为药为饮，治病救人，解除当时川西地区之瘟疫。吴理真开创世界人工植茶之先河，“由是而遍产中华之国，利益蛮夷之区，商贾为之懋迁，闾阎为之衣食，上裕国赋，下裨民生，皆师之功德，万代如见也。”（雍正六年《天下大蒙山碑》）因此，被后人尊为茶祖，被供奉于甘露井边及智矩寺。吴理真以茶为药，治病救人，至孝至善；教民种茶，富县裕民，济世苍生，均为儒家义行善举于之天下楷模。
茶叶具有的保健养生功效和清心和谐人文价值内涵被挖掘提炼出来历来被世人所推崇，成为平民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生活必须品，成为文人雅士“琴棋书画诗酒茶”之高雅之品，成为待客交友、人员往来、处世为人的礼仪之物，由此而形成茶的礼仪、茶道，体现儒家“中庸和谐”核心理念。蒙顶山茶优秀的品质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更加充分地体现了儒家的理念。儒家的崇拜者和追随者，是通过道德学养达到自身的和谐，再推广到“人与人的和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 用礼节、仪式及人们的道德规范，来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自我身心的和谐，体现和之美。儒家还主张足之乐，知足常乐，不生邪念。《本草纲目》认定蒙山为温性茶，更能体现茶叶和儒家追求“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之品格：不燥不寒谓之温，利身利养谓之良，尊礼得体谓之恭，淡雅寡欲谓之俭，隐忍谦和谓之让。从高尚讲：良心天理，恻隐之心，宽裕温柔，谓之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刚义之气，谓之义；尊卑长幼有序，处事有规，恭敬之心，谓之礼；明白是非、曲直、邪正、真妄，文理密察，谓之智；诚心之意，处世端正，谓之信也。
（二）道家养身之药
道家学说最早是春秋时期老子著《道德经》起源，道教是汉代时从四川大邑县鹤鸣山、都江堰市青城山起源，蒙顶山相距鹤鸣山约五十公里、都江堰市约一百公里，唐以前特别汉代道教盛行，至今周围还有很多与道教相关的遗址和传说。蒙山虽不很大、也不很高，但蒙山出好茶、出仙茶却与道教有很深的渊源。北宋绍圣年间原温江县令孙渐（任职1095-1107）游览蒙山后写《智矩寺留题》“步庑阅刓碑，开龛礼遗塑。”“昔有汉道人，薙草初为祖。”说明至少在北宋之前名山人就将吴理真奉为茶祖供奉，其身份是修道之人。蒙山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尚书·禹贡》，有“蔡蒙旅平，和夷厎绩”，即水治理好后，和夷一带也取得了治理成功，于是登山蔡山（今周公山）、蒙山祭祀上天。蒙山在大禹时代已是祭天的地方，已成为名山。蒙山又处于成都往西到青藏高原的第一座高山，远望巍峨雄伟，象征连天接地，蒙顶五峰也是道家所崇尚的五行学说理想的场所，五峰也代表金木水火土5种基本元素，五峰之中皇茶园突出表示为阳，甘露井下凹象征为阴，阴阳相济，中心栽种7株仙茶，象征北斗七星，用四面栏杆圈围，象征四方、四季等，总之蒙顶五峰所具备的特殊地理地形与道教崇尚的基本内涵相吻合，这样天造地设的灵异宝地才能出“仙茶”，所以蒙山又被世人誉为“仙茶故乡”。东汉《图经》云蒙山茶“蜀雅州蒙顶茶受阳气全，故芳香。”唐李德裕入蜀 “得蒙茶饼以饫于汤瓶上，移时尽化。”以验其真假者即此。均为阴阳五行的思想。
