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我国共有43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
明 丁云鹏 玉川煮茶图轴
说到制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使用茶叶的国家。数千年来，我国劳动人民在茶的培育、采制、品饮、应用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所以，此次元旦假期为读者推荐的好书就是故宫经典系列——《故宫贡茶图典》。书中收录了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清代贡茶，以产地、品种为编目，增加省份概述、茶样审评、文献参考等相关内容，较为系统地对清代贡茶进行发掘与研究。下面就让我们品一盏香茗，读一卷经典，享受阅读的美好时光。
《故宫贡茶图典》封面
贡茶文化是中国古代茶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茶文化之一。作为皇家专用的茶叶，贡茶精选全国各地的优质茶叶，通过严苛筛选，精心加工制成。从茶叶原料、加工水平及其外包装等方面来看，贡茶都是历代茶叶最高水平的代表。
清代是中国古代贡茶文化发展的顶峰。古籍资料、清宫记档及故宫院藏的四百余件茶文物，让我们能够一览千百年来茶叶产区、品类变化，遍寻各具特色、各有千秋的地方名茶。
《故宫贡茶图典》内文页
安 徽
徽茶名目繁多，所载有开火茶、苦茶、雀舌、莲心、金芽、北源茶、紫霞茶、翠云茶、雅山茶、片茶、仙芝、嫩蕊、金地茶、茗地源茶、仙人掌茶，以及梅花片、兰花头、松萝茶等。安徽茶叶以六安州所产最为著名。六安茶进贡始于明代。到清代，清光绪《六安州志》载：“天下产茶州县数十，惟六安茶为宫廷常进之品。”
银针茶
银针茶产自原安徽六安州及其所属霍山县(今安徽省六安市及所辖霍山县)。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纂修的《霍山县志》中记载：“本山货属，以茶为冠。其品之最上者，曰银针。”银针取枝顶一枪。银针茶与同产自霍山的雀舌茶、梅片茶等都作为贡品入贡。
银针茶
茶叶罐 长 19.5 厘米 宽 8 厘米 高 23.5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梅片贡茶
梅片贡茶产自原安徽六安州及所属霍山县(今安徽省六安市及所辖霍山县)。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纂修的《霍山县志》中记载：“本山货属，以茶为冠。其品之最上者，曰银针，次曰雀舌，又次曰梅花片。”银针取枝顶一枪，雀舌取枝顶二叶微展者，梅花片则是选择最嫩的茶叶。这几类茶叶一直是重要的贡茶品类，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安徽巡抚讬庸进银针、雀舌、梅片茶各四十瓶。
梅片贡茶
茶叶罐 长 20 厘米 宽 9.5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珠兰茶
清代珠兰茶与银针茶、梅片贡茶等同为安徽重要的贡茶品类。与其他类茶叶多以茶叶罐包装不同，珠兰茶的包装是以“桶”为单位的，这种桶的规格要比常见的茶叶匣大得多。
珠兰茶
茶叶罐 长 42 厘米 宽 37.5 厘米
高 30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福 建
福建贡茶，向为官家所重，而建宁茶甚至名甲天下。建茶见重于世，始于宋代。建州茶成名甚早，且进贡时期自宋迄清，持续甚久。
武夷茶
武夷茶产自福建武夷山(今福建省武夷山地区)。清代有多种武夷茶入贡，包括武夷茶、小种花香、岩顶花香茶、莲心花茶等。
武夷茶
茶叶匣 长 50.5 厘米 宽 11.5 厘米
高 20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岩顶花香茶
武夷山山顶因土质稀少，故称“岩”，岩顶花香即产自武夷山上的茶叶。清代产自武夷山区的茶叶大量进贡，在档案中可见的有武夷茶、岩顶花香茶、小种花香茶、天柱花香茶、工夫花香茶、莲心茶、莲心尖茶等数种。
岩顶花香茶
外盒 长30厘米 宽18厘米 高11厘米
茶叶罐 长6.8厘米 宽4.7厘米 高9.5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花香茶
花香茶产自福建武夷山区(今福建省武夷山地区)，是清代武夷岩茶中重要的茶品之一，也是清代武夷贡茶的重要品类。如乾隆三十年(1765)二月九日，福建巡抚定长进花香茶二十七瓶。图中所示茶叶罐为锡罐，四花瓣形，顶口有黄色封签，上有“花香茶”字样。内茶叶满罐，茶叶卷曲均匀，茶芽细嫩。
花香茶
茶叶罐 长 19.5 厘米 宽 19.5 厘米 高 28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贵 州
按民国时期任可澄撰《贵州通志》记载，贵州各属均产茶，区域分布极广。其中以贵阳府贵定县云雾山产最为有名。贵州茶种类繁多，据记载，大致有石阡茶、湄潭眉尖茶、东山茶、坡柳茶、珠兰茶、安顺茶、高树茶、晏茶、丛茶、毛尖、苦茶、老鹰茶、苦丁茶、女儿茶、甜茶等品类名目。贵州茶叶品质上佳。《贵州通志》记载：“诸处产茶，色味颇佳。”其中，“贵定云雾山产最有名。惜产量太少，得之极不易。
贵定芽茶
贵定芽茶产自原贵州贵阳府贵定县(今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定县)。乾隆六年(1741)《贵州通志》记载，贵阳府物产中，“茶：产龙里东苗坡，及贵定翁栗冲、五柯树、摆耳诸处”。在清代文献档案中，贵州的贵定芽茶和龙里芽茶也是当地主要的贡茶品类。
