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我国的北方草原有一条纵深通向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腹地的驼道。这条路曾经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中俄万里茶路繁盛两百年，长长的商队川流不息，恰克图、张家口和汉口等集散地成为茶路上的“明珠”，茶饮带给了俄国人生活习惯的改变，不同的文化在这条长路上交流……茶，带来美好的生活，带来和平与繁荣，一路向北，传播着东方的智慧与诗意。
1618年：茶叶首次带到俄国。
明清之际，武汉成为南茶北运的要道。
明清时，欧美诸国经大西洋，绕非洲好望角，过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至广州的“黄金水道”非常繁忙。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前，它一直是中国茶叶输往欧洲、北美的主要海上通道。“海上茶路”一度使英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茶叶市场。然而，随着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征服，俄国人逐渐向中国靠近。西伯利亚是一个盛产皮毛的地方，而刚刚臣服于俄国的西伯利亚各部族都把皮毛无偿地作为贡品送进俄国朝廷，俄国希望用这些皮毛与中国人换取黄金、白银和锦缎，从而用黄金和白银充实他们的国库。当时俄国对中国茶叶还没有足够的认识。随着万里茶道的兴隆，俄国取代英国成为中国茶叶“最大的买家”。根据《茶叶贸易实务》一书记载，早在明朝崇祯年间，中国茶叶就开始由西北边境陆路运销俄国。茶叶首次到达圣彼得堡是在1618年(一说是1638年)，被作为礼物从中国运到萨·亚力克西斯。当时沙皇使者对茶叶一无所知，不愿接受，后经劝说才勉强收下。他将茶叶带回圣彼得堡，沙皇命仆人沏茶请近臣们品尝，意外的是，众人一致认为入口有奇香。从此，俄国人开始了其漫长的饮茶史，茶叶具有消脂功效，尤其是西伯利亚以肉奶为食的游牧民族，到了“宁可一日不食，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俄国和中国在刚开始的接触并不是很顺利，产生了一次又一次的碰撞，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流血事件。到了17世纪末叶，中俄双方对这种敌对战斗的状态都感到了厌倦，《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为双方关系带来了曙光，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一切行旅有准往来文票者，许贸易勿禁。”此后中俄边界贸易逐渐活跃，虽然条约签订之后，中俄两国对待对方的态度并未根本改变，中国人为的是自身与俄国边界得到安宁，而俄国人看重的是可以获得进入中国经商的权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尼布楚条约》使中俄两国明确了边界的概念，并且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俄长期贸易的开始。中俄贸易素有“彼以皮来，我以茶往”之说，自此，由张家口经蒙古、西伯利亚至俄国，贩运茶、丝为主商品的俄国商队日趋活跃起来，茶叶输出量不断增加，从此二三百头骆驼组成的商队满载着用来交换茶叶的毛皮，艰难跋涉于厄斯克·卡亚克塔边境线。返回莫斯科时，由于每头骆驼须装载4箱茶叶(大约270千克)，因而行程非常缓慢，茶叶从中国南方茶源地的种植者到达俄国人手中，需要16～18个月。漫长的运输过程决定了最早输入俄国的茶叶是砖茶。晒干的碎茶叶经过蒸压，形成体积更小且不易受潮的茶砖。1692年俄国向中国派出的第一支商队于莫斯科起程，这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伊台斯商队，毫无疑问伊台斯商队成功地前往中国是中俄贸易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促进了中俄以后的贸易来往。康熙皇帝亲征葛尔丹后，废除政府所设经管内地茶叶与西北游牧民族马匹交换的茶马司，开放内地与蒙古等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促进了茶叶向西北地区运销的活跃，地处江汉交汇的武汉于是成为南茶北运的要道。
羊楼洞古镇，位于湖北赤壁市，是中国青砖茶之乡，也是中国万里茶路的重镇，被誉为“世界茶业第一古镇”(马哲峰/图)
茶叶之路的源头