道教《言功设醮全集》“献茶词：夫此茶者，蒙顶摘芽，采仙春于峰上，…望瑶台而献上。”说明道家也把蒙顶仙茶作为祭天敬神的祭品。道教主张“清静无为，天人合一”思想用在养生最为恰当，茶清心淡雅、朴素天然，无味乃至无味也，静品静养，才能达到入凡忘我、天人合一的境界。茶叶也是道家奉行的十大仙草之一，东汉时期著名道士灵宝派始祖葛玄“植茶之圃已上华顶”（浙江《天台山志》）作为养生之药。
蒙顶五峰分别是上清、菱角、灵泉（毗罗）、甘露、玉女峰，明代在灵泉峰上建毗罗石殿是佛家之名外，其它都是道家自然之名。汉代的吴理真这位西汉修道之人有志在名山的蒙顶山修炼并种茶，才有可能种出“仙茶”，才有晋、唐、五代和宋、明、清各种古籍、史书中记述的各种喝了蒙山上清峰的茶后长生、成仙的神奇传说。据史书记载，唐玄宗李隆基是一个非常信仰道教的人，在登基皇位后，便在全国找寻与长生有关的仙道、仙品与灵丹妙药，并在大明宫内设置道观，以利于道士练丹和个人修道。蒙顶山茶在西汉时就有名气，在唐朝天宝元年（743年）唐玄宗正式登基的第一年，是在其恩师神仙道士叶法善的推荐下成为贡茶，并成为第一茶，无不与“仙”、“道”有关。宋代的蒙山名茶“万春银叶”、“玉叶长春”、以后的“黄芽”、“石花”、“甘露”等茶名也是道家一脉相承。
北宋《东斋记事》记蒙山“方茶之生，云雾覆其上，若有神物护持之。”北宋诗人吴中复亦有诗云：“我闻蒙顶之巅多秀岭，恶草不生生荈茗。”“今少有者，盖地既远，而蒙山有五峰，最高曰上清，方产此茶，且常有瑞云影相现。”北宋诗人文同（1018－1079年）诗：“蜀土茶称圣，蒙山味独珍；灵根托高顶，胜地发先春。”说明在北宋之前，蒙顶山茶主流为“仙”、“道”之茶。
（三）佛家禅悟之具
从东汉起佛教在四川等地一带传播，已有僧人进入蒙山地区传佛、修炼、种茶。 成都古大圣慈寺唐代开山祖师、新罗国王子出家的无相禅师，在参禅品茶的长期实践过程中，开创了“无相禅茶之法”，对禅茶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名山民间相传，无相禅师在名山蒙顶山、邛崃天台山、峨眉山等地传佛讲经、说法化众，将蒙顶山茶进一步推向唐王朝的神坛，并介绍到新罗国（有待进一步考证）。在蒙顶山山腰毛家山他曾经讲经说法的地方，名山人民和信众为他修建了一个庙宇，取名“金花庙”，该地为金花村沿用至今，以纪念他的功德、弘扬他创立的“净众派”教仪。他的禅法还传到了西藏，据藏文史书《八氏陈述书》记载，藏王赤德祖赞之子赤松德赞曾到内地求法，受到皇上礼遇，返藏时遇到益州金和尚（即无相禅师），金和尚送他三部经典及众多蒙顶茶。无相禅师是马祖道一的师傅，马祖与其弟子百丈怀海共同制定《百丈清规》，是农禅共举的倡导者，是禅茶的鼻祖。在古大慈寺中，有礼仪就必有茶事。如供奉佛、菩萨、祖师时要献“奠茶”，结夏时要按照僧人戒腊先后饮“戒腊茶”，平时方丈议事请僧众吃茶，称为“普茶”等等。至今，成都大慈寺坚持每年采购蒙顶山茶，用蒙顶山茶做茶事。大恩法师己主持研制出以蒙顶山种植的绿茶为原料的“大慈玉竹”、“大慈佛珠茶”“大慈普济茶”等大慈禅茶系列品牌。
蒙顶山茶从唐代传入土蕃（藏区），成为藏民的“蕃嗜名山茶，日不可缺”。特别是经过无相禅师的净众派传播佛教与“无相禅茶”的传播，藏区密宗的强化，蒙顶山茶叶与藏人及喇嘛的关系已溶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同水乳，一直到今天。