贵定芽茶
茶叶罐 长 14.5 厘米 宽 8 厘米 高 16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湖 北
湖北茶叶产地分布较为广泛，据清代洪亮吉所撰《乾隆府厅州县图志》载，湖北全省十府，贡茶地区主要有武昌府、宜昌府、施南府等，凡三府。据乾隆《湖广通志》记载，湖北产茶以武昌府通山县最为著名。其名目则有坡山凤髓、桃花绝品、仙人掌茶等。
通山茶
通山茶原湖北武昌府通山县(今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为湖北传统贡茶。清代，通山茶是湖北最重要的贡茶品类之一。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湖广总督特成额进通山茶五箱，计五十瓶。
通山茶
茶叶罐 长 21 厘米 宽 6.5 厘米 高 27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湖 南
湖南产茶，历史较早，五代时即有贡茶记载，且额量不在少数。湘茶产地，分布较广，《宋史·地理志》称：“荆湖南北路，大率有材木茗荈之饶。”而《宋史·食货志》则称：“茶出潭、岳、辰、澧州。”又《明史·食货志》载：“产茶之地……湖广武昌、荆州、长沙、宝庆。”《本草纲目》：“楚之茶，则有……湖南之白露、长沙之铁色、岳州之巴陵、辰州之溆浦、湖南之宝庆、茶陵。”
花卷茶
花卷茶，产自原湖南长沙府安化县(今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为安化黑茶一类，因使用篾篓包装外表呈花格装，又称“花卷茶”。花卷茶创制于清道光年间，起初是为了方便运输而做成的树形紧压茶，后逐渐形成品牌。
花卷茶
通高 27.5 厘米 底径 17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江 苏
江苏自古就是贡茶大省，据康熙《江南通志》，江苏产茶州府，至少有常州府、苏州府、扬州府、江宁府、松江府等五府。江苏产茶，品质颇佳，成名亦甚早，其中阳羡茶唐代即已充贡，极见推重，当为苏茶第一。如明代许次纾《茶疏·产茶》称：“江南之茶，唐人首称阳羡，宋人最重建州。于今贡茶，两地独多。”
阳羡茶
阳羡茶产自原江苏常州府宜兴县或荆溪县(今江苏省宜兴市)，是我国传统名茶之一。阳羡茶唐代就已入贡。明代学者许次纾在《茶疏》中称：“江南之茶，唐人首称阳羡。”从唐至清，阳羡茶都作为贡茶进贡宫廷。清代阳羡茶大量入贡。
阳羡茶
茶叶罐 长 20 厘米 宽 20 厘米 高 17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碧螺春
碧螺春原为野茶，明末清初时开始精制，现在较为公认的关于碧螺春确切记载是清代王应奎所撰的《柳南续笔》记载 ,碧螺春茶原名“吓杀人香”，康熙“己卯岁，车驾幸太湖。宋公购此茶以进。上以其名不雅，题之曰碧螺春。自是地方大吏岁必采办。”从此碧螺春每年入贡，一直延续到清末。
碧螺春
茶叶罐 长23 厘米 宽11.5 厘米 高17.5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江 西
江西地处华东南地区，土气适宜，产茶之地甚多。《明史·食货志》载：“产茶之地，江西：南昌、饶州、南康、九江、吉安。”至少有五府。而据洪亮吉《乾隆府厅州县图志》记载，清代江西省十三府一州 , 除抚州、临江、南安三府不贡茶外，南昌、饶州、广信、南康、九江、建昌、吉安、瑞州、袁州、赣州等十府及宁都一州均有贡茶。
安远茶
安远茶产自原江西赣州府安远县(今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据《安远县志》记载，安远主要的产茶区域为古亨山和九龙嶂。安远茶自雍正五年(1727)开始进贡，一直持续到清末。
安远茶
茶叶罐 长21.5 厘米 宽7.5 厘米 高26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陕 西
陕西产茶历史较晚，按《陕西通志》记载：“宣和元年，邠州通判张益谦奏：陕西非产茶地。”可知宋代陕西尚不产茶。清代陕西贡茶，据清代洪亮吉《乾隆府厅州县图志》记载，全省七府二厅五州，贡茶之府州，唯有兴安及汉中二府。
吉利茶
吉利茶产自原陕西同州府大荔县(今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为陕西重要的贡茶品类。
吉利茶
茶叶罐 长22 厘米 宽6.5 厘米 高24.5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四 川
四川茶叶在中国古代贡茶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唐代的蜀州、邛州、雅州、绵州等地都是当时著名的贡茶产区。清代，四川贡茶品类繁多，数量很大。据《养吉斋丛录》记载，四川贡茶有仙茶、陪茶、菱角湾茶、春茗茶、观音茶、名山茶、青城芽茶、砖茶、锅焙茶等。诸如仙茶等在清代属于品级较高的茶品。清代贡茶中以银质容器包装的只有四川的五种茶品，即仙茶、陪茶、菱角湾茶、观音茶和春茗茶。仙茶作为皇家最重大之典礼郊天及祀太庙之供品，每岁仅贡三百三十五叶。四川作为清代重要的产茶区，产量极高，茶叶贸易发达，其中尤以与藏区的茶马贸易最为著名。
仙 茶
仙茶产于四川雅州府名山县(今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蒙顶上清峰甘露井侧。据乾隆《雅州府志》记载：“仙茶，产蒙顶上清峰甘露井侧，叶厚而圆，色紫，味略苦，春末夏初始发，苔藓庇之，阴云覆焉。相传甘露祖师自岭表携灵茗植五顶，至今上清仅八小株，七株高仅四五寸，一株高仅尺二三寸，每岁摘叶止二三十片，常用栅栏封锁，其山顶土止寸许，故茶自汉到今，不长不减。”
仙茶
