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正安
谢正安，安徽徽州歙县人，黄山毛峰创始人，其创办的“谢裕大”茶行居徽州五大茶行之首。
1875年，谢正安在歙县漕溪（今徽州区富溪乡）选采肥壮的新鲜嫩叶，在传统制作工艺的基础上，亲自动手，大胆改进，经过“下锅炒（五桶杀青）、轻滚转（手轻揉）、焙生胚（毛火）、盖上圆簸复老烘（足火、显毫）”等工序精心制作，形成“外形似雀舌均齐壮实，锋显毫露，色为象牙，鱼叶金黄。冲泡后，清香高长，汤色清澈，滋味鲜浓，醇厚、甘甜。叶底嫩黄，肥壮成朵”的独特新茶。由于该茶白毫披身，芽尖锋芒，又因其产地邻近黄山，谢正安遂给它取名为“黄山毛峰”。
建国后，黄山毛峰一直为全国名茶中的佼佼者。改革开放后，"谢裕大"茶庄改名为"天茗庄"，经原国家内贸部核准，成为安徽茶业唯一"中华老字号"茶庄。
汪立政
汪立政(1827～1895)，绩溪八都余川人(今上庄邻村)，字以德。1840年赴上海茶叶店为徒，勤劳忠厚，深得业主信任；1850年自办汪裕泰茶叶店于沪南，督工精制四方名茶，薄利多销，声誉鹊起而在业内独占鳌头，此后在上海、奉贤、苏州、杭州等地设分号9处。汪裕泰经营有方，业务发达，驰誉中外，盈利丰厚，执沪上业内之牛耳，为旅外绩溪人中的富商巨贾之一。
汪裕泰茶号，位于静安寺路20号近西藏路口。网友“稔之舟”补充道，蛮有故事的汪裕泰茶号——久享盛名的上海汪裕泰茶庄,是绩溪县上庄镇余川村人汪立政(名锡纯，字以德，1827—1895）所开创，汪立政祖孙三代，历120年，先后在上海、台湾和国外等地开设了茶庄、茶行、茶栈。鲜为人知的是胡适先生出生于小东门里咸瓜街的汪裕泰茶号楼上。
汪立政富而有道，急公好义，对家乡的公益事业多有资助。余川村口的环秀桥毁于道光癸酉(1873)，当时死难者无数，沿河良田皆废为沙滩，对此他一直牵挂在心。晚年，他捐金二千数百元，并派专人监工重建，虽未亲眼目睹夙愿的实现，但其子完成了此项义举。汪立政子汪惕予因致力于悬壶济世，只能勉力维系汪裕泰店业；其孙振寰1919年由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继承汪裕泰店业，刻苦钻研，善于革新，几经努力，于1927年在上海西藏路开设汪裕泰总号、辟有5个门市部，接着又在浙江路和福履路分设2个门市部，以批发兼零售，销售新制的绿茶、红茶、花茶和茶砖而驰骋沪上。抗日战争初期，他又悄悄地将资产转移美国和日本，在国外开设分销部，挽救了经济上的损夫，且及时地将汪裕泰茶叶打入国际市场，1949年离开大陆后，仍在海外维系店业。
吴锡卿
中华老字号—民国茶业（茶叶罐）茶叶筒—徽州府歙县昌溪吴锡卿创设北京“吴鼎裕”茶庄（旧徽州，领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1987年撤徽州地区，设立地级黄山市，市政府驻屯溪。）
吴锡卿，安徽歙县昌溪村人，生于1876年春，祖上为安徽茶商世家，兄弟6人，吴锡卿排行老四，1887年举家前往北京，初夏创办吴裕泰茶栈，由吴锡卿出任总管，几十年后才改号吴裕泰茶庄。吴家先后在城里城外开了8家大小茶庄，后来发展到11家，他们是：崇文门内“乾泰聚”、“福盛”、“吴鼎裕”茶庄，“吴鼎裕”即今崇文门菜市场旧址，专门经营高档茶叶，供豪门显贵享用。吴锡卿曾任北京市京师茶行会会长长达十年之久，被认为是百年老店吴裕泰茶庄的创始人，于1930年逝世。
张文卿
张文卿，安徽歙县人，张一元茶庄的创办人。张文卿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花市大街摆设茶摊，光绪二十六年开设“张玉元”茶庄。光绪三十四年（1908）张文卿在前门外观音寺街路南购房开设了一间门脸的店铺，取名为“张一元”茶庄。取意“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意，亦即“开市大吉、日新月异”之意。不久迁至观音寺街路北一处三间门脸的店铺营业。1912年张文卿又在大栅栏开设“张一元文记茶庄”。以“文”字表示为张文卿所开，三个茶庄以张一元文记为主。茶庄开业后，由于店址优越、经营得法，以质量上乘而声名远扬。
张一元文记茶叶盒
张一元茶庄茶叶质量上乘、色味醇正，茶庄的业务好、发展快，得益于创业者张文卿经营有方。1925年张文卿亲自到福建开办茶场，在福州郊外半山坡盖了几十间房，雇佣当地工人按季节收购新摘的茶叶，并选最好的茉莉花自己薰制，再依北方人的口味就地窨制、拼配，形成具有特色的小叶花茶。以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无穷被京城百姓认可，并广为传颂。张文卿自己办茶厂不仅可以熏制特味的茶叶，而且要比在北京从茶叶批发商手中买货价钱要便宜得多。所以，同等级的茶叶张一元比别的字号茶庄卖得便宜。张一元茶庄还经常派人到一些茶庄了解售价，掌握商品行情，并且买回别人销售的茶叶与自家同级茶叶比较，不断使自家茶叶质量优于同行。当时，该茶庄就设有电话和函购业务。凡买2.5公斤以上茶叶者，均送货上门。尽管生意好，可茶庄仍很重视广告宣传。北京的商店，用高音喇叭播放歌曲、戏剧来招徕顾客，张一元茶庄是第一家。抗战前夕，张一元茶庄播放彭素海用西河大鼓演唱的“三下南唐”，每次播放时，门前总是围着许多听众，为销售创造了有利条件。
方祖寿
方祖寿，安徽翕县人。1919年开办吴元大茶店。茶店位于浙江杭州望江门内。首创茶叶邮包业务，首在辽宁打开销路，而后扩大到山东禹城等地，及至津浦、胶济、陇海等铁路沿线各城镇的一些茶店。大销路茶叶有中低档旗枪，还有茉莉、玉兰、桂花窨制的花茶以及白茶“寿眉”。该茶庄的茶叶罐绘有“多子商标”，并分别绘有“母子图”或“五子图”等。，画面生动形象。
汪自新
汪庄
汪自新（1868-1941），籍贯：安徽绩溪县。简介：汪自新，字惕予，又号蜷翁一代儒商、一代名医。1927年汪自新因杭州茶厂业务来到西湖，但见湖光山色，景致怡人。偶尔湖中一两只小船，悠悠荡荡，自在非凡。耳畔隐隐约约地传来丝竹乐响，宛若天籁。 “我若能卒于此地，此生也足亦。”汪自新动了在西湖边修建别墅的念头。他盘算着，在此修建别墅，即能将这一带湖光山色揽于怀中，又可方便打理杭州茶厂事务，岂不两得？据说，当年他修这个园林别墅，也遭到了当地人的反对。原因是汪自新修建此地，占了太多西湖的地盘，夺了太多原本属于老百姓的风景。直到汪自新承诺其百年以后，所有建筑连同园林，一并无偿归还政府，还湖于民，老百姓这才答应他开工建园。1929年，历经两年的修建，山庄终于建成，始称“青白山庄”，因汪自新乡情难舍，后更名为“汪庄”。1930年，汪自新将上海“余村花园”转让，资金悉数并入“汪庄”。
穆兴永
穆兴永，乾隆十七年（1752年）出生于浙江钱塘。民族工商业家、浙江著名商人、天津百年老字号正兴德茶庄的创始人。起初他做的是小本米面生意，主要从事粮食运输和米面加工，后来逐渐开设起了米铺、钱铺、染坊、茶叶店、洋货店等，成为了天津“八大家”之一。天津“八大家”中的穆家，是从清乾隆末年起家，经过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以至光绪诸年间，逐渐发展兴旺起来的。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穆家所经营过的庞大产业，最后终因外国资本的进入而冲击而衰落，但唯一例外的就是正兴德茶庄。
朱昌琳
朱昌琳，派名谘典，字雨田，又禹田、宇田，晚年自号养颐老人，清长沙县人。长沙朱氏，系明藩岷庄王朱楩后裔，数更迁徙，历经安徽南陵、湖南宝庆，于清代前期定居长沙东乡，后居省垣。朱昌琳于清道光二年二月二十四日(1822年3月17日)出生。父朱原善，字采鹄，一字玉堂，“自幼天分过人”，“年十四出应童子试，即常列前茅”，后因父亲去世、家道拮据，乃出外就馆，曾入长沙府幕，后在省城草潮门开一小碓坊以营生。
朱昌琳自幼“生而和静”，少承儒业，考取秀才后，乡试屡不第，乃以教书为业。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湘中农业丰收，谷价骤贱，至“千钱三石”，“富室困弊”，人多以谷贱不愿经营。时朱昌琳在省城富绅唐际盛家课读，乃借资购入千斛。次年，沅、湘大水，谷价骤涨，至“倍十又五”。朱昌琳乃將积谷全部抛售，大获厚利，朱家“以此起富”。
清代湖南盛产茶叶，尤以安化黑茶在西北各地享有盛名。朱昌琳即在安化设立总茶庄，由安化采办茶叶，于汉口、泾阳、羊楼司、西安、兰州等地设分庄，雇佣人员不下数千，运至陕西泾阳，又取泾阳之水，制成茶砖，运销新疆、西藏、蒙古各地，盈利日增。此外，他还在长沙县麻林市、高桥、金井等地，辟有大片茶园，生产緑茶、红茶和砖茶，以硃漆木匣盛装，上盖“乾益陞”牌号，运销全国各地。
翁耀庭
翁隆盛茶号茶叶罐
翁耀庭，民族工商业家、浙江著名商人、百年老字号翁隆盛茶号的创始人。创设于1729年的翁隆盛茶号，店址初设于杭州梅东高桥。太平天国后，翁氏为发展业务，将店址迁至当时的商业闹区清河坊，又扩建五层洋房，门楣上装饰“狮球”，注册商标，气派焕然一新。茶号所制的龙井茶品质优良，采购认真，选而复选，专供“三前摘翠”的富春茶，精工焙制，色、香、味俱全，因而脍炙人口，在国内茶叶同行中首屈一指，在国外、港、澳、东南亚一带亦信誉卓著。翁隆盛茶号以历史悠久，品质优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而取得消费者的信任，成为茶叶行业中久享盛名的一家名牌商店。
吴恒有
民37年浙江吴恒有茶叶老号发票
清末人士，创办吴恒有茶店。位于杭州鼓楼外大街。该店以销中、上档龙井茶为主，同时经营华北等大城市茶叶店的批发业务。茶庄前后经营50年，至1953年关闭。
高梦征
20世纪初杭州高义泰布店老板。高梦征开设茂记茶庄，位于杭州官巷口附近。北伐战争前后，在西湖区狮峰购进荒山13公顷，开辟茶园作为生产基地，制作龙井茶在茶庄销售，成为杭州有名的茶庄之一。1950年土地改革时期，茶庄停业。
方冠三
昔日杭州方正大茶庄老建物
图片资料来源：http://oldblog.voc.com.cn/uploadnew/2007-01-29/1170074567_5602.jpg
清末民初之际，杭州有三大茶号，分别是汪裕泰、翁隆盛和方正大，前两家都是经营百馀年的老茶庒，而方氏的茶号最晚成立，是徽商方冠三於1917年所创建的。徽州历来是人文荟萃之所，所辖的休宁是中国状元第一大县，明清之际徽州商人更是称雄商界五百馀年。但是徽州当地山多地少，因此人们不得不往外发展讨生活，是以当地有「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俗话，但是也正是徽州人勇於向外发展的冒险犯难精神，方得以成就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徽州商人。
