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贸易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隋唐时期，中原王朝奉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7世纪中期至8世纪末，由于唐王朝在西域的直接统治，使中西交通的干道“丝绸之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通畅繁荣，中西贸易大为发展，人员往来也更为频繁。英国汉学家崔瑞德指出：“通往中亚和西方的各条路线对隋唐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们当然是通商要道，中国人就是通过它们出口丝织品以换取种类繁多的外国货物。但当中国正处于其世界思想极为盛行、受到的外来影响甚于以前或以后任何时候之际，它们也是主要的文化联系的环节。通过这些路线，许多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技术传到西方。”[1]P8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茶、制茶和饮茶的国家。随着茶的种植区域和面积扩大，茶制作技艺的提升和种类的增加，茶已经成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乡闾庶民的“比屋之饮”，茶文化日益兴盛。此时，作为重要日用消费品的茶、以及饮茶的文化也伴随中西贸易的繁荣逐渐西传，深入亚洲腹地，为茶叶风靡世界开启先河。
“亚洲腹地”作为一个地理概念的提出，来自探险家斯坦因，他在1928年出版的《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其中主要涉及的区域包括：东迄河西走廊，经新疆塔里木盆地，西至阿姆河上游和伊朗；南自兴都库什山，经准噶尔，北达内蒙古西部地区[2]P4。本文借用此概念，认为亚洲腹地包括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地区。《中亚古国史》载，“自远古时代,若干中国的植物,如桃及杏等,就已由中亚及波斯西传到欧洲。更后则其他中国植物如大黄、姜及茶等,亦为运入西方备受欢迎的物品。”[3]P21
01丝路勃兴：中原地区与亚洲腹地的交通
唐朝中央政府不仅对外实行积极主动地外交政策，也在前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北乃至西域地区经略，以期达到对外友好交往与和平通商的目的。唐朝初年，唐太宗先后派兵打击了威胁和阻碍丝绸之路交通、贸易的突厥、吐谷浑旧部、麴氏高昌政权，设置西伊州（公元632年改称“伊州”）、西州、庭州，并设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唐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翌年，又设置龟兹、焉耆、于阗、疏勒4个军镇。刘统在《唐代羁縻府州研究》中指出，唐朝为了保证边疆地区的长期稳定，又在安西地区内的部落、城镇基础上建立起大宛都督府、康居都督府、南谧州、贵霜州、木鹿州等多个羁縻府州作为都护府的外围防御体系，皆隶属安西都护府节制。到702年，安西都护府被一分为二，另设北庭都护府（治庭州）统辖天山、锡尔河一线以北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而安西都护府则统辖天山南麓各绿洲的城郭诸国[4]P17。可以说，唐王朝对西北乃至西域的经略，尤其是安西、北庭都护府的建立并推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等，为唐朝发展与中亚、西亚等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奠定了稳固基础。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实行较为开明的政策、制度和措施，促进国内生产力和经济等进一步发展，尤以盛唐时期最为突出。唐人所著《开天传信记》盛赞这一时期：“河清海宴，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5]P2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和商品经济、都市等也有了巨大进步与发展，这为商品经济的流通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才有可能吸引丝绸之路沿线上各国、各地区与中国进行贸易并持续繁荣[6]P24。饮茶之风在中原盛行，也逐渐影响了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之中原，流于塞外”。茶叶成为丝绸之路贸易的大宗商品，回鹘、吐蕃等入中原，皆“大驱名马市茶而归”[7]P47，从而刺激了茶叶生产，“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8]P672。唐贞元年间以十税一率征收茶税，茶税每岁收入高达40万缗之多。