匣 长28 厘米 宽11 厘米 高27 厘米
茶叶罐 长9.4 厘米 宽4 厘米 高11.5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陪茶
陪茶产于原四川雅州府名山县(今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蒙顶山上清峰。《蒙顶茶说》记载，仙茶园以外产者，曰陪茶。陪茶为仙茶次一级贡茶茶品。
陪茶
茶叶罐 底径3 厘米 口径2.7 厘米 高11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蒙山茶
蒙山茶产自原四川雅州府名山县(今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蒙顶上清峰，即蒙顶茶。《名山县新志》中记载：“蒙山，在县西北，至顶十五里。境内镇山也。”蒙山茶与仙茶、菱角湾茶等都是四川重要的贡茶品类。
蒙山茶
茶叶罐 长18.5 厘米 宽18.5 厘米 高36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云 南
云南最有名的是普洱茶。普洱茶主要产区为六茶山，如乾隆《云南通志》记载：“攸乐六茶山：曰攸乐，即今同知治所，其东北二百二十里曰莽芝，二百六十里曰革登，三百四十里曰蛮砖，三百六十五里曰倚邦，五百二十里曰漫撒。山势连属，复岭层峦，皆多茶树。”
普洱蕊茶
中国茶叶名称中，名为“蕊茶”“芽茶”的茶品很多，多指细嫩的茶芽或茶叶。在档案记载中，我们也会看到许多“蕊茶”或“芽茶”的记载。在故宫博物院茶叶文物序列中，与这件蕊茶相似的文物共有五件，名称都是“蕊茶”。我们对盒内茶叶进行比对，可以认定这种蕊茶为普洱茶，产自云南普洱府思茅厅(今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在文献档案中，清代进贡的八类普洱茶中就有“普洱蕊茶”这一类。因此，可以确定，这就是普洱蕊茶。
普洱蕊茶
茶叶罐 长7 厘米 宽7 厘米 高10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普洱茶膏
故宫博物院现存的清代普洱茶膏文物共有两种。一种是每盒有3层，每层7行，每行4个，每盒共计84块，这是较小的一种。另一种每盒有4层，每层6行，每行6个，每盒共计144 块。虽然盒有所区别，但普洱茶膏的大小是一样的。
普洱茶膏
盒 长17.5 厘米 宽10.5 厘米 高3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普洱茶团
普洱茶产自云南省普洱地区的六大茶山。清代普洱茶进贡的品种，按照阮福的《普洱茶记》记载：“每年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领银承办。”这是每年土贡的常例。
最大型普洱茶团
高16 厘米 直径20 厘米 重2.5 千克
清 故宫博物院藏
浙 江
浙江自古为茶叶大省，浙江贡茶，盛于唐朝。清代刘源长辑《茶史》记载：“《茶经》云：浙西以顾渚茶为上。唐时充贡，岁清明日抵京。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芽者次，故称紫笋。”
浙江对茶学贡献独到。众所周知，茶圣陆羽曾长期居住于浙江湖州苕溪，并在此完成著作《茶经》，传世不朽。自此茶学方始自成体系，蔚为大观。而浙江亦名茶代出，长盛不衰，影响非殊浅泛。浙江茶叶佳品极多，享有盛誉。如前所述，唐代之时，湖州长兴之顾渚紫笋即已名满天下。而后世浙江各州府茶叶勃兴，不一而足，交相争胜，蔚为壮观。比至清代，龙井茶异军突起，后来居上。康熙帝与乾隆帝均曾六下江南，乾隆帝有数十首龙井茶诗存世。
龙井茶
龙井茶产自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谷雨前采摘制作。是我国著名的茶叶品类之一。清代，龙井茶作为重要的贡茶品类很受宫廷的重视，每年都会有大量的龙井茶进贡，乾隆帝也有数十首关于龙井茶的诗歌存世。
龙井茶
匣 长21 厘米 宽20.5 厘米 高10.5 厘米
茶叶罐 长6.8 厘米 宽4.7 厘米 高9.5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灵山茗茶
灵山茗茶产自浙江宁波府象山县普陀山(今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
灵山茗茶
茶叶罐 长8.8 厘米 宽3.8 厘米 高11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人参茶膏
人参茶膏和桂花茶膏均是由浙江地方官进贡到宫廷的，按“任土作贡”的原则，其产地应为浙江。茶膏是茶叶的再生加工产品。清代宫廷茶膏，除常见的普洱茶膏外，还有人参茶膏、桂花茶膏等几类，人参茶膏是指在加工过程中加入了人参制成的茶膏，桂花茶膏即在加工过程中加入了桂花。
人参茶膏
罐 高10.5 厘米 底径5 厘米 口径5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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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究竟有多少好茶？
01、100多年的优等生
安徽，是上帝的茶室。皖南和皖西两大中国顶级茶区，都在北纬30度线上，这是出产中国茶的黄金地带。
这些地方群峰竞秀，雨水充沛，山高林密，生态绝佳。上天的眷顾形成了安徽茶“品质高、感观强、香气足、口感好”的群体特性。而安徽人自古善制茶，茶随徽商行销天下，让品牌远播四方。
与很多省份茶园动辄几千亩连片不同，安徽茶园一般都是小面积，一片片分布在高海拔密林深处，懂茶的人，自然懂得这意味着什么。
