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世界：茶文化特展”于9月2日至11月30日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及东西雁翅楼展厅展出。本次展览由故宫博物院主办，汇集国内外30家考古文博机构的代表性藏品，展品总数达555件（组），以中国茶文化为切入点，以鲜明的主题、宏大的规模，立体展现穿越历史、连通地域、融合民族的中华茶文明，立体地展现中华文明以茶为媒，交融互鉴的发展历程。
茶文化的起源时代
陆羽《茶经》云：“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是说茶作为饮料，发端于神农氏，周公旦作了记载而闻名于天下，春秋时期齐国的晏婴，汉代的扬雄、司马相如，三国时期吴国的韦曜，晋代的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等人都喜欢饮茶。饮茶形成风气，在唐朝达到了鼎盛，在长安、洛阳两京以及荆州、渝州一带，更是家家户户都饮茶。
故宫博物院“茶·世界：茶文化特展”展览现场
茶原产于云贵高原，后来顺江而下传入四川。就在王羲之等人在兰亭雅集的第二年（永和十年），东晋人常璩完成了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华阳国志》，记录了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巴蜀史事，与《越绝书》一起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记载，武王伐纣时，巴国曾经派出军队跟随周武王作战，并参加了在牧野的大决战，为周朝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周王朝建立后，巴国就成了周朝的属国。巴国向周王朝进贡，贡品有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等，其中就包括了“茶”。此时巴蜀已成茶业生产中心，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梅维恒、郝也麟在《茶的真实历史》中记载，“蜀人制茶在今成都以南100英里（约160公里）的乐山地区”。巴蜀人民对茶的热衷，至今可从成都一带林立的茶馆中得到印证。茶馆各式各样，已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有的装修古朴优雅，一壶茶，三两朋友，临窗而坐，谈商务，叙友情，一坐就是一个下午；有的包间里摆着麻将桌，三五好友一边“搬砖”一边品茶；也有的就在公园里，几百只竹椅露天摆成一大片，蔚为壮观，每当太阳好的日子，成都人都会坐满这些竹椅，一边乜眼晒太阳，一边啜饮滚烫的茶水。十多年前，笔者前往成都，与作家麦家等人小聚，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大众露天茶馆的声威，颇感震撼。四川其他城市的状况，也大抵如此。
四川盆地西南边缘蒙顶山是有史以来世界人工植茶最早的地方，早在西汉时期，茶祖吴理真就开始在名山区境内的蒙顶山栽种茶树。唐宋时期是蒙顶山茶的极盛时期，唐玄宗时期蒙顶山茶被列为贡茶。一直到清代，蒙顶山茶一直是给皇宫的贡茶，今天的北京故宫博物院依旧收藏着清宫的蒙山茶，还收藏有来自四川的名山茶、仙茶、陪茶、观音茶、春茗茶、青城芽茶、菱角湾茶、灌县细茶、邛州茶砖等贡茶。此外还收藏有普洱茶等来自云南、贵州的贡茶。这些古老的茶叶，都在“茶·世界——茶文化特展”上得到了呈现。
普洱茶
但四川盆地四周被群山所包围，使得茶文化的输出成为一条险途。直到东周末年，公元前316年，周朝倒数第二个皇帝周慎靓王时期，秦惠王听从了司马错的建议起兵伐蜀，只用了十个月就攻克全蜀，把蜀王降为侯，任命陈庄为蜀国国相，从而拥有了天府之国的丰厚特产，有了对抗长江中下游的楚国的战略优势。伴随着蜀国并入秦国版图，茶文化才由蜀传入秦。顾炎武《日知录》说：“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
三国时期，饮茶之风已由四川等地传入长江中下游地区。三国魏国张揖所撰《广雅》记载：“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荆巴间”，就是四川、湖南、湖北。后面几句，是讲制茶工艺与效用：把茶叶采下来制成茶饼，如果叶子已老，就用米汤来调和，再制成茶饼。每欲品茗时，先炙烤茶饼，使它变成红色，再捣成碎末，放到瓷器内，以沸水冲开，或者加入葱、姜、橘皮，搅拌后饮用。如果用它来醒酒，可以使人精神到难以入眠。
三国两晋，茶的芳香开始缭绕在长江下游。陆玑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说：“蜀人作茶，吴人作茗。”
《茶经》转引晋代卢琳所撰《晋四王起事》的记载说：“八王之乱”时，晋惠帝被司马伦幽禁于金墉城，受尽凌辱，被东海王司马越迎回洛阳时，宦官用瓦盂盛上茶水，献给晋惠帝喝。
瓦盂，就是盛饭菜的土碗，说明唐代以前是茶具与食器混用的，茶具还没有完全独立出来。
这次特展上，展出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晋代茶具，有德清窑黑釉鸡头壶、青釉五盅盘等古老的茶具。
除了上述茶具，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安徽的珠兰茶、银针茶、梅片贡茶，来自福建的武夷茶、莲心茶、小种花香茶、岩顶花香茶，浙江的龙井茶、阳羡茶、碧螺春茶、灵山茗茶，以及来自江西、贵州、湖南、湖北、陕西的贡茶。这些贡茶虽然均出自清代，但从中也可以看到茶叶种植已经由最初的云贵高原、四川盆地，辐射到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
知茶的人
《茶经》中提到的晋代饮茶者中，刘琨位居第一。刘琨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西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音乐家、军事家。他曾与祖逖一起担任司州主簿，二人友情不一般，以至于常常“共被同寝”，而且都心怀建功立业的理想。一天半夜时分，祖逖闻听荒野鸡鸣，叫醒刘琨道：“此非恶声也。”意思是这是在激励我们上进，于是与刘琨一起到屋外舞剑练武。从这个“半夜鸡叫”的故事里，脱胎出“闻鸡起舞”这个成语典故。刘琨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中写：“前得安州干姜一斤，桂一斤，黄芩一斤，皆所须也。吾体中愦闷，常仰真茶，汝可置之。”大意是：日前收到你寄的安州干姜一斤，桂一斤，黄芩一斤，都是我所需要的。我心中烦闷时，常要依赖好茶来排解，你可为我多置办些。
仙茶
东晋时，陆纳迁太常，徙吏部尚书，谢安常来串门儿，而陆纳仅以水果和茶水招待。陆纳的侄子陆俶看不过眼，偷摸儿给客人准备了珍馐美馔，他还以为叔父会夸他会来事儿，没想到谢安走后，陆纳把侄子臭骂一顿，说他败坏了自己清廉的名声，还下令把侄子打了四十大板。可见那时，已经有了以茶水待客的事例，饮茶已成为精神清洁的象征。
所以，陆羽后来在《茶经》里写道：“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与陆纳同时代的官员桓温也主张厉行节约，做扬州牧时，每次宴请宾客，只摆出七盘茶和果品，再无他物。这事记在《晋书》里。
但在晋代，最知茶的人，非杜育莫属。杜育是西晋一位天才少年，长大成人后，生得一表人才，被后世人誉有“美丰姿”的雅号，用今天的话说，是一代男神的意思。他曾官至右将军，又任国子祭酒，但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建树，他那颗俊美的头颅也在“八王之乱”的刀光剑影中被活活地砍掉了，死时大约只有三十岁，以至于在浩浩一百三十卷《晋书》里，连个传记都没有，只是在别人的传记中，才偶尔露个小脸，比如在《刘琨传》中有记：“刘乔攻范阳王虓于许昌也，琨与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在《苟晞传》中，苟晞在上表时提到一句“前司隶校尉刘暾、御史中丞温畿、右将军杜育，并见攻劫”。假若他没有写下《荈赋》，他在历史中的存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他留下了一纸《荈赋》，就彻底地改变了他在历史中的地位，足以让杜育这个“大历史中的小人物”称雄于世，让世人无法忽视他伟大的创造力。《荈赋》全文今已不存，只剩下残编断简，存文如下：