宋代陶谷（公元970年）所撰《荈茗录》载：“圣扬花 吴僧梵川，誓愿燃顶供养双林傅大士，自往蒙顶采茶，凡三年味方全美。得绝佳者圣扬花、吉祥蕊，共不踰五斤持歸供献。”宋代佛门中把吴理真奉为茶祖，特别是南宋绍熙三年碑“宋 甘露祖师像并行状”（《金石苑》清刘喜海）文碑中记述：祖师自西汉时已出山显露（道行），姓吴法名理真，在蒙顶山修练传法，用茶种子在山顶种茶七株。宋高宗时显灵，降大雨救了旱灾。淳熙十四年（1188年）后又被孝宗皇帝封为“灵应甘露普慧妙济菩萨”。
吴理真被信奉佛教的宋孝宗皇帝封为“菩萨”后，蒙顶山佛教更为盛行，多数时间超过了道教与儒教的风头，从蒙山现存历史遗迹看，宋以后的蒙山以佛教为主与道教与儒教并存。有关文史资料中不仅有神奇记述，而且佛教高僧也到蒙山参禅，把蒙顶仙茶奉为敬佛祀祖的专用茶。宋代有不动上师，人称甘露大师，居于蒙山，曾为普济幽灵，集瑜伽焰口及密宗诸部，辑成《蒙山施食仪》，成为佛门必备课诵仪轨。《蒙山施食仪》，旨在利济孤魂。《供养赞》中有“虔诚献香花，智慧灯红焰交加，净瓶杨柳洒堪夸，橄榄共琵琶，蒙山雀舌茶奉献，酥酡普供养释迦，百宝明珠奉献佛菩萨，衣献法王家。…”语。后有兴慈大师力倡蒙山施食，并加入六番开示，称为大蒙山施食。《蒙山施食仪》，成为佛门必备课诵仪轨后，把“蒙顶山茶”在大乘佛教地区传播更广、名气更大。
以后，蒙山雀舌茶作这供佛专茶在佛门中广泛使用，永兴寺成为制作蒙山雀舌茶专门寺院。蒙顶山的智矩寺作为制作贡茶的专门寺院，天盖寺则常住僧人负责管护皇茶园及周围茶园。蒙顶山寺庙均把茶园作为寺产，历代僧侣均将种茶、制茶、品茶作为一种功课修行，禅茶并举代代相传。宋代名山才子出家为僧，法名禅惠，相传在禅修吃茶时，以禅茶为宗，以茶道为本创立了掺茶技法，后经演变整理为“蒙山派龙行十八式茶艺”。
二、相争相融成共尊祀天祭祖之品
儒、佛、道“三教”在蒙山对茶叶的尊崇和倚重，相互之间产生了褒贬争执。五代毛文锡《茶谱》记一则传奇贬佛扬道：“昔有僧病冷且久，曾遇一老父，谓曰蒙山中顶茶，尝以春分之先后，多搆人力，俟雷之发声，并手采摘，三日止，若获一两，以本处水煎服，即能祛宿疾。二两，当眼前无疾。三两，固以换骨。四两，即为地仙矣。是僧因之，中顶筑室以候，及期获一两茶，服未竟而病瘥，时到城市，人见容貌，常若年三十余。其后入青城访道，不知所踪”。
吴理真被孝宗皇帝封为“灵应甘露普慧妙济菩萨”后，佛教在蒙山大行其道，天盖寺、永兴寺、智矩寺等寺院香烟袅袅、钟声悠悠。在蒙山顶灵泉院石牌坊旁所立《重修甘露灵泉碑记》（明 牟尚恩文）、天盖寺所立碑《天下大蒙山》（清 祖崇文）均记载：“祖师吴姓，法名理真，乃西汉严道，即今雅之人也，脱发五顶，开建蒙山。自岭表来，随携灵茗之种，植于五峰之中”。因此，吴理真的身份是什么？就有了本地茶农、修道之人、僧人仙人之说，成了后人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其根本原因是都将吴理真作为本教的茶祖茶神，作为本教传法弘道的高僧大德。
