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茶”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自然之物、人造之物、药物、食蔬、饮品等复杂的角色演变过程，以及各种历史事件对人们的品味与消费的社会性建构。茶叶在帝制中国的财政税收、华夷互动、族群认同、朝贡体系的维系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茶是无论在中国的起源，还是近代以来在西方的传播，人们在消费茶的使用价值的同时，也将其编织进了社会的价值系统和文化实践当中。
关键词：茶;物质文化;朝贡体系;农耕与游牧
茶，为今天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其栽培及消费网络遍布全球。在绝大部分人的认知里，茶似乎就是一种具有提神作用且略带嗜瘾性的大众饮料，并且在文化上具有东方(oriental)、中国的(chinese)的以及神秘宗教主义的属性。野生茶树(camelliasinensis)很早以前在喜马拉雅山东麓的丛林中被发现。当地人咀嚼这些树叶，将其视为一种药物内服外用，刺激或者舒缓身体。中国人将这些野生茶树带回到中国西南地区并进行培植，从而将这种野生植物逐渐转化为一种矮小的可采摘的灌木，并且在唐代时候开始在中国各省传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茶叶被压制成坚硬的茶砖，即便今天依然在西伯利亚高原和中亚地区传播和饮用。而将茶叶浸泡在沸水中则是今天最普通的饮法。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立初期，来自中国的特有商品——茶叶，可以说是最早进入全球贸易网络的大宗商品。自16世纪开始至19世纪末叶为止，世界上有两条主要的“茶路”将茶叶从中国运到西方：一条向南，由中国南部贸易港口沿海路运到欧洲;另一条向北，由陆路(茶叶之路)穿越蒙古和西伯利亚到达欧洲。由海路运送的茶叶被称为“TEA”，由陆路运送的茶叶则被称为“CHAI”。这两种发音随着中国茶的对外传播被吸收进世界各国不同的语言中。tê源自于厦门港的闽南话发音，也有人认为这一种发音源自于古代的梌(tú)或者荼(tú)。17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的中国茶叶大多自福建口岸运出，因此都按照当地闽南语发音tê拼写成“TEE”，拉丁文释成“THEE”，后来英语拼成“TEA”。这条海上茶叶传播路线影响到了英语世界及欧洲各国。比如法语系叫“THE”，德语系叫“TEE”，西班牙语系叫“TE”，都是由厦门的“tê”音和英语的传音演变而成。另一个发音是普通话体系chá以及讲粤语的广州、香港和澳门。在古代，“CHA”音首先传往中国的四邻，如东邻日本和西邻古波斯语都称为“CHA”，南邻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孟加拉的僧伽罗语也叫“CHA”。近代大规模的茶叶国际贸易展开以后，主导中俄陆上茶叶之路的晋商以及广州等出口城市流行的粤语发音“CHA”则影响了茶在其他欧亚国家的发音。
然而，无论是从神秘主义的东方还是实用主义的西方来看，无论是“tea-derived”还是“cha-derived”发音的国家，今天的“茶”无疑都代指的是一种饮品，其背后复杂的文化印痕和辗转的语义变迁已逐渐被人遗忘。若我们从语言发生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知识考古”，就会发现今日之“茶”乃是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经过了自然之物、人造之物、药物、食蔬、饮品等复杂的演变过程，以及在不同时期、不同空间、不同族群的语境中经过意义重塑之后而形成的结果。
一、茶之名：对“茶”的名物考证
在植物分类系统中，茶树属被子植物门(Angiospermae)，双子叶植物纲(Dicotyledoneae)，山茶目(Theaceae)，山茶属(Camellia)。瑞典科学家林奈(CarolusvonLinne)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中，将茶树的拉丁学名订为Theasinensis,l.，后又定为CamelliasinensisL.，“sinensis”在拉丁文中是“中国”的意思。这是因为野生山茶最早发端于中国西南云贵川地区。
“茶”在古代最早写作“荼”，明朝杨慎对此进行了梳理总结：“荼即古茶字也。《周礼》纪荼苦，《春秋》书齐荼，《汉志》书茶陵。颜师古、陆德明虽已转入茶音，而未易其字文也。至陆羽《茶经》、卢仝《茶歌》、赵赞《茶禁》以后，遂以荼为茶。”一般认为，“茶”字的称呼与书写是在唐以后才正式确立的。在这之前，从“荼”到“茶”的名称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陆羽在《茶经》中考据了“茶”字的“字”与“名”的问题，如下：
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从草，当作木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从木，当作，其字出《本草》;草木并，作荼，其字出，《尔雅》)】。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周公云，槚，苦茶。杨执戟云：蜀西南人谓茶曰蔎。郭弘农云：早取为茶，晚取为茗，或一曰荈耳。】
荼、槚、蔎、茗、荈为上古时期茶的名称，但其所代表的意涵和所指却与今天的“茶”相去甚远。“荼”在《辞海》中有四种解释：一指苦菜;二指苦味，如“荼毒”;三指茅、芦之类的白花;四通“涂”，如“涂炭”。据史料查证，“荼”字最早出现在《诗经》里。《诗·邶风·谷风》曰：“谁谓荼苦，其甘如芥。”《幽风·七月》曰“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这两处的“荼”指的都是苦菜，它的对立面是芥，荼苦而芥甘。而“荼”则是一种谈不上味美却是农人赖以为生的食物来源。农人七月吃的瓜和菜，八月采葫芦，九月拣些麻子，采些苦菜打些柴才能开锅。在中国人的文化系统里，形而下的感官体物往往也是形而上的道德价值判断的隐喻，“荼”的苦味自然而然被引申为道德品行的卑劣和社会地位的低下，因而古人又分别以“荼”与“荠”喻小人与君子。另《诗·郑风·出其东门》曰“出其闉闍，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这里的“荼”指的就是茅、芦之类的白花，用来比喻众多女子美好皎白的模样。这大概是上古时期不多见的关于“荼”的美好一面。