灵山惟岳，奇产所钟。瞻彼卷阿，实曰夕阳。厥生荈草，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露之霄降。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瓯；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沈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若乃淳染真辰，色绩青霜；氤氲馨香，白黄若虚。调神和内，倦解慵除。
《萧翼赚兰亭图》（摹本，局部）
《荈赋》的伟大，在于它是中国茶叶史上第一次完整记述了茶叶从种植到品饮全过程的作品，“文章从茶的种植、生长环境讲到采摘时节，又从劳动场景讲到烹茶、选水以及茶具的选择和饮茶的效用”（梅维恒、郝也麟：《茶的真实历史》，第20页，三联书店2021年版）。有人从这篇短短的文字中总结出八个“第一”：第一次记载茶的种植生长规模；第一次描述高山环境出产好茶；第一次记载采摘秋茶；第一次阐述煮茶的择水；第一次阐述陶瓷茶器宜茶；第一次描述“沫沉华浮”的茶汤特点；第一次涉及初步茶道思想与茶美学；第一次阐述茶的功用。
这八个第一，足以令杜育和他的《荈赋》被铭记于史，千秋不朽，因为他是“站在人类茶学文明的原始荒原上，视野之内，再无他人”。
正是有了《荈赋》，人们才把西晋视作中国茶文化的起源时代。
“这分明是甘露啊”
西晋以来，中国茶文化悄然开启了它的旅程，然而，一直到隋唐以前，中国人的主要饮品依然是酒，茶还没有占据主流的位置。《世说新语》里有这样一则记载，是说东晋初年，司徒长史王濛喜欢饮茶，所以他每次都用茶水来款待客人，然而，那时很多人不习惯喝茶，接受不了茶水的苦涩寡淡，但王濛却热情无比，这让他们感到很痛苦，每次去王濛家之前都会说“今日有水厄”——今天又要体会喝茶的厄运了。
蒙山茶
关于两晋之间酒与茶的双重变奏，邓子琴先生在《中国风俗史》中把魏晋清谈之风分为四个时期，认为前两个时期的清谈家多好饮酒，而第三、第四时期的清谈家多以饮茶为助谈的手段，故认为：“如王衍之终日清谈，必与水浆有关，中国饮茶之嗜好，亦当盛于此时，而清谈家当尤倡之。”
到了南北朝，江山变得更加不可复识。在一片刀光剑影之中，茶的命运细若游丝却绵延不绝，饮茶之风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在上层社会和僧道阶层影响越来越大。陆羽《茶经》从古文献中引了这样一条，“《宋录》：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
《宋录》中的“宋”，是指南朝宋。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都是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之子。他们一起前往八公山，寻访昙济道人。昙济道人不是道士，而是著名佛教徒，“道人”是对修道之人的泛称。昙济道人用茶水来招待他们。刘子尚饮后，说：“这分明是甘露啊，怎么是茶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甘露具有某种特殊的意涵。《老子》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甘露是天地合一的结果，是“因德治而出现的祥瑞”。西汉贾谊《过秦论》说：“甘露既降，朱草萌芽，心不枯萎，绝处逢生。”有了甘露，才有万物滋生，才有人世长寿。莫非这超脱尘俗的茶水就是传说中的甘露吗？
南北朝时期，皇帝王公对茶的崇拜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齐武帝萧赜临死前在遗诏中说：“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就是要求人们不要在他的灵位上置放杀牲作祭品，只需摆上饼果、茶饮、干饭、酒脯就可以了。
精美绝伦的茶具
犹如暴风骤雨之后是晴空丽日，历经三百多年混战的中国，终于走向了统一和繁荣。三百多年的战争，刺激了这片东亚大陆上的物质与文化的交流，比如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把都城从北方苦寒的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迁到黄河边的洛阳，参照南朝典章制度，改革北魏政治制度，重用汉族士人，在各方面进一步实施改革，推行汉文化，同时也在中原文明的精耕细作、细润绵密中，吹进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旷野之风、雄悍之力。“北方的辽阔粗犷、狂放的生命激情，与南方发展得纤细精致、缛丽委婉的情思，忽然得以合流。”（蒋勋：《美的沉思》，第152页，湖南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邛州茶砖
大运河是一项伟大的工程，让中国的河流成为一张彼此交错、可以互相抵达的大网，将曾经破碎的版图，通过漕运经济紧紧连接在一起。在这种物质大流通中，茶文化也获得了向北发展的契机，和姜、橙子、荔枝等“新鲜事物”一起，出现在北方人新奇的目光中，茶这种清淡的饮品逐渐为北方人所接受，“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茶叶市场的大增，带动茶叶生产的大发展。《茶的真实历史》一书中说：“唐中叶以前，蒙山茶因稀而贵，一匹绢丝甚至买不到一斤茶。随着北方对茶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蒙山茶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数十年后，蒙山新茶在集市上随处可寻。据说，‘关隘而西，山岭而东’的村民可以数日不食，却不能一日无茶。当地有民谚云：‘一个茶芽七粒米。’茶叶质轻，便于运输，不易变质，是很好的经济作物。”
1987年，考古工作队在清理法门寺佛塔时发现了地宫，打开了这座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佛塔地宫，不仅发现了世上仅存的一枚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还出土了多件金银茶具，其中就包括了世界上发现时代最早、等级最高的宫廷茶具，有茶笼、茶碾轴、茶碾子、茶罗子、茶炉、茶匙、茶盆、茶碗、茶托等。“茶·世界——茶文化特展”上展出这些精美器物，重现了公元9世纪中国茶文化的流光溢彩。
哲学与艺术之饮
在唐朝，酒和诗是那么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酒的唐朝，就像没有诗歌的唐朝一样寡然无味。王维诗曰：“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杜甫说：“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李白诗曰：“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青春、诗歌与酒，那么完美地契合在一起，这才是大唐气象，那么的雄姿英发、洒脱张扬。
珠兰茶
李白与杜甫的相识，就是在洛阳的一次酒局上。那时的李白，已经名满天下，而杜甫，还只是李白的超级粉丝、一个没有名气的文艺青年。酒局开始后，没有人介绍杜甫是谁，杜甫只能敬陪末座，一言不发，还是李白注意到这个被人冷落的青年，见他风清骨俊、气宇不凡，就向旁人打听此人姓名，听说是杜甫，就主动端起酒杯走到杜甫面前，说：“让我借花献佛，向写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作者杜子美敬上一杯酒。”一句话，令杜甫感动得几乎流泪，由此开启了二人之间终生不渝的伟大友谊。
