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龙茶发源于福建无可置疑，但具体发源于闽南安溪还是闽北崇安（今武夷山市），尚有争议。福建省安溪县农业农村局教授级高级农艺师、全国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蔡建明，安溪中国茶都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国家一级评茶师吴小猛，安溪县茶业管理委员办公室主任陈志明共同完成了《关于乌龙茶发源地的几点思考》一文，从大量的、权威的文献资料出发，结合茶叶传统命名方法的逻辑考证、早期实地走访调查报告、民间传说等为辅助，就厘清乌龙茶发源地问题展开探讨。
当今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同乌龙茶发源于福建，而具体发源于何地？是闽南安溪，还是闽北崇安（今武夷山市）或是闽南漳州？尚有争议。针对乌龙茶起源问题，进行以下思考：
武夷山发源说及其佐证史料的考辩
武夷山发源说主要出现于解放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相关著述渐多，一度几乎盖过闽南安溪说，此说的佐证材料几乎都是阮旻锡的《武夷茶歌》、《安溪茶歌》和陆廷灿《续茶经》里引用王草堂《茶说》里的相关记述。反观著名茶叶专家在谈起乌龙茶发源时则审慎得多，并不妄下结论。
下面，来认真考究支撑闽北武夷山说重要佐证材料的科学性、客观性和严密性。
目前，持乌龙茶起源于闽北的人士，其主要依据是对阮旻锡《武夷茶歌》、《安溪茶歌》和王草堂《茶说》、陆廷灿《续茶经》的解读而后引而为据。但仔细研读这些史料，都没有提及乌龙茶制作技艺的起源问题。
阮旻锡《武夷茶歌》与《安溪茶歌》的
文意解读
阮旻锡（1627—1712），字畴生，僧名释超全。福建厦门同安人。阮旻锡师从工部尚书曾樱，与之共患难。顺治五年（1649），清军攻袭厦门，曾樱战败，殉节自尽，阮旻锡冒险为其收尸。顺治十二年（1655），郑成功在厦门设储贤馆，阮旻锡为其幕僚之一。其后阮料抗清无望遂弃家行邀，奔走四方，留滞燕云二十余载。甲戌年（1694），阮慕茶名至武夷山，入武夷山天心禅寺为僧，与闽南籍僧人在寺庙研习茶艺，品茗论道，以茶论佛，以茶说经。阮旻锡大致在1694—1703年期间写下《武夷茶歌》，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在厦门写下《武夷茶歌》的姐妹篇《安溪茶歌》。
《武夷茶歌》：建州团茶始丁谓，贡小龙团君谟制。元丰敕献密云龙，品比小团更为贵。无人特设御茶园，山民终岁修贡事。明兴茶贡永革除，玉食岂为遐方累。相传老人初献茶，死为山神享庙祀。景泰年间茶久荒，喊山岁犹供祭费。输官茶购自他山，郭公青螺除其弊。嗣后岩茶亦渐生，山中借此少为利。往年荐新苦黄冠，遍采春芽三日内。搜尺深山栗粒空，官令禁绝民蒙惠。种茶辛苦甚种田，耘锄采抽与烘焙。谷雨届其处处忙，两旬昼夜眠餐废。道人山客资为粮，春作秋成如望岁。凡茶之产准地利，溪北地厚溪南次。平洲浅渚土膏轻，幽谷高崖烟雨腻。凡茶之候视天时，最喜天晴北风吹。苦遭阴雨风南来，色香顿减淡无味。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如梅斯馥兰斯馨，大抵焙时候香气。鼎中笼上炉火温，心闲手敏工夫细。岩阿宋树无多丛，雀舌吐红霜叶醉。终朝采采不盈掬，漳人好事自珍秘。积雨山楼苦昼间，一宵茶话留千载。重烹山茗沃枯肠，雨声杂沓松涛沸。
《安溪茶歌》：安溪之山郁嵯峨，其阴长湿生丛茶。居人清明采嫩叶，为价甚贱供万家。迩来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真伪混杂人聩聩，世道如此良可嗟。吾哀肺病日增加，蔗浆茗饮当餐霞。仙山道人久不至，井坑香涧路途赊。江天极目浮云遮，且向闲庭扫落花。朝夕几焙茗香迷，无暇为君辨正邪。
《武夷茶歌》讲述了武夷茶区茶的发展历程、采摘、制作、品类以及武夷山特有的祭祀、喊山习俗等文化信息。但并没有提到乌龙茶制作工艺的起源问题。
《安溪茶歌》的文意是：安溪适宜种茶，这里的居民于每年清明时节采摘茶叶，廉价卖给普通百姓；近来在武夷山做出了紫毫、白毫两种茶；外国的商船年年前来买茶，价格却全由牙行定价。武夷茶在西洋畅销，安溪茶模仿武夷茶；此时作者的肺病加剧，无法分辨真假！这只是当时的历史现象（这种现象在如今的茶叶市场上也是比比皆是的！），只能说明武夷茶在西洋市场的欢迎程度，并不能说明乌龙茶起源于闽北。而且，茶歌中所描述的茶叶“紫毫”和“白毫”是两种红茶而不是乌龙茶。
著名茶学家、茶教育家、茶史学家陈椽在《新中国茶业科学论》中指出：青茶（作者注：青茶即乌龙茶）起源于安溪，茶农逃乱，先到沙县而到武夷山。青茶制法也传到武夷山。安溪茶农到武夷定居后，仿效小种红茶先炒后揉的制法，改进安溪青茶制法，提高香气，品质大大提高，销路很好，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安溪青茶仿武夷岩茶样，这是很自然的，也是改进制茶技术的一般规律，不足为奇。并不是武夷岩茶先于安溪青茶。
由此可见，阮旻锡的两首茶歌只是对武夷和安溪两地茶的采制、品类、技术改进、销售等的描述，而与乌龙茶的创制发源无关。仅仅以《安溪茶歌》中“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来作为乌龙茶发源于武夷山而后传入安溪，是解释不通的。
《茶说》与《续茶经》的文意解读
陆廷灿《续茶经》（成书于1734年）中引用王草堂《茶说》（清康熙、雍正年间）的记载。王草堂《茶说》载：“武夷茶自谷雨采至立夏，谓之头春。约隔二旬复采，谓之二春。又隔又采谓之三春。头春叶粗味浓，二春三春叶渐细，味渐薄，且带苦矣。夏末秋初，又采一次为秋露，香更浓，味亦佳。来年计，惜之，不能多采耳。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之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阳羡岕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萝、龙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纯。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茶采而摊，摊而摝，香气越发即炒，过或不及皆不可。既炒既焙，复拣去其中老叶枝蒂，使之一色。焙之以烈其气也，汰之以存其精力。乃盛于篓而鬻于市”。
陈椽指出：《茶说》论述制焙方法很详细，不是乌龙茶的焙制方法，而是小种红茶的制法。从阳羡岕片和松萝、龙井的绿茶制法发展到小种红茶的制法。“过红锅”的技术，没有掌握好，半青半红正是表明红茶的花青严重。武夷岩茶制法是摇青，边红中青，旧称三红七绿。小种红茶制法的特点，是经过晒青（雨天烘青），过红锅后初焙，摊放拣梗，再焙。
△余泽岚2016年10月摄于武夷山星村镇九曲码头
显而易见，陆廷灿《续茶经》引用王草堂《茶说》的有关记载，只是记述了小种红茶（而不是乌龙茶）的制作方法，并没有提及起源一说。如今的引用者以此为据说明乌龙茶发源于闽北武夷山，但也都忽略了最为关键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茶说》只是对茶叶制作工艺的总结性记述，并非是对茶类起源的记述，这是不足以得出乌龙茶起源于闽北的论断的。
乌龙茶发源于武夷山的民间传说
据西安瓦库2014年7月22日《瓦库茶事·乌龙茶的起源与影响》一文中记载：关于乌龙茶制作工艺的形成还流传着一个有趣的传说。传说清朝年间，有一队官兵经过武夷山，当时正值采制季节，厂主及工人们仓惶躲避，士兵们就睡于茶青之上。官兵走后，厂主见茶青已变软，部分边缘发红，痛心不已。无奈之下，将其炒、揉、焙，结果意想不到其茶不但香高、味厚，而且比之松罗茶更无苦涩。笔者认为，士兵们在茶青上睡觉时压迫、滚动，这种无意识的简单“做青”，却起到了部分发酵的效果，真是“歪打正着”。厂主、茶师们喜出望外，逐渐揣摩而为之，终于摸索出乌龙茶的制作工艺，这当然是初级阶段的乌龙茶。有人将此引证为红茶起源，笔者认为欠妥。因为红茶主要在揉捻后发酵，而乌龙茶是在炒揉之前发酵，士兵不可能睡在粘乎乎的红茶茶胚上。这种偶然的巧合是有它的前因的。
△说茶编辑2020年4月在武夷山拍摄
但在武夷山地区广为流传的这则民间传说，更多人讲的却是红茶起源的传说。由福建农林大学等编写的《丝路闽茶香——东方树叶的世界之旅》一书中指出：传说，它的诞生纯粹是源于一个美丽的错误。武夷山民把它从茶树上采下，原本是要做成绿茶的，可是因故没有及时付制，芽叶全都发热变红，“变质”了！这可愁煞了山民们，无奈只好将错就错，并砍来松柴熏焙。这些“变质”的青叶做成茶后，乌黑的茶色看起来不甚美观，甚至还有些丑陋，与鲜翠的绿茶不可同日而语，但它却散发着一股浓郁的松香，而且尝起来隐约间有类似于桂圆汤的味道，这便是世界上第一泡红茶——正山小种。小种红茶在桐木关问世后，最先是葡萄牙人发现了它的美，然后又于1610年被荷兰人最先把它装进了商船输往欧洲，武夷红茶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自1684年清政府首度解除海禁以来，武夷茶几乎已经传遍了欧洲。到了1689年，英国商船首次停靠厦门港，直接收购武夷红茶运回国。
乌龙茶闽北发源说的人士为了说明乌龙茶起源于武夷山也有民间的传说，却把众所皆知的红茶发源的民间传说套用在乌龙茶上，这也是说不过去的。
武夷茶不同于武夷岩茶
《武夷岩茶姚月明论文集》中“武夷岩茶之崛起”讲到：在明末清初以前武夷之茶只能称“武夷茶”，而不能称“武夷岩茶”，因两者有根本区别，前者应解释为武夷之茶，包括蒸青团饼茶、炒青散茶以及小种红茶、龙须茶、莲心等诸茶；后者是专指乌龙茶（青茶）类，即生产加工在武夷的半发酵茶。
综上所述，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或者是所谓的民间传说，都无法说明乌龙茶起源于闽北武夷山的。
