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许多时候是一本陈年烂账，许多东西死无对证，对于唐代之前的云南茶叶而言，更是茫不可考。一些写云南茶史的文章，引经据典，将云南可考证的种茶史上溯到3000多年前，言必称“商周之际”。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本文的观点是，云南茶叶的信史只能从唐代算起，因为唐人樊绰将云南茶写进了《蛮书》，其是云南茶见诸于史籍最早最确切最可靠的记载。在唐代之前，也有一些典籍提到了西南地区的茶叶，但没有特指云南。我们可是假设说的是云南，但缺乏确凿的证据，只能算一种学术探讨之设想。
按照茶界的主流观点，云南茶产业始于商周，云南的濮人率先发现、驯化与利用野生茶树。“濮人种茶”作为一种假说，有其巨大的学术价值。由于唐代之前缺乏确凿的文字记载，无疑让这种假说含金量大为降低。本文尝试从社会经济发展、民族迁徙与融合等角度，来破解云南唐代以前濮人种茶之谜，以及云南三千年来茶叶种植文明是如何演变进化的。当然文章的主观推想成分多，还请方家不吝指正!
唐代之前的云南茶叶茫不可考
一提到云南茶叶，许多人会引经据典，罗列出一些唐代以前的典籍关于云南茶叶的记载。主要有以下这些：
1、巴国贡献茶，跟滇东北种茶的关系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钢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
质疑：这是巴志，说的是古代巴国之事。巴国的地理范围跟云南关系不大，勉强可以联系的是“西至僰道”。僰道是今宜宾，宜宾的旁边是云南的昭通。也就是说在历史上滇东北的昭通，有可能属于巴国的势力范围。但这只是假设，说明存在一种可能，但不能作为确切的证据。巴王作为诸侯国君，理所当然要向周武王上贡。《巴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份贡品清单：五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鴙、黄润鲜粉。贡品中有“茶”，但我们只能说有可能茶产自云南的滇东北。)
2、武王伐纣的濮国是不是云南濮人?
据《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在公元前1066年率南方八个小国讨伐纣王。八国即庸、蜀、羌、鬓、微、卢、彭、濮八个部族国。一些介绍云南茶叶历史的文章，于是发挥想象：其中鬓族濮族均祖居云南，鬓族分布在今牟定县，濮族分布面广，周秦时期称为百濮，其后裔分支很多，历代称呼为朴子、朴子蛮、布朗;蒲蛮、哈瓦、德昂、崩龙等。
质疑：其实在中国古代，濮人分布很广。商周时，分布在江汉流域及其以南，后散居今四川、贵州、云南等地,与百越杂处。
今天，历史学家对百濮族人的历史演变结果有三种流派:①战国以后演变为百越，发展为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各民族;②百濮与百越是两个不同的族体，元朝以后称蒲人，再后发展为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各民族;③前期之百濮与百越有密切关系，后期即为孟高棉语族各民族。
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的百濮族人，主要居住于今云南、贵州、四川至江汉流域以西一带，是今天操持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的彝族、哈尼族与土家族，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苗族，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布朗族，南亚语系·佤德昂语支的佤族和德昂族，汉藏语系·语族语支至今未定的仡佬族，以及部分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傣族(泰族)、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侗族等诸多少数民族的先民之一。