在唐代，茶宴也在僧人、士人中逐渐流行。唐朝《封氏闻见记》中记载：“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与酒比起来，茶的素洁清淡更能体现精神上的清雅脱俗。唐代画家阎立本绘有一卷《萧翼赚兰亭图》，只是真本已不见踪影，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是三件宋代摹本，分别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本的画面上各有五人，分别是辩才和尚（左侧执挥尘坐于禅榻）、萧翼（坐辩才和尚对面的长凳上）、一名小僧人（在辽宁省博物馆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本中位置不同），重要的是，在辩才身后，辽宁省博物馆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本都有两名仆人正在专注地烹茶，这个烹茶的场面，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本中是没有的。其中，画面左下有一老仆人蹲在风炉旁，炉上置一锅，锅中水已煮沸，茶末刚刚放入，老仆人手持“茶夹子”正要搅动“茶汤”，旁边的童子则弯着腰，手持茶托盘，小心翼翼地准备“分茶”，然后向宾主敬茶。
春光明媚、清风逐人的日子里，曾任左拾遗、以侍御史身份出使吐蕃的吕温与朋友们在一起修禊共饮，客人中有南阳邹子、高阳许侯，还有二三才子，所饮之物，也不再是曲水流觞里的酒水，而是以茶代酒，煎茶分酌，沫浮素杯，色如琥珀一般。吕温信手写下一纸《三月三日茶宴序》，成为流传千古的散文名篇，《全唐文》中，描写茶宴活动的文章，仅此一篇：
三月三日，上已禊饮之日也。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憩庭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指青霭，坐攀香枝。闲莺近席而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五云仙浆，无复加也。座右才子南阳邹子、高阳许侯，与二三子顷为尘外之赏，而曷不言诗矣。
在《三月三日茶宴序》中，吕温对茶宴的优雅气氛和品茶的美妙韵味都作出了生动的描绘。在唐代，人们对饮茶的环境、礼节、操作方式等饮茶仪程都已经非常讲究，有了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和仪式。文人们通过“不令人醉，微觉清思”的品茗活动来修身养性、品味人生，达到“中澹闲洁，韵高致静”的心灵境界。
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皮日休、杜牧、孟浩然、刘禹锡、陆龟蒙等诗人都写过茶诗。宋代欧阳修、蔡襄、苏轼、苏辙、梅尧臣、黄庭坚、秦观、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也都写过许多茶诗。有学者指出，魏晋至南朝的急遽演变中，华夏道释儒开始融合，茶与主流文化开始融汇，茶宴也正式成型。而到了唐朝，才是茶饮大步迈进的重要历史阶段。于是，在皇皇大唐的风华中，茶从普通饮品升华为高雅与文化之饮，从解渴之物升华为哲学与艺术之饮。
（展览和展品图片均由故宫博物院提供。） 作者：祝勇（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光明日报》（2023年10月18日16版）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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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们都能够看到国内人们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越来越强烈，这种热情的有增无减也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极大兴趣上。普洱茶，在中国历史中，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自然会持续地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在对不同国家茶道管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日常的饮茶世界之外，确实存在着一个更注重茶的精神内涵的新世界：这里面既包括了复杂的仪式，优美的环境，精致的服饰，讲究的器皿以及多元化的品饮方式……所有种种，构成了极具风雅情趣和韵味的普洱茶世界。
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微观史来看，普洱茶是幸运的，因为它复兴并广泛传播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经济的发展会带来国人民族自信心的提升，传统文化的复兴成为主流。普洱茶调整了人们的饮食结构，隆重的茶事令人重新感受到仪式感的神圣，器物之美中也提升了对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识。
普洱茶精致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了精神世界，普洱茶在中国茶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逐渐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甚至重新构建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今天让我们由此出发，穿越茶汤所依附的水、茶器，茶服与各种茶的筵席，一起欣赏人们因普洱茶而改变的生活。
源头活水
水之于普洱茶的意义实在重大，好茶就要好水伺候着。毫无疑问，当那片被精心制作出来的叶子，经过与水的激发，终于诞生出那杯茶汤。对于此，古人是非常讲究的。
相传唐代宗时期，湖州刺史李季卿在扬州偶遇陆羽，当时陆羽“善于煮茶”早已天下闻名。不愿意错过能够一品陆羽烹茶的机会，李季卿派士兵去取扬子江最好的泉水——南零水。由于士兵取水归途船身摇晃，水晃掉了半瓶，赶紧用岸边的水将瓶灌满送去交差。怎料陆羽只是喝了一口，便分辨出水不是南零水，而是岸边的普通江水。如今看来，这不过是个明显违反物理规律的传说，只因冠着陆羽的名号，在后世被广为流传。
几乎精于论茶的人，都精于论水。陆羽对于全国各地名泉名井的了解并不亚于他对各类茶叶的了解。他所撰写的《水品》早已经失传，现在托名于他的是后人张又新的《煎茶水记》，不足以成为证明陆羽鉴水的凭证，然而关于他饮茶取水的重要精髓还是保留了下来。陆羽认为最佳的品茗泉水首先应当为活水，山水为上，江水为中，井水为下。山水要以乳泉为上，“要浸漫于石上者”，瀑布的水和淤积的水都不能称之为好水……这些观点通过其他的书籍引用流传了下来，为后世饮茶取水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相比于精细的古人，现今我们在泡茶时可就粗糙得多了。现代，随着普洱茶的文化复兴，再次引起了人们对于水源的重视。很多人最初仅仅只是追求一饼好茶或者老茶，忽略了水质对于茶的影响力。用自来水泡茶的时代距离现在一点都不遥远，那个没有桶装水配送的城市茶生活，记忆里的茶香还带着浓浓的漂白粉气味。
时代发展到如今，城市里的我们失去了很多喝到好水的机会，很多配送的山泉水也并不能完全展示出所泡普洱茶的全部优点。很多人不远千里寻找甘甜清洌的山泉，颇费周折地运回城里，用陶缸来将水“养”起来。于是有了如下的场景：泡茶之前，主人会先给客人一杯清水，让客人先从这平淡之味中感受泉水天然的美好，然后再来泡茶。上好的泉水能够将普洱茶最本真的滋味体现出来，不会放过丝毫因水质导致优点的隐而未现。
很多人干脆将茶会直接举办在山野的泉源边，看蓝天白云，听溪流潺潺，用陶炉烧水，直接喝一杯活水冲泡出来的好茶。这样因茶而来的享受，胜过城市里的任何休闲方式，有什么理由能够阻止我们去追求茶汤的完美呢?
