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浅谈发酵食品
2、茶的最初形态是什么样呢?
3、茶的功能性与传播
4、茶的杀菌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5、茶的补充膳食纤维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6、咖啡碱的刺激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7、茶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关系
8、普洱茶与当代人肠道菌群养护
9、普洱茶保健的部分机理浅谈
人类文明的兴起伴随着非常多的材料和技术。
茶是东亚祖先驯化出来的重要物产，它联合了中原和草原，汉地与藏地，通过茶马古道将中国文化带向世界。
发酵则是全世界文明发展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技术，是文明的催化剂，帮助人类提高了生存优势。
1、浅谈发酵食品
所谓发酵食品就是人类利用微生物将食材进行再加工获得的食品。
一本书名为《食品微生物学》的教科书，其中前言说，在7000年前，已有人类在采食菌菇。
我觉得野生菌不能算作发酵食品，而且人类最早食用野生菌的时间应该远早于符号记载。
但发酵食品和野生菌还是有很多相同点的。
一些小麦粉，给它加点水，揉成个面团，放碗里忘了。不久之后一些真菌就会发生，这些真菌会把面粉里很多营养物质的微观结构改变。微生物不但改变了面团的物理结构，也增加了面团的风味。古巴比伦人把这个发酸的面团拿去烘烤，就做成了类似今天的面包。这个事件可能诞生在6000年前的一次偶然。
发酵现象更多时候与食物储存有关。
今天的城市人对于食物发酵与储存没有像古人那样的重视，这是因为今天不但有冰箱，还有超市，让我们每天都有新鲜的肉类和蔬菜可以食用。
虽然古人在某些特定时间和区域也有类似今天冰箱的设备，但却没有现代化农牧产品供应体系。如果不做好食物储备，是没法儿生存的。
食物储备，与发酵相辅相成。
比如葡萄没有办法长期储存，做成葡萄干就可以多存一阵子，要是做成葡萄酒就可以存十几年到上百年。新鲜的肉类也没办法储存，古人会在肉里添加一些盐，做成腊肉，火腿一类的发酵食物。
为什么要放盐?因为如果不放盐，微生物的生长不受控，很快肉会完全腐烂，全部营养都被微生物消耗殆尽。放盐会使微生物的生长受到控制。所以想做出好吃的火腿就要掌握一个度，让微生物产生对人类有用的变化，而又不至于消耗掉过多的营养。
葡萄酒也是一样。葡萄里面有糖，但要是只有糖的话，微生物就会疯长。所以酿造葡萄酒还需要关注葡萄皮中的单宁，糖是微生物的养料，而单宁会把微生物控制在合理范围。
除了利用成分控制微生物，也可以利用环境控制微生物。
因纽特人的传统美食腌海雀，整个制作过程不用加盐，捕获的海雀也不去毛不去内脏，完整地塞进一只新鲜的去掉内脏的海豹皮囊中。然后把海豹挤除空气封好口，埋在石窖里发酵半年左右，就可以直接吃了。在北极圈内，寒冷的气候让微生物难以爆发，有一个外壳的保护足够了。
发酵技术的本质，一方面是给微生物提供营养，另一方面是给微生物一定控制。
不同的自然环境与不同的文化传统，会产生不同的发酵技术。
在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当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人对发酵已经利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各种谷物各种肉类都可以变着花样发酵。
这时的发酵已经不再仅仅是为了储存食物，更是为了追求美味了。
对于游牧世界来说，牛羊奶十分重要。没有办法长期储存的新鲜牛羊奶，就可以通过发酵变成可储存的食物。世界上任何一个对牛奶有强需求的民族，都会产生出各自制作奶酪的方法。而雪域高原的藏民不单会做奶酪，还会先把牛奶当中的酥油提出来。酥油大概可以存一年左右，存放一段时间的酥油内质会被微生物部分改变，更利于消化，也属于一种冷门的发酵食品。
近年出版的一本讲发酵食品的书《不生不熟》，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人类在学会用火之前，就学会了发酵。
作者给出的理由是差不多19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直立人的臼齿就开始变小，这说明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吃的食物变得好咀嚼了。但人类学会用火的时间是大概50万年前。
什么让食物变软的呢?发酵。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路途中，发酵早已深度参与。
但人与微生物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
17世纪，在显微镜发明之后，人们直接看到了微生物。到了19世纪，科学家又提出了“病菌”这种概念，由于片面的认识和宣传，当时的人们把微生物视为病源，尽力躲开。
这是胡适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片段，当时知识分子的观念可见一斑：
“你要记得下面几件事: (1)不要买摊头上的食物，微生物可怕。(2)不要喝生水冷水，微生物可怕。……”
发酵食品也在潮流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波及。无菌食品成为了一种风尚。
远离微生物不是人体需要的生存方式，导致了今天人类的很多健康问题。
所幸，随着人体微生物组研究的大量实质性进展，越来越多的报道也在传播微生物的正面价值，发酵食品迎来了一个全新时代。
2、茶的最初形态是什么样呢?