由此可见，濮人分布极广，参加武王伐纣的濮人不一定来自云南，而且濮人的族属非常复杂，至今没有定论。濮人不但是今云南布朗族、佤族、德昂族的祖先，也可能是彝族、哈尼族、土家族、侗族等的祖先，因为历史上民族融合，百越、百濮、氐羌存在相互融合之现象。比如彝族，不但是氐羌的后人，也包含着不少的百濮成分。)
3、产茶的汉代平夷县不是今天的云南富源
《华阳国志·南中志》中有“平夷县，郡治有珧津、安乐水，山出茶、蜜”的记载。据吴觉农《茶经述评》载：“平夷县约当今云南富源县地。”
质疑：这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云南富源叫平夷县，是在清顺治十四年。汉代的平夷县在今贵州毕节。且看历史真实记载：
古平夷，今贵州毕节。公元前111年置平夷县，治所在今毕节七星关区，隶牂柯郡。晋建兴元年(313)置平夷郡，平夷县为郡治，东晋文帝时改为平蛮郡、平蛮县。
富源，周秦时，属滇国。两汉时，属益州宛温县。两晋南北朝时，属宁州。隋朝，属益州开边县。唐朝，属盘州。南诏和大理国时，为摩弥部。元朝时，在境内北部设罗山县，属曲靖宣抚司。明洪武二十三年，废罗山县，新置平彝县卫，南部仍为亦佐县。清初，平彝县卫属云南都司、亦佐县属曲靖军民府。清顺治十四年，废亦佐县为平夷县。康熙三十四年，以平彝废卫、亦佐废县，建平彝县，属曲靖军民府。1954年，改称富源县至今。
4、“南中茶子”并没有特指云南所产
晋傅巽《七诲》：“蒲桃、宛柰、齐柿、燕粟、垣阳黄梨、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极石蜜。”
质疑：南中系东汉末时对今全滇和黔西北、川西南的总称。文章说茶子产于南中，但没有具体说产自南中哪里。我们只能假设，既然提到南中，很可能作者的本意包括云南。
由于唐之前没有确凿的文献记载云南产茶，所以云南茶产业的信史只能从唐代算起。唐人樊绰的《蛮书》写道：
“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
这被视为云南茶见诸于史籍最早最确切最可靠的记载!
逃离金沙江，古哀牢国隐藏濮人种茶秘密
要搞清楚云南三千年来茶叶种植加工与贸易传播路径，首先要解决哀牢国的族属问题，百濮、百越是怎么一回事，乌蛮、白蛮是怎么一回事，彝族是怎么一回事，而不是笼统地说濮人种茶，或者乌蛮种茶。
为什么哀牢国如此重要?是因为其地跟如今的云南茶叶主产区版纳、临沧、普洱、保山、大理、德宏等地重合。而且哀牢国的北部以氐羌为主，中部南部以濮越为主，正好与濮人种茶暗合。从地域与所居民族来看，古哀牢国无疑隐藏着濮人种茶的密码。
先说哀牢国的族属问题。两汉突然冒出来一个哀牢国，汉武帝之前的历史不可考。有人说哀牢国是氐羌系的国家，有人说是濮人建立的国家，有人说是傣族先民建立的国家。其实哀牢国并不是一个集权国家，而是部落酋长国，也就是几十个部落的联盟，部落叫小王，哀牢王是几十个小王(77王)的总王。哀牢的原住民以濮人(布朗、佤、德昂先民)、越人(傣族先民)为主，后来氐羌从北边南下，到了汉朝，形成北边是氐羌，南边是濮越的格局。哀牢王很可能是傣族先民。其实布朗族、佤族、德昂族、傣族的祖先曾经住在金沙江流域，乃至洱海、滇池一带，由于氐羌南下，濮越退到永昌一带，洱海与滇池成为氐羌人的势力范围。
我们再来说百濮、百越是怎么一回事。百言其多也。中国古代写史书的人，没有兴趣搞清楚边地的少数民族有哪些，经常笼统地说，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百越、百濮其实是一种偷懒的说法，把南方几百种部族简单化说成百濮、百越。而且最搞笑的是，濮、越可以通用，也就是同一个民族，一下叫濮，另一下又叫越。所以有现代学者主张濮越是一回事。
如同百越横跨几千公里，从江浙一直到越南都是百越，而且云南、缅甸的交界处还有滇越。百濮也是横垮几千里，汉水流域有濮人，巴蜀大地有濮人，云南还是有濮人，贵州北部也有濮人。许多地方的濮人，在文献记载中，一下记成濮人，一下记成越人。
由于古人偷懒，我们现在很难搞清楚百濮、百越究竟包括哪些民族。但我们可以从现存的傣族、布朗族、佤族、德昂族去溯源，根据这些民族的传说，都是说从北边南迁，也就是打仗打败了，从故土南逃，而且是在南逃途中，发现与利用野生茶树。传说中的故土在金沙江流域、洱海与滇池，沿着澜沧江、怒江两条江南逃，这两条江其实就是云南茶树种植的核心区，也是野生茶树的主要分布区。这是巧合，还是必然?