茶中自有天籁
吃茶这件小事本来就简单，只需要一叶一瓢，烧水泡茶，便润得万物苍生。即便后来变得复杂，却也是可上可下：寻常百姓人家用来解渴，摆个茶亭就能够为来往路人消暑，不得志的文人用以消愁解闷，有钱人家则用好茶满足了虚荣心。茶里百态因人不同而开始有了分别，一样的茶汤，折射人间太多不同的境况。当年普洱茶名重京城，引得乾隆爷爱不释手，专门用刻有御诗的紫砂壶作为冲泡普洱的器具。皇家喝茶自然是百般讲究，连法门寺地宫里的鎏金茶器物都精美绝伦，几千年后依旧能够惊艳世人，成为世间最沉默又奢华的茶席。
但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历史上粗枝大叶的普洱茶并没有专用的冲泡器皿出现，也没有形成程序化的冲泡流程。尽管普洱茶也曾作为贡茶走进过红墙黄瓦的深宫大院里，不过其本质还是一个很民间的茶。
在云南百姓中间，普洱茶是在火塘上用来烤着喝的普通饮料，用以盛茶的器具更是上不了台面的粗陶罐子。老百姓烧制方式很随意，这些朴素的茶具形状拙陋，甚至歪歪扭扭摆放不稳，然而这并不妨碍人们在微寒的夜晚，一家子围坐在火塘边，将罐子里的普洱茶烧得焦黄，滋滋作响，用滚烫的开水冲出一壶香气四溢的烤茶来暖身与话家常;在藏区及西北一带，普洱茶被打进藏族、蒙古族同胞的酥油茶中，成为食肉民族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生命营养素。
随着普洱茶文化的普及与发展，充满山野气息的泡茶方式慢慢淡出人们的生活，取而代之的则是各类精美的茶具，陆续融合了潮汕工夫茶的冲泡方式，吸纳了紫砂壶盖碗冲泡的方法。于是，在文人雅士的“琴棋书画诗酒茶”中，普洱茶不是被泡在精美白瓷盖碗里，就是泡在温润雅致的紫砂壶中。一饼普洱茶，从拆开封皮到冲泡，充满了对器皿和手法的要求，普洱茶的冲泡方式也由此变得精致复杂而又充满更多乐趣性。
普洱茶兴起生茶、熟茶、新茶、老茶各自有不同的冲泡方法，泡茶、喝茶、赏茶用不同的器皿冲泡会有不一样的汤感。并且，普洱茶依赖风土，一山一味，有着自身独特的庞大体系。加工出来之后，年份、工艺、仓储以及冲泡茶具的选择等综合因素使得口感变化成为一个矩阵，倘若喝茶人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的比对，是很难准确进行判断。
然而，一盏好茶总是自带高贵的质地，茶汤给出的茶香和茶气仿佛天籁一般，与你的体感产生共鸣，在身体里，脑海中勾勒出一幅山水画，也像一束光，照见了人性的不完美，也折射出时间的残缺，却永远柔美地带给人们希望。
有茶必有器
我们国人最早饮茶的器具是同酒具与食器共用的，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茶具”这一专属名词，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那个时代的王褒在《僮约》一文中写道:“烹荼尽具，已而盖藏”。《僮约》原本是一份主仆之间的契约，所以在文内写有仆人在烹茶之前，必须洗净器具的条款。这便是在中国茶具发展史上，最早谈及饮茶用器具的史料。但这里的“具”，可以解释为茶具，也可以理解为食具，它是泛指烹茶时所使用的器具，还不能断定是专用茶具。
唐时茶已成为国人的日常饮料，饮茶之风极为盛行，更加讲究饮茶情趣，因此，茶具成为饮茶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器具，茶具的生产出现系列化与复杂化，单是陆羽《茶经》里记载的茶器就有几十种之多。这些茶器品种的日渐丰富，从实用性的角度上，能够提高茶的色香味，从精神享受的层面上，令人不止喝的是茶香，还能品得到意境。从长安到洛阳，不仅家家户户均以饮茶待客，更重要的是，茶具真正结束同餐具混用，就是在唐朝这一时期完成的。
到了明代，随着散茶冲泡饮法的普及，引起了茶器史上的最大变革，最显明的一点就是唐宋时期常见的盏、碗等，被逐步兴起的茶壶所取代;清代的茶盏、茶壶，多以陶或瓷制作，有“景瓷宜陶”(景德镇的陶瓷，宜兴的紫砂)的美誉。宜兴紫砂壶就是从那时起逐渐成为受到人们追捧的宠儿的。康熙、雍正、乾隆时盛行起使用盖碗，盖碗由盖、碗、托三部分组成。与此同时，做工极为考究的白瓷和青花瓷等美貌茶具也趁着这一股东风大量出现，随着功夫茶的盛行催生出了大量与之配合的成套茶具。
人们对饮茶之风的推崇，进一步推动了人们对茶器考究化和精美化的追求，加速了茶器的演进和发展。现在随着普洱茶文化的不断传播和市场的不断扩大， 普洱茶在振兴着整个茶器具市场的同时，也推动了茶器的演变和创新。
在普洱茶的拉动下，加之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喝茶健康的生活方式被人们所接受并推崇，因茶而兴的茶器则不断地因应市场需求做出自我调整，市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针对普洱茶客冲泡需求的茶器。从这几年参加的众多茶博会上都能够看到各式各样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的茶器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宜兴紫砂、景德镇陶瓷、龙泉青瓷、天目盏、柴烧、日式手工银壶铁壶等都在抓住市场良机推陈出新，匠心独具的造型、万般讲究的材质，让每一件茶器看上去如同艺术品一般夺目……随便拿起一样，都能够令人爱不释手。
引茶入境 茶美空间
不知从何时起，国内大型的茶博会已经从产品展销会演变成为极具艺术性的文化展。在这个嬗变的过程中，不能忽视的是普洱茶在当今中国茶世界里的重要地位。每次参加广州茶博会，最中心的展馆永远是留给普洱茶的，在所有展览馆中，普洱茶展馆里各大茶企都变着花样地将自家展位打造得美轮美奂，彰显品牌的文化品位，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参加的茶会和茶博会越多，越能欣赏到各种各样风格迥异的茶空间，从中带来的审美愉悦感同喝茶一样并列成为感官最享受的事情。不论是日式、古典还是现代，美是所有空间唯一的共同点。早在10多年前，普洱茶的世界里根本不会有这些赏心悦目的场景。那些年的茶空间是绿茶、乌龙茶的主场，很难想象如今的茶世界，已经没有南北地域之分，任何一个茶空间里，都少不了普洱茶的踪影。
如同前面所说，普洱茶确实非常幸运，除了赶上国家高速发展时期，在兴起的过程中，许多大陆的茶席和茶空间都借鉴了台湾茶文化的很多方面，比如茶席的铺设，茶具的使用，从品饮规范到茶会礼仪等等。如今的中国大陆恰似30年前的台湾，中产阶级的兴起把对精致化生活的追求落实到生活本质，而脱离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行列的茶叶也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美学，开始兴盛起来。
