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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心和谁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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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活动 | 顾景舟:功在壶外,始有人格,方有壶格

本文转自徐风《一壶乾坤》徐风先生的《一壶乾坤》中紫砂艺术家的故事,展示了紫砂艺术的历史传承,欢迎感兴趣的朋友关注并参与3月格局商学·格局汇宜兴紫砂游学活动。


顾景舟:高山仰止


顾景舟代表着一个紫砂时代。


在紫砂茶壶上,他的名字是庄严的经典,是不可估价的财富;在紫砂典籍里,他的作品承接着远古、传递给未来,关于他的故事,就像蠡河的水那样源远流长。


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他一生是个手不释卷、有着古典风范的文人,更准确地说,他是个有着浓重文人气息的紫砂艺人,或者是紫砂艺人中的文化人。



关于顾景舟,权威资料的表述通常是这样的:

 

顾景舟,原名景洲,早年曾用艺名曼唏、武陵逸人、荆南山樵、瘦萍,晚年爱用壶叟、老萍。少年就读于蜀山东坡书院。十八岁时,遂承祖业,随祖母邵氏习陶从艺,并博览古今紫砂制陶名著,吸取前人精华,练就一手扎实的制壶技艺,跻身于壶艺名家之列。二十岁左右,曾应上海古玩商郎氏艺苑聘请,仿古做陶。

 

在旁人看来,这位名扬海外的壶艺大师,平时寡言少语,脾气有些古怪。


了解他的人却认为,他的内心世界丰富博大,精神常在书山墨海、古人圣贤间邀游。所谓寂寞花开,情同此理。


顾景舟一生,性格有些优郁,心境很高,排斥庸俗的东西。他看不起壶匠,任何时候不肯放弃自己的艺术主张。


狷介孤傲、严谨精确、细微极致……这些都可以列入顾景舟的“侧影”,但要完整地归纳顾景舟是有难度的,像他的壶,有时一个转身,又是另一番情怀与景致。


也许,紫砂壶在顾景舟的眼里,从来就是一种寄托自己才情的器物,有时候,干脆就是他的化身。


早年顾景舟在上海为古玩店做仿古壶,见过大世面。他和江寒汀、吴湖帆、唐云、王仁辅、来楚生等海上文人墨客交往甚密,经常切磋书画陶艺。有时谈得酣畅,或吟诗作画,顾景舟做壶,江寒汀壶上作画,吴湖帆装饰书刻,如“石瓢壶”,乃顾景舟信手之作,壶与字画融为一体,简洁明快,流畅舒展,谐调秀丽,给人以整体形象大方、朴素、便利、实用之感。


 石瓢壶


顾景舟喜欢跟文人在一起玩,但一般的文人是不入他法眼的。他曾经用江南的一道鲜美的农家菜“萝卜煨肉”来形容文人跟紫砂的关系。萝卜须在肉锅里煮烂,才能释放出它的无比鲜美;如果用清水煮萝卜,必然寡淡无味。那么,文人与紫砂,到底谁是萝卜,谁是肉?那就要看文人的分量与品味如何,不排除一些“无厘头”的艺界混客,在紫砂壶上附庸风雅。顾景舟认为,他们是在揩紫砂的油。


顾景舟还私下里和朋友说过,七十岁前,若是书画界的高手在他的壶上题书作画,他还能接受,但七十岁后,他就不希望自己的壶上再有别人的任何东西了。


书画篆刻也好,紫砂壶也罢,都有一个境界的问题。七十岁后顾景舟的境界还在往上走,那些过去合作过的老友们的艺术境界,是否也在上扬呢?不是一个等次的艺术,“合作”岂不成了累赘?


顾景舟一生和多少文人有过合作?那应该不是一个小的数字。最大的风头,是他与刘海粟合作的一把“夙慧壶”。高身筒,俊朗挺拔,刘海粟在壶的一面写下一枝铁骨老梅;壶的另一面,是海老的书法,“夙慧”二字,苍骨润肌,遒劲沉雄。当时,此壶拍出了紫砂史的“天价”:三百三十六万元。可惜,其时两位大师均已作古,只是作为一段佳话载入历史。


在顾景舟的同辈中,没有哪一个的文化底蕴可以和他比肩。所谓“曲高和寡”,是因为周围可以对话的同道,实在寥寥。那些窑场上的粗坯汉子、循规蹈矩的壶匠艺人,固然浮朴可爱,但终究不通文墨,顾景舟与他们在某些志趣方面如隔星汉,彼此之间何以交谈,何以交心?