输往俄国和欧洲的红茶和砖茶均来自中国江南的产茶区，而经营者却是非产茶之省的晋商。其实，中俄长达万里的茶叶贸易商道最初的起点在福建武夷山，因晋商对北方游牧地区有丰富的茶叶销售经验，觉得武夷山茶源好，价格低有廉价劳动力，发展前景和利润空间大。但是为什么又说茶叶之路的起点在汉口呢?这就和当时的大环境有关，茶叶经水路进入长江后，从九江到汉口，要逆水行180公里，显得颇不合常理。据晋商常家第16代传人常士宣所说，有两大原因：一是京杭运河承担运粮、运盐、运铜等朝廷任务，茶叶运输高峰的四五月间，正值南方大批粮食上调京师之时，难以挤入;二是汉口——汉水——张家口——恰克图这条路线，沿途晋商云集，易照应，且有沿途批销、分散茶货的妙用。17、18世纪，海路不畅通，丝绸之路淡出，俄国对华贸易却因新辟的茶路有了保障。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为两国茶叶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俄国对茶叶的巨量需求，催生了多条自中国南方茶叶产地至俄内陆腹地的茶叶贸易线路。相关专家对福建武夷山、湖南安化及湖北羊楼洞等中国南方茶叶原产地探访发现，中俄万里茶道最古老的两条主线，一条从福建武夷山下梅村起，精明的山西商人收购茶叶后制成砖茶，由河口走水路，沿西北方向穿江西、至湖北，在汉口集聚后，走汉江商路至襄阳再北上;另一条，从湖南安化起，沿资江过洞庭湖，穿越两湖地区，经湖北羊楼洞在汉口集聚。这两条茶源线路在汉口集聚后，再一路北上，纵贯河南、山西、河北，穿越蒙古沙漠戈壁，经乌兰巴托(库伦)到达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再在俄国境内延伸，经乌兰乌德、伊尔库茨克、图伦、克拉斯诺亚斯克、新西伯利亚、鄂木茨克、秋明、叶卡捷琳堡、昆古尔、喀山、下诺夫哥罗镇、莫斯科，最后抵达终点圣彼得堡。这两条路上终日熙熙攘攘。先是肩挑车推，再是船行江河，接着是骡马，最后是驼队。茶叶在路上辗转一两年，其中从武夷山茶叶原产地出发的线路，总行程达1.3万公里。此线路从江西河口镇开始走水路，河口到汉口，行船680公里，快则1月，慢则40天。
中俄万里茶路示意图(局部)
驱动贸易的商茶队
商人是中俄茶叶贸易的关键人物，前往恰克图进行茶叶贸易的商人多属于山西人，即所谓的“西帮茶商”，人们把陕西和山西的商人称为“西客”“晋商”。他们利用了本省及山西地理与蒙古草原连接的便利，以及自古以来的互市经验，山西商人抢占了商机，精明的山西茶商们深入江南产茶的省份收购茶叶，并在当地投资设厂，用木架平压机和铁质轮旋手摇压机加工制作砖茶，每年都雇佣农民采茶及加工砖茶，砖茶作坊则成为兴盛江南的手工业，随着茶叶贸易的发展，中国商人形成了初步的现代经商观念。中俄恰克图通商后，张家口成为晋商从事进出贸易的重要枢纽，而且发展成为茶叶国际商路上对俄贸易的重要商埠。清代中叶，仅张家口专营茶叶贸易的晋商茶庄就有大升、大泉玉等几家，这些茶庄资本十分雄厚。
茶叶道路上不可忽视的一支商业大军——旅蒙商的力量在中俄茶叶贸易也不容小觑，这些旅蒙商人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商人之前，要忍受整整10年的艰苦，端茶学算盘练书法，在学习待人接物的同时要学会侍弄骆驼的技术，并且懂得使用蒙古语和俄语进行交流，他们并不是一群普通的商人，旅蒙商人就是典型的“长着三条舌头”的商人，会汉语，会蒙语，也会俄语。 俄国商人从茶叶贸易中也获取了巨大的好处，特别是在恰克图贸易的黄金时期，俄国商人获利颇丰。19世纪上半叶，俄商以700万元在恰克图购买的中国茶叶，可在下诺夫哥罗德集市上卖得1800万元，获利在一倍以上。巨额的利润更是使俄国各地的商人云集恰克图，彼此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不过往往是大批发商垄断市场。而山西商人的交易对手主要是俄国官商，俄国私商在1730年以后才开始担任对华贸易的主导角色，到了18世纪30年代，俄国私商对华的贸易量逐渐超过了政府商队，并且逐步取代政府商队的地位，私商结成商帮。这些商帮经营着茶皮贸易，实力雄厚。回头看，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中俄茶叶贸易推动了我国内地的种茶业和运输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我国北方草原和俄国西伯利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来源：普洱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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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汇通天下”票号是晋商在金融领域的一个顶峰的话，那么万里茶路正是开创了晋商在贸易领域的全盛时期。茶叶贸易所带来的贸易结算问题，甚至直接推动了晋商在金融领域的探索。
正如《茶叶之路》作者邓九刚所说，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衰落后，东亚大陆上兴起的又一条国际商路，虽然其开辟时间比丝绸之路晚了一千多年，但是其经济意义和巨大的商品负载量，是丝绸之路无法比拟的。
“经营茶叶路途遥远，需要建立一支完整的队伍，商业的运作周期也比较长，这要求经营者必须实力雄厚，并不是所有商家都做得起来。”山西大学晋商研究所成艳萍教授告诉记者。以山西常家为例，最早就是靠经营粮食起家，有了一定基础后开始涉足茶叶生意。
实力强，只是第一道门槛，对于想走茶路的晋商而言，能吃苦，也是必备的要素。从武夷山到恰克图，一条茶路走下来，即便万事顺利，也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南方的汛期、北方的风沙、路途中的疾病、茶道上的匪患，无疑不考验着商人的精神和体魄。据曾经走过茶路的老人回忆，晋商贩茶，经常几里路不见人烟，米不粘牙，饿死、冻死都可能发生，是非常艰苦、心酸的过程，不像品茶来得那么休闲、高雅。为了保证商旅安全，随着茶路的日益成熟，山西的镖局业务也随之兴起。 关于晋商贩茶的利润问题，学界上一直存在争议。以武夷山收茶价为成本价计，刨去经过简单的加工、包装、运输、人工成本等等，一般认为，能够保持200\%-300\%的利润。
