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中国普洱茶网 整体品牌升级,更名为「茶友网」

如何写茶叶宝贝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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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万元1斤6两的古董茶,引专家调研

  在浙江杭州,除了西湖龙井茶,还有一种茶叶,叫九曲红梅。九曲红梅的非遗第四代传承人楼红盛,今年59岁。他收藏的一份制作于130多年前太平天国末期的九曲红梅茶,世间仅此一份,成为朋友圈,网上让传的网红茶叶。

  他说,这一份珍贵的“古董茶”,是他的爷爷——九曲红梅茶第一代传人楼万丰制作的。这款茶生产制作年份是1886年。据介绍,这份130多年的“古董茶”之所以能够保存到现在,是因为它特殊的保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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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方法是这样的:制好的茶叶放在陶瓷瓶里,陶瓶口用草木灰包,外面用生石灰把整个陶瓶包起来。生石灰上面还写有“1886年制楼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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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红盛说,小时候他拿着这个陶瓶当玩具,在泥地上滚着玩。1989年那年,他问母亲这是什么东西?母亲告诉他是爷爷做的茶。所以楼红盛就把它藏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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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10年,楼红盛把陶瓶打开,把里面的茶叶经过烘培处理以后,试着品尝一下,结果发现那古董茶的味道好得不得了。他就舍不得喝了!他把现存的一斤六两茶叶好好收藏了起来。因为经近140年开封以后,现在每三年需要再加工处理一下,才能保证这个“古董茶”不变质,且越来越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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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香港老板知道楼红盛有这样一种宝贝古董红茶,愿意出价,按照每一年一万元的价格买下来,存储130年按照130万元向他买,他都舍不得卖。现在这一斤六两茶九曲红梅茶,被楼红盛当宝贝一样精心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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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曲红梅茶是浙江茶叶中唯一的一款红茶代表,素有“万绿丛中一点红”美誉。九曲红梅茶早在1915年就荣获巴拿马国际食品博览会金奖,2009年九曲红梅制作技艺又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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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让历史悠久的九曲红梅茶,在新时代焕发生机,科学保护制作技艺,杭州西湖区采取了一系列扶持保护举措,今年,九曲红梅茶博新馆也在杭州市双浦镇双灵村建成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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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九曲红梅茶博新馆所在的灵山风情小镇,集茶研、茶旅、茶宴、茶宿于一体。这里溪水环绕,绿荫茗香,成为杭州市民、茶客和外地游客的休闲旅游清凉打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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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杭州国际旅游品质和服务交流会会长石樟君,和杭州各界贤达人士,来到九曲红梅博物馆座谈交流,调研和探讨疫情后如何做好九曲红梅的品牌打造、文化挖掘、原产地保护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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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岁的中国茶叶研究所的徐南眉教授,学生遍布全球,不仅仅在国内的茶叶界享有盛誉,而且在海外的知名度也很大。她说,九曲红梅茶博新馆通过场馆空间及功能的打造,让游客能参与到中国各个时期的不同茶文化冲泡及品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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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认为要通过对文化的再度挖掘,研制出一套最适宜九曲红梅的标准冲泡法,同时利用双浦得天独厚的产地资源,发挥茶文化、茶经济作用,引领老百姓一起参与到茶文化的学习,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九曲红梅茶文化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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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杭州旅游局许文华局长说,无论是风情小镇还是九曲红梅馆,定位首先要求明确,然后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收。主要客群是哪些,哪些来补充单一业态,从而来提供对口的服务产品。同时要因地制宜,在原有的景点及文化上要做提升,同时不断丰富新的业态建设。持续注入内容,整体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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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旅游界称为“中国旅游服务之父”的叶建华老师,讲起旅游服务,深入浅出。他说,人往往在两种状态下产生消费行为,一是消极状态,二是开心的状态。所以消费行为是被心情管控的,如何控制心情,首先要建立信任的关系,同时通过高质量的服务引导产生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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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督导方健,原是浙江省中旅闽南话广东话印尼话中文导游,曾经接待过许多海外侨佨及政要。方老师说,做旅游首先要抓住客户的心理消费需求,通过“新、奇、特”打造产品,吸引游客关注。

  中国九曲红梅博物馆王金馆长介绍了博物馆的整体情况,九曲红梅第四代传人楼红盛介绍了九曲红梅的悠久历史,灵山景区丁总对灵山风情小镇的介绍,让参加调研活动的杭州国际旅游品质和服务交流会全体人员受益匪浅。

  来源《周哥视角》记者周建仕

原标题:《130年前的古董茶才1斤6两 引香港商人130万元收购 专家调研这种茶》


王旭烽“茶人四部曲”读后十三思

  1、“复调”的新主张

王旭烽教授2022年10月接受《解放日报读书周刊》采访时说了这么一番话:“江南作为文化形态,传统的认知,往往将其归类为浪漫、美丽、哀愁、亮丽、脆弱、委婉、阴柔。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不过单调的文化形态显然不属于华夏民族。从我们的始祖炎黄开始,我们的文化形态就是复调的,我们的本土文化——易,也以阴阳作为解释世界的元起。故大中国东南西北,文化形态都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接近真实地气传达这种状态,这是我自然而然的初衷。”

上面这段话,如果把“江南”二字替代为“茶”字,也很贴切妥当。传统文化都认为茶阴柔内敛,实则不然。对于当代有责任的茶文化研究者而言,这个命题非常值得商榷。王旭烽在“茶人四部曲”中想表达的也是这种“不是”。这一点我和作者的认识是相同的,在实际生活中也感同身受。正因为这一点,所以我才决定春节假期精读王旭烽《茶人四部曲》,并分享给大家。王旭烽教授在“茶人四部曲”这部小说是如何表达这种“不是”的呢?或者作者要用什么样的解决方案要去改变这种传统的认知呢?作者王旭烽教授提出了“复调”的理论主张。

“复调”二字是作者的创见,从字面意思看,它首先回避了二元对立,阴与阳的对立,刚与柔的对立,包括茶和酒的对立。此外“复调”二字还表达了一个意思,即同频共振,在一个时间轴上,字面上对立的两者,如阴与阳,刚与柔,只是振幅不同,强弱不同、程度不同。这个思想作者在她的另一部作品《中国茶酒文化》中有细致表达:

“精行俭德与奔放浪漫渗透在一盏饮料中,这是茶酒想要给人的启迪,也是给人的难题。这就是人生,你永远在复调中生存,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这段话是王旭烽教授对“复调”二字的精准解读。作为二元对立的阴与阳,茶与酒,本质是不二的,是一体的,是同频的。在“茶人四部曲”中,这“复调”二字还不止于此,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两仪是二元论,用朱熹的话说“大抵世上万物之理,亭当均平,无无对者”,他说的是人在认识万物的过程中总能找到一组对立的参照物,两两一组,如阴与阳,阳与刚,茶与酒自然也是其中一种。然而这只是表达了振幅的强弱。而随着时间的演化,两仪生四象,四象比两仪更为具体,它能揭示内在的发展规律,这是“复调”二字更进一步的内涵。

我精读王旭烽“茶人四部曲”的出发点是茶,就是怎么去认知它?前面表述过传统认知茶都是阴柔的,但其实茶也有阳刚的一面,只是大家并没有看到,王旭烽“茶人四部曲”就呈现了这普通人不容易看到的一面。在对茶的品格塑造上,这部小说在茶的认知角度还有两个极大的创新:一是茶品格的完整丰富性,一是茶品格的独立性。这些都是相较历代茶事艺文作品中而言最大的亮点。