据茶庄後人叙述，创始元老方冠三仅识了几个字，年方十五便得背上简单行囊，背井离乡出门讨生活去，他落脚杭州後，先在乾泰昌茶行当起学徒，由於其为人温和干练，深受老板器重。从业十馀年後单立门户，在杭城最繁华的地段羊坝头大街上开了一家茶庄，并取了个寓意深刻的字号「方正大」。杭城茶庒的经营向来竞争激烈，而方正大茶庒於此间立足，以其徽商自古以来所传承的克勤克俭，在多年经营之後颇得同业推崇，规模日渐扩大，甚至兼并了原先的乾泰昌茶行。1930年，方正大在杭州最繁华地段羊坝头大街的拐角上，造起了一座中西合璧的五层洋房为其总号。当年茶庒不仅做龙井茶的门市销售，还办有邮售、厂商批发等业务，在广东、香港都设有办事处。根据目前被保留的75本账册中记载，1930-1936年间有关方正大茶号的货源、销售和往来银行帐目记录，茶庒生意往来客户遍及各省及港澳、海外各地，帐册中即有产品销往香港永通、香港广茂隆的记载，粗略估计当年与方正大茶号有交易往来的客户即有上千家之多，每年吞吐的茶叶数以万斤计。
吴裕一
1927年吴裕一开办鼎兴茶店。位于杭州太平坊。以经营中下档旗枪茶为主，兼营桐乡杭白菊花，为杭州市茶叶店中实力较雄厚的店家之一。1953年停业。
郑鉴源
鸿怡泰茶号发票
郑鉴源(1902-1959年)，江西婺源沙城李村人。自1922年始，郑鉴源兄弟陆续开设"鉴记芬"、"德记芬"、"郑德记"和"郑鉴记"四家茶号，又在上海浙江北路开设了"源利"茶厂。1925年，郑鉴源连着在金陵东路开设了"润记·鸿怡泰"零售茶庄，在天潼路开设了注册"鉴记"商标的"源丰润"茶栈。随后，又在河南北路办起了"源利"分厂。还相继在江西的上饶、玉山，安徽的屯溪、祁门，浙江的温州、诸暨、奉化、新昌等产茶区，就地加工精制后打上源丰润"鉴记"商标，直运上海洋行。 1947年末，郑鉴源改组"中贸公司"为"中国茶叶公司"，又分别在南京路和宁波路的繁华地段，开设了"久丰润绸缎庄"和"信孚永钱庄"。上海解放后，郑氏事业又有新发展。1956年，郑鉴源的茶厂、茶庄、茶栈等，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转为公私合营企业。
张伟人
张伟人(1879-1933)，名骏，别名丕烈，号醒庵。福建泉州人。
清光绪五年(1879)生。祖籍同安县，祖父张白源以贩卖茶叶为生，嘉庆十八年(1813)，携子张满水到泉州，在涂山街头摆设茶叶摊，销售武夷岩茶和闽北粗茶，后开设泉苑茶庄，名牌茶叶有水仙种、铁罗汉等。
张伟人童年在私塾读书，长大在泉苑茶庄任事。勤学好问，能鉴别茶叶优劣、产地、品种，常到武夷山观察茶山茶园，熟悉茶叶生产情况和采制技术。
民国5年(1916)，其兄长、茶庄经理张丕成病逝，便接管茶庄，开始配制新产品。选用贮藏多年、质厚、色浓、耐泡的旧茶，掺和醇香的新茶，添加桂花、树兰，创制出新产品，使泉苑的名牌产品色、香、味更上一层楼。
武夷山历史上的茶庄亦称茶号、茶行，多为茶叶精制、包装（古时称“箱茶”）的加工厂，开设者均系雄厚的外地茶商，也有少数本地茶商。当时茶庄的经营方式有三种类型：其一，自栽自制型，其二，购茶经营型，其三，雇工经营型。旧时的武夷茶庄随着时间逝去，多以荡然无存，只有那些留下来的茶庄名号和鲜为人知的传说及为数不多的老房子，见证着昔日茶庄的存在和兴旺。
武夷山市志记载：旧时武夷茶庄的经营者有漳州、泉州、厦门、潮汕、广州、山西和本地茶商，而经营历史悠久的有集泉茶庄、奇苑茶庄、泉苑茶庄等，他们均拥有百数十年的名声。在众多的茶庄中，因乡土及方言关系分有帮别：以闽南方言为准的茶商，包括漳泉所属各县及旅居潮汕的闽南茶商，称下府帮，主要有集泉、奇苑、泉苑等；以潮汕方言为准的茶商，名潮汕帮，主要有兴记、瑞兴等；以广州方言组成的广东帮；以山西等地为主的叫西客帮；本地籍者为本地帮。
泉苑茶庄出产的名牌茶叶十分讲究质量，包装前，捡净茶枝，筛去茶末，统一颜色，每一小泡包成扁平四方形，五泡一束，两庄合一，装进锡罐，价格昂贵。大宗产品销往东南亚各国。
1917年，泉州城内涂门街头前后四条街发生火灾，泉苑茶庄全被焚毁，损失惨重。张伟人没有气馁，凭恃库存200多箱武夷茶(每三箱约50公斤)，又高价向同安一茶庄购进一批武夷岩茶，继续配制出售。不到一年，东山再起，重振茶庄。
张伟人拥有武夷山的青云岩、蕊珠岩两家茶厂，又与幔云岩、碧石岩、天井岩、弥陀岩、竹窠岩等茶厂建立茶叶包销关系，出高价买下武夷慧苑东岩茶厂，奠定泉苑茶庄牢固的基础。
1927年，被流氓陈桂林为首的市卫队绑架，泉苑茶庄用2万银元方才赎回。
1933年病逝，时年54岁。
王淑景
王淑景，名连誉，又名广施，安溪县西坪乡尧阳村人，生于光绪二年(1876)。淑景自幼聪明颖异，曾受学于泉州进士黄抟扶，学有渊源，工文善诗。
民国10年(1921)，淑景在厦门开禾路(竹树脚)创设尧阳茶行，其茶叶在漳泉各县和台湾、上海、海南等地销售外，还销至槟榔屿、吉隆坡、新加坡以及印尼吧城、井里汶、三宝垅、泗水、棉兰和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埠，成为著名茶商。
淑景为人慷慨，对国民革命，出钱出力，有过贡献。对地方公益事业亦有建树，曾任安溪县崇信里里长，厦门安溪同乡会、王氏宗亲会理事。曾参与发起创办安溪民办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并任董事、监事。
民国24年(1935)8月15日，淑景逝于厦门，归葬安溪尧阳。
淑景所创茶行，由其子继承经营，民国26年在香港开设尧阳茶行香港分行。
欧阳康
欧阳康字玉良，长乐桃杭人，1866~1942年。他小时候当过学徒，后继承祖业，精心经营花茶加工，并接管了家族企业。他担任恒元堂下的“生顺”茅茶行兼茶栈的老板，他精心经营企业，表现出不凡的胆略与才能，成为名闻遐迩的“东南茶王”。当年欧阳家族所产花茶的商标，用的就是他的头像，创办当年福州着名的商号“一枝春”、“第一峰”、“阜兴春”、“逢春馆”。很多老人只要一提起花茶，自然而然地会想到“一枝春”。他们都说当时很多人以能喝到生顺的花茶引以为荣，是身份的象征。欧阳康经营的“生顺茶栈”，它见证了上下杭商业街繁荣的历史，是让福州茉莉花茶走向世界的起源地，是福州唯一完整保存的明清代集花茶制造厂、毛茶收购站、成茶仓库、茶农客栈、茶王宅院于一体的古迹。据《福州工商史》记载，“生顺茶栈”高峰批售量，年约两万担，被称为“茶帮之王”。
洪天赏
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后，福州成为全国最大的茶港。当时，福建各地的茶叶都在这里出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花茶的流行，福州有六七十家商户经营，他们以茉莉花茶为主，也有应市场需求，以珠兰、水圭、白玉兰、柚子花窨制的。他们中最著名的有三家：“洪怡和”、“福胜春”、“洪春生”。这三家同属于台湾金门洪家开的，居福州茶商魁首。当时的北口茶客的口头禅说，“刀牌香烟洪家茶”，意思是两者可以相提并论，是烟茶业中最常见、热销的品牌。
洪家祖籍江西乐平县，北宋末“靖康”之变，金军大乱中原，洪家祖先洪楷公于南宋绍兴年间迁徙至金门烈屿岛的青岐村。据洪家四世孙洪植锦说，洪家老厝背后有个小山坡，前面有个大水潭，左边是清水岩祖师庙，右边有座关帝庙，正前方是一望无际、浩瀚的台湾海峡，风水极佳。洪家茶的创始人洪天赏生于1859年，年幼时其父早丧，精神得到磨砺，十分坚强，很早就到福州闯荡。由于天资聪颖，习文练武，达到较高境界。洪氏旧宅初在坞里，即今之台江安平附近，与尚书庙相隔仅数十米。洪天赏年轻时经常去尚书庙玩耍，深受民族英雄陈文龙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
资料整理：福茶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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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第28届上海国际茶文化旅游节作为上海旅游节的重要品牌项目，聚焦上海、辐射全国、着眼全球，今年首次以“一场市集、四项评选、全城有茶”作为核心内容，联结全国、全城发动、共建共享，着力将上海城市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赋能“大产业、大民生”的全新范例。活动将于9月15日-10月4日举办，并于9月17日在静安区吴江路休闲街举办开幕仪式暨茶文化市集。
今年的活动全面创新突破，推出浙江景宁慧明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景宁“惠明茶”和福建福安“坦洋工夫”红茶作为活动的两款“指定用茶”；聚焦上海对口支援工作，推出“卓玛泉西藏天然雪山水”作为“指定用水”；聚焦品牌合作，与上海老字号雷允上分别合作“指定用水”——薄荷盐汽水、“指定茶礼”雷氏匠茶茶固体饮料；与潮流茶馆T9Tea推出指定茶礼——午后伯爵冰咖，不断提升节庆品牌的海派特色辨识度。
“指定用茶”——
福建福安“坦洋工夫”红茶
（一）
或临崖傍水，或在水行舟。
闽东山河的主色调大都是青绿的，即所谓青山绿水。
福安更是如此，也因为给它的排位是闽头浙尾，所以最重要的地理标志便是鹫峰山脉，夹杂于太姥山脉与洞宫山脉之间，从北而来，如一个矫健的登山运动员，一路拾阶而下，向南奔往春暖花开的大海。而一路依偎着鹫峰山脉的则是长溪，她如窈窕淑女，朝雾夕岚，芳颜叠翠，婀娜多姿间，曲流百折如风吹罗带，经赛江，义无反顾地投向三都澳的蔚蓝。
一路开疆拓土的长溪两岸便是狭长的谷地，社口的坦洋便在其上游的冲刷中，成就了一块如板一般坦坦平平的溪坂，民间俗称：板洋。早期有可能产竹子，又称：竹坂里。又因村后山多桂花树，香飘四溢，也称：桂香山。“坦洋”的正式村名则出现在1762年官修的《福宁府志》。
一抹秋阳把这条流经的坦洋溪照得透绿。
农耕时代，水运便是高速公路。那时，长溪水系溪河密布，皆可行船，沿溪村庄都有码头。坦洋的码头就在真武亭桥下，虽然现在已是水平面下降，只象征性系泊着一艘乌篷船，但在那时却是可以驶着1吨左右的小溪船，装载着货物，从坦洋码头出发，运到社口的溪口村，再沿长溪干流顺溪而下，朝发夕至赛江码头，过驳出洋。
南方有嘉木。这样的青绿山河，必定藏着奇珍异叶。
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植物而生存。因为植物，文化和文明诞生了。因此，植物的机遇也是一种文化的机遇。
坦洋也因为一片树叶的枝繁叶茂而迎来了机遇与挑战。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诡异的朝代。农民出生的朱元璋不仅是权术大师，而且是中国最懂茶的制茶大师。从某种意义来说，没有他的“废团改散”与“废蒸改炒”诏书，或者就没有了后来的“工夫茶”。