漳州发源说的质疑
经查，极少数认为乌龙茶发源于漳州的人士的观点，其依据也是对阮旻锡《武夷茶歌》和《安溪茶歌》进行解读而得出的结论。漳州市芗城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陈侨森在《乌龙茶工艺源于漳州》一文中主要是对《武夷茶歌》中“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安溪茶歌》中“迩来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进行解读分析，认为：按两首茶歌和有关资料分析，明末清初，漳州茶叶商在武夷经营茶业，使漳州的乌龙茶制作工艺传入武夷。安溪的乌龙茶制作技术则是学习武夷，故说乌龙茶的半发酵制法源自漳州。不过那时不是叫乌龙茶，漳州茶商标名“漳芽、漳片”。当然乌龙茶工艺的“发明”不是偶然，而是漳州人讲究品茶、精心研制，逐渐改进的结果。由此得出乌龙茶工艺源于漳州，太过于武断和牵强，也许是作者的一厢情愿吧！
△说茶编辑2019年8月在漳州诏安拍摄
论安溪发源说
相较于闽北武夷山或闽南漳州起源说，乌龙茶发源于闽南安溪的可能性更大，且有着权威、翔实的史料可以佐证。对此，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文献资料
关于乌龙茶的起源问题，实际上从解放前后以及多年来大量的文献资料中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佐证。下面以目前能够查询到的有关乌龙茶发源地记载的文献出版时间为序进行阐述：
《建瓯县志》（民国18年出版）记载：“乌龙茶叶厚而色浓，味重而远，凡高旷之地，种植皆宜，其种传自泉州安溪县”。福建省政府建设厅编印的《福建建设报告》（民国25年5月出版）记载：“第三节茶之命名法及其由来”“甲，依制造命名者有，一，乌龙茶——乌龙茶始于安溪。清光绪初各县工夫茶就衰，逐渐发明一种非红非绿之半发酵茶，因其来自乌龙树，故曰乌龙茶。”《崇安县新志》（民国29年出版）记载：“至于乌龙、水仙虽亦出于本山，然近代始由建瓯移植，非原种也。”“乌龙茶产于安溪，清代由詹姓者移植建瓯。”福建省政府统计处民国30年出版发行的《福建之茶》（上册）记载：“可见当时茶叶贸易之盛，及影响于福建之民生者。其时闽南之茶叶，亦臻极盛，乌龙茶之发源地安溪，以铁观音驰誉海外。”“闽北青茶中尚有乌龙一种，相传百余年前，有安溪人姓苏名龙者，移植安溪茶种于建宁府，繁殖甚广。及其死后乃名曰乌龙。其产量在青茶类中为最多，产地亦最广，即在茶叶市场亦极有名。海内外皆用乌龙茶，以分别红茶与绿茶间之半发酵茶。沙县昔亦产乌龙，近已绝迹。崇安之乌龙于清道光年间由安溪人詹金圃先移建瓯而再移往者。”1956年台湾省政府农林厅茶业传习所印刷发行的《乌龙茶及包种茶制造学》指出：“清嘉庆三年（1798年），安溪西坪人王义程在台湾把乌龙茶制作技术加以改进，创制出台湾包种茶，并在台北县茶区大力倡导和传授。”全国高等农业院校试用教材《制茶学》指出：“青茶起源，福建安溪劳动人民在清朝世宗胤禛雍正三年至十三年（公元1725年至1735年）创制发明青茶，首先传入闽北，后传入台湾省。”张天福教授主编的《福建乌龙茶》所表明的观点：“闽南安溪在历史上选育和繁殖了不少适制乌龙茶的优良品种，并在制作技术上精益求精，虽然缺乏较早的有关历史文献，但亦不能就此认为安溪与乌龙茶的创制无缘。”“武夷岩茶卓著的声誉，除了优越的品种和自然环境因素之外，能工巧匠的精工细作是重要的因素。历史上，武夷茶工大多来自江西上饶，其中做青师傅多为闽南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宗懋主编的《中国茶经》指出：“闽南是乌龙茶的发源地，由此传向闽北、广东和台湾。产于福建南部的乌龙茶，最著名、品质最好的是安溪的铁观音”陈椽在《武夷茶三起三落——武夷茶起源考证》一文中指出：“历史上记载的武夷茶都不是指武夷岩茶，武夷岩茶是青茶的发展。武夷岩茶的创制，是从闽南安溪居民先逃至沙县而后逃来武夷山定居，所以沙县很早也生产青茶而改进的。武夷山居民至今是安溪人，亦是制岩茶的高手。武夷岩茶的采制者都是逃难的安溪人的后代。”“武夷岩茶茶工，除定居的安溪人，大部均为逃难到江西的闽南人，于春茶前由上饶、河口一带来山，茶季终了，除留少数为长工外，余均清算工资返回江西，现在还是这样。”“抚今追昔，安溪难民在困苦的生活中，振奋精神，发挥无穷的智慧，发明武夷岩茶的巧妙制法，流传后世，留下了千古不灭的功绩。”“安溪难民来武夷山后，在闽南青茶制法和闽北青茶制法的基础上结合武夷山小种红茶制法，创制发明武夷岩茶的高超的制茶技术。如安溪铁观音午后晒青，改为早上晒青，两晒两晾是小种红茶的复式萎凋，控制萎凋程度。安溪大笳蒌摇青改为水筛筛摇制法。控制所谓“发酵”程度，制成三红七绿的非红非绿的高超品质。双炒双揉改进红茶过红锅炒揉不匀，半红半青的花青。”
“考古学家、厦门大学教授庄为玑在《安溪县的发展历史》一文中说：安溪到了宋朝的时候，已有很大的发展，潘田的铁矿和仙苑的乌龙种，就在这个时候生产的。庄为玑教授把潘田的铁矿和仙苑茶联系在一起，可见仙苑的茶叶在宋初的发展已非一般。而制作茶叶手工业出现，则表明安溪茶叶的发展在宋初已具产业的雏形。”陈椽在《茶业通史》中指出：“安溪劳动人民在清雍正年间（公元1723年——1735年）创制的青茶首先传入闽北，然后传入台湾。”武夷学院教授李远华主编的《第一次品乌龙茶就上手》的“导论”中指出：“福建安溪在清朝接连发生了几件震撼中外茶界的重大事件，如乌龙茶制作工艺的发明和定型、名茶铁观音的发现、茶树无性繁殖育苗技术的发明、乌龙茶制作技术和铁观音茶苗传入台湾等。”中国茶叶学会编著的《茶知识108问——今天您喝茶了吗？》一书中的第14问“我国什么时候开始有乌龙茶？”答：“乌龙茶，又称青茶。乌龙茶创制于1725年前后（清雍正年间），福建《安溪县志》记载，安溪人于清雍正三年首先发明乌龙茶做法，以后传入闽北、广东和台湾。”
△说茶编辑2019年4月在安溪拍摄
关于闽南、闽北之乌龙茶制法孰先孰后的问题，2022年8月出版发行并获得业界广泛好评的《近代以来中国茶叶研究及图鉴》的作者郭红军、郭楚嘉，通过查阅大量的史实资料，进行深入研究、比对，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乌龙”这二个字，既是茶树品种名，又曾作为品质上佳的红茶花色之一外销，是众多外销茶“字号”中的一员，如今还是我国六大基本茶类之一。
乌龙茶制法之演变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初创时期——18世纪初，闽南地区安溪及邻近各县茶农，可能是基于耐冲泡等方面因素考量，从当地名为“乌龙”的茶树上采摘较为成熟的叶片制得一种青茶（或于每年春天红绿茶采制工作完成后），即以“乌龙”命名；最初主要为自用，后因经济实惠，受到老百姓普遍欢迎，渐渐成为本地市场商品之一。
演变时期——嗣后这种饮用乌龙茶的习惯及其制法随着当地人口迁徙等原因，向东传播至我国宜茶地区之台湾文山、淡水等地，发展出与闽南制法相同而制作上佳的“台湾乌龙茶”；向北则流传至邻近福州口岸之沙县、武夷一带，制法逐渐改良，清咸同年间并出产乌龙品质更为优良之“红边茶”，亦为现今武夷岩茶制法之雏形，“奇种”等花色得于光绪年间推销粤沪等地。
定型时期——20世纪初，清政府力图商业之振兴，措施频举，我国与南洋一带之华侨联系日益密切，商务渐趋发达。华侨多为闽粤人士，于是厦门乌龙茶绝处逢生，乃积极拓展侨销市场，运销香港、越南、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复以制作更臻完善、品质堪称优异之武夷岩茶，满足上层人士所需。嗣后闽省又相继有茶务讲习所之成立、制茶机器之推广、茶业改良场之设置、茶叶出口之检验、茶树更新之运动等等，闽省青茶遂为民国时期侨销华茶之翘楚，而其制法在通过长期的生产和市场检验后最终得以确立。
武夷山实地调查访谈和游客的游记
武夷山实地调查访谈
1982年，承担省科委科技情报研究所编写《福建土特产》之《安溪乌龙茶》篇。为调查了解安溪乌龙茶史，笔者（作者注：谢志群）与安溪县科委副主任谢德保同志前往省图书馆、崇安县、武夷山管理局、武夷公社等地历经10多天进行调查、探访。
6月9日往崇安县茶叶局调查，谈到乌龙茶的制造史，当时崇安茶叶界的干部就有两种观点，有的认为武夷山的乌龙茶制作方法是从安溪传过来的；有的认为安溪乌龙茶制作方法是从武夷山传去的。后来他们介绍到武夷山管理局，武夷山公社进一步调查。据他们说，崇安乌龙茶制作多集中在武夷山区域内。
到了武夷山管理局，武夷山公社查阅了一些资料，又介绍到天心大队，说武夷山区域的乌龙茶产地集中在天心大队。到了天心大队，大队程书记介绍了一个情况，说天心大队制作乌龙茶技术掌握在天心一陈姓家族手里。
拜访了陈书省老茶师。到了陈家，见到陈茶师是一位稳重、经过沧桑的人，康健、个子高高，70多岁。他边泡茶边问：你们是哪里的？调研团队说：我们是安溪的。这一下陈茶师高兴了起来表示自己也是安溪祖的。可巧了，找到老乡了，话投机多了。调研团队就问：您们是安溪哪里的？他说：是安溪（蓬莱）彭格的。调研团队问：怎么到武夷山来了？他说，早前祖上陈姓两兄弟从彭格跑到江西上饶落户，后代又从上饶迁居到武夷山来做茶。调研团队又问：出来多久了？他说，从安溪搬往上饶已有十三、十四代左右，大约有300多年。调研团队问，有没有回安溪过。他说：很早前祭祖、续族谱时有回过安溪。
闲谈了一会儿，话题回到乌龙茶制作技术上。调研团队表示，被一路介绍过来，听说武夷山制作乌龙茶的技术掌握在天心大队陈姓家族手里，这是怎么回事？他说：确实是这样。调研团队又问：其他人家为什么不懂呢？他说：家族有很严的保密传统。我们祖上一代一代传下来，乌龙茶的制作技术只传子、传媳、不传女。调研团队很好奇地问：这是为什么？他说：如果传女，出嫁了，会把技术外传。调研团队又冒昧地问：那万一儿子身故了，儿媳妇不是也要再嫁出去吗？陈茶师说：祖上族规如果丧夫只允许儿媳妇招赘进来，不能让儿媳妇再嫁出去，以防制茶技术外传。所以长久以来，世世代代相传制茶技术都没有外传。
