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舟净茶

　　瑞典：“哥德堡”沉船古茶

　　瑞典东印度公司设立于1731年，至1806年基本停止业务；在这75年中共有35艘135次航行，其中专程来华的航行达132次之多；其运输的货物中，茶叶始终是两国贸易中的最大宗物品，而武夷茶与徽州茶所占比重最大。往来于古代海上茶叶之路的瑞典航船，不仅有故事，还有传奇，更有回忆……

　　雍正十年（1732年），在中国与瑞典的历史上，是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一年。瑞典“腓特列国王号”作为其国家来华的第一艘商船，抵达广州。著名的《皇朝文献通考?四裔考》记载：“瑞国在西北海中，达广东界俱系海洋计程六万余里……通市始自雍正十年，后岁岁不絶。每春夏之交，其国人以土产黒鉛、粗絨、洋酒、葡萄干诸物來广，由虎门入口。易买茶叶、瓷器诸物，至初冬回国。”“腓特列国王号”商船上有个大班叫坎贝尔，他详细记载了在穗城的活动，其中商务多与买茶有关，“……半个月内装了六百箱茶叶。总计装载有红、绿茶共2183箱。

　　另有100件半箱装、6件小箱装、23件篮装、46件简装以及422件罐装或盒装茶叶；其中有1030642磅武夷茶（红茶），共2885箱；有7930磅熙春皮茶，共140箱；2206磅熙春茶，共31桶；还有其他各种绿茶共1720罐。1750年，瑞典“卡尔亲王号”商船来到了广州，随船牧师叫彼得?奥斯贝克，他是瑞典博物学家林奈的学生。彼得在其有名的《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一书中，对于茶叶有着详细生动的记述，他提到十余种茶叶；他说“品种最好的非常好闻”。在书中，彼得记述了“卡尔亲王号”返航时运载茶叶的清单：有松萝茶，有熙春茶，还有熙春皮茶……等茶共1720罐。

　　中瑞茶叶贸易史上不幸的一幕，是“哥德堡号”商船沉没事件。1745年9月12日,瑞典“哥德堡号”在驶入瑞典哥德堡港口时沉没,当时载有366吨中国茶叶,数量最多的是安徽休宁地区的一种松萝茶。“据记载,这就是安徽休宁的松萝茶,属绿茶类”。“哥德堡号”前后三次来中国，在其运载的货物中，茶叶是主要的物品；第一次贸易收到48%的回报收益，第二次为40%。茶叶是所有货物里最赚钱的，两次分别带回来255吨和317吨”。第三次返程时虽然沉没，但从保存下来的货物清单里，可知当年“哥德堡号”装运的情况；计有2677箱茶叶，相当于366吨；289箱2388捆和12桶瓷器多为茶具；还有19箱1180卷丝绸……仅茶叶就占总运量的近三分之二。《中华茶叶五千年》一书明确指出：1993年9月，瑞典“哥德堡号”沉船茶叶等珍品在上海市博物馆展出……370吨茶叶共2000多只茶箱浸没海底239年，多数已霉烂；由于锡罐封装严密未受水浸变质；实物展品中有茶箱（每箱约90公斤，茶叶结成团块状）和罐装茶（瓷质或锡制罐封装的茶叶色泽灰黑无光泽，但尚成条形）以及瓷质茶壶、茶杯、茶盘及储茶罐；根据货物清单并经专家鉴别论证，打捞出的茶叶为清乾隆时代出口的中国松萝茶。也正是因为茶叶是用锡罐封装，所以，被泥淖封埋了239年的茶叶未受到水浸变质，冲泡饮用时香气犹存。因为锡自身的特质优点，可以有效保持茶叶的色泽和芳香。而用锡罐密封茶叶，则是松萝茶出现以后才开始的，之后一直被广泛使用并受到人们的喜爱。