到唐朝后期，茶业规模愈大，茶利收入增加一倍以上。而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唐朝都市和商镇数量剧增，尤其是中小市镇增多。如西北地区丝路沿途的城市几乎全是仰赖商品贸易而产生发展的。《资治通鉴》记载：“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9]（卷198p6919）同时，在西北丝路沿线还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城市，商贸货物充足。北庭都护府治所庭州、安西都护府治所的高昌或龟兹，也是人口众多的大城市，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旧唐书》载，高昌“厥土良沃，谷麦岁再熟，有葡萄酒，宜五果，有草名白叠，国人采其花，织以为布。有文字，知书计，所置官亦采中国之号焉”。[10]P5293-5294
陆上丝绸之路在唐代扩展十分明显，形成了发达的对外交通道路网络。其一，从安西（今库车）向西，沿塔里木河、阿克苏河、托什干河方向至乌什、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之托克马克），到达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之江布尔），再向西与中亚撒马尔罕等地相连。其二，从敦煌向西，沿天山北麓西行至北庭之轮台（今乌鲁木齐以北）、弓月城（今霍城西北），至碎叶、与上道汇合，基本上是沿着西北丝路北道前行。从西部东来的胡商，则大多从呼罗珊的木鹿到阿穆勒，渡过乌浒水到布哈拉，经库克而到撒马尔罕[11]P34。安史之乱以后，因吐蕃占据了塔里木盆地及河西陇右地区，传统丝绸之路受阻，丝路北移，地处漠北的回鹘路成为中原与西域间主要通路和中西方交通要冲。《新唐书·李德裕传》载：“承平时向西，路自河西，陇右出玉门”，“自艰难已后，河陇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须取回纥路去。”[12]（卷174，P4523）其路线大致沿秦时直道到达天德军（今巴彦淖尔市），再至回鹘牙帐（即唐安北都护府，今哈拉和林），然后入伊州（今哈密），至高昌（今吐鲁番），通往西域。
此外，唐朝还积极发展驿传制度，在中原内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均十分完备，以保证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交通顺畅。据《唐六典》记载，唐朝全国共有驿站1639所，其中有水驿260所、陆驿1297所、水陆相兼所86个。[13]P163这些驿所设有驿长，配置驿马、驿船。每个陆驿之间大约相距30里。其中，从长安通往西域的主要交通要道上均设有驿馆，有专门的“捉馆官”负责，供给过路商人、官员食宿和牲畜草料，大大便利了商队、官吏、僧侣等在丝路上的往来交通[14]P107。有的馆驿明确记载是为丝路贸易或与周边各族各国交通所用的，如《资治通鉴》载：“诸酋长奏称：‘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上皆许之。”[9]（卷198，P6245）
02茶叶西行：粟特、回鹘商人的丝路贸易与茶叶传播
在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最活跃、最积极的商旅民族莫过于中亚的粟特人。粟特人发源于中亚锡尔河、阿姆河流域间泽拉夫善河的绿洲地区，位于丝绸之路的中枢、中亚与西亚间的咽喉要地。上述地区与中国之间的交流和往来具有悠久的历史。有明确记载的官方交往始于西汉。当时的粟特为康居国属地，与中原王朝保持了数百年往来，粟特人建立了繁华的商业文明，撒马尔罕等城市是欧洲大陆商业贸易路线的交汇点。粟特人在中亚绿洲地区建立的国家甚多，如以玛拉干达、阿芙拉西阿卜等中心城镇为前身形成的撒马尔罕是汉文典籍中的“萨末建”或康国；以瓦拉赫沙、阿滥谧等城镇为前身形成的布哈拉，是为汉文典籍中的捕喝（布豁）或安国。此外，还有著名城邦“苏对沙那”（即唐朝时的东曹国）、“弭秣贺”（即唐朝时的米国）、“赫时（者舌、柘支赭支）”（即唐朝时的石国），等等。这些国家以经商为主，兼顾半农半牧，掌握了较高的农业灌溉技术，使得粟特人能够长久立足于丝绸之路上砂碛干旱地区之间的一些绿洲地带。自公元前4至公元前3世纪，粟特人即已开始探索前往中国的路线；南北朝以来，粟特商人开始活跃于中原与西域之间；唐朝时期，粟特商人进一步向东发展，在当时的疏勒、于阗、西州、敦煌、肃州、甘州、凉州、长安、洛阳等地都形成了规模较大的移民聚落。[15]P27-86粟特人不仅在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以及中原各地从事商贸活动，他们的更经由长安、洛阳向东北进入灵州、云州、并州和幽州等地。粟特商队是中国和中亚、中国和印度、中国和北方民族之间贸易的主要承担者，“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民族，粟特人把东西方物质文化中的精粹，转运到相互需要的一方”。
