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露营盛行之后，今年冬季“围炉煮茶”成为了年轻人纷纷追求的入冬的休闲方式。一群人围着火炉，煮一壶茶，再搭配柿子、橘子、红薯、花生等水果零食，喝着茶，吃着零食聊聊天，既暖身又为清冷的生活环境，增添几分情致和雅趣。
“围炉煮茶”古已有之，苏东坡有“红焙浅瓯新火活，龙团小碾斗晴窗”之句，杜耒诗有“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在古代书画中，亦有不少围炉煮茶的佳作，如宋代刘松年的《撵茶图》，茶筅、青瓷茶盏、朱漆茶托、玳瑁茶末盒等一样不落，桌前风炉，炉火正炽，上置提梁鍑烧煮沸水;明唐寅《品茶图》，主人坐于案前读书，一僮蹲于屋角，煽火煮泉;丁云鹏《玉川煮茶图》是其晚年创作的工笔精细画作，画中唐代名士卢仝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火上的茶炉，全神贯注的神情被刻划得细致入微。
本期梳理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画中的“围炉煮茶”，以飨读者。
宋 刘松年 撵茶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 刘松年 撵茶图(局部)
宋 刘松年 撵茶图(局部)
刘松年(活动于1174—1224年)，浙江钱塘人，南宋孝宗至理宗年间，供职画院。画中呈现的是宋代点茶法。左画面绘二侍者备茶，一人跨坐矮几，手推茶磨撵茶，边上置棕制茶帚与拂末各一，以拂聚茶末。另一人则立于桌边，左持茶盏，右执茶瓶正在点茶。茶桌上置茶筅、青瓷茶盏、朱漆茶托、玳瑁茶末盒等。桌前风炉，炉火正炽，上置提梁鍑烧煮沸水。
宋 赵佶 文会图 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徽宗(西元1082-1135年)，姓赵名佶，性好书画，秉赋极高。山水花鸟人物莫不笔墨挺秀，雅韵宜人。
宋 赵佶 文会图(局部)
本幅描绘池边大树下，一群文士正据案饮宴。前方有僮仆在一小桌上备茶，其中一人手持长柄匙自茶罐舀取茶末，沿用的是唐末以来盛行的“点茶法”。人物皆神情雅俊，衣褶挺劲生动。竹树具用双钩，笔笔细劲，如钢针鑴铁，必尽全力。通幅笔迹繁细，千丝万缕，而无一懈笔，盖极精妙之能事矣。此画庭台器具描绘得极为华美，有别于五代时文会图简单的背景，北宋的文会图系置于完备的花园场景之中，由此也反映出北宋园林的发达。此图右上虽有徽宗题诗，左中有他的画押，左上另有蔡京题诗，但俱属可疑，应是画院中名手之作。
宋 钱选 画卢仝烹茶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 钱选 画卢仝烹茶图(局部)
钱选(约1235—1307年)，字舜举，号玉潭，浙江吴兴人，为宋末元初的著名画家。此画设色明艳，笔画精细。画中茶器，以朱泥宜兴茶壶煮茶，是明代中期以后的叶茶泡法。画中三人，一煽火烹茶，炉上置单柄壶，旁置一双层朱泥提梁壶;正面白衣文士为唐代诗人卢仝(约795—835年)，身旁摆放三足朱泥茶壶、白瓷茶瓯、朱漆茶托、书画册等，反映出文人相聚，品茗论书的隐逸生活。
宋 刘松年 斗茶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 刘松年 斗茶图(局部)
宋 刘松年 斗茶图(局部)
宋代是极讲究茶道的时代，上起皇帝，下至士大夫，无不好此。宋徽宗赵佶撰《大观茶论》，蔡襄撰《茶录》，黄儒撰《品茶要录》，一些文人雅士更流行斗茶的生活情趣，宋代斗茶之风极盛。本幅有明代官员、书画家范允临(1558～1641年)行书题跋《斗茶歌》。
明 文徵明 品茶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 文徵明 品茶图(局部)
文徵明出身文人世家，一生大多优游山林，追求自然。作品中多为生活写照。一生嗜茶，曾自谓：“吾生不饮酒，亦自得茗醉。”他以茶入诗、入画、入书法，画中所表现的文人品茶，亦颇具代表性。此图绘与友人品啜雨前茶的场景。环境幽雅的草堂中，二人对坐品茗清谈，几上置茶壸、茶碗;堂外一人正过桥行来。茶寮内一僮煽火煮泉，准备茶事，一场小型的文人茶会即将展开。
明 唐寅 品茶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 唐寅 品茶图(局部)
本幅有唐寅行书自题：买得青山只种茶，峰前峰后摘春芽。烹煎已得前人法，蟹眼松风候自嘉。吴郡唐寅。
明 唐寅 品茶图(局部)
唐寅(1470-1523年)，字伯虎，江苏吴县人，与沈周、文徵明、仇英同被誉为明四大家。此图绘冬日文人读书品茶景象。寒林中草屋三楹，主人坐于案前读书，一僮蹲于屋角，煽火煮泉;侧屋几上置茶壶与茶瓯等，整体呈现文人悠闲的山居生活。《品茶图》为乾隆皇帝陈设于河北盘山静寄山庄“千尺雪”茶舍的壁上之珍，画上书有乾隆每次驻跸的题诗及“静寄山庄”钤印。
明 丁云鹏 玉川煮茶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款署“玉川煮茶图。壬子冬日为逊之先生写于虎丘僧寮，丁云鹏”，钤“云鹏”朱文印，“南羽”朱文印。另钤“三天子都外臣”白文印，“沈树镛印”白文印，“韵初审定”朱文印。壬子为万历四十年(1612)。
图中描绘出唐代名士卢仝煮茶的情景，是丁云鹏晚年创作的工笔精细画作。卢仝(约796—835年)，济源人，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州)，早年隐居少室山，自号玉川子，后移居洛阳。诗文俱佳，曾作《月蚀诗》以刺时政，得到韩愈的称赞。性好饮茶，所作《茶歌》中句多奇警。画面上的卢仝身着便服，头戴襆巾，手持羽扇，单腿盘坐于芭蕉前的青石上，背后怪石嶙峋，修竹碧绿，两名仆人在旁侍候。卢仝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火上的茶炉，全神贯注的神情被刻划得细致入微。画面花、竹、芭蕉笔笔刻画工整，怪石的阴阳、纹理交代清晰，赋色清淡冷隽，葱翠欲滴，闲和严静的幽雅气氛直扑人面。人物衣纹则用飘洒不群的高古游丝描，或清圆细劲的铁线描，以区别不同质地的衣料，显示出画家别具匠心之处。全图的绘画技巧变化多样而风格基调统一，人物神情生动，树石生机勃勃，笔法如行云流水，超然出众。
明 王问 煮茶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 王问 煮茶图(局部)