一路调查，武夷山掌握乌龙茶制作核心技术的竟是移居到武夷山的安溪人（祖籍），而且此技术传男不传女。这真是一个很有趣的情节。
福州游客的游记——武夷山上的安溪小村
清初，安溪曾有许多制茶高手被武夷山聘为制茶师傅，传授乌龙茶制作技术，其中不少人就在武夷山定居下来。现在武夷山的天心洞、水帘洞等产茶区一带操闽南话的安溪籍村民上千人。多年前，旅居福州的陈民先生到武夷山旅游，在游览大王峰后，过幔亭，经三姑，欲睹鹰嘴岩风采，于马头岩下一个小村落的路边农舍里喝茶时，意外地遇到了一位操闽南话口音的老阿婆，为此特撰《武夷山上的安溪小村》。文中记述：
上得屋前，一位年老的阿婆十分热情地问调研团队从哪里来？调研团队说：“从省城来。不过，是闽南人。”阿婆表示自己也是闽南人，祖籍安溪，世代种茶为生，来武夷已经三代人。现在全村20来户人家，还全都讲闽南话哩。“真的？”见调研团队惊讶不已，阿婆索性用闽南话和我攀谈起来。那口音，与泉州方言太相似了。她说：“只是出来久了，闽南腔调有点变了，不过，还是闽南话，听得懂吧？”调研团队说：“听得懂，听得懂。”一种完全不同于当地崇安话的闽南方言，怎么会听不懂呢？阿婆又重泡了一杯“武夷岩茶”，并到厨房生火为我煮了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坐在闽北农家的阳台上，抬头可见奇异的马头岩风光，听着阿婆讲述从闽南到武夷的故事以及近年来武夷山旅游的话题，“孤独”的游人大有“他乡遇故人”的感受，心情十分激动。
茶叶传统命名法的逻辑
在按照鲜叶氧化程度和制作工艺不同把茶叶分为绿茶、黄茶、黑茶、白茶、红茶和青茶六大类之前，各地所产茶叶基本是按照“地名+品种”，或直接以茶树品种进行命名，每一种茶叶各自对应着相应的产地和制作工艺，并没有进行系统细分。六大茶类分类法在得到广泛认可后，方将各地茶叶按照工艺和氧化程度归类汇总，乌龙茶才与青茶完全等同起来。也就是说，乌龙茶一开始只是茶树品种名，或一种茶叶制成品的名称，它对应着相应的制作工艺。乌龙茶的制作工艺首先诞生于安溪。闽北的乌龙茶树品种由安溪传入，也就是乌龙茶首先产于安溪，而后闽北因移植安溪的乌龙茶树，才开始生产乌龙茶。同时，闽北最开始并没有称为乌龙茶而是称为武夷茶、武夷岩茶。
我国开始认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武夷山市被认定的项目名称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而安溪县被认定的项目名称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乌龙茶制作技艺（铁观音制作技艺）。由此可见一斑。
△说茶编辑2021年4月19日在安溪开茶节拍摄
在安溪西坪流传了几百年的民间传说
关于乌龙茶的发源地，历来有闽南、闽北之争，莫衷一是，没有定论。但在安溪人看来，乌龙茶的发源地为安溪无疑。因为这里的民间数百年来就流传着一段“苏良与乌龙茶”的传说。
相传，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安溪县崇信里（现在的西坪镇）南岩村，山高林密茶茂，村民以种茶为主，狩猎为辅。村里贺厝半岭湖有一位茶农苏良（1440——1515），不仅善于种茶制茶，还是位狩猎能手。这位茶农因长年累月风吹日晒，长得健壮黝黑，乡亲们都亲切地叫他“乌龙”（闽南方言中“苏”“黑”和“乌”，“良”与“龙”谐音）。有一次采茶返回途中，苏良忽然看见一头山獐从前方跑过，他端起猎枪，击中山獐。受伤后的山獐夺路而逃。苏良便背着茶蒌一路追赶抓捕。由于天色已晚，又忙于宰杀品尝，竟然把炒茶的事给忘了。第二天清晨要动手炒茶时，没想到搁置一夜的茶青已经变得柔软了，叶缘也呈现出红镶边，并散发出阵阵香味。全家人随即动手炒制，香味越发馥郁。做好的茶叶冲泡品尝，浓浓的花香扑鼻而来，滋味也更加醇厚，全无往日的苦涩之味。苏龙和家人欣喜若狂，连忙邀请左邻右舍的乡亲前来品尝。大家品后纷纷啧啧称奇。苏良细细琢磨，终于悟出了其中缘由：茶青在茶蒌中经过抖动，叶缘互相摩擦，从而形成红边，这样制出来的茶叶最终形成天然的花果香味。经过反复实践，苏良将摸索出的一整套新的制作技艺，传给了家乡的父老乡亲，大大地提高了茶叶品质。苏良过世后，人们为了纪念他的贡献，便将依照此法制作出来的茶叶称为“乌龙茶”，并在他原来居住的地方兴建了一座“打猎将军庙”。苏良与乌龙茶贺厝人世代相传的这一则故事，兼有法师承传佛事辅证，因而为世人所认同。
乌龙茶如今已成为中国六大茶类中的佼佼者，虽然乌龙茶工艺的发明早些时候只有民间传说，缺乏更早的史志文字佐证，但这并非空穴来风。作为一个茶农，在偶然中发现并加以完善的新的制茶工艺，不但是茶农长期茶作智慧的结晶，更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因为历史上有很多新事物的产生都是人们在偶然中发现，加以总结、完善、提高、推广并且被接受和应用、传播的。
虽然民间传说不能等同于史料，但传说往往来源于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劳动实践。民间传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有了许许多多的民间传说，才使得我国诸多的古代历史得以代代相传，较好地保留下来。古代的劳动人民在劳动生产中逐渐产生一种新的技术并世代相传，这也是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
乌龙茶发源于闽南安溪
得到全球业界专家的认同
据《泉州府志》记载，五代越王钱俶幕僚黄夷简于北宋时退隐安溪时有诗云：“宿雨一番蔬甲嫩，春山几焙茗旗香”，可以说明公元960年以前安溪就已种植茶叶。安溪阆苑岩寺始建于唐朝，大门两侧有一副对联：“白茶特产推无价，石笋孤峰别有天”。明朝嘉靖《安溪县志》中记载：“茶，龙涓、崇信出者多”“安溪茶产常乐、崇善等里，货卖甚多”。明朝万历《安溪县志》载：“茶名于清水，又名于圣泉”。清水、圣泉为安溪两大历史名岩。另据《清水岩志》记载：“清水高峰，出云吐雾，寺僧植茶，饱山岚之气，沐日月之精，得烟霞之和霭，食之能疗百病。老寮等属人家，清香之味不及也。鬼空口有宋植二三株，其味尤香，其功益大，饮之不觉两腋风生，倘遇陆羽，将以补茶经焉”。
光明网《科普中国》2022年7月26日发布了以《福建安溪铁观音：绿叶红镶边，七泡有余香》为主题的完整视频，播放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李先德副主席向公众推介的“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李先德介绍说：这个农业系统是在今年的5月20日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中国有了普洱茶古茶园和茶文化系统，福州茉莉花和茶文化系统，那为什么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还能够被认定为世界级的农业遗产，想来，与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具有的三个重要特点有关。一是培育了安溪铁观音茶树良种；二是发明了“茶树短穗扦插繁殖法”技术；三是发明了乌龙茶“半发酵”制作工艺，生产出有别于“不发酵”的绿茶和“全发酵”的红茶的另外一种独特的茶类，也就是“青茶”，也叫它乌龙茶。
△说茶编辑2020年10月在安溪铁观音大师赛拍摄
李先德明确指出，在我国已有两个涉茶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情况下，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还能够入选世界级的农业文化遗产是与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具有的三个重要特点有关，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发明了乌龙茶“半发酵”制作工艺。从而为乌龙茶发源于安溪提供了世界级的认同。
从乌龙茶的中、英文发音
进行考证乌龙茶发源于安溪
乌龙，闽南话的读音为woliong(乌龙、黑良)，乌龙茶的英文单词为oolongtea，与闽南话的读音基本一致，可见乌龙茶出口时的叫法（读音）就是闽南话的读音。假设乌龙茶发源于闽北，其读音会是闽南方言的发音吗？
综上所述，在大量的、权威的文献资料基础上，结合茶叶传统命名方法的逻辑考证，以及早期实地走访调查报告、民间传说等作为辅助，通过甄别、比对，调研团队认为：乌龙茶的制作工艺起源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起源地是闽南安溪西坪南岩村。
来源：说茶ShowCha 《福建茶叶》刊发，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茶被发现和利用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茶”字或对茶的称谓不同。就茶名而言,代表“茶”意义的名词有三十来个,如茶、荼、苦荼、槚、葭、蔎、荈、诧、茗、皋芦、瓜芦、茗菜、苦茶等。荼(音tu):“荼”字最早出现于《诗经》。古文中“荼”字的含义较多,有的指野菜,有的指茅草、荆棘等,也有的指茶,一字多义。现在普遍认为“荼”字是“茶”字的前身,汉代开始借用“荼”字指茶,源于蜀地方言。用“荼”字指茶,在古文献中很常见。
我国最早的一部辞书一 《尔雅》的《释木篇》中有“槚、苦荼",郭璞(276一324)注为“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三国时就有把荼念成“cha”的记载,西汉时荼陵侯刘沂的领地之一荼陵县,即现在湖南省茶陵县,汉时的读音也为“cha"。《汉书・地理志》中荼陵的“荼”字,据颜师古注为:音弋奢反,又音丈加反。故《邛州先茶记〉中说, 颜师古的注“虽已转为茶音,而未敢辄易字文。