　　广州：“十三行”与徽州商人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重开海禁，在广州设立粤海关，继而设立垄断对外贸易的公行；从此，中国由贡舶贸易转变为通商贸易，从而掀开了外贸史上重要的一页。次年，广州巡抚发布征税公告，首次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划分开来，在征税上予以区别。凡经营洋货进口和出口土货的行商，俗称为“十三行”，具有官商性质。因茶叶是清政府限定由公行垄断经营的主要商品，所以，外商想要购买茶叶，只能委托公行代理。“十三行”在《南京条约》签订后废除，前后共存在120年；在对欧出口，组织茶、丝、瓷大宗货品方面曾起到了重大作用。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十三行洋商缔结十三条行规，在涉及经营贩卖货物中，只有茶类定为“独揽”，如规定“绿茶净量应从实呈报，违者处罚”。据《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记录：乾隆四十年（1775年）“十三行重组‘公行’，并规定专揽茶、丝各大宗贸易”。对此，《簷曝杂记》记载：“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其番舶来，所需中国之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其时，徽州茶商海外茶叶贸易，初始携松萝茶从杭州、明州(今宁波)等港市出口与外国人进行交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规定广州一口通商后，又明令安徽等省的茶叶必须先运至广州，然后才运销外洋。

　　因此，五口通商前，松萝茶出口几乎集中于广州。据文献记载，广州“十三行”之初有五家粤商，五家闽商，三家徽商；而从事对外茶叶生意的刘东生则是三家徽商之一。徽商刘东生“身家殷实，赀财素裕”；他的“东生行”在对英国的茶叶贸易中，占到了贸易股份中的三成；他销售的茶叶大部分是来自徽州，主要是松萝、屯绿、婺绿、珠兰花茶等徽州名茶。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记载：清代外商对于“茶叶一项，向于福建武夷山及江南徽州等处采买，经由江西运入粤省”。以美国东印度公司为例，1700年，美印公司从中国采购300桶上等徽州松萝绿茶和80桶武夷茶，1703年运入7.5万磅徽州松萝绿茶，1万磅珠兰花茶等。徽州茶外销生意的兴隆，使刘东生的名声大振；乾隆六十年(1795)，刘东生的“东生行”在广州诸行商中排行第九，到了嘉庆元年（1796），迅速上升到第六位；而到了嘉庆四年前后，则是上升为第五位；因此，刘东生与伍怡和、潘丽泉等人一样，成为了十三行的重要人物。徽商叶上林(?～1809)，字启文；徽州婺源朗湖人。清光绪《婺源县志》卷33《人物?义行》记载：叶上林“贡生，赋性恂谨。中年贸易岭南，家渐裕，自持俭约，遇善举则慷慨不少吝。”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叶上林创办了“义成行”并开始独立发展；叶上林的主营业务是茶叶，尤其是茶叶出口，几乎成了他牟利的重要资源。他凭籍着家乡出产的茶叶深得英国人的认可；因此，他把松萝、珠兰、祁红、屯绿等徽州茶叶进行精加工后运到广州，以致被外国公司及商人视为上等品，并称徽州茶是“中国茶品质之最优者”。1776年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还有公司与叶上林“义成行”茶叶生意往来的记录；英国商人还尊称叶上林为“仁官”；因此，叶上林理直气壮地将徽州茶高价卖给了英国、丹麦、瑞典等国的商人。

　　松萝茶在世界各地畅销，这个情景也引起了粤海关的重视。清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七日（1759），粤海关监督尤拔世，向朝廷呈报了需要宫中朱批的《奏请更定外洋出口茶税事》奏折；奏折的主要内容是“将武夷茶每百斤原估价八两，酌改每百斤十三两，松萝茶每百斤原估价七两，酌改每百斤估价十二两……请皇帝钦准后施行。粤海关将松萝茶的“估价”提高，是有目的的……海关对出口货物的“估价”又叫“估值”，是一项对出口货物加征的“杂税”。“杂税”的条目繁多，在海关整个税收中所占的比例很大，几乎与缴纳朝廷的“正税”相当。说白了，“杂税”是由海关自己支配的，而“正税”是要上缴朝廷的……粤海关在为清廷提供了巨额的财政收入时，也想为自己提高收入；于是，粤海关就选中了出口量最大的茶叶——松萝茶和武夷茶；既然各国都要买松萝茶，既然松萝茶销售量这么大而且又十分畅销；那么，购买松萝茶的每条商船增加五两银子的“估价”（杂税），这样，粤海关的收入就可想而知了……美国人威廉?C?亨特在其所著《广州“番鬼”録》一书中说：“英国人和荷兰人在17世纪前半期出现在广州，相继而来的是丹麦人、瑞典人和奥地利人、西班牙人。后来，他们自己也来到广东省城。”还有法国、墨西哥、普鲁士等国的商船。总之，为了茶叶，明末清初西方国家的无数商船进入了广州；当然，世界各国的商船购买的并非全部都是徽州茶，但这些商船基本上都购买过徽州茶而且是数量颇多……”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到广东的人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漂广东”、“发洋财”。由于贩茶入粤，获利极厚；因此，徽州茶叶的采买基本都是以徽商为主体。