王问(1497-1576年)字子裕，江苏无锡人。明代中期文人画家。此卷画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纯以线条作画，左面主人于竹罏前，聚精会神地挟炭烹茶，罏上置提梁茶壶;对面文士展卷挥毫，状至愉悦。席上备有笔、砚、香炉、书卷等。整体呈现文人相聚，论书品茗，弥漫书香、茶香的清雅悠闲生活，这是晚明茶画上常见的题材之一。
清 胤禛行乐图册·围炉观书页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本幅为十六开册页之一。画面描绘胤禛(雍亲王)身着汉族文人服饰，手捧书册专心阅读，足下是热气腾腾的火炉。画中引人注目的是左侧的多宝柜，内置文人雅士喜好的古代彝器、珍本书籍和字画手卷，于此可见主人公高雅之情趣;画面右侧的茶具、食盒则暗示了胤禛此时安适松闲的状态。槅门外迎寒绽放的梅花不显示了主人不凡的品位，亦反衬出小暖阁内的温暖舒适。
全图工整精细，色彩明丽，立意十分别致。此幅正契合了《悦心集》卷二罗大经之《山居述事》的意境：“雪满中庭，月满中庭，一炉松火暖腾腾。看罢医书，又看丹经。”从本幅可以看出胤禛对雅士闲居生活之向往和其清丽典雅的审美情趣。(来源：美术报)
来源：茶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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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和酒是中国人最常饮用的饮品，纵观我国古代文学的历史长河，也处处弥漫散发着幽幽酒香与茶香。尤其唐诗和宋词，更是与酒和茶相辅相成、水乳交融，并由此衍生出博大精深的中国诗词文化。
在唐代，诗人与酒有着不解之缘。酒伴随他们吟咏诗文，抒唱心绪，酒助诗兴，诗传酒情，为后人留下无数荡气回肠的乐章。从李白的《将进酒》《月下独酌》，杜甫的《饮中八仙歌》，王维的《渭城曲》，孟浩然的《过故人庄》，王翰的《凉州词》，白居易的《劝酒》等觞咏之作中，我们仿佛能嗅出大唐空前绝后的酒香醇厚。
而在宋代，诗词文学的本质则被茶的芬芳所晕染。黄庭坚的《看花回·茶词》，米芾的《满庭芳·咏茶》，苏轼的《西江月·茶词》……宋代词人在品茗之中感慨人世生活，在笔墨之间挥洒浪漫情怀。茶香入词，使宋人笔下的诗词别具一格。
唐人之于酒，充满激昂慷慨、洒脱奔放的胸襟与浪漫的情怀;宋人之于茶，则冷静适意、委婉含蓄，显示出一种闲散自然的格调。唐宋诗词分别以酒文化与茶文化为底色，一个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一个含蓄深沉、内向收敛，二者的文化脉络截然相反而又丝丝相系，折射出社会、经济、文化特质等多个方面的差异。
大唐盛世，诗酒风流
唐朝诗人究竟有多爱酒?唐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诗歌艺术最为辉煌鼎盛的一个时代，流传至今的《全唐诗》900卷中，诗歌达四万三千多首，而与酒有关的诗歌就有六千多首，约占15%，这在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饮酒本来是件俗事，但因历代名人尤其是诗人饮酒赋诗，才使酒渐具雅趣。诗使酒化俗为雅，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文化内涵。有了诗的唱和，酒从此不仅是一种日常生活的饮料，饮酒也不仅是一般的生活现象，一跃成为与作诗齐名的文化活动。饮酒与作诗一样，成了文人的风流韵事，这种转变则起源于魏晋名士。《世说新语》说，能“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竹林七贤无一不是能饮者，嵇康、阮籍还是著名的诗人，陶渊明也是一个能酒善诗的大家。
《高逸图》(残卷)，描绘了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故事。作者/(唐)孙位，来源/上海博物馆
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陶渊明、刘伶、嵇康等人的饮酒赋诗、弹琴抚瑟后，诗酒唱和也自然成为后世诗人展示生活情趣和抒发情感的重要传统。
唐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繁荣发达，社会文化开放自由，这一时期既是中国酒文化的全盛时期，也是中国诗文学最流光溢彩的时期。这样的时代背景，造就了唐人旷达乐观、潇洒恢弘的气质，唐代饮酒之风的盛行更加证实了这一点。唐代诗人借鉴前人的诗酒风韵，以其开阔的胸襟、宏大的气魄，极力讴歌“盛唐气象”。
唐代酿酒技术比前代更加先进，酿造业官私兼营，酒政松弛，官府设置了专业的酒类生产部门——良酿署，许多唐代皇帝也亲自参与酿造。唐太宗曾引进高昌国(今属新疆吐鲁番)的“马奶子葡萄酒”酿造工艺在宫中酿造，做成的酒呈绿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绿酒”在唐诗中多被提及。较为知名的有白居易《问刘十九》中的“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皮日休《春夕酒醒》里的“四弦才罢醉蛮奴，酃醁馀香在翠炉”。
唐代不仅民间饮酒，统治者也支持并参与游宴、赐酺，特许臣民聚会欢饮。杜甫《丽人行》中的“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就是写的唐玄宗天宝年间，长安士女们在曲江边的踏青宴。
可以说，这条曲江就是唐代文人饮宴、游赏、赋诗的乐园。科考每出一批新进士，曲江边就会举行一次盛大的游宴。每到此时，全长安上到皇室贵族，下到文人雅士、普通百姓倾城出动，而喝酒吟诗正是曲江游宴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刘沧的“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姚合的“江头数顷杏花开，车马争先尽此来”，王涯的“满园深浅色，照在绿波中”，都是描写万人齐集的曲江游宴场景。在这种普天同饮的社会风气的带动下，文人学士更加纵酒酣歌、放荡不羁，曾经魏晋名士的“饮酒啸傲”，演变为唐代文人学士的“长醉高歌”。