回鹘源自铁勒，铁勒又源自匈奴统治下的丁零部落，公元4世纪—5世纪时主要聚居在漠色楞格河流域，以游牧为生。公元629年，回鹘首领菩萨遣使入唐朝贡。开元年间，回鹘汗国建立，并在安史之乱中与唐军结盟，出兵助唐收复长安、洛阳等地，唐朝先后嫁多位公主于回鹘可汗、以结和亲，历代回鹘可汗都接受唐朝的册封。公元840年，回鹘汗国灭亡，部众西迁后分为3支：一支先后以河西走廊的甘州和沙洲为中心，先后建立甘州回鹘、沙洲回鹘；一支迁至中亚葛逻禄统治区，建立哈喇汗王朝；第三支以高昌、北庭为中心建立的高昌回鹘王国。[16]P5-7不难看出，回鹘诸部西迁后建立的国家均在唐朝丝绸之路沿线，从河西走廊、高昌延伸到了中亚腹地。随着与唐朝经济联系的加强，回鹘的社会经济受中原地区的影响日渐深刻，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得到一定发展。而粟特人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流动族群之一，自回鹘汗国建立伊始就在汗国的经济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大量粟特人代表回鹘汗国与唐朝进行商业活动。回鹘作为丝绸之路的枢纽与中转站，来自东西方的商旅都要在此停留，此后在回鹘人中兴起了经商之风，“回鹘族就和中亚粟特商人一起，日夜奔驰于从漠北经北庭都护府（今吉木萨尔）、伊犁、碎叶通往河中的地区的丝绸之路上，创造了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17]30。商业经济和贸易经济逐渐成为回鹘汗国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回鹘商人参与的东西间贸易活动中，唐朝政府与回鹘间的茶马贸易是不可忽视的部分。回鹘人从唐内地换回大量的丝绢、茶叶,除自身需要外,主要远销中亚各地,他们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宗教(指改奉萨满教为摩尼教)以取悦于经商高手粟特人来打开绢、茶在中亚的销路[18]P101-106。
唐代，茶树已经普遍实现了人工栽培种植。据陆羽《茶经》记载，全国种植茶树的区域已遍及42个州郡，划定了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等8大茶区。陈椽先生在《茶业通史》估算出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全国产茶200万市担，人均达到3.64斤；并指出制茶工艺有了新的突破，发明了蒸青制茶法，制作饼茶或团茶，茶叶成为人民喜爱的饮品[19]55-57。制茶行业日益发达，产茶区遍布南方。陆羽《茶经》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英簝，福州有方山之露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灉州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芽，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20]P60这里记载的仅仅是江淮、巴蜀、岭南等名茶产地，至于一般茶园不可胜数。唐朝的制茶业已经专业化、规模化、商品化。例如安徽祁门茶区“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21]P8430-8431
茶有着生津止渴助消化的功效，对于食酪饮乳的游牧民族来说是最好的佐食饮料，备受青睐。《唐会要》记载：“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22]P1546清康熙年间编纂的类书《格致镜原》记载：“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系国家大经。”[23](卷21)丝绸之路沿线游牧民族人口众多，而自8世纪开始茶便成为重要的商品之一，茶叶贸易兴盛，茶文化在前文提到的丝绸之路安西入西域道、大同云中道和回鹘道传播，逐渐进入中亚腹地，前者是唐朝国际交往的西线，后两者是唐朝与回鹘、突厥等的交往线路。根据荣新江等人的研究总结，这些路线上最为活跃的就是粟特商队[24]136-178，他们的主要将西来的商品在长安、洛阳等地贩售后，又将茶与丝绸等带着浓郁东方气质的商品，一是经原州(固原)进入河西走廊至敦煌，再由敦煌的中转进入西域的高昌（吐鲁番)、焉耆、龟兹(库车)等，于疏勒翻越葱岭，进入中亚各地；二是经灵州(灵武西南)、并州(太原)、云州(大同东)乃至幽州(北京)、营州(朝阳)，进入回鹘牙帐，传播至漠北深处。
茶入中亚，最重要的路线之一就是途经河西走廊至西域，敦煌地区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重要节点。《敦煌文献?茶酒论》中将当时茶叶的贸易繁荣景象描述为“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蜀川（山）流（蒙）顶，其（登）山蓦岭。舒城太湖，买婢买奴。越郡余杭，金帛为囊。素紫天子，人间亦少。商客来求，船车塞绍”[25]p435。敦煌文献中已有茶具记载，敦煌沙洲某寺交割目录点检文书中（敦煌文书P.2613）有记载：“柒两弗临银盏壹，并底。叁两肆钱银盏壹，肆两伍银盏壹，肆两银盏壹。”[26]P9这里的银盏可能是一种较为高级的茶具，因为它有“底”。银茶具在唐朝是一种高级茶具，在法门寺出土的贡品中就有银茶具和烹茶拨火的银火筷。敦煌寺院中保存有这样高级的茶具，说明在当时的敦煌喝茶是一种高雅的行为，寺院的僧侣也时常喝茶。