　　史料对徽商在广东业茶的记载颇多，仅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十三、三十四（人物?义行）就记载了众多的茶商人物。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鸦片战争后，输往广东的徽州茶叶越来越多，徽商从事外洋贸易的人员也是越来越多。如广州十三行中“隆记行”的创始人张殿铨，就是把握了商机而发财的；据《先祖通守公事略》记载：“通守公……避地苏州，日与皖浙茶商检习。皖茶皮珠雨、松萝两种，得通守公发明制法，乃信有名。回粤在城西十三行自设隆记茶行……先是安徽绿茶常为行商所轻，自用通守公制法，乃人奔而我取。皖绿茶来粤，隆记则全行销售，人方危之。一日西商附洋舶来言，专购绿茶，求之他行无所得，次至隆记时，通守公适心动，约以晨方议价，及群商先后麇集，价定则争相采办，欢呼乃散，立致巨富”。

　　江有科是徽州歙县芳坑人，也是一个肯动脑子、善于总结且颇有儒风的徽州茶商。清道光七年(1827)，江有科写成了《徽州至广州路程》札记一册，详细记载了运茶所经的550余处城镇村庄的风情、距离、交通、费用等情况；甚至是何处可乘舟、何处当起岸、何处设关卡、何处不安全等等，都作了具体的记录。为了与外国茶商恰谈生意，江有科还写了一本接洽外商的札记，专记外国的语言、度量衡、交往礼节、生活风情以及等；甚至还将数百条常用英语用汉字注明意义和读音；这种被人称作“广州英语”的小札，对江有科与外商洽谈茶叶业务，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徽州茶：屯绿、祁红，出口称雄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在二十世纪以前西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尤其是徽州的松萝茶和屯绿茶，在长达几百年的中西茶叶贸易活动中，一直是拥有良好的品质、美好的声誉和绝对的话语权。屯绿茶的创制以及畅销世界各国，完全是造应国际市场的需要；同时，屯绿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标竿！尽管屯绿茶创制的时间在业界是各家说法不一，但总括起来；第一、屯绿是在松萝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二，屯绿是经过复制过程的,制法比青茶更进了一步；第三、屯绿之得名是与大量销售到世界市场分不开的。

　　《中国名茶志》对“屯绿”的介绍是：清代同治、光绪年间，精制茶分珠茶、雨前、熙春3个种类。珠茶：以其结构浑圆，形似珍珠而得名；分别按茶的大小和身骨轻重分为5个品级。雨茶：以其形长似雨点而名，分别按茶型大小和身骨轻重分为5个品级。熙春：结构为不规则的块状，由芽头和肥厚叶子叠合而成，分别按茶块大小和身骨轻重分4个品级。

　　道光年间，屯绿茶盛行二十四花色；即“十雨”、“八珠”和“六熙”。“十雨”是珍眉、凤眉、蛾眉、正雨、副雨、茅雨、眉针等；“八珠”为麻珠、宝珠、珍珠、园珠、虾目等；“六熙”指贡熙、眉熙、正熙、副熙等。同治年间，“大帮官堆”屯绿茶有“七珠”、“八蕊”和“三熙”；“七珠”是麻珠、宝珠、圆珠、虾目等；“八蕊”是蕊眉、珍眉、凤眉、针眉、香眉、雨前等；“三熙”是指贡熙、眉熙和熙春。光绪11年（1885年）“皖南茶厘总局”详文称：“查道光年间(1821--1850),皖南茶引岁销五六万道(按：当时每引为120斤)；自同治年间(1862--1874),洋庄茶盛行,岁始销引10万余道。”根据《徽属茶务条陈》记载，徽州名茶是出口之大宗。1706年，绿茶(有大珠茶、小珠茶、熙春茶、雨前茶属之；婺源茶、屯溪茶、楝培茶、松萝茶、包种茶、押冬茶等)始传入英国。

　　又载，光绪年间“徽茶内销不及十分之一二，外销者常及十分之八九”。所谓外销，即售给通商口岸的洋庄，由洋庄销往国外，因此又称洋庄茶。洋庄茶多以箱装，内有锡罐，外饰彩画，装饰精美。