《曲江图》(局部)。作者/(唐)李昭道(传)，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唐诗中，我们还能发现一种特别的名称——酒家胡。王绩《题酒店壁》中的“来时长道贳，惭愧酒家胡”，王维《过崔驸马山池》中的“画楼吹笛妓，金碗酒家胡”都有所描写。所谓酒家胡，是唐代在中原开设酒店的西域胡人，特指为在酒店消费的顾客提供西域歌舞音乐助兴的侍酒胡姬。可以想见，在盛世王朝的大都会中，达官贵胄、富豪阔少以及文人名士纷纷来到胡人酒店中，夜夜开怀畅饮，极尽享乐。如花的胡姬们用各种酒器、酒令、歌舞乐器佐酒，难怪客人们会“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少年行二首》)。
唐代真正做到了诗酒交融，形成了无酒就无诗、有诗必有酒的独特文化，赞美酒的诗歌更是不计其数。似乎只有饮醉后，诗人所思所虑才可进入“醉乡”。在醉乡之中，大唐盛世色彩斑斓——
李贺在他的《将进酒》里有“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的诗句，他劝大家不妨整天醉倒，连魏晋酒鬼刘伶的坟上都无酒可洒。
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描写了李白、贺知章、汝阳王李琎、左丞相李适之等八位“酒仙”的形象，最知名的便有那句“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八个盛唐酒人整天醉得东倒西歪，可见唐朝上自王公宰相，下至文人布衣，纵酒狂饮的社会风气。
《太白醉酒图》。作者/(清)苏六朋，来源/上海博物馆
再看与“酒中仙”李白相交游的盛唐几位诗人，也无不醉于诗酒，孟浩然“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李白《赠孟浩然》);王昌龄“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王昌龄《送魏二》);高适“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高适《营州歌》);贾至“放歌乘美景，醉舞向东风”(贾至《对酒曲二首》);岑参“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至于杜甫，他不但对李白醉卧长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醉态由衷赞美，自叹不及，还连连发出“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曲江二首》之二)“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感叹。
初唐诗人王绩的《过酒家五首》，李白的《将进酒》《襄阳歌》《月下独酌》，白居易的《问刘十九》《劝酒》，皮日休的《酒中十咏》，陆龟蒙的《和袭美春夕酒醒》等一系列咏酒诗，大都是诗人酒后之作。
唐代以儒治国，同时尊奉老庄，也不排斥佛教。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张扬进入空前的活跃状态，加上酒政松弛，统治者支持并参与游宴、赐酺，使得唐代的诗酒文化精神带有一种放浪不羁的浪漫色彩。像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迈自信，杜甫“把臂开尊饮我酒，酒酣击剑蛟龙吼”的愤世狂放，白居易“各以诗成癖，俱因酒得仙”的欢畅放达，李贺“少年心事当拏云”的雄心壮志，聂夷中“我愿东海水，尽向杯中流”的豪气洒脱，戴叔伦“且向白云求一醉”的浪漫飘逸，罗隐“酒贳馀杭渌满樽”“人来何处不桃源”的落拓潇洒，无不显示唐人醉酒心态的旷达与大气。
茶香入词，余味隽永
饮茶的普及，从中唐时期开始。到了宋代，整体生活富足，城市的商品经济、货币流通、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宋代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生活内涵都得到全面提升。这样繁荣的社会经济，自然也刺激了茶叶商品的生产和贸易，宋代饮茶之风比唐朝时期更为兴盛，饮茶之习开始全国盛行。《宋史》记载：“茶为人用，与盐铁均。”茶税收入逐年增加，到了徽宗政和年间，已经超过唐代中期茶税的30倍。饮茶作为宋代文人乃至宋代社会各个阶层的休闲娱乐方式，其饮茶环境和场所的选择促使了宋代茶坊、茶肆的迅猛发展。《东京梦华录》曾记载，宋人好茶，汴京城内的闹市和居民聚集之处，各类茶坊鳞次栉比。
《清明上河图》(局部)右下和对岸两旁有茶坊，屋檐之下，方桌整齐排列，供茶客在席间饮茶闲谈。作者/(北宋)张择端，藏故宫博物院
宋代茶坊、茶肆的兴盛不仅带动了茶的销售，也扩大了茶的消费群体，丰富了市民的日常生活，为市民提供休憩娱乐的场所。茶坊茶肆成为文人墨客相聚言欢、流连往返之所，咏茶词的出现也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
宋代是理学家引领思想潮流的时期，理学强调士人自身的思想修养和内省。要自我修养，时刻保持清醒，茶是再好不过的伴侣。因此不同于唐代诗人以饮酒为乐，宋代文人儒者兴起了一种新的“高雅之事”——填词赋诗、以茶入词。茶词，是宋代文人饮茶、斗茶、咏茶之习的产物，表现宋人的闲逸之趣，既有奢华的宫廷茶文化，又有朴素的市井茶文化，品茗的逍遥贯穿于各阶层日常生活和礼仪之中。宋代文人各领风骚，著名的词人黄庭坚、苏轼、陈师道、秦观等都有茶词问世。
茶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俗现象，它能够在文人笔下熠熠生辉，必有其独特的韵味。陆羽《茶经》中说：“茶为之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换言之，饮茶者须具备“精行俭德”的品质。看来，茶与人们的内在修养有莫大关系，陆羽将茶与人们的精神品质联系起来，也暗含着他所倡导的茶道精神。唐人好饮千杯，宋人则愿对杯茶。茶所具备的香醇有味的特性与悠然宁静的情愫，正好契合了宋代文人雅士追求的超世清雅和精深透妙的时代心理。
宋建阳窑褐釉碗。建阳窑创烧于晚唐、五代，北宋时兴起，这与上层社会饮茶、斗茶的风气紧密相关。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如果说，唐代文人是用浪漫雄豪来书写情怀，那么宋代文人则是鲜明地表现出了高雅精致、心性内敛的时代审美品格。茶词，在宋词中独树一帜，是宋代文人精神风貌和情怀的展现，体现着宋代文人高雅的生活情趣和浪漫情怀。