新疆吐鲁番（唐时为高昌）作为当时西域的重要区域，茶叶贸易与饮茶之风同样也已经传播至此。据考古发现，吐鲁番阿斯塔纳那唐墓出土文物中，绢画《围棋仕女图》中便画有一个手捧茶托端茶献茶的侍女。图中的奉茶侍女，头梳丫鬟髻，额间装饰花钿，身着蓝色印花圆领长袍，双手托盏，表现了侍女为弈棋的主人进茶的情景。[27]p85-90而唐朝时茶入回鹘也有史料可证。《新唐书?陆羽传》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12]（卷196，P5612）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喀喇楚克的遗言》中，出现了“一个茶盅（茶杯），两把（涂过）漆的小勺子，六双漆筷子，十双红筷子”的记载[28]p299，这是生活在10-11世纪的回鹘人喀喇楚克临终时留给儿子的遗物，其间第一次出现了回鹘文的“茶”字，这里的茶盅确定无疑是用来饮茶的专用器具。从遗物的数量和价值来看，喀喇楚克的身份应为普通百姓，由此可以说明茶成为了回鹘人的日常饮品，更是茶饮生活在西域传播的实证。此外，在历史上粟特人居住的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广袤区域，多个语言中都有“茶”，且发音也与汉语相近，如茶在哈萨克语中称为xay,在吉尔吉斯语中称为tsay,塔吉克语中称为cairy,这说明华夏饮茶习俗早已随粟特人传播到了中亚地区[29]102。
03结论
唐代丝绸之路更加通达繁荣、成为唐朝中央政府经略西域和发展与西亚及欧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干道，基于对众多历史典籍、方志、笔记的研究，通过对唐王朝对西域地区的统治与建设、社会经济的发展、唐王朝与西域的交通路线与制度等三个方面的考察，梳理出茶叶传播的基础条件：一是隋唐时期强盛的中原王朝加强了对西域地区的经略与治理，带来了丝路的通畅与沿线的稳定与繁荣，这是丝路商品的流通的前提；二是唐代饮茶之风遍及南北，形成了成熟的茶叶消费市场，茶的种植、制作、销售成为社会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茶叶得以西传的基础；三是唐代驿传制度的完善，使丝路的交通更加便捷与安全，客观上激发了以粟特、回鹘为首的商业民族的积极性，商品流通更加频繁而广泛，这是茶叶西传的保障。
公元8—11世纪随粟特、回鹘等民族在西北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活动，茶叶得以逐渐西传，从茶向外传播的具体路径来看，通过丝绸之路，经河西走廊至敦煌，再由敦煌进入西域的高昌，翻越葱岭后进入河中地区，也就是今天的中亚各地。粟特人与回鹘人是隋唐时期陆上丝路的极为活跃者，他们通过大量商业贸易活动联结了东西方，茶叶也因由频繁密切的商业活动而进入西域所在的亚洲腹地，甚至传播至更远的西方。
刘军丽，四川旅游学院教授，长期从事饮食文化应用与传播、饮食史、烹饪理论、川菜标准化与国际化研究。2010年开始，曾多次赴河西走廊、新疆调查丝绸之路沿线饮食文化传播情况，并主持国家社科项目子课题“西北丝绸之路与华夏饮食文明传播”。四川博物院注册志愿者，2012年起在四川博物馆开展公益文物讲解公众，服务观众数万人，2019年获得全国十佳博物馆志愿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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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古代又称芙蕖、芙蓉。《尔雅·释草》“荷，芙蕖……其华菡萏，其实莲，其根藕。”疏“芙蕖其总名也，别名芙蓉；江东呼荷；菡萏，莲华也。”千百年来，莲以它美丽的花形，芬芳的气质，不染纤尘的高洁品德深受世人的喜爱。
在我国古代文学 作品中很早就出现了描写莲的诗句。“彼泽之陂，有蒲与荷”（《诗经·陈凤·陂》）；“山有扶苏，隰有荷华”（《诗经·郑风·山有扶苏》）；“制菱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屈原《离骚》）。南北朝乐府民歌中咏莲的作品更是屡见不鲜。“青荷盖绿水，芙蓉披红鲜，下有并根藕，上生并头莲”（《清商曲辞·青阳度》）；“千叶红芙蓉，昭灼绿水边”（《清商曲辞·读曲歌》）。一曲曲清新秀丽的民歌把江南水乡莲花盛开的美景描写的如诗如画。唐诗中也不乏赞美莲花的作品。“莲开花覆水，莲谢藕在泥。不学清萍叶，随波东复西”（丁鹤年《采莲曲》）；“看取莲花净，应方不染心”（孟浩然《题大禹寺义公禅房》）。宋代著名学者周敦颐更是爱莲成癖，他在《爱莲说》中写道：“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浊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一段尽善尽美的描写，充分表现了作者对莲花的倾慕之情。