茶叶作为一种被人类驯化的重要植物，深度参与了人类文明进程。是目前世界上流布范围最广的饮料。
对茶叶的最初利用，公认始于中国。我们熟悉的陆羽《茶经》中就有这样的文字：“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
早期汉字中没有“茶”字，“荼”就被拿来暂代茶用。大学问家顾炎武在《日知录》说：“‘荼’字自中唐始变作‘茶’。”
“荼”的本字义是一种多余的草，应该除掉的苦草。用这个字来指代茶，可以想象汉文化早期对待茶的态度。
而“茶”这个文字要等到陆羽的时代之后才开始被广泛传播和确立，文字形成共识的同时也说明“茶”正式融入了的汉文化生活。
茶来自何方?
继续看《日知录》，顾炎武在大段的史料推导后，从字缝中读出结论：“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
以下为引文：
《日知录校注》(清)顾炎武 著，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18
秦国占领蜀地发生在战国期间。秦人取蜀意义很大，比如李冰父子被秦王派去蜀地，之后修都江堰等等故事。秦人取蜀的底层价值在于古华夏文明与古蜀文明的交融，二者共同塑造了后来的中华文明。
蜀地在中原的南方，茶来自南方。正所谓“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除了文字学，还有语言学上的证据。
北京大学汪峰教授在文章《语义演变、语言接触与词汇传播——*la“茶”的起源与传播》中推导出，“茶”的最早源头就是彝缅语的*la，最可能的来源是在云南广为分布、且与傣语有接触的彝语支语言。
说得简单粗暴点：汉族语言中的“茶”，借自西南的彝语支民族。
还有一则材料。
五代·毛文锡《茶谱》:“泸州之茶树獠，常携瓢置，穴其侧。每登树采摘芽茶，必含于口，待其展，然后置于瓢中，旋塞其窍。归必置于暖处。其味极佳。又有粗者，其味辛而性熟。彼人云：饮之疗风。通呼为泸茶。”
泸州就是今天四川的泸州，这里的泸茶显然是一种发酵茶，与中原茶饮迥然不同。在汉语文献记载中，几乎为孤例。
这种不用火，单用发酵做出来的茶，在今天也有。比如德昂族就有一种酸茶做法，将新鲜的茶叶用芭蕉叶包裹，放入土坑内埋几天至几十天后取出，将茶叶放在阳光下揉搓，晾晒几天，然后又用芭蕉叶包裹放入深坑，再埋几天到几十天，最后取出晒干即成。
类似的东西在布朗族、景颇族中也有，不同地区对于酸茶发酵的时间掌握不同。从地理分布上说，在泰国、缅甸、老挝，甚至日本也有原理类似的存在。
联系起上个小节所谈的内容，人类对于发酵的利用要早于对火的利用，掌握发酵比掌握用火要容易。在此基础上，可以想象：酸茶(发酵茶)的出现，早于绿茶等(一切加工过程中需要用到火的茶)。
酸茶(腌茶)一般是当菜吃或者当小零食吃，跟现代汉地对茶的使用方式区别很大。
今天泰国缅甸地区做的酸茶Maing，可以拌着盐、糖浆、花生、炸猪皮等等一起吃。
东南亚酸茶Maing的发音非常接近“茗”，这或许不是偶然，“茗”字本身也暗含着品饮方式。早期汉语中的茗，常常以“茗粥”形式出现，比如王维《赠吴官》：“长安客舍热如煮，无个茗糜难御暑。”苏轼《绝句》：“偶为老僧煎茗粥，自携脩綆汲清泉。”
《茶经》中也有摘记：“郭弘农云：早取为荼，晚取为茗”。
早采的嫩茶，芽茶用来做“荼”，“荼”就是煮水喝的叶子，这种喝法，后来就变成今天的“茶”。晚采的粗叶，则用来做“茗”，做Maing(腌茶)这样的东西，用来做菜做粥。
在今天，日本的酸茶Awabancha(阿波番茶，在中国也叫阿波晚茶)就主要被用来做茶粥。Bancha有粗茶和晚茶的意思，意味着鲜叶采摘时间比较晚。(参考《茶叶微生物产品学》黄友谊 编著)
