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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磅茶大的好还是小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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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鉴普洱茶

 

     一个人总有多重身份,往往,隐秘的身份比外显的身份更有趣。说远一点,那个叫做嵇康的铁匠,还能写一手不错的文章;那个叫黄公望的卜者,还能画几笔淡雅的水墨。说近一点,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其实是一流厨师;一个天天上街买菜的邻居大妈居然是投资高手。
       辛卯年秋日的一天,深圳举办“新生代普洱茶”品鉴会,近二十年来海内外各家著名茶场、茶厂、茶庄、茶商提供的入围产品经过多次筛选,今天要接受一批来自亚洲不同地区的专家的终极评判。一排排茶艺师已经端坐在铁壶、电炉、瓷杯前准备一展冲泡手艺,一本本品鉴书也已安置在专家们的空位之前。品鉴书上项目不少,从汤色、纯度、厚度、口感、余津、香型、气蕴、力度等等方面都需要一一打分。众多媒体记者都举起了镜头,只等待着那些品鉴专家在主持人读出名字后,一个个依次登场。
       品鉴专家不多,他们的名字,记者们未必熟悉,但普洱茶的老茶客们一听都知道。突然,记者们听到一个十分疑惑的名字,头衔很肯定:“普洱老茶品鉴专家”,却奇怪地与我同名。仔细一看,站出来的人竟然也长得与我一模一样。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一个秘密身份的无奈“漏风”。本来,我是想一直秘而不宣偷着乐的,没想到这次来了这么多“界外记者”。这次和我一起“漏风”的,还有我的妻子马兰,她在文件上标出的头衔也是“普洱老茶品鉴专家”,但她觉得我们两人既然一起“漏风”就不必一起亮相了,便躲在茶桌、茶客的丛林中低头暗笑。其实,几乎所有的高层专家都知道,她在普洱茶的品鉴上,座次还应该排在我的前面。
       人们一旦沉浸于自己的某一身份,常常会忘了其他身份。每当我进入普洱茶江湖,全然忘了自己是一个能写文章的人。当然也会看一些与普洱茶有关的文章,那也只是看看罢了,从来没有以文章的标准去要求。这次在深圳“漏风”之后,就有朋友希望我以自己的文笔来写写普洱茶。
       这就要我把两个身份交叠了,自己也感到有点唐突。我说,本人对文章的要求极高,动笔是一件隆重的事。但是,隆重并不是艰深。文章之道恰如哲学之道,至高与至低“首尾相啣”,终点必定潜伏于起点。如果谈普洱茶谈得半文半白、故弄玄虚、云遮雾罩,那就坏了,禅宗大师就会朗声劝阻,说出那句只有三个字的经典老话:“吃茶去。”这就是让半途迷失的人回到起点。因此,如果由我来写一篇谈普洱茶的文章,一定从零开始,而且全是大白话。



       很多人初喝普洱茶,总有一点障碍。
       障碍来自对比。最强大的对比者,是绿茶。
       一杯上好的绿茶,能把漫山遍野的浩荡清香,递送到唇齿之间。茶叶仍然保持着绿色,挺拔舒展地在开水中浮沉悠游,看着就已经满眼舒服。凑嘴喝上一口,有一点草本的微涩,更多的却是一种只属于今年春天的芬芳,新鲜得可以让你听到山岙白云间燕雀的鸣叫。
       我的家乡出产上品的龙井,马兰的家乡出产更好的猴魁,因此我们深知绿茶的魔力。后来喝到乌龙茶里的“铁观音”和岩茶“大红袍”,就觉得绿茶虽好,却显得过于轻盈,刚咂出味来便淡然远去,很快连影儿也找不到了。乌龙茶就深厚得多,虽然没有绿茶的鲜活清芬,却把香气藏在里边,让喝的人年岁陡长。相比之下,“铁观音”浓郁清奇,“大红袍”饱满沉着,我们更喜欢后者。与它们生长得不远的红茶“金骏眉”,也展现出一种很高的格调,平日喝得不少。
       正这么品评着呢,猛然遇到了普洱茶。一看样子就不对,一团黑乎乎的“粗枝大叶”,横七竖八地压成了一个饼型,放到鼻子底下闻一闻,也没有明显的清香。扣下来一撮泡在开水里,有浅棕色漾出,喝一口,却有一种陈旧的味道。人们对食物,已经习惯于挑选新鲜,因此对陈旧的味道往往会产生一种本能的防范。更何况,市面上确实有一些制作低劣、存放不良的普洱茶带着近似“霉锅盖”的气息,让试图深入的茶客扭身而走。
       但是,扭身而走的茶客又停步犹豫了,因为他们知道,世间有不少热爱普洱茶的人,生活品质很高。难道,他们都在盲目地热爱“霉锅盖”?而且,这些人各有自己的专业成就,不存在“炒作”和“忽悠”普洱茶的动机。于是,扭身而走的茶客开始怀疑自己,重新回头,试着找一些懂行的人,跟着喝一些正经的普洱茶。
       这一回头,性命交关。如果他们还具备着拓展自身饮食习惯的生理弹性,如果他们还保留着发现至高口舌感觉的生命惊喜,那么,事态就会变得比较严重。这些一度犹豫的茶客很快就喝上了,再也放不下。
       这是怎么回事?
       首先,是功效。
       几乎所有的茶客都有这样的经验:几杯上等的普洱茶入口,口感还说不明白呢,后背脊已经微微出汗了。随即腹中蠕动,胸间通畅,舌下生津。我在上文曾以“轻盈”二字来形容绿茶,而对普洱茶而言,则以自己不轻盈的外貌,换得了茶客身体的“轻盈”。
       这可了不得。想当年,清代帝王们跨下马背过起宫廷生活,最大的负担便是越来越肥硕的身体。因此,当他们不经意地一喝普洱茶,便欣喜莫名。雍正时期普洱茶已经有不少数量进贡朝廷,乾隆皇帝喝了这种让自己轻松的棕色茎叶,就到《茶经》中查找,没查明白,便嘲笑陆羽也“拙”了。据说他为此还写了诗:“点成一碗金茎露,品泉陆羽应惭拙”。他的诗向来写得不好,我当然不会去考证,但如果真用“金茎露”来指称普洱茶,还算说得过去。
       《红楼梦》里倒是确实写到,哪天什么人吃多了,就有人劝“该焖些普洱茶喝”。宫廷回忆录里也提到:“敬茶的先敬上一盏普洱茶,因为它又暖又能解油腻。”由京城想到茶马古道,那一条条从普洱府出发的长路,大多通向肉食很多、蔬菜很少的高寒地区。那里本该发生较多消化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疾病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人们终于从马帮驮送的茶饼、茶砖上找到了原因:“普洱茶味苦性刻,解油腻、牛羊毒”;“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
       当今中国,食物充裕,越来越多的人遇到了清王室和高原山民同样的问题。因此,普洱茶风行,理由充分。
       其次,是口味。
       如果普洱茶的好处仅仅是让身体轻盈健康,那它也就成了保健药物了。但它最吸引茶客的地方,还是口感。要写普洱茶的口感很难,一般所说的樟香、兰香、荷香等等,只是一种比拟,而且是借着嗅觉来比拟味觉。
       世上那几种最基本的味觉类型,与普洱茶都对不上,即使在茶的天地里,那一些比较稳定的味觉公认,如绿茶、乌龙茶、红茶、花茶系列所体现出来的味道,与普洱茶也不对路。总之,与这一些类型化、准类型化的味觉定型相比,普洱茶显得暧昧、含糊、内敛,因此也难以言表。
       人是被严重“类型化”了的动物,离开了类型就不知如何来安顿自己的感觉了。经常看到一些文人以“好茶至淡”“真茶无味”等句子来描写普洱茶,其实是把感觉的失落当作了哲理,有点误人。不管怎么说,普洱茶绝非“至淡”“无味”,它是有“大味”的。如果一定要用中国文字来表述,比较合适的是两个词:陈酽、透润。
       普洱茶在陈酽、透润的基调下变幻无穷,而且,每种重要的变换都会进入茶客的感觉记忆,慢慢聚集成一个安静的“心理仓贮”。
       在这个“心理仓贮”中,普洱茶的各种口味都获得了安排,但仍然不能准确描述,只能用比喻和联想予以定位。我曾做过一个文学性的实验,看看能用什么样的比喻和联想,把自己心中不同普洱茶的口味勉强道出。
       于是有了:
       这一种,是秋天落叶被太阳晒了半个月之后躺在香茅丛边的干爽呼吸,而一阵轻风又从土墙边的果园吹来;
       那一种,是三分甘草、三分沉香、二分当归、二分冬枣用文火熬了三个时辰后在一箭之遥处闻到的药香。闻到的人,正在磐钹声中轻轻诵经;
       这一种,是寒山小屋被炉火连续熏烤了好几个冬季后木窗木壁散发出来的松香气息。木壁上挂着弓箭马鞍,充满着草野霸气;
       那一种,不是气息了,是一位慈目老者的纯净笑容和难懂语言,虽然不知意思却让你身心安顿,滤净尘嚣,不再漂泊;
       这一种,是两位素颜淑女静静地打开了一座整洁的檀木厅堂,而廊外的灿烂银杏正开始由黄变褐;
       ……
       这些比喻和联想是那样的“无厘头”,但只要遇到近似的信号,便能立即被检索出来,完成对接。
       普洱茶的“心理仓贮”一旦建立,就容不得同一领域的低劣产品了。这对人生实在有一点麻烦,例如我这么一个豁达大度的人,外出各地几乎可以接受任何饮料,却已经不能随意接受普洱茶。因为“心理仓贮”产生了敏锐的警觉,错喝一口,就像对不起整个潜在系统,全身心都会抱怨。
       这种拒绝,说大一点,是在人品结构边缘衍伸了一个小小的“茶品”结构,在人格形态外沿拖拽出了一个小小的“茶格”形态。不管是“品”是“格”,都是通过否定和删削,来求得等级自守。这对茶事来说,虽然无关精神道德,却是有涉生活素质。
       第三,是深度。
       与人们对其他美好饮食的记忆不同,普洱茶的“心理仓贮”,空间幽深、曲巷繁密、风味精微。这就有了徜徉、探寻的余地,有了千言万语的对象,有了玩得下去的可能。相比之下,只有法国的红酒,才有类似的情形。
       你看,在最大分类上,普洱茶有“号级茶”“印级茶”“七子饼”等等代际区分,有老茶、熟茶、生茶等等制作贮存区分,有大叶种、古树茶、台地茶等等原料区分,又有易武山、景迈山、南糯山等等产地区分。其中,即使仅仅取出“号级茶”来,里边又隐藏着一大批茶号和品牌。哪怕是同一个茶号里的同一种品牌,也还包含着很多重大差别,谁也无法一言道尽。
       在我的交往中,最早筚路蓝缕地试着用文字写出这些区别的,是台湾的邓时海先生;最早拿出真实茶品在一次次深夜冲泡中让我们从感性上懂得什么是顶级普洱老茶的,是菲律宾的何作如先生;最早以自己几十年的普洱茶贸易经验传授各种分辨诀窍的,是香港的白水清先生。我与他们,一起不知道喝过了多少茶。年年月月茶桌边的轻声品评,让大家一次次感叹杯壶间的天地实在是无比深远。
       其实,连冲泡也大有文章。有一次在上海张奇明先生的大可堂,被我戏称为“北方第一泡”的唐山王家平先生、“南方第一泡”的中山苏荣新先生和其他几位杰出茶艺师一起泡着同一款茶,一盅盅端到另一个房间,我一喝便知是谁泡的。茶量、水量、速度、热度、节奏组成了一种韵律,上口便知其人。
       这么复杂的差别与一个个朋友的生命形态连在一起了,那个天地就有了一种让人舍不得离开的人文深度。
       以上这三个方面,大体概括了普洱茶那么吸引人的原因。但是,要真正说清楚普洱茶,不能仅仅停留在感觉范畴。普洱茶的“核心机密”,应该在人们的感觉之外。