青釉莲花尊，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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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佛教自印度传入我国。经过逐渐的适应和缓慢的流传，到东晋、南北朝时已遍及大江南北。随着佛教的到来，佛教艺术随之兴起。莲花作为佛教文化中的重要文化象征，是佛教偶像崇拜和佛教艺术中常见的图案。传说釉迦牟尼降生前，宫廷中百鸟齐鸣，四季花木一同开放，池中开出大如伞盖的莲花。釉迦牟尼得道成佛后，每当他传教说法时，都坐在莲花宝座之上。在有关佛教艺术的雕塑作品中，诸佛所坐的台座也多为莲花形。佛经中把佛所居住的地方称为莲华世界，“莲华世界，是卢舍那佛成道国”（《华严经》）。佛教经典也有以莲花题名的。《法华经》全称《妙法莲华经》，是大乘佛教的一部重要经典。经的名称以“妙法”比喻所说教法微妙无穷，以“莲花”比喻经典的洁白高雅。
就连僧众所披的袈裟也与莲花有密切关系，“袈裟又名莲华衣，谓之不为欲泥所染故”（《释氏要览·上·法衣》）。总之，在佛教艺术中莲花的图案造型随处可见，无论是石窟寺的柱础、藻井，还是佛像的台座、背光，都普遍与莲花有着不解之缘。莲花纹饰出现在我国瓷器上面，则首见于六朝青瓷。
萧山窑青釉划莲瓣纹盘，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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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文化大融合的时代。中国的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与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互相融合，共同推进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受佛教艺术的影响，三国、西晋瓷器上出现了佛像、忍冬等与佛教有关的纹饰。江苏金坛西晋墓和浙江平阳元康元年墓出土的青瓷谷仓，腹部均贴饰模印佛像。佛像身披袈裟，双手合抱坐于莲花台座之上。东晋晚期，瓷器上开始出现了简单的莲瓣纹。
岳州窑青釉划花莲瓣纹盘口瓶，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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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青瓷在质地和釉色上比以前有显著提高，“瓷”的特点更加鲜明。为突出青翠如玉的釉质，东晋青瓷一改早期繁缛的装饰，仅饰以简单的弦纹或褐色彩斑。东晋晚期，盘碗类器物开始装饰简单的刻划莲瓣纹。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出土的茶黄釉钵，外壁刻划简单削瘦的莲瓣十七瓣。镇江阳彭山出土的莲瓣纹碗，每个花瓣由数条极细的划线组成。以上两处墓葬出土的刻莲瓣纹器物与浙江萧山县上董窑遗址的盘碗残片非常相似。从现有资料看，东晋青瓷中饰有莲瓣纹的器物数量有限，品种也较少。一般碗类多装饰在外壁，盘类则装饰在内心。装饰技法也较单调，多属划花、刻花之类。
南北朝时期，佛教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扶持。据史载，南朝梁代佛教最兴盛时佛寺多达两千多所，北魏末期僧尼多达两百余万人。随着民间信佛者的剧增和大量寺庙、石窟的修建，佛教艺术的影响已深入到各个领域。在各种工艺品中，莲花题材几乎无处不见。它从东晋时期的初露端倪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莲纹此时不仅大量装饰在盘碗类圆器上，也广泛用于罐、尊等琢器上。装饰技法大为拓展，更为丰富，除了延用重线浅刻外，还采用浮雕、堆塑、模印帖花等多种技法。
合肥市 隋开皇三年墓出土的
寿州窑六系莲瓣纹青瓷盘口壶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重大发展时期。在三国两晋南北朝陶瓷成就的基础上，隋唐瓷器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繁荣昌盛的唐帝国对外来文化具有兼容并包的宏大气魄，南北朝时期带有宗教色彩的莲纹此时已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逐渐成为现实题材而普遍为民间艺术所采用。
隋代瓷器的装饰风格与南北朝相比，显得朴素简洁，以罐类为例，北方生产的四系罐以腹部凸起的一道弦纹代替了覆莲纹；南方生产的六系、八系罐体形瘦长，大口丰肩，为适应器形特点，莲瓣纹上移到肩部。瓶类的莲纹也多装饰在肩部。
青釉兔纽莲瓣纹权
故宫博物院
隋代莲瓣的瓣尖有圆状和尖状两种。合肥隋开皇三年墓出土的青釉碗，外壁刻划仰莲一周，瓣尖细长。同墓出土的青釉盘口壶，腹部刻一道凹弦纹，弦纹上下分别刻划尖状覆莲和仰莲。这两件刻划尖状莲瓣的器物与凤阳武店灵泉寺东山早期寿州窑遗址出土的瓷片非常相似，当为隋代寿州窑产品。