酸茶工艺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也有细微的差别。
人们使用火的成本逐渐降低后，有些酸茶的制作也开始加入火，先杀青后腌制出来的酸茶，叶形保留会更完整。
茶的这种用法也符合人类对于植物驯化的原始需求：满足食用。
这样的茶叶，在以烧烤为主食的民族中，对肠道健康的保护非常有意义。它的原理我们在本文最后一个章节讨论。
说到这里，茶叶的最早期形态开始有点模样了。
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直接通过鲜叶干燥得到的白茶形态会不会更早?白茶确实有可能更早的零星出现。但是习惯性食用茶叶的话，白茶作为食用的利用率会比发酵茶低很多，这一点之后的篇章谈到发酵原理时会再做解释。
3、茶的功能性与传播
我们盘点一下茶的功能：
第一，它能够降低大量食用烧烤的燥热。
第二，它能够让人在炎热的环境下保持一份头脑的清醒。
第三，它是一种蔬菜，作为膳食纤维的补充。
第四，通过咀嚼茶叶，可以利用酚类的杀菌作用杀死口腔和肠胃里的有害细菌。
第五，解油腻。
还可以继续补充第六第七等等……这里暂不延展。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茶的用途越多，它就越容易与其它地区其它文化形态的发生嵌合。
4、茶的杀菌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比如杀菌作用，在麦克法兰《绿色黄金》中提到“采食茶叶的猴子往往体格健康，生存能力强”，按照这种说法，茶叶在猴子文化中已经发挥作用，与猴子建立共生了。人类利用茶叶，开始也许是出于对猴子的模仿。这个观点有待更详尽的研究，但可以利用茶叶控制有害菌这一点，在今天也很有参考意义。
英国正是由于饮茶习惯的普及，间接解决了饮用水安全问题，从此人口素质提升，经济逐渐发达，成为一代帝国。
对于有意改善贫困的慈善组织来说，推广茶文化是个不错的选择。(本章叙述不再展开，相关案例可以参考《绿色黄金》)
5、茶的补充膳食纤维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
“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
“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
——藏地谚语
茶叶能够补充膳食纤维，这一特点对缺乏蔬菜的牧区，尤其是雪域高原有重大意义。
清代檀萃在《滇海虞衡志》中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也有民间传说，藏区的茶叶是文成公主带去的。从汉语文献记载看，西藏从唐代初期(公元七世纪)开始用茶。
但从藏地自身出发，用茶时间其实更早。如果认为茶叶是伴随佛教传入的，在公元三世纪(按不同谱系也有说四世纪到五世纪)，吐蕃赞普拉托托日就有好佛之名。而民间佛教传入时间更早。
藏语中有专门指代“茶”的语词，听起来更像“槚”，这比“茶”的发音更为古远。从语言学角度来说，藏语中的“茶”大概率与汉语无关。杨海潮老师在《茶文化初传藏区的时间与空间之语言学考证》一文中，得出结论：“推测古代藏族人民(或其先民)最先是从滇川交界区域(而不是四川)认识到茶的。”
2016年，《scientific reports》刊登了中英联合考古报告，用考古实物证明在1800年前西藏已经开始用茶。
考虑到西藏到滇蜀的距离比中原更近，藏地用茶的历史还有大量可供研究的空间。