槚(音jia、guo、gu):“槚”字代表茶,始见于郭璞的《尔雅・注》:“槚,苦荼。”以后在陆羽《茶经》中有记载。“槚”本指高大的乔木型茶树。据考证,公元前2世纪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公元前160)和三号墓(公元前164)的随葬清册中都有槚的异体字,这说明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槚字已普遍使用。
诧(音cha、zha、duo、du):“诧”是一个古“茶”字。(尚书・顾命)篇中有王三宿、三祭、三诧”之说,是记述周成王遗嘱“三祭、三诧”的。
荈(音 chuan、tuon):“",是一个古老的“茶”字,专指茶。意为采摘后期的老茶叶及其制品。南北朝《魏王花木志》中说:“荼,……其老叶谓之荈。”明代陈继儒在《枕樟》中说:“茶树初采为茶,老为茗,再老为荈。”《凡将篇》中有“"葬荼一词,从汉代到南北朝时用得较多,一般都与荼茗等字并用。如三国时吴主孙皓曾“密赐荼以当酒”。晋孙楚《出歌)记载“姜、桂、茶出巴蜀”等。隋唐以后，“荈”字已少用,逐渐被“茗”字所替代。
茗(音ming):它出现得比“荼”、“槚”、“荈”等迟,而比“茶”字早,最早见于吴人陆玑《毛诗・草木疏》:“蜀人作茶,吴人作茗。"汉代以后用得较多,尤其自唐以后,在诗词、书画中最为多见。现在茗已成为茶的别名,常为文人所用,有古雅之感。
蔎(音se、she、si):杨执戟称“蜀西南人谓荼曰蔎”。清郝懿行《证俗文》“按蔎、诧即茶也,荼有茶音,盖始于此。”古书上用“蔎”代表茶的情况较少见。
茶(音cha):在唐以前,对茶的各种称呼中用得最多、最普遍、影响最深的乃是“荼”字。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茶”字从一名多物的“荼”字中分化出来,演变成特定的专有名词“茶”。史料表明,从“茶”字形演变成“茶”字形,始于汉代。汉代著作《汉印韵合编》中可以发现在“荼”字形中有“帮”和“茶”书写法,这显然已向“茶”字形演变了,但还没有“茶"”字音。由“荼”字音读成“茶”字音,始见于《汉书・地理志》记载的茶陵,唐颜师古注此地的“荼”字读音为:“音弋奢反,又音丈加反。”南宋魏了翁认为“茶”字的确立,“惟自陆羽《茶经》,卢全《茶歌》赵赞‘茶禁’以后,则遂易荼为茶。”其实陆羽在《茶经》一之源的注中已经说明从草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开元文字音义》为唐玄宗御撰的一部字书,成书于735年,现已失传。陆羽的《茶经》因其普及和影响力大,使得“茶”字更快地为世人所接受。《茶经》成书后,“荼”字仍没有立即被“茶”字完全取代,两者混用了一段时间,到9世纪后,“茶”字才被普遍使用。
我国民族众多,尽管茶在文字上得到了统一,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称茶”的发音区别很大。如华北的发音为“cha",福建、广东人的发音为"te”、ti"、"tei”,长江流域的发音为"cha"、“zhou"、"zha"等。云南傣族、彝族、湘西苗族的发音为“la",贵州侗族的发音为"si",藏族发音为“jia",川黔一带少数民族(瑶、畲、彝族)的发音为"“se"或"she"等。海外各国对茶的称呼,也直接或间接地受我国各地对茶的称呼的影响,在发音上基本可分为两大类。茶叶从我国海路传播去的西欧各国,其发音近似于我国福建南沿海地区的"tey"、“tui"、"te"音。如拉丁语thee、英语tea、法语the、德语tee、西班牙语te等。茶叶从我国陆路向北、向西传播去的国家,其发音近似于我国华北的"cha"音。如日本cha、俄罗斯cho-i、波斯语(伊朗、阿富汗)为chay,葡萄牙语、印度语、斯里兰卡语、孟加拉语、巴基斯坦语都读cha等。
[摘 要] 梳理了茶文化在茶马古道上的传播，尤其是生长于云南银生诸山的普洱茶，因其独特的地域性使得茶马古道必须翻山越岭长途远征以获取它。同时，西域回鹘民族的“恃茶”习惯使得丝绸之路逐渐向茶马古道转型，伴随着更多民族全民饮茶习惯的扩散，茶马古道也在不断扩展，向西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延伸，最终成为一条横跨世界屋脊、连接东西方不同大陆不同民族的文化传播纽带。进一步深入研究茶马古道，将拓宽山地研究与“一带一路”战略关系的视野，激活历史的血脉，促进与西亚、南亚、东南亚及世界的协调创新和开放共享。认为山地文明的交流传播与道路的开通关系甚大。藏民“恃茶”的习惯催生了茶马古道的兴起，古道网络的形成和繁荣又促进了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关键词] 山地；茶马古道；茶文化传播
一、前言
自古以来，存在着一个不争的事实：文明的交流传播总是与道路的开辟延伸紧密相连。山地文明更是如此，因为山地道路的开辟极其艰难，“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若无道路在山地间的连接，那真是“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在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巍峨雄奇、蜿蜒起伏的群山之间，在横断山脉层峦叠嶂的高山峡谷及滇、藏、川“大三角”地带的山地之中，盘旋绵延着一条神秘的古道。古道的石板上至今仍嵌着二寸许深的马蹄印，欲说风尘；道旁的石壁上刻着许多佛教箴言和崖画，几经沧桑。据说，有些连接古道的铁索桥，便是由马帮们的买路钱架成的。深山的洞穴中、陡崖下，时时可见森森的白骨。——这，就是世界上地势最高、行程最险峻的文明传播古道：茶马古道(木霁弘，陈保亚，李旭，等，1992)。茶，这一生长于山地的树叶，作为中国文化独特的承载者，在这条古道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陆羽)，生长于中国南部许多山地：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湖北、浙江、江苏、福建……“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宋徽宗赵佶)，更因“茶性俭，忌膻鼎腥瓯、膏薪庖炭”(陆羽)，被赋予“中澹间洁，韵高致静”(赵佶)的品格，备受中国文人学士的雅爱。据陆羽《茶经》记载：“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
茶的功用是茶叶成为生活必需品的基础，这种功用源于人的需要。而茶叶一旦成为必需品，那茶就会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渐而渗透熏染，成为文化中的一部分。在中国文献古籍中常有关于茶之功用的记载，《神农食经》：“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广雅》：“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华佗《食论》：“苦荼久食益意思。”《枕中方》：“疗积年瘘，苦荼、蜈蚣并炙，令香熟，等分，捣筛，煮干草汤洗，以敷之〔唐陆羽，2011〕。”
有如此奇妙之功用，难怪“茶”一旦传入藏蒙高原，立即融进其血脉，成为每日不可或缺之饮。
二、茶叶入藏与茶马古道的兴起
茶叶何时流传入藏，其端始早已堙没在历史的烟尘中。文献有所记载之时，饮茶之习在藏区已悄然成风。“起码在松赞干布执政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上半叶，吐蕃人已经像离不开盐、帛、刀、玉一样离不开茶叶”，以致“汉地茶商”在吐蕃已形成阶层。根据藏族著名文献《弟吴脚法源流》和《贤者喜宴》的记载，“汉地茶商”的政治身份是主奴，地位等同于“小王”，可以享受奴隶、再奴、贱奴当差的待遇 (王明达，2012：33～34)。
《西藏政教史鉴》载：“茶叶亦自文成公主输入藏土”，而文成公主入藏是公元641年。可见，有史料记录的吐蕃饮茶习俗是从唐代开始的。茶大规模进藏也大约在唐代，藏语中“茶”这个词的读音形式和汉语唐代语音一致，是一个重要的旁证。不过，茶从民间进入藏区应该有悠久的历史，那些年代久远的马帮古道应该很早就伴随着茶的运输(陈保亚，2005，2010)。
1.恃茶与取茶
“茶”一旦传入藏区，立即融进其生活与文化，日久积习，不可或缺。“最为使人感到茶之力量的是这样一句藏族古谚语：‘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用汉语来说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木霁弘，2003)！”
大约始自于晚唐，茶逐渐成为每个藏族人每天饮食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根据史料记载，唐开元十九年(731)，在河西及青海日月山一带已经开始出现茶马互市，茶叶大量运往藏区，藏民全民饮茶，现代藏族人几乎都饮酥油茶。究其原因，主要源于藏人游牧，多食牛羊腥膻，“乳酪滞膈，而茶性通利，能荡涤之”(王圻《续文献通考》)，“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张廷玉《明史·食货志》卷八0)，“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之，以其腥内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王廷相《严茶议》)。因此，藏族有这样的谚语：“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痛”，“饭可一天不吃，茶却不能一顿不喝”。