“荼”与“茶”相通最早出现在《尔雅》里，称“损，苦荼”。从后世几本重要的对《尔雅》进行注释的典籍中，可见荼最早发端于西南山区(蜀)。《尔雅注》曰：“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尔雅正义》曰：“槚，一名苦荼《释文》云荼，《埠苍》作(木十荼)，今蜀人以作饮，音真加反，茗之类……”“汉人有阳羡买茶之语，则西汉已尚茗饮，《三国志·韦曜传》：曜初见礼异，密赐茶荈以当酒。自此以后，争茗饮尚矣……荈、茗，其实一也。”《尔雅义疏》曰：“掼与梗同。荼苍作。今蜀人以作饮，音直加反，茗之类。按，今茶字古作荼”。
从以上对“荼”字的略有分歧的解释中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从“荼”到“茶”的一个发展脉络：一是“荼”是蜀人对茶的称呼，很有可能最早发源于蜀。这也从史料上印证了茶学界通过实地科考判定的中国西南山麓为茶的起源地的说法。二是“荼”与“茗”之间有细微区别：以采摘时间为标准，早上采摘的称为“荼”，晚上采摘的称为“茗”。但东汉许慎据老嫩程度进行区分，称芽茶为“茗”。《魏王花木志》也将“荼”的老叶谓之“荈”，嫩叶谓之“茗”。在今天，“茗”多用于文人雅士中，大约也是受到此“嫩芽”概念的影响。三是“荼”与“茗”乃同物异名，二者都是“茶”的古称。四是茶最早是煮食的。
二、茶之用：对茶的药理性价值的认识与再发现
“茶”最早是以其药理价值而为人认知和接受的。《说文解字》对“药”的解释为“能够治病的草”。然而，拉丁语中，西方药(Medicine)的语源是“治疗技术”。东方是草，西方是技术，语源是不同的。中国古代第一本医药著作《神农本草》中记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可见，早在传说中的神农氏时期，人们就发现了茶具有解毒的功效。秦汉时期的《神农食经》中说：“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在茶文化初步形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两篇极为重要的关于茶的文献：一为杜育的《荈赋》，一为《桐君采药录》。《荈赋》第一次完整地记载了茶叶从种植到品饮的全过程，最终以茶具有“调神和内，倦解慵除”的功效为结尾。《桐君采药录》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制药学专书。其中，茶与麦门东、檀药、大皂李、瓜芦木、当归、辛细、知母、虎掌、人参、丹参、房葵、委萎等中草药并列，在“苦菜”条目下详细阐释了其生长特点及药性，并特别强调了茶能使人“通宵不寐”的刺激作用。苦菜、茗、真茶、瓜木芦似是因地理和方言差异而形成的各种茶的“别名”，但大致可视为同一种植物。如“东人正作青茗”“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中国古代医书中关于各类中草药的记载一般是按照其名称、别名、性味、产地、生长情况、外部形态、采集时间、加工情况、药物畏恶等程序来编写，既有系统，又合乎科学，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类”。唐朝陆羽《茶经》大致也是按照这种医书的写作手法来记载“茶”的：“其味甘，槚也;不甘而苦，荈也;啜苦咽甘，茶也。”南朝梁陶弘景在编纂《神农本草经集注》时，将茶收录进了菜部上品苦菜条下。唐代再次修改编纂本草时，一方面在菜部对于陶弘景的错误做了纠正，另一方面在木部为茶设置了独立条目。《新修本草》总结道：“茗，苦，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渴，令人少睡，秋采之。苦，主下气，消宿食、作饮加茱萸葱姜等良。”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以辩证的观点指出了饮茶不当可能引起的副作用：“若虚寒及血弱之人，饮之既久，则脾胃恶寒，元气暗损，土不制水，精血潜虚，成痰饮，成痞胀，成痿痹，成黄瘦，成呕逆，成洞泻，成腹痛，成疝瘕，种种内伤，此茶之害也……人有嗜茶成瘾者，时时咀啜不止，久而伤营伤精，血不华色，黄瘁痿弱，抱病不悔，尤可叹惋。”
在中国古籍中，有许多关于茶可以防治疾病的记载，有的甚至说茶可治百病，为“万病之药”(见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有的说饮茶可以长寿(见宋代钱易《南部新书》)，而《茶经》提了6种功用，即可治“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和“百节不舒”。至明代，茶除了“止渴”“明目”“除烦”与《茶经》所提类似外，又加上了“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益思”“去腻”等6种，这样，仅《茶经》和《茶谱》两书就列出了12种功效。此外，在其他古籍中，还提出“轻身”或“令人瘦”“去人脂”“醒酒”或“解酒食毒”、除“瘘疮”治“伤暑”“能诵无忘”等效用。对茶的药用价值的认识，不独为中国人所特有。包括唐朝时期在文化、政治、经济方面全方位受到中国影响的日本，茶的神奇药效也被普遍颂扬：冈仓天心认为“茶以消除疲劳、悦志有力、宁神明目等功效著称，不仅仅可用于内服，还常常外敷于患部，用以对付风湿症状。”荣西禅师更专门撰文讨论“吃茶”与“养生”之间的关系，他称赞道：“茶也，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而茶之所有具有这种神奇功效，其理论依据在于茶能“安心”。因为“心脏是五脏之君子也，茶是五味之上首也，苦味是诸位之上味也，因兹心脏爱此味。心脏兴，则安诸脏也。”