历史上,没有哪个艺人像他那样重视紫砂以外的学问。所谓“功在壶外”,实际是一种难得的境界。他的作品风格,静穆沉稳,如千年老佛,是入定之美。那些平淡的细节,汇合起来便是惊叹与神奇,有如坐在一口古并边,看平静的水面,了无波澜,但你听到了井底下,有激流奔涌。


早年,徒弟们知道,顾景舟非常讲究壶外工夫。他一生好学,精通古文、书法、陶瓷工艺学和考古鉴赏等学问,直到晚年,他仍坚持每天写小楷数页。他喜欢看《新民晚报》,喜欢它的海派风味,尤其喜欢看《夜光杯》副刊,那上面,经常可以看到老朋友的文字。他怀念在上海的岁月,老上海常常在他的梦中变幻着永不退色的华彩。



他睡觉喜欢朝右睡,床边终年点着煤油灯,旁边是一摞经常变换的书本,从《山海经》《闲情偶寄》到《菜根谭》《随园诗话》,无所不读。一个紫砂艺人的阅读量之大,真让许多文化人汗颜。他常常在半夜醒来,一灯茕茕,万籁俱寂,正好读书。后来有了电灯也是这样。人们发现,他的蚊帐,靠灯的一面,总是被熏得黄里发黑。


顾景舟的文笔相当不错,其著述《宜兴紫砂壶艺概要》、《紫砂陶史概论》、《壶艺的形神气》、《壶艺说》等,严谨而精辟,文字也非常精当好读。这一点,同时代的艺人们自叹遥不可及。


他还常年写日记,厚厚几大本,可借由于涉及许多紫砂界的人与事,他的亲属不愿发表,否则我们可以领略到多少隐藏在一个博大胸怀里鲜为人知的往事与随想。


狷介而正直,是顾景舟的性格基调。某年,县里某领导调离,顾景舟念其平易近人,关心紫砂发展,故赠壶一枚,以兹纪念。后来那领导仕途遇到麻烦,调查人员来问那壶值多少钱,又套他的话(当时顾壶一枚已价值十余万元以上),希望他说成那枚壶是领导索要。他大怒,说顾某之壶,泥巴捏成,只赠朋友,不送贪官。我壶赠友,有何不可?遂拂袖而去。


始有人格,方有壶格。


民国宜兴名人储南强一九二八年在苏州地摊上觅得的供春壶,到底是不是真品?顾景舟对此一直心存疑问。几十年里,顾景舟收集史料,作了大量考证与研究。他一直有话要说,但每当他要发表关于“供春壶真伪”的研究结果时,总是有人出来加以劝阻。为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保护紫砂的大好形势”。于是顾景舟只得“顾全大局”。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供春壶的研究。紫砂艺人潘持平曾撰文记述了顾景舟临终前与他的一段谈话: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下午,在宜兴人民医院的病房里,顾老叫我记录他口授的关于供春壶的鉴别。此时顾老头脑虽然清晰,但吐字已不清楚,且言不达意。历时二小时,方知其所述之意。顾老说他一生曾看过十三把供春壶,每个藏家都说壶是供春做的,只因壶盖损坏,由黄玉麟配盖,这也未免太巧合了吧。顾老说,那十三把壶,其实都是黄玉麟做的。其中的十二把,他都对藏家说了实话,只有对上海松江徐姓老人所持之供春壶,顾老违心地说是真的。我问顾老,为什么对他要说违心话?顾老说,徐姓老人年逾古稀,视此壶为珍宝,且又有心脏病,我怕闯大祸,故违心说是真的。


真话有时是带毒的,是可以致命的。面对着一个风烛残年的生命,顾景舟以少有的世故,小心翼翼地把真话藏了起来。不过,在紫砂壶上说违心话,对于顾景舟来说,这也许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顾景舟性情的另一面。


当时有一位文艺界的高官,同时也是名头很大的书画家,某次以自己的一幅画,欲换顾景舟的一把壶。公平地说,此公以自己之画,换景舟之壶,除了敬重,实际也是一种艺术交流。其画跋题字中“以画换壶”之词,只是一种戏称而已。但顾景舟的理解不同,那画题跋中“以画换壶”的字句,一直让他心里不很舒服。于是将那画扔在一边。为什么?他的壶可以送知心朋友,但绝不交换。之后的两年里,对方托人频频催壶,顾景舟就是不予理睬。后来,县里领导出面,顾景舟才勉强答应。私下里,他不屑地说:“以画换壶?他一幅画,连我一个壶嘴也换不到呢!他知道我做一把壶要花多少功夫吗?”