此后，相关的历史文献记录更多，《四川通志》载：“名山之西15里有蒙山，其山有五顶，中顶最高，名曰上清峰…即种仙茶之处。”汉时甘露祖师吴理真手植茶树7株于山顶，“高不盈尺，不生不灭”，称曰“仙茶”。并建立御茶园，遗址至今尚存。明代李时珍验证后在《本草纲目》记“真茶性冷，唯雅州蒙山出者，温而祛疾。”《名山县志》载：蒙顶山茶“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幂覆，久凝不散。”雍正十二年沈廉在《退笔录》写道“……仙茶每年采送各上台，贮以银盒亦不过钱许，其矜如此……”。蒙山仙茶在清雍正时期不仅为贡茶，而且成为皇家祭天祀祖之茶。茶文化专家李家光认为：蒙山仙茶之所以成为皇家祀天祭祖之茶，是因为其融汇了天地之灵气，三教之内涵，古今皆推崇，无可替代。
三、蒙顶山茶与禅真正融通一味
宁静的心，质朴无瑕，回归本真，这能是参透人生，便是禅。解渴生津，清淡静思，降浊涤凡，有利身心，便是茶。
禅机当中，品茶之道：茶不在品而在心；禅茶之道：茶不在类而在悟。禅心茶味，即禅茶一味。
儒、释、道“三教”所具有的“真、善、美”基本理念在中华大地上经过近两千年的相互碰撞、借鉴、吸收、融合，逐步和平共处，万法归宗。蒙顶山茶天然的“真、善、美”和所特有包容和谐品性，逐步做到了的万品归一，蒙顶山禅茶文化也兼容并包，形成特色，真正体现“禅茶一味”，正如佛家所讲“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
（一）文化融合
明代晚期天启年间，蒙顶山上重修灵泉院时所立石牌坊融合了三家之主旨，正中为“西来法沫”，两旁题“一瓢甘露”、“蒙雾聚龙”，背面题“不二禅宗”、“三乘普度”，标志蒙顶茶文化“三教合一”。牌坊前一石照壁，照壁采用歇山顶穿逗式全石结构，正面中间为浮雕麒麟，头顶祥云、脚踏海水，背后为一莲花。蒙顶“五峰”上清、菱角、灵泉（毗罗）、甘露、玉女峰名称不变，共体现出儒、释、道“三教合一”、和平共处。
清雍正时期，朝庭因蒙顶山茶历代为贡品，且儒、释、道三家均推崇、互相认同，故正式选用为祀天祭祖之茶，成为中国最为神圣的茶叶。清赵懿在《名山县志》之《蒙顶茶说》中记载：“……世传甘露普慧禅师所植也。二千年不枯不长，其茶叶细而长，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蒙覆其上，凝结不散，以其异，谓曰仙茶。每岁采贡三百三十五叶，天子郊天及祀太庙用之。园以外产者，曰陪茶。”并详细记载采摘制作和运送过程“……岁以四月之吉祷采，命僧会司，领摘茶僧十二人入园，官亲督而摘之。……又精拣其青润完洁者为正片贡茶。……每贡仙茶正片。贮两银瓶，瓶制方高四寸二分，宽四寸。陪茶两银瓶。菱角湾茶两银瓶。瓶制圆如花瓶式。颗子茶大小十八锡瓶，皆盛以木箱，黄缣丹印封之。临发，县官卜吉，朝服叩阙，选吏解赴布政使司投贡房，经过州县，谨护送之。其慎重如此。”
（二）内质相聚
内质体现在茶叶自身的内含物优质丰富程度，能做出不同的品种风格，也体现出蒙顶山茶兼容并蓄的特点。
茶品丰富：古有圣扬花、吉祥蕊，蒙顶石花、雷鸣茶、火前茶、鹰咀、谷芽、露芽等，后有蒙顶黄芽、蒙顶甘露、蒙顶石花、万春银叶、玉叶长春等，有边茶的康砖、金尖以及各类茶叶。总体上茶叶中六大茶类均能生产，犹以绿茶、黑茶为主，黄、红、青等皆品质上乘。
可做天下茶：蒙顶山茶原料优质，根据不同原料级别也适合作竹叶青、碧螺春、龙井、庐山云雾、南京雨花、信阳毛尖、永川秀芽外地等绿茶，也能加工成功夫红茶、金骏眉、正山堂等红茶，还可加工普洱茶、铁观音等，有些茶品甚至超过原产地的口感。每年就有三分之一的茶叶被外地商家加工成当地品种售出。