       普洱茶的“核心机密”是什么?这个问题不能由过于痴迷的茶客来回答。这正如,只要是“戏迷”,就一定说不清楚所迷剧种存在的根本意义。能够把事情看得比较明白的,大多是保持距离的客观目光。
       在我认识的范围内,两位离云南普洱很远的东北科学家,盛军先生和陈杰先生,对普洱茶所作的科学研究令人钦佩。这一点,就连云南籍的普洱茶专家沈培平先生,也赞誉有加。
       因此,我希望茶客们也能听听有关普洱茶研究的当代科学话语。即便遇到一些不熟悉的概念,仍然不妨暂时搁下杯壶,硬着头皮听下去。中国的饮食研究,不能老是停留在浅层分类和外相表述上。
       为了沟通的方便,我们可以先在科学思维和一般思维之间找一个共同的入口,那就是发酵。谁都知道,普洱茶和其他茶种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发酵。绿茶可称为“不发酵茶”,乌龙茶、红茶可称为“轻发酵茶”“半发酵茶”或“单发酵茶”,普洱茶则可以称为“后发酵茶”“长发酵茶”。在普洱茶里边,生茶又可以称为“自然发酵茶”,熟茶又可称为“人工发酵茶”。你看,一说“发酵”,几乎把所有的茶种都涵盖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发酵”呢?简单说来,那是人类利用微生物来改变和提升食物细胞的质地,使之产生独特风味的过程。平日我们老在暗中惦念的那些食物,大多与发酵有关,例如各种美酒、酸奶、干酪,豆腐乳、泡菜、纳豆、酱油、醋等等。即便是粮食,发酵过的馒头、面包也比没有发酵过的面粉制品更香软、更营养。在医学上,要生产维生素、氨基酸、胰岛素、抗生素、疫苗、激素等等,也离不开发酵过程。
       发酵的主角,是微生物。
       一说微生物,题目就大了。科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在地球上出现才几百万年,而微生物已存在三十五亿年。世界上的生命,除了动物、植物这“两域”外,“第三域”就是微生物,由此建立了“生命三域”的学说。这些无限微小又无限繁密、无比长寿又无比神秘的“小东西”,我们至今仍然了解得很少,却已经逼得当代各国科学家建立了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等等分支组成的生物工程学来研究。尽管研究还刚开始,奇迹已叹为观止。听说连开采石油这样的重力活儿,迟早也可以让微生物来完成。真不知道再过多少年,这些“小东西”会把世界变成什么样。
       在我们还没有动用科技设备折腾它们之前,这些 “小东西”一直在自然的乐园里忙碌着。而云南,则以特殊的方位、地形、气候和生态,成了它们乐园中的乐园。就说云南的普洱茶吧,那些在原始山林中生长了千百年的乔木大叶种古茶树,始终被一大批种类繁多的微生物菌群陪伴着,呵护着,喂养着。从茶树的根,到茎、叶、花,一处也不曾懈怠。否则,哪会存活得那么健康又那么久远?
       微生物菌群天天摄取着太阳能,裂解着细胞壁,分解着有机物,分泌着氨基酸,激活着生物酶,合成着茶氨酸,这就是发酵。结果,激活的生物酶有利于消食,茶多酚有利于降低胆固醇,汀类物质有利于降脂,茶色素有利于减少血粘度,泛酸、胱氨酸有利于解酒护肝,果胶物质有利于除毒,而种种综合因素又能抑制糖尿病的“靶标”,有利于降低血糖,减少尿酸,防止老年痴呆……
       当地的茶农凭着经验知道,普洱茶的好坏,决定因素是一批用肉眼看不到的小生命。陈杰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当地茶农发现自己家的茶叶出现了大问题,便会诊断道:“茶虫子”病了。他们所说的“茶虫子”,就是微生物菌群。
       请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普洱茶移植到经纬度近似的其他省份生长就不对了?为什么云南茶区相隔不远的每一座山,出品都不一样?这些问题,就像问茅台酒为什么只能出在贵州仁怀一个特定的小地方而不能四处酿造一样,答案是共通的:只因微生物菌群有异,又不愿意整体迁移,因而构不成同样的发酵。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凭着发酵方式的不同,来具体划分普洱茶与其他茶种的基本区别了。绿茶在制作时需要把鲜叶放在铁锅中连续翻炒杀青,达到提香、定型、保绿的效果,为此必须用高温剥夺微生物活性,阻止茶多酚氧化,因而也就不存在发酵。乌龙茶就不一样了,制作时先鼓励生物酶的活性,也就是用轻度发酵提升香气和口味后,随即用高温炒青烘干,让发酵停止。红茶则把发酵的程度大大往前推进了一步,比较充分地待香待色,然后同样用高温快速阻止发酵。这就是说,乌龙茶和红茶虽然也曾与发酵邂逅,但很快洒泪诀别于炉边,不再往来。至于清清纯纯的绿茶,则从未与发酵约会。
       普洱茶也会有一个翻炒杀青的过程,但时间很短,翻炒时茶叶被不断抛离锅壁,在空气中冷却,因此叶片的温度不会超过60℃的界限,微生物也就不会被杀死,发酵过程延续下去了。即使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通过人工发酵来制作的熟茶,也不让“渥堆”的温度超过界限。更重要的是,在普洱茶的制作过程中,先要经过一次次重力揉捻,使微生物进入茶叶,然后又要用紧压的方式变成饼、团、沱、砖的形状,使今后的长期发酵获得一个稳定的温床。
       照理,在普洱茶的各种发酵温床中,砖形更便于密集存放和搬运,但是,为了微生物菌群在发酵过程中能够流畅运行,还是让饼形的数量大大超过砖形。这让我联想到田径运动场、摩天大转轮。
       普洱茶在制作完成后的这种发酵,被专家们命名为“第二次自然接种”,又被茶客们俗称为“后发酵”或“长发酵”。如果温度、湿度和贮存环境适当,这种发酵就在长年累月之间无声无息地让茶品天天升级。因此,即便是上了年纪的老茶品,也会在微生物菌群的辛勤劳作下,成为永久的半成品、不息的变动者、活着的生命体。发酵过程可以延续十几年、几十年,形成一个从今天走回古典的“陈化”历程。这一历程的彼岸,便是渐入化境,妙不可言,让一切青涩之辈只能远远仰望,歆慕不已。

       这里,还出现了一个美学上的有趣对比。
       按照正常的审美标准,漂亮的还是绿茶、乌龙茶、红茶,不仅色、香、味都显而易见,而且从制作到包装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打理得美轮美奂。而普洱茶就像很多发酵产品,既然离不开微生物菌群,就很难“坚壁清野”、整洁亮丽。从原始森林出发的每一步,它都离不开草叶纷乱、林木杂陈、虫飞禽行、踏泥扬尘、老箕旧篓、粗手粗脚的鲁莽遭遇,正符合现在常说的“野蛮生长”。直到最后压制茶饼时,也不能为了脱净蛮气而一味选用上等嫩芽,因为过于绵密不利于发酵转化,而必须反过来用普通的“粗枝大叶”构成一个有梗有隙的支撑形骨架,营造出原生态的发酵空间。这看上去,仍然是一种野而不文、糙而不精的土著面貌,仍然是一派不登大雅之堂的泥昧习性。
       但是,漫长的时间也能让美学展现出一种深刻的逆反。青春芳香的绿茶只能浅笑一年,笑容就完全消失了。老练一点的乌龙茶和红茶也只能神气地挺立三年,便颓然神伤。这时,反倒是看上去蓬头垢面的普洱茶越来越光鲜。原来让人耽心的不洁不净,经过微生物菌群多年的吞食、转化、分泌、释放,反而变成了大洁大净。你看清代宫廷仓库里存茶的那个角落,当年各地上贡的繁多茶品都已化为齑粉,沦为尘土,不可收拾,唯独普洱茶,虽百余年仍筋骨疏朗,容光焕发。二七年春天从北京故宫回归普洱的那个光绪年间出品的“万寿龙团贡茶”,很多人都见到了,便是其中的代表性形象。
       这就是赖到最后才登场的“微生物美学”,一登场,全部不起眼的前史终于翻案。这就是隐潜于万象深处的“大自然美学”,一展露,连人类也成了其间一个小小的环节。于是,千年古茶树——无形微生物——当今饮茶人,构成了一组似远实近的生命链,融会贯通。
       说到这里,我想读者诸君已经明白我所说的普洱茶的“核心机密”是什么了。


       细算起来,人类每一次闯入微生物世界都非常偶然。开始总以为一种食品馊了,霉了,变质了,不知道扔掉多少次而终于有一次没有扔掉。于是,由惊讶而兴奋,由贪嘴而摸索。
       中国茶的历史很长,而由微生物发酵而成的普洱茶究竟是什么时候被人们发现,什么时候进入历史的?
       那么,就让我把普洱茶的历史稍稍勾勒一下吧。
       中国古代,素来重视朝廷兴亡史,轻忽全民生态史,更何况云南地处边陲,几乎不会有重要文人来及时记录普洱茶的动静。唐代《蛮书》、宋代《续博物志》、明代《滇略》中都提到过普洱一带出茶,但从记述来看,采摘煮饮方式还相当原始,或语焉不详,并不能看成我们今天所说的普洱茶。这就像,并不是昆山一带的民间唱曲都可以叫昆曲,广东地区的所有餐食都可以叫粤菜。普洱茶的正式成立并进入历史视野,在清代。
       我在上文曾写到清代帝王为了消食而喝普洱茶的事情。由于他们爱喝,也就成了贡品,既然成了贡品,那就会风行于官场仕绅之间,还要严选品质和茶号,精益求精。普洱茶,由此实现了高等级的生命合成。从康熙、雍正、乾隆到嘉庆、道光、咸丰,这些年代都茶事兴盛,而我特别看重的,则是光绪年间(1875年-1909年)。主要标志,是诸多“号级茶”的出现。
       “号级茶”,是指为了进贡或外销而形成的一批茶号和品牌。品牌意识的觉醒,使普洱茶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经典时代”,以后的一切活动也都有了基准坐标。
       早在光绪之前,乾隆年间就有了同庆号,道光年间就有了车顺号,同治年间就有了福昌号,都是气象不凡的开山门庭,但我无缘尝到它们当时的产品。我们今天还能够“叫得应”的那些古典茶号,像宋云号、元昌号,以及大名赫赫的宋聘号,都创立于光绪元年。由此带动,一大批茶庄、茶号纷纷出现。说像雨后春笋,并不为过。
       我很想随手开列一批茶号出来让读者诸君嚇一跳,看看即便在交通艰难、信息滞塞的时代,一旦契合某种生态需求,也会喷涌成一种不可思议的商市气势。但是,我拿出来的一张白纸很快就写满了,想从里边选出几个重要的茶号来,也不容易。刚勾出几个,一批自认为比它们更重要的名字就在云南山区的老屋间嗷嗷大叫。我隐约听到了,便仓皇收笔。
       只想带着点儿私心特别一提:元昌号在光绪元年创立后,又在光绪中期到易武大街开设分号而建立了福元昌号,延绵到二十世纪还生气勃勃,成为普洱茶的“王者一族”。这个茶庄后来出过一个著名的庄主,恰是我的本家余福生先生。
       就像我曾经很艰苦地抗议自己的书籍被盗版一样,余福生先生也曾借着茶饼上的“内票”发表打假宣言:“近有无耻之徒假冒本号……”,我一看便笑了,原来书茶同仇,一家同声,百年呼应。
       茶号打假,说明市场之大,竞争之烈,茶号之多,品牌之珍。品牌的名声,本来应由品质决定,但是由于普洱茶的品质大半取决于微生物菌群的微观生态,恰恰最难说得清。因此,可怜的打假者们不得不借用一般的“好茶印象”来涂饰自己的品牌。例如,这家说自己是“阳春细嫩白尖”,那家说自己是“细嫩茗芽精工揉造”,甚至还自称“提炼雨前春蕊细嫩尖叶,绝无参杂冲抵”云云,其实是以绿茶的坐标扬己之短,避己之