顾景舟的一把壶,最长的时间做了两年多。其间一直在反复揣摩、修改。不懂的人,私下里还骂他懒坯,真是天知道。


在他看来,做人与做壶是一体的。而制作紫砂壶的每一个步骤,就像写书作画,都有它的法度。许多年后,徒弟葛陶中回忆说:起先顾老要我捶泥,一团泥整整捶了三天,为什么要这样?就是要锻炼正确的姿势和用力方向,用韧劲而不是用蛮力,识别挤掉空气的热泥的成色,从而掌握从生泥到熟泥的全部要领。



不光捶泥,打身简也是这样。徒弟李昌鸿回忆道:他要求转几圈必定要几圈,多一圈都不行。有一次我背对着他打身筒,他从我拍打的声音就判断出多了还是少了,常常喊:昌鸿,你多敲了几下了!

 

又如,他对制壶工具的要求之苛刻,甚至超出了出征将士对武器的精确讲究。他常说,不懂工具,就等于不懂制壶。他的工具有一百三十多件,每一件都有出处。他做壶,一招一式,都有讲究的。他打的泥片,厚薄均匀,几平不差分毫。有一次,他一口气做了四把洋桶壶,进窑烧成后,有人把它们称了一下,其中的三把壶,分量完全一样,另一把壶,只重了一钱(五克)。


他知道是哪一把壶重了一点点。他略带遗憾地说:“那张泥片,我少打了两记。”


紫砂壶有光器、花器、筋囊器之分。顾景舟以紫砂光器成家,他虽然没有在记述的文字里鄙薄花器,但在许多人的回忆里,他是不大看得起花器的。二六年,笔者在写作《花非花一紫砂艺人蒋传》时,对蒋蓉老人进行详细采访,其间,蒋容多次讲到她与顾景舟的恩怨,主要是在艺术观念方面的分歧。在顾景舟看来,紫砂光器是文人壶,主张以简洁替代繁复,以神似替代形似;而紫砂花器则缺乏想象力,媚俗花哨。顾景舟常常半开玩笑地指着将蓉的花器壶说:“瘌痢头花!”


顾景舟的讥讽并无恶意,说到底他性格里还有手艺人的成分。但由于他的一言九鼎,蒋蓉在当时的环境下坚持紫砂花器创作,很不容易。在相当长的岁月里,以顾景舟为代表的光器和以蒋蓉为代表的花器相互砥砺,共写了当代紫砂的历史篇章。


每一个时代、每一个行业都应该有自己的领军人物。紫砂到了二十世纪,一直在呼唤它的领军人物问世。顾景舟的出现,虽有机缘巧合,但确是天降大任,是紫砂发展承前启后峰回路转的必然结果。


顾景舟的作品,每一件都可圈可点。如“僧帽壶”,原是元代景德镇青白釉瓷器,明代永乐、宣德及清康熙年间,均有僧帽瓷壶出品。紫砂僧帽壶当从此出。原本是传统的造型,到了他的手里,却集各家之大成,开创了简朴大度、协调秀美的风格。“僧帽壶”曲把平嘴,六方壶体;僧帽为莲花块面组合,壶钮为莲心,静穆中不失盎然之趣。是行欲方、智欲圆、刚柔相济、方圆互见的砂壶珍品。


僧帽壶


他的代表作之一“提璧壶”,是20世纪世纪50年代,与当时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高庄合作的作品。该壶堪称当代紫砂壶中表现材质美、工艺美、形式美、内容美、功能美等“五美”境界的绝品。1979年邓颖超访问日本时,该壶曾作为国礼赠送给日本首相。“如意仿古壶”则是顾景舟在传统仿古扁壶的造型上加饰如意筋纹,使作品的气韵更加生动。壶的形、气、神融为一体,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雪华壶”是顾景舟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创作。


 提璧壶


这时候的顾景舟,历尽文革沧桑,在紫砂界,已经确立了掌门地位。他弟子颇多,或为官,或成名,桃李满园,夫复何求?严冬过尽,春声可闻;他的心态应该是非常平和、愉快的。内心里,那些一生的积累,已经到了井喷的境界。或许,他要营造一座紫砂的楼宇,或是构造一座紫砂的宝塔。它应该有巍峨的器宇,是简洁的繁复;是严密的疏朗,是细微的宏伟。不,他心里的紫砂,可能还不止是那样的分量。他选择了雪花,六角形,自天边飘来,一片片,似有若无。世界上还有比雪花更轻盈、更莹洁的东西吗?但他就是要用这雪花之轻,来表现乾坤之重。  