这样就可以大胆假设，以前住在古蜀国南边，深受古蜀文化、印度文化影响的布朗、佤、德昂与傣族先民，在两千多年前受两件事影响而南逃，一是氐羌人南下，二是秦王国灭古蜀国，造成民族大迁徙，其离开金沙江、滇池、洱海一带，在保山、大理南部、临沧、版纳、德宏与普洱，甚至缅北一带建立哀牢国。由于他们有巴蜀文化及古滇国的农耕文化底子，于是大幅度提升驯化野生茶树的水平。这是云南茶叶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第二缕曙光，是两汉及诸葛亮开发永昌郡带来的。
茶出银生，乌蛮种茶的兴起
我们再来说乌蛮、白蛮是怎么一回事。前文说到布朗、傣、佤、德昂先民离开故土南迁。其故土的洱海一带成为昆明人的天下，昆明人显然是氐羌系。但滇池一带比较复杂，濮越没有全部南迁，留下许多濮越人，而氐羌系南下滇池，称为叟人，还有古蜀人(还有一种说法叟人即蜀人)，在蜀国被秦灭了，也南逃滇池。故滇池一带的民族成份非常复杂，是濮越氐羌与蜀人的综合体，还有楚人庄蹻王滇，这就体现了杂交文化的优势，这就是战国到西汉，古滇国的青铜文化那么发达的原因。
两汉以降，直到唐代，我们可以哀牢山、元江为界，以南，是南逃的傣、布朗、佤、德昂先民的势力范围，以北为昆明人、叟人、楚人、蜀人、汉人，以及没南迁的濮越人的势力范围。哀牢山、元江北边的这些民族，从汉武帝征服西南夷开始，进行民族大融合，到了南北朝隋唐，形成乌蛮与白蛮两大集团。
唐代人说的乌蛮、白蛮，不是具体指哪个民族，而是汉化程度高的叫白蛮，汉化程度低的叫乌蛮。
而且乌蛮、白蛮是多民族大融合后形成的，里面有氐羌、汉、濮越、蜀、楚多种成分，但总体来说，白蛮以氐羌、傣族、汉文化的融合为主，乌蛮保留的原生态氐羌文化更多些，并融入一些濮人文化。
最后我们来说下彝族。彝族，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建国初期将若干个区别较大的民族，拼成一个彝族。从大的方面来说，彝族是氐羌、古蜀人、濮人的杂交融合体，以氐羌为主。彝族有三个源头，一是云南的禄劝、东川、昭通葡萄井一带的六祖分支体系，二是永昌郡源头，三是四川大凉山源头。
为什么要提乌蛮、白蛮与彝族，是因为南诏国时期，继濮人种茶之后，乌蛮系民族也纷纷种茶，比如如今的彝族、哈尼族的先民开始种茶。但我们要搞清楚的是，乌蛮民族中包含有大量的濮人成分。因为氐羌系的乌蛮诸族在势力扩张时，将许多濮人部落征服，大量濮人融入到乌蛮中。也就是乌蛮以氐羌血统为主，南下途中，在四川融合有古蜀人、濮人血统，到了云南融合有濮人血统。
乌蛮种茶，是继承濮人的衣钵，而且乌蛮包含有非常重的濮人血统，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南诏国时期，乌蛮主要居住在哀牢山、元江以北。哀牢山、元江以南主要是濮越居住。而云南茶叶主产区主要是在哀牢山以南，也就是南诏国云南种茶的主体民族还是濮人。不过这时已经有一些乌蛮系民族，越过哀牢山、红河南下，比如哈尼族的先民南迁到景东。唐代的景东是南诏银生府驻地，同时也是《蛮书》记载的“茶出银生”所在地。
“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茶出银生城界诸山”。银生城，有两种说法，一在版纳，二在景东。在景东的说法是主流。本文即采用银生城在景东的说法。“城界诸山”，意味着茶山离银生城不远，很可能在今天的景东、南涧一带。唐代的景东境内，居住昔扑(濮人)、和泥(哈尼族先民)，后来南边的傣族势力北扩，景东在南诏末期被傣族征服。这表明在景东种茶的很可能是濮人(昔扑)与乌蛮(和泥)。也意味着，从唐代开始，云南种茶的民族越来越多，不再是濮人的专利。南诏国时期，云南种茶还是以濮人为主，但乌蛮种茶已经兴起。