如上所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藏民族如此恃茶，他们需要茶就像需要水、空气、盐、粮食一样，藏区却不出产茶叶。这就引发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到产茶的地方取茶！
产茶的地方分布在中国的南方诸多省份,然“可以认定云南和四川南部都是茶的原生地和原产地[唐·陆羽,2011]”。《茶经·茶事》中涉及茶的源头或茶的盛产地时,大都是在横断山东麓一带。陆羽还引孙楚《歌》曰:“姜桂茶荈出巴蜀。”顾炎武《日知录》也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可见,先秦时巴蜀之地的饮茶风俗传至中原,历经汉魏六朝,种茶饮茶盛行于东南各地,到唐宋代蔚然成风,并一直延续至今。
或许是因为云南地处偏远，其时与内地的交流通道又大多要经过四川，早期文献记载中鲜有提及云南是茶的原生地。但是，“行走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并不需要去争夺人类茶树发源地初始权和最早栽培茶树的初始权，他们知道茶马古道伸向的主要茶山一定是最古老的茶山，一定有茶源。在两条最为古老的原生茶马古道中，滇藏茶马古道伸向云南普洱一带，川藏茶马古道伸向四川雅安一带，都没有伸向印度或世界其他地方的茶山(陈保亚、彭玉娟，2012)。”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路，是道路，把“恃茶”与“取茶”之间相隔着的万水千山连接起来了；同时，也把两个内聚力最强的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与汉文化集团——连接起来了。茶在古道上的传播，这一独特的文化事件，竟然催生了一个人类行走文化的奇迹，形成了一条横跨世界屋脊、连接东西方不同大陆不同民族的文化传播纽带——茶马古道。
2.茶马古道的兴起及繁荣
“茶马古道”是以人赶马驮(少数为牛、骡)运茶为主要特征，并伴随马、骡、皮毛、药材、盐、酒等商品交换的文化传播纽带。其分布最初是以滇川藏三角地带为中心，外围可延伸到广西、贵州、湖南等省。而国外则直接到达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和东南亚的缅甸、越南、老挝及泰国等(木霁弘，2003；陈保亚，2010)。通过马帮贩运茶叶维持古道的生命与繁荣，是茶马古道独立于世界上其他古道的特征。
当然，有茶马古道之前，古道早已存在。可以说，古道的起源就是人类的起源，因为说到古道就要说到走古道的人，古道的形成一直伴随着人类的起源和迁徙。据学者研究，茶马古道的原始形态是直立人古道、早期智人古道、晚期智人古道、民族古道、盐运古道和马帮古道。其间，盐运古道和马帮古道的出现为茶马古道的兴起预备好了一般的必要条件。
在茶马古道兴起以前，以滇藏川横断山为中心的马帮古道已经非常著名，历史记载的代表性马帮古道有从大理到成都的五尺道和灵关道，从大理到印度的博南道。
五尺道从成都顺岷江南下，再沿着金沙江经过宜宾、昭通、昆明到大理。灵关道从成都经雅安、汉源过大渡河到西昌，再顺安宁、雅砻江到攀枝花，顺金沙江进入云南楚雄，最后从大姚到大理。博南道从大理出发跨越澜沧江、怒江，取道保山、腾冲等地，分几条支线进入缅甸印度。
另一方面，茶马古道以前还有些马帮古道尽管历史记录很少，但也已经相当发达。代表性的有怒江马帮古道、澜沧江马帮古道、金沙江马帮古道、元江红河马帮古道、雅砻江马帮古道、南盘江马帮古道。马帮古道迅速缩短了物质和文化因子的传递时间，缩短了村落的空间距离，扩展了文明传播的容量，带来了村落的繁荣。由于马帮的远征能力，可以说马帮的兴起使古道真正进入了纽带时期。
使得横断山深处的马帮古道如此发达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盐。对大多数村落来说，和水、食物不同，盐必须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获取，于是从盐井到各个村落的古道网络开始出现，盐运古道是获取食盐的必要条件。由于盐是来自于他乡的常年生活必用品，有人栖居的村落必须要有盐，也必须要有盐运古道连接，这就是依赖性。粮食可以自己采集、生产，牲畜可以自己养，衣服可以自己做，水可以自己找打井取，盐却不是每个村寨都有能力自己采的。
当马帮和盐两个因素汇集在一起时，形成了盐运马帮古道，这是一种生命力非常强的古道，马帮古道和盐运古道的性质同时体现在盐运马帮古道上：一方面是崇山峻岭中需要古道网络来运输盐，另一方面是马帮克服艰难险阻的能力使盐运古道网络得以运行。
然而，藏族对茶的全民依赖这一特殊的必要条件彻底改变了这些古道的性质，使得一般的盐运马帮古道发展成茶马古道。因为藏族地区一般不产茶，耗茶区要穿越横断山向产茶区进行远征，这就使得“局域网”似的盐运古道转型成了“互联网”似的茶马古道。同时，茶比盐更难保存，远征还需要常年进行。马帮的生活开始职业化，形成了马帮的商业规则和专用术语，马帮古道开始固定化、季节化，远征的马帮队伍就成了生活的一种形式。
说到底，茶马古道源于藏族对茶的依赖，藏族出没的地方就是茶马古道延伸的地方。随着藏族恃茶行为向横断山腹地的扩展，绕过横断山腹地的任何古道都不能满足横断山腹地恃茶民族的需求，茶马古道必须深入横断山腹地的崇山峻岭。
横断山脉是世界屋脊上最险峻的极地，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是云南、四川两省西部和西藏东部南北走向山脉的总称。与这片土地上许多东西走向的山脉不同，横断山脉是南北走向，其高山峡谷、激流险滩隔断了东西交通，山势回转，江河扭曲，其险峻艰难可想而知。然而，正是对茶的深深依赖，促使着人类最伟大的一个行为：翻越横断山腹地，对世界屋脊进行终极的征服。
自东而西翻越这些纵贯南北的著名山川，要依次征服岷山、岷江、邛崃山、大渡河、大雪山、雅砻江、沙鲁里山、金沙江、芒康山(指北段，也称宁静山，南段为云岭)、澜沧江、他年他翁山(南段为怒山)，怒江和伯舒拉岭(南段为高黎贡山)。至少在明代，茶马古道已经翻越了横断山腹地。《明史·食货志》有载：“(洪武四年)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天权)、黎(汉源)、雅(雅安)、抵朵甘(康藏和安多藏)、乌思藏(卫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贵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
茶马古道还连接着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深处及周边国家的各个民族，这些民族也在茶马古道上进行各种物质和文化的交换。饮茶习俗也随着道路的延伸和传播，流传到了南亚、东南亚等地区，大西南的茶叶源源不断地在深山峡谷，雪域高原中艰难跋涉，走进这些不同民族的生活，融入风姿各异的文明。
茶马古道覆盖了早期的各种局域马帮古道，使一些曾经中断的著名古道得以复兴，如连接滇蜀到印度的“蜀身毒道”、经滇南红河至越南交趾的“滇越麋泠道”等，并迅速激活周边的大量局域古道，转型成为远征的茶马古道，交织成跨越世界屋脊的文化传播纽带(陈保亚，2005，2010)。
茶马古道是世界高地上的庞大网络，主干道有滇藏线、川藏线和川青藏线。滇藏线以云南西双版纳、思茅(今普洱)、临沧的勐腊、勐海、澜沧(亦即澜沧江流域)等为中心来扩张，线路向西北行走，经过景谷、镇沅、景东、南涧、巍山、大理、洱源、剑川、鹤庆、丽江、香格里拉、德钦、左贡、邦达、察隅或昌都、洛隆宗、工布江达、拉萨，可从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川藏线从现今的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理塘、巴塘、昌都、拉萨等地，抵达尼泊尔、印度。川青藏线从横断山东麓产茶地往北出发，一条取道现今的罗江白马关，顺嘉陵江北行，翻越大巴山、秦岭，进入陕西，再西去甘肃、青海入藏，进入印度、尼泊尔等地。另一条从绵竹翻越岷山南部的九顶山南部进入茂县，或者从灌县或北川绕过九顶山进入茂县，然后顺岷山西侧的岷江北行，经过松潘、若尔盖，翻越西倾山进入茶马互市要冲临夏(古河州)，再西去青海、西藏。
在这些主干道之间和周围，各种支线盘根错节，伸向高山峡谷的村落和牧场，使得恃茶行为得以维系；同时，恃茶行为又使得茶马古道得以繁荣昌盛。可以说，茶与古道相依相存，又相得益彰。
三、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延伸
1.丝绸之路向茶马古道的转型
除了藏族全民恃茶，另一个重要的恃茶民族是回鹘。《新唐书·陆羽传》记载：“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唐代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亦载：“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恃茶而归，亦足怪焉。”这说明回鹘在西迁以前就已经有了饮茶习俗。
在丝绸之路的发展史上，由于伊斯兰教的兴起及其和佛教的冲突，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曾经一度处于萧条状态，很多商品开始走海路。唐武宗元年(840)，发生了一个历史事件：回纥西迁(《旧唐书·回纥传》)。贞观二十一年(647)，回鹘酋长吐迷度在独逻河(今蒙古国土拉河)自称可汗，正式建立回鹘汗国。因其与唐朝一起消灭薛延陀汗国有功，吐迷度被唐朝封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回鹘与唐朝一直友善，曾经三次向唐朝和亲。彼时唐朝饮茶之风盛行，受其影响，故每“回鹘入朝，大驱名马，恃茶而归”。后因长期与吐蕃战争，加之统治无道，内讧不断，840年回鹘分三路西迁：一迁吐鲁番盆地；一迁帕米尔高原西部至楚河一带；一迁河西走廊。