景舟性情,于一片雪花,便窥见一斑。一层一叠,团团如盖;六层之塔,大慈大悲;这是顾景舟大师理想中的美妙世界:凉台静室、明窗松风、晏坐行吟、清谈把卷;天地山川、星河灿烂、白云为盖,流水作琴……壶把,如满弓,蓄势待发;壶嘴,窈窕娉婷,如美人水袖,一拂处,令江湖失色。本山绿泥,自黄龙山出;龙窑烧出嫩金黄,温润如玉。壶胎,饱满如鼓。雪之花,尘之梦;冰清玉洁,晶纹可触。微笑,雪花的微笑,平和,宁静,包容。那分明是景舟大师之心怀。口与盖,严合适度;壶嘴出水,一注如虹,盈尺而不浮花;无论赏玩、实用,都非常相宜。  


据说,“雪华壶”出窑后,一直搁在顾景舟大师案头。弟子们发现,他时常将其珍赏于掌上。弟子问何故?乃笑而不答。弟子们以前总是问,顾辅导,制壶有秘笈吗?  


 雪华壶


只见他慈祥的眼睛,特别晶莹透亮,那眼波深处,但见一派山川坦荡、万籁萧萧。  


现在他们仿佛明白了,何等心境,即何等胸怀;而秘笈,则如莲心,藏之莲蓬,出于污泥,一尘无染。彻悟者,即秘笈全解也!

故宫观茶记——中国茶文化之形成

“茶·世界:茶文化特展”于9月2日至11月30日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及东西雁翅楼展厅展出。本次展览由故宫博物院主办,汇集国内外30家考古文博机构的代表性藏品,展品总数达555件(组),以中国茶文化为切入点,以鲜明的主题、宏大的规模,立体展现穿越历史、连通地域、融合民族的中华茶文明,立体地展现中华文明以茶为媒,交融互鉴的发展历程。

茶文化的起源时代

陆羽《茶经》云:“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是说茶作为饮料,发端于神农氏,周公旦作了记载而闻名于天下,春秋时期齐国的晏婴,汉代的扬雄、司马相如,三国时期吴国的韦曜,晋代的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等人都喜欢饮茶。饮茶形成风气,在唐朝达到了鼎盛,在长安、洛阳两京以及荆州、渝州一带,更是家家户户都饮茶。


故宫博物院“茶·世界:茶文化特展”展览现场

茶原产于云贵高原,后来顺江而下传入四川。就在王羲之等人在兰亭雅集的第二年(永和十年),东晋人常璩完成了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华阳国志》,记录了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巴蜀史事,与《越绝书》一起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记载,武王伐纣时,巴国曾经派出军队跟随周武王作战,并参加了在牧野的大决战,为周朝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周王朝建立后,巴国就成了周朝的属国。巴国向周王朝进贡,贡品有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等,其中就包括了“茶”。此时巴蜀已成茶业生产中心,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梅维恒、郝也麟在《茶的真实历史》中记载,“蜀人制茶在今成都以南100英里(约160公里)的乐山地区”。巴蜀人民对茶的热衷,至今可从成都一带林立的茶馆中得到印证。茶馆各式各样,已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有的装修古朴优雅,一壶茶,三两朋友,临窗而坐,谈商务,叙友情,一坐就是一个下午;有的包间里摆着麻将桌,三五好友一边“搬砖”一边品茶;也有的就在公园里,几百只竹椅露天摆成一大片,蔚为壮观,每当太阳好的日子,成都人都会坐满这些竹椅,一边乜眼晒太阳,一边啜饮滚烫的茶水。十多年前,笔者前往成都,与作家麦家等人小聚,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大众露天茶馆的声威,颇感震撼。四川其他城市的状况,也大抵如此。

四川盆地西南边缘蒙顶山是有史以来世界人工植茶最早的地方,早在西汉时期,茶祖吴理真就开始在名山区境内的蒙顶山栽种茶树。唐宋时期是蒙顶山茶的极盛时期,唐玄宗时期蒙顶山茶被列为贡茶。一直到清代,蒙顶山茶一直是给皇宫的贡茶,今天的北京故宫博物院依旧收藏着清宫的蒙山茶,还收藏有来自四川的名山茶、仙茶、陪茶、观音茶、春茗茶、青城芽茶、菱角湾茶、灌县细茶、邛州茶砖等贡茶。此外还收藏有普洱茶等来自云南、贵州的贡茶。这些古老的茶叶,都在“茶·世界——茶文化特展”上得到了呈现。


普洱茶

但四川盆地四周被群山所包围,使得茶文化的输出成为一条险途。直到东周末年,公元前316年,周朝倒数第二个皇帝周慎靓王时期,秦惠王听从了司马错的建议起兵伐蜀,只用了十个月就攻克全蜀,把蜀王降为侯,任命陈庄为蜀国国相,从而拥有了天府之国的丰厚特产,有了对抗长江中下游的楚国的战略优势。伴随着蜀国并入秦国版图,茶文化才由蜀传入秦。顾炎武《日知录》说:“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