宋代文人士子几乎在所有能够具化成艺术品佳作的文化样式中，自觉追求这种“雅”的风尚与审美品格。擅长茶事、精于茶艺的文人雅士不在少数，苏轼就是个嗜茶之人。他对茶有着浓厚兴趣，除了那句“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苏轼还曾作一首七律诗《汲江煎茶》，描写了烹茶煮茶的过程：“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面对着一盏浮着雪沫乳花似的清茶，苏轼留下了“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感叹，可见他品茗尝鲜时的喜悦和畅快。而这杯清淡的茶，也展现出词人高雅的审美意趣和旷达的处世心态。
宋代与茶文化、茶学、茶道相关的诗词、书法、绘画不胜枚举，例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所作《斗茶歌》，对宋人的斗茶之习进行了生动描写，他说宋人有了茶，“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喝茶能让“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所谓斗茶，就是茶人们将茶饼碾成细末，置于盏中，注入少量沸水用茶筅击拂茶汤，产生泡沫后饮用。茶汤泡沫凝结得越久，则分茶技艺越高，这便是宋词中的“一水试云痕”。斗茶风靡于民间，士大夫们亦热衷于此，斗茶已然成为宋代人们雅致的消遣娱乐形式。
宋徽宗曾亲自注汤击拂，斗茶试茶，并分赐群臣，还写下《大观茶论》，记述宋代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风尚，可见宋代茶文化的兴盛发达。
《文会图》(局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作者/(北宋)赵佶，来源/裘纪平著《中国茶画》，浙江摄影出版社2014年版
黄庭坚的《奉同六舅尚书咏茶碾煎烹三首》更是阐述了宋代茶汤制作过程的全貌：
其一
要及新香碾一杯，不应传宝到云来。
碎身粉骨方馀味，莫厌声喧万壑雷。
其二
风炉小鼎不须催，鱼眼长随蟹眼来。
深注寒泉收第一，亦防枵腹爆乾雷。
其三
乳粥琼糜雾脚回，色香味触映根来。
睡魔有耳不及掩，直拂绳床过疾雷。
除了碾、煎、烹的“制茶三部曲”，黄庭坚一生中创作关于茶的诗作几十余首，茶不仅是精神上的慰藉，同时他也以茶传情，以茶悟道，在品艺中品味生活。
从这些宋代诗词中，我们能读出两宋日盛的饮茶之风，文人雅士们延续唐代以来的饮茶传统，将文人饮茶的风尚进一步发展。他们品评泉水优劣，赏鉴茶用器具，举办茶会，摆设茶宴，以茶相赠表达情意，以茶会友以表俭德，以茶入诗词以咏志趣，在茶的“精行俭德”的特质中寻找人格升华的精神需求，将茶文化与诗词文化紧密联系起来。
千百年来，唐宋文人将喜怒哀乐、悲欢情愁倾注于酒与茶中。不过，尽管唐诗多酒、宋词多茶，但并不代表唐人不喜品茶，也不意味着酒在宋代失去了市场。
茶也是唐诗中的重要意象之一。唐代茶诗往往以简约的环境衬托诗人淡泊的心情，如白居易的《题施山人野居》：“春泥稻秧暖，夜火焙茶香……高闲真是贵，何处觅侯王。”贾岛的《郊居即事》：“住此园林久，其如未是家。叶书传野意，檐溜煮胡茶。”与酒引人入醉乡相反，茶能让人清醒平和，因此与茶相关的唐诗也呈现出平实、理智、真切的特点。就连“酒中仙”李白品茶后，都感叹茶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还执笔作了一首《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
正所谓“一曲新词酒一杯”，宋代词人也爱好乘着酒兴挥毫作词，不过相比唐朝诗人喝酒寻欢，宋词里的酒，品起来往往有股苦涩之意。豪放派代表词人苏轼、辛弃疾等就喜喝酒，如“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辛弃疾《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等，无一不是醉中所作。婉约派词人也同样爱用酒来抒发内心愁情，“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便是在酒中释放哀怨情愁。
在文人雅士眼中，琼浆和香茗，如同气若幽兰、绝世独立之美人，锦簇娇艳、姹紫嫣红之繁花，葱翠欲滴、静谧深远之竹林，能够与眼前幽幽清辉之残月、耳畔呼呼劲吹之疾风、船底涓涓流淌之江水等诗词意象相互唱和。于是，他们把高雅的情趣依附于杯盏中，把美好的精神寄托在饮品里，反复吟咏。酒与茶，已深深融入唐诗宋词的灵魂中，相互交融，相得益彰。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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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台记》：唐制，御史有三院：一曰台院，其僚为侍御史；二曰殿院，其僚为殿中侍御史；三曰察院，其僚为监察御史。察院厅居南，会昌初，监察御史郑路所葺。礼察厅，谓之松厅，以其南有古松也。刑察厅谓之魇厅，以寝于此者多梦魇也。兵察厅主掌院中茶，其茶必市蜀之佳者，贮于陶器，以防暑湿。御史辄躬亲缄启，故谓之茶瓶厅。
《资暇集》：茶托子，始建中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指，取子承之。既啜而杯倾。乃以蜡环子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工匠以漆代蜡环，进于蜀相。蜀相奇之，为制名而话于宾亲，人人为便，用于当代。是后，传者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
贞元初，青郓油缯为荷叶形，以衬茶碗，别为一家之。今人多云托子始此，非也。蜀相即今升平崔家，讯则知矣。
《大观茶论》：茶器：罗碾。碾以银为上，熟铁次之。槽欲深而峻，轮欲锐而薄。罗欲细而面紧，碾必力而速。惟再罗，则入汤轻泛，粥面光凝，尽茶之色。
盏须度茶之多少，用盏之大小。盏高茶少，则掩蔽茶色；茶多盏小，则受汤不尽。惟盏热，则茶立发耐久。
筅以筋竹老者为之，身欲厚重，筅欲疏劲，本欲壮而末必眇，当如剑脊之状。盖身厚重，则操之有力而易于运用。筅疏劲如剑脊，则击拂虽过，而浮沫不生。
瓶宜金银，大小之制惟所裁给。注汤利害，独瓶之口嘴而已。嘴之口差大而宛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嘴之末欲圆小而峻削，则用汤有节而不滴沥。盖汤力紧则发速有节，不滴沥则茶面不破。