“这是一个高利润的生意，这也是晋商甘冒风险、背井离乡、南下购茶、北上贩茶的根本动力。”晋商研究所所长刘建生告诉记者。
在茶叶之路兴盛的两百年间，能在茶叶市场与晋商比肩的只有徽商。
在明清时期，晋、徽两大商帮同样依靠长距离贩运、突破了区域界限。然而，与徽商所具有的丰富的茶叶资源相比，晋商却身处本身并不产茶的山西。事实上，对于茶叶，山西商人并没有理所当然的优势。
成艳萍告诉记者，一般而言，人们往往从资源禀赋的角度来解释和分析一个区域的贸易结构，通俗而言，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西外贸志》曾经做过这样的研究，明清山西的物质资源大致分为四大类：矿产类资源、药物类资源、畜产类资源、土产类资源。中国虽然是茶叶大国，但山西本身并不产茶，从晋商的资源禀赋来看，并不具备经营茶叶贸易的资质。
然而，正是晋商这一不具备茶叶资源的内陆省份，却在18世纪的亚欧茶叶贸易的历史上独占鳌头。
有研究表明，在17世纪中叶，俄国人只知道茶叶是“又苦又涩的树叶”，并不了解其提神、克食、有利于消化的功能，一直到乾隆二十年以前，对俄贸易仍以丝绸为主，茶叶所占的比例并不大。
在刘建生看来，茶叶贸易逐步兴起，其背后是山西商人逐步发现机遇，创造市场，引导消费的过程。
“一开始山西商人运到恰克图的是布匹之类的货物，当发现了欧洲市场的特点后，他们开始有意识的引导消费。”刘建生说。
蒙、俄地区多是肉食民族，三餐吃肉，自然就会有消化问题，而茶叶之中，红茶暖胃，绿茶帮助消化。中国商人发现并有意识的引导这一市场的消费，迅速打开了茶叶在蒙、俄地区的销路，并借由俄国商人之手，将茶叶运到整个欧洲。据记载，在当时，茶叶已经成为了当地人日常必备的饮品，“不喝茶，不上工”，可见茶叶受欢迎程度。
全盛时期的茶叶贸易，撑起了恰克图的半壁江山。在成艳萍看来，山西商人能够抓住茶叶贸易的机会，主要依靠其以需求为导向，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资源的能力。而且，在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过程中，先是进行茶叶的长途贩运，然后又转入到茶叶的生产基地进行实地考察，直到茶叶的生产、加工、包装和运输，实现了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已然从流通环节进入到生产环节。
砖茶，是晋商为了适应流通需要而设计加工的产品形态，也是茶叶贸易之中的一大发明，不但易于运输存放，因为砖茶上贴有晋商商标，写有“晋商监制”字样，也帮助晋商打响了品牌。
据了解，山西长裕川茶庄在当时经营的“红梅牌砖茶”久负盛名，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中苏两国的商业往来中，对方的采购名单上仍列有“红梅牌”的砖茶。一时在山西传为美谈。
好景不长，晋商对茶叶贸易的垄断最终因为国力的衰落而出现动摇。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的陆续签订，俄国茶叶商人在中国拥有了远较晋商优厚的政策条件。由于政府限制，晋商贩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和减免税的便利，统算下来，需要交付比俄商多10倍的税金。最重要的，是俄商已经直接插到了晋商的大后方，抢占了晋商凭借的最后一个茶叶基地和市场堡垒——汉口。
处于被动局面的晋商开始反击，一场历时多年的中俄茶叶大战拉开了序幕。
其时，俄国茶商已经将茶厂开到了汉口，截至清末，俄商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出口茶，在这场肉搏战中，晋商开始改变路线布局，将此前的武夷山办茶转移到了700里以外的湖北安化，缩减了运输成本，此外，为了缩短与俄国茶厂技术上的差距，晋商开始改进加工方法，从英国进口烘干机，制成质量更好的砖茶，扳回了一局。
“打到俄国去”。同治六年，晋商程化鹏、余鹏云、孔广仇代表商界提出了削减茶税和直接赴俄售货的要求。清政府鉴于恰克图商业已经衰败，俄商又要求在张家口设领事馆，危及京师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与中国商人利益受损的现状，批准华商返恰克图并转赴俄境内贸易的呈请。
很快，退守归化的华商纷纷返回已然冷清的恰克图，在归化通司商会的统一调动下，数以万计的驼队踏上了赴俄之旅。 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商人开设的商号就出现在俄罗斯的东部以及西伯利亚各地，这样的速度，超过了对手的想象。据统计，在晋商踏出国门、将商路拓展到俄国的第一年里，向俄国输出茶叶11万担，到了第三年，每年向俄输出茶叶已经达到了20万担，数字达到了俄商贩茶的一倍。
事实上，在国事衰微的清朝末期，中国商人手中仍有三大法宝：凭借着对茶叶产地的有力控制、对国内市场的牢固占领，再加上运输配套的强大的驼队，使得晋商依然把持着一定的资源，在与俄商的不平等较量中苦苦维持。然而，随着更多的科学技术手段被俄商带入中国，加之清政府的日益衰微，晋商手中紧握的绵延了200年的茶路，终于走向了尾声。
“这是一场山西商人的信狗与俄国的电报之间的比赛，驼队和火车轮船之间的赛跑，东方商人的智慧和俄商的特权之间的较量。”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高春平说。