在他执政的第四年，第一次将茶贸与政治挂钩。
自唐宋以来，茶叶一跃成为国家战略物资。边远的夷族需茶，中原文明缺马。“彼得茶而怀向顺，我得马而壮军威”茶马贸易由此成为中央王朝掌握华夏边疆地区的命脉。
1371年，也就是明洪武四年，朱元璋执政才四年，他便在户部设置"茶课司"与"茶马司"，确定以陕西、四川茶叶易番马，于是在各产茶地设置茶课司，定有课额。明代的茶马政策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成为"制服西戎之术"。
也就在这一年的八月，坦洋的桂香山漫山奇香，茶香与桂花香成天作之合，桂香茶由此得名。
而一位叫胡有才的村民在野生丛林中发现一株神异的古茶树，它可以从清明一直采到白露，时历三春，平均亩产鲜叶近七百斤。因为这种茶树叶大如菜叶，所以当地人就称为“坦洋菜茶”。于是在那年开始，“坦洋菜茶”在这个小村落的溪流两岸蔓延。
到了明洪武二十四年九月，朱元璋体恤民情，认为唐宋制作龙凤团茶为贡茶，制作程序太过繁杂，费工费财，却只能喝那么一点点茶，劳民伤财，于是下诏罢造团茶，改革制茶技艺。
那时，朱元璋的儿子朱权也是个品茶大家，他助力父皇推广制茶新工艺：“废团改散”与“废蒸改炒”，即把团茶变成散茶，把蒸青法改为炒青法。以烘焙团揉方式制茶；而在泡法与茶具上，喝茶的工具从碗变成杯，热水冲进茶壶里，茶叶在壶中闪展腾挪，叶瓣的舒展，叫醒了白灼似的茶之原味。
唐宋时期的“煎茶”“煮茶”和“点茶”的饮法在明代褪去了繁花似锦，散叶茶回归质朴，撮泡法亦日渐流行，而“工夫茶”便以撮泡法为主，也因此成就了“工夫茶”在明清走向鼎盛。
撮泡法成为主流，身在中国南方的坦洋菜茶也迎来了升级版的新贵。
从地图上看，12.4万平方公里的东南沿海省份就像一枚嫩绿的茶叶。茶之于闽粤也如这片嫩绿的茶叶一样，已是叶脉相连。
北宋的时候，在闽粤交界处，有个地方叫饶平，潮州人非常喜爱福建武夷的乌龙茶，因此闽粤茶商便在此交易。交易时，彼此用小盅来品茶鉴定制茶之工夫、泡饮之工夫，“工夫茶”一说就在这地方叫开了。因此，工夫茶在北宋源于闽粤是个大概率的说法。
关于工夫茶的缘起，有闽粤之争，但较为完整的说法应该是：源于福建，盛行于闽南、广东潮州和台湾乃至东南亚一带，并由此形成闽式、潮式和台式三大派系。
福安坦洋工夫虽算是后起之秀，但福安茶史其实也大部和中国茶史同频共振。
茶叶在商周时期，由于限量生产，还属于贵族的享受。到了两晋北朝，茶才开始以文化的面貌出现在文人雅士的聚会中。只有到了隋唐，茶叶在四川大规模种植，茶不再是显族的独有，而进入寻常百姓家。
无独有偶，1972年，在福安一个叫溪北的小村挖掘出一个墓葬，券顶砖上刻有“大业三年”字样，也就是隋炀帝执政第三年。在出土的随葬品中有3件青釉茶托杯。福安有1400年的饮茶史就这样坐实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隋炀帝为了打通西域，派出裴矩为黄门侍郎，常住张掖，主持与西域的联系，兼管与西方各国的通商往来，而裴矩撰写的《西域图记》三卷，记载着以敦煌为总出发点，到地中海的三条大道，其中的中道和南道正是到达伊朗、罗马等西亚、欧洲各国。这便是后来的丝绸之路。到了唐代，茶叶与丝绸、陶瓷一并成为丝绸之路的主角，一路高歌，经由阿拉伯人到达西欧，以及借由蒙古人到达俄国。
在中国历史上，唐宋人的文化品位、生活质量恐怕是世界地标。像喝茶，也非常精细繁复。
到了唐朝，喝茶以烹煮为主，以蒸青方式处理茶叶，烘焙碾碎，研磨后筛滤成粉状，放进容器里保存，然后煮水放进盐巴、生姜调味去苦味。
唐时的福安人则将饮茶叫为“食茶”。那时，福安的茶品也即为蒸青饼茶和蒸青紧压团茶。所谓的饼茶和团茶，即是将茶叶碾成细末，加上油膏、米粉制成。要喝的时候，和着葱、姜、橘皮、薄荷、枣及盐等调料，再烹煎食用或汤饮，故有“食茶”一说。
宋代人的煮茶比唐人的煎茶更加讲究。唐人该有的工序一样都不少，还多加好几道工序。他们将茶叶压缩制成团，然后再取下茶叶烘焙磨粉，将茶叶研磨的更细致。唐人多把茶叶加入水中煎服，而宋以后则烧开水后再注入茶叶。北宋贡茶“龙凤团茶”更是装饰极致，茶饼上印有龙凤形的纹饰则是用纯金镂刻而成。
1986年，在苏阳村先后出土了两块专供斗茶用的宋代建窑黑釉兔毫盏残片。可以想见，那时的福安人也有了点茶、斗茶。“七夕，乞巧。是日俗以桃仁、米糕点茶”（明万历《福安县志》）。
到了元明时，北方游牧民族出身的元代统治者与中原农民出身的朱元璋都不喜欢这种过于精细委婉的茶文化。士大夫和平民百姓又没有能力和时间品赏。他们更喜欢的是新工艺制作的条形散茶。于是，散茶渐渐融入中国人的生活。
元时福安，也出现了冲泡茶，茶香也随之在里巷漫溢。这一简单直接粗暴的饮法改革，激发了民间对茶叶的大量需求，种植面积随之蔓延，依山傍海、山河青绿，鹫峰山脉、长溪两岸优越的自然条件更是成了东方神叶的种植天堂。
到了明万历三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608年，按谢肇淛游历闽东后所著《长溪琐语》所记：环长溪百里，诸山皆产茗，山丁僧俗半衣食焉。随着量的增加，福安的茶质也得到提升，得到朝廷的垂青，福安的贡茶时代来了。公元1522年至1566年期间，明嘉靖版《福宁州志》记载：福安县常贡芽茶67斤8两，叶茶50斤9两。
一个地方产业的兴起必定是和它的经济基础相关联。
经过康熙、雍正两代皇帝的励精图治，到乾隆接手时，康乾盛世达到了真正的顶峰。人民安居乐业，人口达到1.5亿。国库存银从乾隆即位之初的3453万两，到乾隆三十九年则增长到了7390万两。但这期间，欧洲已经开始工业革命，而大清王朝的财政收入依然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茶叶的贡献更是大宗。
康乾盛世也外溢到了南方黄金海岸。清乾隆中期，福安的商业经济随之起舞。不仅商贸市镇在长溪两岸星罗棋布，而且水运码头镇镇不缺。随着水运交通的崛起，早期的商帮也应运而生。他们在各市镇码头将土特产品装上船舶，出白马门，或北上温州、宁波，或南下省城福州。他们用转手的差价利润再采购家乡所需。福安会馆也在福州占有一席之地。商人、商船、商帮与会馆，一条成熟的茶贸流通链已然形成，实为坦洋工夫的后继勃发历练了一支见多识广、人脉通达的营销团队。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以后，英国人捷足先登，于1644年将福建茶叶运到英国。英国政府为了保证国内有一定量茶叶库存，便令东印度公司在厦门设立商务处，组织闽茶运回英国。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后，茶叶输出逐渐增多，促进各地开荒种茶，茶叶生产得到快速发展，手脚勤快的福安坦洋人也赶上了开荒种茶的热潮。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规定“遍瑜香船，嗣后口岸决定于广州”，同时还规定茶叶出口只能茶商行代办，禁止民间交易。由于福安水路可通达广州，茶叶运销对远销有利。头脑灵活的坦洋人，纷纷改开荒种茶为试制新茶，开设茶庄，做起茶行的生意。他们以“坦洋菜茶”为原料，细制桂香茶，打开国内外市场。
1850年正月丙午日，道光皇帝去世，他的第四个孩子爱新觉罗·奕宁继位，第二年即1851年改年号咸丰。
在这一年，中国的茶界发生了两件大事。
这一年，英国伦敦举办首届世博会——伦敦世博会，长期在江浙沪经营茶叶、丝绸的广东籍商人徐荣村寄出12包“湖丝”参加展览，经博览会评定，公推为第一名。维多利亚女王赐金、银奖牌各一面，并赐赠“翼飞洋人”执照一份，允许“湖丝”进入英国市场。这是中国产品首次在世界博览会上取得金奖，1853年之前，中国茶出口的茶叶主要是红茶和绿茶，并由广州口岸输出，广州茶商控制了闽茶贸易。因此，由广州茶商带到这届世博会亮相的白毫茶、工夫茶和乌龙茶实为出自武夷山。《英国伦敦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评奖委员会报告书》如此记载：“中国茶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品种齐全，品质卓越，含有罕见的和昂贵的成分，还具有不小的科学研究价值……展出的各种品种的白毫茶，有一些能卖到50先令一包……工夫茶或宁阳茶主要出口到美洲市场。乌龙茶在加尔各答（印度城市）是最好的饮料。”
这一年，“茶叶间谍”英国人罗伯塔·福琼从武夷山桐木关带走23982株茶树苗、17000粒茶树发芽种子、1000多件制茶工具和8位中国茶师，通过海运从福州、广州、香港到达印度加尔各答，这才有了后来中国红茶的强劲对手：印度、斯里兰卡红茶产业。在此之前，全世界的茶叶生产几乎都是中国垄断，而茶种与制茶技术也是常年封锁，不准出口。此后，英殖民地印度成功培育出茶叶，罗伯塔·福琼开始污蔑中国茶有毒添加，中国茶在国际市场走向衰弱。
1851年，对中国茶界来说是个喜忧参半的年份，但对坦洋菜茶来说却是开天辟地的好年份。
明洪武四年（1371年），当地茶农将在野生丛林中发现的那株神异的古茶树母本原株移到家园中，经悉心培育分离选育出有性群体小叶种，即“坦洋菜茶”。在一般条件下，“坦洋菜茶”三月中下旬萌芽，四月上旬开始采摘，全年生长期220天，枝繁叶茂萌发四至五轮次。易栽培好管理的栽培特点令福安茶乡遍莳小叶种菜茶。制工夫红茶，条索紧结细秀，色泽乌润，香气清高鲜爽，滋味醇和甘甜，是制坦洋工夫的主要原料。
有了坦洋菜茶的好胚子，那么，坦洋工夫的创制与崛起也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关于它的创制有两个版本：
一说是清朝乾隆版。
坦洋早期的茶商有胡姓、施姓、王姓、吴姓和郭姓等，他们将细制的桂香茶通过水运通达广州，销往海外市场。期间，胡氏家族不仅在明末清初赶上了开荒潮，在坦洋周边开辟了许多茶园，而且研制新茶，开设茶庄，做起了通过海运到广州的茶叶生意。有一年，胡氏第四代——胡福四（1722—1791）在前往广东探亲途中发生了意外，与他同船的人都淹死了，胡福四死里逃生，遇一过往船只搭救，这船的主人是一对母女，恰巧是广东某英商洋行买办的眷属。买办得知胡福四来自茶乡，便告诉他英国人喜欢喝红茶，或许是为了下一步的合作，买办把发酵红茶、加工红茶的技术教授给了他，并嘱咐他返乡后如果能做得出来，便可运抵广州，由其洋行销往英伦。胡福四回村后，立即以本村的“菜茶”为原料，将买办教他的红茶制作技术反复改进，终于制造出一种风味独特的红茶，因为其制作工艺繁杂，要花时间、见工夫，他便把它命名为“坦洋工夫”。
另一说便是1851年的清咸丰版。
这一年，也是胡氏茶商外出，在一客栈遇见一位建宁茶客身患痢疾。
胡姓茶商便以坦洋茶，加生姜、红糖泡冲为药，叫那人服下，即康复。