唐代以前，我国瓷器上的莲纹一直未能突破图案化、规格化的模式。湖南长沙铜官窑首创的釉下彩绘新技法，将绘画艺术引入瓷器装饰领域。完整的莲荷图案、水禽莲池图案开始以国画的形式出现在瓷器上。铜官窑釉下彩绘的纹饰题材十分丰富，包括人物、动物、花草、云气山水等。其中花卉题材所占比例最大，而花卉纹饰中又以褐绿彩绘的莲荷图案最多。莲瓣饱满圆润，荷叶舒张自如，笔法流畅，形象生动。虽仅寥寥数笔，却尽得写意之妙。这种新的装饰技法突破了以往刻划纹、印纹的局限，突破了多年来图案化模式的框框，使画面充满了勃勃生机。除了釉下彩绘外，铜官窑的釉下点彩也很有特色。扬州唐代遗址出土的黄釉褐蓝彩双系罐，以褐蓝相间的大小斑点组成联珠，配置成云头和莲花图案。构思新颖，别具风格。此外，铜官窑印花、划花瓷器中也有大量的莲花图案。
唐代白瓷中也有不少装饰莲纹的上乘之作。西安东郊唐乾封二年段伯阳墓出土的白釉贴花高足钵，下腹堆贴圆肥的仰状莲瓣，喇叭状高足上贴覆状莲瓣，器腹装饰三组具有波斯风格的贴花图案，气势宏伟，装饰富丽。河南陕县出土的白瓷灯，底坐塑成莲花柱础形，构思巧妙，造型规整。
“唐代佛教盛行，陶瓷也用来烧制有印度风格的宗教器物。有一种塔形罐，用作随葬品，具有佛教特征”。塔形罐是唐墓中常见的器物，罐下腹一般均装饰一层或几层仰状莲瓣。如河北蔚县榆涧唐墓出土的绿铅釉塔形罐，西安中堡村唐墓出土的三彩塔形罐等。佛教艺术发展到唐代，从题材到风格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幻想的宗教世界已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并把外来艺术的精华水乳交融地融入本民族的传统艺术之中。”莲纹此时已逐渐失去了宗教色彩，日益表现出富有生活气息的民族风格。
唐代崇尚牡丹，周敦颐《爱莲说》中提到“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但牡丹图案在唐代瓷器上尚不多见。直到宋辽时期，牡丹才在瓷器装饰领域中大放异彩，并开始逐渐取代莲花成为花卉题材中最常用的纹样。
三彩刻花鹭莲纹盘，辽
故宫博物院
宋辽金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中非常重要的时期。南北名窑辈出，官民窑竟相发展。无论是釉色品种还是装饰题材都空前繁荣。在花卉图案中，国色天香的牡丹后来居上，作为主题纹饰开始超过莲花。莲瓣纹在北宋早期仍占有一席之地，但后来随着荷塘风光、莲池水禽、婴戏莲花等富有民间生活气息图案的大量出现。莲纹自东晋出现在瓷器上以来，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变化，到宋代已完全脱离了宗教影响，成为优美的纯装饰性题材。由于唐宋以来推崇牡丹，莲花已逐渐失掉其传统的优势地位。但深受人们喜爱的莲纹仍是宋代各大窑系中普遍使用的题材。
青花鱼莲纹罐，元
故宫博物院
到了元代，莲瓣纹是青花瓷器最常见的边饰，这种经过变形的莲瓣俗称“八大码”，外廓由外粗内细的两道线构成，线条转折生硬，显得棱角分明。瓣与瓣之间均留有空隙，瓣内绘制各种纹饰。其中以绘制火珠、火轮、银锭、珊瑚、犀角、双钱等图案的杂宝纹最有特色。
南京市中华门外郎宅山明永乐十六年（1418）叶氏墓出土一件青花莲池鸳鸯纹碗，1960年出土，南京市博物馆收藏。
莲池鸳鸯和莲池鱼藻是元青花中的写实性主题纹饰。布局繁密，结构严谨，笔法遒劲有力，生动自然。莲花的花瓣状如饱满的麦粒，“荷花、荷叶、莲蓬都不填满色，鸳鸯、水藻都带几笔水纹，仿佛水在流动。”这类画工精湛的作品艺术效果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图案纹饰，是元青花中的精品。
明天顺 青花荷莲大碗
故宫博物院
明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
明代鸳鸯莲池纹一改元代繁密的布局，画面疏朗有致。１９８８年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的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盘心画三丛莲花，一对飞翔的鸳鸯雄上雌下，相互呼应，茨菇、芦苇、浮萍穿插其间。鸳鸯的双翅和水波纹用青花绘制，彩料部分先在胎上刻出浅细的轮廓线，施釉烧成后再按釉下轮廓线填绘彩料。荷叶用没骨法渲染，莲花先勾出花瓣轮廓，然后在瓣内填绘红彩。纹饰舒展，线条流畅，画面清新秀丽。成化斗彩器物上的鸳鸯莲池纹与宣德基本相似，但彩绘部分不在釉下预刻轮廓线。纹饰的线条柔和纤细，色彩淡雅。明代后期的鸳鸯莲池纹画工草率，构图凌乱，不能和早期相比。
康熙 五彩加金鹭莲纹尊
故宫博物院
清代莲荷题材中成就最高的当属康雍时期的写实莲荷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五彩加金莲荷纹凤尾尊，颈部和腹部满绘两幅完整的莲荷图。莲瓣丰腴饱满，荷叶舒张自如，莲丛中点缀着芦苇、茨菇、浮萍，水鸟鸣叫，彩蝶飞舞，画面充满了勃勃生机。色彩浓艳的红莲绿荷与一朵用金彩描绘的莲花交相辉映，整个画面金碧辉煌，宛如一幅精美的工笔国画。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雍正“二年试乙号样”款粉彩莲纹盘，“盘内壁粉彩绘出荷花纹饰，共画八朵荷花，三朵盛开，五朵含苞。这些荷花都是先用黑彩勾勒出花瓣的轮廓线，再填淡粉彩进行渲染，然后用深粉色在花瓣尖端略加点缀，使花朵明暗层次清晰，彩色秀丽温雅。荷花周围配几片荷叶，或肥硕碧绿，或残败苍劲，从而更衬托出荷花亭亭玉立，香远益清的高雅风姿”。清新的画面，纤巧的笔法，柔和的色彩，形成了雍正工笔花鸟图案清雅秀丽的风韵。