二是“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这剧透了蒙舍蛮的饮茶方式。南诏国发源于蒙舍，即今天的巍山一带。蒙舍蛮，其实是指代南诏统治中心地区的国民，也就是说南诏的老百姓煎煮茶叶，要加一些东西跟茶叶一起煮来喝。这里不能将蒙舍蛮当成真正种茶的濮人与乌蛮，因为文字只提到他们怎样喝茶，而没有提到他们种茶、制茶。也就是，南诏国的濮人与乌蛮种茶制茶(散收，无采造法)，而其统治中心地区的国民(蒙舍蛮)喝茶(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而且不能将蒙舍蛮狭隘地理解成巍山的“乌蛮别种”。因为蒙舍蛮这个“乌蛮别种”从巍山出发，征服了其他“五诏”，并建立了强大的南诏国，蒙舍蛮很多场合成为了南诏国的代名词。
虽然茶出银生，乌蛮已经开始种茶。但在唐代，还是以濮人种茶为主。在唐代，越过哀牢山、元江，迁居澜沧江中下游的乌蛮人还不是很多。
到了元代以后，迁往澜沧江中下游、怒江中游的乌蛮人越来越多，这些人中许多都种茶。宋元时期，哈尼族、彝族、拉祜族，与布朗族、佤族、德昂族一起成为种茶的主体民族。
明代以后，汉族也成为了种茶的主力之一。苗族、瑶族也从贵州迁到产茶的云南南部、西南部，其中也有许多人种茶。至于傣族，其跟布朗族的种茶历史一样悠久，因为濮越民族几千年大杂居，作为百越人的傣族肯定很早就受了濮人的影响，也种茶。只是傣族多住在坝区，种水稻为主，不以山区作物——茶叶为重点。而傣族的近亲壮族，也有一些在文山与红河种茶。
这样一来，云南的民族中，布朗族、佤族、德昂族、拉祜族、基诺族普遍种茶，彝族、哈尼族、景颇族、汉族种茶的也多，苗族、瑶族、傈僳族等也有一些种茶。
古蜀国与濮人南迁带来茶叶种植文明
前文说到，春秋战国时期，原住金沙江流域，滇池、洱海一带的傣、布朗、佤、德昂先民南迁到临沧、版纳、保山、德宏、普洱一带，建立哀牢王国。那在他们南迁之前，怒江、澜沧江中下游流域居住的是什么民族?是布朗、佤、德昂先民的亲戚——讲南亚语系的孟高棉族群。
孟人、高棉人是东南亚、云南的原住民，也曾经是东南亚势力最大的民族集团。商周时期，孟高棉族系的人，北扩到金沙江，与古蜀国文化融合，成为百濮族群的一部分，这些深受巴蜀文化影响的孟高棉人，就是当今布朗、佤、德昂的先民。后来，他们与傣族先民一起沿澜沧江、怒江南迁，其实也是征服当地土著的过程。这些土著跟布朗、佤、德昂先民一样，也是孟高棉族群，只是未受古蜀国影响，因为他们是临沧、版纳与普洱的土著，故被称为“本人”，也就是本地人的意思。这就是在普洱茶的核心产区，我们会经常遇见“本人”一词的原因。
我们现在对东南亚、云南曾经势力最大的孟高棉族群做一个小结。孟高棉人是一南一北最为发达，中间最为落后。南边的柬埔寨、泰国南部、缅甸南部是印度文明的传播范围，土著文化跟南印巴利语文化接触，催生了灿烂的高棉文化(柬埔寨)、孟人文化(缅甸南部)，合称孟高棉文化。北部受巴蜀、古滇国文化的影响，成为中国百濮族群的一部分。在南北之间，由于远离巴蜀与印度这两个区域文化中心，是最落后的一部分。布朗、佤、德昂、傣的先民南下，就是先进的外地人征服落后的本地人之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南一北落后的中间部分，也有少数较为发达的地区。其主要位于古代交通要道两侧附近，比如繁华的蜀身毒道(南方丝绸之路)沿线，但难掩大部分地区落后之事实。
把濮越与孟高棉梳理清楚了，就可以对茶树驯化种植史进行分期。