这种茶道美学的相互借鉴与学习说来有趣，像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圆圈，没有绝对的开头和结尾。以禅为核心的日本茶道，是宋代茶道以点茶为主要形式的传承者，很多茶具都完整保留了宋代茶具的形制;而台湾的茶人是在讲究茶叶、茶具和工夫茶茶艺的基础上又借鉴了日本的茶道流派，在茶艺里注入新的精神和美感，从而创造出来的台湾茶道;现今大陆新兴起来的茶空间，吸收了台湾茶文化的内涵，重视茶艺师的素养，在泡工夫茶的基础之上，提升了对品茶器具、环境、时空等等更多更精致的追求。
所以，现在我们大多数看到的大陆茶空间与台湾茶空间非常相似，一脉相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雅致，通常能够发现日式的极简风格，布置得非常舒服，带有禅意却绝不孤寂。
当下茶圈的茶空间美学风潮，目前更多还是由茶商中的精英阶层在带头引领，他们普遍自身文化素养较高，在经营上以打造品牌为宗旨，重视产品的质量、包装，努力为品牌注入文化元素。
这些普洱茶商对茶席、茶空间美感的追求，表明了大家正在追求一种更高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卖茶、喝茶这种物质层面了，这对于整个普洱茶行业来说是一件值得称颂的好事。
茶宴和茶席密码
“天气澄和，风物闲美”。陶潜的这一行字用来形容今时今日的茶会，是最适合不过的了。良辰美景，应时应季，是茶会中变换而又永恒的主题。此时彼时，不论季节如何的更迭，都有一些风雅之士与茶为约，离开尘世，拥抱茶与大自然的唯美。从西园雅集、惠山茶会到九华甘露，峨眉行愿望，洱海边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山水之乐与茶事之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茶会雅集，延续着一份脉传千年的人文情怀。
每一个季节都是有质感的，适合举办各种不同主题的茶会。
茶会又称茶宴，是以茶代酒作宴，宴请款待宾客之举。茶宴始于南北朝，兴于唐代，盛于宋代。早在三国时期，我国就有“密赐茶以当酒”之说，即以茶待客。这种形式可能就是茶宴或茶会的前身。到了宋代，茶宴风行朝野，上到君王下至百姓，都以饮茶为风尚。茶宴之风盛行，与最高统治者嗜茶是分不开的。宋朝历代皇帝都非常爱好饮茶，尤其是徽宗赵佶对茶颇有讲究，以建州北苑贡茶为背景撰写《大观茶论》，亲手烹茶赐宴群臣。
茶宴符合中华民族俭朴的美德，具有待客交谊之功，又能明志清神，修德养性。久而久之，由茶宴、茶会、茶话演化而成今日的茶话会。茶会饮茶，喝的是茶水，品的是意境，进行的是一项颇具文艺范儿的活动，追求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享受。现在随着普洱茶文化的不断传播和市场的不断扩大，普洱茶在振兴着整个茶器具市场的同时，也推动了茶席与茶器的演变和创新。
每一场茶会都离不开茶席的布置与茶器的铺设，每一件茶器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时代的茶事，像一个个带有特殊意义的密码，不仅为人们部分重现了茶文化往日的繁荣景象，也传递着人们不同时代制茶、烹茶、饮茶、储茶在方法、习俗等方面的变迁。茶席的布置涉及到不同茶人的美学素养，泡茶经验以及人体工程学的逻辑。
近年，设席吃茶之风开始崇尚干泡法，这种方法以席面简洁，方便实用又可随茶事主题做出种种变化，还有一个优点便是节水，免去淋壶、养茶宠的琐碎。席面清洁，润茶、洁杯的水可倾倒入专用的水盂里，这样的泡茶法逐渐有将原来湿漉漉的茶台取代的势头，一帘竹、一方麻布就是一席茶的天地。由此可见，茶道并无定法，一般都是遵循由浅入深，由简到繁，又回归大道至简的规律。这也是世间万事万物的普遍定律。
茶服：茶人的文化风情
古时候，战场上的较量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如今，泡好一壶茶，茶叶、茶器和水自然必不可少，同时也要将人的因素考虑进去。投茶的量、水温控制和出汤时间都由人在掌控，相同的茶在不同人的手中冲泡，能够喝出不一样的汤感，天人合一的奥妙通过泡茶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这几年来，饮茶之风渐渐复苏，爱茶之人对于茶的讲究，除了茶叶品质、水、器、空间之外，还开始逐渐改变了自身的穿着。
城市越来越现代化，却阻止不了茶馆、茶庄、茶铺出现于各个城市街道转角的优雅安静处。这里是茶客文人们的天堂，与茶为伍的时间，自然不能在穿着上太过随意，运动服等休闲服饰即便能够满足穿着的舒适感，与茶席和茶空间所营造出来的氛围也是非常违和。他们穿着大方，简洁，优雅的中式传统服饰，仔细观察衣料，都是非常有质感的棉麻、苎麻等天然材料，看起来令人舒服，每次他们的出现总能令人如沐春风。这就是茶人服带来的迷之魅力。
早些年，若在一些大的茶会上有人穿着这样装束，定会被异样目光扫描，再暗暗心中讥讽几句。然而，不知从何时起，这样的服装已经慢慢成为了茶生活的一部分，借着普洱茶这波热潮，成为茶文化中令人瞩目的元素，被人们开始热烈地追捧，甚至形成了一个产业链。
不管是叫汉服还是茶人服，这个带着浓烈中国文化符号气息的服饰，近两年异常火热。在每一年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茶博会上，茶人服的展位已经成为茶博会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吸引众多爱茶人的目光。大多数前来逛展会的人们也许不一定会买茶，却一定会在茶人服前流连一会儿，尤其是女人，实在无法拒绝茶人服的轻盈灵动。
茶人服，借鉴了汉代汉服的式样，在保留汉服传统款式的基础上去繁为简，经过改良与简化，更加符合现代人的穿着习惯。穿起茶人服，不论男女，远远看去，焕发着独有的青烟淡墨、超凡脱俗的气质，洋溢着浓浓的复古气息。
这些带着点新意的对襟、盘扣、开衩、滚边、结饰，无不展示着中国传统服饰的优雅风度。在设计上，它简约而不简单，天然又不失独特，在风格上它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审美完美结合。它既适于事茶人悠游自在的茶事着装风格，也适于现代人对返璞归真生活的个性追求，更可做日常的便装，降低了人们对传统雅生活的实践门槛，而更重要的是它体现出了中国人文精神中独有的中和清雅之美。
宽绰雍容的茶人服表现了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和”的审美理念，呈现出“天人合一”的儒家风范。调和、内敛、悠远的审美情愫在茶人服的服饰格律上一再得到表现。这是茶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认同与大自信，举手投足间尽是茶文化带来的风情万种。
有时候，很想回到古代。虽然那个时候的人们交通不便，通讯更是不发达，可是他们会因为飞鸽传书，收到一份带有香气的桃花笺，点点笔墨传情就能够令人喜不自胜;也会因为没人提前告知，忽然在家门口遇见千里迢迢远道而至的好友那般惊喜。现在生活的高速运转，我们多久没有亲自书写一封信给好友，也多久没有感受到经过长途跋涉才能够相遇的难得一见，一切的一切因为方便显得理所当然，让我们觉得太过容易反而忘记了珍惜可贵。