而后，赊销款的无果而终，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晋商赴俄贩茶期间，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晋商对俄国的中小商人实行赊销，双方约定，茶叶售出后再行结账。对俄国商人的集体赖账，加之缺乏清政府支持，山西商人在跨国官司中最终落败，给予了晋商沉重的打击。根据高春平的统计，经此一役，晋商在恰克图贸易中一落千丈，大多数店铺倒闭，商号数从全盛时期的140多家，下滑到清末的20多家。清外务部的一份资料显示，当时17家华商，因此损失白银达62万两，当时，晋商整体所遭受的损失，可见一斑。
“覆巢之下无完卵，输在弱国不在商。”高春平感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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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茶路
下梅当溪
中俄“万里茶道”
“万里茶道”途经两百多座城市和集镇，中国的茶文化就是通过此路传遍世界各地的。
由于主要经营者是山西商人，所以也称为“晋商万里茶道”。
“万里茶道”的由来及发展
俄国饮茶风尚的形成
17世纪初期
中国的茶文化正处于发展的高峰期，随着中俄两国贸易的开展，茶叶经由西伯利亚直接传入俄罗斯，据史料记载，茶叶第一次走进俄罗斯是被作为皇室礼品的形式，由此足见茶叶在古时候的珍贵性。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
中国公使携数箱茶叶，经过蒙古，穿越西伯利亚，历经18个月的路程，将茶叶赠送给俄国沙皇，由于当时俄国从未有人饮茶，并未引起重视。
公元1638年
一位俄国贵族从蒙古商人手中换得两大桶武夷山的茶叶，作为礼物送给了沙皇，沙皇品尝之后如获至宝，于是，武夷茶的大名在俄国上流社会中迅速传播开来。当时，茶叶十分昂贵，只有王公贵族、地方官吏才买得起。
直到18世纪50年代
武夷茶产量增加了，而且逐步走向了市场，曾经神秘的东方饮品，已经不仅是上流社会的钟爱，也开始出现在大多数平常家庭的餐桌上。而且，俄罗斯比较寒冷，蔬菜缺乏，相对而言吃肉比较多，武夷茶发酵度比较高，咖啡碱(咖啡因)、茶多酚比较高，有利于俄罗斯人的饮食消化，也有利于提高人体需要的热量，饮茶逐渐成为俄国风尚。
“万里茶道”的开辟
山西的地理位置“极临北边”，北靠广阔的蒙古草原，南接中州，位于蒙古草原游牧经济区域与中原农业手工业经济区域的中间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南北区域物资交流的重要通道。山西商人(以下简称晋商)的商贸活动历来十分活跃。清康熙时起，以晋商为主的旅蒙商为清廷驻守边疆的军队提供粮草给养，取得在边境地区做边贸生意的权利，大量做起了以货易货的草原生意，以烟茶粮棉、盐铁制品换取毛皮牲畜。
18世纪中期，茶叶已成为以食肉为主的蒙古、俄罗斯各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晋商在长期的草原边贸活动中了解到蒙古、俄罗斯各民族“宁可三日无米，不可一日无茶”的生活习惯，对茶叶有巨大的需求，开始做起了茶叶生意。
清雍正六年(1728)《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打开了中俄的贸易壁垒，双方同意在恰克图中方一侧建买卖城，开始大规模的茶叶贸易。早就在张家口做草原生意的以榆次常家为代表的晋商常万达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这一商机，以超常的胆识和魄力，和其他晋商一道开始了开拓“万里茶道”的漫漫征途。常万达联手下梅邹氏在武夷山购买茶山，在下梅设茶庄，精选、收购茶叶，建厂制茶，建立了稳定的茶叶生产基地。
同时，还与沿途的经销商和船帮、车帮、驼帮精诚合作，由下梅茶市为起点，通过梅溪水路汇运岩茶至崇安县城，验押之后，雇佣当地工匠千余人，用车马将茶运至江西铅山河口(治今铅山县河口镇)，再由船帮改为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社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 km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再贩运至伊尔库茨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万里茶道”的变迁
万里茶道可分前、后两个时期
前 期
起点下梅
前期路线：雍正、乾隆朝(1723—1795)，晋商将闽北茶叶先集中到武夷山下梅村，至汉口装船至恰克图。
后 期
起点两湖地区
后期路线：咸丰朝
(1851—1861)，改以两湖就地加工茶砖，抵张家口转恰克图出口。
1
前 期
清康熙、乾隆年间，下梅村曾是武夷山的茶市，兴盛一时，下梅，由于该村在梅溪下游，故名。据《崇安县志》载：“康熙十九年间，其时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时每日行筏三百艘，转运不绝。”
由此可见，当年以茶叶交易为中心的经贸活动在下梅十分活跃。下梅村中央有条人工运河当溪，有 8个码头，装卸繁忙。当溪的水面宽不过8m，长1000m，自公元1680年开通后就被当作一条水运通道，四方商贾通过这条水运通道在下梅进行商贸活动。衷干在《茶市杂咏》中记述：“清初茶市在下梅，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筏三百辆，转运不绝。茶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