有一段话广为流传,它是这样说的,一杯茶,佛家看到的是禅,道家看到的是气,儒家看到的是礼,茶说我就是一杯水,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这段话其实也是说对茶的认知。上面这段话,如果把“茶”字换成“书”,道理是一样的。一本书,它的价值并不在于作者说我想表达什么,而在于读者能看到什么,读到什么,所以我此行的身份就是一名普通读者。我把我在“茶人四部曲”中看到的感触到的关于茶的内容分享给大家,对于茶叶界这其实又是一个重大的话题,不在于卖茶的说什么,而在于消费者喝到什么。因为目前的茶文化主流表现为生产方文化,而不是消费文化。生产方制定的茶叶审评体系,生产方制定的茶叶流程标准,所以对于涉茶的所有产品和服务,消费方的发言都很重要。那么对于书而言,就是读者的心得最重要。

怎么去认知茶,这是一个老生常谈,但一点也不过时的问题。应该说这是当代茶文化研究必须要直面的问题。茶对人的好处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茶的物质属性,一个是茶的精神属性。如果把这两者形容为一个硬币的两面,这都好说,各打五十大板,势均力敌。但如果架一架天平,把这两部分都放上去称,看看孰轻孰重,这结果未必是大家想看到的,也可能会颠覆我们的认知。如果说两位院士是在科学层面,那么王旭烽教授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的终极指向都在于“怎么去认知茶”这个命题,或者说回答“什么是茶”。“茶是什么”容易回答,把薄书读厚就行。只要细飞地足够具体,内容足够丰富,就可以达到目的。而“什么是茶”,实在很难回答,因为它是一个把厚书读薄的过程要不断提炼,不断判断,不得作出选择,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2、完整丰富的茶语表达

一个实在的问题是,自古以来,我们对茶的认知都很单一,有些平面化、脸谱化,这大大影响了我们现在对茶的看法。在王旭烽“茶人四部曲”这套书中,茶品格的表达是完整而丰富的,这是历代茶事艺文作品中所没有达到的高度。

陆羽《茶经》之前自不必说,那个时候茶的世界还是一片混沌,茶混同于其他的草药、菜蔬、饮品之间,并没有清晰的面孔。是唐朝的陆羽以一己之力把茶高尚化,通过《茶经》这本书,确立了茶文化的合法性。把茶高尚化的一个动作,就是把它提纯和剥离,和其他东西区隔开了。因此茶的清饮便诞生了。虽然当时还加盐,但已经不加橘皮姜丝了。陆羽在《茶经》中也说,这种加姜丝橘皮的喝法如“沟渠间弃水尔”,上不了层次。之后的唐煎宋点明泡,包括末茶和叶茶两类,甚或一直到现在清饮都是中国人饮茶的主流方式。陆羽《茶经》按属性来说属于“类书”。类书是专业名词,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博物书或者百科全书。陆羽《茶经》中茶的形象就是一个沙盘,扁平、微缩、理性。它的叙事也很独立,就是茶,没有酒或者其他东西抢镜,陆羽《茶经》中也有关于茶的精神,茶的品格的定调,但总体它是一本百科全书。之后的《大观茶论》《茶疏》《茶谱》也都是这种类型。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茶文化的主体,它主要回答的是“茶是什么”,底色是说明书。

王旭烽“茶人三部曲”中也穿插了大量的关于茶的各种知识,几乎囊括了整个中国茶的内容。关于王旭烽在“茶人四部曲”中的茶知识,其实可以参照她的另外一部作品,叫《茶文化通论——品饮中国》,这也是一本质量很高的畅销书,支撑起了“茶人四部曲”的专业分量。

3、茶也能很“硬气”!

除此以外就是大量的茶事艺文作品,包括茶诗词,茶书画、茶歌舞等等。在这些作品中,苏轼的《叶嘉传》是个典型的代表。

苏轼的《叶嘉传》形式是个小小说,比其他茶事艺文作品表达都要丰富些,而且还表达了新观点。这也是王旭烽“茶人四部曲”对茶的品格表达的一个承继。苏轼《叶嘉传》是个虚构小说,以人拟茶,突出了茶的高尚品格。苏轼《叶嘉传》是茶化人,王旭烽“茶人四部曲”是人化茶。

都说苏轼《叶嘉传》是表达茶的隐逸精神的。我看不尽然。除开篇叙述了叶嘉出身隐逸以外,主体内容还是说叶嘉如何不畏强权,不畏酷刑,历经“九难”的“硬气”形象。如果把其中关于茶的细节,如制茶鉴茶的工艺内容去掉,换成竹子也能贴合的天衣无缝。苏轼这么一个爱竹子的人,竹子在他的心中可能要比茶与酒地位高很多。他可能先有了竹子品格的设定,然后用茶的素材去做的填充和丰富,而成就了这篇茶文化史上的高光之作。这就是茶的妙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茶的超凡之处。

在苏轼《叶嘉传》里,茶的品格和形象也是单线的。叶嘉奉诏出山,不畏强权,恪尽职守,不贪恋富贵,这是一种硬气,一种坚毅,当然也有圆融和成熟。叶嘉的辞官退隐离陶渊明的境界还差了一些。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药”,说不当官就不当官,而叶嘉的辞官退隐,是你皇帝不让我干,干不成了,我也就不干了。

在王旭烽“茶人四部曲”中,杭嘉和对此另有一种态度,他是不干,奉诏也不会出山,但他这个不干,又不是真的不干,只是不出头,但实际上什么事都少不了他。这可能才是茶的真实的形象。茶叶永远需要外界激发才能溢得茶香。苏轼在《叶嘉传》文末也对叶嘉这种品格做了评定,“正色苦谏,竭力许国,不计身心”,表彰了一种忠心,弘扬的是一种士子精神。茶在苏轼笔下,的确第一次有了阳刚的气质,这是苏轼的创见,一反酒和茶配伍的茶阴柔内敛的姿态。而王旭峰的“茶人四部曲”,其实着力要弘扬的也是茶的这种热烈和奔放,阳刚硬气的地方,这也是时代的需要。杭嘉和虽然事事不愿出头,但关键时刻也会挺身而出,用孟子的主张就是“舍生取义”,这就是茶的阳刚和胆气。日本军官小崛一郎,威逼利诱杭嘉和下棋,以表示大东亚共和,杭嘉和自断一根手指,硬铮铮的表示了“不合作”。这是杭嘉和人生的高光时刻,成为了杭州市民眼中的英雄。

苏东坡为什么能慧眼独到,看到中国茶文化欠缺阳刚奔放的一面,实在令人称奇。然而《叶嘉传》毕竟篇幅短小,塑造不出形象丰富的茶,这个缺憾在王旭烽“茶人四部曲”中得到了充分释放。阴与阳,柔与刚,这是茶品格的复调文化,他们并不对立,只是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强弱不同的表现。