此外，从文化比较的视野来看，法门寺出土的一套唐朝皇室所用茶具为“茶最早为药用”提供了物质证据。全套茶器中包括一套专门用于碎茶的鎏金银碾槽及银碾轴，由槽身、槽座、辖板所组成，槽身置于槽座之上，在造型上几乎与中药店里用的药碾子无异，底部錾有“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碾子一枚共重廿九两”字样。《茶经》中记载的称量茶的器具为一寸大小的四方形勺子。一勺茶注入一升水。这一勺大小的方形勺又名“方寸勺”，原本是称量药的器具。日本镰仓时代期末，在店门前和街角，出现了“一服茶一钱”的卖茶方式。其是指茶作为药“一服”所需的量是一钱，也就是按照用药的剂量和称量方式来卖茶。
从茶在西方的传播过程来看，茶最初也是以其药效和有益健康而为欧洲人所认知。最早出口到欧洲的绿茶，因为其苦涩的味道及其所宣传具有治疗功效，被认为是一种药饮。但与中国人将茶本身视为一种药不同，西方人是通过“茶能净化水，而水是身体健康的根本”这一逻辑建构茶的药理价值的。
茶叶、咖啡和可可可谓目前西方世界最为流行的几种饮料，实际上它们都是很晚才出现在西方的消费文化中，不过两三百年的历史。这些饮品毫无例外地全都源自于亚非拉等非西方国家，它们的“发现”与流行是随着17世纪以来欧洲帝国的殖民扩张以及全球贸易网络的建立而实现的。茶叶被西方人所“发现”和“认知”，也跟西方的园艺学、植物学、医学等的发展密切相关。在这之前，它们在各自的原产国实际上已经被当地人消费了千百年了，但是真正的“发现”是西方人将茶叶、咖啡、可可等植物从各种“有毒”的植物中区分看来，而通过科学知识“证明”茶叶等饮品是能够有益于人们的身体健康和情绪状态等，由此促进了茶叶在西方被大量消费。
对西方文献中的“茶”进行梳理，可见其最早也是引用和吸收中国人对于茶的认识。目前的西方文献最早可上溯至出版于1559年的一本航海小说，其中一位波斯旅行者转述了中国人对茶的药性的利用：“空腹饮用一两杯茶汤，能缓解发烧、头痛、胃痛、关节痛，茶应该趁热喝，越热越好。”1598年，在伦敦翻译出版了一部荷兰航海家和地理学家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的作品，其中详细描述了他在东印度的见闻以及日本人是如何泡茶和品茶的。到了17世纪，有关茶的论著迅速增加，1638年，31岁的荷兰医生科内利斯·邦特克用荷兰语撰写了面对大众的《茶——优异的草药》，对于茶的普及有很大的影响。此书第一部分的序言着重论述了“饮水的重要性”;第二部分“对于茶的担心、怀疑、错误认识”逐一加以驳斥、解释;第三部分按照身体部位讲“茶的效用”。最后是本书的主体“茶”，列出诸如茶是什么、应该怎样饮茶、最好的茶、茶的性质、适合于茶的水、可否长时间沸煮、煮水的工具、沏茶的工具、沏茶的方法等。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也指出，茶叶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大举进入英国并遍及许多人，这正好是由水传播的疾病消失，不再是人们死亡主要原因的时间点相契合。用煮沸的水来泡茶可以杀死水中大部分有害的细菌，它为大众提供了安全的饮用水。自英国16世纪开始对红茶推崇倍至并将其引种到其殖民地印度、锡兰以后，欧洲人习惯于在这种红色液体中加奶加糖再进行饮用。这种饮用方式使得茶的神秘属性减弱，而其极富营养、杀菌、廉价却给予人饱足感的实用性特征却大大提升，并在欧洲现代化工业革命中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推动作用。
三、茶之味：“环境—人—物”的互动结果
从生长于山间的植物到杯盏中待人们品饮的茶汤，“茶”经历了漫长的自然生长周期与极为复杂的加工过程。“茶之味”的“呈现”(present)，是茶树所提供之物质材料(鲜叶)与人工技艺的相互作用。其中，土壤、阳光、朝向、温度、湿度、植株密度、雨水等自然环境因素是决定鲜叶质量的关键，而将“鲜叶”转化为“茶叶”则要靠人所持有的“技术”对“物”进行操纵和把握，茶叶的制作实际上是“环境—人—物”相互作用的结果。
对茶青特点的准确定位与处理赖于人们对本土环境的感知，这是一种在地化的(localized)、具身化的(embodied)、手工艺人的“经验世界”，并且这种经验性知识也只能与处于同一社区空间中的群体共享。因此，茶叶制作技艺一方面毫无疑问是属于储藏于茶工身体内的“个体知识”，以身体为技艺之储存载体，不能为外力所转移或剥夺;另一方面又是内嵌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及被环境所吸纳的，通过建立于共同的物质环境之上的共同经验与感官触觉，只有当地人才能够领会。
品茶，就纯粹文化上的意义而言，是一种完全个性化和实时性的行为。人们对茶的感知(perception)存在于身体器官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中，不仅不同的主体对同一款茶会有不同的感受(sensation)，即使同一主体在具体情景下对某一款茶的感官经验也是不可复制的。因此，品茶实际上是一个指向差异化和个性化的过程，人们在此过程中被鼓励表达各自差异性的感受。对于品茶的主体而言，当人们在消费和品评茶的味道时，实际上已经包括了两个阶段的“感知”过程：第一阶段是吸收与接受了前人及周围的人对于茶香的特殊感官经验解释——这种“吸收”通过多次饮茶实践已经转化为一种储藏于身体中的嵌入知识(embedded knowledge);第二阶段为运用这一套集体性的感官经验与语言逻辑表达个体在品茶时的独特身体感受。就茶这一客体而言，其“香味”的呈现也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茶工们通过技术手段作用于当地的自然环境与物质，从而使一种自然属性的植物叶子转化成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之茶叶，这是茶味之初现(present)，是“环境—人—物”相互作用的结果;第二阶段的过程则更为复杂，包括物质环境、身体器官、话语、市场价值、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调适互动。品茶，不仅仅是茶香传达给人体感觉器官的客观化的生物刺激，同时还包括着能动者身体经验通过一套给定的文化图标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这是茶味的再现(represent)，它是真实世界的反映(reflection of the real world)。