伴着回鹘的西迁及其向丝绸之路的移动，丝绸之路开始复兴；同时，回鹘也把饮茶的习俗带到了丝路上。由于回鹘恃茶行为的形成，茶的需求剧增。这在宋明以来记录西部的文献中均能找到茶马互市的佐证。其时，丝绸之路上以茶为主的运输活动非常繁忙，必要的运输品已悄然转变为“茶”，而不再是丝绸了；茶成了丝绸之路赖以延续的更主要的因素。从古道支撑商品的角度看，从唐宋开始，丝绸之路已经转型为茶马古道了。因为通过人赶马驮长途运茶，这是茶马古道的重要特征，不过，有些沙漠地区不是用马而是用骆驼。和丝绸不同，茶不仅是从起点到终点的商品，而且是沿途回鹘等民族必需的商品，这使转型后的丝绸之路不允许再中断。随着道路网路的连接与延伸，全民喝茶的习俗也在蒙古族及其他民族中形成。同时，由于全民饮茶习惯的扩散，茶马古道也在不断扩展(陈保亚，2005，2010)。
2.茶马古道完整形态的最终形成
随着现代交通的扩展，世界上很多古道都被公路或铁路取代了。昔日的马道要么被公路铁路叠置，要么在漫长的日晒雨淋下消失在草莽中。丝绸之路由于分布在比较平缓的地带，容易被公路铁路覆盖。公路的兴起就是这些古道生命的结束。我们现在走在丝绸之路上并不等于走在原来的古道上，原始的运载工具和方式已经难以再现。古道的消失不仅只是古道本身的消失，伴随着的是古道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语言文化的消失。这对人类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尽管茶马古道的主干也正不断被公路替代，然由于茶马古道以运茶为主，而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深处的村民们总是愿意把家园建在高山云雾或峡谷深处，他们的生活离不开茶叶，需要茶马古道来连接那里的村落，满足村民对茶的依赖。那些村落是公路不易完全覆盖的地方，特别是滇川藏三省边缘地带。因为横断山一带地形复杂，这里的地势结构多为堆积层，地质变化复杂，常有大的泥石流、大滑坡发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大渡河把海拔几千米的高原切割成许多山峰峡谷，使得江河纵横，浪涛汹涌，人们主要靠皮筏或溜索横渡。
可以说，没有哪一条古道像茶马古道那样险要。同时，茶马古道很窄，一般只有两尺见宽或更窄。其上乱石叠嶂，路和雪水溪水常常不分，行动起来极其艰难。短期内这些地方筑起现代化的公路、铁路网络还不大可能。因此，茶马古道是大陆上至今仍在活着的一条古道。
茶马古道的可延续性是不同于其他文明古道的又一个区别性特征。可以说，全民饮茶和高山峡谷是茶马古道得以延续至今并将继续延续的两个重要条件。如果没有全民喝茶的习惯，便不需要马帮去远征运茶，如果只有全民喝茶但没有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深处复杂的地理环境，茶就可以通过公路来运输，而不必马帮来远征(木霁弘，2001；陈保亚，2005)。然而，令人痛心和担忧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与商业旅游的开发，现代公路开山劈石，架桥穿洞，不断地在侵蚀和吞没着现存的茶马古道，这条绝无仅有的古代文明传播古道正在濒临灭绝的危险。
综上所述，茶马古道的完整形态应包括：古道远征线路的形成；古道在空间上的周遍性；古道在时间上的延续性；古道和马帮的专门化。远征线路的形成表现为茶马古道往往要跨越很长的距离，才能把耗茶区(比如藏区)和产茶区连接起来。周遍性是指只要有恃茶民族的村落和牧区，茶马古道就必须伸向那里。所以茶马古道本质上是以远征线路为主干并向各个耗茶村落和牧区延伸的古道网络。延续性是指高山峡谷中的民族依赖茶叶，每个村寨的茶不能中断，因此古道也不能在新的运输方式出现以前被中断。现代化交通手段至今不能完全替代茶马古道穿越横断山深处的高山峡谷，体现了茶马古道在时间上的延续性。专门化是指茶马古道线路、行走时间、行走方式、停留点的定型。以上这四个方面，如果和丝绸之路相比，只有远征性这一点颇为相似，其他都不同或有较大区别。由是观之，茶马古道的完整形态应为：茶马古道是指以马驮(包括牛、骡、驴、骆驼等托运)、人背为主要运输方式，以运茶为主要目的，并伴随酒、盐、马、骡、皮毛、药材等物质商品交换及佛教、基督教等精神交流的文化传播纽带。它以滇川藏为核心，向北可深入新疆、青海、甘肃和北方丝绸之路相汇合，向东可延伸到广西、贵州、湖北、湖南等产茶区，向西可抵达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锡金、不丹，向南和东南可延伸到东南亚的缅甸、越南、老挝、泰国等国家，并波及南亚、西亚、东南亚的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继续向西则和欧洲、非洲古文明通道连接(陈保亚，2005)。
四、茶马古道文化线路
在茶马古道上，马帮不断地游动，茶叶从一个商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中国人、印度人、波斯人等等将这些茶叶一站转一站，送到世界的另一边。茶叶成了连接不同民族的纽带，并形成了一条条无穷无尽的文化传播道路。
同时，随着茶叶的传播，恃茶民族逐渐增多，以致小小的几片茶叶，却在宋明两朝政治经济外交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以茶驭番(邓前程，2005)。
自唐代茶叶传入吐蕃以后，至宋已然“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而宋代立国中原，缺马问题严重，于是，茶马互市便是两全其美之策。同时，产马之地的契丹、西夏政权为了自身利益，绝不轻易将马输入宋朝。因此，北宋政府专设茶马司，加强对茶马互市的控制，以便一方面从茶叶等生活必需品的输出上制约对方；另一方面，借以取得足够数量的马匹加强抗击对方军事实力。(明)谢肇淛《五杂俎》评价茶马互市“以草木之叶，易边场之用，利之最大者也”。当然，宋王朝的关注点并不仅在于“利”，更多在于“羁縻远人”。“祖宗设互市之法，本以羁縻远人，初不借马之为用”(《宋会要·职官》卷四三)。
明朝以降，朝廷强力控制茶马互市，显然也绝不是为利，甚至缺马问题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明太祖所言：“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则重者，茶是也。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利博矣。前代非以此专利，盖制戎狄之道，当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耳。”强调“……巡禁私茶之出境者，朕岂为利哉，制驭夷狄，不得不然也。”明世宗亦言：“国家令番夷纳马，酬之以茶……非中国(即内地)果无良马，而欲市之番夷也。亦以番夷中国藩篱，故以是羁縻之耳。”(《明实录》太祖卷、世宗卷)历朝大臣也力挺“以茶驭番”之策，正德年间都御使杨一清言：“且金城以西，绵延数千里，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远夷(为)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之，实贤于数万甲兵，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嘉靖十五年(1536年)，巡茶御史刘良卿也说：“盖西边之藩篱，莫切于诸番；诸番之饮食，莫切于吾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故严法禁之，易马以酬之。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而使彼有所幕。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者也。其所系诚重且大，而非可以寻常之处也。”(陈子龙《明经世文编》)所以有明一朝，皆认为“茶马，国之要政”，“摘山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戎人得茶不为我之害，中国得茶实为我利之大，非马政军需之资，而驾驭西番，不敢扰我边境矣”(《七修类稿·国事类·西番易马考》)。
“茶”，这生长在中国南方平凡普通的草木之叶，竟然在历史上担负着如此重大的责任，成为固国守边的和平之子，堪比万马千军。可谓天佑中华！
此外，茶马古道还兴起了无数的城镇，城镇成为独具特点的贸易文化中心。政治的使臣、做买卖的商人、和尚及民族部落……他们在这条古道上流动着，印度文明、西域文明、西亚文明、东非文明、西藏文明、滇蜀文明、中原文明等等诸多文明，通过茶马古道的连接，在各个领域内引发了大规模的互相交流。因此，茶马古道既是商品贸易大道，又是中外交流通道；既是民族迁徙走廊，又是佛教东渐之路；是世界上地势最高、形态最为复杂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木霁弘，2001)。
近年来，世界遗产保护领域出现一种新的类型——文化线路。根据马德里会议(1994年)判别文化线路的标准——强调文化线路使用所带来的文化上的反响和在文明传播上的贡献。据此看来，茶马古道堪称文化线路的典范。