销往全国各地：蒙顶山茶品质超群，众口皆和，适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广大消费者，以四川为核心，销售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600余个市县。藏茶销西藏、青海、甘肃和四川三州。外销达99.99%。
（三）和衷共济
茶叶具有升清降浊、保健养生、醒脑益智的自然属性，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中庸之道”、“忠孝仁爱”等思想理念相吻合。禅茶文化的功能主要包括“感恩、包容、分享、结缘”这八个字。因此，往往将茶的品饮作为一项高尚、优雅的艺术活动，与王宫大臣、平民百姓、三教九流等各类人都结下渊源：茶贡朝廷，有了宫廷茶宴，与文人雅士结上缘，有了文人茶道；茶入佛门，有了禅宗茶道；茶入民众，与平民百姓打成一片，有了市井茶饮、民俗茶饮，传入少数民族，有了少数民族茶文化，传入外国，有了各国茶文化。真正做到惠泽天下，和衷四方。
（四）神质一体，禅茶一味
1、虚实相间：茶是大自然给予人类最好的饮品，内含的茶多酚、氨基酸、维生素等400种成分均有益人身体，用茶汁洗涤人身体。禅是佛神对人心灵最好的精神饮品，有无数的人生偈语哲理，用禅悟来荡涤人的内心精神。品茶与参禅均从“苦、静、凡、放”来调心、作用、感知、体悟，蒙顶山茶所蕴含深厚的文化与广泛意义尤为突出，使茶与禅一物一心，有相无相，互融互助，相得益彰，促进禅悟，将人的身体和灵魂得以净化。
2、内涵一致：茶机与禅悟相通，内涵相同。佛教中的禅悟，是指僧人信徒在参禅中顿悟，驱除睡魔，静心自悟。这与饮茶悟道相似相通。僧道信徒饮茶参禅也将两者更好地结合。同时，“菩萨”就是觉悟有情众生，也即普度众生。菩萨引导众生实践六度波罗蜜，也与茶性一致。六度是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智慧。茶遇水成茶饮供世人，就是布施；茶香四溢，犹如戒定真香，就是持戒；忍受采摘、揉捻、高温炒焙、开水冲泡，就是忍辱；提神益思，助禅去睡，就是精进；和敬清寂，茶味一如，就是禅定；行方便法，净心导和，就是智慧。
3、精神相通：茶饮的精神概括是四个字“和、敬、清、美”，而佛释内容为“和、敬、清、寂”，前三个内容精神一致，第四个字“美”与“寂”略有差异，“美”表达出舒适、平和、美好、和谐等感觉，“寂”表达出寂静、寂灭、超脱等无欲无妄的体悟，道教的“清静无为”精神与佛、儒也基本近似，只为信奉的神祗不同、角度不同、方式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其精神内核是相通一致的。因此，有人将禅茶文化的精神概括为“正、清、和、雅”四个字，禅茶的“正”就是八正道，“清”就是清净心，“和”就是六和敬，“雅”就是脱俗。
4、物我玄会：《坛经》云：“一切众生，一切草木，一切有情无情，悉皆蒙润，诸川众流，汇入大海，海纳众水，合为一体。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复如是。”这一物我玄会理念，强调在品茶过程中主体要超越人类自身的生理局限性，无论是绿茶、黄茶、青茶、红茶、黑茶等，还是祭天贡茶、皇室宗亲宴饮及至寺僧道士、文人书生、平民百姓饮用等，从思想上泯灭物我界限，用全身心去与客体进行感情上的交流，不张扬，不摆阔，不奢华，追求一种平实，一种随意，一种从容，通过物我的相互引发、相互融通，最终达到“思与境偕”、“情与景冥”的境界，并通过这种审美体验，去感受人与茶，人与自然之间最深刻、最亲密的和谐关系，达到物我玄会的境界。与道家主张的“天人合一”、 儒家“中庸和谐”一致，即从实景中生禅境，从有限中生无限，从飘渺中见韵致，从空灵处见精神。在这一刻，人与自然完全融为一体，人的个体生命即在这一刻融入了刹那终古。一滴万川，有限无限，片瞬永恒都在顿悟中消融。我即茶，茶即我。我与自然一体，于是人的个体思想就达到了绝对自由的“天乐”或物我两忘境界。