在今天，传统的藏民每天都要喝大量酥油茶，践行着“茶是生命”的行动。
木霁宏、陈保亚、徐涌涛、王晓松、李林、李旭6人，在1990年和马帮走了一百多天，从云南德钦到西藏昌都，又转到四川康定，完成了“茶马古道”命名，出版了《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
这里我引用一段书中的话：
“记得我们在中甸归化寺调查的时候，喇嘛捧上的第一道礼物便是酥油茶。我们咂上两口，面有苦色，碍于情面，故意赞不绝口。3天以后，我们开始领悟到酥油茶的力度和纯香。5天以后，我们不喝酥油茶更觉四肢无力了。我们琢磨准是上瘾了，就像抽烟喝酒一样。后来有一位藏医告诉我们，高原寒冷，蔬菜少，酥油茶既可增加能量，又可维持体内维生素。从此酥油茶成了我们的主食，我们每人都怀揣木碗一只，调查累了，就在雪水溪旁盘腿打坐，打上一壶酥油茶提精神。我们不仅在考察茶马古道的文化，我们同时已经开始进入了这个文化。”
开始进入藏区不习惯酥油茶，随后发现离不开酥油茶，这是很多在藏区旅居客的共识。藏区人民喝酥油茶的重点其实不仅在于补充能量，而更在于补充膳食纤维。
藏区自然环境恶劣，食物相对欠丰富，但最缺乏的不是谷物和肉类，而是蔬菜。
膳食纤维能帮助大便成型，缺乏膳食纤维会导致便秘，所以就有了“一日无茶则滞”的说法。
“滞”还算是小问题。但肠道菌群如果长期得不到膳食纤维的滋养就会萎缩，进而导致免疫系统屏障能力下降，人就容易生病。这就是大问题了，所谓“三日无茶则病”。
在缺乏膳食纤维供应的雪域高原中，如果能引入一种可补充膳食纤维的食品，无疑将提高这个地区人们的生存状态。
所以，藏民与茶叶一接触之后，就再也离不开了。雪域高原的人们对于茶叶的需求量非常之大。
但需要注意，藏区对于茶叶的需求，侧重于膳食纤维的摄取。所以藏区需要的茶不是汉地人喜欢的细嫩芽茶，而主要是粗老的边茶(形态一般是砖茶)。
边茶是用成熟晚采，甚至是刀割下来的茶树粗老枝叶为原料，利用微生物发酵制成。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
由于历史上往藏地运送茶叶困难，供应有限，所以边茶对于藏民极为珍贵。边茶的吃法也体现出了这种珍贵。
首先，边茶一定要“煮”。因为“泡”并不能保证膳食纤维的充分溶出，只有煮才能最大限度地榨出水浸出物。水温每高一点，能溶出的水溶性膳食纤维(水溶性多糖)都会多一点。
第二，茶渣也富含宝贵的膳食纤维。这里摘录茶渣的三种用法：1、“茶渣如油，给孩子吃”。2、穷人买不起砖茶，就捡喇嘛扔掉的茶渣吃。3、进藏马帮中赶马人都把茶渣喂给骡马，这样骡马走路明显更有劲。(参考《藏茶》李朝贵 李耕冬)
由于藏区不产茶，藏民又对茶叶有强需求，所以历代汉地政权都通过直接干预边茶供给来制衡西藏。“茶马互市”“边茶专卖”都是其中内容。
英国人在十九世纪尝到了茶叶贸易的甜头，不久也发现了西藏市场对于茶叶有着巨大需求，并做出判断，印度茶在西藏大有可为。
英国人为此尝试了很久，结果是，“印茶不能以西藏人自己的方式来饮用。如果印度茶用水煮沸，相比西藏人饮用的茶叶而言，它会变得非常苦，难以消化......他们并不准备饮用印茶。以至于即使在完全由英国统治的大吉岭，也会发现这里的大多数西藏人正在费力地从中国西部获取价格高至两到四倍的边茶。”这段话来自英属印度政府中的“西藏通”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参考《印茶侵藏?——基于中英档案数据之研究》冯翔，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6期)