4、独立的茶语境

另外一篇值得称道的茶小说就是《茶酒论》。敦煌出土的文物,据说是唐代一位名叫王敷的乡贡进士所写。文章模拟了茶与酒的辩论,茶和酒各自称道自己的优点,又被对方指出了自身的缺点,最后各自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又共同归溯了同为水的本源,达成和解。这篇小说留在之后解读,王旭烽“茶人四部曲”关于茶的认知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茶品格的独立性。或者说是“如果没有酒如何认识茶”的命题。因为我们传统对茶的印象都是相对酒而言的,在王敷《茶酒论》这篇文章中尤其典型,茶与酒的地位势均力敌,绝对值一样的阴与阳,柔与刚。

太极生两仪,由一到二,两仪本身是人对世界万物的认识的进步,于是在方位上就有了上下前后左右,空间上就有了大小内外方圆,属性上就有了阴阳刚柔轻重,程度上就有了新旧难易快慢等等,但是后来也有了水火、茶酒、天地这种相对意义大于绝对意义的配伍。但是人们往往注重了其对立性,而没有意识到其统一性。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茶主静,酒主动,茶是静谧内敛的,酒是热烈奔放的,茶是平和柔美的,酒是阳刚蓬勃的,茶是隐逸遁世的,酒是积极入世的。人们对茶与酒就是这么一个固定的看法,所以要想全面客观认识它,就得先达到“去酒化”,得给茶营造一个独立的表现空间。这个并不容易。因为历史上的茶事艺文茶诗茶画,很多都是茶酒同框出境的。而王旭烽“茶人四部曲”中茶是独立存在,以茶始以茶终。诚如书中一句话,“茶比天大”。小说中的茶扛起了生活的全部,这是一个极大的创作勇气,也是一个极大的创新,或者说就凭这一点,这部小说可以真正成为史上第一部茶主题小说。因为认知茶是一个体系,你只有在这种独立的语境下,才能完整全面的审视茶与外界的各种关系,如个人、家族、民族、地域,如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等。在这种独立语境下,你才能发现茶的天花板在那,茶的底线又在哪?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茶道,它到底存在在哪?

5、纯粹的充沛的活泼的外向的茶气场

王旭烽“茶人四部曲”,就像一个关于茶的独立星球。在这个星球上,人物是精魂,故事是血肉,时代是筋骨,除此之外的巨大空间内,就是一种气场,这就是茶的气场。所以这是一个关于茶的纯粹的、干净的、独立的时空。我看网上书评,很多读者把王旭烽“茶人四部曲”和陈忠实《白鹿原》作对比,同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毋庸置疑,两者都是个人史家族史民族史,和地域史。但两者还是有一点值得一说的区分。

在陈忠实《白鹿原》中,它的精魂是小说中的朱先生。朱先生的人物原型是被称为关学最后一人的牛兆濂,而关学的开宗是北宋大儒张载。张载最有名的就是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小说白鹿原虽然有翻鏊子的一说,但把整个故事越抽越细,越往内核的方向走,其实就是张载关学官学“民胞物与”的主张。而王旭烽“茶人四部曲”的精魂是杭嘉和,杭嘉和就是茶的化身,和白鹿原不同,它不是越抽越细,这种茶气反而是越铺陈越浩大,正好是个相反。

茶人四部曲中,如果说人物是精魂,故事是血肉,时代是筋骨,那么在这个星球当中还充斥着一种强大的气场,这就是茶的气场。这一说其实又推到张载了,张载的学说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气”。张载认为,宇宙中除了能看得见的物质之外,看不见的地方也是一种实体的存在,它虽然看不见但是并不虚,这就是气。在王旭烽“茶人四部曲”中,它表现的就是茶气,而且这种茶气还是充沛的、活泼的、外向的、扩张的。这个线比《白鹿原》还要显一些。

6、不是我喝了茶,而是茶喝了我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关于中国茶文化的调查,结论主要有三点:一是中国茶文化在大众生活化的同时失去了精神性。二是中国人喝茶的多,懂茶的少,没有真正理解茶文化的精神和内涵。三是中国茶人大多借用了“茶”这个标签,并不是真正的茶人,他们连爱茶都谈不到,更不用说包容性和精神性。以上结论我觉得颇有同感。其实这些问题都可以从王旭烽“茶人四部曲”这部小说中探究出些滋味和营养来。

“茶人四部曲”描写了杭家五代传人的故事。以杭嘉和为界,杭九斋、杭天醉、杭嘉和上三代为一组,杭嘉和、杭汉、杭得荼下三代为另外一组。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数字“三”,我后面会做重点分析。杭九斋创立了“忘忧茶庄”这个品牌,可以用“事茶”来形容,杭天醉继承了忘忧茶庄的生意,他懂茶,但并不爱茶。杭嘉和比他的父亲杭天醉来,既懂茶又爱茶,最主要的茶已经成为他的生活全部,他的宗教,他的信仰。用杭州市民清河坊的老街坊们的话,杭嘉和他虽然没参加任何党派,但论起来比谁革命资历都老,造反派找不到他的任何把柄。我想即便也把儒释道三家,提到他面前他也不会表态,就是某一家的信徒。因为对他而言,茶比天大,茶中就有儒释道,茶中就有天道,不管这天道是有情还是无情。

作者王旭烽在《望江南》后记中也自辩说“不是我喝了茶,是茶把我喝了”,这同样是主人公杭嘉和的心声。所以杭嘉和的哲学就是茶的哲学。

7、还是喝茶吧

小说中杭嘉和有一句口头禅,叫“还是喝茶吧”,有人把它和赵州和尚“吃茶去”并列,说这显露了杭嘉和的禅机,这种认识稍显鄙陋。

赵州和尚的“吃茶去”只是禅宗的一种接引话术,这对于赵州和尚本人而言并没有什么压力,或者说就是赵州和尚日常的工作语言。只是因为其中有了“茶”这个字而被人给记住了,尤其是茶圈的人以此为荣。禅宗的接引话术形式很多,用风马牛不相及的回答或者直接否定堵截的观点,启迪弟子们的思维,以达到顿悟。还有一种禅宗接引话术就比较奇特,弟子要是敢在师傅面前说出“禅”这个字就会遭到师傅一顿暴打。什么意思?就是说“禅”从来不是教出来的,而要靠自悟。

而对杭嘉和来说,能说出“还是喝茶吧”这句话,有他的特殊场合,肯定是有难办的事儿,有难说的话,以杭嘉禾对自己高度的自律和执行力,以他的追求和智力,能干的事儿他早就干了,能说明白的话早都说明白了,只要能说出“还是喝茶吧”,一定是困苦之境下的无奈之举。小说中这句话出现的次数越多,就说明外界环境的残酷和主人公心里的压抑,这和赵州和尚“吃茶去”不是一个语境和寓意。

“还是喝茶吧”成为杭嘉和在困苦境遇下的生生存哲学。我们前面说过,要完整的审视茶的作用,就要看它的底线到底在哪儿呢?在最艰难的处境下茶和人是什么关系?其实就在这儿。

8、茶人精神并不远离时代

历史上很多名人在悲苦的情境下,都是以酒浇愁,以酒浇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风流,有见过在叫我的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还怡然喝茶的吗?杭嘉和可能是一个独一的存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成为他的信仰了,他的护身法宝了。