群山环抱中的茶园
新中国成立后，每逢名茶评比，安徽必霸榜。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评选出中国10大名茶，安徽独占三席。此后全国10大名茶评比，要追溯到新中国建立之后的1959年，安徽依然有3个品牌入选，高居第一。1982年商业部茶畜局在湖南长沙召开全国名茶评选会，安徽有4个入围，全国第一。最近的一次评选，是2017年首届中国国际茶博会，评出10大名茶。没什么悬念，安徽还是第一。
100多年来，安徽茶始终以卓越的品质，傲视群雄。
黄山毛峰
02、“佛系卖茶”
但今天说这么多，并不是表扬安徽茶，而是要谈谈安徽茶的突出短板——营销。
安徽名茶多，但论品牌影响力，吃的多是老底子。翻开典籍能讲几天，谈到眼下乏善可陈。相对于近些年云南、福建、浙江、贵州、四川在品牌营销上的高歌猛进，安徽差距逐年拉大。很多安徽人有个误解，觉得安徽这么多名茶，肯定销售很厉害。其实不是的。安徽茶大部分份额还是在省内，在省外的存在感并不高。
安徽茶界，普遍不善，甚至不愿搞品牌营销，小富即安心态浓厚。此外，因为大企业少，能力也不足。
前不久，东篱到岳西县包家乡石佛村去拜访冯立彬。作为岳西翠兰的创制人之一、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冯立彬身上沉淀很多茶文化和历史资源，但很少看到关于他的报道，文化也没有转化为系列产品。比起有些省份围绕“非遗传人”炒作“大师茶”“签名版”的操作，老冯真是低调到有点萧瑟。
“前些年只知制茶。茶做好不就行了吗？”老冯这么说。
冯立彬
姚河乡香炉村，是岳西翠兰另一个发源地。1983年，香炉村人刘会根与冯立彬一起创制岳西翠兰。在他的茶园里，足足有100多棵树龄在300到500年的古茶树。古茶树，现今茶江湖最热的题材，这要是放在在福建或者浙江，肯定要讲出精彩的故事，开发“茶王”系列产品。但刘会根只把它作为普通茶卖，就是这么任性。
香炉村竹山茶园，树龄在500年的古茶树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安徽有4个全国性名茶，还有一大批地方名优茶，具备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别人没有都能编出来，还讲得神乎其神，但安徽人硬是不去讲、讲不好。
再一个原因，是产业发展不足。
2014年，省里曾在中央电视台安排搞一年的品牌集中宣传，一下选了4个，这在其他省份是难以想象的，难免传播力分化。在其他省说哪个茶是第一不算太难，排个前三前五一般没有争议，但是安徽自己评个十大名茶都头疼，这也算是“幸福的烦恼”。
今天安徽的名优茶绝大部分还是手工制作
这从侧面也说明，安徽茶产业还在低水平阶段，发展不足，龙头企业少，无法把区域资源整合起来。据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的“2018年中国茶叶百强企业名单”，前20名中安徽只有一个企业上榜，排在第16位。大企业少，就没有人扛大旗、闯市场。
最后，安徽对茶产业虽然很重视，但真金白银支持不多，与浙江、福建、四川、贵州等“以全省之力”打造茶产业相比，力度小得多。
03、说出你的故事
即使是“佛系卖茶”，安徽茶依然有相当大的市场，特别是美誉度很高。这要感谢优秀的品质和祖上的阔绰。这也表明，如果把品牌营销做好，安徽茶产业提升空间巨大。
庆幸的是，安徽人已经意识到品牌的重要性，行动起来了。今年春茶季，几乎所有茶叶重点产区，都围绕公共品牌搞开茶节活动，宣传公共品牌。
4月23日，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第十四届安徽茶博会将于5月14日开幕
去年开始，安徽省把举办了12届的安徽茶博会，从纯商业展会变成政府主导的大型博览会。去年底，徽茶集团也低调挂牌成立。近期，安徽又出台茶产业振兴意见，强调要实施区域公用品牌“走出去”战略，大力宣传安徽茶品牌，弘扬安徽茶文化。这是品牌赋能，提升知名度的主要手段。
安徽历史名茶多，不能再让这些资源沉睡了。
如今，提到歙县大方茶，能眼睛一亮，翘起大拇指说声“这是好茶！”的人，已经不多了。早在1955年，它便跻身中国十大历史名茶。歙县三阳镇岭脚村，位于天目山脉清凉峰下，是大方茶核心区。村民冯全根、冯鑫洲父子，是不多还坚持做大方茶的人。冯全根40多岁，祖上5代做茶。“大方茶创制于唐，兴盛于清，上世纪八十年代畅销，但如今已衰败多年。”冯全根说。
大方茶与龙井茶相似
品牌弱化，曾经威震一方的顶级名茶，最多只能卖4、5百元一斤。“大方茶是扁茶鼻祖，是西湖龙井的前身。但现在很多当龙井卖，价格翻几倍。”冯全根说，他毕生的梦想，就是重塑大方茶品牌辉煌。
在如今的中国茶江湖，众声喧哗，茶王纷争不休，几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高价茶炒作，无非为博个眼球，树个牌子。而我们几百年沉淀的顶级品牌，如果弃之若履，就可惜了。
把故事讲好，必须有“带头大哥”。
一个品牌，一个产业的提升，必须有几家大型龙头企业来带。省内来看，黄山毛峰有谢裕大，六安瓜片有徽六，太平猴魁有猴坑、六百里等。有龙头企业，品牌营销就相对较好，公共品牌的影响力逐年提升。因此省里也强调，今后几年重点培育壮大新型主体，推动有实力的茶叶龙头企业跨区域整合资源，组建大型产销集团。
猴坑古道，一家太平猴魁生产企业的加工基地
这里，东篱想多说几句。品牌知名度、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不是一个人，一个厂在提高，而是需要一群人，一个地区同时提高，是产业的整体提升。这就需要有很强的凝聚力，向心力，一个区域的茶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行。政府要珍惜多年传承形成的品牌，不能任其弱化，甚至湮灭。一方茶人要胸有全局，不能以邻为壑。所谓龙头，不仅仅是自身体量大、资源多、能力强，更多还意味着牺牲，为全局发展牺牲的精神。