不得不注意光绪和茶业的宿命。
       浩劫过去,茶香又起。只要茶盅在手,再苦难的日子也过得下去。毕竟已经到了二十世纪,就有人试图按照现代实业的规程来筹建茶厂。一九二三年到勐海计划筹建茶厂的几个人中间,领头的那个人正好也是我的本家余敬诚先生。
       后来在一九四年真正把勐海的佛海茶厂建立起来的,是从欧洲回来的范和钧先生和冯绍裘先生。他们背靠中国茶业公司的优势,开始试行现代制作方式和包装方式,可惜在兵荒马乱之中,厂房被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炸毁,重建又千难万难。他们到底有没有投入批量生产?产了多少?销往何方?至今还说不清楚。我们只知道十年后战争结束,政局稳定,一些新兴的茶厂才实现规模化的现代制作。从此,大批由包装纸上所印的字迹颜色而定名的“红印”“绿印”“蓝印”“黄印”等等品牌陆续上市,五彩斑斓地开启了“印级茶”的时代。
       那又是一个车马喧腾、旌旗猎猎、高手如云的热闹天地。“号级茶”就此不再站在第一线,而是退居后面,安享尊荣。如果说,“号级茶”在今天是难得一见的老长辈,那么,“印级茶”则还体力雄健,经常可以见面。
       无奈海内外的需求越来越大,“印级茶”也撑不住了。普洱茶要增加产量,关键在于缩短发酵时间,这就产生了一个也是从偶然错误开始的故事。有一个叫卢铸勋的先生在香港做红茶,那次由于火候掌握不好,做坏了,发现了某种奇特的发酵效果。急于缩短普洱茶发酵时间的茶商们从中看出了一点端倪,便在香港、广东一带做了一些实验。终于,一九七三年,由昆明茶厂厂长吴启英女士带领,在这些实验的基础上以发水渥堆的方法成功制造出了熟茶。熟茶中,陆续出现了很多可喜的品牌。
       当然,也有不少茶人依然寄情于自然发酵的生茶,于是,熟茶的爆红也刺激了生茶的发展。在后来统称“云南七子饼”的现代普洱系列中,就有很多可以称赞的生茶产品。从此之后,生、熟两道,并驾齐驱。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普洱茶还严重缺少科学测试、生化分析、品牌认证、质量鉴定,因此虽然风行天下,生存基点还非常脆弱,经受不住滥竽充数、行情反转、舆情质询。日本二十几年前由痴迷到冷落的滑坡,中国在二七年的疯涨和疯跌,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二八年由沈培平先生召集众多生物科学家和其他学者集中投入研究,开启了“科学普洱”的时代。
       我用如此简约的方式闲聊着普洱茶的历史,还是觉得没有落到实处,就像游离了一个个作品来讲美术史,才几句就心慌了。然而普洱茶那么多品牌,有哪几个是广大读者都应该知道的呢?它们的等级如何划分?我们有没有可能从一些“经典品牌”的排序中,把握住普洱茶的历史魂魄?



       为口感排序,非常冒险。
       尤其是,任何顶级形态都达到了足够的高度,而每种高度都自成峰峦,自享春秋,更不易断其名次。为普洱茶的峰峦排序,还遇到了特殊的困难,那就是,抵达者实在太少,难以构成广泛舆论。大家甚至都知道哪几位老兄藏有哪几种品牌,说高说低,都有“挟藏品而自重”“隐私心而待沽”之嫌。因此,大家往往只默默地排序于心底,悄声地嘀咕于壶边。说大声了,怕遇冷眼。
       好像都在等我。
       因为我嫌疑很小,胆子很大。
       那么,就让我来吧。
       我对“号级茶”排序的前五名为——

                     第一名:“宋聘”;
                     第二名:“福元昌”;
                     第三名:“向质卿”;
                     第四名:“双狮同庆”;
                     第五名:“陈云号”。

       我对“印级茶”排序的前五名为——

                    第一名:“大红印”;
                    第二名:“甲乙级蓝印”;
                    第三名:“红印铁饼”;
                    第四名:“无纸红印”;
                    第五名:“蓝印铁饼”。

       我对“七子饼”排序的前五名为——

                   第一名:“七子黄印”;
                   第二名:“七五七二”;
                   第三名:“雪印青饼”;
                   第四名:“八五八二”;
                   第五名:“八八青饼
”。

       写完这些排序,我在大胆之后突然产生了谦虚,觉得应该拜访几位老朋友,听听他们的说法。
       先到香港,叩开了柴湾一个巨大茶叶仓库的大门,出来迎接的正是白水清先生。在堆积如山的茶包下喝茶,就像在惊天瀑布下戏水,非常痛快,因此每次都会逗留到午夜之后。今天一看,喝茶处已经装修一新。
       白先生对普洱茶的见识,广泛而又细致。原因是做了几十年的普洱茶贸易,当初很多场合是不能“试泡试喝”的,只凭两眼一扫,就要判断一切,并由此决定祸福。这种长年训练,使他的眼光老辣、迅捷而又全面。我甚至建议他编一部《白水清普洱茶词典》出版,因为他有这种知识贮备。说起“号级茶”,他首先推崇当年的四个茶庄:同庆号、同兴号、同昌号、宋聘号。在品牌上,他认为最高的是“红标宋聘”,口味浓稠而质量稳定。其次他喜欢“向质卿”的高雅、鲜爽,“双狮同庆”的异香、霸气。“福元昌”和“车顺号”,好是好,但存世太少,呈现得不完整,不方便进入队列。此外,他还欣赏几个茶庄,例如江城号、敬昌号等等。
       何作如先生在普洱茶上,是很多高人的“师傅”。很多年前我只要和金庸先生、白先勇先生聊天,他每次都来泡茶,我们三人不知道他拿出来的茶是何等珍贵,现在想来还十分惭愧。他坚守茶的等级,并以此展现身份。对于低等级,他一见扭头就走,理也不理。他把“号级茶”分了“四线”,这是我迄今见过对“号级茶”的最精细划分。一线三名,“宋聘”“双狮同庆”“福元昌”;二线两名,“陈云号”“仁和祥”;三线三名,“本记”“敬昌”“同兴”;四线也是三名,“江城号”“黄文兴”“同昌号”。除了这“四线”外,他直陈自己所要求的普洱茶境界,那就是一喝便产生“直坠丹田”的强烈体感。要达到这一境界,他主张以原生态的制作方式走生茶之路,不做太多加法。他还非常重视冲泡技术,讲究水质、水温、投量、壶型、间歇等等关键细节。
       沈培平先生对现代普洱茶发展的贡献,人所共知。那天我在飞机上正好与他邻座,就聊了起来。他是一位宏观的管理者,既有科学思维,又有敏锐口感,因此对各种品牌都有一种鸟瞰的高度。他对“号级茶”的排序,一口气列了十名:“宋聘”“福元昌”“向质卿”“双狮同庆”“陈云号”“大票敬昌”“同昌号(黄文兴)”“江城号”“元昌号”“兴顺祥”。他对“印级茶”排了六名:“大红印”“甲乙级蓝印”“红印铁饼”“无纸红印”“蓝印铁饼”“广云贡饼”。他对“七子饼”排了九名:“七子小黄印”“七五七二(青饼)”“雪印”“月印”“八六五三”“七五八二”“八五八二”“七五四二”“八八青(七五四二)”。除此之外,他还提供了自己对熟茶的排名:“紫天”“八中熟”“南宝砖”“文革后期砖”以及对“新生代普洱茶”的排名:“易武春尖”、“橙中橙”“紫大衣”“九九易昌”等等。他的目光,童叟无欺。
       张奇明先生开设的大可堂茶馆,专供普洱茶,早已成了上海极重要的一个文化会所。有的茶客甚至摹仿西方人着迷星巴克的语言,说自己平日“如果不在大可堂,就在去大可堂的路上”。很多朋友看到那里有一方由我书写的碑刻,以为是我开的。其实,我只是一名常去的茶客。张奇明先生对“号级茶”的排序为:“宋聘”“陈云号”“向质卿”“大票敬昌”;对“印级茶”的排序为:“大红印”“红印铁饼”“无纸红印”“甲乙级蓝印”“大字绿印”“蓝印铁饼”;对“七子饼”的排序为:“黄印”“七五七二”“雪印”“八五八二”“八八青饼”。
       王家平先生在网络微博上的署名是“茶人王心”,据说投情颇深,读者也不少,可惜我不上网,看不到。算起来,只要我在北京期间,与他喝茶的次数特别多。每次看到他胖胖的手居然能灵巧地泡出一壶壶好茶,深感惊讶。他对“号级茶”的排序为:“宋聘”“陈云号”“双狮同庆”“向质卿”;他对“印级茶”的排序为:“红印”“蓝印铁饼”“甲乙级蓝印”“无纸红印”;他对“七子饼”的排序为:“八五八二”“雪印”“八八青饼”。
       另外,我还分头询问了一些优秀茶艺师如姚丽虹、黄娟、海霞她们的排序,几乎也都大同小异。可见,在口味等级上,高手们分歧不多。
       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虽然说得如此痛快淋漓,但是,“号级茶”已经越来越少,谁也不能经常喝到了。“福元昌”现在存世大概也就二、三十小桶吧?“车顺号”据说只存世四片,我已侦知被哪四个人收藏了。都是我的好友,但他们互相不说,更不对外宣扬。怕被窃,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怕的是,一番重大的人情,或一笔巨大的贸易,如果提出要以尝一口这片老茶作条件,该如何拒绝?
       珍贵,不仅是因为稀少。“号级茶”的经典口味,借着时间的默默厮磨,借着微生物菌群的多年调理,确实高妙得难以言表。
       邓时海先生说,福元昌磅礡雄厚,同庆号幽雅内敛,一阳一阴,一皇一后,构成终端对比。在我的品尝经验里,福元昌柔中带刚,果然气象不凡,同庆号里我只中意“双狮”,陈云号药香浓郁,也让我欣喜,但真正征服我的,还是宋聘。宋聘,尤其是红标宋聘而不是蓝标宋聘,可以兼得磅礡、幽雅两端,奇妙地合成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冲击力,弥漫于口腔胸腔。
       我喝到的宋聘,当然不是光绪年间的,而是民国初年宋家与袁家联姻后所合并的“乾利贞宋聘”茶庄的产品。那时,这个茶庄也在香港设立了分公司。每次喝宋聘,总是多一次坚信,它绝非浪得虚名。与其他茶庄相比,宋、袁两家的经济实力比较雄厚,这当然很重要,但据我判断,必有一个真正的顶级大师一直在默默地执掌着一部至高的品质法律,不容有半点疏漏。
       照理,堪与宋聘一比的还有同兴号的“向质卿”——一个由人物真名标识的品牌,据说连慈禧太后也喜欢。但奇怪的是,多次喝“向质卿”,总觉得它太淡、太薄、太寡味,便怀疑慈禧太后老而口钝,或者向家后辈产生了比较严重的“隔代衰退”。到后来,不管到哪一个茶室,一听这个品牌就兴味索然。没想到有一天夜晚在深圳,白水清先生拿出了家藏的“向质卿”,又亲自执壶冲泡,我和马兰才喝第一口就不由得站起身来。那口感,是一种充分柔爽中的充分堂皇。而且,还有一种大空间的洁净,就像一个老庭院被仆役们洒扫过很久很久。无疑,这是典型的贡品风范。但是,如果要我把它与宋聘作对比,我还会选择宋聘,理由是力度。
       我对“印级茶”的喜欢,也与力度有关。即使是其中比较普及的“无纸红印”“蓝印铁饼”,虽都还只是中年,却已有大将风度。在京城初冬微雨的小巷茶馆,不奢想“号级茶”了,只掰下那一小角“红印”或“蓝印”,再把泉水煮沸,就足以满意得闭目无语。当然也会试喝几种“新生代”普洱,一般总有一些杂味、涩味,如果去掉了,多数也是清新有余,力度薄弱。那就只能耐心地等待,慢慢让时间给它们加持了。