文化线路“是一种陆地道路、水道或者混合类型的通道，其形态特征的定型和形成基于它自身具体的和历史的动态发展和功能演变；它代表了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一定时间内国家和地区内部或国家和地区之间人们的交往，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地得到体现”。作为一动态的强调文化的整体意义的理念，它更重视线路带来的各文化社区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由是观之，茶马古道因其“绵延几千年的时间跨度”“长度和空间上的多样性”“多功能的角色和目的”及“产生了巨大的跨文化影响”，成为文化线路遗产的一个典型案例。2009年8月，中国茶马古道研究中心宣布将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
与其他遗产类别不同，文化线路更为强调线路带来的各文化社区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这种影响通常是非直接的，不仅有物质的方面，更有非物质的方面，其中最常见的例子就是随着一些线路所发生的宗教、思想文化观念的传播，这些传播参与了对各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塑造，因而意义往往十分重大。总之，文化线路强调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对话和交流，是多维度的、有着除其主要方面之外多种发展与附加的功能和价值，如宗教的、商业的、管理的等等。因此，文化线路不仅只是一个申报和保护遗产的类型，更是一动态的强调文化整体意义的理念，要求人类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认识和看待自身历史文化的发展与传播，重新看待文化的多样性。希望这一植根于人类古老的智慧及西方后现代近年来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的新理念，能对山地研究及茶马古道的保护和利用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茶马古道之精魂——得天独厚的银生诸山普洱茶
1.普洱茶——上苍的馈赠
《史记·西南夷传》太史公曰：“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行笔至此，司马迁不由得感叹：“楚之先岂有天禄哉？”
说到普洱茶，也令人有同样的慨叹：“滇之茶岂有天禄哉？”大凡茶叶皆有一难：不易保存，逾年则败。别的茶种皆贵在新，唯独普洱茶越陈越香，被誉为“可入口的古董”。
普洱茶是茶马古道的精魂，似乎天生为茶马古道而造就。它的制作原料为云南大叶种茶树鲜叶，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独特的大叶种茶树，形成了茶多酚含量丰富、鞣酸含量高、利于化食，且茶味浓郁甘醇、耐煮耐泡的特点。是制作藏族酥油茶和蒙古族、维吾尔族奶茶的上好茶品，最能满足藏、蒙、维等民族的需要。普洱茶的制作工序颇为特殊，鲜叶经过杀青、揉捻、干燥成为生散茶后，还要进一步蒸压成普洱沱茶、普洱砖茶、七子饼茶、小饼茶等紧压茶，大小重量有一定规范，便于马帮装卸和长途跋涉。
因为茶马古道颠沛迢遥，极尽艰辛，马帮有时一年只能走一趟，茶叶的保存就显得至关重要。紧压茶密度大，防潮防晒性能好，便于运输和储藏，是远征的茶马古道对茶叶的基本要求。由于普洱茶在马背上长时间颠簸，沿途时而低谷盆地，时而高原雪峰，海拔由河谷地带的50米到高山险峰的5000多米变化不等，气候更是波诡云谲，一会儿风吹日晒，一会儿雨淋雪飘。在堆存放和运输过程中，普洱生茶在空气中水分及温度的作用下开始缓慢发酵，经过一定时间自然发酵后的普洱生茶转变成为普洱熟茶。这种自然发酵被称为“自然后发酵”。经过后发酵的茶，汤色红浓明亮，香气独特陈香，滋味醇厚回甘，且时间越长，质量越好，这和非后发酵的茶叶形成根本区别，也成为普洱茶独特的工艺标志。从此，远征马帮不再担心崇山峻岭中茶叶变质的问题。紧压与后发酵，这是普洱茶在茶马古道上翻山越岭的奥秘。
普洱茶特殊的制作原料——云南大叶种茶树，生长在现今云南普洱、临沧和西双版纳一带。唐朝咸通四年(863)，樊绰《云南志》(卷七)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蒙舍蛮在巍山。银生城即今普洱景东，为南诏七节度之一银生节度治所。银生节度管辖南诏南部地区，包括今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缅甸景栋、老挝北部、越南莱州等地，银生诸山即在这一片地区。这里独特的海拔、纬度和气候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茶叶生长环境，分布着中国最古老的茶树。
南宋李石《续博物志》(卷七)亦载：“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可见，银生诸山所产茶即银生茶。
到了明朝，开始出现“普茶”一词。谢肇淛(1567～1624)《滇畧》卷三载：“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泰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
(明)李元阳(1497～1580)《万历云南通志》(卷一六“羁縻”之“贡象道路”)出现“普耳”一词，特别提到普耳产茶：“下路由景东历赭乐甸行一日至镇沅府，又行二日始达车里宣慰使司之界，行二日至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一山耸秀，名光山，有车里一头目居之。”
(明)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识》崇祯癸未年(1643)首次提到普洱茶：“普洱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最能化食。”
“普洱茶”最早指普洱县(今宁洱)一带的茶。由于银生诸山气候、海拔、土壤特殊条件，各茶山的普洱茶均为藏人所好，后来银生诸山的茶也汇集到普洱县制作。再其后，银生诸茶山也开始制作普洱茶。清雍正七年(1729)，置普洱府，乾隆三十五年(1770)，普洱府辖普洱县、思茅厅、他郎厅、威远厅及车里宣慰司，辖境约今云南省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及老挝部分地区。一时茶业四起，一派繁荣。其时，檀萃《滇海虞衡志》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量矣。”
(清)阮福《普洱茶记》：“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至此，普洱茶已名遍天下，享有贡茶之誉。
据易武“车顺号”茶庄记载，清道光年间，车顺来精选春茶入贡，得道光帝赐“瑞贡天朝”匾，封其为“例贡进士”，并赞其贡茶曰：“汤清纯，味厚酽，回甘久，沁心脾，真乃茗中瑞品也(余少剑，2012：143)。”
后来，普洱茶的命运与国运的兴衰一起同沉共浮。鸦片战争之后，国势衰微，印锡茶叶兴起，占领国际市场，普洱茶一度萧条。日本侵华，战火蔓延至滇缅一带，云南茶叶市场全面萎缩，普洱茶自亦未能幸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普洱茶渐渐得以复兴。1951年，建立了云南省茶叶科研机构。1973年以后，普洱茶人工后发酵的工艺已经相当成熟，生产地开始扩展到四川、广东、湖南等地。2003年3月，云南省标准计量局公布了普洱茶的定义：“普洱茶是以云南省一定区域内的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经过后发酵加工而成的散茶和紧压茶。”2008年5月13日，普洱茶已被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予以保护。
2.银生诸茶山——滇藏茶马古道延伸的奥秘
普洱茶，这枝绽放在茶马古道上的奇葩，因其“为藏所好”，令“藏族古宗商人，跋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那么，吐蕃于何时开始饮用普洱茶？
(南宋)李石续《博物志》认为“茶出银生诸山，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当代学者根据松赞干布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吞并过南诏，另一吐蕃王都松芒布杰亦于周武后长安三年(703)亲征南诏，并于次年(704)冬在洱海地区被杀等史料，认为“吐蕃人喝滇茶及滇茶文化在吐蕃的传播，不晚于7世纪” (王明达，2012)。
(清)谭方之《滇茶藏销》：“滇茶为藏所好，以积成习……是以紧茶一物，不仅为一种商品，可称为滇藏间经济上之重要联系，抑且有政治联系意义。概藏人之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品或逸兴物，而为日常生活上所必需，大有‘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之概。自拉萨而阿墩子，以致滇西北丽江转思茅，越重山，过万水，历数月络绎不断于途中者，即此故也。”
思茅即今普洱市府所在，所以滇茶主要指普洱一带的茶，源自银生府所管辖的主要茶山。银生诸山分布着世界上规模最大、年代最久远的古茶树林。
《滇海虞衡志》载：“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慢撒。”
(清雍正)鄂尔泰等《云南通志》卷三：“六茶山：曰攸乐，即今同知治所，其东北二百二十里。曰莽芝，二百六十里，曰革登，三百四十里，曰蛮砖，三百六十五里。曰倚邦，五百二十里。曰漫撒，山势连属，复岭层峦皆多茶树。”