审视一个人,是不是真茶人?有没有茶人精神?悟没悟到茶道,就得看他在最困苦的时候和茶的关系,或者最得意的时候和茶的关系,看他最困苦的时候还有没有茶,最得意的时候还能否想起茶。如果失意以酒浇愁,得意纵酒狂欢,难说,这是个真茶人。大多时候,茶都是和平时光的风花雪月,是平和年代的生活艺术,或者就如上面提到的调查结论,茶成了一种标签。日本茶圣千利休也有句名言,没有茶的时候才见真精神,如果你在白水中也能喝出茶的味道,你才算真正悟得了茶道。说的其实是同一个意思。

作者王旭烽对“茶人精神”也有她的解读:“所谓茶人精神,不是远离时代,远离社会变革,而是置身其中仍不忘端起茶杯的人。这种精神亘古不变,不随时代变化,也不随革命变化。”对杭嘉和来说,“有茶桌没茶桌一样喝茶”。这就是杭嘉和的生存哲学,得意一杯茶,失意一杯茶,攀上封顶是一杯茶,跌入谷底也是一杯茶,茶就是他的全部。杭嘉和的品格就是茶的品格。

9、茶的希望美学

在悲苦的境遇中正经的喝茶,讲究的喝茶就是一种奢侈的美,就是一种强烈的希望。这种希望美学提振起了杭家人的心。

小说中描写喝茶的情节很多,大概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对茶的感情和依恋,一种是关于茶的知识道理,另外一种就是关于茶事活动,茶的美学。所谓的茶情、茶事、茶理三种情境。

“1966年阴历除夕”,作者这么开始了一段关于茶事的描述,杭家的男人除了杭嘉和之外,被管教的管教,参与运动的忙着运动,家里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白夜。而杭嘉和又急着去给杨真先生报告白夜回来了的喜讯,风雪之天就上了山。这个关于喝茶的描写是以白夜的视角展开的。首先,她观察到她自己和杭家女人的差异。虽然在室内穿的都是那个时代流行的杂色毛衣,但一看就知道有男人在外面奔走,守护着她们,这个男人指的是杭嘉和。然后女人们就为了除夕守夜,准备起喝茶来,先是插上花,用的是院子里的梅花,而花瓶用的是给套上裙装而乔装保护起来的玫瑰瓶,然后仔细化了雪水,取出了青瓷杯具,净杯,温杯。杭盼拿出小撮者伯给的二两龙井,叶子直感叹,说做茶的人家过年都没得茶喝了,这叫什么事儿?在白夜的眼中,杭盼清洗茶具的动作就美得震撼人心了,尤其是杭盼的注水动作,水壶虽然粗糙简陋,“水从高处下来,成一笔直的线条,却又无声无息的落入盆中,没有一滴水花,没有一丝声音,一圈又一圈”,白夜的心,被这绕指柔肠揪住了。

这一段关于喝茶的描写非常美,作者只取了茶事活动中的准备的阶段,备水,备茶,备器,这已经让人印象深刻了。须知,在白夜等外行人的角度,看着是普通的净杯温杯的动作,在泡茶者杭盼这里却是一种高超的技艺。它美就美在这里,这么好的茶艺水平,杭寄草和杭盼并没有一点自夸的言行。作者在这儿的叙述中也保持了克制,也没有说这就是杭家的日常功课,这是一种妙境。对白夜而言,美就是美。何必要懂它。对于杭盼而言,即使水平再高,一招一式也只是泡茶,何必要自夸?这一段描述非常好,它寓意非常丰富,也切中了目前茶界的时弊。首先美是有共鸣的,不以懂不懂来做前提条件。对于喝茶的人而言,要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的嘴巴,好茶一定是能喝的出来。喝茶和吃饭一样,是人天生的本领,不要把自己的判断建立在别人的故事之上。另外从泡茶这个角度而言,泡出一杯令人喜爱的茶汤,或者说让人愉悦的喝茶,使自己的份内之职,不能有炫技的想法和冲动。

1966年也是杭家至为艰难的一年,是处境落于谷底的一个时刻。在这么一个悲苦的境遇下,美美的喝茶给了杭家人以希望。有人说过,世上只有两种东西能给人带来希望,一种是宗教,一种就是美学。在杭家人的眼里,茶可能二审兼而有之。

10、茶能喝到一起才是一家人

有人说过世上只有两种东西能给人带来希望,一种是宗教,一种就是美学。在杭家人的眼里,茶可能二者兼而有之。当年王阳明在贵州龙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原来的人脉圈子已经隔绝,而到当地以后语言不通,温饱难挨,野兽出没,瘴气环绕,健康和安全都得不到保证,怎么办?王阳明把石头棺材都准备好了,他在想圣人在这种情况下会如何做呢?后来终于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这个道理,史称“龙场悟道”。

杭嘉和想必也是如此,人在时代浪潮面前细如草芥,他要带领杭家人找回自己绝地反击,走出谷底的信心。要提振杭家人的心,不能让它垮掉,所以茶的哲学就是杭嘉和的心学,茶的美学就是杭氏家族的希望。同样的茶也成为杭家与外界交往的社会准则,区分敌友的标准,以茶识人。

王旭烽茶人四部曲中,杭汉向蕉凤介绍杭家的情况,他是这么说的:“不管你是在哪里生的,谁生的,杭家只管茶有没有喝到一起,喝到了一起,你的血管里就有杭家茶,你就是杭家人,喝不到一起,哪怕本来是亲人,也会成为路人,成为敌人。”杭家人血管里有杭家的茶,其实推而广之,中国人的血管里也有中国茶,茶这种东西已经深深的融入了中国人的血液。杭家的败类和汉奸杭嘉乔,就是没有和杭家人把茶喝到一起,认贼作父,祸害家人,暴死后虽然也被埋到了茶园,但已是孤魂野鬼。

茶是杭嘉和绝地反击的生存哲学,茶是杭嘉和的底线,茶是杭嘉和的希望,茶也是杭嘉和处世的社会准则。在杭嘉和这里,茶是真正的道,它就存在于日常生活,存在柴米油盐,存在于人间烟火,在杭氏家族茶真的是比天大,比地广,它就是你每天每时每刻要吐纳呼吸的气。在这种气场中不能不说,杭嘉和就是茶的化身,茶的精魂,他的一切都是按差的方式行事处事。所以茶的哲学就是杭嘉和的哲学。

11、反者道之动

前面说到杭家五代茶人中,杭嘉和是个典型的代表,也是整套小说的主人公。杭氏家族的兴衰也体现了一种发展规律,以即文化形态的“复调”,它并不局限在强弱程度的叠加,还表现在时间空间的演化,这就是我对作者王旭烽提出的“复调”的一个新理解。因为“复调”主要是打破二元对立的固化认知。用中国“易”文化解释,就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本为一体,只是在不同的进程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强弱而已。如果说“三”这个数字在哲学上表示结构的稳定性的话,那么“四”就表示了时空演化的趋势和规律,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从四相,太阴少阳少阴太阳的角度,再看王旭峰的“复调”二字,估计会有一番新的启示。