       说到力度,我不能不表述一种很深的遗憾。普洱茶的口感,最珍贵、最艰深之处,就是气韵和力度。但是,科学家们研究至今,还无法说明气韵和力度的成因。有人说,茶中之气,可能来自于一种叫“锗”的成分,对此我颇有怀疑。我想,锗,很可能是增加了某些口味,或提升了某些口味吧?应该与最难捉摸的气韵和力度关系不大。虽然最难捉摸,但一上口就能立即感知,而且是一切老茶人的共同感知,这是何因?依我看,秘密还在那群微生物身上。天下一切可以即时爆发的气势,必由群体生命营造,可惜我们对这种群体生命,还那么无知。把原因归之于锗,好像是以化学替代了微生物学。
       除了气韵和力度,普洱茶的特殊香型也还是一个谜。过去有一种幼稚的解释,以为茶树边上种了某一种果树就会传染到某种香型,这种说法已被实践否定。据现在的研究,普洱茶的香气,是芳樟醇(也即沉香醇及其氧化物)在起作用。这种说法可能比较靠谱。但是,普洱茶除了樟香之外的其他香型如兰香、荷香、枣香、青香,那是芳樟醇范围里边的不同类别,还是出现了其他什么别的醇?
       还有,科学家认为,普洱茶的防癌作用主要是靠茶红素,但是,我们对茶红素又了解多少?它究竟是什么?何时能分解出来?
       又有科学家设想,普洱茶的最好原料是千年古茶树,那些茶树为什么千年不凋,仍有产出?除了微生物的辛劳之外,是不是还有一种“长寿基因”?如果是,那么,这种“长寿基因”到底是以一种什么方式存在着、转换着?
       这样的问题,可以无休无止地问下去。
       很快我们发现,有关普洱茶的很多重大问题,大家都还没有找到答案。因此,最好不要轻言自己已经把普洱茶“彻底整明白”了。记住,就在我们随手可触的某个角落,那群微生物正交头接耳地在嘲笑我们。而且,它们确实也有足够的资格嘲笑。
       由此想起几年前,闫希军先生领导的天士力集团听到了“科学普洱”的声音,便用现代生物发酵工艺萃取千年古茶树中有效无害的成分提炼成“帝泊洱”速溶饮品,为普洱茶的功能化、便捷化、国际化打开了新门户。在香港举行的发布会上得知,为了研究的可靠性,他们曾经一次次动用上百只白老鼠做生化实验。我随即在发布会上站起来说,自己是一百零一只白老鼠,无意中也接受了实验,而且还愿意实验下去。
       但是,我更想在实验中把自己变小,小得不能再小,然后悄悄溶入那支微生物菌群的神秘大军,看它们如何从原始森林的古乔木大叶种开始,一步步把普洱茶闹腾得风起云涌。
       当然,对我来说,普洱茶只是一个观察样本,只要进入了微生物的世界,那么,我对人类和地球的感受也就完全不一样了。于是,我再由小变大,甚至变成巨人,笑看茫茫三界。
       对不起了,普洱茶,我所关切的事,毕竟要比你大得多。

发酵食品,茶叶与人类生活——从茶叶传播的历史片段浅谈普洱茶对现代人的意义

1、浅谈发酵食品

2、茶的最初形态是什么样呢?

3、茶的功能性与传播

4、茶的杀菌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5、茶的补充膳食纤维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6、咖啡碱的刺激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7、茶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关系

8、普洱茶与当代人肠道菌群养护

9、普洱茶保健的部分机理浅谈

人类文明的兴起伴随着非常多的材料和技术。

茶是东亚祖先驯化出来的重要物产,它联合了中原和草原,汉地与藏地,通过茶马古道将中国文化带向世界。

发酵则是全世界文明发展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技术,是文明的催化剂,帮助人类提高了生存优势。

1、浅谈发酵食品

所谓发酵食品就是人类利用微生物将食材进行再加工获得的食品。

一本书名为《食品微生物学》的教科书,其中前言说,在7000年前,已有人类在采食菌菇。

我觉得野生菌不能算作发酵食品,而且人类最早食用野生菌的时间应该远早于符号记载。

但发酵食品和野生菌还是有很多相同点的。

一些小麦粉,给它加点水,揉成个面团,放碗里忘了。不久之后一些真菌就会发生,这些真菌会把面粉里很多营养物质的微观结构改变。微生物不但改变了面团的物理结构,也增加了面团的风味。古巴比伦人把这个发酸的面团拿去烘烤,就做成了类似今天的面包。这个事件可能诞生在6000年前的一次偶然。

发酵现象更多时候与食物储存有关。

今天的城市人对于食物发酵与储存没有像古人那样的重视,这是因为今天不但有冰箱,还有超市,让我们每天都有新鲜的肉类和蔬菜可以食用。

虽然古人在某些特定时间和区域也有类似今天冰箱的设备,但却没有现代化农牧产品供应体系。如果不做好食物储备,是没法儿生存的。

食物储备,与发酵相辅相成。

比如葡萄没有办法长期储存,做成葡萄干就可以多存一阵子,要是做成葡萄酒就可以存十几年到上百年。新鲜的肉类也没办法储存,古人会在肉里添加一些盐,做成腊肉,火腿一类的发酵食物。

为什么要放盐?因为如果不放盐,微生物的生长不受控,很快肉会完全腐烂,全部营养都被微生物消耗殆尽。放盐会使微生物的生长受到控制。所以想做出好吃的火腿就要掌握一个度,让微生物产生对人类有用的变化,而又不至于消耗掉过多的营养。

葡萄酒也是一样。葡萄里面有糖,但要是只有糖的话,微生物就会疯长。所以酿造葡萄酒还需要关注葡萄皮中的单宁,糖是微生物的养料,而单宁会把微生物控制在合理范围。

除了利用成分控制微生物,也可以利用环境控制微生物。

因纽特人的传统美食腌海雀,整个制作过程不用加盐,捕获的海雀也不去毛不去内脏,完整地塞进一只新鲜的去掉内脏的海豹皮囊中。然后把海豹挤除空气封好口,埋在石窖里发酵半年左右,就可以直接吃了。在北极圈内,寒冷的气候让微生物难以爆发,有一个外壳的保护足够了。

发酵技术的本质,一方面是给微生物提供营养,另一方面是给微生物一定控制。

不同的自然环境与不同的文化传统,会产生不同的发酵技术。

在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当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人对发酵已经利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各种谷物各种肉类都可以变着花样发酵。

这时的发酵已经不再仅仅是为了储存食物,更是为了追求美味了。

对于游牧世界来说,牛羊奶十分重要。没有办法长期储存的新鲜牛羊奶,就可以通过发酵变成可储存的食物。世界上任何一个对牛奶有强需求的民族,都会产生出各自制作奶酪的方法。而雪域高原的藏民不单会做奶酪,还会先把牛奶当中的酥油提出来。酥油大概可以存一年左右,存放一段时间的酥油内质会被微生物部分改变,更利于消化,也属于一种冷门的发酵食品。

近年出版的一本讲发酵食品的书《不生不熟》,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人类在学会用火之前,就学会了发酵。

作者给出的理由是差不多19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直立人的臼齿就开始变小,这说明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吃的食物变得好咀嚼了。但人类学会用火的时间是大概50万年前。

什么让食物变软的呢?发酵。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路途中,发酵早已深度参与。

但人与微生物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

17世纪,在显微镜发明之后,人们直接看到了微生物。到了19世纪,科学家又提出了“病菌”这种概念,由于片面的认识和宣传,当时的人们把微生物视为病源,尽力躲开。

这是胡适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片段,当时知识分子的观念可见一斑:

“你要记得下面几件事: (1)不要买摊头上的食物,微生物可怕。(2)不要喝生水冷水,微生物可怕。……”

发酵食品也在潮流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波及。无菌食品成为了一种风尚。

远离微生物不是人体需要的生存方式,导致了今天人类的很多健康问题。

所幸,随着人体微生物组研究的大量实质性进展,越来越多的报道也在传播微生物的正面价值,发酵食品迎来了一个全新时代。

2、茶的最初形态是什么样呢?

茶叶作为一种被人类驯化的重要植物,深度参与了人类文明进程。是目前世界上流布范围最广的饮料。

对茶叶的最初利用,公认始于中国。我们熟悉的陆羽《茶经》中就有这样的文字:“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

早期汉字中没有“茶”字,“荼”就被拿来暂代茶用。大学问家顾炎武在《日知录》说:“‘荼’字自中唐始变作‘茶’。”

“荼”的本字义是一种多余的草,应该除掉的苦草。用这个字来指代茶,可以想象汉文化早期对待茶的态度。

而“茶”这个文字要等到陆羽的时代之后才开始被广泛传播和确立,文字形成共识的同时也说明“茶”正式融入了的汉文化生活。

茶来自何方?

继续看《日知录》,顾炎武在大段的史料推导后,从字缝中读出结论:“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

以下为引文:

《日知录校注》(清)顾炎武 著,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18

秦国占领蜀地发生在战国期间。秦人取蜀意义很大,比如李冰父子被秦王派去蜀地,之后修都江堰等等故事。秦人取蜀的底层价值在于古华夏文明与古蜀文明的交融,二者共同塑造了后来的中华文明。

蜀地在中原的南方,茶来自南方。正所谓“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除了文字学,还有语言学上的证据。

北京大学汪峰教授在文章《语义演变、语言接触与词汇传播——*la“茶”的起源与传播》中推导出,“茶”的最早源头就是彝缅语的*la,最可能的来源是在云南广为分布、且与傣语有接触的彝语支语言。

说得简单粗暴点:汉族语言中的“茶”,借自西南的彝语支民族。

还有一则材料。

五代·毛文锡《茶谱》:“泸州之茶树獠,常携瓢置,穴其侧。每登树采摘芽茶,必含于口,待其展,然后置于瓢中,旋塞其窍。归必置于暖处。其味极佳。又有粗者,其味辛而性熟。彼人云:饮之疗风。通呼为泸茶。”

泸州就是今天四川的泸州,这里的泸茶显然是一种发酵茶,与中原茶饮迥然不同。在汉语文献记载中,几乎为孤例。

这种不用火,单用发酵做出来的茶,在今天也有。比如德昂族就有一种酸茶做法,将新鲜的茶叶用芭蕉叶包裹,放入土坑内埋几天至几十天后取出,将茶叶放在阳光下揉搓,晾晒几天,然后又用芭蕉叶包裹放入深坑,再埋几天到几十天,最后取出晒干即成。

类似的东西在布朗族、景颇族中也有,不同地区对于酸茶发酵的时间掌握不同。从地理分布上说,在泰国、缅甸、老挝,甚至日本也有原理类似的存在。

联系起上个小节所谈的内容,人类对于发酵的利用要早于对火的利用,掌握发酵比掌握用火要容易。在此基础上,可以想象:酸茶(发酵茶)的出现,早于绿茶等(一切加工过程中需要用到火的茶)。