感激之余，建宁茶客即与胡氏结拜为兄弟，并传他来自崇安桐木关的“正山小种”的自然萎凋、手工揉捻、室内发酵、炭火烘焙等制作技艺。后胡氏以坦洋菜茶为原料，制作工艺如法炮制，更有所创新。更因颇费工夫，胡氏有感而发，称之为“坦洋工夫茶”，其产制的茶庄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万兴隆”茶庄。
这一说法，我们在陈宗懋教授主编的《中国茶经》得到了佐证：“产于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星村镇桐木关的小种红茶称‘正山小种’”；而“外山小种”指的是政和、坦洋、屏南、古田、沙县及江西铅山等地所产的仿制正山小种品质的红茶，或称“人工小种”。
就这样，以坦洋菜茶鲜味做原料生产出来坦洋红茶，在万兴隆茶庄的包装下，最早以茶标“坦洋工夫”运销荷兰、英国、日本、东南亚等二十余个国家与地区，年创收外汇茶银百余万元。而它特有的鲜红呈金边的汤色，则开启了一段闽红的传奇。
一时间，坦洋商贾满镇，而茶船则遍于长溪，一溪流水香。
（二）
每年二月初二，“土地福”刚过，手脚利索的吴庭元便乘船从坦洋出发，赶往设在福州苍霞洲的“元记茶栈”，向老客户收取茶银定金。等到当年的春末秋后，再给客商发去一船船“坦洋工夫”茶。
那时，银元是用桶装的，每千块银元装一桶。几十担茶银用船运送，进入黄崎港后，沿长溪逆流而上，直达社口的溪口码头，再雇挑夫从陆路挑回坦洋。那时，坦洋有民谣唱着：银桶比冬下的番薯担还多。
吴庭元将收取的茶银第一次运回时，一队挑夫挑着银元桶，穿过热闹的坦洋街，迎着的都是一张张喜悦的笑脸，闻着的都是“吱呀”的扁担声与“啧喷”的称赞声。而在吴家大宅里，吴庭元的老母亲看到那一桶桶白花花的银元，还以为儿子当了劫匪，心都要跳没了。
银元多了，自然招来匪患。坦洋街有70多家财主。为了保坦洋平安，丰泰隆茶行老板、武举人施光凌获福安知县特许筹办团练。施光凌身先士卒，多次击溃山寇。清末民初，到了吴庭元继承祖业时，社会更是动荡，吴庭元等茶行老板便组织村民自卫，筑起一道十余里的城墙，每道栅栏门都建有四方形的炮楼，12座炮楼环绕坦洋周围。武装自卫队最多时有360多人。“坦洋工夫”的始创家族——胡氏家族，经营着25家茶行，是坦洋开设茶庄最多的家族，因此，殷实的茶资和显赫的茶界大佬地位，令胡氏在安全保障上更是耗资巨大：胡氏大院高墙连接着两座炮楼，防护门、弹药库、粮仓和秘密水井样样俱全，易守难攻。
1903年，“坦洋工夫”正火。接下父亲吴步云、叔父吴步升的茶叶生意，吴庭元打出一连串的“组合拳”：在坦洋开起了“元记茶行”商号；在福州开设茶栈，挂英国人的牌照，专接老外的生意；在香港注册“元记”商标，用自己头像做LOGO，凡“元记茶行”茶品都会贴上中英文“元记”商标。这样的营销手段，发生在1907年，开了福建省茶界之先河，放到现在也不落后。
吴庭元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那是因为他在坦洋街上拥有铺面36间，伙计百余人，茶山4座，精制茶厂1家，拣茶工、制茶师傅两三百人，年产精制“坦洋工夫”2000余件、200多吨，远销英国、俄国等地。
接下祖业的那一年，吴庭元才20岁。少年得志，便成为闽茶界之巨商。
从1851年坦洋人创制红茶开始，到1899年清政府在三都澳设立福海关，三都澳便成为闽东茶区天然的航运中心。从赛岐港启运的茶叶不再走飞鸾岭官道，而是到三都澳过驳，经过6个多小时的航程，直达福州口岸，再出口欧洲。
早期，福建茶区产的茶都是贡茶，衙门不发茶引（指运销执照），不许外销。但外地茶商可以到福建茶区购茶。后来，中国与各国通商，但清政府禁止茶叶从海路出口，闽茶只能水陆兼程，运入江西，再辗转广东，由广州十三行进行收购，再转口出洋。行程1450多公里，耗时近2个月，其运输成本与苦累可想而知。
1899年，福海关的设立，闽东茶叶到福州比到广州的货价至少可以下降25%，运输时间也大为缩短，这令“坦洋工夫”出口销量倍增。随着财富水涨船高，茶区家族兴旺，茶商南来北往，坦洋茶街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
那时的坦洋茶街上，最靓丽的是茶商家的女孩。穿着旗袍与时装，打扮时尚不亚于大都会。她们自信款款地走在坦洋茶街上，引来各地茶商回头追光。长达一华里的茶街有茶行36家，主人大多为本地人，也有外地的茶商。仅雇工就有3000多人。外姓的大量迁入，人口猛增，市井兴隆。
坦洋茶行规模最大的也是元记茶行。后面依次是宜记茶行、福奎茶行、冠新春茶行、裕大丰茶行等。茶行都是临街的铺面，房内有宽敞的天井、厅堂和两边厢房，楼层或二、三层，也有四层的，底层专收购茶叶，二层为精制茶作坊，三层做仓库，四层则是雇工宿舍。一律的通间木结构，三面三合土墙，一面店门板。为防贼（火），门皆包铁皮，内衬巴掌大的竹叶。
与茶街一溪之隔的商业街，140余家酒肆、饭馆、客栈、布店、鱼货、药铺、京杂比邻相肩，妈祖庙、真武桥、戏台点缀其间。福安税务局，当时叫“厘金局”，设在坦洋也是自然在理。
就在吴庭元担任福安县商会会长期间，1915年，“坦洋工夫”红茶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和贵州茅台同获金牌奖章。消息传到坦洋小村，犹如投下震荡弹，瞬间又将坦洋蝶变为周边茶区巨大的虹吸平台。这一年，经三都澳出口的红茶比1912年增加了43%。
因此，每到茶季，政和、寿宁、周宁和泰顺的茶商连夜把毛青茶装在布袋里，再雇挑夫透夜挑到坦洋，制成工夫红茶。那时的挑夫为了赶夜路，都要跋山涉水，凭着一双铁脚板，每人备一盏蜡烛灯笼装在长竹蔑一端，照着前方起起伏伏的夜路，另一端则别在挑夫后背固定着。一到茶叶旺季，坦洋周边茶区的山间小路，常有火龙在崎岖山间蜿延，往坦洋方向赶路。第二天早上，坦洋茶街便迎来各个茶区的挑夫长队，满街的“吱呀”声，满街的茶青香。
吴庭元的“元记茶行”便也寄托着茶区茶农的希望。男人们除了下田种地，就是到“元记茶行”等茶行打工，而女人们就是在茶行当拣茶工，实实在在赚些银元过日子。在茶季最繁忙的季节，“元记茶行”还会雇外地人帮工。村里住不下了，这些外地人就在村旁的山脚搭起草寮栖居。到最高峰时，“元记茶行”年雇工百余人，拣茶工二百多人，年产精制“坦洋工夫”干茶2000多担，利润5万银两。每年发放“茶银”时，“元记茶行”则需要七十多人挑着140多桶（每桶装1000块银元）银元，从坦洋挑到产茶基地岭下村，发给当地茶农。
采茶、拣茶、制茶，各个生产环节雇的工人多了，便需要小额银币支付，但当时小额银币流通量不足，吴庭元等茶商便开始各自发行小额“茶银票”，用于支付雇工的工资。现存最能体现专为支付拣茶工发行的“茶银票”是坦洋“振泰兴”茶行发行的“茶银票”：票面为横版印刷，“茶银票”正中间为一闽东古民居依山而建，疑似“振泰兴”茶行全景。左右两边竖直印“壹角”，钱币上方为坦洋“振泰兴”字号名称，中间下方横书：民国二十二年印，底部注：整拾角换通用大洋壹元，各竖印“拣工”“暂用”二字，证实当时“振泰兴”茶行发行“茶银票”只为支付工人小额工资。
有了银元，吴庭元便在临街的茶行后盖起了五座连环大厝：一仙堂、二仙堂、三仙堂、四仙堂和五仙堂，每座“仙堂”都有六间堂屋和八间厢房，雕栏玉砌，宽敞的天井、大厅、回廊、鱼池、花坛气派之至。吴家宅院旁还建起了一栋小洋楼，二层土木建筑，红漆门窗，半圆彩色玻璃，旋转楼梯，扶手雕花。后院还有橘园，可远眺坦洋茶山。小洋楼专门接待外商。1910年，有一俄罗斯茶商来考察“元记茶行”，便住在这座洋楼里。
闽东虽然依山临海，临海但少有腹地，依山却沟壑纵横，因此大多的村庄都选在谷地中临溪的冲积小平原，地貌是狭长的，往往是临溪一条街逛到底，没有纵深。那时的坦洋茶街也是如此，热闹，但街道很窄。为了给俄罗斯客商留下好印象，他便以生意很忙为由，躲得远远的，并交待家里人要把客人留在家中，好生招待。直到俄罗斯客商要走了，吴庭元才露面陪着他到街道上逛了一圈，还说，这里只是坦洋的小街，你匆忙要走，后面的大街我就不带你看了。这位俄罗斯茶商不懂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听得一愣一愣的，反而还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最后，俄罗斯商人和“元记茶行”签下一笔50吨“坦洋工夫”茶的大单。吴庭元的这一大手笔，在当时的福建茶界也是掷地有声。
早期，福安坦洋运往福州的茶叶除了全程走水路，还有一条是水陆兼程，“坦洋工夫”茶运到白马门后，再过驳轮船运到宁德飞鸾码头上岸，然后要雇挑夫翻越飞鸾岭，循官道经罗源、连江，到达福州口岸，远销欧美等。这条路也是充满艰辛。在崎岖的山路上要走上两三天的路程。吴庭元的父亲吴步云热心公益，为人仗义。不仅出资修通了晓阳往福安城关的咽喉要道岭头亭和宁（德）罗（源）交界处的五福亭，而且还与福安茶商一起出资重修飞鸾岭官道。这一善行基因也传给了吴庭元。
民国初年，有两个女人找到设在福州苍霞洲的“元记茶行”避难。一听说这两人是被通缉的革命党人杨正国的妻女林秀钦、杨云英。吴庭元二话不说，就把他们藏匿起来，还盛情款待。吴庭元的豪气令杨云英心生恋意，后来和吴庭元结合，生一女，名：桂珠。1938年2月，其女桂珠成婚，吴庭元以每年三百担稻谷田租、还有洋楼、花园作为陪嫁。女婿高诚学是当时的福安县长，又用这些嫁妆在福安溪柄创办了“归田农场”，也就是现在的宁德市农科所。
民国23年（1934年），也就是吴庭元31岁那年，正是“元记茶行”最红火的时候，铺面突遭大火，全部被焚。吴庭元连死的心都有了，但他心有不甘，想重建“元记茶行”。他到村里瓦匠家订购瓦片，而那瓦匠却和他说：“吴老，这些钱不多，您先拿着，等来年茶银发放时再还吧。”
乡人对他的信任，这又给了他重振雄风的信心。
终于，拥有12个铺面的“元记茶行”重建起来了，并以十二生肖逐一标注铺面门板和茶具。
吴庭元雄心勃勃，但战争烽火却又阻断了通往东南亚和英伦的海上茶路，“元记茶行”和吴氏家族再度门庭冷落，拥有30多家茶行、各类店铺140多家的坦洋茶街，也顿别车水马龙，仅剩11家茶行。“坦洋工夫”产量由10万箱降至4万余箱。
虽然不景气，“元记茶行”产量也锐减至二三百件，但心气甚高的吴庭元还是坚持了6年。后来日本人投降，吴庭元把关停了2年的“元记茶行”传给了儿子吴奇玉。
吴奇玉虽然不付重托，让“元记茶行”重新开业，最高峰时，也曾生产五六百件“坦洋工夫”红茶，但已是日暮西山。解放前夕，“元记茶行”香陨人散。
1982年，“元记茶行”第3代传人吴润民在社口镇区复出，他垦荒山，种茶园，办茶庄，做绿茶，希图唤醒吴氏家族的百年茶梦。但一次生意的失败，却让吴润民退出茶界，只能每年做上几十斤的“坦洋工夫”红茶，面上是为了打发生计，其实他是不想让祖上传下来的传统手工制作“坦洋工夫”技艺在他这一代消逝。
2018年开春，坦洋村里的茶商又多了起来，好的“坦洋工夫”红茶每公斤能卖到四五千元，这让吴润民看到“坦洋工夫”的新希望，心一热，便收了40岁的侄儿吴高峰做徒弟，还一起合办了“坦洋工夫”菜茶育苗场，复垦了三四十亩老茶园。