清乾隆 斗彩鸳鸯卧莲碗
故宫博物院
乾隆时期，瓷器装饰雍荣华丽，刻意求精。但过分追求规整和工细导致了繁冗和堆砌，艺术上的倒退使莲纹失去了昔日的生机，在斑烂的色彩、华贵的外表下，隐含着僵化、呆板和滞气。乾隆中期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败，陶瓷工艺也开始由盛转衰。各种以莲荷为纹饰的器物虽然数量众多，但艺术上已远不能和前期相比。
莲花是我国传统的装饰题材，在西周晚期的青铜纹饰中已开始崭露头角，春秋战国的铜器、陶器上普遍采用莲瓣作为装饰。但中国瓷器上的莲纹是受佛教艺术的影响发展起来的。从东晋的初露端倪到南北朝的鼎盛时期，莲纹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及至唐代、中华民族巨大的同化力已将外来艺术中的精华水乳交融地融入本民族的传统艺术之中。瓷器上的莲纹进入了成熟时期。宋辽金时期我国陶瓷器装饰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装饰题材日益丰富，加上牡丹花的异军突起，一直在装饰领域据统治地位的莲纹开始进入萎缩时期。元明以后，缠枝莲纹作为一种定型的装饰题材长盛不衰。乾隆中期以后陶瓷业日趋衰落，莲纹在艺术创新上无所建树，但作为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传统题材仍广为流行。建国以后，作为中华民族所崇尚并具有传统力量的莲纹又重放异彩。随着新中国陶瓷业的繁荣昌盛，流行了千年的莲纹必将在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发展，永不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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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所说的“茶器”主要指茶壶、茶杯、茶勺等这类饮茶器具。唐代文学家皮日休《茶具十咏》中所列出的茶器种类有“茶坞、茶人、茶笋、茶籝、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煮茶。
清初的几代帝王，不仅勤政，且都是艺术控，很注重生活品质，尤其喜寄情山水，即便不能出外巡游，在宫廷内庭院的生活也很是惬意。起居图无论帝后嫔妃，茶器形象到处可见。“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茶”，这是乾隆皇帝对饮茶的评价。
乾隆·瘿木手提式茶籯
乾隆·竹炉山房
在中国各地博物院，珍藏有历代的茶器数不胜数，其中就有很多清宫的茶具珍品，一起来看看。
描红荷露烹茶荷花茶壶
【清朝】
年号： 乾隆
纹识描述： 通体矾红描缠枝番莲纹，腹部两面开光，一面绘荷塘莲花，一面书乾隆题诗。「荷露烹茶一律，乾隆己卯新秋制」，朱红「比德」「朗润」二印。盖面画转枝番莲纹，纽面绘盛开莲花一朵，纽侧则饰朵花一周。 敛圆口，弓形把，曲流，圆顶盖，盖侧一通气孔。盖足外壁涂金外，内面全施绿彩。器底矾红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款。
乾隆皇帝他不但到茶区观看采茶，他对烹茶也颇有研究，非常讲究水质和茶具。诗作不但赞赏用无锡第二泉水冲泡的玉乳名茶和唐宋官窑越瓷茶具，也指斥了汉武帝妄想成仙以秋露为饮之事，更讥讽了李林甫不识玉乳，为讨好皇上而千里劳累选送荔枝的愚蠢。
珐琅彩山水人物白地茶碗
【清朝】
年号： 乾隆
碗内白地无纹，外壁一面画山水人物，背山面水，竹林小屋，一士人坐于屋内，一僮旁侍，屋外桥边二人驻足交谈，一人指向屋内，远山苍润，小桥流水，皴石茂林，烘托出一幅清朗宜人的山水人物图景。碗壁另一面墨书「连村多绿树，长日转黄鹂。」前后红彩书「竹石」、「山高」、「水长」三印。胎质细腻，胎薄透光。底蓝料书「乾隆年制」四字二行仿宋体楷款，外加双方框。此碗釉彩设色以青绿为主、黄蓝为点缀，是一幅精美的山水人物图画，为宫廷画匠所绘。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乾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珐琅彩的突出成就，是和当时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细分不开的。
珐琅彩开光仕女图茶壶
【清朝】
年号： 乾隆
纹识描述： 全器以红、蓝描绘锦地花，颈周绘波涛纹，壶腹两面开光，一面画仕女弹琴，一仕女坐观、并拨琴弦，另二幼童在侧围观；另一面绘三仕女围坐几前，二人对奕下棋，一人坐观。盖顶画莲瓣，盖面加饰五蝠，盖沿、底边饰以卷草、莲瓣纹等吉祥纹饰。胎骨略重，珐琅彩上多杂质斑点。壶底料书「乾隆年制」四字二行仿宋体楷款，外加双方框。
清代彩绘瓷器的纹样，包罗万象。“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图式被广泛运用，吉祥图案，寓意深刻。此茶壶上的人物，反映出清乾隆时社会文化的提高和繁荣。壶盖上蓝彩中的红色蝙蝠纹样，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蝠"幸福"的奇异对应，是俗常的价值祈愿，是人们追求美好的反映。