好在，还有茶，随时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初心。
一口茶汤缓缓入口，我们能够在这一过程中感受到时间的流动，咽下之后感到“如是”的宁静。这一吞一咽的过程生动演绎了哲学所说的“动静一如”。茶香升起，这种香气之于这个世界而言是一种奇特的造物，它完全区别于其他的香味，如此耐人寻味又百闻不厌，当你的身体感官适应了这种香味之后便会在大脑皮层上镌刻下来，成为一种记忆，每日都会想要通过喝茶才能重复的记忆，这也许就是普洱茶生活方式里的最美风景。
原文刊载《普洱》杂志
2017年2月刊
作者|水苍玉
图|叶琳 阿旭 小妖楠
来源：普洱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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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贸易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隋唐时期，中原王朝奉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7世纪中期至8世纪末，由于唐王朝在西域的直接统治，使中西交通的干道“丝绸之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通畅繁荣，中西贸易大为发展，人员往来也更为频繁。英国汉学家崔瑞德指出：“通往中亚和西方的各条路线对隋唐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们当然是通商要道，中国人就是通过它们出口丝织品以换取种类繁多的外国货物。但当中国正处于其世界思想极为盛行、受到的外来影响甚于以前或以后任何时候之际，它们也是主要的文化联系的环节。通过这些路线，许多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技术传到西方。”[1]P8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茶、制茶和饮茶的国家。随着茶的种植区域和面积扩大，茶制作技艺的提升和种类的增加，茶已经成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乡闾庶民的“比屋之饮”，茶文化日益兴盛。此时，作为重要日用消费品的茶、以及饮茶的文化也伴随中西贸易的繁荣逐渐西传，深入亚洲腹地，为茶叶风靡世界开启先河。
“亚洲腹地”作为一个地理概念的提出，来自探险家斯坦因，他在1928年出版的《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其中主要涉及的区域包括：东迄河西走廊，经新疆塔里木盆地，西至阿姆河上游和伊朗；南自兴都库什山，经准噶尔，北达内蒙古西部地区[2]P4。本文借用此概念，认为亚洲腹地包括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地区。《中亚古国史》载，“自远古时代,若干中国的植物,如桃及杏等,就已由中亚及波斯西传到欧洲。更后则其他中国植物如大黄、姜及茶等,亦为运入西方备受欢迎的物品。”[3]P21
01丝路勃兴：中原地区与亚洲腹地的交通
唐朝中央政府不仅对外实行积极主动地外交政策，也在前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北乃至西域地区经略，以期达到对外友好交往与和平通商的目的。唐朝初年，唐太宗先后派兵打击了威胁和阻碍丝绸之路交通、贸易的突厥、吐谷浑旧部、麴氏高昌政权，设置西伊州（公元632年改称“伊州”）、西州、庭州，并设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唐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翌年，又设置龟兹、焉耆、于阗、疏勒4个军镇。刘统在《唐代羁縻府州研究》中指出，唐朝为了保证边疆地区的长期稳定，又在安西地区内的部落、城镇基础上建立起大宛都督府、康居都督府、南谧州、贵霜州、木鹿州等多个羁縻府州作为都护府的外围防御体系，皆隶属安西都护府节制。到702年，安西都护府被一分为二，另设北庭都护府（治庭州）统辖天山、锡尔河一线以北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而安西都护府则统辖天山南麓各绿洲的城郭诸国[4]P17。可以说，唐王朝对西北乃至西域的经略，尤其是安西、北庭都护府的建立并推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等，为唐朝发展与中亚、西亚等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奠定了稳固基础。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实行较为开明的政策、制度和措施，促进国内生产力和经济等进一步发展，尤以盛唐时期最为突出。唐人所著《开天传信记》盛赞这一时期：“河清海宴，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5]P2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和商品经济、都市等也有了巨大进步与发展，这为商品经济的流通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才有可能吸引丝绸之路沿线上各国、各地区与中国进行贸易并持续繁荣[6]P24。饮茶之风在中原盛行，也逐渐影响了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之中原，流于塞外”。茶叶成为丝绸之路贸易的大宗商品，回鹘、吐蕃等入中原，皆“大驱名马市茶而归”[7]P47，从而刺激了茶叶生产，“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8]P672。唐贞元年间以十税一率征收茶税，茶税每岁收入高达40万缗之多。到唐朝后期，茶业规模愈大，茶利收入增加一倍以上。而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唐朝都市和商镇数量剧增，尤其是中小市镇增多。如西北地区丝路沿途的城市几乎全是仰赖商品贸易而产生发展的。《资治通鉴》记载：“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9]（卷198p6919）同时，在西北丝路沿线还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城市，商贸货物充足。北庭都护府治所庭州、安西都护府治所的高昌或龟兹，也是人口众多的大城市，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旧唐书》载，高昌“厥土良沃，谷麦岁再熟，有葡萄酒，宜五果，有草名白叠，国人采其花，织以为布。有文字，知书计，所置官亦采中国之号焉”。[10]P5293-5294