四、名山茶旅融合发展中加入禅茶文化
蒙顶山茶具有的物质性与禅修禅悟具有的精神性互为一致、互为补充，在新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背景下，可成为弘扬地方传统优秀文化，打造蒙顶山茶旅融合发展的又一新领域、新亮点。以文化遗存保护、旅游设施建设、生态休闲体验、茶叶产品保健、文化禅修养生为载体，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建议：
一是保护和继续挖掘整理其文化遗存、文史资料，丰富其内容，以利传承弘扬。
二是坚持实事求是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则下，挖掘整理并出版一本蒙顶山茶禅茶文化相关书籍。
三是在蒙顶山茶史博物馆丰富禅茶文化内容。聘请专家在蒙山讲堂上开展蒙顶山禅茶文化讲座，组织相关的茶叶企业、茶文化爱好者、宗教人士等参加。
四是在蒙顶山及名山主要寺院要进行禅茶双修，日常活动要融入禅茶茶事，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请专家或文化学者进行指导、完善。
五是茶商结合、茶旅融合，开发蒙顶山禅茶之游旅游，蒙顶山国家茶叶公园增加禅茶内容，在新建的与三教有关的文化旅游设施要增加其内容，配套体验禅茶活动项目，研制开发与禅茶有关的茶叶产品。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钟国林于壶翁斋
参考资料：
1、《名山茶经》 卢本德著 2010年
2、《天人合一、物我玄会 —— 中国茶艺美学的基本理念》林治
3、《蒙顶山茶文化说史话典》 李家光 陈书谦 2013年
4、《四川茶文化史》 四川省茶文化研究会 2016年
5、《中国世界茶文化》 张忠良、毛先颉著 2010年
6、《走进大慈寺禅茶茶艺》 张晶 2008年
作者简介
钟国林，生于1966年，汉族，四川名山人，雅安市名山区茶业协会秘书长，四川省茶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一级评茶师，名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茶叶）专家组组长。长期从事农村经济、茶产业发展管理工作，主著《蒙顶山茶当代史况》《蒙顶黄芽》《中国名茶蒙顶甘露》，合著《名山茶业志》《蒙顶山茶文化史料》《蒙顶山茶文化知识读本》等书籍。撰写的《蒙山仙茶考》《世界植茶始祖——吴理真实至名归》《建设以茶文化为核心的西部文化大县》等40余篇文章发表在国家、省级等刊物。近年来，先后获得四川省茶文化十大传承人，2017年度四川省十大茶人，首届蒙顶山茶十大茶文化传承人、全国百县、百茶、百人茶人等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