酸茶(腌茶)一般是当菜吃或者当小零食吃,跟现代汉地对茶的使用方式区别很大。

今天泰国缅甸地区做的酸茶Maing,可以拌着盐、糖浆、花生、炸猪皮等等一起吃。

东南亚酸茶Maing的发音非常接近“茗”,这或许不是偶然,“茗”字本身也暗含着品饮方式。早期汉语中的茗,常常以“茗粥”形式出现,比如王维《赠吴官》:“长安客舍热如煮,无个茗糜难御暑。”苏轼《绝句》:“偶为老僧煎茗粥,自携脩綆汲清泉。”

《茶经》中也有摘记:“郭弘农云:早取为荼,晚取为茗”。

早采的嫩茶,芽茶用来做“荼”,“荼”就是煮水喝的叶子,这种喝法,后来就变成今天的“茶”。晚采的粗叶,则用来做“茗”,做Maing(腌茶)这样的东西,用来做菜做粥。

在今天,日本的酸茶Awabancha(阿波番茶,在中国也叫阿波晚茶)就主要被用来做茶粥。Bancha有粗茶和晚茶的意思,意味着鲜叶采摘时间比较晚。(参考《茶叶微生物产品学》黄友谊 编著)

酸茶工艺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也有细微的差别。

人们使用火的成本逐渐降低后,有些酸茶的制作也开始加入火,先杀青后腌制出来的酸茶,叶形保留会更完整。

茶的这种用法也符合人类对于植物驯化的原始需求:满足食用。

这样的茶叶,在以烧烤为主食的民族中,对肠道健康的保护非常有意义。它的原理我们在本文最后一个章节讨论。

说到这里,茶叶的最早期形态开始有点模样了。

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直接通过鲜叶干燥得到的白茶形态会不会更早?白茶确实有可能更早的零星出现。但是习惯性食用茶叶的话,白茶作为食用的利用率会比发酵茶低很多,这一点之后的篇章谈到发酵原理时会再做解释。

3、茶的功能性与传播

我们盘点一下茶的功能:

第一,它能够降低大量食用烧烤的燥热。

第二,它能够让人在炎热的环境下保持一份头脑的清醒。

第三,它是一种蔬菜,作为膳食纤维的补充。

第四,通过咀嚼茶叶,可以利用酚类的杀菌作用杀死口腔和肠胃里的有害细菌。

第五,解油腻。

还可以继续补充第六第七等等……这里暂不延展。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茶的用途越多,它就越容易与其它地区其它文化形态的发生嵌合。

4、茶的杀菌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比如杀菌作用,在麦克法兰《绿色黄金》中提到“采食茶叶的猴子往往体格健康,生存能力强”,按照这种说法,茶叶在猴子文化中已经发挥作用,与猴子建立共生了。人类利用茶叶,开始也许是出于对猴子的模仿。这个观点有待更详尽的研究,但可以利用茶叶控制有害菌这一点,在今天也很有参考意义。

英国正是由于饮茶习惯的普及,间接解决了饮用水安全问题,从此人口素质提升,经济逐渐发达,成为一代帝国。

对于有意改善贫困的慈善组织来说,推广茶文化是个不错的选择。(本章叙述不再展开,相关案例可以参考《绿色黄金》)

5、茶的补充膳食纤维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

“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

“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

——藏地谚语

茶叶能够补充膳食纤维,这一特点对缺乏蔬菜的牧区,尤其是雪域高原有重大意义。

清代檀萃在《滇海虞衡志》中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也有民间传说,藏区的茶叶是文成公主带去的。从汉语文献记载看,西藏从唐代初期(公元七世纪)开始用茶。

但从藏地自身出发,用茶时间其实更早。如果认为茶叶是伴随佛教传入的,在公元三世纪(按不同谱系也有说四世纪到五世纪),吐蕃赞普拉托托日就有好佛之名。而民间佛教传入时间更早。

藏语中有专门指代“茶”的语词,听起来更像“槚”,这比“茶”的发音更为古远。从语言学角度来说,藏语中的“茶”大概率与汉语无关。杨海潮老师在《茶文化初传藏区的时间与空间之语言学考证》一文中,得出结论:“推测古代藏族人民(或其先民)最先是从滇川交界区域(而不是四川)认识到茶的。”

2016年,《scientific reports》刊登了中英联合考古报告,用考古实物证明在1800年前西藏已经开始用茶。

考虑到西藏到滇蜀的距离比中原更近,藏地用茶的历史还有大量可供研究的空间。

在今天,传统的藏民每天都要喝大量酥油茶,践行着“茶是生命”的行动。

木霁宏、陈保亚、徐涌涛、王晓松、李林、李旭6人,在1990年和马帮走了一百多天,从云南德钦到西藏昌都,又转到四川康定,完成了“茶马古道”命名,出版了《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

这里我引用一段书中的话:

“记得我们在中甸归化寺调查的时候,喇嘛捧上的第一道礼物便是酥油茶。我们咂上两口,面有苦色,碍于情面,故意赞不绝口。3天以后,我们开始领悟到酥油茶的力度和纯香。5天以后,我们不喝酥油茶更觉四肢无力了。我们琢磨准是上瘾了,就像抽烟喝酒一样。后来有一位藏医告诉我们,高原寒冷,蔬菜少,酥油茶既可增加能量,又可维持体内维生素。从此酥油茶成了我们的主食,我们每人都怀揣木碗一只,调查累了,就在雪水溪旁盘腿打坐,打上一壶酥油茶提精神。我们不仅在考察茶马古道的文化,我们同时已经开始进入了这个文化。”

开始进入藏区不习惯酥油茶,随后发现离不开酥油茶,这是很多在藏区旅居客的共识。藏区人民喝酥油茶的重点其实不仅在于补充能量,而更在于补充膳食纤维。

藏区自然环境恶劣,食物相对欠丰富,但最缺乏的不是谷物和肉类,而是蔬菜。

膳食纤维能帮助大便成型,缺乏膳食纤维会导致便秘,所以就有了“一日无茶则滞”的说法。

“滞”还算是小问题。但肠道菌群如果长期得不到膳食纤维的滋养就会萎缩,进而导致免疫系统屏障能力下降,人就容易生病。这就是大问题了,所谓“三日无茶则病”。

在缺乏膳食纤维供应的雪域高原中,如果能引入一种可补充膳食纤维的食品,无疑将提高这个地区人们的生存状态。

所以,藏民与茶叶一接触之后,就再也离不开了。雪域高原的人们对于茶叶的需求量非常之大。

但需要注意,藏区对于茶叶的需求,侧重于膳食纤维的摄取。所以藏区需要的茶不是汉地人喜欢的细嫩芽茶,而主要是粗老的边茶(形态一般是砖茶)。

边茶是用成熟晚采,甚至是刀割下来的茶树粗老枝叶为原料,利用微生物发酵制成。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

由于历史上往藏地运送茶叶困难,供应有限,所以边茶对于藏民极为珍贵。边茶的吃法也体现出了这种珍贵。

首先,边茶一定要“煮”。因为“泡”并不能保证膳食纤维的充分溶出,只有煮才能最大限度地榨出水浸出物。水温每高一点,能溶出的水溶性膳食纤维(水溶性多糖)都会多一点。

第二,茶渣也富含宝贵的膳食纤维。这里摘录茶渣的三种用法:1、“茶渣如油,给孩子吃”。2、穷人买不起砖茶,就捡喇嘛扔掉的茶渣吃。3、进藏马帮中赶马人都把茶渣喂给骡马,这样骡马走路明显更有劲。(参考《藏茶》李朝贵 李耕冬)

由于藏区不产茶,藏民又对茶叶有强需求,所以历代汉地政权都通过直接干预边茶供给来制衡西藏。“茶马互市”“边茶专卖”都是其中内容。

英国人在十九世纪尝到了茶叶贸易的甜头,不久也发现了西藏市场对于茶叶有着巨大需求,并做出判断,印度茶在西藏大有可为。

英国人为此尝试了很久,结果是,“印茶不能以西藏人自己的方式来饮用。如果印度茶用水煮沸,相比西藏人饮用的茶叶而言,它会变得非常苦,难以消化......他们并不准备饮用印茶。以至于即使在完全由英国统治的大吉岭,也会发现这里的大多数西藏人正在费力地从中国西部获取价格高至两到四倍的边茶。”这段话来自英属印度政府中的“西藏通”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参考《印茶侵藏?——基于中英档案数据之研究》冯翔,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6期)

至于中方记载中,虽然对印茶入藏极度警惕,但对印茶品质却颇为不屑,认为印茶性燥而热,而且由于机器压制,有机油味,难以入口。

也有更“权威”的观点,比如学医5年的孙中山先生对中国茶和外国茶就有如下对比:

“就茶言之,是为最卫生,最优美之人类饮料,中国实产出之,其种植及制造,为中国最重要工业之一,前此中国曾为以茶叶供给全世界之唯一国家,今则中国茶叶商业已为印度、日本所夺。惟中国茶叶之品质,仍非其他各国所能及,印度茶含有丹宁酸太多,日本茶无中国茶所具之香味,最良之茶,惟可自产茶之母国即中国得之。”(参考《建国方略》孙中山)

这些看法虽然主观情绪重,但不妨碍其中的关键问题。

为什么印度茶在占尽价格优势的情况下,最终退出了西藏市场?

秘密在于发酵。(这还真是个秘密,茶叶发酵技术一度被要求保密。)

藏地用茶主要都是发酵过的边茶(又叫“藏茶”)。

吃边茶(藏茶),吃的是膳食纤维,茶叶叶底虽然基本由纤维构成,但大部分不能为人体所吸收。只有通过发酵之后,微生物把本来不溶于水的纤维分解成小段,形成水溶性膳食纤维,才更适合人体。

同时发酵会大幅降低丹宁酸(酚类)含量,进而降低了茶叶的刺激性(性燥而热)。这正是印度茶的“问题”。从现在可找见的资料中来看,英国人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发酵的意义,只是把发酵当做紧压前的软化准备。

也不是英国人笨,是当时人们对微生物的了解太少了。后来新中国自己主持边茶生产的时候,也在机械化进程中走过不少弯路。

在《茶叶全书》中,威廉·乌克斯如是写道:“砖茶多销往西藏,1917年以前,俄国是砖茶的一大市场。这些砖茶,都是中国生产。西藏地区的砖茶,是四川制造,制法非常简陋。制茶者采取细叶制成上等茶后,剩下的粗叶、茶梗、茶枝装入袋中发酵数日,然后用手挑选分为三级,再用蒸汽锅蒸。等到柔软后,与用米水粘过的茶末混合,再压成11×14英寸的砖块,每块重约6磅。”

跟雪域高原类似,西北和北方游牧民族同样缺乏足够的膳食纤维源,虽然没有像西藏缺乏得如此紧迫,但对于茶叶的需求也很大。

对于汉地中心而言,“以茶治边”的意义就在此基础上得以展开,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茶”。

6、咖啡碱的刺激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很多植物都会合成生物碱类的化学成分,植物进化出这个东西,是通过这些刺激性物质保护自己,让动物不去吃它。大部分时间,这个策略是成功的。很少有动物喜欢故意找刺激。但人类受到生物碱刺激后,会有兴奋感,接触多了还会成瘾。所以富含生物碱的植物往往被人做成嗜好品。茶叶就含有大量生物碱,茶叶生物碱中咖啡碱比例最高,通过喝茶可以保持头脑清醒,喝多了也会上瘾。

在需要静修的宗教体验中时常喜欢饮茶,茶叶生物碱在此时的功能,被描述为提神,或者被认为可以减少或控制性欲。

作为汉地茶文化的代表,陆羽就认为茶的功能重点在此。所谓“荡昏寐,饮之以茶。”(《茶经·六之饮》)