勺之大小，当以可受一盏茶为量。有馀不足，倾勺烦数，茶必冰矣。
蔡襄《茶录·茶器》：茶焙，编竹为之，裹以箬叶。盖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纳火其下，去茶尺许，常温温然，所以养茶色香味也。
茶笼，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箬笼盛之，置高处，切勿近湿气。
砧椎，盖以碎茶。砧，以木为之，椎则或金或铁，取于便用。
茶钤，屈金铁为之，用以炙茶。
茶碾，以银或铁为之。黄金性柔，铜及石皆能生，不入用。
茶罗，以绝细为佳。罗底用蜀东川鹅溪绢之密者，投汤中揉洗以罩之。
茶盏，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不宜用。
茶匙要重，击拂有力。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为之。竹者太轻，建茶不取。
茶瓶要小者，易于候汤，且点茶注汤有准。黄金为上，若人间以银铁或瓷石为之。若瓶大啜存，停久味过，则不佳矣。
孙穆《鸡林类事》：高丽方言，茶匙曰茶戍。《清波杂志》：长沙匠者，造茶器极精致，工直之厚，等所用白金之数。士大夫家多有之，置几案间，但知以侈靡相夸，初不常用也。
凡茶宜锡，窃意以锡为合，适用而不侈。贴以纸，则茶易损。
张芸叟云：吕申公家有茶罗子，一金饰，一棕栏。方接客，索银罗子，常客也；金罗子，禁近也；棕栏，则公辅必矣。家人常挨排于屏间以候之。
《黄庭坚集·同公择咏茶碾》诗：要及新香碾一杯，不应传宝到云来。碎身粉骨方馀味，莫厌声喧万壑雷。
陶谷《清异录》：富贵汤，当以银铫煮之，佳甚。铜铫煮水，锡壶注茶，次之。
《苏东坡集·扬州石塔试茶》诗：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洁。
《秦少游集·茶臼》诗：幽人耽茗饮，刳木事捣撞。巧制合臼形，雅音伴控。
《文与可集·谢许判官惠茶器图》诗：成图画茶器，满幅写茶诗。会说工全妙，深谙句特奇。
谢宗可《咏物诗·茶筅》：此君一节莹无瑕，夜听松声漱玉华。万里引风归蟹眼，半瓶飞雪起龙芽。香凝翠发云生脚，湿满苍髯浪卷花。到手纤毫皆尽力，多因不负玉川家。
《乾淳岁时记》：禁中大庆会，用大镀金。以五色果簇龙凤，谓之绣茶。
《演繁露》：《东坡后集二·从驾景灵宫》诗云：“病贪赐茗浮铜叶。”按今御前赐茶皆不用建盏，用大汤，色正白，但其制样似铜叶汤耳。铜叶，色黄褐色也。
周密《癸辛杂志》：宋时，长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备。外则以大缨银合贮之。赵南仲丞相帅潭，以黄金千两为之，以进尚方。穆陵大喜，盖内院之工所不能为也。
杨基《眉庵集·咏木茶炉》诗：绀绿仙人炼玉肤，花神为曝紫霞腴。九天清泪沾明月，一点芳心托鹧鸪。肌骨已为香魄死，梦魂犹在露团枯。孀娥莫怨花零落，分付馀醺与酪奴。
张源《茶录》：茶铫，金乃水母，银备刚柔，味不咸涩，作铫最良。制必穿心，令火气易透。
茶瓯，以白瓷为上，蓝者次之。
闻龙《茶笺》：茶，山林隐逸，水铫用银尚不易得，何况乎？若用之恒，归于铁也。
罗廪《茶解》：茶炉，或瓦或竹皆可，而大小须与汤铫称。凡贮茶之器，始终贮茶，不得移为他用。
李如一《水南翰记》：韵书无字，今人呼盛茶酒器曰。
《檀几丛书》：品茶用瓯，白瓷为良，所谓“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也。制宜口邃肠，色浮浮而香不散。
《茶说》：器具精洁，茶愈为之生色。今时姑苏之锡注，时大彬之沙壶，汴梁之锡铫，湘妃竹之茶灶，宣、成窑之茶盏，高人词客，贤士大夫，莫不为之珍重。即唐宋以来，茶具之精，未必有如斯之雅致。
《闻雁斋笔谈》：茶既就筐，其性必发于日，而遇知己于水。然非煮之茶灶、茶炉，则亦不佳。故曰饮茶，富贵之事也。
《雪庵清史》：泉冽性驶，非扃以金银器，味必破器而走矣。有馈中泠泉于欧阳文忠者，公讶曰：“君故贫士，何为致此奇贶？”徐视馈器，乃曰：“水味尽矣。”噫！如公言，饮茶乃富贵事耶。尝考宋之大小龙团，始于丁谓，成于蔡襄。公闻而叹曰：“君漠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东坡诗曰：“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此则二公又为茶败坏多矣。故余于茶瓶而有感。
茶鼎，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涤烦消渴，功诚不在芝术下。然不有似泛乳花、浮云脚，则草堂暮云阴，松窗残雪明，何以勺之野语清。噫！鼎之有功于茶大矣哉！故日休有“立作菌蠢势，煎为潺声”，禹锡有“骤雨松风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居仁有“浮花原属三昧手，竹斋自试鱼眼汤”，仲淹有“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景纶有“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噫！鼎之有功于茶大矣哉！虽然，吾犹有取卢仝“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杨万里“老夫平生爱煮茗，十年烧穿折脚鼎”。如二君者，差可不负此鼎耳。
冯时可《茶录》：芘莉，一名，茶笼也。牺，木勺也，瓢也。
《宜兴志》：茗壶，陶穴环于蜀山，原名独山，东坡居阳羡时，以其似蜀中风景，改名蜀山。今山椒建东坡祠以祀之，陶烟飞染，祠宇尽黑。
冒巢民云：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一壶，任独斟饮，方得茶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迟。况茶中香味，不先不后，恰有一时。太早或未足，稍缓或已过，个中之妙，清心自饮，化而裁之，存乎其人。
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茶至明代，不复碾屑、和香药、制团饼，已远过古人。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此又远过前人处也。陶曷取诸？取其制，以本山土砂，能发真茶之色香味，不但杜工部云“倾金注玉惊人眼”，高流务以免俗也。至名手所作，一壶重不数两，价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世日趋华，抑足感矣。考其创始，自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又提学颐山吴公读书金沙寺中，有青衣供春者，仿老僧法为之。栗色暗暗，敦庞周正，指螺纹隐隐可按，允称第一，世作龚春，误也。