三国时期,饮茶之风已由四川等地传入长江中下游地区。三国魏国张揖所撰《广雅》记载:“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荆巴间”,就是四川、湖南、湖北。后面几句,是讲制茶工艺与效用:把茶叶采下来制成茶饼,如果叶子已老,就用米汤来调和,再制成茶饼。每欲品茗时,先炙烤茶饼,使它变成红色,再捣成碎末,放到瓷器内,以沸水冲开,或者加入葱、姜、橘皮,搅拌后饮用。如果用它来醒酒,可以使人精神到难以入眠。

三国两晋,茶的芳香开始缭绕在长江下游。陆玑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说:“蜀人作茶,吴人作茗。”

《茶经》转引晋代卢琳所撰《晋四王起事》的记载说:“八王之乱”时,晋惠帝被司马伦幽禁于金墉城,受尽凌辱,被东海王司马越迎回洛阳时,宦官用瓦盂盛上茶水,献给晋惠帝喝。

瓦盂,就是盛饭菜的土碗,说明唐代以前是茶具与食器混用的,茶具还没有完全独立出来。

这次特展上,展出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晋代茶具,有德清窑黑釉鸡头壶、青釉五盅盘等古老的茶具。

除了上述茶具,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安徽的珠兰茶、银针茶、梅片贡茶,来自福建的武夷茶、莲心茶、小种花香茶、岩顶花香茶,浙江的龙井茶、阳羡茶、碧螺春茶、灵山茗茶,以及来自江西、贵州、湖南、湖北、陕西的贡茶。这些贡茶虽然均出自清代,但从中也可以看到茶叶种植已经由最初的云贵高原、四川盆地,辐射到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

知茶的人

《茶经》中提到的晋代饮茶者中,刘琨位居第一。刘琨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西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音乐家、军事家。他曾与祖逖一起担任司州主簿,二人友情不一般,以至于常常“共被同寝”,而且都心怀建功立业的理想。一天半夜时分,祖逖闻听荒野鸡鸣,叫醒刘琨道:“此非恶声也。”意思是这是在激励我们上进,于是与刘琨一起到屋外舞剑练武。从这个“半夜鸡叫”的故事里,脱胎出“闻鸡起舞”这个成语典故。刘琨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中写:“前得安州干姜一斤,桂一斤,黄芩一斤,皆所须也。吾体中愦闷,常仰真茶,汝可置之。”大意是:日前收到你寄的安州干姜一斤,桂一斤,黄芩一斤,都是我所需要的。我心中烦闷时,常要依赖好茶来排解,你可为我多置办些。


仙茶

东晋时,陆纳迁太常,徙吏部尚书,谢安常来串门儿,而陆纳仅以水果和茶水招待。陆纳的侄子陆俶看不过眼,偷摸儿给客人准备了珍馐美馔,他还以为叔父会夸他会来事儿,没想到谢安走后,陆纳把侄子臭骂一顿,说他败坏了自己清廉的名声,还下令把侄子打了四十大板。可见那时,已经有了以茶水待客的事例,饮茶已成为精神清洁的象征。

所以,陆羽后来在《茶经》里写道:“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与陆纳同时代的官员桓温也主张厉行节约,做扬州牧时,每次宴请宾客,只摆出七盘茶和果品,再无他物。这事记在《晋书》里。

但在晋代,最知茶的人,非杜育莫属。杜育是西晋一位天才少年,长大成人后,生得一表人才,被后世人誉有“美丰姿”的雅号,用今天的话说,是一代男神的意思。他曾官至右将军,又任国子祭酒,但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建树,他那颗俊美的头颅也在“八王之乱”的刀光剑影中被活活地砍掉了,死时大约只有三十岁,以至于在浩浩一百三十卷《晋书》里,连个传记都没有,只是在别人的传记中,才偶尔露个小脸,比如在《刘琨传》中有记:“刘乔攻范阳王虓于许昌也,琨与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在《苟晞传》中,苟晞在上表时提到一句“前司隶校尉刘暾、御史中丞温畿、右将军杜育,并见攻劫”。假若他没有写下《荈赋》,他在历史中的存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他留下了一纸《荈赋》,就彻底地改变了他在历史中的地位,足以让杜育这个“大历史中的小人物”称雄于世,让世人无法忽视他伟大的创造力。《荈赋》全文今已不存,只剩下残编断简,存文如下:

灵山惟岳,奇产所钟。瞻彼卷阿,实曰夕阳。厥生荈草,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露之霄降。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瓯;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沈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若乃淳染真辰,色绩青霜;氤氲馨香,白黄若虚。调神和内,倦解慵除。


《萧翼赚兰亭图》(摹本,局部)

《荈赋》的伟大,在于它是中国茶叶史上第一次完整记述了茶叶从种植到品饮全过程的作品,“文章从茶的种植、生长环境讲到采摘时节,又从劳动场景讲到烹茶、选水以及茶具的选择和饮茶的效用”(梅维恒、郝也麟:《茶的真实历史》,第20页,三联书店2021年版)。有人从这篇短短的文字中总结出八个“第一”:第一次记载茶的种植生长规模;第一次描述高山环境出产好茶;第一次记载采摘秋茶;第一次阐述煮茶的择水;第一次阐述陶瓷茶器宜茶;第一次描述“沫沉华浮”的茶汤特点;第一次涉及初步茶道思想与茶美学;第一次阐述茶的功用。

这八个第一,足以令杜育和他的《荈赋》被铭记于史,千秋不朽,因为他是“站在人类茶学文明的原始荒原上,视野之内,再无他人”。

正是有了《荈赋》,人们才把西晋视作中国茶文化的起源时代。

“这分明是甘露啊”

西晋以来,中国茶文化悄然开启了它的旅程,然而,一直到隋唐以前,中国人的主要饮品依然是酒,茶还没有占据主流的位置。《世说新语》里有这样一则记载,是说东晋初年,司徒长史王濛喜欢饮茶,所以他每次都用茶水来款待客人,然而,那时很多人不习惯喝茶,接受不了茶水的苦涩寡淡,但王濛却热情无比,这让他们感到很痛苦,每次去王濛家之前都会说“今日有水厄”——今天又要体会喝茶的厄运了。


蒙山茶

关于两晋之间酒与茶的双重变奏,邓子琴先生在《中国风俗史》中把魏晋清谈之风分为四个时期,认为前两个时期的清谈家多好饮酒,而第三、第四时期的清谈家多以饮茶为助谈的手段,故认为:“如王衍之终日清谈,必与水浆有关,中国饮茶之嗜好,亦当盛于此时,而清谈家当尤倡之。”

到了南北朝,江山变得更加不可复识。在一片刀光剑影之中,茶的命运细若游丝却绵延不绝,饮茶之风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在上层社会和僧道阶层影响越来越大。陆羽《茶经》从古文献中引了这样一条,“《宋录》: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

《宋录》中的“宋”,是指南朝宋。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都是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之子。他们一起前往八公山,寻访昙济道人。昙济道人不是道士,而是著名佛教徒,“道人”是对修道之人的泛称。昙济道人用茶水来招待他们。刘子尚饮后,说:“这分明是甘露啊,怎么是茶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甘露具有某种特殊的意涵。《老子》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甘露是天地合一的结果,是“因德治而出现的祥瑞”。西汉贾谊《过秦论》说:“甘露既降,朱草萌芽,心不枯萎,绝处逢生。”有了甘露,才有万物滋生,才有人世长寿。莫非这超脱尘俗的茶水就是传说中的甘露吗?

南北朝时期,皇帝王公对茶的崇拜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齐武帝萧赜临死前在遗诏中说:“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就是要求人们不要在他的灵位上置放杀牲作祭品,只需摆上饼果、茶饮、干饭、酒脯就可以了。

精美绝伦的茶具

犹如暴风骤雨之后是晴空丽日,历经三百多年混战的中国,终于走向了统一和繁荣。三百多年的战争,刺激了这片东亚大陆上的物质与文化的交流,比如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把都城从北方苦寒的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迁到黄河边的洛阳,参照南朝典章制度,改革北魏政治制度,重用汉族士人,在各方面进一步实施改革,推行汉文化,同时也在中原文明的精耕细作、细润绵密中,吹进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旷野之风、雄悍之力。“北方的辽阔粗犷、狂放的生命激情,与南方发展得纤细精致、缛丽委婉的情思,忽然得以合流。”(蒋勋:《美的沉思》,第152页,湖南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邛州茶砖

大运河是一项伟大的工程,让中国的河流成为一张彼此交错、可以互相抵达的大网,将曾经破碎的版图,通过漕运经济紧紧连接在一起。在这种物质大流通中,茶文化也获得了向北发展的契机,和姜、橙子、荔枝等“新鲜事物”一起,出现在北方人新奇的目光中,茶这种清淡的饮品逐渐为北方人所接受,“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茶叶市场的大增,带动茶叶生产的大发展。《茶的真实历史》一书中说:“唐中叶以前,蒙山茶因稀而贵,一匹绢丝甚至买不到一斤茶。随着北方对茶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蒙山茶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数十年后,蒙山新茶在集市上随处可寻。据说,‘关隘而西,山岭而东’的村民可以数日不食,却不能一日无茶。当地有民谚云:‘一个茶芽七粒米。’茶叶质轻,便于运输,不易变质,是很好的经济作物。”