分期的依据是先进的巴蜀茶叶种植文明南下，改造提升云南怒江中游、澜沧江中下游落后的茶种与野生茶驯化技术。其让云南茶叶种植由蒙昧走向了文明——濮人种茶。
而汉武帝征服西南夷，东汉初年的哀牢国归汉，成立永昌郡，诸葛亮治理南中，大开中原先进农耕文化涌入之门，则大幅度提升了濮人种茶的水平。继而是唐宋时期乌蛮种茶的兴起，以及明清时期汉人也成为云南种茶的主力之一。需要指出的是，明清时期中原茶文化对云南的影响，主要来自江南。也就是说，在明代以前，云南的茶叶种植加工主要受巴蜀先进的农耕文化的影响，明代以后主要受江南农耕文化的影响。民国直到现代，是以西方为师，学习现代种茶体系。
云南茶树驯化史：从以巴蜀为师到江南的影响，
云南茶树驯化种植史分期如下：
1、濮人种茶时期(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从哀牢国到永昌郡)
在三千年前的商周时期，中国西南与东南亚中北部及印度东北部都在驯化与利用野生茶树，其中水平最高的是巴人蜀人，其次是云南金沙江流域一带受巴蜀文化影响的濮越族群，最落后的是云南西南部、东南亚中北部的孟高棉族群，因为他们远离巴蜀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传播区域，原始农业很难让驯化野生茶树有质的飞跃。很有可能，野生茶变为栽培型茶树的关键一环，是由古巴蜀人、古濮越人完成的。后来居住在蜀国南方边地的古濮越人南迁，将先进的茶种与驯化野生茶技术带到澜沧江中下游、怒江中游一带，让云南茶产业的主产区进入了濮人种茶时期。
其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金沙江流域、滇池、洱海先进的濮人从春秋、战国起，南迁到保山、德宏、大理南部、临沧、普洱、版纳一带，建立哀牢国，初步提升了当地的茶叶驯化种植水平。二是两汉、三国、魏晋，哀牢国故地纳入永昌郡管辖，濮人种茶进入了永昌郡时期，由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水平进一步提升。
2、茶出银生时期(唐宋元：濮人、乌蛮成为云南种茶两大主体民族)
唐代的南诏国时期，云南种茶以濮人为主，但越过哀牢山南下澜沧江、怒江流域的一些乌蛮人已经开始种茶，这标志着乌蛮种茶的兴起。到了宋代的大理国，乃至元朝，越来越多的乌蛮南下云南茶叶的主产区，这意味着濮人与乌蛮成为云南两个主要的种茶民族。
3、江南茶文化传播时期(明清：继濮人、乌蛮之后，汉人成为种茶的主力之一)
明代以来，江南的汉人纷纷进入云南，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文化。这标志着云南茶叶的种植文明由学习巴蜀，转向了学习江南先进的茶叶种植技术之时期。
4、现代茶文化传播时期(民国、新中国：现代茶产业传入并逐渐主导云南茶叶种植)
文/白马非马
请上帝喝茶工作室出品
书接上文，在濮人成功驯化出栽培型茶树之前，云南地区先后存在诸多文明，其中不乏掌握了先进技术的族团，但他们却都未完成驯茶和种茶，那么，战国时期至东汉末年的这800年间，割据一方的几大云南古国，为什么都没有完成看似简单的驯化茶种？
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聊聊当年云南四大族团的概况及茶叶利用史，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史料，文物等物证的相对匮乏，云南的族团，古国等古代史领域仍留有诸多谜题，这篇文章旨在让茶友们了解濮人种茶的相关背景知识，对这一云南茶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形成大局观和宏观理解。