万历间，有四大家：董翰、赵梁、玄锡、时朋。朋即大彬父也。大彬号少山，不务妍媚，而朴雅坚栗，妙不可思，遂于陶人擅空群之目矣。
此外，则有李茂林、李仲芳、徐友泉；又大彬徒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伯四人；陈用卿、陈信卿、闵鲁生、陈光甫；又婺源人陈仲美，重锼叠刻，细极鬼工；沈君用、邵盖、周后溪、邵二孙、陈俊卿、周季山、陈和之、陈挺生、承云从、沈君盛、陈辰辈，各有所长。徐友泉所自制之泥色，有海棠红、朱砂紫、定窑白、冷金黄、淡墨、沉香、水碧、榴皮、葵黄、闪色、梨皮等名。大彬镌款，用竹刀画之，书法闲雅。
茶洗，式如扁壶，中加一盎，鬲而细窍其底，便于过水漉沙。茶藏，以闭洗过之茶者。陈仲美、沈君用各有奇制。水杓、汤铫，亦有制之尽美者，要以椰瓢、锡缶为用之恒。
名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方为佳也。
壶若有宿杂气，须满贮沸汤涤之，乘热倾去，即没于冷水中，亦急出水泻之，元气复矣。
许次纾《茶疏》：茶盒，以贮日用零茶，用锡为之，从大坛中分出，若用尽时再取。
茶壶，往时尚龚春，近日时大彬所制，极为人所重。盖是粗砂制成，正取砂无土气耳。
仙云：茶瓯者，予尝以瓦为之，不用磁。以笋壳为盖，以槲叶攒覆于上，如箬笠状，以蔽其尘。用竹架盛之，极清无比。茶匙，以竹编成，细如笊篱，样与尘世所用者大不凡矣，乃林下出尘之物也。煎茶用铜瓶，不免汤，用砂铫，亦嫌土气，惟纯锡为五金之母，制铫能益水德。
谢肇《五杂俎》：宋初闽茶，北苑为最。当时上供者，非两府禁近不得赐，而人家亦珍重爱惜。如王东城有茶囊，惟杨大年至，则取以具茶，他客莫敢望也。
《支廷训集》有《汤蕴之传》，乃茶壶也。
文震亨《长物志》：壶以砂者为上，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锡壶有赵良璧者亦佳。吴中归锡，嘉禾黄锡，价皆最高。
《遵生八笺》：茶铫、茶瓶，瓷砂为上，铜锡次之。瓷壶注茶，砂铫煮水为上。茶盏，惟宣窑坛为最，质厚白莹，样式古雅，有等宣窑印花白瓯，式样得中，而莹然如玉。次则嘉窑，心内有茶字小盏为美。欲试茶色黄白，岂容青花乱之。注酒亦然，惟纯白色器皿为最上乘，馀品皆不取。
试茶以涤器为第一要。茶瓶、茶盏、茶匙生，致损茶味，必须先时洗洁则美。
曹昭《格古要论》：古人吃茶汤用，取其易于不留滞。
陈继儒《试茶》诗，有“竹炉幽讨”、“松火怒飞”之句。[竹茶炉，出惠山者最佳。]《渊鉴类函·茗碗》：韩诗“茗碗纤纤捧”。
徐葆光《中山传信录》：琉球茶瓯，色黄，描青绿花草，云出土噶喇。其质少粗无花，但作水纹者，出大岛。瓯上造一小木盖，朱黑漆之，下作空心托子，制作颇工。亦有茶托、茶帚。其茶具、火炉与中国小异。
葛万里《清异论录》：时大彬茶壶，有名钓雪，似带笠而钓者。然无牵合意。
《随见录》：洋铜茶铫，来自海外。红铜荡锡，薄而轻，精而雅，烹茶最宜。
【译文】
唐代韩琬（字茂贞，邓州南阳人）《御史台记》记载：唐朝制度，御史有三院：第一个叫做台院，其官员叫做侍御史；第二个叫做殿院，其官员叫做殿中侍御史；第三个叫做察院，其官员叫做监察御史。察院的办公场所察院厅居南，唐武宗会昌（841-846）初年监察御史郑路所修葺。其中的礼察厅，称作松厅，因为其南有一棵古松；刑察厅，称作魇厅，因为在这里就寝的人多梦魇；兵察厅，主管察院的茶饮。其茶叶一定要购买蜀茶中的佳品，贮存在陶器中，以防备暑天发潮变质。御史往往亲自封存或者开启，所以兵察厅又称为茶瓶厅。
唐代李匡《资暇集》记载：茶托子，创始于唐德宗建中（780-783）年间蜀相崔宁之女，因为茶杯没有衬垫，害怕烫手，于是就取碟子托起来。品饮之后，杯子又倾倒了，于是就用蜡环绕在碟子中央，茶杯就固定下来，随即派工匠用漆代替蜡环，进奉给蜀相。蜀相很惊奇，就为之命名并告诉亲朋好友，人们都认为很方便，当时就流行开来。此后，传承者再环其底部，更新其规制，从而使茶托子发展到上百种形状。
唐德宗贞元（785-805）初年，青州郓城用缯布加油漆制成荷叶形状，用来衬垫茶碗，形成另外一种碟子。今人大多说茶托子就是起源于此，其实不然。蜀相即如今的升平崔家，一问便知究竟。
宋徽宗《大观茶论》中谈论茶器说：罗碾，茶碾以银质的为最好，熟铁制成者次之。槽要做得又深又陡，轮要做得又锐又薄。罗网要细密，罗面要拉紧，碾茶时一定要用力，并且速度要快。（罗茶时则要动作轻缓，罗面掌握水平，不怕反复多次，这样茶的细末几乎不会有什么损耗。）只有经过两次过罗的茶末，入水之后会轻轻漂起，在茶汤的表面有光泽凝聚，从而充分显现出好茶所应有的色泽。
茶盏，必须度量茶叶的多少，从而决定所用茶盏的大小。如果茶盏高而茶叶较少，就会遮盖住茶的色泽；如果茶叶较多而茶盏较小，就会使水量不足以充分溶解茶末，尽显茶之真味。茶盏只有在加热的情况下，才会使茶叶充分发挥其色香味，而且持续时间较长。
茶筅，是击拂专用的工具，以竹节细密的老竹加工而成。筅身即筅把要厚重，筅头即前端的竹帚则要稀疏有力，根部要粗壮而末梢要纤细，应当像剑脊般的形状。这是因为筅身厚重，就能在操作时有力，便于运用；筅头稀疏有力，根粗末细如剑脊的形状，就会使得在击拂时即便用力过猛也不会产生浮沫。
茶瓶，适合用金银，其大小规格，只有按照具体需要来决定。注汤（即将煎好的水注入茶盏）这个环节的关键，只是取决于茶瓶口嘴的大小和形状罢了。茶瓶的口，要稍微大一些，而且曲度要小一些，这样注汤时力量就比较集中，水流不会分散；茶瓶嘴的末端，要圆小而且尖削，那么在注汤时就会有所节制，水流不会形成滴沥。这是因为注汤时力量集中，那么茶叶的色香味就能迅速发挥出来；注汤时有所节制而不形成滴沥，那么茶盏表层的粥面就不会被破坏。
茶勺，是添续茶水的工具，其规格大小，应当以可以盛下一盏茶水为适量标准。如果盛水超过一盏，就要把多馀的水倒回去；如果不足一盏，又要再舀一次加以补充。这样倾倒数次，就会使盏中的茶水凉了。
北宋蔡襄《茶录》下篇论茶器：茶焙，用竹篾编制而成，外面包裹箬叶。上面盖起来，以便收拢火气；中间隔成两层，以便扩大容量。把茶饼放在上层，下层放置炭火，与茶饼保持一尺左右距离，使其中保持温暖的状态，就是为了保养茶的色香味。
茶笼，没有放入茶焙烘烤的茶饼，应当用箬叶紧密封裹，放在茶笼中盛起来，置于高处，切不要接近潮湿之气。
砧椎，砧和椎是用来捶碎茶饼的工具。砧板以木头做成，椎以金或者铁制成，取其方便实用。
茶钤，用金或铁屈曲而制成，用来夹住茶饼进行烘焙。