这段时期的茶路不仅带动了沿途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国际贸易交流和文化的发展。多数茶商与各地经常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他们之间互惠互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传统的农耕经济时代，茶路成为一扇面对外界的窗户，大大拓宽了人们的眼界。黄河两岸的风俗传统，大江南北的人情百态，甚至俄罗斯的奇闻轶事，都沿着这条茶叶之路传播开来。这条路不仅是一条经济之路，更成为一条连通欧亚的文化之路，此外，万里茶道还推动了运输业、餐饮业、住宿业，以及与其他产品互市互换的发展。
现今的下梅村仍保留具有清代建筑特色的古民居 30多幢。这些集砖雕、石雕、木雕艺术于一体的古民居建筑群，清代茶市风貌街，是下梅村最具代表性的一道风景，是武夷山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作为万里茶道历史见证的下梅村，今天已经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村，每天吸引着大量游人的观光。
后 期
清咸丰年间(1851—1861)，受太平天国战事的影响，福建茶区遭受兵燹，茶路一度中断，但是俄国市场对砖茶的需求未减。精明的晋商决定将茶源转移到同样也是产茶区、水运更加便捷的两湖地区。晋商选择了湖南洞庭湖边的安化和湘鄂赣三省交界的羊楼洞，这里的地理位置在北纬 30°，有利于茶叶生长的气候、土壤、水质，这种地理环境具有不可取代性，所以茶叶质量优良。
晋商在两湖地区投资茶叶种植加工，运茶的路程较武夷山减少了500km，运费大大降低。由陆水湖运往汉口集中，再从襄河运到樊城，登上陆地后改用畜驮，经河南、山西进入内蒙古，再换上驮队，在沙漠行走1000km，到达中俄边境恰克图交易。继而，俄商将其贩卖到莫斯科、圣彼得堡。
同时，随着鸦片战争的到来，俄商也开始直接深入中国内地采购、制作、贩运茶叶。
1863年
俄国商人也来汉口和羊楼洞开设茶厂，羊楼洞成为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区的茶叶集散加工中心，商业繁荣，人口有3万多人，有“小汉口”之称。茶厂采用工业化机器制造砖茶，俄商没有走晋商取道汉江北上的运茶路线，他们认为这条路线路途漫长而艰险，路上耗费的时间长，成本高，他们改走长江的黄金水道，从汉口顺流而下到上海，再北上天津，从紫竹林登陆走海河，到北京东南的通州(治今北京市通州区)，将砖茶再通过 1400 km的张库大道，北上300 km至恰克图，从路程和时间上比晋商的运茶路线节省了许多。相比之下，俄商制造出的茶叶物美价廉，运输成本低，因而垄断了茶叶的对外贸易，也抢了晋商们的生意。
19 世纪后半叶
随着海上路线的开通、边界口岸的增多和天津港的对外开放，通过张家口运往库伦、恰克图的货物逐渐减少。
1903年
西伯利亚铁路建成通车，中俄商品运输经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转口，进一步夺去了张家口至库伦、恰克图的运输业务，彻底改变了“万里茶道”的格局。俄国的茶商不再走汉口—襄阳—赊店(治今河南社旗赊店镇)—晋中—归化城—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恰克图的路线，而选择了汉口—上海—天津—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圣彼得堡的路线，此后传统的“万里茶道”逐渐衰落。
“万里茶道”在经历 200余年的辉煌后开始了不可避免的衰落。首先，客观上是列强的侵略、清政府的腐败，使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俄蒙社会的变革(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192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又使在蒙俄的晋商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其次，经长江出海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海运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开通大大降低了茶叶的运输成本，“万里茶道”失去了原有的优势。
再次，俄商在华的机械制茶(仅在汉口就开设六家机制茶砖厂)效率远远高于手工制茶。此外，南亚(印度、锡兰等)茶叶的竞争也对华茶形成巨大的压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晋商面对困境，缺少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应是晋商衰败及万里茶道衰落的主要原因。
海上茶叶之路
海上茶叶之路与海上对外贸易的拓展密切相关，其历史萌芽、发展、演变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几乎同频共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即海上茶叶之路，二者实为一体。而所谓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大通道。