无论看杭氏家族的兴衰还是杭嘉和的个人命运,其实都符合“四象”这个运转规律。杭九斋之前杭家人和茶两无瓜葛,从杭九斋创立忘忧茶庄起,开启了杭家“事茶”的阶段,此为“四象”中的“少阳”,杭天醉事茶懂茶,但不爱茶,这是“少阴”阶段,杭嘉和事茶懂茶又爱茶,这是“四象”中的“太阳”阶段,是杭氏家族的全盛时期。到了全盛时期会怎么样呢?道者反之动,这是老子的道德经的精髓,简单一句即为,物极必反,事情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杭家在杭嘉和当家之后,受时局牵连,而不可避免的卷入了颓势,茶楼关停,茶园土地交出,杭家的宅第受损,祖上收的宝贝散的散藏的藏。杭嘉和这么厉害的人,他也奈何不了时势和命运,但也正是他力挽狂澜,巧手周旋,虽然散了财,却保得了杭家人的安全,留住了人脉。小说中杭嘉和营救出了孙子,这是他人生的高峰时刻。这个时候在作者的底下他成为了一个完人,男身女相阴阳合体,志得意满,虽然步步惊心,但内心嘹亮,好像就没有他处理不了的事儿,所以自然而然作者要写“破”他,注意这个破是打了双引号。作者写了他内心的自大和偏执。之后的杭家传人如杭汉得荼虽然也事茶爱茶懂茶,但已失去“本”了,杭家的家族史基本就到此结束了。

对杭家人而言,这个“本”就是忘忧茶庄,忘忧茶庄是杭氏家族历史上五代人有形、无形、人物、感情等全部投入结晶和核心。有忘忧茶庄,杭家人的进退得失就有基点,没有了忘忧茶庄,就没有家族立身的根本,你进凭何进退凭何退。在没有了忘忧茶庄以后,其实早在杭嘉和交出茶园土地以后,杭家的魂就散了。木之根为本,木之梢为末,失去了土地的滋养,茶树主干再怎么强壮,又还能存活多久呢?更何况旁枝侧叶。所以有人说茶人四部曲就是一部《红楼梦》,初看觉得诧异,但从家族史的命运来看也有颇通之处。所谓富不过三代,在杭氏家族史也并非一句幾语。青年杭嘉和之前,祖孙三代服务了一个忘忧茶庄,中年杭嘉和之后,分崩离析了它,但也要为社会培养了一批懂茶爱茶一心事茶的优秀后辈人才。这个跨度也是三代,所以“三”这个数字很是神奇。

12、神奇的数字“三”

前面说过“三”在哲学上往往表达一种结构的稳定性,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天地人、佛法僧、道器术。其实在茶上这个“三”也很重要,也表示了一种稳定的结构。器为茶之父水为茶之母,茶叶、茶具、泡茶水就是茶的“三”。这也表示了一种规则,单独一个茶叶是没有用的,要想喝到好茶,还得需要好水好器,需要好水去激发,需要好器去盛养,所以茶叶本身会显得被动,显得阴柔,至少是显得中性的。这里也是茶道真谛“和”这个字的一个注释,就是茶叶本身并没有性格,但是和不同的茶器,不同的水去组合,就会泡出新的味道。所以“和”的内涵是创新的意义,而并不仅仅是以和为贵,或者态度平和,它其实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应对态度。主人公杭嘉和在应对每件事上虽然并不出头,但其实都早早做了准备,未雨绸缪,而且也获得了一个相对圆满的结果,所以这个和它并不静,并不拖沓,并不慵懒,相反的他很有执行力。

杭家每一代茶人都是在这“三”的舞台上表演,第一代是杭九斋林藕初吴茶清,第二代是杭天醉沈绿爱赵寄客,第三代是杭嘉和叶子杭嘉平,第五代是杭得荼白夜吴坤。如果把杭家的男丁,比如说茶叶的话,他们娶了夫人都是水,所谓好茶不怕开水泡,沸水能激发茶香,所以杭家的女人们总体都是敢爱敢恨,性格泼辣开朗大方,相比男人所代表的阴柔还要阳刚一点。而除了夫妇两口子以外,杭家的每一代茶人总还有一个挚友、诤友,或者是对手,担当茶器的角色。既然为“器”,就有“质”“方”的特点,质感重,行事方,其实某种程度而言,他们也是酒的隐喻和化身。

只是世风日下,上几代这两个男人志趣相投,肝胆相照都是可以值得托付的高朋。但一代不如一代,不“器”之才太多,到了下几代就成为互相掣肘相互算计的对手。人有男女,都在尘世,杭家每一代的三个主要人物之间都有情爱的纠葛,从情节设计上自不必多说,但联系前面对这三个人身份的设定,女人是水,两个男人也能是茶和酒,男人女人之间的纠葛也是茶与酒之间的纠葛,又是一处活脱脱的茶酒论的复杂关系。抛开茶而言,这也正是作者提出“复调”二字在小说中的体现,复调的文化形态,复调的人生,复调的性格,像杭九斋与吴茶清,它代表了“忠”与“义”的复调,杭天醉与赵寄客,它代表了“知”与“行”的复调,杭嘉和与杭嘉平代表了“家”与“国”的复调,杭得荼与吴坤代表了“善”与“恶”的复调,其实都是复调的人生。它既表现为对立,又表现为统一。这两个人之间既表现为仰望,互相羡慕,又表现为争斗,因为互相尊重而倾慕,因为相互竞争而独行,这就是所谓的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的玄奥意义吧。

13、真

对于作者的创作而言,“真”是不懈的追求,也即艺术的在线生活,又或者说,一部小说一部文学作品要两头真,历史背景真细节素材真,中间就是艺术创作的空间。可是对读者而言,只要一个“真”就够了,因为“真”就意味着人间烟火五味杂陈,“真”的背后就会有鳞泥鸿爪,就会有规律。所以小说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关系,有些是作者安排到的,有些是作者可能未必意识到,但是只要“真”,所谓的风格、流派、共鸣、命运、规律等等都有了。

就茶的品格而言,杭嘉和对茶的认知是真诚的,因为他是从生活历练出来的,是从大小事中磨出来的,是人生,或者说对于茶的知与行的总结提炼出来的,而不是挂在嘴边的标签。茶道到底是什么?我们常见的做法是从陆羽茶经中去找从古代典籍中去找,从历代茶诗中去找,找这些典籍照镜子,那脸色只能是照的越来越苍白。(完)

本文作者:奚斌锋,茶贵人出品人。2023年2月茶贵人视频号首发,2023年10月文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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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晓:中国茶在波斯、阿拉伯地区的早期传播

陆羽《茶经》书影

茶,是中国对世界贡献的最重要的饮品。关于茶叶和饮茶习俗西传的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已有研究表明,唐代茶已传入吐蕃和回鹘,五代宋辽金元时期,汉人周边的西夏、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人民也逐渐形成了饮茶的习俗。最迟至15世纪时,茶叶已较大量地传入中、西亚地区了。17世纪以后,欧洲人将茶叶作为饮品原料大量地从中国进口。中国茶向西传播的历史虽然大体能够勾勒出脉络,但15世纪以前茶叶在西域以西地区的流传情况还缺乏明确的证据,只模糊地知道,波斯、阿拉伯人接触茶叶的时间是很早的,但饮茶习惯的形成则要晚得多。本文将利用中古时代波斯、阿拉伯文文献,同时结合汉文史料记载,考察中国茶在波斯、阿拉伯地区的早期(10—15世纪)传播历史,兼论契丹、吐蕃和蒙古人在茶叶西传过程中所起的媒介作用。

一、关于中国茶的最早记载

目前已知波斯、阿拉伯史料关于中国茶的最早记载是9世纪成书的阿拉伯文文献《中国印度见闻录》(Akhbār al-Ṣīn wa al-Hind):