陆上丝绸之路在唐代扩展十分明显，形成了发达的对外交通道路网络。其一，从安西（今库车）向西，沿塔里木河、阿克苏河、托什干河方向至乌什、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之托克马克），到达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之江布尔），再向西与中亚撒马尔罕等地相连。其二，从敦煌向西，沿天山北麓西行至北庭之轮台（今乌鲁木齐以北）、弓月城（今霍城西北），至碎叶、与上道汇合，基本上是沿着西北丝路北道前行。从西部东来的胡商，则大多从呼罗珊的木鹿到阿穆勒，渡过乌浒水到布哈拉，经库克而到撒马尔罕[11]P34。安史之乱以后，因吐蕃占据了塔里木盆地及河西陇右地区，传统丝绸之路受阻，丝路北移，地处漠北的回鹘路成为中原与西域间主要通路和中西方交通要冲。《新唐书·李德裕传》载：“承平时向西，路自河西，陇右出玉门”，“自艰难已后，河陇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须取回纥路去。”[12]（卷174，P4523）其路线大致沿秦时直道到达天德军（今巴彦淖尔市），再至回鹘牙帐（即唐安北都护府，今哈拉和林），然后入伊州（今哈密），至高昌（今吐鲁番），通往西域。
此外，唐朝还积极发展驿传制度，在中原内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均十分完备，以保证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交通顺畅。据《唐六典》记载，唐朝全国共有驿站1639所，其中有水驿260所、陆驿1297所、水陆相兼所86个。[13]P163这些驿所设有驿长，配置驿马、驿船。每个陆驿之间大约相距30里。其中，从长安通往西域的主要交通要道上均设有驿馆，有专门的“捉馆官”负责，供给过路商人、官员食宿和牲畜草料，大大便利了商队、官吏、僧侣等在丝路上的往来交通[14]P107。有的馆驿明确记载是为丝路贸易或与周边各族各国交通所用的，如《资治通鉴》载：“诸酋长奏称：‘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上皆许之。”[9]（卷198，P6245）
02茶叶西行：粟特、回鹘商人的丝路贸易与茶叶传播
在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最活跃、最积极的商旅民族莫过于中亚的粟特人。粟特人发源于中亚锡尔河、阿姆河流域间泽拉夫善河的绿洲地区，位于丝绸之路的中枢、中亚与西亚间的咽喉要地。上述地区与中国之间的交流和往来具有悠久的历史。有明确记载的官方交往始于西汉。当时的粟特为康居国属地，与中原王朝保持了数百年往来，粟特人建立了繁华的商业文明，撒马尔罕等城市是欧洲大陆商业贸易路线的交汇点。粟特人在中亚绿洲地区建立的国家甚多，如以玛拉干达、阿芙拉西阿卜等中心城镇为前身形成的撒马尔罕是汉文典籍中的“萨末建”或康国；以瓦拉赫沙、阿滥谧等城镇为前身形成的布哈拉，是为汉文典籍中的捕喝（布豁）或安国。此外，还有著名城邦“苏对沙那”（即唐朝时的东曹国）、“弭秣贺”（即唐朝时的米国）、“赫时（者舌、柘支赭支）”（即唐朝时的石国），等等。这些国家以经商为主，兼顾半农半牧，掌握了较高的农业灌溉技术，使得粟特人能够长久立足于丝绸之路上砂碛干旱地区之间的一些绿洲地带。自公元前4至公元前3世纪，粟特人即已开始探索前往中国的路线；南北朝以来，粟特商人开始活跃于中原与西域之间；唐朝时期，粟特商人进一步向东发展，在当时的疏勒、于阗、西州、敦煌、肃州、甘州、凉州、长安、洛阳等地都形成了规模较大的移民聚落。[15]P27-86粟特人不仅在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以及中原各地从事商贸活动，他们的更经由长安、洛阳向东北进入灵州、云州、并州和幽州等地。粟特商队是中国和中亚、中国和印度、中国和北方民族之间贸易的主要承担者，“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民族，粟特人把东西方物质文化中的精粹，转运到相互需要的一方”。
回鹘源自铁勒，铁勒又源自匈奴统治下的丁零部落，公元4世纪—5世纪时主要聚居在漠色楞格河流域，以游牧为生。公元629年，回鹘首领菩萨遣使入唐朝贡。开元年间，回鹘汗国建立，并在安史之乱中与唐军结盟，出兵助唐收复长安、洛阳等地，唐朝先后嫁多位公主于回鹘可汗、以结和亲，历代回鹘可汗都接受唐朝的册封。公元840年，回鹘汗国灭亡，部众西迁后分为3支：一支先后以河西走廊的甘州和沙洲为中心，先后建立甘州回鹘、沙洲回鹘；一支迁至中亚葛逻禄统治区，建立哈喇汗王朝；第三支以高昌、北庭为中心建立的高昌回鹘王国。[16]P5-7不难看出，回鹘诸部西迁后建立的国家均在唐朝丝绸之路沿线，从河西走廊、高昌延伸到了中亚腹地。随着与唐朝经济联系的加强，回鹘的社会经济受中原地区的影响日渐深刻，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得到一定发展。而粟特人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流动族群之一，自回鹘汗国建立伊始就在汗国的经济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大量粟特人代表回鹘汗国与唐朝进行商业活动。回鹘作为丝绸之路的枢纽与中转站，来自东西方的商旅都要在此停留，此后在回鹘人中兴起了经商之风，“回鹘族就和中亚粟特商人一起，日夜奔驰于从漠北经北庭都护府（今吉木萨尔）、伊犁、碎叶通往河中的地区的丝绸之路上，创造了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17]30。商业经济和贸易经济逐渐成为回鹘汗国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回鹘商人参与的东西间贸易活动中，唐朝政府与回鹘间的茶马贸易是不可忽视的部分。回鹘人从唐内地换回大量的丝绢、茶叶,除自身需要外,主要远销中亚各地,他们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宗教(指改奉萨满教为摩尼教)以取悦于经商高手粟特人来打开绢、茶在中亚的销路[18]P101-106。