很可惜，安徽茶人在这个方面有欠缺。有些历史名茶发展不如预期，就是因为不团结。在跟茶界人士交流的时候，很多人对福建茶人很推崇，“他们甚至可以相互借钱渡难关，可以相互调配货源一起做大市场。”安徽茶人行吗？
安徽茶因为历史悠久，名茶辈出，也不免带着旧时期作坊风气，山里思维，以邻为壑，宁愿守着自己的传统客源和技艺，小富即安，也不愿与同行互通有无，切磋提高，做大市场。当前的茶产业，已经呈现出大生产、大流通、大市场、大消费的趋势，技术的革新、营销的操作、市场的布局等等，都不是单枪匹马可以搞定的。
时代已走进枪林弹雨，你还要靠一把祖传宝剑闯江湖吗？有些茶人该反省反省，痛定思痛了！
云雾环抱的茶园张超勇摄
04、舍得
东篱把投入单独拿出来，说一说，是因为它也是安徽茶品牌营销上做不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哥不是想低调，腰里真没钱……”
今年春天，东篱走访安徽多个茶区，听到最多的呼吁就是“茶产业是个富民产业，政府要重视”！在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全国茶叶重点区域发展规划》中，安徽被列为重点省份，全省共有10个市50余个县（市、区）产茶，茶相关从业人员300多万人。
采茶
最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调研中走进茶园，了解茶产业发展情况，强调“因茶致富，因茶兴业，能够在这里脱贫奔小康，做好这些事情，把茶叶这个产业做好”，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真正做到“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
因此，绝不能拿税收贡献的标准来衡量茶产业重要与否，而要看到它在带动农民增收，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大意义。安徽皖南、皖西茶资源之丰富，堪称全国第一。茶产业涉及百万农户。这些地方多山区、老区、脱贫区，茶产业是实现稳定脱贫，推动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做不好，对不起天赐之资源，也对不住百万茶农的殷切期待。
走访中，茶界许多有识之士纷纷表示，眼下需要政府牵头并给予实质性支持，组织安徽茶企抱团走出去，到省外去打广告、搞推广活动、开设门店，像曾经的徽商一样，让徽茶再次行销海内外。
政策千万条，投入第一条。我们期待，政策能够多一些干货，多一些真金白银。舍得，有舍才有得。
05、说茶王，谁是茶王？
极品、顶级、古树、国礼、老茶、年份……有茶的地方，就有江湖。今天，谁才是茶江湖里的王者？
鲜叶摊晾
其实并没有什么茶王或者王茶。推广适宜的优良品种和科学绿色的种植模式，以先进科技提升工艺，辅以现代营销手段，让茶叶安全优质、产业规模壮大、种植效益提升，带动更多茶区群众稳定增收致富，这样的茶，就是王茶。而为之奋斗的茶人，能团结最广大群体，带动整个产业加快发展的，就是茶界王者。循以节气，采撷稀有鲜叶，精心制作珍品，固然是茶人的追求。但茶之大道，在于普惠，为众人种，供众人饮，才有最旺盛的生命力。
1983年，岳西县决定创制名优茶。在确定标准时几经修改，有人提议标准搞高点，但最终定下了“一芽二叶初展”的标准。“如果标准太高，就失去了普遍基础，创制名优茶首先要讲社会效益。”刘会根回忆。
1985年，岳西翠兰首次跻身全国名茶之列。如今，它在岳西县种植面积已近20万亩，年产量超6000吨，产值超7亿元，带动全县15万茶农人均因茶年收入近5000元。
同样，在黄山、池州、六安、安庆、宣城、滁州，越来越多的农户受惠于茶产业的崛起。去年安徽茶产业综合产值超过470亿元。漫山遍野的小叶子，已经成为山区群众走向全面小康的“绿色银行”。
这样的茶大概就是绿茶之王吧~
出品|安徽日报东篱工作室
文字|史力彭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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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指出：“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对历史，我们要心怀敬畏、心怀良知。[1]”历史警示人们，只有汲取前人教训，才能保持清醒和定力。
因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无视历史规律就必然遭到历史的惩罚。近代中国历史上，那长达十余年的抗日战争，无疑是一场生死存亡的圣战。在那个国格被践踏、领土被侵占、人民被杀戮，资源被掠劫的苦难岁月里，由数不尽的鲜血、泪水、悲伤以及激情和奋斗交织而成的画面，在经过半个多世纪后，正渐渐的淡出人们的生活。
但是，对于往昔国破家亡的苦痛，也许可以原谅但却是不能忘记。比起诸多刺痛或振奋人心的历史证据，那一片片青青的茶叶显然是毫不起眼，无关轻重。然不能忘记的是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小小的茶叶也曾背负着时代的重大任务。即使是留存至今的那些茶叶文书、报刊资料以及商标器具等等，也都各自携带着那个特殊时期的印记，默默地向世人诉说属于那个年代的往事。