茶碾，用银或铁制成。黄金本性柔软，而铜和黄铜都容易生锈，不能选用。
茶罗，以罗网极细的为最好。罗底要用四川东川鹅溪绢中特别细密的，放到开水中揉洗干净后罩在罗圈之上。
茶盏，茶色浅白，适宜黑色的茶盏。建安所制造的茶盏黑里透红，纹理犹如兔毫，其坯稍厚，经过烘烤后久热难冷，最适宜饮茶之用。其他地方出产的茶盏，有的坯太薄，有的颜色发紫，都比不上建盏。那些青白色的茶盏，斗茶品茗的行家自然不会使用。茶匙，茶匙要有一定重量，这样用来击拂才会有力。以黄金制作的茶匙为最好，民间多用银、铁制成。用竹子制成的茶匙太轻，建茶一般不用。
茶瓶，用于烧水的汤瓶要小一点，以便于观察开水变化的情形，而且点茶注水的时候能够把握好分寸。汤瓶以黄金制作的为最好，民间多用银、铁或者瓷制作。如果茶瓶过大，品饮时有所剩余，停久茶味过熟，就不好了。
宋代孙穆《鸡林类事》记载：高丽方言，茶匙叫做茶戍。
宋代周辉《清波杂志》记载：长沙的工匠，制造茶具极其精致，其工价之高几乎与所使用的白银的价格相等，士大夫之家多有收藏，放置到几案之间，只知道相互夸耀珍贵奢侈，并不经常使用。一般说来茶叶适宜锡器，我认为锡器比较合适，而且实用而不奢侈。如果器具上贴上纸，则容易损坏茶的味道。
张舜民（字芸叟）说：吕公著（字晦叔，封申国公，世称吕申公）家有茶罗子，一个以黄金装饰，一个以棕毛为栏。正接待宾客的时候，招呼要银罗子，就是接待平常的客人；索要金罗子，就是接待皇帝身边的人；索要棕栏罗子，就一定是公辅大臣。家人经常要排着队在屏风间等候召唤。
《黄庭坚集》中有《同公择咏茶碾》诗写道：要及新香碾一杯，不应传宝到云来。碎身粉骨方馀味，莫厌声喧万壑雷。
北宋陶谷《清异录》中说：富贵汤，应当用白银制作的茶铫煎煮，非常好。用铜制的茶铫煮水，用锡制的茶壶注茶，次之。
《苏东坡集》中有《扬州石塔试茶》诗写道：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洁。
《秦少游集》中有《茶臼》诗写道：幽人耽茗饮，刳木事捣撞。巧制合臼形，雅音伴祝。
《文与可集》中有《谢许判官惠茶器图》诗写道：成图画茶器，满幅写茶诗。会说工全妙，深谙句特奇。
元代谢宗可《咏物诗》中有《茶筅》诗写道：此君一节莹无瑕，夜听松声漱玉华。万里引风归蟹眼，半瓶飞雪起龙芽。香凝翠发云生脚，湿满苍髯浪卷花。到手纤毫皆尽力，多因不负玉川家。
南宋周密《乾淳岁时记》记载：宫中大的庆典活动，用镀金的大（陶制的扁形口大而撇的器皿）摆设五色水果，中间放龙凤团茶，称作绣茶。
南宋程大昌《演繁露》中说：《东坡后集二》中有《从驾景灵宫》诗写道：病贪赐茗浮铜叶。按今天御前赐茶都不用建盏，而用大汤，色泽正白，只是其制作的形制类似薄铜片所做的铜叶汤罢了。这种称为铜叶的茶盏呈黄褐色。
南宋周密《癸辛杂志》记载：宋代，长沙茶具制造精妙，甲于天下。每副茶具用白银三百星或五百星（金银一钱为一星），凡是有关茶的器具都应有尽有。外面用一个饰有穗带的银盒子盛起来贮存。赵葵（字南仲）丞相做潭州（治今长沙）知府的时候，用黄金千两制造茶具，进贡给朝廷。理宗皇帝（葬穆陵）大喜，因为这是宫中的工匠所不能制作的。
元末杨基《眉庵集》中有《咏木茶炉》诗写道：绀绿仙人炼玉肤，花神为曝紫霞腴。九天清泪沾明月，一点芳心托鹏鸪。肌骨已为香魄死，梦魂犹在露团枯。孀娥莫怨花零落，分付馀醺与酪奴。
明代张源《茶录》中说：茶铫，金是水之母，银则刚柔兼备，味道不咸不涩，是用来做茶铫的最好材料。茶铫的中间一定要穿透，以便能透过火气。（以上不见于张源《茶录》，而近于许次纾《茶疏》）茶瓯，以白瓷为最好，蓝白色的次之。
明代闻龙《茶笺》中说：茶，山林隐逸之人，所用茶铫以白银制成也不可能，何况用黄金制作茶呢？如果就使用长久而言，还是用铁制作的为好。
明代罗廪《茶解》中说：茶炉，用陶器或者竹子制成，其大小要与茶壶的大小相称。凡是贮藏茶叶的器具，一定要始终贮藏茶叶，不能改作他用。
明代李如一（名鹗，以字行，又字贯之，江阴人）《水南翰记》中说：韵书没有字，今人称盛茶、酒的器具叫做。
《檀几丛书》中说：品茶所用的茶瓯，以白瓷为佳，所谓“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其形制适宜小口而中间部分较深，这样能使茶色漂浮而香味不散。
明代黄龙德《茶说》中说：饮茶器具精致洁净，茶就会因此而增添光彩。至于当今苏州的锡壶、宜兴出产的时大彬紫砂壶、开封出产的锡铫、湘妃竹所制成的茶灶以及宣德窑、成化窑所出产的茶盏，无论高人隐士、诗人词客，还是贤明的士大夫，没有不倍加珍重和宝爱的。就是说自唐宋以来茶具的精致，也未必有当今如此雅致的。
明代张大复《闻雁斋笔谈》中说：茶叶采摘之后，其自然之性一定要借阳光散发开来，并且遇到作为知己的水。但是，不经过茶灶、茶炉烹煮，也达不到最佳效果。所以说，饮茶是一种富贵之事。
明代乐纯《雪庵清史》中说：甘测的泉水容易变形，如果不是用金银器盛起来，那么其味道必定冲破茶具的局限而散发出来。宋代有人赠送中泠泉给欧阳修的，欧阳修惊讶地说道：“先生您本来是贫寒的士人，为什么还要奉送如此厚重的礼物呢？”然后徐徐观察所馈赠的茶具，于是说道：“水味穷尽啦！”唉！诚如欧阳修先生所说，饮茶乃是富贵的事情。曾经考察宋朝的大小龙团茶，创始于丁谓，成于蔡襄。欧阳修听说后感慨道：“君谟作为一个士人，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情？”苏东坡有诗写道：“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由此可见，丁、蔡二人对于茶的声誉又败坏很多啊！因此，我面对茶瓶而有所感触。
茶鼎，是炼丹和煮水的地方，那些在明月之涧和白云之龛所出产的茶品，经过茶鼎的烹煎，可以涤烦消渴，其功用确实不在灵芝、白术等养生妙品之下。然而，如果没有泛乳花（烹茶时茶盏上所泛的浮沫）、浮云脚（盏面所浮的蒸汽），那么草堂暮云阴，松窗残雪明，用什么伴随野语清言？啊！鼎对于茶事的功用太大了！因此，唐代皮日休有“立作菌蠢势，煎为潺声”的诗句，刘禹锡有“骤雨松风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的诗句，宋代吕居仁有“浮花原属三昧手，竹斋自试鱼眼汤”的诗句，范仲淹有“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的诗句，罗大经（字景纶）有“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的诗句。啊！鼎对于茶事的功用是太大了！即使如此，我还是叹赏卢仝的“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杨万里的“老夫平生爱煮茗，十年烧穿折脚鼎”，像这两位先生，差不多可以无负此鼎了。