蓝地粉彩连年福寿纹茶壶
【清朝】
年号： 乾隆
全器以粉彩描绘纹饰，盖面花纹为四朵转枝莲花，中间各加饰蟠桃，盖纽为珊瑚红所绘盛开莲花一朵，盖纽周围则饰如意纹一周。壶颈绘圈点纹一周，肩饰如意纹，壶腹两面各画莲花一朵，围绕三只口衔四颗蟠桃的蝙蝠，底边莲瓣纹一周，壶流及把手亦饰缠枝莲纹，纹饰分线均描绘金边。壶内外均以蓝彩为地，壶底蓝底中央留白内朱红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二行篆款。
茶叶末六联瓶
【清朝】
年号：乾隆
此品造形奇特，由五只相同尺寸、形制的瓶子环绕着中央的主瓶。最难得的是，周边的五个瓶子，大小近乎相等。黏贴的过程是对准了主瓶的穿孔，由此可见，乾隆官窑悉心照顾细节的特色。
五彩万寿长春海棠式壶
【清朝】
年号：康熙
壶身呈四瓣瓜棱壶身，圆口，曲把，短流，盖边作四瓣莲瓣形捲唇、带圆形纽，纽顶一通气圆孔。盖面绘秋葵及蓝菊，卷唇盖沿或伤缺后涂饰嫩绿色；壶外壁两面棱区画桃实，桃花，月季，另二面流把周边则绘折枝月季花。器面全施透明釉，内面则为紫砂素胎。
五彩四季花盖碗
【清朝】
年号：康熙
盖碗敞口，斜直壁，矮圈足，带盖。碗外壁画四季折枝花卉纹，有牡丹、月季、野菊；菊花、茶梅等；盖外壁亦绘月季、莲花、菊花、梅花等四季折枝花卉纹，器内及盖内各饰月季及莲花一朵。
白瓷描金鏤空帶托茶杯
【清朝】
年号：不详
外层镂空雕花，于菱形四角点饰金彩，口足间金线四道，竹节把上，每节均饰金纹二道，内层白釉无纹；杯托盘口折沿亦镂空雕花，与杯身相同纹饰，盘内白釉无纹。杯底、盘底各有双红边三角形图案，三角各书「A.R.F」内印英文字母「1901」「DORE」「SEVRES」等款识，杯底、盘底圈足旁各刻划英文字母「SGR」等。
仿雕漆珊瑚红釉银里盖碗
【清朝】
年号： 乾隆
碗及盖内外均包银，外壁于素胎时雕刻成仿雕漆绣球纹锦地纹饰，口沿雕回纹一周，足边莲瓣纹，施透明釉烧成后，再挂珊瑚红釉，二次低温烧成。碗底白瓷地上矾红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款。
陈荫千制宜兴紫砂竹节提梁壶
【清朝】
年号：乾隆
茶壶整体造型仿自竹节，椭圆形壶身，围饰弦纹一圈，矮圈足，壶嘴塑成三节竹节曲流，壶把则为两枝细长竹枝缠扭成形。盖为椭圆拱形，上贴饰竹叶两丛，盖纽亦为双竹枝相扭成拱桥式，盖顶正中一小通气圆孔。紫砂泥质地较细，颗粒微粗，含黑、黄砂点。壶底印铃「陈荫年制」篆刻方印。
陈荫年为乾隆中期宜兴制陶名家，生卒年不可考，善制竹节把壶，此为本院清宫旧藏器中，唯一遗有宜兴陶工名款的紫砂茶壶，余均施彩或腹上雕漆。此壶久用，里外遗留旧有茶汁痕迹，故壶面罩有一层光泽，其受宝爱可想而知，也可能是乾隆品茗御所竹炉山房中煎泡茶器之一。
冬青釉茶叶罐
【清朝】
年号：雍正
文物描述：直口，短颈，丰肩，硕腹，通体均施青釉，釉色匀净淡雅，质坚细腻。
雍正时期青釉或青花茶叶罐尤多，可见雍正皇帝素好品茶。
吹绿茶杯
【清朝】
年号：雍正
文物描述：撇口，深弧壁，矮圈足。器内白釉无纹，外壁施浅绿釉，釉色嫩绿淡雅，釉面满布细碎开片。底青花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二行楷款，外加双圈。
一般称此匀净淡绿微泛黄色者为吹绿，或形容其吹之可破的娇嫩感觉，或因其以吹釉枝法制成而得名。吹绿色正是雍正朝低温铜绿釉的代表釉色，多见于小品器类。
文物尺寸：口径:9.2cm 底径:3.5cm 最高:5.9cm
青花山水人物六方茶叶罐
【清朝】
年号： 康熙
纹识描述：盖面青花绘一蟠螭，盖壁饰六字三种不同书法的「寿」字，加饰青线三道，罐肩满画如意纹，罐腹则饰山水人物画，云松下二老者，一抬头持杖遥指飞翔而来的仙鹤，另一老者及一背罐童子亦仰面迎望飞鹤，罐腹上下各饰回纹一周，足边则为转枝叶纹一周。底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二行楷款。同类造型亦有锡制茶叶罐。
青花开花御制诗文茶壶
【清朝】
年号： 嘉庆
余隙及盖面把、把、流均绘转枝莲纹，盖纽一半涂青、半留白，颈饰卷草纹，底边莲瓣纹一周。底青花书「大清嘉庆年制」六字三行篆款。
粉彩万福长寿红地茶钟
【清朝】
年号： 嘉庆
外壁紫红地饰粉彩，口沿下为如意纹一周，腹壁饰番莲四朵，其上各绘金彩万字符号，其间加饰蝙蝠口衔盘长结四组；蝙蝠与番莲之间又以桃实间隔，底边莲瓣纹一周，口足间则加饰金边二道。胎骨略重，器底红彩书「大清嘉庆年制」六字三行楷款。
粉彩万寿无疆花蝶盖碗
【清朝】
年号： 同治
碗内白地上满画粉彩梅花、蝴蝶，器、盖内外口沿及底边、圈足均画回纹一道，碗、盖外壁黄地上四圆形开光万字内各书「万」「寿」「无」「疆」，并围以如意云纹；开光间以蝙蝠、桃实、盘长等纹饰，寓意万寿无疆。盖圈足内及碗底朱红「长春同庆」四字二行楷款。
粉彩紫藤花鸟纹蓝地盖碗
【清朝】
年号： 道光
碗底及盖足内白釉无纹外，余均施蓝地粉彩，碗内及盖内均绘紫藤花卉纹；碗外壁及盖面则饰紫藤花鸟及月季花。蓝地施釉浓淡不匀，布满开片纹，紫藤花及月季花分施粉彩，紫、粉红、绿、粉绿等色料堆朵深厚，紫藤花房均以赭色钩边。道光年间不少以「慎德堂制」为款识的各种器物，盖碗尤多。此器满画纹饰，华丽大方，然与清盛期乾隆官窑相较，则略嫌粗糙，蓝地凹凸不匀，画工亦无前代之精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