忆往昔，那些历经苦难沧桑的茶人远去了，但是，茶叶却依然有着温度，而被温暖的不只是人心，还有着人的更深层的记忆！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迄止时间，史学界有着基本统一的看法，普遍的观点认为，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是“抗战”的起点，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因此，抗日战争也被称为“八年抗战”。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部分史学界人士、特别是东北史学家认为，“抗战”还应包括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6年抗击日本侵略的过程，否则就违背了历史事实。因此，“抗日战争”的起点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这两种观点都言之有理，但是，鉴于徽州经济（包括茶业经济）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才开始加快了其发展的进程，因此，本文“抗日战争时期”采用1937年到1945年这一历史时期的说法。
本文概述及探析的区域是抗战时期的徽州茶区，然彼时已没有徽州这一建制。而由于受历史上建制的影响，徽州各县形成相似的地域文化在民间仍被人们习惯称为徽州地区。尤其是民国29年（1940年），这一区域又被调整为第七行政督察区，却是基本包括了原徽州各县。因此，徽州各县仍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整体区域，以致本文依然沿用明清徽州府建制中徽州的称呼。
应该提及的是，自民国23年（1934年）始，至民国36年（1947年）止，原属徽州府的婺源县被划归江西省，以致在整个抗战时期，原徽州府只包括绩溪、歙县、休宁、黟县、祁门五县。所以，本文探析及概述的范围以及关于抗战时期徽州茶叶的损失统计等等，也仅仅限于这五县。以此表明本文所涉及“徽州”概念的范围已不同于明清时期的徽州府。另外，本文对抗战时期的徽州茶叶损失所进行的不完全的统计，主要是以期了解这一时期茶业经济发展的状况。同时也籍以丰富和充实徽州茶史及有助于黄山市近代茶业经济的研究。
一、抗战前夕的茶业概况
徽州地处安徽省最南端，位于安徽、浙江、江西三省的交界处。东北与宁国县、旌德县、太平县相接；西北连接石埭县、建德县，西南靠江西省浮梁县、婺源县；东南与浙江省开化县、淳安县、临安县接壤。
抗战前期的徽州包括绩溪县、歙县、休宁县、黟县、祁门县5个县，总面积为1.288万平方公里。徽州地跨北纬30度，而且大部分区域在北纬30度以南，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主要山脉有黄山、天目山、白际山、五龙山等。分布在境内的高山，64％平均海拔有1332米，其中黄山三大主峰莲花峰、天都峰、光明顶的平均海拔都在1800米以上[2]（P24-25）。
徽州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热量丰富，雨水充沛，适合各类农作物生产，因此，徽州的经济作物以茶叶为主。抗战前的民国22年（1933年），安徽省立茶叶改良场对徽州的茶叶经济有过一次比较精确的调查统计，其关于徽州的茶园亩数、茶叶产量的数额等等，是已知比较可信的数据。根据调查统计表明：歙县有茶园35872亩，精茶生产额度18000担；休宁有茶园58559亩，精茶生产达到29300担；祁门有茶园40000亩，精茶生产22205担；黟县有茶园17094亩，精茶生产6800担；绩溪有茶园15174亩，精茶生产5500担。五个县合计有茶园166699亩，精茶生产81805担[3]。统计中的“精茶”是指经茶号加工的茶叶制成品，可以直接在市场发卖，包括出口的洋庄茶和运销国内的本庄茶。
根据以上统计可知，1933年，徽州各县的茶叶种植面积和产量以休宁最大，其次为祁门和歙县，黟县和绩溪的茶叶种植面积则是较少。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的民国25年（1936年），徽州茶叶的种植面积扩大至约30万亩，其中歙县茶园有13.35万亩，休宁园有5.18万亩，祁门茶园有8.21万亩，黟县茶园有1.61万亩，屯溪茶园有0.04万亩，绩溪茶园有0.25万亩[4]。当时，茶叶生产数量自婺源划归赣省后，绿茶产区应以休宁出数最多，盖休属西、南、北三乡皆最盛产区，唯东乡产茶较少。歙县产量亦丰，但自前次欧战后有三分之一改制大方烘青等内销绿茶，产量因之减少，他如黟、祁、绩等县产绿茶为数已微，至统计数字，战前沪售年约30万箱左右。变化最大的是歙县，茶叶产量年年增加，多时达到47万余担，价值200余万元[5]。徽属各县所产茶叶都以屯溪为集中市场，收入最多时每年达千余万，少时也有五六百万。部分出口国外，销往欧美及苏联，也有部分销往平津地区[6]。
抗日战争前，屯溪的商店数量和行业种类已达到了相当的规模。由于屯溪为绿茶集中市场，各行业以茶业为大宗。具体分为茶行、茶号、茶栈、茶庄等名目。截止1934年，茶行有7家，为代理各方茶商售茶处所；茶号有49家，为加工制茶的重要机构；茶栈有6家，为接箱运销机构。同时还在上海设有联号。茶庄约有数十家，为屯溪当地门市店铺。如果按茶叶业务分类，茶行、茶栈、茶庄均为茶叶运销机构，而茶号为茶叶加工机构。当时，开设在屯溪的每一茶号，基本都雇佣男女工人，少则十数人；茶号规模较大者，雇佣工人多到近百余人；但茶号设备都比较简陋。茶号加工的茶叶，销往国外的以箱计，称为“箱茶”，每箱约30余斤。也有少数销往平津，以篓计，每篓约180余斤[6]。屯溪加工输出的茶叶以箱茶为主，分为珍眉、珠眉、针眉、蕊眉、贡熙等品种，每年出口达10万箱，价值1000万余元，大部分运销西欧大陆各国，以英、法、意销量最大[7]。据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上海商检局调查资料显示：“屯溪绿茶之号，