1987年,考古工作队在清理法门寺佛塔时发现了地宫,打开了这座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佛塔地宫,不仅发现了世上仅存的一枚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还出土了多件金银茶具,其中就包括了世界上发现时代最早、等级最高的宫廷茶具,有茶笼、茶碾轴、茶碾子、茶罗子、茶炉、茶匙、茶盆、茶碗、茶托等。“茶·世界——茶文化特展”上展出这些精美器物,重现了公元9世纪中国茶文化的流光溢彩。

哲学与艺术之饮

在唐朝,酒和诗是那么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酒的唐朝,就像没有诗歌的唐朝一样寡然无味。王维诗曰:“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杜甫说:“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李白诗曰:“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青春、诗歌与酒,那么完美地契合在一起,这才是大唐气象,那么的雄姿英发、洒脱张扬。


珠兰茶

李白与杜甫的相识,就是在洛阳的一次酒局上。那时的李白,已经名满天下,而杜甫,还只是李白的超级粉丝、一个没有名气的文艺青年。酒局开始后,没有人介绍杜甫是谁,杜甫只能敬陪末座,一言不发,还是李白注意到这个被人冷落的青年,见他风清骨俊、气宇不凡,就向旁人打听此人姓名,听说是杜甫,就主动端起酒杯走到杜甫面前,说:“让我借花献佛,向写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作者杜子美敬上一杯酒。”一句话,令杜甫感动得几乎流泪,由此开启了二人之间终生不渝的伟大友谊。

在唐代,茶宴也在僧人、士人中逐渐流行。唐朝《封氏闻见记》中记载:“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与酒比起来,茶的素洁清淡更能体现精神上的清雅脱俗。唐代画家阎立本绘有一卷《萧翼赚兰亭图》,只是真本已不见踪影,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是三件宋代摹本,分别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本的画面上各有五人,分别是辩才和尚(左侧执挥尘坐于禅榻)、萧翼(坐辩才和尚对面的长凳上)、一名小僧人(在辽宁省博物馆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本中位置不同),重要的是,在辩才身后,辽宁省博物馆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本都有两名仆人正在专注地烹茶,这个烹茶的场面,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本中是没有的。其中,画面左下有一老仆人蹲在风炉旁,炉上置一锅,锅中水已煮沸,茶末刚刚放入,老仆人手持“茶夹子”正要搅动“茶汤”,旁边的童子则弯着腰,手持茶托盘,小心翼翼地准备“分茶”,然后向宾主敬茶。

春光明媚、清风逐人的日子里,曾任左拾遗、以侍御史身份出使吐蕃的吕温与朋友们在一起修禊共饮,客人中有南阳邹子、高阳许侯,还有二三才子,所饮之物,也不再是曲水流觞里的酒水,而是以茶代酒,煎茶分酌,沫浮素杯,色如琥珀一般。吕温信手写下一纸《三月三日茶宴序》,成为流传千古的散文名篇,《全唐文》中,描写茶宴活动的文章,仅此一篇:

三月三日,上已禊饮之日也。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憩庭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指青霭,坐攀香枝。闲莺近席而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五云仙浆,无复加也。座右才子南阳邹子、高阳许侯,与二三子顷为尘外之赏,而曷不言诗矣。

在《三月三日茶宴序》中,吕温对茶宴的优雅气氛和品茶的美妙韵味都作出了生动的描绘。在唐代,人们对饮茶的环境、礼节、操作方式等饮茶仪程都已经非常讲究,有了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和仪式。文人们通过“不令人醉,微觉清思”的品茗活动来修身养性、品味人生,达到“中澹闲洁,韵高致静”的心灵境界。

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皮日休、杜牧、孟浩然、刘禹锡、陆龟蒙等诗人都写过茶诗。宋代欧阳修、蔡襄、苏轼、苏辙、梅尧臣、黄庭坚、秦观、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也都写过许多茶诗。有学者指出,魏晋至南朝的急遽演变中,华夏道释儒开始融合,茶与主流文化开始融汇,茶宴也正式成型。而到了唐朝,才是茶饮大步迈进的重要历史阶段。于是,在皇皇大唐的风华中,茶从普通饮品升华为高雅与文化之饮,从解渴之物升华为哲学与艺术之饮。