不言而喻，滇藏茶马古道翻山越岭伸向了古人称之为银生茶山的地带，是因为上苍把独特的云南大叶茶种赐给了“银生城界诸山”，由此形成了始于银生诸山，北上普洱、景东、巍山、洱海再入吐蕃的滇藏茶马古道。
根据樊绰《蛮书》的记录和我们实地考察的结果，可概括出三条重要的古道过银生诸山后入东南亚。从洱海下关南下，银生城(今景东)成为三条古道的岔路口。
第一条线路可称为银生东路，过墨江、江城，主干沿着哀牢山西侧往南行走。唐代《蛮书》卷六《云南城镇》：“银生城(今景东)在扑赕之南，去龙尾城(今下关)十日程，东南有通镫川(今墨江)，又直南通河普川(今江城)，又正南通羌浪川(今越南莱州)，却是边海无人之境也。”
墨江，唐代归南诏国银生府，位于北回归线上。墨江碧溪古镇青石板路至今犹存。古镇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和枢纽，普洱茶叶、磨黑盐巴为古镇大宗商品。碧溪古镇往西北可去茶马古道滇藏线银生道主路，经镇沅、景东到大理洱海，再往西北入吐蕃地区。碧溪古镇往东北经过元江、新平、峨山到昆明滇池。碧溪古镇往东可去石屏进入茶马古道重要支线步头道，再去越南，也可经石屏继续往东连接滇桂古道。碧溪古镇往南可直接进入普洱和西双版纳诸茶山取茶。
从墨江往南，渡泗南江后入江城。江城是连接滇老古道和滇越古道的重镇，有“一县连三国”之称。城里多有越南人、老挝人来做茶、盐等生意，大多会汉语云南方言。江城往老挝的勐康口岸所在通道曾经是连接中老边境的茶马古道支线，现已经升级为国家一级口岸，列为普洱市对外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由于普洱茶运输的需要，近代开辟了一条从思茅往东南取道倚象镇到江城的路。一路有不少茶马古道遗迹。
第二条线路可称为银生西路，过临沧、澜沧再往东南亚。 唐代《蛮书》卷六《云南城镇》还提到：(银生城)东至送江川(今临沧)，南至邛鹅川(今澜沧)，又南至林记川，又东南至大银孔(今清迈)，又南有婆罗门、波斯、阇婆(爪哇)、勃泥(加里曼丹)、昆仑(骠国南)数种外道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扑子、长鬃等数十种蛮。
著名的澜沧景迈山古茶园就在这条线上，景迈，傣语即新城。“景”指城，“迈”指新，定语在中心语后。从景迈山再往西有古道可去缅甸，景迈山大叶茶主要沿着几个方向传播：一条走银生古道进入普洱府，作为普洱茶的原料之一；一条顺南览河西侧过洛勐进入缅甸；一条经勐海、打洛进入缅甸。进入缅甸的茶都是绿茶形式，先到缅甸景栋集散地，再销往东南亚各国。
第三条线路可称为银生中路。这条道路经过普洱(今宁洱)、易武，为茶马古道银生道中最为繁荣的线路，是滇藏茶马古道银生道的主干道。唐代《蛮书》卷六《云南城镇》：“又开南城(今镇沅)在龙尾城南十一日程，管柳追和都督城，又威远城、奉逸城(今宁洱)、利润城(今易武)，内有盐井一百来所。茫乃道(西双版纳)并黑齿(傣族)等类十部落皆属焉。陆路去永昌十日程，水路下弥臣国三十日程。南至南海，去昆仑三日程。中间又管模迦罗、干泥、礼强子等族类五部落。”
这条线路分布在银生诸山上的中部。据方国瑜考证，唐代南诏国的银生城在景东，奉逸城即元代的步日部，明代的普洱城，今为宁洱。《普洱音义考》从语音演变的角度作了补证。
磨黑古镇为银生中路重镇。古镇位于宁洱县东北，以把边江与墨江为邻，有“滇南盐都”之称，是滇南茶盐贸易的中心，至今保留着古老的盐井。马帮从磨黑往西南行一日到普洱古城(今宁洱)。普洱古城为整个银生茶马古道第一重镇。普洱有好茶山，更因为汇集银生诸山各路普洱茶而驰名中外。普洱古城有数段古茶马古道遗址保留至今。宁洱镇民主村茶庵圹“茶马古道遗址”保存最好，为山石古道，长约两公里。2007年成立普洱市级市，治所在思茅。
从普洱古城(宁洱)再往南即到思茅区(今普洱市治所)。思茅宋代称“思摩”，处在银生茶马古道的枢纽位置，是茶的聚集地，来自江城、西双版纳、澜沧的几路茶叶多汇集在思茅，然后北上进入普洱(宁洱)。思茅周围保留了较多的茶马古道遗迹。
从普洱古镇再在往南即到易武，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易武在唐代为南诏银生节度管辖下的利润城。易武茶山盛产大叶茶，近代因制作“七子饼茶”而驰名中外。清初，石屏人在易武扩展茶园，兴建茶庄茶号，茶叶贸易异常繁华。乾隆初年，易武石屏人又开始生产七子饼茶。七子饼茶是一种紧压圆茶，即将晒青毛茶经蒸压定型做成规格一致的饼状，七饼一筒，取多子多福之意，故名。易武石屏会馆关帝庙附近有立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的“茶案碑”，又称“断案碑”。记述了茶税争端的案子。石碑是易武茶业兴隆的重要见证。
易武有多条茶马古道去思茅、普洱(宁洱)，其中两条最为著名。较古老的一条先西行，经基诺山，然后北上勐养、普文去思茅、普洱。清道光年间茶商又出资修建了直接北上的茶马古道，经倚邦(今属象明乡)去思茅、普洱。从易武往南经勐腊磨憨镇，有茶马古道去老挝、越南。1992年，磨憨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一类口岸。易武周边至今保留了多处青石板茶马古道遗迹。
易武往西即到西双版纳，为黑齿(傣族)聚集中心。在唐代为南诏国茫乃道，有水路通南海。贺开古茶山是西双版纳面积最大的古老茶山之一，茶山位于勐海县东南部勐混乡，怒江山脉南延余脉部，北连著名的南糯山茶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银生诸茶山是滇藏茶马古道的魂与源。滇藏茶马古道因为伸向银生诸茶山而有了巨大的生命力，银生诸茶山的马帮也从此络绎不绝，一派繁荣。银生诸山由此形成了三条银生古道，使滇藏茶马古道得以继续往东南亚延伸。银生茶也因为滇藏茶马古道的繁荣而发展成驰名中外的普洱茶。滇藏茶马古道的繁荣也激活了云南周边的古道，特别重要的有云南去广西的滇桂古道、云南去老挝的滇老古道、云南去越南的步头道、云南去四川的五尺道、云南去贵州的滇黔道和云南去缅甸印度的博南道。这些被激活的古道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西南和东南亚的联系，对西南和东南亚交通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茶马古道滇藏道的繁荣推动了普洱茶的发展，普洱茶工艺日益成熟。普洱茶越陈越香，名声不胫而走，清代更是远销海内外，被朝廷列为贡茶，普洱茶往朝廷的茶马古道贡茶之路开始形成。贡茶之路从普洱往东北走，过墨江、元江、玉溪到滇池，从昆明分两路，一路继续北上过昭通盐津五尺道去京城，一路往东过曲靖、经贵州去京城。朝廷对贡茶之路的专门管理经营又推动了滇藏茶马古道的繁荣。
六、结语
茶与古道相互依存，相得益彰。茶马古道因茶而得以兴起和延续，茶又因古道而得以发展和传播，这不能不说是茶文化传播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
茶马古道是一种古老而又具有延续性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一传播方式复杂而又立体：浅表的层次是商品贸易活动；较深的层次是建筑及生活习惯的互渗；更为深隐的层次是语言和宗教信仰的相互影响。茶马古道这一植根于人性深处的古老传播方式，曾给它所经过的村落和城市带来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交融与互渗。
此外，茶文化的传播还有向日本的东渐和向欧洲的西行。无一例外的是，茶在其所到之处都扮演了重要的文化角色。茶，这位中国文化特殊的承载者与传播者，就这样穿越了几千年的时间长河，翻越了最高的世界屋脊，漂洋过海，历尽艰辛，把茶文化播撒到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成为世界第一饮料。正如《茶史正源》(Victor H.Mair,Erling Hoh，2009)一书所言：“历千百年来，茶叶——或激发艺术的灵感，或增进禅佛的体悟，或扮演催生世界贸易的有功之臣，或触发改变人类进程的伟大事件。……自古以来，没有任何饮料像茶一样，如此深入地融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悄然改变着各方的习俗；其关涉的人员之广，影响的方式之多，前所未及。”
茶，这位沟通和连接人类心灵的和平使者，颠覆了那个古老而陈腐的格言：“东方是东方，西方还是西方；二者彼此隔绝，永不谋面(余少剑，2012)。”
生长于山地的几片茶叶，在连接着山地的古道上流动传播，千百年以降，竟然成为打通民族隔膜，连接东西方不同国家和地域的重要文化传播纽带，这不能不说是文化传播史上的一个奇迹。因此，在今天一带一路新的战略背景下，进一步深入研究茶马古道，挖掘其深蕴的文化意义，激活历史的血脉，促进与西亚、南亚、东南亚，甚至与世界的协调创新和开放共享，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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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玉娟(1965～)，女，云南威信人，云南财经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邱健(1986～)，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昌邦(1986～)，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勐海润昌茶厂。
原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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