四、茶之博弈：宗教、战争与商贸活动
对茶叶消费的影响
从宗教信仰与茶饮的关系来看，饮茶习俗在中国的兴盛与道教和佛教的推动也有莫大的关系。魏晋南北朝饮茶的兴盛与道教服食丹药寻求精神刺激有关，因饮茶能带来使人精神振奋的直接生理反应，故将茶视为“多服、久服不伤人”的“上药”，而未提及饮茶过多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在寺院庙旁、山谷间遍种茶树。此后，饮茶的习俗与佛教的普遍流行相得益彰。关于茶树的来历，佛教教义系统中甚至有一个美妙的神话故事来建构饮茶与参禅之间的密切关系。在佛教传说故事中，佛祖菩提达摩禅定时竟然睡着了，羞愤交加的达摩割下了自己的眼皮，而那些落地的眼皮后来就变成了茶树。而此后参禅的僧人之所以能入定不寐，就靠了饮用这达摩眼皮化生的茶树制成的茶饮，并由此建构起“禅茶一味”的佛家饮茶哲学。
在医药治疗尚未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上古时期，具有治疗功效的茶很容易被神化且被视为珍品。周武王伐纣时(公元前1135年)就有将茶叶作为供品的记载。据《礼记·地官》记载，“掌荼”和“聚荼”以供丧事之用。到了春秋时代(公元前722年至前491年)，茶叶产量增加，茶的作用开始由祭品向食品过渡，即由祭祀祖先和神明的食品向日常食用的食品过渡。《晏子春秋》说：“婴相(公元前514年左右)齐景公(公元前547年至前489年)时，食脱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茗菜耳。”可见公元前6世纪初，茶叶已发展到既是极品又是菜食了。三国魏华佗《食论》说：“苦茗久食，益思意。”《诗疏》云：“椒树、茱萸，蜀人作茶，吴人作茗，皆合煮其中以为食。”晋人傅咸《司隶教》说，“蜀妪作茶粥卖”。东晋郭璞注释《尔雅》：苦荼“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羹饮”。《广雅》说，“饮茶时，用米汤浇覆之”。《广志》说，或以米和膏煎之。杨华《膳夫经手录》中云：“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
隋唐两代，茶叶逐渐从社会上层社交饮料和方外思禅之物转变为大众饮品，为社会广泛接受，茶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经济和文化作用凸现。西汉以降，国内茶业市场不断壮大，茶商人数随之不断增长。茶叶贸易的兴盛始于唐宋，至明清达到空前规模。唐代茶商的力量骤强，茶商的人数、资本和活动区域大大扩张。白居易《琵琶行》就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之句，浮梁(今景德镇)就是当时国内茶商汇聚之地，而琵琶女之夫就是搞长途贩运的茶商。茶叶贸易的兴起也为唐朝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茶叶在唐代被列为与盐铁并重的专卖品，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开始征收茶税，从此茶税成为唐朝的重要财政来源，想来颇似今天烟草的地位。
从地理空间的分布来看，茶树的自然习性决定了其一般只能生长于南纬33°以北和北纬49°以南的地区。在中国，茶树最早发源于西南山区，制茶技术、饮茶习俗也最先发端兴盛于南方经济较繁荣地区。唐朝以前茶饮习俗的这种南北之分既是地理空间上的区分，也表现为族群空间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对峙。在传统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围绕着“十五寸雨量线”，南北方的对抗持续了两千余年。期间，或是游牧民族跨越长城，侵略和入主中原，或是卫青、霍去病、李靖等驰骋征战于漠北、阴山，双方虽不能以原有之文化形态去统一“他者”，但均未放弃文化和经济上的交往，而是形成了一种纷争其表，共存其内的密切关系。在梁任公所谓“中国之中国”形成过程中，原本作为经济作物的茶叶所起作用远远超出了作为单纯日用饮品，在文化涵化和传播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并成为文明发展的两大力量之纽带。茶叶贸易的繁荣，将南北方紧密地联系起来，双方的频繁互动，使南北方在文化和经济上的联系突破政治和疆域的限制，为大一统的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助力。茶叶贸易作为古代中央王朝边疆政策一枚重要的棋子，为双方均势提供了平衡点。
然而，在没有茶树分布的北方，茶叶这一“南方之嘉木”在游牧民族中的待遇却经历了从“水厄”“酪奴”到“仙茗”，从被视之为一种灾难到最终成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之饮品的戏剧性转变过程。
《世说新语》载：“晋司徒长史王濛好饮荼。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王濛时任司徒长史，嗜茶，每逢家中有客人到，必劝人饮茶。但客人中很多是从北方南迁而来的士族，并不习惯南方的饮茶习俗，因而每次要去王濛家之前，都背地里苦笑说“今天又要遭水灾了”。从“水厄”一说中也可以看出，虽然在当时的江南地区，饮茶早已成为一种习俗并且有像王濛这样的“茶痴”，但却并不能为从北方迁来的人普遍接受。“水厄”因此成为茶的一种贬称和戏语。据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正觉寺》记载：(刘缟)专习茗饮，彭城王谓缟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苍头水厄。”讲的是彭城王元勰讽刺刘缟“为什么不像王侯将相那样喜好山珍海味，却偏好南方奴才喝苦水呢!”