　　徽商外销茶初始是“漂广东”，由于海禁，当时买卖双方只能在船上做交易，所以称“漂”；因为价格可以自主，因之利润较高，又谓之“发洋财”。绿茶外销茶还经澳门，销往欧美或直运香港；售给东印度公司。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收购茶叶的订单中，有关于红茶绿茶的分类统计；在1741年至1750年间，绿茶中的眉茶进口量是8029616磅，熙春茶进口量是1320166磅，珠茶和其它绿茶的进口量分别是161646磅和9338磅。通过这个分类进口统计，可以知道“屯绿茶”以及眉茶、珠茶和熙春茶其时在国外的贸易情况，同时也表明了它们在国际茶叶贸易中的地位。1820年以后，屯绿茶的“熙春”开始销往英国、俄国和美洲；到了1862至1874年间，“屯绿”和“熙春”茶外销竟多达十万引。

　　茶学专家陈椽在《茶叶通史》中说：1845至1846年期间，茶叶价格不断攀升，以绿茶“熙春”和小珠最高，每担可售银46两左右（含出口关税）；其次是雨前绿茶，每一担约售40两，最低是屯溪茶和工夫红茶，每担约售24至27两。当年，茶叶平均售价为37两，其中“熙春”茶的售价比屯溪茶高出约一倍。光绪年间的徽州歙县知县何润生，在1896年撰写的《徽属茶各条陈》报告中说：“徽属产茶以婺源为最，每年约销洋庄三万数千引（一引为一百斤）；歙、休、黟次之，绩溪又次之。这四县每年共计约销洋庄四五万引，均系绿茶。绿茶内分三总名，珠茶、雨前、熙春；皆为洋庄，均内用锡罐，外装彩画板箱。徽州内销茶不及十之一二，专用篓袋盛储”。据民国二年(1913年)资料统计，全国制茶工场为703家，其中，安徽较大的制茶工场则为97家；这些工场设在屯溪、祁门、歙县、休宁四地。抗战以前，徽州6个重点产茶县，有祁门、至德、休宁、歙县、绩溪以及石埭、贵池等；有小规模茶号649家。传统茶商只有一小部分，其余茶号概为新设；新茶号中还有集资经营资本的。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资本额小，靠沪、浔等地临时贷款，向茶农收购毛茶，在设备极其筒陋的手工工场中制成精茶；然后运到九江、上海，由茶栈转手售给外国洋行。明代，徽州商人已经将各种徽茶运销汉口。史料记载：“祁门茶溯江而上，四川茶顺江而下，麇集于汉口”。尤其是明清以来，运销蒙、俄的茶叶大多为晋商所垄断；如清代学者王先谦所说：“中国红茶、砖茶、帽盒茶均为俄人所需，运销甚巨。此三种茶，向为晋商所运。”并由此形成了一条由南到北经西伯利亚直达欧洲腹地的国际性茶叶商路。

　　汉口是中国三大茶市之一，也是万里茶道上的主要茶叶集散地；亦有汉口茶港之美誉。但是，汉口本不产茶，它主要依托湖北、湖南以及安徽、江西的大量茶叶支撑着这个国际茶市。然而，汉口茶市的经营茶商却是山西商帮、徽州商帮、广东商帮、湖南商帮、江西商帮及本地商人，号称汉口六大茶帮。《清史稿?食货志》对中国茶叶的海内外市场有过这样的描述：“其市场大者有三：曰汉口，曰上海，曰福州……上海之茶尤盛，自本省所产外，多有湖广、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诸茶；江西、安徽红绿茶多售于欧美各国。”当时，“祁红”经汉口输出俄国的主要商路有两条：一条是从汉口出发，经汉水运至襄樊、河南唐河、社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至张家口；或从玉右的杀虎口进入内蒙古的归化（今呼和浩特），再分销蒙古、新疆等地。另一条是从汉口顺长江而下至上海，转运天津；再由陆路运至恰克图转输西伯利亚。京汉铁路通车后，汉口的茶叶输出又增加了一条更为便捷的途径，即通过铁路运至华北，再由驼队输往蒙古和西伯利亚。