至于中方记载中，虽然对印茶入藏极度警惕，但对印茶品质却颇为不屑，认为印茶性燥而热，而且由于机器压制，有机油味，难以入口。
也有更“权威”的观点，比如学医5年的孙中山先生对中国茶和外国茶就有如下对比：
“就茶言之，是为最卫生，最优美之人类饮料，中国实产出之，其种植及制造，为中国最重要工业之一，前此中国曾为以茶叶供给全世界之唯一国家，今则中国茶叶商业已为印度、日本所夺。惟中国茶叶之品质，仍非其他各国所能及，印度茶含有丹宁酸太多，日本茶无中国茶所具之香味，最良之茶，惟可自产茶之母国即中国得之。”(参考《建国方略》孙中山)
这些看法虽然主观情绪重，但不妨碍其中的关键问题。
为什么印度茶在占尽价格优势的情况下，最终退出了西藏市场?
秘密在于发酵。(这还真是个秘密，茶叶发酵技术一度被要求保密。)
藏地用茶主要都是发酵过的边茶(又叫“藏茶”)。
吃边茶(藏茶)，吃的是膳食纤维，茶叶叶底虽然基本由纤维构成，但大部分不能为人体所吸收。只有通过发酵之后，微生物把本来不溶于水的纤维分解成小段，形成水溶性膳食纤维，才更适合人体。
同时发酵会大幅降低丹宁酸(酚类)含量，进而降低了茶叶的刺激性(性燥而热)。这正是印度茶的“问题”。从现在可找见的资料中来看，英国人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发酵的意义，只是把发酵当做紧压前的软化准备。
也不是英国人笨，是当时人们对微生物的了解太少了。后来新中国自己主持边茶生产的时候，也在机械化进程中走过不少弯路。
在《茶叶全书》中，威廉·乌克斯如是写道：“砖茶多销往西藏，1917年以前，俄国是砖茶的一大市场。这些砖茶，都是中国生产。西藏地区的砖茶，是四川制造，制法非常简陋。制茶者采取细叶制成上等茶后，剩下的粗叶、茶梗、茶枝装入袋中发酵数日，然后用手挑选分为三级，再用蒸汽锅蒸。等到柔软后，与用米水粘过的茶末混合，再压成11×14英寸的砖块，每块重约6磅。”
跟雪域高原类似，西北和北方游牧民族同样缺乏足够的膳食纤维源，虽然没有像西藏缺乏得如此紧迫，但对于茶叶的需求也很大。
对于汉地中心而言，“以茶治边”的意义就在此基础上得以展开，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茶”。
6、咖啡碱的刺激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很多植物都会合成生物碱类的化学成分，植物进化出这个东西，是通过这些刺激性物质保护自己，让动物不去吃它。大部分时间，这个策略是成功的。很少有动物喜欢故意找刺激。但人类受到生物碱刺激后，会有兴奋感，接触多了还会成瘾。所以富含生物碱的植物往往被人做成嗜好品。茶叶就含有大量生物碱，茶叶生物碱中咖啡碱比例最高，通过喝茶可以保持头脑清醒，喝多了也会上瘾。
在需要静修的宗教体验中时常喜欢饮茶，茶叶生物碱在此时的功能，被描述为提神，或者被认为可以减少或控制性欲。
作为汉地茶文化的代表，陆羽就认为茶的功能重点在此。所谓“荡昏寐，饮之以茶。”(《茶经·六之饮》)
这一点对于汉族人民要分两层意义看待。保持清醒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可以增加劳作时间，提高劳动效率。对于士大夫阶层来说，只有脑子在活跃的状态，才可以充分创造和享受精神生活。
又由于草原文明和藏区文明对茶的强烈需求，这样的经济作物，必须大力发展。
士大夫们以身作则，努力拉高内需。这就是汉传茶文化发达的底色。
一代代文人不断发掘出茶的种种乐趣、德行、精神，呼唤出了汉民族对茶的爱，实实在在帮助汉族茶产业做大做强起来。从“秦人取蜀”到“五口通商”，两千年的文化积淀塑造了汉传茶文化无以伦比的自信。