国王本人的主要收入是全国的盐税以及泡开水喝的一种干草税。在各个城市里,这种干草叶售价都很高,中国人称这种草叶叫“茶”(sākh)。此种干草叶比苜蓿的叶子还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开水冲喝,治百病。〔人头税、〕盐税和这种植物税就是国王的全部财富。

多数研究者认为,这条记载仅能代表穆斯林旅行家苏莱曼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并不能证明当时茶已经西传到波斯、阿拉伯地区。其中记载的“茶”的名称sākh,语源不明。

除了这条文献外,长期以来为学者所知晓的就只有10—11世纪波斯大学者比鲁尼(Abū Rayḥān Muḥammad b. Aḥmad Bīrūnī)关于中国茶的记载了。20世纪初欧美东方学家引用他的记载时,多利用德国文献学家克伦科(F. Krenkow)编辑的比鲁尼《中国见闻录》(Nubadh fī Akhbār al-Ṣīn),其中将中国茶称作jā。我国黄时鉴先生后将此“jā”与藏语“茶”的读音ja联系起来,尝试构拟藏语ja > 阿拉伯语jā的假设,同时指出亦有语言学家认为阿拉伯语的“茶”是从波斯语借入的。笔者认为,比鲁尼笔下的jā并非阿拉伯语,而是用阿拉伯文书写的波斯语chā。比鲁尼的著作虽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但他本人却是波斯人,因此他对两种语言都十分精通。由于阿拉伯文中没有ch这个字母,会经常把波斯文ch写成j。因此,比鲁尼用阿拉伯文记载的jā,完全等同于波斯语的chā。

20世纪后期,随着西方学者对波斯、阿拉伯文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比鲁尼的集大成著作《医药书》(Kitāb al-Ṣaydana)被整理刊布出来,其中有一条专门的词条对中国茶作了介绍,在这里“茶”被清楚地写作chā。

茶(chā),大食人用阿拉伯语读作ṣā。这是一种生长在中国(al-Ṣīn)的植物。

〔据说茶是汉语词汇,指生长在当地高海拔地区的一种草本,在契丹(Khaṭā,即北中国)和泥婆罗(Nipāl,即尼泊尔)也有种植。根据颜色的不同,茶可分为:白茶、绿茶、紫茶、灰茶和黑茶。白茶是最上等的,它的叶片细长而芳香,比其他所有种类都更有益于人体,白茶极为珍稀而难得。其次是绿茶、紫茶、灰茶和黑茶各种。〕

人们烹煮茶叶,晒干后贮存于方罐中。需要的时候放入热水中制成舍里八(sharbat)饮用。舍里八还是一种药物,但没有药物的害处,很有益处。它可以当水喝,但犹擅解酒。因此它被贩运到了吐蕃,因为当地人有酗酒的习惯,没有哪种药比茶更能解酒了。那些贩运茶叶到吐蕃之地的人,只愿意用麝香来交换。

《中国见闻录》(Akhbār al-Ṣīn)一书记载,〔30包茶叶价值1迪拉姆(dirham),其味甜而酸。煮沸后,酸味就没有了。〕茶叶比红豆草细长,味道也更佳,但有一点苦。当把它煮沸后,苦味就出来了。茶叶在鲜嫩的时候放在一起搓揉、捣碎。放入热水中,空腹喝下,能够降火清血。

有人去过中国出产茶叶的地方,说那个国家的君王住在扬州(Yanjū)城,城中有大河穿过,如报达(今译巴格达)城中的底格里斯河一般。河两岸遍布酒坊、烧窑和店铺。人们聚在那里喝茶,就像在印度人们在特定的地方饮食大麻一样。〔那里的国王收取人头税,〕人民禁止买卖茶叶,因为茶〔和酒〕皆归国王所有。他们的法律规定茶叶为专营,若有人未得国王许可贩卖盐或茶,就会以盗贼论处,而在那里盗贼会被处死,他的肉要被吃掉。

那些地方的税款纳入国库,其利润可比金、银矿之所出。

《药理学》(Qarābādīn)记载说,茶是一种植物,出产自秦(中国)。在那里茶被制成圆饼,贩运到周边地区。这些药学著作还记载了茶叶的起源:秦国的君主对一个侍臣发怒了,遂将他驱逐出城,赶到荒山中度日。侍臣〔感发高烧,〕脸色苍白、身体虚弱。一日,他拖着虚弱之躯在山谷中跋涉,饥饿万分。他见到的只有茶树,便把茶叶吃了下去。过了一段时间,〔发烧痊愈了,〕他的健康状况和脸色都有所改善。就这样坚持下来,他的力气增强了,脸色变好了。

君主的另一位近侍偶然经过,看到了他身上发生的显著变化,就向君主汇报了此事。君主对此甚感诧异,召回这位被流放的臣子来到御前。当君主看见他时,由于他展现出的巨大的变化,君主〔一时〕没有认出他,直到问他的情况时,才认出是他。〔君主看到他跟被驱逐之前一样健康,非常高兴,便询问他是如何康复的。〕于是这位侍臣就讲述了自己的奇遇,并介绍了茶叶的神奇特性。〔君主随即下令查验这些茶叶,〕医师们用它来试验,弄清了茶的益处,并开始用它制作药物。

比鲁尼的这条记载向我们展现了10—11世纪的波斯学者对中国茶的了解程度。比鲁尼关于茶的知识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前人记载,二是源于他自己的见闻知识。很明显,其记载后半部分的逸闻故事是引自前人著述,作者也标明了出处;而前半部分记载则更像是他自己的见闻知识。首先,他记载了茶叶的产地,除秦外,还有契丹和泥婆罗。比鲁尼的时代,契丹已经在中国北方建立了政权,如果这条记载抄本上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可以知道当时中国南北分治的政治格局已然为波斯、阿拉伯地区所获知。

此外,引文中关于吐蕃与中原王朝茶叶贸易的记述格外值得注意。这段描述反映的是宋朝与吐蕃之间茶马贸易的情况。汉蕃之间的茶马贸易自唐代就已经开始,到了北宋时尤为兴盛,吐蕃是宋朝实施茶马贸易的主要对象。而波斯人比鲁尼得闻这条信息的渠道颇含深意。根据汉文史料的记载,吐蕃诸部通过向宋朝进贡方物来换取茶叶,仔细检看吐蕃诸部的贡物种类,便会发现其中含有许多非吐蕃土产的域外之物。如熙宁十年(1077)西蕃邈川首领董氈向宋朝进贡珍珠、乳香、象牙、玉石、马匹;元祐元年,董氈又贡乳香。珍珠、乳香、象牙、玉石,皆非吐蕃土产,其中的乳香则是波斯、阿拉伯的特产香料,这说明吐蕃与波斯、阿拉伯地区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往来。结合比鲁尼记载的吐蕃信息,证实了两地区间存在的交往交流。那么,波斯、阿拉伯的乳香如果能通过吐蕃进入中原汉地,那么理论上,汉地的茶叶也完全可能通过吐蕃传入伊朗。