作为村里沿用传统手工技艺制作“坦洋工夫”的几位老茶人之一，吴润民还重操技艺，亲手制作了200多公斤“坦洋工夫”红茶，没想到销路还很好。这又让他重燃“元记茶行”复兴之梦。他和族人商量，要将在别人手里使用的“元记茶行”买回来……
现在，“元记茶行”已重回吴氏家族，由吴润民弟弟的儿子在经营，只可惜，吴润民老人已经去世……
茶带给人缤纷的愉悦，但茶叶的历史却充满着无尽的痛苦与欲罢不能的奋斗。
（三）
这是一段一百四十一年前的文字记录，最真实还原了福建茶区的茶季，那些挑夫在古官道上长途跋涉的辛苦——
“这个地方在福州北部的北岭，走半天就可以到。坐两小时的轿子到山下，再沿着陡峭，但铺得很好的花岗石板的山路拾阶而上，直到2000英尺左右的高度。清晨5点即可看到三四个苦力结帮成伙地下山，每个人都挑着两个大布袋装着的茶叶，约有120斤重。天越亮，人数越多，形成了一条绵延不断的人流，蜿蜒通向港口。许多大树参天的地点挤满了吃饭、睡觉的苦力，小路上都是竹扁担和茶包。这苦力不全都是从北岭来的，因为这条路通远方各产茶区。这些苦力要在崎岖的山间小道上走二、三天，在5、6、7月份间，这里喧哗吵闹，充满了生机。”
这一段文字写于一八八一年（清光绪七年）间，作者是闽海关税务司爱格尔。那年的茶季尤其的旺，经闽海关出口的茶叶达663000担。闽海关已然超越上海、汉口，成为当时中国茶叶出口的第一大贸易港。春风得意的爱格尔到福州北岭茶区视察，那笔调也是轻松，内心的喜悦也跃然纸上。
泛船埔天主教堂
至民国时期，福建茶区东西南北四路是以福州为中心划分的，北路茶区基本等同于今天的闽东地区；西路茶区就是闽北地区；南路茶区以安溪为中心，涵盖了今天的闽南闽西区域；福州掌领东路茶区。
福州北岭是当时福建北路茶运的主要通道。也正是这一年，福安一县茶叶出口42000担，产值100万大洋，创下历史记录。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也是由此进入福州港。
这段文字被爱格尔记录在了《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因此，把《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当做福建茶史来读也未尝不可。
那么，在《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中，我们可以依稀闻到“坦洋工夫”的余香吗？
有的——
1856年（清同治四年），《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首次提及福宁府生产红茶和银针白毫。
1875年（清光绪元年），《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最早提及坦洋红茶的官方记载：“板洋红茶比初期也提价3两”。
而正式出现“坦洋茶叶”提法的是1883年的《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特别应当提一下两个最重要地区，坦洋和邵武的茶叶。坦洋茶叶火候不到……”但随后的大多数年份，《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还是以“板洋茶”相称。
坦洋工夫首创于1851年，其实也是正当时。在此之前，福州口岸虽然开放，但清政府仍禁止闽茶从海路出口。曾任福州的英国领事卫京生在《福州开辟为通商口岸早期情况》中回忆说：“1852年叛乱分子（太平军）蹂躏江西全省，使该省境内一切贸易和交通等活动陷于中断，结果使原来通过江西陆运到广州出售，再由广州运去欧洲的福建茶叶，那一年竟无法运到广州市场……福州这时已成和各产茶区维持交通的唯一口岸”。
福州港旧照
英国人是率先到达福州的。1844年，英国人驻福州领事到达福州，开设了第一家领事馆。英国人坚持要开放福州，但清政府认为已经开放了厦门港，没必要再开放福州。清政府为此和英国人展开了近十年的拉锯战。太平军的侵入，茶叶的大量囤积，迫使清政府最后同意开埠福州。但开放后的商机却被精明的美国商人抢了先机。
这时，美国第二个在福州设立了领事馆，美国旗昌洋行也瞧准了商机，派员携款到武夷茶区大量收购茶叶，然后包租船运到福州口岸出洋，至此，福州口岸不准出口茶叶的禁令被打破。1854年，清政府开放茶叶贸易。到1855年，在福州专事茶叶贸易的洋行已有五家。
1861年，闽海关新关正式成立，而闽红新锐坦洋工夫正借此机会，水陆与水路并进，向着福州口岸进发。
仓山老街区图
走陆路的，一般都是“京庄绿茶”所用的毛茶，挑夫用布袋包扎，每袋五六十斤，袋内衬白竹叶防潮，扎紧的袋口加盖印章，挑到福州后再窨花精制成茉莉花茶，销往北京地区。福安坦洋也产绿茶，每年也有几万袋的销量。
走水路的，有两类。一类是苏庄红茶，多是茶梗、茶末等精制红茶的下脚料制成，每件一二百斤，用篾篓包装，船运到苏州，再转华北、蒙古、西藏等地。
另一类就是洋庄红茶，也就是工夫茶，主要销往海外市场。这类茶全用木箱包装，每箱有五十至七十五斤不等。箱内套转锡箔纸防潮，再内衬扣纸。茶叶转箱后，钉箱、外贴棉纸、加盖商号、再刷桐油，包装十分考究。
水是茶的红颜，更是茶的手足。
福安的长溪水系和蕉城的霍童溪水系是闽东的两大水系，它们不仅为茶树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水资源，也是茶叶运输的重要航道，连同两大水系出海口的众多天然良港，也构成了得天独厚的茶叶运输枢纽，这是其他茶区无法比拟的。
坦洋下街
坦洋溪上有一种船叫溪船，一吨左右，类似江浙的乌篷船，便是长溪上的“速递小巴”。每到茶市，坦洋溪上的真武桥便是最繁忙的茶市，来至寿宁武曲的茶农挑着茶青到这桥上和坦洋茶行交易，而桥下流水潺潺，便是“速递小巴”抢生意的好时光。此时，溪船密密麻麻的停满坦洋溪，等候着茶叶成品的外运。桥上熙熙攘攘，桥下溪船穿梭是透夜的。所以夜晚的真武桥也是热闹着。挑夫柱杖的敲地声和船夫启运的吆喝声相交融，此起彼伏。茶市一般时的照明工具是松明灯、煤油灯和竹篾火把。夜幕降临，真武桥上下彻夜交易或搬运，也是一线如萤火闪动，格外兴旺。除了十一、十二月日子清淡，剩余的十个月，坦洋都因茶热闹非凡，普通采茶女都能赚得“白银三百两”“衣衫三十箱”。
溪船大约能装载10担的洋庄红茶。从真武桥下启运，二个船夫，前者撑篙，后者操桨，一路顺流而下。坦洋到赛岐31海里，赛岐到马尾98海里。坦洋溪船到赛岐码头，朝发夕至；再过驳大船运往福州口岸，也是一潮可达。
1899年，清政府在三都岛设立福海关，生产于闽东北的工夫红茶都要在三都福海关完税后，由航行三都至福州之间的轮船公司与各茶帮签订装运合同后，再过驳轮船运往福州口岸出口。1918年，福安实业家王泰和购买轮船，开辟了三都至福州的航线，从赛岐出发的北路茶运到三都后即过驳到王泰和的“江门号”轮船，再直抵福州口岸。到了1927年，坦洋茶商胡修诚在赛岐创办了“裕通轮船公司”“裕泰来茶叶有限公司”。随后，福安茶商又合资成立了“福寿轮船公司”，实现了用轮船将茶叶从赛岐经三都福海关报税后，不再过驳，而直接运往福州口岸的梦想。
三都港到马尾的航线距离仅74海里，按当时的普通轮船每小时20至25千米航速计，6个小时即可到达。而武夷山的茶叶沿闽江水系顺流而下到福州却需4天。海运交通的优势令以北路茶逐占先机。虽然三都澳福海关在福建茶叶出口贸易中，只充当中转港的角色，但1899年至1949年，从三都港中转出口的茶叶占福建出口茶叶的47-60%，甚而占全国茶叶出口的6.422-30.19%却也在情理之中。
那么，福州的茶港设在哪里呢？
最早在仓山的泛船浦、海关埕一带，后来随着茶市的欣荣，便渐渐外延到了台江，在闽江及其周边水域建了大量简陋的道头。但泛船浦一带始终是茶港的核心区域。欧美建筑也是翡翠于此。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四日，由洋人介入的闽海关新关在仓前山泛船浦宣告成立。随后，闽海关税务司公署在此建了一座两层的西式办公楼，这地方因此被称为“海关埕”。闽海关也随之成立了“闽海关俱乐部”。怡和洋行大楼更是矗立在海关边。许多洋行也趋之若鹜。随着洋人和华人员工暴增，仓库、验货厂、码头、员工楼房也是雨后春笋，密布泛船浦。
每到茶季，泛船浦人潮如蚁，一派繁忙。坦洋工夫茶从赛江出发，顺着潮水，一船船的运到泛船浦。由于泛船浦属于内港，许多外国商船多位大吨位船舶，无法驶入内港航道，只得将商船停泊在马尾罗星塔对岸的伯牙潭水域，所以通关后，坦洋茶商还要雇佣闽江上络绎不绝的舢板、乌篷船，将茶叶过驳，泛船浦码头的岸边搬运工人则忙着卸货，分类包装，再装到舢板、乌篷船，运到停泊在罗星塔海域的外国商船。清政府为便于管理，干脆在伯牙潭设置了闽海关伯牙潭分关，建起了办公楼、住宅楼、瞭望台等，大量洋人在此生活和办公。
罗星塔
文章在工夫之外。坦洋工夫茶在福州口岸的异军突起，其实也靠更广义的“工夫”之外的“工夫”——
茶叶，是清朝的经济支柱产业。鸦片战争之前，茶叶长时间占据中国出口商品的榜首。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了茶叶“代购”，帮外国人购买中国茶叶。此后，在通商口岸陆续开设了专门和外国人进行茶交易的茶栈，数百家茶栈成了内地茶商和外国洋行交易的中间人。
坦洋茶街最热闹时，大茶行就有36家，都有很成熟的公司化运营。商号、商标和茶银票家家皆有。从发放银票、收购茶青、精制出厂和售后服务已经形成完整的营销链条。甚而到了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更接上了运输的链条。从这层面看，坦洋茶商应该是闽东最早的实业家。坦洋工夫之所以能远销海外，和坦洋茶商对茶贸的踔厉试水是分不开的。
当然，这36家茶行在福州口岸都有自己的茶栈，专门负责和外商、洋行接洽。
茶栈，茶栈亦称箱茶帮。茶叶运往福州后，箱茶(红茶)即放在茶栈出售，茶栈处在采制商(内地茶庄)与出口洋行之间，专事介绍输出贸易，从中抽取佣金。此外茶栈常贷款给茶商，利率为一分六厘半，茶栈本身资本也不雄厚，多转向福州钱庄告贷，定期还款，谓之期票，以一分或一分二厘为利率，利率相差，即茶栈之利益。
茶栈品茶室
福安茶商在福州口岸的茶栈还运用了记账的营销手段。
当时，在上海和汉口购茶都要付现款，其中在上海购进茶叶每包过磅后第二天就得付款。而在福州，包括福安茶商开设的茶栈，货款是可以记帐，茶商还允许有大笔结欠，可拖延几个月甚至跨季节付款。年成好时，这些欠款得以清偿；年成不好时，就转到下一年支付。有的不需要贷款的商行，还利用汇率进行投机，即在汇率高时按市价赊购茶叶，到发货量下降以致汇价出现下跌时再付款，从而使他们能够获得一笔额外的财富。灵活的金融运营方式，令福州口岸超越上海、汉口两大茶港，成为当时中国茶叶出口的第一大贸易港。