　　清咸丰八年（1858），根据清廷与英国天津条约，汉口、镇江、九江成为长江三开放口岸。外商频至，茶叶大宗出口，当时九江驻有法（汉口兼）、英、日、荷、美、俄（均上海兼）领事。此时，在汉口经营茶叶的徽州商帮，不仅人数众多，销售甚好，而且是颇有声誉及影响。如徽州绩溪人胡桂森，在汉口创业多年，除了开办多家酒店外，还利用家乡产茶的优势，开设了“胡元泰”茶庄；因为茶价便宜，质量也好，而且品种亦多；凭此一枝独秀的优势，其茶、酒业务几乎垄断了汉口的市场。胡桂森的生意红红火火，店名声名享誉武汉三镇；以致民间有“胡桂森武汉半边红”的说法；他也被选为武汉市总商会会长。

　　清光绪十年(1884)3月28日的《申报》记载：徽州茶商在九江“每值春夏之交，以茶商生意为大宗，城内外之开茶栈者共四十余家。”清末民初，曹耆瑞、曹继发父子在汉口开设瑞馨泰茶号五爿，成为武汉三镇的茶叶巨商。1900年，《湖北商务报》(第38期)刊登有《祁门茶事》一文记载：“祁门地方向以红茶为生意之大宗，然专售予俄人……”1916年《协和报》曾刊登有《汉口茶业状况》，文章说：“汉口茶业向分两湖市与祁门市其货多，其销外洋而销于俄国者最多。”民国九年(1920年)以后，汉口茶市衰落，红茶贸易中心由汉口转至上海。祁茶运输，先用小船(每船不超过60箱，船价36元)由闾江经江西景德镇运至饶州，每箱运费约6角；再改抚州大船，用小轮拖载，出鄱阳湖而达九江，小轮拖载每箱约2角，抚州船费每箱3角；由江轮运至上海，每箱运费约1.1元。以上运费，祁门至九江由茶号自理；九江至上海，沿途报关手续、上下驳力、火轮运费，均归各放汇茶栈的九江分栈代办茶叶售出后，由上海茶栈在售价内扣除。祁红茶改由陆路运输后，由公路局于境内各产地汽车站，经芜屯公路运至宣城火车站，换装江南铁路货车运至南京尧化门，转京沪路至上海。红茶经销手续全由茶栈代理，茶栈取样与洋行议定价格，货样相符即可成交。

　　在中国出口红茶中，祁红占有重要地位。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中国红茶出口总量890吨，其中祁红2488吨，占27.89%；翌年，红茶总输出9820吨，祁红占26.67%。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祁红茶外销业务一度由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经营；此时，输往俄国的祁红数量大增，茶价亦较战前上涨约20--60%。祁红茶外销而使中国外汇收入增加，为战时经济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民国二十九年后，复归上海茶栈经销；主要销往英国、美国、法国、苏联、德国、荷兰、加拿大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英国为大宗，占出口量一半以上。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徽州“贡熙”茶、祁门红茶等徽州茶叶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可以说，中国茶叶走向世界的历史，其实是世界霸主兴衰交替的历史；而徽州茶走向世界的历史，不仅证明了徽州茶的品质，也印证了徽州茶的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祁红、屯绿以及其他茶类的外销贸易，均由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和安徽省茶叶公司组织运销国外。此后，徽州茶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却是另一番精彩与辉煌！

　　结语

　　一千多年来，中国茶借由陆上、海上丝绸之路早已“播种”全球，成为世界感知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更成为中外商旅往来、相互理解与沟通的媒介。当下，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时代，为中国茶更好走向世界提供了新路径与新机遇。

　　明清时期，中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外交往在地域上已经突破了沿海地区，开始向内地深入；英、美等国家对中国内地所产绿茶的巨大的需求，为中国茶叶的生产和出口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中国茶适时地抓住了机遇，徽州茶也赶上了好时机；而徽商携其在茶叶资源上的优势加入到中外经济交往的洪流中；徽州茶更是凭借其优良的品质，迅速地占据了广阔的国内外市场，推动了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徽州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清前期中英之间绿茶贸易的成功经验，以及清晚期祁红及其他徽州茶销售海外的业绩和事例，应该值得今天的茶人认真思考并镜鉴。

　　千年潮未落，风起再扬帆。2020年，联合国确立了中国主导的“国际饮茶日”；这无疑为中国茶更好地走向世界提供了新的路径；这也是徽茶乃至中国茶走向世界的新机遇！

　　本文作者系黄山市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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