《宋会要辑稿》载:“光尧皇帝建炎三年(1129)三月七日,宰臣进呈张浚奏:大食国遣使进奉珠玉宝贝等物,已至熙州。上宣谕曰‘:大观、宣和间,茶马之政废,川茶不以博马,惟市珠玉。故马政废缺,武备不修,致胡虏乱华,危弱之甚。今若复捐数十万缗贸易无用珠玉,曷若惜财以养战士?宜以礼赠贿而谢遣之。’”黄时鉴对这段记载中北宋茶马贸易的对象“大食国”是否指波斯、阿拉伯表示怀疑。笔者认同波斯、阿拉伯与宋朝直接发生联系的可能性较低。从比鲁尼的记载亦可看出,10—13世纪东西陆路交通阻隔,波斯、阿拉伯地区对中国少数民族政权的了解,要超过对汉族政权的了解。比鲁尼关于“中国茶”的记载表明,他掌握的契丹、吐蕃的知识是“新鲜”的,而对中原王朝情况的记载则全是抄袭前人的“旧事”。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中国茶知识的西传,更多得力于汉族周边少数民族的贡献。

在比鲁尼的这条材料之后,茶在波斯、阿拉伯文献中似乎又消失了,劳费尔对此感到十分困惑。但笔者认为,关于茶的记载一定是存在的,按照比鲁尼所言,在他之前的阿拉伯医学书籍就已经记载了茶叶的功效了,这表明关于茶的记载不会少。那么这些记载无迹可寻的原因,会不会是因为波斯、阿拉伯人另有其他的称谓来称呼茶,致使我们没有辨认出来呢?

二、茶在波斯、阿拉伯文献中的别称

12—13世纪波斯植物学家伊本·拜塔尔(Ibn al-Baytār)在他的《药草志》中摘引10世纪末的伊本·卢德万(Ibn Ruḍvān)的记载,介绍了一种名为shāh-i Chīnī的药物:

我们得到的这种药,呈片状,黑而且薄,是用某种植物的汁配制而成的。该药似降温剂,能治疗发烧引起的头痛和发炎肿块。根据这种情况,人们常常将其研成粉剂,撒在病灶。

14世纪初波斯史学家拉施都丁(Rashīd al-Dīn Fażl Allāh Hamadānī)在其《史集·忻都、信德与怯失迷儿史》(Jāmiʻ al-Tavārīkh: Tārīkh-i Hind va Sind va Kishmīr)中也提到此物:

在马八儿地区,由于空气污浊,食物容易变质,人如果吃放了半天的饭,就会死亡。因此,人们把饭和shāh-i Chīnī、大麦壳一起烹煮后食用。

同时代地理学家迪马士基(Shams al-Dīn al-Anṣārī al-Dimas̲hqī)的《陆地与海洋的奇迹》(Nukhbat alDahr fī ʻAjāʼib al-Barr wa al-Baḥr)记载,在中国海域的一个岛上,有大量的肉豆蔻、核桃、丁香、肉桂和shāh Ṣīnī。shāh Ṣīnī的叶片类似蒌叶,它的汁液类似爪哇香的汁液。

以上几种文献中出现的Shāh-i Chīnī(波斯语)和Shāh Ṣīnī(阿拉伯语)的字面意思都是“中国之王”,那么这是一种什么物质呢?前人学者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笔者在拉施都丁的农学著作《迹象与生命》(Āsār va Aḥyāʾ)“茶”词条中,找到了线索。

关于茶树的知识

按照我们这里的医生〔的说法〕,它被称作“中国之王”(shah-i KHLQ),蛮子话和契丹话称之为“茶”(cha)。

它生长在蛮子——也就是秦(Chīn)的一些地方,在QM jū地区的所有山林荒野中也都生长。树木大小与桃金娘树相似,叶片形似石榴叶,但较之略小,全部为绿色。采摘茶树叶片,将其放入锅中以蒸汽焙炒,再放在太阳下晒干。如果能使它免于受潮的话,其功效可以保持好几年。

茶叶作为商品被运至秦和契丹各地,〔那里〕人们饮茶甚多。茶是一种大宗贸易品,从茶叶贸易中可获取丰厚利润,但在忻都斯坦人们很少饮食。

在属于契丹之地的秦州(Chīn chīū),有另外一种茶,其树木更加高大,叶片也更大,只比橘树的叶子略小,厚度则差不多。在那里按照租契的规定,〔承租者〕每年要向官府纳税。人们不能随意出售茶叶。每人允许贩运的茶叶数量,以及根据租契需要交纳的茶叶数量,都有规定。

根据泡出的汁液的不同,茶叶可分为:御茶、中档茶和普通茶。御茶是将麝香、樟脑及其他配料与茶叶混合在一块压制而成的,有专门的官员监制。将茶叶用磨石碾碎,像〔碾磨〕海娜花(ḥanā)那样,然后用筛子筛好,再用纸卷包裹起来,在上面盖上官印,以缴纳商税(Tamghā)。任何人不缴税就不能贩卖,违者获罪。就这样茶叶用纸包着被运往各地,它是一种大宗商品。它的口味和功效〔能一直保持〕。

有一种我们称为“茶”的最早的茶(chāy-i avvalīn),是一种野生的茶叶,那种茶也要缴税。但生长在荒野上的茶无需租契,任人随意采摘。

忽必烈合罕下令将茶树运至契丹之地,栽种在花园中,茶树长大后,任何想栽种茶树的人皆可移植。茶树不论在热带还是寒带都能生长。合罕在汗八里附近的中都城种植茶树,那里就属寒带。这种茶树开黄色的花朵,大小如桃花,种子如鹰嘴豆般大,呈黄色。

栽种此树,可通过播种、扦插和栽种幼苗的方法,每种皆能成活。用浴室排出的污水浇灌其根部,能使树木快速、茁壮地成长。

在生长“晚茶”(chāy-i ākharīn)的地方,生活着能产麝香的麝鹿,它们以芳香的树枝和草料为食,如甘松等。

这段记载第一句就指明,波斯医生称为shāh-i Khitāy的东西,中国话称为cha。这表明,茶除了音译cha之外,还有另一个称谓,叫作shāh-i Khitāy,而这个shāh-i Khitāy才是波斯人称呼茶的更加常用的名字。shāh-i khitāy字面意思也是“中国之王”,这显然是一种意译,反映出波斯人对中国茶的价值的总体评判。外来物品同时拥有音译和意译两个名称的现象很常见,例如在现代汉语中,“芝士”(cheese)和“奶酪”、“扑克”(poker)和“纸牌”都是这样的命名逻辑。

无论是波斯语shāh-i Chīnī和shāh-i Khitāy,还是阿拉伯语shāh Ṣīnī,其含义都是一样的,所指的事物也应一致。且根据前文所引文献对“中国之王”的描述,很像是一种茶叶的加工品。伊本·拜塔尔描述说,它是黑色的薄片,可以碾碎外敷,功效是清热消炎。唐宋时期中国流行一种叫做蜡茶或蜡面茶的茶饼,是在茶叶中加入香料膏油后压制成饼。《证类本草》中记载了皮肤上生疮,可以将蜡面茶研磨成粉末后外敷于疮口的方子,与伊本·拜塔尔所述颇为契合。而《史集·忻都、信德与怯失迷儿史》和迪马士基的描述皆指出“中国之王”在热带地区的应用,这与茶清热降火的性质有关。

三、蒙元时期中国茶在波斯、阿拉伯地区的流传

波斯农书《迹象与生命》中关于茶的记载代表了蒙元时代波斯、阿拉伯人对中国茶知识最全面的了解。其记载主要包含五方面内容:

第一,该书首次将茶的音译和意译两种称谓联系起来,把新旧名称作了勘同。

第二,该书首次较详细地记录了茶叶在中国的产地:蛮子田地(南中国)的QM Jīū和契丹之地(北中国)的Chīn Jīū。

QM Jīū,从对音上判断,可与“甘州”“剑州”和“赣州”(kam tʂiəu)对应。但从产茶角度来看,甘州可以被排除,剑州和赣州皆在元代产茶区内;但拉施都丁指出此地属于蛮子田地,那么剑州就也应被排除,因为剑州地处四川,元时属于汉地,即拉施都丁所说的契丹之地,而不在蛮子地区内。因此,只有赣州较为符合。

若从元朝茶叶生产的实际情况来看,QM Jīū也有可能指的是建州(kiɛn tʂiəu),只是在对音方面,不太契合。建州是唐代的地名,元时称建宁路。波斯语文献记录中国地名时,常常只取第一个字,再加上一个“州”字,所以将“建宁”简称作“建州”亦为合理。此地自唐代至元代,一直是中国最著名的茶叶产区,当地所产茶叶有“建茶”之称,也是朝廷指定的主要贡茶品种。元朝在此设有“建宁北苑武夷茶场提举所”,“掌岁贡茶芽”。

Chīn chīū,王一丹教授认为是“秦州”,秦州元代属陕西省,宋代在此设榷茶司,明代设茶马司,控制对西番的茶叶贸易。川陕一带出产的川茶可由秦州贩运至西番,可能就是Chīn chīū之所指。

第三,该书详细记载了元代的茶法。拉施都丁对茶场租契、凭引买卖、贡茶、“官印筒袋关防”包装等细节作了细致的描述,与元代的茶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第四,该书记载了忽必烈汗下令在汗八里附近的中都栽种茶树一事。中都,是指营建元大都以前的旧中都,即过去的金中都。蒙古人占领金中都后,改称其为“燕京”;忽必烈即位后,于中统五年(1264)又将“燕京”改为“中都”,并在中都附近大力营造新城,即后来的元大都(汗八里)。而忽必烈下令在汗八里附近栽种茶树一事,就发生在营建元大都之际。此事在《史集》中也有记载,说忽必烈下令修建元大都之际,“从每个地方运来了各式各样的果树,栽植到了该地的花园和瓜园中”。同时代的马可·波罗也证明了此事之真实,他的行纪记载说“:此处有一山,百步之高、方圆逾一哩。山上植满美树,皆不落叶,四季常青,冬夏皆有果实,芳草鲜美。当伟大君主听闻某地有佳木,便命人将其连根带土一同掘出,驱大象负载运来,栽植于山上。不论树之大小,皆如是移植。由此一来,那里便聚集了世间最美的树木。”爱尔森(Thomas T. Allsen)指出,蒙古人视树木为新生和长寿的象征,因此蒙古统治者们都很重视植树事业。

值得注意的是,伊利汗国的合赞汗也做过同样的事情,他曾下令将伊朗各地的植物移植到他的都城贴必力思(Tabrīz,今译大不里士)去,此事也同样记录在了《史集》中。忽必烈和合赞高度相似性的举动,不能不令人感到合赞汗是受到了忽必烈的影响。而拉施都丁在这一事件中,恐怕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很可能是从汉地过去的孛罗丞相那里了解到忽必烈的这一政策,进而向合赞汗建议也这样做。至少拉施都丁对合赞汗这项命令一定是大力支持的,甚至移植树苗的具体工作也是由他负责实施的。因为他对农学、植物学的浓厚兴趣使他不可能不对这样的工作抱有热情——他在自己的拉施特镇上开展植物栽培的举动就证明了这一点。正是拉施都丁对此事的认可和推崇,使他在自己的两部著作中多次记载了元朝和伊利汗国的植物移植行动。

第五,该书描述了茶树的培育方法。王一丹认为,拉施都丁关注到了茶在中国的情况,但没有告诉读者伊朗是否成功繁育了茶树,以及波斯人是否习得了制茶的工艺。笔者认为,波斯人当时应该尚未学习制茶,因为制茶工艺与饮茶风气相辅相成,饮茶风气未形成时,制茶也没有存在的理由。但在当时,茶的药用价值已为伊朗人所熟知,对于热衷医学事业的拉施都丁来说,在他自己的试验田中培育茶树是非常有可能的。拉施都丁在介绍茶树栽培法时,特别提到用浴室污水浇灌可助其成长。这种方法不像是来自中国。中国的各种农书中,皆未提到过这种方法,在中国常用的方法是利用便溺蚕沙类肥料进行施肥。而利用浴室污水增肥的手段,更像是拥有发达的浴室体系的波斯人自己的实践经验。由此可以推断,茶树在伊朗是得到了栽种实践的。

在知道shāh-i Chīnī/shāh Ṣīnī就是茶叶之后,再来翻检有关它的记载,便能很快找到蒙元时代中国茶在西方传播的踪迹。《拉施特书信集》(Mukātabāt-i Rashīdī)中收录了一封忻都的灭里·阿老丁寄给拉施都丁的信,信中除表达对拉施都丁的问候之外,还附上了一份礼品清单,言明这些礼品将通过巴士拉的商人送给拉施都丁。在这份礼品清单中,罗列了各种类型丰富的物品,包括织物、宝石、香料、动物、珍馐、器物以及建筑材料。其中就有大量来自中国的特产,包括20曼的茶叶(shāh Ṣīnī)。而在阿拉伯半岛的也门,1304年拉苏勒王朝曾向马穆鲁克赠送了一批礼物,其中有中国的麝香、锦缎、瓷器以及茶叶(shāh Ṣīnī)。

梅维恒(Victor H. Mair)、郝也麟所著《茶的世界史》,是关于中国茶的世界传播史的新作,其中第12章“征服新世界”是对茶叶在伊斯兰世界传播的论述。其中对于蒙古西征军最早为伊斯兰世界带去了喝茶习俗的观点,持怀疑态度。诸多材料都反映出一个史实,即茶早期传入伊朗时可能是作为一种药物而非饮品。一方面,中古时期能够运送到伊朗地区的茶叶数量想必不会太多,因而不可能供饮茶所用;另一方面,相较于苦涩的口味,茶叶的治病功效显然更能受到异域人民的欢迎。因此,传到伊朗的中国茶最早被那里的医生、药学家所关注和了解。可以说直到蒙元时代,茶叶的医药效用都是它在波斯、阿拉伯地区的最主要用途。

可以看到,蒙元时期波斯、阿拉伯文献中关于中国茶的记载多了起来,这无疑要归功于蒙古西征带来的东西交通的畅通。尽管西征时的蒙古人还没有饮茶习俗,但其构建起的“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为中国与波斯、阿拉伯地区的物质交流、信息交流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最佳的通道。茶叶作为古代中国最有特色、流行时间最长的特产之一,没有理由默默无闻甚至销声匿迹。9世纪沉没的阿拉伯黑石号商船上发现的写有“茶盏子”长沙窑瓷碗,就反映出中国茶文化向海外无意识地输出。相信随着新材料的不断被发现,茶叶在伊斯兰世界早期的传播历史会越来越清晰。

来源:“西北大学伊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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