(大明太祖第十七子朱权所著的《茶谱》中列出10种茶具)出自：中科绿华绿色建筑
茶在南方被不喜爱饮茶之人贬称为“水厄”，而在北方，北魏尚书令王肃更为茶戏贬为北方人经常食用的奶酪的奴隶——酪奴。《洛阳伽蓝记》云：“(王)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道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经数年以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这段记载给了我们丰富的信息，一是可以看出当时南方和北方饮食殊易极大，但南北之间有交融，南方才学之士北上寻求施展政治抱负;二是北方人传统饮食为羊肉及奶酪，但此时茶尚未成为游牧民族消解油脂的必不可少的饮料;三是饮食与政治的关系。喜欢吃什么，怎么吃，如何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其实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紧密相关。因而，王肃的一番以食物对各国势力进行比喻的讨好回答起到了预期效果，引得孝文帝哈哈大笑并赞赏其才思敏捷。
但是没有多久，随着国内茶叶种植的扩大和饮茶之风的日益盛行，茶叶逐渐传入西部和北部边境，调整了游牧民族的饮食结构，“酪奴”“水厄”转而变成了“仙茗”。边境游牧民族长期以肉类和奶制品为主食，而茶叶富含维生素、单宁酸、茶碱等，能补充游牧民族所缺少的果蔬营养成分，并能化解油脂。此外，饮用滚开的热茶，可以杀灭细菌，也就减少了肠道以及血液寄生虫感染的机会。因此，中原汉族作为生活调剂品的茶叶，对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却像粮食和盐巴一样，成为生活必需品。一方面，由于北方的自然生态环境限制，不可能种植及加工茶叶，因而必须依靠从南方生产的茶叶。另一方面，自战国赵武灵王效仿游牧族群胡服骑射后，灵活机动的骑兵开始在战场上取代了笨重的战车，马匹在古代战争中的重要性日益凸现。中原汉人建立的政权要想与北方游牧族群的骑兵部队相抗衡就必须获得马匹。但是对汉人政权而言，马匹这种如此重要的战略物资却多产于西部和北部边疆的少数民族聚居的牧区。南北双方相互的需求由此产生了茶马互市制度。“茶马互市”初始多使用金帛。有唐代，茶业贸易成为唐朝廷充实边防，“以茶制边”的重要物资。两宋期间，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辽、金、西夏战事频仍，军队对马匹的需要更为迫切，以茶易马成为关系到宋朝存亡之要务，故宋设茶马司专司其职。据记载，宋代每年与边境民族易马达两万匹。蒙元政权统治中原时期，原本出于军事需要的茶马贸易暂时中断。明代，蒙古政权虽被逐，但其在北疆的势力仍然强大且当时西北诸蕃尚多观望的情况又使得明王朝不得不恢复茶马贸易。明初，中央政府在西北设茶马司，并参唐宋茶法，制较完善茶法。“明茶法有三，曰商茶，曰官茶，曰贡茶。商茶输课给引略如盐制，官茶贮边易马若征课钞，贡茶则上供同也。”可见，商茶和官茶乃是茶马互市的重心所在。
结语
茶叶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之物”，在人们消费其使用价值的同时，也被编织进社会的价值系统和文化实践当中。茶之名、茶之用、茶之味无一不是茶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在接纳茶叶的各社会群体中，随时间的流逝，茶叶承担了不尽相同的社会功能。茶叶在帝制中国的财政税收、华夷互动、族群认同、朝贡体系的维系等方面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它既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也成为近代中国进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各国竞相追逐的重要物资。宗教、战争与近代商贸活动对今天茶叶在全球范围内的消费产生了重要影响。
(来源：《民俗学论坛》，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茶人茶道做茶人，品茶道！教你学会品茶、识茶，泡茶，倡导健康饮食养生之道。免费的茶文化平台，赶快关注吧！
摘要
饮食是养生的基础，是人类维持生命的基本条件。要使人夏季，活得健康、愉快、充满活力和智慧，我们要注意不能满足于填饱肚子，要从“天人合一”角度理解生命。
一、注意养阳气、少冷饮
让人体顺应四季变化，安排合理的饮食调配，保证在不同季节，汲取人体必需的营养素，维持正常生理功能，真正起到养生长寿祛病目的。
夏季饮食，重要养阳气
阳气，中医泛指人体动能活动。中医认为：“阳气者，卫外而为固。”意思说，阳气对人体起到保护作用，可以使人身体健康，体质强壮，增强抵抗能力，免受自然界六淫之气的侵袭。
为什么人体在夏季，本来是阳气亢盛季节，还要注意保养人体阳气呢？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
春夏的特点，生发蓬勃，其性属阳。秋冬的特点，平静凝敛，其性属阴。阴阳本是矛盾的统一，四时交替，寒暑往来，是阴阳消长的反映，同时也是阴阳互根的体现。
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说：“夫阴根于阳，阳根于阴，阴以阳生，阳以阴长。所以圣人春夏则养阳，以为秋冬之地，……皆所以从其根也。”
张景岳说，夏季进行饮食养生，必须善于掌握人体的气血阴阳的偏胜偏衰，根据具体情况，分别配以不同的饮食。