大者制茶八九千箱，小者亦有千箱上下。此等规模，已觉未具。祁红茶号然去屯溪犹复不及甚远，祁门一县去年有茶号182家，其中红茶号135家，安茶号47家，总额三万箱，平均每号165箱。但是，茶叶售价购价俱难稳定，盖受外商操纵农商皆无自主之权，根资料显示，最低购价约为二三十元，最高购价常有六七十元，至售价方面高者曾达200余元。
长期以来，中国的茶叶出口大都是茶叶从茶农手中卖到国外“须经过十几道转折”的过程，以致洋商及中介栈商等无不从中操纵渔利。因此，茶农获得的茶叶效益可谓是少得可怜。针对这一宿弊，徽州茶业在近代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大举措是：积极在流通领域克服和消除封建陈规，成立诸如运销合作一类经营整理机制。1932年，吴觉农在兼任祁门茶场场长期间，开始试办茶叶运销合作社，并且取得了很大成功。当时的祁门茶商是十有九亏，而唯独该社“有15%的盈余”，因而在1933-1934年，祁门的茶业合作社进一步发展了起来。1936年，这种运销合作由茶户甚至扩展到了省际之间。是年4月，安徽和江西两省政府，不顾上海茶叶栈商的激烈反对，为减少和取消红茶运销的中间剥削，两省联合成立了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由省方直接贷款，直接运输及销售，从而打破了几百年来茶业中间栈商的垄断，并且建立了抗战前自运自销的基础[8]。
另外，在抗战爆发前，鉴于中国茶业面临的困境，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和安徽省当局，都曾在安徽设立若干农事机构，主要职责是从事茶业改良，一些单位还在徽州设立了分支机构。1915年，北京政府农商部在祁门设立农商部安徽模范农场，进行茶叶研究和试验，虽然是经费不足，成绩微弱，直到1933年茶叶改良业务才相对稳定。但是，对于促进徽州的茶叶经济发展还是有着积极的意义和推动的作用。到了1934年9月，该机构又改组为祁门茶叶改良场，由全国经济委员会、实业部和安徽省政府合办。此后，祁门茶叶改良场扩充设备，添租茶园。当时，改良场占地有2304亩，其中茶园887亩。改良场还购置机器，对茶树育种、栽培和茶叶焙制等进行研究和试验，以期改进和提升。同时，还积极开展业务推广工作，如合作活动、经济制茶、技术培训等等。这些工作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茶叶改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抗战时期的茶叶损失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相继沦陷，外销茶运输受阻，致使茶叶滞销，徽州各地均受到了抗战的影响，虽然是间接的遭遇了损失，然茶叶的损失也是相当惨重。
由于战争爆发后的海运受到很大影响，徽州出口茶叶的货款不能及时回笼，直接影响了茶叶的生产和出口，也影响了茶业经济的发展。加之茶叶销路不畅，茶农弃茶种粮，茶园大片荒芜等原因，茶农茶商都困难重重。如1941年，徽州“屯绿”茶叶出口的货款没能及时支付给茶叶生产企业，因此“出口茶叶运销更感艰难。”1941年，出口茶叶的款项延迟至1942年4月支付，部分货款用于生产企业还贷，另外，还有部分款项以生产企业“储金券”的形式存于银行，由此可见徽州茶商出口茶叶生产的资金链歼始出现断裂。
不仅如此，由于日本侵略亚洲各国的战争加剧，海运受阻，经营出口茶叶的主渠道中茶总公司要求1942年外销茶生产企业转为生产内销茶，严重阻碍了徽州出口茶叶的生产发展。此外，当时的制茶厂为避免敌机轰炸，保持“屯绿”茶叶的出口，当时，安徽省茶叶管理处要求所有制茶厂将所生产的出口装箱的绿茶，向
农村疏散隐蔽，每箱茶叶支付贰角(洋)疏散费用的补偿。但由于战事，不少制茶厂无法得到这笔补偿费，给茶叶生产厂家带来了直接经济损失.严重阻碍了徽州“屯绿”茶叶的出口。总之，战争的影响以及种种不利的因素，徽州“屯绿”的出口在这一时期逐渐走向低谷。与此同时，战争也给徽州各县茶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现举例如下：
屯溪茶叶损失：屯溪为皖南绿茶集散地，受抗战爆发的形势影响，更为空前热闹，以致有“小上海”的誉称。虽然战争带来了交通不便、银根紧缩，严重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特别是对屯溪（今黄山市屯溪区）的茶叶影响亦是颇大。因为屯溪为皖南绿茶集散地，因此，生产加工及转运的绿茶均被称为“屯绿”茶。抗日战争爆发后，“屯绿”茶外销逐年下降，茶叶经济一蹶不振。
据休宁茶叶同业公会统计：1939年，“屯绿”茶产量有12.21万余箱。到了1941年，“屯绿”茶生产因为受到抗战的多方面影响，“屯绿”茶产量只有3.77万余箱。当年，政府监察院第一巡察团休宁县（屯溪时为休宁县首镇）茶业同业公会所作的“茶业艰困乞赐设法补救以利农商电”亦能说明问题。电文中认为“茶业为皖南大宗土产而外销绿茶尤居多数，近数年来因抗日战争外因国际风云遂令风雨飘摇几至危绝境地，影响后方民生极深……”电文还将抗战前后的茶业生产、加工以及销售情况进行了分析。总之，茶农茶商联系至深，当前情势农商交困已达极端。电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茶叶生产和销售的困境以及战争给当地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