明代冯时可《茶录》记载：芘莉，也叫做，就是茶笼。牺，就是木勺，也就是茶瓢。
《宜兴志》记载茗壶说：陶窑分布于蜀山的周围。蜀山又叫做独山，苏东坡居住阳羡的时候，认为这里很像蜀中的风景，改名叫做蜀山。如今山顶还建有东坡祠进行祭祀，因为制陶的烟雾飘来熏染，东坡祠的建筑尽呈黑色。
冒襄（字巢民）《茶汇钞》中说：茶壶，以小巧为最佳，每一个客人一个茶壶，任其独自斟茶品饮，这样才能得到茶中真味。为什么呢？茶壶小巧就不会使香气消散，味道也不会改变。况且茶中的香味，不早不晚，恰在一时之间，太早或者未足，稍缓或者已过，其中的奥妙，清心悦神，品饮自知，通晓其中的变化而采取适当的措施，完全在于其人的自我体味。
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中说：饮茶风尚发展到明代，不再碾成细末、加入香药、制成团饼，这也是远远超过古人的地方。近百年以来，茶壶淘汰了银壶、锡壶以及福建、河南的瓷壶，而崇尚宜兴紫砂陶壶，这又是近人远远超过前人的地方。宜兴陶壶的可取之处何在？就在于它用当地山中的含砂陶土，能够充分发挥天然真茶的色香味，如杜甫《少年行》诗中所吟咏的“倾金注玉惊人眼”，其形制高流也是着意于免俗。至于名家所制作的茶壶，一个茶壶的重量不过数两，其价格往往高达一二十两银子，从而能使泥土与黄金争价。世风日趋浮华，也足以令人感慨了。考察宜兴陶壶的创始，可以追溯到金沙寺的和尚，因为年代久远已经不知道他的名字了。另一种说法，是提学副使吴仕（字克学，又字颐山，宜兴人）曾在金沙寺中读书，其青衣小童名叫供春，他模仿老和尚的方法制作陶壶。如今传世的供春壶，色泽如栗子黯然沉着，坚实刚硬，犹如古代的金银铁器；敦厚笃实，形制周正，壶上手指的螺纹隐隐泛起，清晰可辨，可以称得上天下第一了。世人称它为龚春，是不对的。
万历（1573-1620）年间，有四大制壶名家：董翰（号后溪）、赵梁（一作赵良）、玄锡、时朋。时朋即时大彬的父亲。时大彬号少山，他在艺术风格上不追求艳丽妩媚，而以古朴、雅致、坚实、栗色作为特征，工艺奇妙，巧夺天工。于是就在陶艺领域标举大雅遗风，独擅空群之名目。（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此外，还有李茂林（名养心）、李仲芳（茂林子）、徐友泉（名士衡）；又有时大彬的徒弟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伯（名时英）四人；陈用卿（俗名陈三呆子）、陈信卿、闵鲁生（名贤）、陈光甫；还有婺源人陈仲美，所制文玩器具反复镂刻，重叠雕饰，极其细腻，堪称鬼斧神工；沈君用（名士良）、邵盖、周后溪、邵二孙、陈俊卿、周季山、陈和之、陈挺生、承云从、沈君盛、陈辰（字共之）等，也都各有所长。徐友泉所自制的茶壶，泥色有海棠红、朱砂紫、定窑白、冷金黄、淡墨、沉香、水碧、榴皮、葵黄、闪色、梨皮等名目。在茶壶上镌刻题款也是从时大彬开始的，运用竹刀刻画，书法娴雅。
茶洗，又叫做漉尘，式样像扁壶，中间加有一个弧形的鬲，底部有细孔，以便于冲洗掉茶叶中的沙尘。茶藏，是用来留住洗过的茶叶的工具。这两种茶具，陈仲美、沈君用都有非常奇异的制作工艺。至于水勺、汤铫之类的茶具，世间也有制作得尽善尽美的，但日常还是以椰壳、葫芦器、锡器最为实用和常见。
茶壶的制作，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适宜弧形拱起而不适宜平面，这样可以使得汤力集中，香气氤氲，才称得上达到了最佳效果。
茶壶如果出现有陈杂气味，就要先用沸水倒满洗涤，并且乘热倒掉，随即浸入冷水之中，也要马上拿出来将水倒掉，这样其元气就可以恢复了。
明代许次纾《茶疏》中说：茶盒，用来贮藏日常所用的零星茶叶，以锡制成，其作用是从大坛中分取茶叶，一盒用完之后再从大坛中取用。（此则不见于《茶疏》，而与张源《茶录·分茶盒》略似）茶壶，往时崇尚龚（供）春所制的紫砂壶，近日则是时大彬所制的茶壶，非常受人珍重和宝爱。因为紫砂壶都是用粗砂烧制而成，正是取其砂不含土气的优点。
仙说：茶瓯，我曾经以陶制成，而不用瓷。用笋壳作为盖子，再用槲叶覆盖在上面，如同箬叶斗笠的形状，以此来遮蔽尘埃。然后以竹架盛起来，无比清幽。茶匙，用竹篾编成，细如笊篱一样，形状与尘世所使用的大不相同，乃是山林隐逸生活中的物件。煎茶使用铜制的茶瓶，不免会有铜锈之味，用砂陶所制的茶铫也嫌有土腥气，只有纯锡乃是五金之母，制成茶铫能够增益茶水的质量。
明代谢肇《五杂俎》记载：宋初福建所出产的茶叶，以北苑为最好。当时上贡给朝廷的茶叶，如果不是中书省和枢密院以及皇帝身边的人都得不到赏赐，而民间也都极其珍重爱惜。例如王东城有一个茶囊，只有杨大年来，才会取出来烹茶待客，其他客人没有敢于奢望的。
明代支廷训《支廷训集》中有一篇《汤蕴之传》，也就是给茶壶所做的传记。
明代文震亨《长物志》中说：茶壶以砂陶所做的为最好，既不会侵夺茶的香味，而且也没有熟汤气。锡壶有赵良壁所制的也很好。吴中的归锡、嘉禾的黄锡，价格都是最高的。
明代高濂《遵生八笺》中说：茶铫和茶瓶，以瓷器、陶器为最好，铜器、锡器次之。以瓷壶注茶、砂铫煮水这样的配置为最好。茶盏，只有宣德窑所出的坛盏为最好，质地厚重，色白莹润，样式古雅。有一种宣德窑的印花白色茶瓯，式样得中，莹然如玉。其次是嘉靖官窑，以茶盏底部中心有茶字的小盏为美。要烹试茶叶，以色泽黄白为好，怎么能容忍青花瓷器变乱其色泽？注酒也是一样，只有纯白色的器皿最为上乘，其馀的品种都不足取。
烹试茶叶，以洗涤器具作为第一要务。茶瓶、茶盏、茶匙等茶具一旦出现铁锈味，就会损坏茶的色香味，所以必须预先清洗洁净才好。
明代曹昭（字明仲，松江人）《格古要论》中说：古人饮茶用，取其容易喝干而不会留滞的优点。
明代陈继儒《试茶》中有“竹炉幽讨”、“松火怒飞”的诗句。[原注：竹茶炉以出产于无锡惠山的为佳。]清代《渊鉴类函·茗碗》记载：韩愈诗中有“茗碗纤纤捧”的句子。
清代徐葆光（字亮直，长洲人）《中山传信录》记载：琉球群岛的茶瓯，表面呈黄色，上面描画着青绿花草，据说出产于土噶喇。其质地略显粗糙而没有花纹，但有作水纹的，出产于大岛。茶瓯之上造有一个小木盖，用朱黑色漆好，下面有一个空心托子，制作颇为精致；另外，还有茶托、茶帚等。只有茶具、火炉与我国大陆稍微有些差异。
清代葛万里《清异论录》中说：时大彬所制的茶壶，有一种名叫钓雪，形状好像一个人带着斗笠在垂钓，但是形制意态自然，没有一点牵强之意。
清代屈擢升《随见录》记载：洋铜茶铫，来自海外。红铜表面烫上锡，器形很薄，重量很轻，精致而且高雅，用来烹茶最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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