比如，阳虚之人，其病每于春夏稍愈，秋冬加剧，调理必须于盛夏阳旺之时，即予以培补，至秋冬才可能减轻症状或减少复发。
中医强调冬病夏治。夏日三伏天，可用中药白芷、细辛、白芥子、桂枝研细末贴敷背俞、膏肓穴、定喘穴，治疗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等，均可获满意疗效。如能配合内服培补脾肾方药，疗效更佳。
中医“养阳”含义，包括养肾阳之义，肾阳为一身阳气之根，故古人春夏养阳要注意“从其根”，方能真正达到夏养阳的目的。
推而广之，凡慢性的阳虚类体质的人，如能采用这种“冬病夏养”的办法，于春夏之际，给予适当的食物，如韭菜、芥菜、葱、辣椒、姜等；或选用鲜荔枝、杨梅、桃、杏、桂圆、大枣等水果；或用养阳的药物来调治和保养，往往能收到奇效。
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以葱、蒜、韭、蒿、芥等辛辣之菜杂和而食。”《寿世保元》中亦说：“夏日伏阴在内，暖食尤宜”。
上面所举辛辣之菜及水果，可谓是夏季养阳的佳蔬良药。当然，如属阳旺之体，就不能再用过多温热之品以火上加油，相反则宜用寒凉甘润之品以壮水制火，使其阳平。
提示：夏季养阳，亦要因人具体对待，才能真正达到借夏天阳旺，来培植秋冬之不足。
夏季壮阳应少食冷饮
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多喜吃冷食冷饮。但是，养阳却要求，夏季少食冷饮。
因为，夏季人体皮肤毛孔疏松，散热较多，这就消耗了体内的阳气。如果贪冷饮，就会使阳气受到损伤，发生腹痛，腹泻，咳嗽气喘等疾病。
因此，夏季饮食要适当控制冷饮冷食量，进食的速度也不宜太快。
脾胃虚弱者，或小儿尤其应节制。当然，如果身体健康，在夏季吃些冷食，可起到清热解暑的作用。
平常阳气虚弱的男人，在夏季饮食方面，应借夏季自然界阳气旺盛之机，服用温热补阳的药品。
这样，可收到更好的治疗效果。阴虚，尽管因疾病所在的脏腑不同，而有多种多样的症状，但都有手脚发凉，喜暖，面色和舌质淡白，脉搏缓慢等特点。这样的男人，夏季更不宜吃冷食。
二、夏季学会避暑和避湿
在夏季，我们并不必掌握很多的中医名词术语。重要是在衣食住行，讲究‘天人合一’。
根据夏季特点与其他季节不同，特别在许多地方呈现出湿热交蒸气候特点，气温高、雨水多、湿度大，潮湿闷热，通常叫长夏，人们最容易因暑湿而患病。
特别南方，较为潮湿，暑热重、又湿重。饮食上就有所选择。暑气重，要选寒的、凉的，如吃点西瓜，湿重，就要吃去湿食物，如苦瓜、红小豆，莲子、薏米仁等，这类去湿效果显著。
但是，饮食上我们要学会了解食物性味，这样就懂得如何活学活用，可以根据自己体质来选择食物。
比如说西瓜，解暑，但是，脾胃虚寒的人，就要注意，不能多吃。”
三、夏季懂得喝姜茶、养脾阳
在夏季，人们往往只懂得喝凉茶降暑热，却不懂得喝点姜茶，养脾阳。
在南方的夏天，许多地方往往湿气较重，要懂得去湿热，不要贪凉，少用凉水，不要吃过多的冷饮，出出汗。
要让体内的郁热散发出去。比如，以前你煮绿豆汤解暑，那么，现在你最好放一半绿豆一半红豆。固为，红豆可以健脾除湿。
南方夏天喝凉茶，这是平常事。但是中医讲，夏季人体阳气，处于外泄状态，这时过多喝凉茶，就容易损伤脾胃之阳气，让食欲减少。这样，胃痛、腹泻都会出现。
夏天，是人体新陈代谢最旺盛时候，出汗很多，毛孔张开，如果贪凉，在出汗后，就吹冷风，或者空调太凉，这些都会损伤人体的阳气。
所以，凉茶不能多喝，尤其是脾胃功能较弱的人更要慎服。许多地方，夏天喝姜茶习俗，就起到了养脾阳除湿的作用。
四、女性特别护好肚脐脚
在夏季，很多女孩子爱漂亮，喜欢露背，露脐，这样有悖于中医养生。
中医认为，人背部是督脉所在，主管人体一身阳气。如果背部受寒，会阻碍全身阳气运行，而脐部神阕穴，属于任脉，任脉功能是调节气血，与女性月经、生殖等，有着密切关系。
脐部和背部受寒，不仅影响到脾胃，腹痛、腹泻、食欲不振等，女孩子还会痛经、月经紊乱，会对生殖有影响。
提示：不要忘了，衣服比漂亮，更重要，女孩子夏季穿衣打扮，不能太薄，其腹、背部，更要注意保暖。如在空调房间，最好披一件小外套保暖，以防中上阴暑。
在空调间，最好不要光脚。人体的阴脉，汇聚足心。足心最易受凉。为什么在夏天，穿稍厚的鞋，不会觉得热。不注意脚的保暖，会影响气血运行。
在天气很冷时，穿上暖和的鞋，可以明显增强御寒能力。寒从脚下起，脚暖则身暖。原本一些就怕冷的，夏天更要注意双脚保暖，少赤脚穿凉鞋。
五、平衡人体阴阳勿忘子午觉
《黄帝内经》上说：“夏三月，……夜卧早起，无厌于日。”《类修要诀·养生要诀》总结为：“春夏宜早起，秋冬任晏眠，晏忌日出后，早忌鸡鸣前。 ”
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夏季是万物生长最茂盛的季节，所以夏季养生就要注意“养长”。夏季起床时间，要比其他季节早，早到什么时间适宜呢？
古人认为不宜在鸡鸣之前，也就是最好在早晨5点到6点之间起床。那么什么时候睡觉最好呢？
因为夏季气候炎热，可以等暑热之气消散后，人的气息也比较平和时再睡觉，时间比其他季节稍晚一点儿，但是也不宜太晚，一般在晚上11时左右，古人提倡的子午觉非常符合夏季养生。
子午觉，是古人的睡眠养生法之一，即每天于子时、午时入睡，以达颐养天年的目的。子时是晚11时至次日凌晨1时，午时是中午11时至下午1时。
中医认为，子午之时是阴阳交接、极衰极盛的时候，体内气血阴阳极不平衡，应该要静卧休息，让气血慢慢恢复正常。
尤其是子时为一天中阴气最盛、阳气衰弱的时候，也是中医的经脉运行到肝、胆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段及时休息，最能养阴，睡眠质量最好，睡眠效果也最好，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有些人，尤其是中青年人，常常熬夜到凌晨两三点才睡觉，错误地认为只要睡够8小时，什么时候睡觉都一样，这是大错特错了。