祁门茶叶损失：祁门红茶主要靠外销，当时一般销往西欧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英国为集散地。抗战时期的1938年，祁门制红茶4.86万余箱（每箱55斤），到1942年制红茶3971箱；1943年制红茶8818箱；1944年制红茶940箱，减少4万多箱，给茶农收入造成很大损失。若按每年减少4万箱计算，每箱茶叶55斤，按1942年每担均价222元计算，计损失488.4万元；1943年茶叶每担均价为228元，计损失501.6万元；1944年茶叶均价每担为1111元，计损失3444.2万元；1945年茶叶均价每担为3889元，计损失8555.8万元；合计间接农民损失1.299亿元[9]。1942至1945这4年，祁门县茶叶减幅很大，其主要原因是：祁门红茶主要靠外销，当时一般销往西欧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英国为集散地。据《祁门文史》第五期记载：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特别是上海、武汉等口岸城市沦陷以后，造成港口交通受阻，导致祁红茶叶外销困难，许多茶商茶叶销不出去，造成茶厂纷纷停产。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茶叶外销困难，产量大幅缩减。至1940年，祁门全县有茶号369家，到了1941年，只有68家茶号，而在1942年至1945年时期，祁门全县仅有2家茶号。与此同时，祁门茶叶合作社也由1940年的71个，减少至1945年1个。另外，还出现了茶区的茶叶老在茶树上等着采摘的囧境，甚至是发生了制好的茶叶却是无人收购的恶劣情形。可以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祁门茶叶间接地遭受了战争损害，而且是损失巨大。在这样恶劣的形势下，祁门红茶“茶园已大部荒芜，蔓草丛生，甚至有些地方茶树在长草遮掩下，已无法辨认，茶农生活大都困苦不堪，自无力加以整理，影响茶产甚巨[10]”。
歙县茶叶损失：抗战也造成歙县茶叶外销途径中断，从而导致歙县茶园大量荒芜，茶叶产量逐年下降。据新中国《歙县志》一书记载，1939至1940年，有中央贸易委员会货款并包
销茶叶，于是茶商茶庄纷起，歙县全县外销茶庄百余家。1939年，歙县毛茶产量117500市担，外销茶叶4.76万箱。1940年，歙县外销茶叶5万箱，主要销往苏联、德国、摩洛哥、美国、巴尔干、土耳其等国。由于受抗战影响，1941年，歙县全县茶庄仅有20至30家，外销不足2万担。到了1942年，歙县茶叶外销道路完全中断，已无人经销外销茶叶。据此，抗战期间，歙县仅茶叶外销方面造成外汇时价损失就达300余万元。由于茶农茶工和普通茶商受到严重的剥削和欺压，歙县茶叶生产日益衰落，销路阻滞，茶园荒芜。
据新版《歙县志》记载，1939至1940年有中央贸易委员会货款并包销茶叶，于是茶商纷起，全县外销茶庄百余家。1939年，全县外销4.76箱，1940年外销5万箱，主要销往苏联、德国、摩洛哥、美国、巴尔干、土耳其等国。由于受抗战影响，1941年本县茶庄仅有20至30家，外销不足2万担。1942年，歙县茶叶外销道路完全中断，已无人经销外销茶叶。据此，抗战期间，歙县单茶叶外销方面造成外汇时价损失就达300余万元。与此同时，抗战造成歙县茶叶外销途径中断，茶园大量荒芜，产量逐年下降，迨至解放前夕的1949年，全县累计荒芜茶园6.16万亩。以致当年仅产茶1200吨，茶农收入骤减，百姓生活水准跌入低谷[9]。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印度、锡兰和日本等国种茶业兴起，挤占了华茶的世界市场，加之当时的中国政府对茶农和茶商又课之重税，安徽的茶叶生产和销售逐渐开始衰退。由于省政府当局视茶叶为生财之源而倍加重视，在茶叶生产和运销方面采取了一些较为实际的措施：一是改进茶叶的栽培和培植技术，以扩大外销市场比较好的红茶生产；二是组织茶叶生产合作社，将分散在茶农手中的茶叶相对集中加工，以提高茶叶的质量；三是成立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以减少中间盘剥，增加茶农收益并促进茶叶生产。
事实上，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徽州乃至安徽茶业的发展。但是，就在徽州茶业寻找出路并努力奋进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而经过这场空前的浩劫，徽州和安徽全省茶业一样，不仅是急剧紧缩，而且是一派萧条景象。（未完待续）
【注释及参考文献】
[1]高翔；历史的启迪和教训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的重要论述[J].人民日报，2021年，第12-30页。
[2]姚邦藻主编；《徽州学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4-25页。
[3]邹怡；《明清以来的徽州茶叶与地方社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8页。
[4]安徽省徽州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徽州地区简志》，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第88页。
[5]《安徽歙县之茶叶》，《工商半月刊》，1935年，第7卷第12期，第51页。
[6]《屯溪经济概况》，《交通通信》，1934年,第5卷第1号，第36页。
[7]《皖屯溪茶叶出口统计》，《经济旬刊》，1934年,第3卷第4期。
[8]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628页。
[9]胡北；《抗战时期安徽茶叶损失》《党史纵览》2015年,第04期。
[10]狄超白；《中国经济年鉴：农业》香港：太平洋经济研究社，1947年，第41页。
来源：《徽茶》2022年12月刊，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