而这种记账的营销手段却是以诚信为根本，更是福安坦洋工夫异军突起的重要推手。
清朝后期，福安茶商“旭哥”开设了“旭记茶行”，平时靠收购茶农的茶叶后，与别人“拼件”雇船或跟“顺风船”运到福州贩卖。据说有一次，旭哥运三十袋茶叶到福州茶行，其中10袋为精茶，20袋为统货。帐房先生开出银票后，旭哥也没细看。当夜，旭哥回客栈，掏出银票认真一看，帐房先生将三十袋不同等级的茶叶记反了，变成了精茶20袋和统茶10袋，要知道，精茶和统茶的差价是很大的，这让旭哥一夜翻来覆去没睡好。第二天黎明，旭哥就怀揣银票，直奔茶行，向老板道明缘由。茶行老板顿生信任，当即交待店伙计：以后旭哥送来的茶叶，其等级和重量，一律就按旭哥自己的帐单计算，免检入库。从此，旭哥茶行因为诚信而在福州茶商界扬名，生意也如旭日东升！
这些茶栈还吸收了西方经营方式。茶栈里专设评茶室，所有盛茶的玻璃瓶上都有编号，茶客可以闻香气，辨茶色，挑出心仪茶品，据编号点茶。坦洋茶香之所以绵绵不绝，与其顺应中外交流是分不开的。
随着出口茶贸的兴隆，报关业也愈加发达。最兴旺时，仓山区有六十多家报关行。开关后仅仅两年，1863至1864年的茶叶旺季，由闽海关出口到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茶叶总计达到5800万磅。再过12年，到1886年，闽海关出口茶叶达到45000吨。其中一半出口英伦。六年后，俄罗斯茶商就直接在泛船浦开办阜昌茶厂，福州和汉口成为中国最早机械制茶的城市。
那么，以坦洋工夫领衔的北路茶是如何乘风破浪到达英伦呢？
金秋时节，泰晤士河口何时出现来自中国的茶船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关心的话题。从19世纪的50年代开始，为了更快地将茶叶从福州运到英国，伦敦茶店的货主们便重金悬赏，看哪艘运茶船首先到达泰晤士港，于是从中国到英国的万里海上茶路上，就出现了运茶船之间争夺锦标的竞速比赛。
1866年5月，一共有16艘装满闽红的英国运茶船停泊在罗星塔下，等待着5月末开始的西南季风，以便开始运茶船的竞速比赛。
运茶船“爱丽儿”号模型，英国格林威治博物馆藏
5月28日17时，第一艘运茶船“爱丽儿”（Ariel，铁胁木壳船）携带550余吨闽红茶，沐浴着晚霞，沿着波光如绸的闽江缓缓而行，经闽安江峡，过五虎门。一进入公海，“爱丽儿”便鼓起风帆，向着万里之外的伦敦飞剪而行，也揭开了运茶船竞速比赛的序幕。
这些运茶船的航迹便被现代人称为中国海上茶叶之路：全程超过22500公里，从罗星塔出发，经台湾海峡进入南中国海，穿过爪哇岛附近的巽他海峡，横跨印度洋，再绕过非洲大陆南端的好望角，驶入大西洋，最后从英吉利海峡转入泰晤士河，到达目的地伦敦。这条航路虽然一路惊涛骇浪，是人类航海史上最惊心动魄的航程，但也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一苇贯通的黄金通道。
但关于茶叶出口贸易，并不仅仅是牧歌式的诗与远方。
坦洋茶也和其他闽红一样，常常在茶叶中加入少量茶末，可以使茶叶在海上长时间运输过程中能够保持一定的香味。
但闽茶商在出口茶中掺杂大量茶末，从而引起洋行反感，为此抑价，双方打起价格战，常常也是硝烟四起。
1876年《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北岭茶和板洋茶价格与上年差不多，但质量差于往年……继则有一些极品板洋茶和一些普通茶叶启运伦敦，价目不明。”“本年的茶质很差，除第一批茶叶，包括板洋茶在内的某些数量外，质量低劣，掺有大量茶末，这已成为老规矩。”
板洋（坦洋）茶一开始，就充当了福州口岸输出茶叶中最重要的角色，有“极品板洋茶”和“普通(板洋)茶”之分别。但是普通板洋茶是欧洲普通市民的饮品，价格低，市场广阔，需求量特别大，所以价格反而稳定。但板洋茶实际上是一个“联合品牌”，因为集中了福安、寿宁、周宁、柘荣、宁德等地生产的众多工夫红茶茶源，来源广泛复杂，改造起来也就特别不容易，所以不时有关于板洋茶质量的差评。
茶商弄虚作假，严重影响到了外销茶叶的质量，并进而导致了出口量的下降及茶叶贸易的衰退，并为印度、锡兰等国茶叶排斥福州茶叶市场提供了口实和机会。
这样的贸易战年年开撕，常常令华商与洋商两败俱伤。据1866-1908年福州海关贸易报告和英国领事商务报告中对中、外茶商经营状况统计，在20个有关华商的记录中，获利者有6个年份，损失者有14个年份；洋商亦有20个记录，获利者仅4个年份，损失却有16个年份。
19世纪70年代，英商退出汉口茶市，转而发展印度、锡兰等地的殖民地茶业，在国际市场上排挤中国茶。至1902年，中国茶出口萎缩到占世界茶叶市场总量的6.5%。与中欧贸易联系疏远相对应的，是中俄贸易联系的加强。1880—1914年间，中国输往俄国的茶叶增加了近两倍，占中国全部出口茶叶的一半以上，中国茶业对俄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
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坦洋工夫更因为繁重的关税和运输费用，也被迫收缩国际市场。
1899年，三都澳福海关的设立，再次为坦洋工夫东山再起创造了战略机遇期。为了适应国际市场对茶品质的挑战，全省第一家地方性茶业研究机构——福安茶业研究会成立，专事改进茶品质的研究。
190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贯通。精明坦洋茶商再次抢占了商机。1908年，俄罗斯茶商第一次大批采购坦洋工夫红茶，开启了坦洋茶进入俄国市场的历程。坦洋茶从福州口岸海运到大连或符拉迪沃斯托克，再经西伯利亚铁路运输到俄国和欧洲。
1915年2月20日12时，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旧金山市，一场全球大派对在这里举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盛大开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到会致辞，副总统托马斯·马歇尔和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前来助兴。当天有超过20万人参观展馆。中国政府仿照宫廷建筑风格搭建了中华政府馆，亭台楼阁，雕梁画栋，飞檐拱壁的“中国风”吸引了8万之众参观。
1866年运茶船大赛航路示意
主办国美国从各参赛国中聘请了500名审查员组成这次大赛的评委会。中国由于展品最多，获得了16个席位。审查分为三步，第一步为分类审查，将参赛品分细类，如丝、茶、油、麻等各为一类。第二步为分部审查，将参赛品分大部，如工艺部、教育部、食品部等。最后为高等审查，由分类、分部审查长会同各参赛国赛会委员会代表组成专门审查组，对某参赛品提出申请的得奖说明，进行评定，再由最高审查长派专员复勘，确定是否给予各等奖章。
由福建实业厅选送的福安商会茶（坦洋工夫茶）参加茶叶类展赛，这其实也是对坦洋工夫茶品质的严峻考验。在赛会上，印度的红茶和日本的绿茶因由机器制造，色香具佳，规格整齐，几乎夺去中国市场。
最后根据《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要览》记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国茶叶获得金牌奖章共21个，分别是江苏江宁陈雨耕雨前茶；上海茶叶会馆三星牌红茶；上海茶叶协会祁门红茶；福建福安商会茶……”
折桂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坦洋工夫几乎可以说是茶界的黄袍披身，一洗之前的“茶末”之耻，确立了民族品牌的王者之尊。但一战恰此时如火如荼，坦洋工夫折桂之后潜在的市场空间恰被硝烟战火弥漫。到1921年，跌倒谷底，根据当年三都澳福海关统计，全年仅出口茶叶4622担，不及1915年的6.4%。
到1922年，欧洲逐渐从战后的重建中恢复了元气。生灵涂炭的世界被舌尖上的世界替代。红茶，再次成为东西方文明邂逅的“红颜知己”。闽东茶叶，尤其是坦洋工夫茶也随之迎来了黄金蜜月期。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坦洋茶商胡兆江后人印刷了茶行防伪标志原件（每一箱出口茶叶箱内均附上一张“防伪标志”，随茶同行）。这张“防伪标志”的最上端是以大字体中文正楷写着“胜大来茶公司”，随后以英文写着“中国茶是最好的茶”“我要采最好的茶青，由最好的制茶师傅，做出最好的茶供给你们……”又承诺“我坦洋的茶要从好做到更好，要从更好直到最好。”
一溪流水香的坦洋，三百年茶路，漂洋过海，去者如逝，敢问路在何方。
坦洋茶人世代都有一个执念：我香，故我在！
来源：闽东日报 新宁德客户端
作者：郑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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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香港华字日报》是晚清民国时期该地区著名的商业报纸。本文通过对该报1898—1923年间刊载的有关茶业原始资料的爬梳和研究，希望能还原同期香港茶市情形之一部。
关键词：孙义顺;龙井茶;乌龙茶;普洱茶;《香港华字日报》
《香港华字日报》(The Hong Kong ChineseMail) 系 香 港 英 文 报 纸 《德 臣 报 》 (The ChinaMail)所办，创刊于1872年4月17日[1]，是1842年 香港开埠后最早发行的三大华文日报之一，至1946年7月1日方因经费不足停止发行。该报主要 刊载官方活动、粤港地区及海外近闻，同时发布 港口船舶消息、货价行情、商家告白、招退股启事 等大量商业广告资讯;并以香港报纸的身份报道 了国内不同时期各类政治事件及抗日战争，从而 引起研究新闻传播、辛亥革命、翻译文学等不同 类型学者的关注。已出版的著作《中国报学史》 (1927年， 作者戈公振)、《中国新闻史》(1966年，曾虚白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1981年， 方汉 奇撰写)、 《中国 新闻业史———古代 至1949年 》 (1984年，梁家禄、钟紫、赵玉明和韩松合著)等均 对该报进行了介绍;发表的研究论文(中文)主要 有：《〈香港华字日报〉 中的孙中山佚文研究》(作 者莫世祥，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华字日报〉 所见19、20世纪之交的香港华商》(作者陆晓敏，载《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香 港华字日报〉对研究辛亥革命的史料价值》(作者邱捷，载《广东史志》2002年第2期)、《辛亥回眸：历史的实录与解读———从〈香港华字日报〉谈起》 (作者黄大德，载《岭南文史》2011年第4期)、《试析民国〈香港华字日报〉关于广东社会报道资料 的史料价值》(作者邢照华， 载 《广州大典研究》 2018年第1期)等。