两千多年前，一条以中国徐闻港、合浦港等港口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成就了世界性的贸易网络。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的交流与共同发展。
据史料记载，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名称源自唐代，即“广州通海夷道” 的海上航路。宋元时期，由于航海技术大幅度提升，古代中国已经同世界 60 多个国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海上丝绸之路”商贸往来，伴随丝路贸易网络的不断拓展，海上茶叶贸易也愈发旺盛。
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又称“香药之路”“陶瓷之路”，其形成、发展与演变自有历史源流，迄汉唐至明清，流脉清晰可辨。
两汉时期
自两汉时期岭南地区被纳入中国版图而得到初步开发伊始，中国渔民便在南海上作业活动，从事渔业生产。
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中原汉族的南迁和北方战乱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破坏，使得海上丝绸之路空前活跃。而东晋法显大师西游古印度后从南海回国，更是说明此一历史时段，海上丝绸之路已经从中国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发展到了南亚次大陆。
隋唐五代时期
西域战争频繁，“陆上丝绸之路”受梗阻而不得不将更多贸易转移至海上，而经济重心逐渐东迁南移，又促使南方经济进入一个迅速发展时期，加之航海技术的进步升级，诸多此类外部因素使得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获得新的发展际遇。
唐代很多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从海上来到中国，居住在广州，说明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了西南亚和东北非印度洋沿岸。而福建海外贸易的发展在唐五代时期亦可算作一高峰期，港口趁机迅速新兴崛起，这就为福建此后海上茶叶贸易的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唐代
唐代是我国古代社会鼎盛时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多元，科技发达，为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保障。此时，福建沿海诸区域的对外交通和贸易也快速发展，通商地区不断扩大，海上贸易网络的国家也日益增多。福建海外交通除了与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诸国的传统航线之外，还开辟了多条新航线，主要有新罗(位于今朝鲜半岛)、日本、三佛齐(位于今苏门答腊岛和马来半岛南部)、印度、大食(阿拉伯帝国)等。当时的福州异国商人云集，且南海诸国使臣从福州上岸朝贡唐廷更是非常频繁的事情。
唐嗣圣元年(684)
漳州还未建制[唐垂拱二年(686)分泉州置，治漳浦县(今福建云霄县)]之时，一个名叫康没遮的胡商便来到了此地。由此可知，漳州港作为泉州港的外围港，在未成为正式对外贸易港的情况下，自唐初就显现出了对外航运活动迹象。五代时期，闽国创建人王审知实行“保境息民”的政策，重视海外贸易，开放了泉州、福州甘棠等港，东南各港随之兴起。
此时，泉州人凭借中原文化和刀耕火种的古越文化融合而产生的勇于奋斗的精神，充分利用“负山跨海”的自然条件和优良的港口条件，耕海牧洋，使泉州发展为当时中国的海船制造中心、丝织业中心和陶瓷生产的重要基地，泉州港也逐渐成为一个闻名海内外的贸易大港。福建泉州港、漳州港的兴起与发展，是福建海上茶叶贸易发展的前提保障。
海上丝绸之路在两宋时发展稳定、成熟，福建海上港口贸易也达到发展巅峰时期。
两宋时代
由于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宋政府更加重视对外贸易经济发展，制定了许多鼓励政策，海外贸易往来遍及东亚、东南亚、西亚等地。阿拉伯商人也从印度洋来到西太平洋，将市场延伸到中国沿海各港口，“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兴起并逐步发展成熟。一个以这条商路为纽带的国际性东方市场逐渐形成，不仅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西交通的主要通道，且经由此路的贸易竟上升为南宋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
北宋时期
漳州是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海外贸易已十分活跃，为此宋政府曾在漳州置“黄淡头巡检”，维护航道安全并负责招徕海商，于每年夏天下海“招舶”。
直至南宋后期
“泉、漳一带，盗贼屏息，番舶通行”，有许多漳州舶商到海外诸国贸易，他们必领先到泉州市舶司领取“官券”才能出海，漳州由此成为泉州港对外贸易的外围口岸。