古代的中原士大夫把茶生活拔高成了一件雅到不行的事。宋朝是“雅”的极致，日本人来了一看，喜欢得不行，就成套学回去了。日本人需要喝茶吗?不需要，但就是瘾大，这瘾一方面是身体上的瘾，另一方面是文化上向中国模仿的心瘾。
在日本江户时代，农夫只可以喝白开水，武士才可以喝茶。
茶对日本的影响不在喝茶本身，而在茶的周边。尤其那一套复杂的礼仪——日本茶道，这是日本贵族生活的基本要求。
千利休在大阪堺寺庙某墙壁上写了《饮茶七律》，就弥漫着浓重的宗教仪式感。
“客人先进入外间，即供客人等待的房间，所有意气相投的人在那里聚齐。一声木锣响过，表示主人要出来迎客了。
就洗手来说，重要的是由此起到净化心灵的作用。
主人必须恭恭敬敬地接待客人，带他们进入饮茶室。如果主人是一个举止失措、缺乏想象力的人，如果茶和饮茶用具品位不高，如果茶园的自然格局和茶树规划不够美观，客人也可直接拂袖而去。
类似风吹过松林的声音一响起，就表示水烧开了。听到一声锣响，客人第二次进入饮茶室。没有及时听到水开或没有及时处理好炉火，都是一件不可原谅的事。
不论是在饮茶室里面还是外面，都不谈世俗的东西——这是一条颇有年头的戒律。
在正式的聚会上，客人和主人都不能咬文嚼字相互恭维，虚假客套。
聚会一般不会超过4个小时。但是，如果因为中间谈论佛教教义或美学问题而超过了这个时间，也无可非议。”(摘自《绿色黄金》)
茶除了“雅”的功能，也具世俗意义。藏区的人要是两个月不吃茶，那恐怕相当难受。但汉人两个月不喝茶，大概率没什么事。
这是因为藏人几乎必须靠吃茶来补充膳食纤维，而中原人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来源可选择。
因此，中原对茶的使用方式会与牧区有所差异，古代汉人喝茶其实是喝多酚和生物碱，至于膳食纤维则大可弃之不用。于是茶叶在中原演化出了泡饮的方式，只喝浸出物，而丢弃纤维质的叶底。
茶树中嫩芽叶的咖啡碱含量远高于粗老叶，所以汉人偏好用嫩芽叶做茶，对空有纤维质的粗老茶叶缺乏兴趣。
这种汉地与边地的用茶差异，使不同文化族群通过茶产生了有趣的关系。
比如汉族文人用这种差异来做文章，塑造文化优越感。
唐代樊绰《蛮书》有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陆羽在《茶经》里对这种喝法评价“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
一个是边地老百姓当菜吃，一个是汉族士大夫的娱乐。这其实只是出发点不同而已。站在藏族的角度，也会觉得饮茶丢弃叶底的汉人真是愚蠢至极。
更重要的关系是政治意义，明代的名臣严清曾上疏嘉靖皇帝，清楚指出：“汉地有茶，汉人离开茶也可以生存;藏区无茶，藏人却不可以没有藏茶”。(把这句话里的“藏人”换成任何一个北方游牧民族而言也是一样。)
茶是北方游牧民族和藏民的生活必需品，自己的领地上又不产茶，而且几乎没有其它渠道，只得从汉地买。
在这种经济结构下，汉人政权往往会选择将茶叶统购统销，严格管控边茶供应量，通过国家垄断经营，人为控制贸易顺差，进而实现对需茶民族的间接控制。
从中唐到鸦片战争前，汉地的统治阶级通过茶，获得了一种强大的权力。
茶叶的贸易顺差持续了一千年以上，赋予了汉地人相当的经济优势，另一方面也在持续加剧地区间的不平等，引发了相当多的冲突乃至战争。
中国这种“因为先进所以挨打”的战争最后一次发生在1840年，史称“中英鸦片战争”。