子时不寐，肝、胆就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和养护，不仅睡眠质量差，还会出现皮肤粗糙、长黑斑、面色发黄等现象，尤其是肝功能受损的人更要注意不要熬夜，应该及时入睡。
午时则是阳气最盛、阴气衰弱的时候，此时应该小寐，尤其是夏季起床早，入睡晚，怎么才能保持充沛的精力呢，最好在午时小睡片刻。
如果不能够睡觉，也应“入静”，闭目养神，使身体得以平衡过渡。
据统计表明，老年人睡子午觉可降低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有防病保健意义。
午睡是个养生的好习惯，虽然时间短，它可在短时间内提升人们的“精气神”，自然获益多多。尤其夏季更应提倡。
中医认为，养生应讲究“天人合参”，即人与自然相通相应，要“法于阴阳，调于四时”。
要以阴阳为法则，按四季阴阳变化进行调整。夏季，以暑热为主要气候特点，昼长夜短，加之气温高， 湿热重，人们常常因夜间睡眠时间不足而精神不振。
因此少许的午睡，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中午片刻的休息，可以换来下午充沛的精力。
午睡时间应在30－50分钟，不要超过1小时，时间过长不仅会影响晚上的睡眠，还会使人醒来后昏昏沉沉，工作效率低，适得其反。
六、夏季养生饮食不可少
从“天人合一”角度理解生命，让人体顺应四季变化，安排合理的饮食调配，保证在不同季节，汲取人体必需的营养素，维持正常生理功能。
莲子养心
养心季节是夏，此时心脏最脆弱，暑热逼人容易烦躁伤心，易伤心血。
莲子芯的味道虽然比较苦，但可以清心火，是养心安神的佳品，亦可壮肠胃。
草莓解毒
夏季是盛产草莓的季节。食用草莓能促进人体细胞的形成，维持牙齿、骨、血管、肌肉的正常功能和促进伤口愈合，增强人体抵抗力，并且还有解毒作用。
草莓含有多种有机酸、果酸和果胶类物质，能分解食物中的脂肪，促进消化液分泌和胃肠蠕动，排除多余的胆固醇和有害重金属。
香蕉解乏
夏季出汗量大，易导致钠盐和钾盐的流失，钾是人体内不可缺少的常量元素，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功能。
人体一旦缺钾，容易疲倦乏力、嗜睡。香蕉含钾量丰富，每天可适量补充，另外，海藻类食品含钾也较多，如紫菜、海带等。
绿豆消暑
绿豆是最好的消暑食物，有清热解毒、明目降压、安神等功效。绿豆汤是常用的消暑解毒剂，常吃绿豆汤还可以消暑养胃。此外，黄瓜、丝瓜、苦瓜也是很好的消暑食物。
豌豆清肠
豌豆中富含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物质，尤其是含有优质蛋白质，可以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和康复能力。
而豌豆中富含的粗纤维，能促进大肠蠕动，保持大便顺畅，起到清洁大肠的作用。
茄子抗老
夏季对人体的损耗大，茄子中含有维生素E，有防止出血和抗衰老功能，常吃茄子能够延缓人体衰老。茄子是为数不多的紫色蔬菜之一，在它的紫皮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和维生素P，是其他蔬菜所不能替代的。
文章来源于公众号：中医养生
旷达斋 录 原创作者：余悦
中国国际茶文化创始会长王家扬先生关于《大美中国茶》＂图说＂系列的序言推送后，引起了读者对这套丛书的极大兴趣。现征得丛书主编余悦研究员同意，特转发《图说中国茶》一书。该书出版于2014年，却写作完成在10多年前。今天推送的是该书第一章第四节：＂明清：茶文化的普及＂。这节用简要的文字，介绍了明清茶文化的发展状况与特点，明末清初文人使茶亊走向雅致、雅志。
明清：茶文化的普及
在中国历史上，明、清是两个各自独立的王朝，是一个建立起来的帝国。然而，站在茶文化史的视野来看，两个王朝却有相同相似的联系，那就是：明、清却是吃茶的朝代，都是茶文化的普及时期。当然，两者也都有各自不同的流光溢彩。
明代，在中国茶文化史上，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有两项重大的改革措施，一是制茶与品饮方法的改革，一是饮茶器具的创新。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时期，由于茶课（税）轻利厚，所以民间广泛种植茶树，茶饮之风日盛。明《农政全书》有这样的记载：“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缺。”可见，明代茶饮之兴盛。在制茶方面，明代由散茶代替了团茶。
关于原因，有一种说法是：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颇懂民间疾苦，他听说茶农很苦，耗资很大，于是提倡节俭，下令废除制造进贡茶饼改成冲泡散茶。其实，朱元璋的作用只是推动了制茶改革，而并非由制作困茶改为散茶。因为散茶的制作和饮用，宋元时期就是存在的，并且民间饮用散茶的风气越来越盛。早在北苑御茶场制造奢侈的茶饼的同时，民间制作就多为散茶，一般称为“草茶”、“山茗”等。
元代《王桢农书》中对饼茶说：“此饼惟充贡，民间罕见之。”可见当时只有宫廷少数士大夫阶层仍在用茶饼，一般都以饮用散茶为主了。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朱元璋诏罢团饼，“惟令采芽、茶以进”，只是顺应了当时散茶在民间普及的潮流。而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以皇权为核心，皇帝旨意自然影响朝野。自此，正式结束了唐以来团茶的饮用史，奠定了散茶的地位。