从北宋后期开始
由于中央政府在泉州港设置了“市舶司”，福建对外贸易中心转移到了泉州。
南宋时期
闽浙的地缘优势，使得福建经济贸易发展更为迅速。“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发展与繁荣，为泉州港的崛起与兴盛提供了契机。彼时的泉州接近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出口货物以丝绸为主，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中国至西洋航线的起始港和东端枢纽港口，在海上丝绸之路上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璀璨的东方明珠。
南宋时
福建与亚洲、非洲乃至欧洲、拉丁美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均有贸易往来，船舶所至，北抵高丽、日本，南达麻逸(位于今菲律宾)、爪哇，西到大食(阿拉伯帝国)诸国，其范围之广袤，蔚为壮观。
至宋末元初
“货物浩瀚”的泉州港远超于广州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被誉为“梯航万国”的“东南巨镇”，其也由此成为中外友好往来的一个重要门户，达到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为了适应中外海船停泊，泉州的 12支港，择要建造了港口码头，其中最主要的有后渚、法石、安海、围头 4个支港。
武夷茶贸易茶票
元明清时代海上丝绸之路最终成型。元人汪大渊远航非洲东南部莫桑比克海峡，使海上贸易伸展至非洲东南沿海区域。
明朝永乐至宣德年间
郑和七下西洋，由江苏刘家港(在今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出发，经海路到达越南、泰国、柬埔寨、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国、印度、伊朗、阿曼、也门、沙特阿拉伯和东非的索马里、肯尼亚，用携带的中国丝帛、瓷器、陶器、铜器、铁器、漆器、金钱、药品及棉布等输出到欧亚非，换回珠宝(象牙、犀牛角、珍珠、玳瑁、琥珀、玛瑙)和香料(宋朝又称“香药”，泛指胡椒、檀香、麝香、龙脑、乳香、丁香、沉香、木香、肉豆蔻、安息香、苏合油等)等奢侈品。郑和下西洋最远到达东非赤道附近海岸，说明这一时期中国已经掌握了航行到东非，甚至好
望角的技术。
清代
清代中国更是同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建立了海上航线的联系，这意味着海上丝绸之路已经通向七大洲、四大洋。明清海上对外贸易的最终成型，意味着中国诸多沿海港口贸易吞吐量的增大，贸易物品更为丰富多样，贸易交流更加频繁。不容置疑，福建海上港口贸易亦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并随之发展、壮大。
海上贸易繁荣的背后，也带来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层面的社会问题。
明、清两代政府为控制对外贸易和防范海外势力入侵，对民间的海上贸易实行时禁时开政策。结果事与愿违，明朝“海禁”造成东南沿海倭寇和海盗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商品成风，明政府只好开禁。
清朝施行“闭关政策”，西方国家在输出大量银圆购买中国商品的同时，因无法建立平等互利的自由贸易关系，而出现了巨额贸易差额，于是英国方面违背中国官方的禁令，非法大规模向中国倾销鸦片以追逐高额利润，扭转贸易逆差，最终引发了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代表的禁烟运动。
而后鸦片战争的爆发致使“海上丝绸之路”彻底走到尽头。福建海上贸易也在明清禁海政策的作用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覆灭而湮灭。
中国茶叶海上贸易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茶叶具体何时开始外销，由于史料的阙如尚待进一步考查，南朝刘宋时期，陆上对外贸易已显痕迹，彼时土耳其商人至中国西北边境以物易茶，可以视作陆路对外贸易的开始。而海上贸易，则据《汉书》记载，中国与南洋诸国海路通商，西汉时期就已开始了。此时中国在茶叶生产上有较大的发展，四川武阳是茶叶初级市场，成都是茶叶中级市场，茶叶从海上输出南洋诸国有一定的可能性。茶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外传，最先到达朝鲜、日本，其次是东南亚，最后才传到欧洲。
唐五代时期
很多新罗(位于今朝鲜半岛南部)遣唐使、商人来唐贸易，足迹至登州、莱州、楚州(治今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扬州，商人们带来土特产品，从唐朝贩回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等物品。日本高僧、遣唐使把中国的文化、佛教、典章制度带回国的同时，也把中国茶籽、种茶法、吃茶法、茶礼仪一同带回了日本。扬州、明州(治今浙江宁波)是通往日本的海上航线的主要起点。广州、泉州、明州、扬州、交州是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通过这些港口，茶叶不但传到了东亚的朝鲜、日本，还传到了东南亚甚至西亚。