(展览和展品图片均由故宫博物院提供。) 作者:祝勇(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光明日报》(2023年10月18日16版)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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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茶事知多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许多人说,《红楼梦》是值得一生读的一部作品,我深以为然。



《红楼梦》又称《石头记》,被认为是中国最具文学成就的古典小说之一。作者对小说中人物的生活细节做了仔细描述,不管是用药、品茶、衣装、头饰等都笔墨详实,可以说《红楼梦》不仅仅是一部文学著作,更是一本药书、茶书、服装设计教材。


今天,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红楼梦》中博大精深的茶文化。



中国是茶的故乡,饮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到了《红楼梦》成书的清朝年间,茶文化已经成熟,而这部巨著,更是字里行间都飘散着茶的芬芳和甘洌。

据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的研究考证,在《红楼梦》全书中,写到茶道的地方达279处;吟咏茶道的诗词楹联23处;与“茶”相关的字词出现频率高达1520余次,可谓满纸茶香。




品种繁多的“茶”


贾府中茶的种类繁多,且都是名茶,还有不少为清朝的贡茶,衬托出了贾府的高贵与风雅。



暹罗国茶

小说第25回《通灵宝玉蒙蔽遇双真》中,王熙凤给大观园少爷小姐们送了暹罗国进贡的茶叶,这也是一种珍贵的名茶。


六安茶

小说第41回《栊翠庵茶品梅花雪》中,贾母道: “我不吃六安茶。”


老君眉茶

这是妙玉为贾母特备的一种名茶。该茶嫩绿似莲心,清香淡味,最受文人墨客喜爱。清代也将其作为贡茶。



普洱茶

小说第63回《寿怡红开夜宴》,林之孝向袭人索取“普洱茶”,晴雯说的“女儿茶”也是普洱茶的一个品种,是盛行清代宫廷和官宦人家的名贵贡茶。


龙井茶

小说第82回,宝玉读书回来,急急忙忙去潇湘馆见林黛玉。只见“黛玉微微一笑,因叫紫鹃:“把我龙井茶给二爷沏一碗,二爷如今念书了,比不得里头。”一杯散发清香的龙井茶,盛满了黛玉对宝玉的浓情厚意。


除此之外,还提到了一些有关茶的品类,如漱口茶、家常茶、敬客茶、药用茶、伴果茶等。



琳琅满目的“器”


古人云:“茶滋于水,水籍于器”。淳香的茶,盛放于相得益彰的器皿中才显得圆满。


《红楼梦》一书中,描绘了各种精致精巧精美的茶器具。有茶壶、茶盘、茶碟、茶碗、茶盅、茶杯、茶匙、茶筅、茶盂、茶格和茶吊子等,不一而足,美不胜收。



贾母的花厅上摆着洋漆茶盘,里面放着旧窑什锦小茶杯;王夫人的房中,茗碗瓶花具备。小说第41回《栊翠庵茶品梅花雪》里,作者对妙玉使用的茶具做了详尽的描写:


给贾母上的是“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给贾母随行人员上的是“一色官窑脱胎填白盖碗”;给宝钗用的是“分瓜瓟斝(páo jiǎ)”;给黛玉用的是“杏犀(qiáo)”;给宝玉用的是“绿玉斗”;取笑宝玉时妙玉拿出的是“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一个大海”!



从这些细致的描绘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深厚的茶文化底蕴。这些精美的茶器具仿佛跃然纸上,穿越历史,向我们走来。



精心挑选的“水”


俗话说,水为茶之母。


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将煮茶用的水分为三等:“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他对水的要求首先是“远市井,少污染;重活水,恶死水”。



还是书中第41回,作者在写妙玉招待贾母一行人喝茶时,也写了用水之道。她给贾母上的茶是用“旧年蠲(juān 积存的意思)的雨水”,而后单独招待黛玉、宝钗、宝玉时用的水又不一样——“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时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那一鬼脸青的化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瓮”。



虽然古人一直有用雨水、雪水煮茶的事例,但经作者这么写出来,让人觉得妙玉烹的茶别有一番超凡脱俗的味道,也衬托出妙玉孤高清冷的性情以及逸尘如仙的雅致美感。



一部《红楼梦》,满纸茶叶香。种种好茶、好器、好水,在作者的笔下,被描绘得详尽而真实,为后人们留下一道有趣的茶味,以至于有人感慨:“看了《水浒》想大碗喝酒,看了《红楼梦》想煮泉饮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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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风简传统茶道*【修心茶道】释义:和、真、韧、美。

   【修心•茶•道】的理想就是养生、怡情、修性、证道。证道是修道的结果,是茶道的理想,是茶人的终极追求,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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