笔者利用数月业余时间，对该报1898—1923年间刊载的有关香港地区茶业贸易方面的史料 进行研读。今不揣简陋，特加缕析如下。
一、茶商组织和营业状况
香港地区自开埠以后， 得益于其自由港、转口港的地位以及原在广州从事贸易之中外各商 将营业机关移设该地区， 外来人口迅速增多，商业日益发达。茶叶方面，除对外贸易之地位愈显 重要，本地茶市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香港之茶商组织，大抵有“商行”“商号”“茶号”“茶栈”“茶行”“茶庄”“茶叶店”等名目;又有 “茶楼”“茶室”等消费场所。
“商行”“商号”多在码头趸买水客由内地运 来的各省物产， 并非专营茶叶。据不完全统计， 1901—1923年间先后有 “信亨”“广全昌”“广南 隆”“长裕”“绍和”“永成”“裕和隆”“广顺泰”“永盛”“广顺”“广誉”“广生发”“公发源”“岐丰”“兆 丰”“广裕和”“华安”等17家。
“茶号”“茶栈”“茶行”“茶庄”“茶叶店”则多 在本港售卖茶叶，但亦有同时经营茶叶、杂货等 进出口贸易者。兹将各号经营情形略述如下。
开港第3年谢翰氏创设的 “达盛茶叶店”(嗣后在广东省城开设“盛记茶栈”，后改“达栈”)，向 分大宅、二宅两股，1900年众兄弟公议将“达盛” 生意拈阄归一人承做， 为大宅第三子谢竹平执 得。据1904年报载，“达盛茶号”位于文咸东第5号 即水车馆对门，亲自选办两湖、福建武夷各种岩茶、义顺六安、云南普洱、古劳包种、藏旧清远各 款名茶及洋装贡品礼茶、藏旧茶砖发售。
“美珍恒记”茶叶生意，原日始创江门，后分枝鹤山沙冲、广东省城、香港、墨尔本、菲律宾5 处。1873年起造至1903年正月止， 共课本银2800两整，由梁玉堂、公源号、梁名廉、李馥云祖合股(其中公源号实占股份银1600两)。1903年2月20日，各股东在江门北极殿集议收盘，将全盘生意、 铺底、货物、账项、家私尽行退出，当众出投，由新 人梁福星堂出阄银49000两整投得，当年3月16日交易清楚。新成立的江门“美珍号”及墨尔本、香 港、广东省城、鹤山各埠枝栈，梁六合堂占有股本 银4500元。1908年11月初1日， 梁六合堂退股，顶 与梁福兆堂承受，股本溢利共计银10500元整，该 交易于当月初10日完成。嗣据1916年2月初5日香 港德辅道西48号“美珍茶林”新承股人大成堂梁 柏如等刊登《告白》曰：“香港、江门、省城、陈村、 鹤山城、肇庆城、新金山(即墨尔本)、尾利宾(即菲律宾)各埠‘美珍’及‘恒记’字号，做出口茶叶、 什货生意。原日周高撰、周福华堂、周福安堂、周引后、周毛、周高占祖、周达仪、周达恢、周观祐、 周高祥、周高畅、周诒祜、黄骏权祖、黄茂沛、吴能 炎、李星五等共16名占有股份，做至民国四年乙卯(1915)12月底止，自愿将名下股份退出，顶与 大成堂梁柏如等承受。所有‘美珍’开枝各埠生意、权利、招牌、唛头、铺底、家私、货物、银两、账项全盘顶出，每股本100元，收回本利270元，业经 立约，订丙辰年(1916)2月20日交易……”惟股东 周高畅认为其中数目轇轼轕轼甚多， 旋称其并未签 允，且决不公认。
1895年， 龙润本在香港大道西门牌第140号 创设“龙德记茶庄”，独立经营。1915年底，龙氏因 年届古稀，遂将全盘生意核算清楚，亲手将款项 分与各房子孙收讫。“龙德记茶庄”字号自1916年 起，遂由龙润本各房子孙与亲友另行组织，合股营业。
1900年，“春茂茶号” 在大道中374号内开张 营业;至1904年止，向由原占股份之高怡和堂高 慕唐司理，高氏同时受雇于“茗香茶居”。1905年 正月初1日，高慕唐先是辞去“茗香茶居”雇工;是月24日，复将所占“春茂茶号”股份全部退出，本利收回，顶与股内人承受，转由周达卿司理。
1903年初，郭继昌堂顶受香港古劳、省澳南 合茶庄生意，于中环街市侧门牌第11号开办“南 合南生茶庄”，同年4月初1日营业，专办各埠茶叶 生意;并特派专人往鹤山古劳、福州武夷出茶地 方督办、认真拣选各种上等名茶发售。
据1904年3月14日报载，开设茶叶生意之“定 泰兴茶叶店”，向在上环大马路门牌372号。
中环“裕章盛茶叶店”原系潘陈氏与其夫弟 潘泳等兄弟5人同做。1904年6月11日， 潘陈氏将 应占该店之股份让与潘泳承受。
1905年4月22日，均益堂、李雨秋、张炜棠、伍时发、李祝三、李晓楼、余和堂、李云煐、黄锦光、 黄鹤琴、 骏德堂等合股在香港大道西门牌352号 创设“联昌泰荣记茶庄”。同年10月初10日，该庄 全盘生意、招牌、铺底、家私、什物一概顶与股内人黄合成堂承受，改为“联昌泰盛记”。1909年起， 黄传遇与黄恭炽、黄业朝、汤月波等合股经营“联 昌泰盛记茶叶庄”兼金山庄生意，并由前者司理。1913年正月16日伊始，黄传遇称愿将名下及经手 所做之股份全部推回 “联昌泰盛记” 公家承受。1915年11月28日，“联昌泰盛记” 各股东黄恭炽、 汤月波等将已迁至香港文咸街门牌104号的 “联 昌泰盛记”并“友珍”、鹤山城“联昌盛”一切招牌、 商标、货物、家私以及当年赊出本港账项一应推股内人荣发堂承受;嗣后仍用“联昌泰”招牌，惟 将“盛记”改为“兴记”，照常贸易。1906年8月初8日，杭州“武林开泰号”在香港上环大马路水坑口第373号门牌开设分庄， 自运 金华火腿、龙井茶叶、武夷奇种、江南腐乳、镇江彩蛋、各色酱菜、罐头食物以及选办林大成灰蓝土布、上海时款男女学生靴鞋、京装辫线丝带等 货于门市发售。
至1907年止， 位于香港西营盘大马路142号 门牌2楼的“德记茶叶庄”，开张已十有余年，店东 龙桂廷。
据1909年2月24日报载，“金鸡和合”“香港芳 美” 两号在港做办外洋茶叶生意已有20余年，联 络地址在上环德辅道281号“新广合”。
香港德辅道西门牌129号 “金茂茶栈”，自1910年正月12日起， 各原股东将字号、 招牌、铺 底、家私、货物、账项及福建建宁府“金泰庄”之乌 龙、水仙、白茶庄底、家私、什物全盘生意顶归新东黄笛舫承受，仍用“金茂”招牌，加入“盛记”二字开张营业。
香港“裕生源号”谢连元、古聘臣兄弟、林在 田等将香港“裕茂茶庄”等生意、股份一切全盘清 点结算明白，于1911年7月28日做字卖与“裕生源 号”原占股份之“裕生春兴记”(位于庇能埠北索 直街门牌8号、10号) 谢连元承受;“裕生春兴记” 随之更名为“裕生春公司”。
因司理人身故，原设大道西349号门牌的“泉茂茶号”于1915年7月收盘。
据1915年11月初5日报载，香港紫薇街“永祥 安”开设茶叶生意，店东梁毓廷;又有梁奕佳、梁奕 俸手创之 “梁福记茶庄”， 地址位于紫薇街门牌4 号。
1916年7月23日，香港皇后大道中“陈春兰” 在《广告》中声称，该号“出口箱烟、岩茶，历久驰 名”。
尖沙咀广东道74号“茂兰号”茶烟杂货生意 1919年10月初3日全盘顶与陈永兴堂承受后，仍 用回“茂兰号”招牌，加多“兴记”二字。据1919年10月27日报载，香港永乐街“生茂 店”茶叶生意，由广东省城、澳门“生茂泰茶叶店” 支开;而以懋德堂名义始创之广州市“茂记”，原 占“生茂泰”股本银1500两整。
1921年3月初8日，杨文畴将其位于香港大道西169号2楼“菁记”所有存茶、账底及全盘生意以 价银6338元6毫1仙让与柯子靖承受， 后者遂将 “菁记”招牌取消，自行创设“坚记茶行”。
1922年2月， 永盛堂承受西营盘第一街86号 “同春茶栈”全盘货底、家私、什物、账项等，仍用 回“同春”字号，另加“茂记”二字，照常营业。
香港地区“茶楼”，主要有“云泉”“香港”“得 云居”“如心”“天然居”“岭南”及“三元”等7家;“茶室”则以“陆羽”创设较早。
以郭炜南名字注册的“云泉茶楼”，位于香港德辅道中门牌136号。1916年3月初5日，郭氏将该 茶楼名下股份顶与股友李德斋承受。
“香港茶楼”1914年由各股东在皇后大道中 街门牌145号合股创设。1916年9月14日， 吕亦佳名下所占该茶楼股东之一兆成堂股份顶与公盘承受。1918年底，股东合盛堂、同德堂、三益堂、太 原堂、兴义堂各将所占“香港茶楼”生意股份顶与 股友大成堂承受，准于1919年正月初10日交回股 份合约，收回股本溢利，并文乐轩、胡祝屏经手所 领茶楼营业牌照，书立退股字据。
“得云居茶楼”营业地址分设香港文咸东街 门牌第1号全间并通连3号3楼、大道中128号二三 楼及永胜街1号全间、2号三四楼和4号3楼。1919年正月24日，店东胡锵将所有招牌、铺底和全盘家私、什物顶与荣业堂承受。
“如心茶楼”位于大道西394号全间，初由陈 少波、 游植等人合股创立，1921年3月初8日顶与 大成堂承受。
“天然居茶楼”在九龙城中街门牌44号营业， 嗣因生意不前， 于1921年5月22日顶与合德堂承受。
“岭南茶楼”位于香港大道中门牌136号—140号。1921年11月底加入新股“同福堂福记”扩展经 营后，改招牌为“岭南福记”。
“三元茶楼”营业地址在香港上环大马路，创 设于1923年。
设在德辅道中门牌第30号的“陆羽茶室”，于1922年10月26日开市，该茶室在同日刊载的《新 张广告》中曰：“窃以伏生传经，藁饫不废;周官供馔，粉糍同罗。鸭腊羊羹，具存周礼;蒸凫炙鸹，备 见楚词。食品之讲求有自来炙。兹者，本主人精聘 名厨，广求食谱，茶面斋菜，炖品点心，请客广设， 多筵酒席，尤能包办。铺陈则雅洁无伦，招待则殷 勤备至。诸君公余之暇联袂登临，虽无三斗供李 白之豪吟，仍有三碗仿卢仝之韵事。及时行乐，乐也何如，雅人深许。”云云。
二、茶叶种类及“假茶”风波
(一)粤茶———主产广东鹤山、清远等地
1904年7月初6六日， 广东省城河南白鹤洲 “恒裕昌”、洲头嘴“远信诚”在《告白》中称：“小号自创之‘恒美’石地古劳、银针古劳，‘恒泰裕’‘美和生’银针古劳、乌龙、花香、包种茶，又‘长春’上上小种、‘长春’玫瑰小种、‘秋岩’玉兰、‘长福’小 种等茶及创办之‘远信正记’石地古劳、银针古劳、‘利泰’包种等茶，均皆精工监制，选办适宜。溯自咸丰初年始创，迄今数十年，叨蒙诸尊赏识， 幸得中外驰名。前以严防假冒，特禀请港宪恩准 ‘恒美’等茶准用‘时辰镖’嚜为记;又蒙恩准‘远信正记’等茶以‘YS’及‘HS’为记，别人不得冒效。乃奸商愍不畏法，每将‘恒美’等茶之‘时辰镖’嚜假冒，或将八卦样影射，唐文稍异而西文实同;又将‘远信正记’之‘YS’及‘HS’嚜冒效。并查 接办之家，每每专办伪货，私相授受欺骗，远涉贵 商，实属利己损人，行同娼盗。虽经迭次拿获，禀官严办在案。讵奸商贪图射利，不顾廉耻，殊堪痛 恨。兹特布告中外富商咸知，如蒙光顾，请祈细察 茶身叶色、气味馨香，与别不同，并细验‘时辰镖’ 嚜与‘YS’及‘HS’嚜内外唐、西文字，则优劣自 分，免再受所欺，小号实有厚幸然。再者，如四方 君子有能查悉假冒小号各嚜及内外唐、 西字嚜， 请通知香港文咸街‘广吉祥’内寓本号司理人便 妥，一俟禀官拿获，审讯确凿，定案后，即按件数多少，从重致谢，决不食言。”