这一点对于汉族人民要分两层意义看待。保持清醒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可以增加劳作时间,提高劳动效率。对于士大夫阶层来说,只有脑子在活跃的状态,才可以充分创造和享受精神生活。

又由于草原文明和藏区文明对茶的强烈需求,这样的经济作物,必须大力发展。

士大夫们以身作则,努力拉高内需。这就是汉传茶文化发达的底色。

一代代文人不断发掘出茶的种种乐趣、德行、精神,呼唤出了汉民族对茶的爱,实实在在帮助汉族茶产业做大做强起来。从“秦人取蜀”到“五口通商”,两千年的文化积淀塑造了汉传茶文化无以伦比的自信。

古代的中原士大夫把茶生活拔高成了一件雅到不行的事。宋朝是“雅”的极致,日本人来了一看,喜欢得不行,就成套学回去了。日本人需要喝茶吗?不需要,但就是瘾大,这瘾一方面是身体上的瘾,另一方面是文化上向中国模仿的心瘾。

在日本江户时代,农夫只可以喝白开水,武士才可以喝茶。

茶对日本的影响不在喝茶本身,而在茶的周边。尤其那一套复杂的礼仪——日本茶道,这是日本贵族生活的基本要求。

千利休在大阪堺寺庙某墙壁上写了《饮茶七律》,就弥漫着浓重的宗教仪式感。

“客人先进入外间,即供客人等待的房间,所有意气相投的人在那里聚齐。一声木锣响过,表示主人要出来迎客了。

就洗手来说,重要的是由此起到净化心灵的作用。

主人必须恭恭敬敬地接待客人,带他们进入饮茶室。如果主人是一个举止失措、缺乏想象力的人,如果茶和饮茶用具品位不高,如果茶园的自然格局和茶树规划不够美观,客人也可直接拂袖而去。

类似风吹过松林的声音一响起,就表示水烧开了。听到一声锣响,客人第二次进入饮茶室。没有及时听到水开或没有及时处理好炉火,都是一件不可原谅的事。

不论是在饮茶室里面还是外面,都不谈世俗的东西——这是一条颇有年头的戒律。

在正式的聚会上,客人和主人都不能咬文嚼字相互恭维,虚假客套。

聚会一般不会超过4个小时。但是,如果因为中间谈论佛教教义或美学问题而超过了这个时间,也无可非议。”(摘自《绿色黄金》)

茶除了“雅”的功能,也具世俗意义。藏区的人要是两个月不吃茶,那恐怕相当难受。但汉人两个月不喝茶,大概率没什么事。

这是因为藏人几乎必须靠吃茶来补充膳食纤维,而中原人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来源可选择。

因此,中原对茶的使用方式会与牧区有所差异,古代汉人喝茶其实是喝多酚和生物碱,至于膳食纤维则大可弃之不用。于是茶叶在中原演化出了泡饮的方式,只喝浸出物,而丢弃纤维质的叶底。

茶树中嫩芽叶的咖啡碱含量远高于粗老叶,所以汉人偏好用嫩芽叶做茶,对空有纤维质的粗老茶叶缺乏兴趣。

这种汉地与边地的用茶差异,使不同文化族群通过茶产生了有趣的关系。

比如汉族文人用这种差异来做文章,塑造文化优越感。

唐代樊绰《蛮书》有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陆羽在《茶经》里对这种喝法评价“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

一个是边地老百姓当菜吃,一个是汉族士大夫的娱乐。这其实只是出发点不同而已。站在藏族的角度,也会觉得饮茶丢弃叶底的汉人真是愚蠢至极。

更重要的关系是政治意义,明代的名臣严清曾上疏嘉靖皇帝,清楚指出:“汉地有茶,汉人离开茶也可以生存;藏区无茶,藏人却不可以没有藏茶”。(把这句话里的“藏人”换成任何一个北方游牧民族而言也是一样。)

茶是北方游牧民族和藏民的生活必需品,自己的领地上又不产茶,而且几乎没有其它渠道,只得从汉地买。

在这种经济结构下,汉人政权往往会选择将茶叶统购统销,严格管控边茶供应量,通过国家垄断经营,人为控制贸易顺差,进而实现对需茶民族的间接控制。

从中唐到鸦片战争前,汉地的统治阶级通过茶,获得了一种强大的权力。

茶叶的贸易顺差持续了一千年以上,赋予了汉地人相当的经济优势,另一方面也在持续加剧地区间的不平等,引发了相当多的冲突乃至战争。

中国这种“因为先进所以挨打”的战争最后一次发生在1840年,史称“中英鸦片战争”。

在那之前,中国的文化已经影响到欧洲,所产的茶叶、瓷器、丝绸都非常受欢迎。茶叶更是英国人最偏爱的嗜好品,英国人痴迷于这种可以提振精神的饮料。而中国对于欧洲的物产却几乎没有兴趣。恰如乾隆皇帝所说“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天朝需要的只是白银。

长期的贸易顺差让白银大量流向中国,英国有点坚持不住了。(因为当时用的是白银,不是纸,如果你愿意收纸,那要多少印给你就得了。)英国人必须找到“无所不有”的中国人喜欢的商品去平衡逆差,于是发现了鸦片......随后的一系列故事对中国是个悲剧,其中细节可参考周重林《茶叶战争》。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逐渐在印度,锡兰以及非洲也发展起了不亚于中国的茶叶经济规模,中国的茶叶优势从此丧失,世界茶叶格局不再一家独大。东方天朝的传说也随之落幕。

7、茶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关系

人怎么用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有不同的方式。

地理空间上的差异会导致文化的多样,随着时间上的发展,同一空间内的文化也可能发生变化。

川滇东南亚地区的人,最早开始把茶当酸菜吃。人们通过发酵降低了刺激性,提高了可摄取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含量,成为了烧烤生活中的必备配菜。

补充膳食纤维这一点激发了牧区人民的强烈共鸣,于是在商业接触中演化出边茶。边茶通过发酵制造而成,含有大量水溶性膳食纤维,并适宜长距离运输,长时间储存。边茶贸易增加了牧区大部分人民的生存质量,也增加了牧区的人口,也让牧区对产茶区形成依附。

中国人在茶生活里找到了“清凉”,茶让人在炎热气候下保持着清醒。“清凉”的茶文化影响了许多炎热区域的人民,他们对“清凉”高度渴望。北非的摩洛哥在“清凉”的基础上演绎出薄荷茶的形式——单单绿茶,嫌不够清凉,要再加冰糖和薄荷才能抵御撒哈拉沙漠的炎热。

由于长期的经济发达,中国茶文化越来越丰富厚重,有些时候甚至脱离了茶的基本用途,衍生出相当多纯精神性的外延。这些精神性外延被朝鲜和日本看到,并在其中找到与自身的封建礼教契合的重要仪式。

如果说古代中原士大夫喝茶主要看重酚类和咖啡碱的作用,茶的诸多功效发挥得有点不充分。那茶对英国的意义就更间接了。对18世纪的英国人而言,茶最大作用是能够让他们不再喝生水。茶文化的传播让英国人习惯于烧开水,于是在当时水污染严重的欧洲,英国用低成本解决了饮用水安全问题,为帝国崛起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首个现代化帝国的文化影响下,加糖加奶还配上布丁的英式下午茶代表着现代性,卷席全球。

高油高盐高糖高脂的现代化美食也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让现代人普遍处在亚健康状态。

我们需要一个解决现代化健康问题的抓手。

2007年启动的“人类微生物组计划”提供了这样的抓手——人体微生物。

人体其实是人的细胞和一大群微生物共生在一起的超级生物体,其中,人的细胞占超级生物体总细胞量的10%,人的基因占超级生物体总基因量的1%。

可以这么说,人体健康状态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有微生物参与。而人体微生物组中九成以上都在肠道。保证肠道菌群的合理结构,就保证了自身的健康。

2020年前后,科学界对于肠道菌群的认识频频获得突破。我们可以从肠道菌群的角度,重新解释很多问题。

现代化生活方式的问题是什么?

现代人的身体细胞结构跟我们原始部落的祖先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但现代人的身体状态和古人却产生了很大的差异。超级生物体(广义人体)中的微生物,在现代化的环境中,时常面临危险。

比如,我们教科书上写正常人的体温应该是37摄氏度。但从2019年末至2022年末的疫情期间,全世界人民都经常需要测体温,得出了大数据,现代人的体温只有36.5摄氏度。

人的体温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人体自身代谢产生的热量,一个是人体微生物组代谢产生的热量。

为什么现代人的体温降低了呢?因为现代人的肠道菌群普遍萎缩了,产热不足了。

造成肠道菌群萎缩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1、杀菌剂。现代人滥用抗生素。在集群化模式生产的农牧业中,充满了杀菌剂。再加上现代医疗也依赖抗生素的使用,这些东西会导致肠道菌群萎缩。

2、有益菌种摄入不足。近代长久以来对“病菌”的恐惧,让发酵食品的摄入变少,有机会在人体定殖的有益菌也就相应变少了。

3、滋养不足。肠道菌群需要以膳食纤维为底物生存。通过对古人类粪便化石的分析,可以得知古人类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在200-400克,而今天美国医学科学院建议人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是30克,而实际上美国人平均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是15克。几百万年来我们的肠道菌群都是处在高膳食纤维的营养环境下,只是现代化进程的一百年当中,我们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膳食纤维大量减少。(参考赵立平《大树细菌》)

肠道菌群不单影响体温,更与我们的内分泌,免疫系统息息相关。护好肠道菌群,是保健的关键。

喝茶可以调节肠道菌群。现代人如果养成有效喝茶的习惯,就能够解决相当多的健康问题。

8、普洱茶与当代人的肠道菌群养护

香港有个美食家叫蔡澜,1995年在香港《壹周刊》发表过一篇《普洱颂》,能看到香港茶生活的诸多细节,非常值得细读,其中有段这样:

“浓郁的铁观音当然是我最喜爱的。统道叔沏的,哥哥一早空肚喝了一小杯,即刻脸变青,呕得连胆汁都吐出來,我倒若无其事的一杯又一杯。

老人家教道,喝茶喝醉了,什么开水、牛乳、阿华田都解它不了。最好的解茶药,莫过于再喝茶,但是这次要喝的是武夷老岩茶,越老越醇以茶解茶,至高的境界。”

老茶可解茶醉,这个现象在饮茶人中算是共识。但也一直说不明白其中机理,只能用“暖胃”这样的大词完成大框架上的自洽。

其实从肠道菌群的角度可以提供一种解释。新茶如果含有的刺激性物质过多,肠道菌群接受不了,就会造成肠胃负担。而类似原料的老茶上有可能生长着能够分解利用这些刺激性物质的菌群,虽然活菌很难穿过胃酸。但老茶中的一些发酵产物,可以对肠道菌群起到滋养,或者起到了靶向引导解决刺激物的作用。

茶叶通过不同的加工和喝法,对肠道菌群会形成截然不同的影响。

茶叶中最主要的水浸出物分两种:1、茶多酚类(杀菌剂);2、多糖类(水溶性膳食纤维)

好的肠道菌群结构,由两个条件组成:1、菌种要好;2、营养要够。(对肠道菌群而言,好营养就是充分的膳食纤维)