大理银鎏金镶珠金翅鸟，滇文化代表之一
氐羌族团与古滇国
我们先来了解下如今云南彝、白等族的共同祖先——氐羌族团，早在春秋晚期，氐羌人就从陕、甘、川等西北地区一路南下，进入云南，公元前278年，楚国将军“庄蹻”率军讨伐滇池后，被秦军断了回家的后路，选择自立为滇王，在如今的滇池一带建立城池，并与当地的氐羌人等民族融合共存，后世称这一割据政权为滇国。
贮贝器
古滇国是融合了先进楚文化与滇文化的文明，来自楚人的那部分，使其擅长青铜冶炼，留下了不少形态精美，形态独特的青铜器，比如“贮贝器”的盖面上就浇铸了古滇人当时祭祀、受贡、征战、狩猎、出巡等场景，再比如今藏于云南省博的镇馆之宝——牛虎铜案，也出自古滇人之手。
古滇人也继承了很多氐羌文化，其以“天”为原始崇拜对象，称天为颠，以高山为天，由此演化出了自称为滇、山顶为巅、头顶为颠、头疾为癫等文化，其后裔彝族、白族则以山鹰为天，滇池的含义也正是天之池或鹰之海，中原人则称其为“滇濮”。
《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汉书·西南夷传》记载，秦国一统七国后，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以积薪烧岩的办法开山凿岩，打通了一条通往云南的“五尺道”，实现过对古滇国的短暂征服，秦后，汉武帝于公元前108年征西南夷，滇王拱手降汉，武帝赐下滇王金印后，将滇国归入益州郡之内。
滇王金印
濮越族团与哀牢国
与古滇国的民族融合情况相似，哀牢古国也是由“濮”，“越”两大族群共同建立的（学界称其为濮越族团或濮闽族团），其中“濮”自然是属于孟-高棉语系的云南濮人，而“越”则是属于壮傣语族的傣族祖先。
傣族先民是从华南的百越地区迁徙到云南的，《史记·西南夷列传》称其为“滇越”，文明程度也比尚处于采集文明的濮人更高一些，当两大族群在云南相遇，便逐渐融合形成了主从关系，濮人也从血缘关系更密切的孟-高棉族团慢慢脱离，成为傣族先民进入云南后最早的依附民族。（这种主从关系是当时社会条件下的必然选择，此处仅作说明，没有其他含义）
公元前5世纪初，濮越族团建立起哀牢古国（本质上为部落联盟），其盟主国为“勐达光”（中心盟国），首领被尊称为“哀牢”，《史记》则称其为“乘象国”，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宣布归附汉朝，后中原政权在此设永昌郡。
濮越族团的影响力还不止于此，在如今的德宏、缅北一带，濮越人以勐卯（今瑞丽）为中心，建立起比哀牢古国更强盛的部落联盟，也即云南古代史中著名的“勐卯古国”。
汉族入滇引起的连锁反应
继氐羌族团的古滇国，濮越族团的哀牢国和勐卯古国之后，最后一个登场的是以汉族为代表的“南中大姓”，自“秦开三尺道，汉通西南夷”后，汉人开始进入云南，汉武帝时期建立益州郡后，汉族移民以屯垦戍边、逃难迁徙的形式聚居在滇东北，一部份夷人也依附其中。
在南中（中原政权对滇东北和蜀南一带的统称）这种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朝廷派来的太守，本地的土著夷酋、根深蒂固的大姓，彼此之间相互争斗，又相互依存，逐渐形成了割据一方的“南中大姓”。
在多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不止是蛮夷被汉化，也有一些深受夷人影响的汉人，举个例子，受《三国演义》及各种影视剧文化影响，诸葛亮南征时七擒的孟获，在很多人心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蛮族，但据学界研究，真实的孟获并非外夷，而是被夷化后的当地汉人豪强，属于“南中大姓”势力。