香港摩罗上街1号“祥安茶店”(据1913年8月27日报载，店东为何让夔、何季海)1906年9月27日曾刊布 《假冒须知》：“本号亲到鹤山选办地道古劳、马耳、雨前、银针各种名茶发客，向用‘孔 雀’嚜为记，历有余年。蒙仕商光顾，驰名中外。近有无耻之徒，假冒本号‘孔雀’嚜招牌，以伪充真， 鱼目混珠，贪图射利，欺骗客商，有碍本号招牌货色。今特禀明督宪恩准将‘孔雀’嚜存案，别人不 得冒效。诚恐贾商不觉，被其混骗，是以特登报布告。如蒙诸君赐顾，请认茶色气味、‘孔雀’为记之 商标、摩罗上街‘祥安号’招牌字样并封口印，庶不致误。如有假冒本号招牌嚜头，一经查出，即禀 官究治。” 而在此1个月之前，“永祥安其珍茶店” 曾就误用“祥安茶店”“孔雀”嚜之商标装马耳茶 出售一事，登报致歉。
“江门信益何福记”1908年2月16日《告白》云：“本店向在粤东江门春砍街开张， 已历数十余年， 亲自登山采办上上嫩蕊名茶， 气味甘凉， 销售日 广，中外驰名。向用‘双凤朝阳’嚜为记。现据列位 贵商称说假冒本店字号太多，内外嚜相同，故特在香港政府禀请存案，准换商标‘双鹿’为记。嗣后如有再行假冒本店字号商标，一经查出，定必送官治 究。本店特设一栈在香港上环海旁街市左边干诺道门牌第一号寓二楼，贵客光顾，请认‘双鹿’为 记，庶不致误。”
(二)徽茶———六安茶、祁红等
1897年3月初7日，安徽新安茶号孙义顺刊布 广告《孙义顺六安茶发客》称：“本号向在六安办 采雨前上上细嫩真春茶，并加工拣选，不惜资本。向运佛山镇北胜街广丰行发售，历有一百五十余年，并无分起别行及外埠等处代售。近有无耻之徒，假冒本号招牌，或加新装，或加老号;更有不 法之徒，加‘正义顺’等字，贪图射利，以假混真， 而茶较我号气味大不相同。凡士商赐顾，请辨真 假。本号茶篓内有票四张，底票、腰票内加有人物，机器报单、面票上有‘龙图佳味’并‘秋叶图章’为记，方是真孙义顺六安茶，庶不致误。新安孙义顺谨致。”1903年6月28日， 该号又称：“本号向在安徽省采办雨前上上真春芽嫩六安茶叶，运来粤东交佛山镇北胜街广丰行发售， 历百余年， 并无分交别行代沽。近有无耻之徒，假冒射利，或 称‘新庄’，或加‘正’字，甚至有直冒孙义顺字号， 贪图射利，以伪乱真，其茶味较我号迥不相同。是 以本号特于上年(指1901年)在香港禀准港宪存 案，准用此嚜头作据，以别真伪;又在省佛禀奉各宪出示晓谕‘如有假冒孙义顺字号，许原商随时 查获送究’，各在案。惟本年(指1902年)尚有奸商 暗造伪茶，直冒孙义顺字号，运至省港掺销。因于八月间(指1902年8月)在港禀请官宪饬差在某行 内起出伪茶七十余件，拘获原人到案讯办，当官 将伪茶拆开，撤去茶箩内假冒牌名、嚜头纸，判明嗣后再有假冒，准本号随时查明禀究。因此列报， 俾众周知。凡士商赐顾，请认明本号茶箩内有‘双公仔’机器嚜头纸并《抄白告示》、腰票五张及‘秋叶图章’为据，庶免鱼目混珠。”
“新安祁南李润春笑记”在1905年10月初5日 发售六安茶的广告中称：“‘润春’ 字号向在安徽提选头春雨前嫩芽正地道六安茶，运至香港同福 泰行代售，佛山各行亦有分沽。素蒙贵地见赏，更加亲督制造，久已中外咸称。近有冒办劣茶者，贪图射利，以假乱真，哄骗主顾。诸君采办，请试我 茶味幽香，消瘴解渴，能爽精神。赐顾者须认明 ‘双狮’嚜，上有‘笑渔李记’图章方真，庶免鱼目 混珠焉。”
1918年7月27日，香港苏杭街东“昌荣”号新 到代售上等头春祁门红茶，售价为：五磅庄每箱 沽银五元，三磅庄每箱沽银三元。
中环市侧域多利街第一号B“上海华茶公司香港总发行处”1922年11月初1日广告曰：“冬至 送礼，正祁门、宁州贡茗：花篮牌红茶、孔雀牌红 茶、宝星牌红茶;省港各大公司、办馆均有出售。另有原箱散庄茶，批发极相宜。”
(三)浙江龙井茶等
“浙省汪瑞芬茶庄”自1919年6月初4日起连 续刊登《广告》：“本号在浙开设多年，专办龙井， 茶选上品，中外欢迎。近有奸徒，以次货冒充，利己损人，殊堪痛恨。自己未年(指1919年)起，每包 骑缝加盖‘用我原招包纸或翻刻本号招纸掉包次 货斩丁绝嗣男盗女娼’戳记，包内加‘龙井山品茶 图’商标，以杜假诈。”
1922年12月初4日，香港“金茂茶行”在刊布 的《翁隆盛正庄龙井茶广告(图)》中声称：“本号在浙杭开张，历百有余年，采选名峰雨前、龙井、 莲心各茶，色味兼优，久为顾客欢迎，远近驰名。 近闻有无耻之徒，伪印本号招牌，以劣质冒充，鱼 目混珠，欺人射利。贵客赐顾，欲得正庄龙井茶饮 者，或购办外埠，请至香港德辅道西广州西濠马 路(金茂茶行)采买，真是正货，其茶由本庄采办”云云。翌年正月15日，“浙杭翁隆盛”委托住港高 升街56号“东生隆”特刊《启事》予以澄清：“兹因去年冬月接粤友报告‘金茂号’刊登敝号广告一 节，阅之不胜诧异。内云敝号‘正牌龙井茶’归‘金茂’承办等语，如是似乎专卖性质，而敝号发销港粤之茶只有一种，并无正副之别。见报后当即咨 函质问该号，据该号复称系出误会，但敝号交易， 银货两交，不拘何号经办，均是顾客，诸希察核， 非冒牌也，用特登报声明，以释群疑。”
(四)闽茶———乌龙、岩茶等
1901年2月15日，寓港“珍圃乌龙庄”《告白》 曰：“本号一向选办贡品乌龙，货真价实，历蒙贵客光顾，惟近多假冒，鱼目混珠，故特禀准大宪， 将‘珍圃’字号注册存案，不许别人假冒。乃近访闻某号仍胆敢在本港冒装‘珍圃’乌龙，以伪货混充，屡有线人报知，云在某号做箱，已有确据，并 肯为引缉。但本号向存厚道，姑未深究。今特刊之 报章，自后如有再敢假冒‘珍圃’招牌者，本号已暗出花红，购线向水陆及托各火船收货人代为缉 拿，若经捕获，定必送官严究，决不轻饶。贵客光 顾(旋改为‘贵客欲买珍圃乌龙者’)，请到本号面 议，务期货高价廉，幸毋买其伪货，至坏生意。”1905年6月初10日，福建建宁府“泉圃茶庄”在《告白》中称：“本号向在福建建宁府城内大甲 巷开设泉圃茶庄，专办乌龙水仙，格外认真剔选， 不惜工本，经蒙仕商赐顾驰名，历用‘芬圃’‘泉圃’‘荷圃’三号字眼，迄今二十余载。本年忽有某茶庄竟以劣货假冒本庄‘芬圃’字眼，迨经本庄查 询，据称系某客嘱其代装。本庄现与理论，惟深恐 此宗假货先有运来省港发售。如贵客买货，务祈认明茶式佳劣，以免被其欺骗，是所厚望。”
1909年5月26日， 香港永和街3号门牌 “合利号”刊布《茶枝发客》称：“小号常有上等乌龙茶枝 发客，味美价廉，光顾者请移玉到来面议。”同年8 月30日，香港上环文咸街东门牌113号“彭裕泰隆记”在《赏格高悬》中称：“本号各种岩茶，中外驰名，向用‘醒狮’嚜在港督注册存案，别人不得冒效;并蒙恩准饬差落船入铺沿途揭封查究，严拿究治。近闻无耻之徒，私在港澳密地，以伪货假冒本号招牌，欺骗诸君，殊堪痛恨。如有线人侦知报信， 拿获解案，审实究断，每綑(亦写作‘捆’)茶赏给花红银三大元;另将所执之茶俟官判后，除衙费尚有 盈余，以一半为重赏线人之资，决不食言。”
厦门打锡巷“可成茶庄”，自1921年2月21日 起刊登“武夷灵芝名色种，安溪一等铁观音。天下 驰名，须防假冒”广告至1923年底，成为发布时间 最长的茶类广告。
(五)云南普洱茶等
香港和兴西街14号“建昌号”在1916年正月 初9日《买普洱茶者注意》(次日起改为《建昌普洱茶广告》)广告中称：“本号于蒙自、云南府均设有 分号，专运‘宋聘’‘同庆’及正印‘乾利贞’‘宝和祥’等茶，大帮返港发行，而正印‘乾利贞’‘宝和祥’尤归本号所专售。倘欲买上等普洱茶者，尚祈惠顾焉。”次月25日，德辅道西179号之“同茂茶栈” 亦广告称“新到各唛大帮云南普洱茶，诸君光顾， 请移玉步”云云。
至于云南普洱茶运销粤港地区之路线，大抵 清末时期率经广西船运;滇越铁路通车后，逐渐转由越南。据民国初年史料载：“梧州、南宁等地， 有‘云茶行’。此乃经营云南茶叶之茶行，南宁尤为多见。不过有一应注意之处，此前大量云南茶叶经由广西省外运，如今已见减少，此乃其多取 道老开、经由安南出口之结果。而究其缘由，据往来南宁、梧州之间的小轮船电龙船长言之，南宁地方上，对云茶在进行抵制，皆因‘云茶行’与其他茶行相比，生意大、举止专横，遂招致反对抵 制。因此缘故，本船运送的云茶，十分已减七八， 甚为可惜可叹。”复据民国时期广西省政 府统计局统计，1926—1935年间，南宁“云茶行” 年贸易总额分别达10176515元 (国币， 下同)、 8613719元、10263443元、3734732元、1305776元、 6135190元、11200376元、13095857元、7419553元 和5021385元，年均计7696655元，稳居南宁各行贸易总额前四名。衰退之后的“云茶行”贸易额 尚且如此之多，则清末时期云南普洱茶经由南宁 与粤港地区间茶叶商贸之繁盛可想而知。
除此之外，“悦兴隆机器茶砖行”总理人刘悦 岩1902年4月初6日起《告白》称，该行设在福州泛船浦地方， 亲往高山名岩采办上等红茶片末，并 从外国购置机器，压造茶砖，工精料足，童叟无 欺，价目尤格外克己，香港地区客商可以去函购买;而在香港设有制造厂及总发行的“兴华制面有限公司”则于1922年2月17日以《声律启蒙》的 形式刊发广告称：“(中)对外。(国)对家。拒□对 (兴华)。题糕对(制面)。(有限)对无遮。(公)众 桥。私家车。(司)理对巡查。爽滑(通心粉)。清香 (寿眉茶)。芳烟有意迷杨柳，冷露无声湿(桂花)。击来暮鼓晨钟外溢利权须早挽; 制出 (银丝)玉 屑，完全国货实堪夸……”云云。可见红茶砖、寿眉茶在香港似亦有销场。
由水客运销到香港的茶叶尚有来自安南 (即 越南)者(见附表)。笔者从史料中觅得一份1908—1917年间越南茶叶出口统计表，10年间合计输出5760672基、价值总额10755516佛(卢比);其中法国输入数量为5337118基、价值9997806佛;其他 国家和地区共输入423554基、价值757710佛，而 后者应有相当一部分以香港地区为市场。
三、结语
19世纪中叶以后香港地区经济的渐趋发展，使当地的茶商受益匪浅;工作勤勉、经营有方者业务遂以日见扩增，并逐渐形成内地、粤港澳地 区及南洋一带甚至海外市场的营销网络。由于香港地区多为内地移民，五方杂处而尤以粤闽人士 居多，故饮用之茶，初时以邻近之粤省居多;嗣后 产地则遍布粤、闽、徽、浙、滇等国内产茶名区。从香港地区茶市供应的茶叶品类变化来看，则大抵有由细茶向粗茶、从“不发酵茶”到“发酵茶”过渡 之趋势;个中缘由，似不外乎受气候、饮食及茶饮逐渐得到普及等各方面影响罢。
来源：茶叶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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