先说一种情况,有时候人体由于环境影响,自身病变等因素,肠道菌群中杂菌生长过多,会导致很多健康问题。此时可以通过饮茶,摄入足量酚类,将杂菌杀死,重塑肠道菌群。

需要注意,高酚类含量的茶不可以长期频繁饮用,如果长时间保持大量酚类摄入,会导致肠道菌群萎缩。长期喝刺激性强的茶容易“体寒”就是这个原因。

在今日世界,更多有效的使用场景,还是通过多糖,给肠道菌群补充营养。

针对这个全世界人民都体温偏低,膳食纤维摄入严重不足,肠道菌群普遍萎缩的现状,通过喝茶补充膳食纤维是个低成本高效率的保健方案。

低成本:茶的生产成本不贵,相对简陋原始的环境也可以做出很好的茶。

高效率:茶本身就是世界上最流行的饮料,传播成本低。

而把茶当做膳食纤维补充剂的话,需要选择多糖含量高的后发酵茶。

后发酵茶中,关于普洱茶的研究最多。中国知网上有关“普洱茶”词条的文献有11219篇,多于“黑茶”的4456篇,“茯砖”的833篇,“藏茶”的790篇,“六堡茶”的749篇。(2021年8月20日数据)

普洱茶为何研究价值大?最主要是商业原因,但这容易解释成循环论证,因为商业价值的本质是文化价值,文化价值本质又是健康价值等等。

我们着重看一个不是最主要,但一定不可忽略的点。普洱茶的水浸出物最多。最适合做科研样本。

造就普洱茶高水浸出物总量的原因有三:

第一是品种,云南大叶种水浸出物天生多;

第二是海拔,云南是平均海拔最高的大产茶区。能够在大温差和相对低气压的环境中生存的茶树,细胞液浓度更高;

第三是工艺,普洱茶原料晒青的工艺简单直接,不在加工过程中损失太多物质。在后发酵过程中,微生物参与度极高,产生的新物质多,在理想的后发酵节奏中,水浸出物是持续增长的。

比如在普洱茶熟茶的发酵过程中(老生茶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动作极度放缓的发酵),不同的微生物轮番上阵,将本来不溶于水的叶底纤维,分解成了大大小小的水溶性物质。这些物质的结构复杂多样。但其中基础单元必然有大量“多糖”类物质。这些物质,正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9、普洱茶保健的部分机理浅谈

膳食纤维吃下去,人体消化酶没法儿消化它,人体吸收不了它,好像对我们没什么用。但是到了肠道以后,肠道菌群却可以分解利用这些东西,利用不完的部分就成了短链脂肪酸。

目前已经发现短链脂肪酸可以为肠道上皮细胞提供生长所需要的能量,减轻肠道的炎症,调节食欲中枢,饱腹感等等。其作用尚未发现完全,但猜测肥胖症、糖尿病、结肠癌等等都与之相关。

短链脂肪酸人体不能合成,食物里也没有,只能通过吃膳食纤维,再通过有益菌去产生。

除了目前相对清晰的膳食纤维作用,普洱茶中还有一类物质叫普洱茶茶褐素。它是茶多糖与酚类氧化物的混合物,结构组成极为复杂,目前还没办法说清楚。但关于它的功效研究已经不少。

黄凤杰老师在《普洱茶降低胆固醇作用机制研究》中清晰探讨了普洱茶茶褐素的作用,它可以调节肠道菌群,间接导致了胆汁酸合成增加,降低了胆固醇。

这个作用不严谨地表达就是消食解腻。

2015年以前中国人均食肉量最大的省份是广东,广东人选择普洱茶来消化油腻。

蔡澜在《普洱颂》中写出了相当大的信息量:“来到香港,才试到广东人爱喝的普洱茶......它是完全发酵的茶......普洱茶越泡越浓,但绝不伤胃。去油腻是此茶的特点,吃得太饱,灌入一二杯普洱,舒服到极点......纯正云南普洱,不分贵贱,都有一定水准......港币一百元一斤,已很不错。平均每一斤可以喝上一个月,每天只不过是三块多钱,比起可乐、七喜,便宜得多......普洱已成为了香港的文化,爱喝茶的人,到了欧美,数日不接触普洱,浑身不舒服。我每次出门,必备普洱。吃完饭来一杯,什么鬼佬垃圾餐都能接受。”

看来普洱茶的菌群,在历史上已经参与到了广东人的微生物组。随身带着普洱茶喝,就能保证自己的肠道微生物结构的健康稳定。

由于“肠道菌群”这个抓手,普洱茶的保健功能表述开始从经验性总结转向科学性解释。可以看到,普洱茶的研究在“人类微生物组计划”中会占据相当大的数据量。

随着普洱茶的功能被解释得越来越清晰,普洱茶产业也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现代人的生活需要普洱茶。

来源:茶叶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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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上的石头村庄

这是一个石头砌成的世界。房屋是石板房,道路是石头铺,塘基是石头砌,水渠是石头筑,菜园的垄基是石头垒。石门墩、石院墙、石前檐、石鸡笼、石厕所、石畜圈不胜枚举。石槽、石盆、石凳、石桌、石碾、石磨、石臼琳琅满目。石台阶、石板路、石垱……甚至烤茶、烧肉的用具都是用石头制作而成。

这是一个承载滇西茶马古道700年历史的村庄。滇西茶马古道是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路线有两条:南线由云南的普洱--大理--丽江--中甸--西藏的察隅--波密--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柏林山口,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北线从四川的雅安--康定--西藏昌都--尼泊尔、印度。本文所写的石头村,正是位于南线从普洱到大理这一条中的一个小村庄。

不久前,我徒步踏上了滇西茶马古道保留得最完整的云南省凤庆县鲁史镇到塘房村这一段。沿途景色全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村庄,在这个乍暖还寒季节,我打量着这有着文化有着商经的古老通道,想像着当年行走在古道上的马帮,浩浩荡荡的驮着茶叶、毛皮、药材、核桃等山货,唱着"……赶起百十匹马帮(哟咳),驮上百十斤驮子(哎),翻过(哦)百十个梁子(呀),换回(哟)百十样货子,填饱(嗯)干瘪瘪的肚子(呀),狂欢一阵子(啊)"的号子进城,从一个山谷到又一个山谷,从一个村寨到又一个村寨,马帮踏出了一条沟通各地的生命道路,换回必需的盐巴、布匹等生活用品。从此,那些崎岖逶迤的山道上,诉不尽马帮的神奇;刀砍斧削的绝壁,说不完赶马人的辛酸;不老的风峡谷,回荡着许多赶马号子的豪迈和悲壮。

如今,茶马古道上的马帮已经离开了几十年上百年了,走在悠悠的古道上,似乎还可以听到久远的年代里传来的阵阵马蹄声,滴滴答答的响彻着整个山谷。

1913年以前,凤庆(旧称顺宁)与外地的交往,最主要的就是顺下线,线路有三条:1、凤庆(顺宁)--鲁史--巍山--下关--丽江--中甸--西藏;2、凤庆(顺宁)--鲁史--下关--昆明--省外;3、大理--下关--巍山--鲁史--凤庆(顺宁)--镇康--耿马--缅甸。无论走那条路,都必须过塘房村,因此,塘房承载起了茶马古道700多年的历史沧桑。

塘房距鲁史镇约6公里,沿着弯弯曲曲的古道,跟着猎奇的游人一直向上攀登,刚开始还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可是,不一会儿我就感觉气喘嘘嘘,大腿酸痛,干脆拿着相机在路上拍起照片来。此时,一个村民赶着马,身上扛着百十斤重的小型农用机械,竟然在古道上健步如飞。我与他攀谈古道的历史,小伙告诉我,这段路是茶马古道赫赫有名"九曲十八弯",到塘房村还早着哪。随后,他唱着"身着大地头顶天,星星月亮伴我眠。阿哥赶马走四方,阿妹空房守半年"的赶马调很快消失在古道的尽头。

据史料记载,康熙四年(1665),云南北胜州(今丽江地区永胜县)设立茶马市场后,凤庆茶叶产品开始流入丽江。20世纪20年代,大理喜州严子祯在下关建立"永昌祥"商号,开始生产经营沱茶和藏销紧茶,并在叙府(今宜宾)、重庆、汉口、上海和缅甸瓦城设立分号。而凤庆青毛茶,是"永昌祥"沱茶产品必不可少的原料(当时"永昌祥"商号所生产的沱茶有三个牌子:一个是本牌沱茶,重九两二,用明前春尖制作,双江茶占60%,凤庆茶占40%;一个是副牌沱茶,重八两二,凤庆茶占60%,勐库茶占40%;还有一个是正记牌沱茶,重八两二,同样是取勐库茶香味浓郁,凤庆茶兼备外形美观之特点制成)。因此,严子祯于1928年在凤庆专设"永昌祥"商号,竞购凤庆青毛茶。到20世纪30年代末,凤庆的茶叶商号发展到20多家,从此,凤庆茶由马帮沿着"顺下线"倾销各地。

沿着古道一路向上行进,阳光透过湛蓝的天空投射到山头上,让山林遍染了一层金黄色,清冽的山风吹过,卷起一层层的落叶,抬头仰望天空,干枯的树枝盎然的屹立在蓝白相间的天际,直指苍穹,显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在那密密的枝杈里,孕育着来年生机勃勃的绿色和百折不死的生命之魂。脚下的道路崎岖坎坷,这真的就是那条千年的古道么,千百年来,这条道路曾经是何等的繁华,过往商贾,游人如穿梭般的从它身上走过,它也曾承载着多少人的希望和梦想,谁又能说清楚,在它身上演绎过多少感人的故事呢,世事如烟,沧海桑田,它如今就像一位年至耄耋的老人,静静的躺在这里,在它的梦里,是否还依稀记得那往日的繁荣以及行人如织的那些年代?如今,只有偶尔路过的徒步探险者和匆匆而过的狩猎人还能让它偶然醒来,可是,又有谁能静静的聆听它的故事呢,那划过枝头的风声,是否就是它的低声哀怨。

到达塘房村,我们的目光被石头房屋豁然点亮,瓦是石板,墙是石墙,地是石地,石头做成的房子里,住着终年和石头相伴的人。

石头是塘房的财富,这里产的石头像千层的油饼,用扁锤沿石角一敲,就能起下一大块。一层一层的石板,像一本厚厚的书,层次之间不毫粘连,只要你乐意,就可以随意的翻阅。村民们建房就地取石,不做任何二次加工,没有污染,无需能源。石材是天然具备的,木材是自然生长的,粘接的材料无需运输。墙是石头砌的,支离的碎石,平面往外地块块砌起,不用半点沙灰水泥粘合。石墙的顶上,再架木椽,木椽的上面,再铺石板。石板从檐口铺起,块块叠压,至脊而收。石材的地基,石材的墙体,石材的屋面,天然的材料,被塘房村人巧妙利用,筑屋造房,建宅修舍。村里的老人说,这样独特的石板房,雨季,屋顶石板遮挡,水不入室。晴天,满室潮气蒸发,沿缝隙罅漏四散飘逸,室内很快又可干爽如初,居住于内,冬暖夏凉。

大块小块的石板,充当了遮风挡雨的屋瓦,参差不齐的石板,在一幢房子的屋顶上,都被派用到了最为恰当的位置。这就是塘房村人的高明,深知才尽其用、物尽其能之理。对于石板来说,再不规则的长相,塘房村人都能给它们找到最为恰当的位置。

石头垒成的房子毕竟不能建得太高大。在村里,几乎每间屋子都一般大小,而且结构也基本相同。屋子都不高,高一点的人走进屋门,可能还得稍微低下头。并且,每间屋子里都没有一扇窗户,只有一个天井,是屋子采光的重要途径。

村民搭建的石屋,大多是随意而为,有的石块横着叠砌,有的斜着堆砌,大石块和大石块之间用小石块补缝加固,连木质的梁柱也特别讲究自然,用在石屋里还是保持原来的形状,没有刻意修整过。使得塘房村的石屋显得更加硬朗,看上去厚实凝重,极具质朴之感。