在那之前，中国的文化已经影响到欧洲，所产的茶叶、瓷器、丝绸都非常受欢迎。茶叶更是英国人最偏爱的嗜好品，英国人痴迷于这种可以提振精神的饮料。而中国对于欧洲的物产却几乎没有兴趣。恰如乾隆皇帝所说“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天朝需要的只是白银。
长期的贸易顺差让白银大量流向中国，英国有点坚持不住了。(因为当时用的是白银，不是纸，如果你愿意收纸，那要多少印给你就得了。)英国人必须找到“无所不有”的中国人喜欢的商品去平衡逆差，于是发现了鸦片......随后的一系列故事对中国是个悲剧，其中细节可参考周重林《茶叶战争》。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逐渐在印度，锡兰以及非洲也发展起了不亚于中国的茶叶经济规模，中国的茶叶优势从此丧失，世界茶叶格局不再一家独大。东方天朝的传说也随之落幕。
7、茶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关系
人怎么用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有不同的方式。
地理空间上的差异会导致文化的多样，随着时间上的发展，同一空间内的文化也可能发生变化。
川滇东南亚地区的人，最早开始把茶当酸菜吃。人们通过发酵降低了刺激性，提高了可摄取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含量，成为了烧烤生活中的必备配菜。
补充膳食纤维这一点激发了牧区人民的强烈共鸣，于是在商业接触中演化出边茶。边茶通过发酵制造而成，含有大量水溶性膳食纤维，并适宜长距离运输，长时间储存。边茶贸易增加了牧区大部分人民的生存质量，也增加了牧区的人口，也让牧区对产茶区形成依附。
中国人在茶生活里找到了“清凉”，茶让人在炎热气候下保持着清醒。“清凉”的茶文化影响了许多炎热区域的人民，他们对“清凉”高度渴望。北非的摩洛哥在“清凉”的基础上演绎出薄荷茶的形式——单单绿茶，嫌不够清凉，要再加冰糖和薄荷才能抵御撒哈拉沙漠的炎热。
由于长期的经济发达，中国茶文化越来越丰富厚重，有些时候甚至脱离了茶的基本用途，衍生出相当多纯精神性的外延。这些精神性外延被朝鲜和日本看到，并在其中找到与自身的封建礼教契合的重要仪式。
如果说古代中原士大夫喝茶主要看重酚类和咖啡碱的作用，茶的诸多功效发挥得有点不充分。那茶对英国的意义就更间接了。对18世纪的英国人而言，茶最大作用是能够让他们不再喝生水。茶文化的传播让英国人习惯于烧开水，于是在当时水污染严重的欧洲，英国用低成本解决了饮用水安全问题，为帝国崛起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首个现代化帝国的文化影响下，加糖加奶还配上布丁的英式下午茶代表着现代性，卷席全球。
高油高盐高糖高脂的现代化美食也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让现代人普遍处在亚健康状态。
我们需要一个解决现代化健康问题的抓手。
2007年启动的“人类微生物组计划”提供了这样的抓手——人体微生物。
人体其实是人的细胞和一大群微生物共生在一起的超级生物体，其中，人的细胞占超级生物体总细胞量的10%，人的基因占超级生物体总基因量的1%。
可以这么说，人体健康状态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有微生物参与。而人体微生物组中九成以上都在肠道。保证肠道菌群的合理结构，就保证了自身的健康。
2020年前后，科学界对于肠道菌群的认识频频获得突破。我们可以从肠道菌群的角度，重新解释很多问题。
现代化生活方式的问题是什么?