唐代，茶树已经普遍实现了人工栽培种植。据陆羽《茶经》记载，全国种植茶树的区域已遍及42个州郡，划定了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等8大茶区。陈椽先生在《茶业通史》估算出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全国产茶200万市担，人均达到3.64斤；并指出制茶工艺有了新的突破，发明了蒸青制茶法，制作饼茶或团茶，茶叶成为人民喜爱的饮品[19]55-57。制茶行业日益发达，产茶区遍布南方。陆羽《茶经》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英簝，福州有方山之露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灉州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芽，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20]P60这里记载的仅仅是江淮、巴蜀、岭南等名茶产地，至于一般茶园不可胜数。唐朝的制茶业已经专业化、规模化、商品化。例如安徽祁门茶区“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21]P8430-8431
茶有着生津止渴助消化的功效，对于食酪饮乳的游牧民族来说是最好的佐食饮料，备受青睐。《唐会要》记载：“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22]P1546清康熙年间编纂的类书《格致镜原》记载：“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系国家大经。”[23](卷21)丝绸之路沿线游牧民族人口众多，而自8世纪开始茶便成为重要的商品之一，茶叶贸易兴盛，茶文化在前文提到的丝绸之路安西入西域道、大同云中道和回鹘道传播，逐渐进入中亚腹地，前者是唐朝国际交往的西线，后两者是唐朝与回鹘、突厥等的交往线路。根据荣新江等人的研究总结，这些路线上最为活跃的就是粟特商队[24]136-178，他们的主要将西来的商品在长安、洛阳等地贩售后，又将茶与丝绸等带着浓郁东方气质的商品，一是经原州(固原)进入河西走廊至敦煌，再由敦煌的中转进入西域的高昌（吐鲁番)、焉耆、龟兹(库车)等，于疏勒翻越葱岭，进入中亚各地；二是经灵州(灵武西南)、并州(太原)、云州(大同东)乃至幽州(北京)、营州(朝阳)，进入回鹘牙帐，传播至漠北深处。
茶入中亚，最重要的路线之一就是途经河西走廊至西域，敦煌地区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重要节点。《敦煌文献?茶酒论》中将当时茶叶的贸易繁荣景象描述为“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蜀川（山）流（蒙）顶，其（登）山蓦岭。舒城太湖，买婢买奴。越郡余杭，金帛为囊。素紫天子，人间亦少。商客来求，船车塞绍”[25]p435。敦煌文献中已有茶具记载，敦煌沙洲某寺交割目录点检文书中（敦煌文书P.2613）有记载：“柒两弗临银盏壹，并底。叁两肆钱银盏壹，肆两伍银盏壹，肆两银盏壹。”[26]P9这里的银盏可能是一种较为高级的茶具，因为它有“底”。银茶具在唐朝是一种高级茶具，在法门寺出土的贡品中就有银茶具和烹茶拨火的银火筷。敦煌寺院中保存有这样高级的茶具，说明在当时的敦煌喝茶是一种高雅的行为，寺院的僧侣也时常喝茶。
新疆吐鲁番（唐时为高昌）作为当时西域的重要区域，茶叶贸易与饮茶之风同样也已经传播至此。据考古发现，吐鲁番阿斯塔纳那唐墓出土文物中，绢画《围棋仕女图》中便画有一个手捧茶托端茶献茶的侍女。图中的奉茶侍女，头梳丫鬟髻，额间装饰花钿，身着蓝色印花圆领长袍，双手托盏，表现了侍女为弈棋的主人进茶的情景。[27]p85-90而唐朝时茶入回鹘也有史料可证。《新唐书?陆羽传》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12]（卷196，P5612）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喀喇楚克的遗言》中，出现了“一个茶盅（茶杯），两把（涂过）漆的小勺子，六双漆筷子，十双红筷子”的记载[28]p299，这是生活在10-11世纪的回鹘人喀喇楚克临终时留给儿子的遗物，其间第一次出现了回鹘文的“茶”字，这里的茶盅确定无疑是用来饮茶的专用器具。从遗物的数量和价值来看，喀喇楚克的身份应为普通百姓，由此可以说明茶成为了回鹘人的日常饮品，更是茶饮生活在西域传播的实证。此外，在历史上粟特人居住的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广袤区域，多个语言中都有“茶”，且发音也与汉语相近，如茶在哈萨克语中称为xay,在吉尔吉斯语中称为tsay,塔吉克语中称为cairy,这说明华夏饮茶习俗早已随粟特人传播到了中亚地区[29]102。
03结论
唐代丝绸之路更加通达繁荣、成为唐朝中央政府经略西域和发展与西亚及欧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干道，基于对众多历史典籍、方志、笔记的研究，通过对唐王朝对西域地区的统治与建设、社会经济的发展、唐王朝与西域的交通路线与制度等三个方面的考察，梳理出茶叶传播的基础条件：一是隋唐时期强盛的中原王朝加强了对西域地区的经略与治理，带来了丝路的通畅与沿线的稳定与繁荣，这是丝路商品的流通的前提；二是唐代饮茶之风遍及南北，形成了成熟的茶叶消费市场，茶的种植、制作、销售成为社会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茶叶得以西传的基础；三是唐代驿传制度的完善，使丝路的交通更加便捷与安全，客观上激发了以粟特、回鹘为首的商业民族的积极性，商品流通更加频繁而广泛，这是茶叶西传的保障。
公元8—11世纪随粟特、回鹘等民族在西北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活动，茶叶得以逐渐西传，从茶向外传播的具体路径来看，通过丝绸之路，经河西走廊至敦煌，再由敦煌进入西域的高昌，翻越葱岭后进入河中地区，也就是今天的中亚各地。粟特人与回鹘人是隋唐时期陆上丝路的极为活跃者，他们通过大量商业贸易活动联结了东西方，茶叶也因由频繁密切的商业活动而进入西域所在的亚洲腹地，甚至传播至更远的西方。
刘军丽，四川旅游学院教授，长期从事饮食文化应用与传播、饮食史、烹饪理论、川菜标准化与国际化研究。2010年开始，曾多次赴河西走廊、新疆调查丝绸之路沿线饮食文化传播情况，并主持国家社科项目子课题“西北丝绸之路与华夏饮食文明传播”。四川博物院注册志愿者，2012年起在四川博物馆开展公益文物讲解公众，服务观众数万人，2019年获得全国十佳博物馆志愿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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