走进一户人家,里面别有洞天,大大的天井里,有石头砌的猪圈、鸡窝,院里有长石头条搭的凳子,地面是用薄石条铺成。猪圈里喂猪的槽子是石凿的,洗衣服的搓板是石板做成的,捣蒜用的也是石锤、石臼。小院里香椿、月季花、木槿花香味弥漫。

主人家在办喜事,几个小伙正往青石板上放肉,我们一问,才知道要做塘房特色菜--青石板烤肉。石板能烤肉?我有点不相信,因为石板遇火加热会炸裂,怎么能把肉烤熟?带着好奇,我到了烤肉的厨房要一睹石板烤肉的真面目。几个烧得火苗通红的炭火盆并排支在厨房里,炭火上有一块石板搭在上面,另一块一摸一样的石板压在烤肉上,打开上面的石板,果然里面夹着猪肉在烤。这种石板烤肉就是用新鲜的猪肉直接放在石板上烤成的,工艺很简单,石板烤出的肉外观看焦黄焦黄的,让人垂涎欲滴。割下一块来,嚼在嘴里,味道既香又脆,不像直接在炭火上烤出的肉有烟熏火燎的味道,也许,这应该是人们爱吃塘房烤肉的真正原因。

石水缸是塘房人家的必需品,每家每户都有,这家家必备的石水缸,样式并不统一,有的能装十多担水,有的只能装两三担水;形状上,正方形、长方形居多,当然也有正六边形等。水是从屋后的老林里用水井槽引来的,水井槽用龙竹或整棵的圆木挖成,涓涓的山泉沿着高高低低的水井槽,翻过一个又一个山坡,把塘房人家的石水缸装得满满的,做饭、洗菜时就舀水缸里的水用。

村里的老人说,石水缸装的水清凉冰爽,我舀了一瓢水咕咚咕咚地一气喝下,那沁人心脾的清凉和痛快深入五脏六腑。

走在村里石头铺成的小道上,不知是否因为经年累月的缘故,高高低低的石头路也不觉得崎岖。犹如走进了时光隧道,仿佛回到了古代的世外桃源。

据史料记载,1693年农历八月十四,徐霞客从保山市昌宁县进入凤庆县城,与前往下关的马帮一道走上了茶马古道,乘竹筏渡过澜沧江,翻越骡马萎坡来到塘房村歇脚。据传,一老者还用石板烤茶热情招待了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我们有幸在另一户人家品尝到了青石板烤茶。青石板烤茶是塘房村人的一种独特饮茶方式。石板是薄片青石,质地细腻而均匀,似乎不容易找。在温火上预热十多分钟后,石板都有些烫手了。主人从竹筒里取出几小撮早已准备好的晒青茶。这可是开春第一尖春茶揉制的呢,据说是专门款待第一位踏春而至的客人。诱人的茶在青色的石板上欢快地翻滚着,烤茶最讲究火候,几个来回叶色渐渐由棕黄色变成棕褐色,整个院子也已经是茶香漫溢了。将烤好的茶叶收入备好的竹筒,所有的茶具都是竹制的,据说这样茶才更香。

茶叶在水中沸腾的一刻,香气弥漫。主人将茶壶盖子一扣,再用沸水浇注壶身,接着将竹制的茶杯翻转用水洗净,片刻之后,青透的茶水一一流入竹杯。一切流畅得让我有些眼花,一晃神,香茶已在眼前,我赶紧双手接过,低头一品。真可谓“石屋忘言对此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鸟鸣片影斜”。

老人们说,塘房是一个被茶香侵泡的村庄,当年茶马古道最盛的时候,每天来往的人像排队一样的经过。据《滇南新语》记载,在明代,凤庆就能用手工制造出太平茶、玉皇阁茶,色、香、味可与龙井茶媲美。有了这样的好茶,清乾隆26年(1761年)顺宁知府刘靖督土民修建青龙桥于镇南金马明子山脚下的澜沧江上,走过澜沧江过金马翻越黑山门,就到糖房。青龙桥连通的茶马古道上茶事不断,凤庆茶源源不断进入内地、上贡朝廷、远销东南亚,茶叶也成为凤庆人的"绿色银行"。每逢街天,悠长的山街成了各种茶叶交易的场所,那叶形平肥的“尖山云雾”、条索分明的“太华茶”、细润色正的“银毫”、秀美质佳的“特级功夫茶”……各色茶叶摆满悠长的街巷,浓郁的茶香令人心旷神怡。在茶市上,随便坐下与茶农闲话家常,都能拉出一大堆茶诗、茶经、茶文、茶德等等话题来。彼此兴致浓了,甚至会忘了买卖之事,沉浸在茶话之中。真可谓“茶中日月长,茶话情根深”。

或许正是受凤庆悠久的种茶、制茶历史熏陶的缘故,在塘房村,人们从茶园采回鲜嫩的茶叶,洗净晾干后用手揉软搓细,放进一只大碗中,再加上柑橘叶、酸竹笋、大蒜、辣椒、盐巴等佐料拌和,就成为一碗"凉拌茶"。这种茶,滋味变化多端,苦中透出暗暗鲜香,是下饭的好凉菜。有的则把采来的新鲜茶芽放进小缸里,撒上盐巴拌匀,层层压紧,腌制几个月后,拌上佐料,也是开胃佐餐的好菜。当然也有三五人相聚一起,持一杯茶香,怀一份闲情,细细品茗,渐渐境宁心净,在幽香芬芳中涤尽俗尘,享人生之无穷真趣。

塘房村子偏僻,但这里生产的茶味道好,香气浓,那香气,据说,在村庄山顶的黑山门都可以闻到。塘房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制茶,能不香么?何况,四周都是茶山,即使没有烘焙茶叶,村子也被茶山的阵阵清香氤氲着。何况,村里的人家都爱喝茶,日泡茶夜泡茶,茶汤的香气不时腾挪着。几十年数百年,这里的房砖屋瓦,这里的柴门木窗也该都贮满了茶香。

特别是清明时节,村子里的人都要分捡茶叶。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个个手指灵活,动作麻利。面对竹蔑盘里堆着的待分捡的茶叶,平日里大大咧咧的男人,也变得轻柔灵巧起来。茶对塘房人受益最深,塘房人对茶的感恩也最重。茶祥和的性味熔铸成了塘房人淡泊名志的个性,他们不骄不燥,安于现状,默守着"明窗净几安居好,清茶淡饭滋味长"的格言,一生一世耕作于茶园之中。许多年来,塘房的这种个性,就像苏辙在《茶诗》中所写的一样:"枝枯叶硬天真在,踏遍牛羊未改香",他们的个性已与茶的风格无异。茶园丰收了就丰收了,吃好点穿好点塘房人从不吝啬,财多财少塘房人看得并不重,男人有钱全花在茶园上,女人有钱全花在茶歌茶舞茶艺上,他们不知道把茶兑换成金条、美元深埋于地窖之中,他们不知道把茶兑换成戒指、项链包几个情人养几个"二奶"疯狂几回。他们把功夫全花在茶上,制作出名扬中外的好茶,不断丰厚茶文化底蕴内涵的实在。

1927年,我国当代著名作家艾芜南行时,也是与马帮结伴,经过云南驿、顺宁、塘房、鲁史、保山等地到达缅甸的。抗日战争期间,鲁史至顺宁驿道还一度成为抗战军需物资的重要供给线,大量的军用民用物资都从这里进出……由于塘房交通位置的重要,直至民国时期始终是中外客商汇聚的繁华村庄。

1938年秋,中国原有的红茶产区在日军侵华过程中沦陷,红茶作为重要战略出口物资货源断绝,为换取外汇,支援抗战军需,中国茶叶贸易股份公司派著名茶叶专家冯绍裘到云南开辟新的红茶生产基地。多方考察后,冯绍裘终在凤庆觅得制作上乘红茶的鲜叶,着手试制属于云南的红茶并一举成功,定名为"滇红"。首批"滇红"通过凤庆、塘房、鲁史古道、祥云,从滇缅公路运到昆明,再装进木箱铝罐,转运香港出口,转销伦敦,以每磅800便士的最高价格售出,立即引起世界茶界的轰动。鲁史古道也成为那段日子唯一驮运过红茶的茶马古道。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无数"滇红人"的辛勤努力,“滇红”得以发扬光大。1996年,为了做强做大“滇红”,云南省凤庆茶厂整体改制为云南滇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继续承担起传承"滇红"的历史重任。滇红集团出品的"滇红特级工夫茶"在1958年被认定为国家外事礼茶,1986年云南省省长和志强将其作为国礼赠送来华访问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从此,香高味纯,形美色艳,品质独特的滇红茶与印度、斯里兰卡红茶相媲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名茶。

核桃是塘房村的摇钱树,塘房村民倚山而居,每户人家房前屋后大都是核桃树。道路旁、地角边,或者半山坡上,到处都生长着核桃树,一棵棵,一片片,星罗棋布。我们去的时候错过了核桃树葱绿的季节,此时的核桃树光秃秃的,或多或少让人看起来有些萧条。村里人告诉我,谷雨过后,玉米苗刚刚冒出尖儿,核桃油绿的叶子就会像一双双绿色的小手,在春风中向人们飘然招手,一串串绿绒绒的花朵,倒挂在绿叶丛中,那是春天的田野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八月十五核桃香”。当地村民已习惯的认为,到了农历八月十五,核桃仁渐渐饱满,可以放开嘴去品尝。在这个时候,你漫步山野,一串串又大又圆的核桃,挂满了整个枝头,远远望去,象挂满了一串绿色小灯笼。有的树枝的因核桃结得太多了,把树枝压得趴到地面来;有的挂满核桃的枝条,甚至伸进小院里。核桃青果最好吃,从树上采摘下来,用专制的核桃刀,把白胖胖的核桃仁拔出来,轻轻剥掉仁外边一层白生生的薄皮,油而甜,味道极美。

核桃可烧着吃,外壳不砸开,放在火旁,经过烘烤,核桃的油脂分泌,异常的香。把鲜核桃仁捣碎,将鲜辣椒在烧红的炭灰里烧熟洗净切碎,用盐混合凉拌,不仅美味,而且开胃、健胃。还可以用作调料做花卷,将核桃果仁捣碎后,和盐、葱花、熟油搅拌在一起,涂在馒头上蒸熟,果仁的香味遍布花卷,吃起来香甜可口。

当然,最好吃的还是塘房核桃糖,塘房产大麦,当地人用玉米面、大麦芽等熬成糖稀,粘稠状,呈黄黑色。玉米是塘房村的特产,它的甘甜很能讨好塘房高海拔的土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糖稀是对白糖严重匮乏的一种补偿,在塘房却意外与核桃结亲,成为那个年代里特有的风景和味道。

早年的核桃糖用核桃仁、芝麻、糖稀烀制,用一口大铁锅将核桃仁、芝麻炒熟了,搓去核桃仁皮,均匀地摊开,每一层上掺一点糖稀,反复几次,冷却后,核桃糖就制成了。核桃糖是孩子们冬季的上佳零食。晚上饿了,就切几块来吃,要香味有香味,要甘甜有甘甜,要滋补有滋补,要多惬意有多惬意。

走出塘房村,寻一处墙边的石凳歇歇脚,摘一束在石缝中长出的野花闻闻香,看屋前公鸡昂首阔步踱过石头的街道。夕阳西下,身边和脚下的石块静静地闪烁着岁月的印痕,深情的散发着石头的光芒。我知道,那些深深浅浅的印记,明明暗暗的沧桑,那是一种无言的石头历史,更是一种特有的村落文化,塘房以特有的魅力,支撑起了滇西茶马古道一方数百年的历史,这是一条辉煌的道路,这是一部生活的历史书籍,无论什么时候,都永远值得我们用心去阅读,永远值得我们用步伐去丈量。

【摘自2016年2月第1期《吃茶去》杂志;作者:庄文勤(云南凤庆),系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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