由于文化先进，技术发达，汉族抵达云南的时间最晚，但影响却是最大的，首当其冲的就是其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张，所造成的对其他族团的冲击，进而导致的一系列链式反应。
汉人在云南扎稳脚跟后，随即选择南下西进，被挤压的氐羌族团只好向着濮越族团的势力范围迁徙，正好此时又发生了“哀牢王柳貌归汉事件”，失去自由的哀牢人又要面对来自氐羌人的威胁，两个族团就此结下了梁子。
哀牢王柳貌示意图
七年之后，新一任哀牢王“类牢”宣布反汉，东汉随即从洱海周边调集氐羌人进入哀牢平叛，反汉失败后，濮越族团的势力进一步收缩，氐羌族团也得到了在哀牢北部发展的机会。
受到压迫的濮越族团，大部分都选择再次迁徙，其中一部分远走怒江以西，在这里重新建立了“勐达光”（后称掸国），一部分投靠了由濮越族团建立的勐卯古国，还有一些则深入滇南，驱赶走此地的高棉人，占据了这里大部分土地。
这些地方，正是如今的版纳、临沧、普洱一带，这里现在也是傣族、布朗族、佤族的聚居地，还有一部分当年因各种原因依然留在当地的高棉人后裔，其他民族一般称其为“本人”，即本地人的意思。
古滇四雄均未植茶
到这里，我们已经将东汉末年之前的云南势力简要介绍完毕，这其中有离巴蜀文明（最早驯化出茶种）很近，发展较好的氐羌族团（古滇国等）；有被称为“水稻专家”，农耕发达的濮越族团（傣族先民和云南濮人）；有兴起较晚，但实力最强的汉人势力（南中大姓）；也有“本地人”孟-高棉语族（高棉人）...
这么多的势力，都有哪些接触并消费茶叶？又有哪些有引种茶叶？是否有成功培育出栽培型云南大叶种茶树的？
我们先来看最早来到云南的势力之一——氐羌族团，迄今为止，虽然没有文物、史料等实物能直接证明以古滇人为代表的氐羌族团会饮用茶叶，但结合巴蜀文明的影响和当时的时代背景，茶虽然不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上层古滇人喝到巴蜀茶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举个例子，与古滇国不远的四川广汉市西北部，曾出土过令世界震惊的三星堆文明，这不止是因为那些青铜器飘逸超脱的造型，更在于这些青铜器的化学成份与四川乃至华夏文明范围内的地区都不同，却与同时期的米坦尼、迈锡尼等地中海青铜文明使用的一致，都是来自大月氏国（今阿富汗）。
（注：三星堆青铜器矿源的说法不一，有“瑞昌铜岭商周矿冶说”、“金道锡行说”等，“阿富汗说”为其中之一，这里仅作副证参考）
更直接的证明是，通过碳年龄测定后，之前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寺遗址发现的一组有机残存物，被认定为是距今约1800年的茶叶，这表明在公元3世纪左右，茶叶已经被输送到海拔4500米，生存环境严酷的西藏古象雄王国，而文明程度相当，运输更加方便的上层氐羌族团，消费来自巴蜀地区的茶叶也是非常合理的。
不过，氐羌族团世居的滇北地区，至今没有发现大型古茶树群落资源，以及与茶有关的文物、纹饰，而在彝、傈僳、哈尼、阿昌、拉祜等氐羌族团后裔中，最早的茶传说也不过是明显受到了汉文化影响的“武候遗种”和“孔明兴茶”，并没有像濮人那种从远古时代流传至今的茶史诗。
古人对其的记载也是如此，唐朝《蛮书》中那句“茶出银生城界诸山”，被公认是云南植茶史的文字记录开端，也说明了当时的上层氐羌后裔在模仿初唐茶风时，也并不在当地种茶，而是依靠滇南茶山供给。