671年
从扬州到广州转苏门答腊岛的室利佛逝国(都城浡淋邦，英式下午茶位于今巨港)赴印度求法的中国高僧义净，曾把茶带到印度作为平时饮用养生之物。广州港输出物中也已有茶叶。
9世纪
到过中国和印度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描写了广州阿拉伯人的居住情况、瓷器和茶叶，他是最早提到中国茶的西亚人。文称：“国王本人的主要收入是全国的盐税以及泡开水喝的一种干草税。在各个城市里，这种干草叶售价很高，中国人称这种草叶叫‘茶’(Sakh)。此种干草叶比苜蓿的叶子还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开水喝，治百病。”此资料不足以证明阿拉伯人已饮茶并从事茶叶贸易，但却能表明正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阿拉伯人第一次知道了茶，并把茶的知识传播过去。
从茶叶贸易的角度来看。
至少到 15世纪初期
茶叶并非对外贸易的主流。虽然为了发展对外贸易，郑和曾七次下西洋，使中国与南洋之间的贸易更为发达，联系更为紧密，但当时茶叶还是以侨销为主。
16、17世纪之间
海盗猖獗，官府实行海禁政策，禁止与南洋贸易，茶叶侨销受到很大影响，输出减少。侨销茶类包括绿茶、黑茶、白茶、青茶和红茶，其中以青茶为主，青茶则又以福建省为最多，其次是广东省和台湾省。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泰国等地，都以消费福建青茶为主。这就使得闽粤台等地的茶叶贸易遭受巨大损失。
17世纪40年代前
中国出口贸易仍以丝绸、瓷器、药材等为主要输出物。直至 1727年，南洋贸易禁令废除，允许福建广东商船前往南洋各国贸易，从此中国输出的货物主要是陶器、茶叶等，此时茶叶一跃成为中国对外出口贸易结构中的重要对象甚至核心商品。
18世纪末
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茶业兴起，对中国茶叶的需求进一步增强。
19世纪中期
侨销青茶仍很旺盛，1869年仅厦门口岸输出侨销青茶最高达到 4298吨。清代茶叶贸易的最显著特点是海外市场的大起大落。17世纪前，饮茶习俗主要集中在亚洲，中国茶叶外销量并不大，1000余年的总销量绝不会多于鸦片战争前约240年的总销量。
鸦片战争后至1900年止中国茶叶外销数量
抗日战争时期，茶叶还可从香港出口，输出量下降不多。到太平洋战争发生，海运中断，1946 年茶叶输出只有 7 千吨。抗日战争胜利后，茶叶外销有所转机，存茶大量出口，输出量回升到 2.1 万吨。但是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断绝了邦交，使苏销中断，茶叶输出量又很快减少，不及 7 千吨。其后由于北非绿茶市场逐渐恢复，茶叶输出稍有回升。但因内乱，茶叶外销受阻，到1949 年惨跌至 700.4 吨。与茶叶输出最巅峰时期相比，尚不及百分之六。
武夷茶的海上茶叶贸易
武夷茶的海上贸易是中国茶叶海上贸易的组成部分之一，但武夷茶的海上贸易亦有其自身发展的特点，这一点也不容忽视。宋明时期，茶禁政策甚严，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云：“绍兴十三年(1143)诏，载建茶入海者斩。”明初还规定：“铢两茶不得出关。”(见陈继儒《茶小序》)由此可见，当时武夷茶的地域传播十分受限，海上贸易更是无从说起。
直到郑和下西洋，打开了海上贸易之门，武夷茶的海上贸易之路才初见曙光。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从澳门收购武夷茶，经爪哇输往欧洲试销，武夷茶销量明显上升。到了明末清初，茶禁松弛，朝廷允许民间进行茶叶贸易，武夷茶出口大量增加。但由于当时还在实行海禁政策，海路不通畅，相较之下，其时陆路贸易十分兴盛，出现了由山西商贾组成的茶帮，专赴武夷山茶叶市场采购茶叶运往关外销售。
武夷瑞芳号茶叶账本
1842 年，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此后，北上茶叶之路被海上茶路代替。
光绪四年，福建口岸出口建茶 4 万吨，约占全国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武夷茶占十分之一。
1886 年全国茶叶出口最高达到 1.34 万吨。17 世纪末，武夷茶出口量约为 13.61 吨
18 世纪后50年武夷红茶出口量达到 9175 吨
19 世纪中叶武夷红茶出口量达到顶峰，最高达到 1.5 万吨。
1879 年后红茶市场被印度、斯里兰卡及印度尼西亚所侵夺，武夷茶销量锐减。
1918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茶叶输出急速下降，武夷茶也受到重大影响。之后因内乱，茶叶外销受阻。
1941年
整个武夷茶的对外出口量下滑到 0.5 吨。此后的数十年里，海上贸易的茶叶之路基本中断，武夷茶海上贸易亦遭受重创。
来源：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渤 侯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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