茶的制作以炒青为主，炒青法虽然在唐宋时即有，但普及定型却是在明代。明人许次杼在《茶疏》中有一段炒青的说明：
生茶初摘，香气未透，必借火力以发其香。然性不耐劳，炒不宜久。多取入铛，则手力不匀；久于铛中，过熟而香散矣，甚且枯燥，不堪烹点。炒茶之器，最嫌新铁，铁腥一入，不复有香；尤忌脂腻，害甚于铁，须预取一铛，专供炊饮，无得别作他用。炒茶之薪，仅可树枝，不用干叶，干则火力猛炽，叶则易焰易灭。铛必磨莹，旋摘旋炒。一铛之内，仅容四两，先用文火焙软，次加武火催之，手加木指，急急抄转，以半熟为度。微俟香发，是其候矣，急用小扇抄置被笼。纯棉大纸衬底燥焙，积多候冷，入瓶收藏。人力若多，数铛数笼，人力即少，仅一铛二铛，亦须四、五竹笼，盖炒速而焙迟。燥湿不可相混，混则大减香力。一叶稍焦，全铛无用。然火虽俱猛，尤嫌铛冷，则枝叶不柔。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时期采用的高温杀青的炒青制法，能更好地保存茶叶的色、香、味、形。
清人蒋伯超在《通斋诗话》中说：“明人以瀹茗相高，碾煨从遂废焉。”茶形由团茶变成散茶后，饮茶方式也有相应的变革，茶由原来的研末而饮变成了沸水冲泡的瀹饮法。茶叶冲以开水，然后细品慢啜，透过袭人的茶香、酽醇的茶味以及清澈的茶汤，而领略茶天然之品性。散茶的这种饮法，能使茶叶固有的芳香味得到更好的发挥。
明代陈师在《禅寄笔谈》中还具体提到：“杭俗用细茗置瓯，以沸汤点之，名曰撮泡。”我们现在常用的茶叶冲泡即是沿袭这种泡法，特别是明代朱权于人元1440年前后编的《茶谱》，对于散茶的饮用作了详细的介绍。这本茶书除绪论外，分品茶、收茶、煮茶、薰香茶法、茶炉、茶灶、茶磨、茶碾、茶罗、茶架、茶匙、茶笼、茶瓯、茶瓶、煎汤法，品水等16则。书中反对使用蒸青团茶杂以诸香，独倡蒸青叶茶的煮法，“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被称为“开千古茗饮之宗”。从明代开始至今约有600余年。
随着散茶冲泡饮法的兴起，崇尚盏、碗的唐宋茶具同样需要“崇新改易”，出现了瓷器与紫砂茶具，尤其是推崇“景瓷宜陶”。当时人们在泡茶时，茶壶茶具要用开水洗涤，并用干净布擦干，茶杯中的茶渣必须先倒掉，然后再斟。茶盏也由宋代的黑釉瓷变成了白瓷或青花瓷，上等的是“薄如纸、白如玉、声如罄、明如镜”，的景德镇瓷器茶具。如此考究的做工，艺术价值也相当高。然而，明人更为好壶，尤其是紫砂壶，饮茶器皿“以紫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文震亨语）由于特点明显，明人对紫砂壶的追捧几近狂热的程度，以致“明制一壶，值抵中人一家产”。
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叶加工和品饮方式的简约化，使得这种简便寻常的生活艺术更广泛地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明代饮茶在广大民众中的普及，最为重要的体现是茶馆、茶楼的普遍存在和茶俗的更为完备。如果说“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俗人的开门七件事，那么，“茶药琴棋酒画书”（清·樊增祥）就是雅士的七件事了。在“俗七件”中，茶居于末位，而在文人雅士和官宦世家的“雅七件”中，茶居首位，这和当时明代重科举、文风盛、喜风雅有关。文人雅士在吟风弄月的同时，好以茶助兴以茶雅志。袁宏道更是毫不隐讳地说：“茗赏者上也，谭赏者次也，酒赏者下也。”
明代茶事的繁荣，另一个体现是茶学著作的丰富，现在可见者尚共有55部。先后有朱权的《茶谱》，田艺蘅的《煮泉小品》，屠隆的《茶说》，张源的《茶录》，许次纾的《茶疏》等，这些著作极大地丰富了茶文化的内容。从这些文献资料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明人对品饮艺术的追求和鉴赏，包括茶叶本身的真味与清香，品水之学，品饮环境，甚至对饮茶之人的多少和人品、品饮时间和地点等，都有明确的要求。
所谓“一人得神、两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冯可宾的《茶芥》提出了“无事”、“佳客”、“幽坐”、“吟诗”、“挥翰”、“徜徉”、“睡起”、“宿醒”、“清供”、“精舍”、“会心”、“鉴赏”、“文童”这十三宜，还有“不如法”、“恶具”、“主客不韵”、“冠裳苛礼”、“荤肴杂陈”、“忙冗”、“壁间案头多恶趣”七禁忌。许次纾也有类似的见解，在《茶疏·饮时》中写道品茗时的最佳状态：
心手闲适，披咏疲倦，意绪纷乱，听歌拍曲，歌罢曲终，杜门避事，鼓琴看画，夜深共语，明窗净几，洞房阿阁，宾主款吧狎，佳客小姬，访友夜归，风日晴和，轻阴微雨，小桥画肪，茂林修竹，课花则鸟，荷亭避暑，小院焚香，酒阑人散、儿辈斋馆，清幽寺院，名泉怪石。
上述两人都强调茶非饮而在品，即通过品茗达到精神上的愉悦，达到清心悦神，超脱凡尘的心理境界。
明末清初，茶风日趋纤弱，不少茶人以风流文事送日月，甚至皓首穷茶，一生泡在茶壶里，玩物丧志。而唐宋时期中国传统的茶艺形式趋于淡化，明代开始的清饮雅赏冲泡方式得以沿袭并占主导地位。通过茶馆的普及与家庭饮茶习俗，茶文化精神却在民间广为流传，与百姓的大众生活与纲常伦理紧密结合起来。
并且，明清时代，我国六大茶类生产已基本定型，除绿茶外，尚有黄茶、黑茶、白茶、以及红茶和乌龙，人们根据各地风俗习惯和民族嗜好选用不同茶类饮用。当时，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叶生产和出口国，成为生产多茶类、出口多茶类、饮用多茶类的茶叶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