因此，综合目前所发现的各项证据来看，陆离认为在东汉末年之前，氐羌族团虽然会偶尔消费巴蜀茶，但并不种茶，也就没有引种蜀茶，更没有培育出栽培型大叶种茶树。
属氐羌族团后裔的彝族老人，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对比，大家觉得有相似之处吗？
而汉人势力的情况如何呢？首先，“南中大姓”的上层饮茶一事肯定是板上钉钉，西汉时以茶为药，《神农本草经》也将茶列为安心益气，聪察少卧，轻身耐老的上品药材，茶是当时在中原社会中上层里普遍流行的饮品，南中的太守、官吏等上层自然都会有所接触。
那么，比氐羌族团文明程度更高，实力更强的南中汉人，是否会从巴蜀地区引种茶叶呢？这个问题相对难把握，一方面，滇北昆明、大理古时就有感通茶这一名茶，也有与蜀茶同源的“小叶茶种”。
另一方面，又缺乏证据能间接或直接证实当时的滇北已经产茶，再加上驯化茶种，培育茶树是需要多年才能完成的系统性工程，南中地区的政局又一直是动荡不安的，综上所述，陆离保守认为在东汉末年之前，云南的汉人势力并没有规模种茶，更没有完成培育出栽培型大叶种茶树的重任。
既然实力较强的氐羌族团和南中汉人都对植茶不感兴趣，那实力较弱，对滇南情况了然于心的“本地人”孟-高棉语族，又是否会对植茶产生兴趣呢？这里我们采用假设的方法来反证。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孟-高棉语族所处的滇西南一带，拥有着极其丰富的野生茶树资源，以采集游猎为生的孟-高棉语族，也一定会有采摘和食用野茶的习惯，这属于之前提到过的“初步驯化茶种”阶段，但在“充分驯化茶种”上，各个方面的验证都得向了否定的结果。
上文提到，孟-高棉语族（孟人、高棉人）的文明中心在如今的柬埔寨一带，滇西南已经是他们的势力边缘，如果高棉人在东汉末年之前已经培育出了栽培型茶树，那如今的柬埔寨等地区应该有遗存下的大片古茶园，再不济也会留下一些种茶痕迹。
高棉人遗存下的著名建筑奇观——吴哥窟
如果说曾经种下的茶树可能会随着人的迁徙而被雨林泯灭，那当地人也一定会有古老的茶俗和茶食，但这些都没有被发现，更何况当古滇国兴盛和汉人迁入云南知识，高棉人还没有进入农耕文明，社会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社会条件，并不具备培育栽培型古树的条件。
可能的对象被一一排除后，最后只剩下居住在哀牢古国，依附于傣族先民的云南濮人了。与孟-高棉语族的情况相似，云南濮人也在充分利用野生型茶树，但现有的史料都指向了一点，那就是在东汉末年以前，濮人尚未培育出栽培型茶树。
哀牢古国是一个与周边国家常有贸易的势力，东晋时期记录中国西南地区的《华阳国志》，以及二十四史之一的《后汉书》中，都留下了当地“宜五谷蚕桑，出矿产宝货，珍奇异兽”的记载，甚至连濮竹，桐华布，兰干布等琐细特产都有收录，唯独却没有产茶方面的记载。
此外，有关云南产茶的最早文字记录《蛮书》中，也说“银生城界诸山”，“诸山”已经被认定在今普洱一带，而不在永昌这一哀牢故地，实际上哀牢古国也没有留下栽培型古茶树、文献古籍，民俗史诗等任何记载，因此，目前所掌握的证据只能证明，哀牢古国时期的云南濮人尚未开始植茶。
那么，濮人又是在什么原因下才开始种茶的？为了让茶友们更全面，更容易地理解濮人植茶的全貌，下篇专题文章，将采取“濮人是不是云南最早的茶农？为什么是濮人最早植茶？濮人是如何完成植茶的？”的顺序和大家一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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