现代人的身体细胞结构跟我们原始部落的祖先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但现代人的身体状态和古人却产生了很大的差异。超级生物体(广义人体)中的微生物，在现代化的环境中，时常面临危险。
比如，我们教科书上写正常人的体温应该是37摄氏度。但从2019年末至2022年末的疫情期间，全世界人民都经常需要测体温，得出了大数据，现代人的体温只有36.5摄氏度。
人的体温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人体自身代谢产生的热量，一个是人体微生物组代谢产生的热量。
为什么现代人的体温降低了呢?因为现代人的肠道菌群普遍萎缩了，产热不足了。
造成肠道菌群萎缩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1、杀菌剂。现代人滥用抗生素。在集群化模式生产的农牧业中，充满了杀菌剂。再加上现代医疗也依赖抗生素的使用，这些东西会导致肠道菌群萎缩。
2、有益菌种摄入不足。近代长久以来对“病菌”的恐惧，让发酵食品的摄入变少，有机会在人体定殖的有益菌也就相应变少了。
3、滋养不足。肠道菌群需要以膳食纤维为底物生存。通过对古人类粪便化石的分析，可以得知古人类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在200-400克，而今天美国医学科学院建议人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是30克，而实际上美国人平均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是15克。几百万年来我们的肠道菌群都是处在高膳食纤维的营养环境下，只是现代化进程的一百年当中，我们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膳食纤维大量减少。(参考赵立平《大树细菌》)
肠道菌群不单影响体温，更与我们的内分泌，免疫系统息息相关。护好肠道菌群，是保健的关键。
喝茶可以调节肠道菌群。现代人如果养成有效喝茶的习惯，就能够解决相当多的健康问题。
8、普洱茶与当代人的肠道菌群养护
香港有个美食家叫蔡澜，1995年在香港《壹周刊》发表过一篇《普洱颂》，能看到香港茶生活的诸多细节，非常值得细读，其中有段这样：
“浓郁的铁观音当然是我最喜爱的。统道叔沏的，哥哥一早空肚喝了一小杯，即刻脸变青，呕得连胆汁都吐出來，我倒若无其事的一杯又一杯。
老人家教道，喝茶喝醉了，什么开水、牛乳、阿华田都解它不了。最好的解茶药，莫过于再喝茶，但是这次要喝的是武夷老岩茶，越老越醇以茶解茶，至高的境界。”
老茶可解茶醉，这个现象在饮茶人中算是共识。但也一直说不明白其中机理，只能用“暖胃”这样的大词完成大框架上的自洽。
其实从肠道菌群的角度可以提供一种解释。新茶如果含有的刺激性物质过多，肠道菌群接受不了，就会造成肠胃负担。而类似原料的老茶上有可能生长着能够分解利用这些刺激性物质的菌群，虽然活菌很难穿过胃酸。但老茶中的一些发酵产物，可以对肠道菌群起到滋养，或者起到了靶向引导解决刺激物的作用。
茶叶通过不同的加工和喝法，对肠道菌群会形成截然不同的影响。
茶叶中最主要的水浸出物分两种：1、茶多酚类(杀菌剂);2、多糖类(水溶性膳食纤维)
好的肠道菌群结构，由两个条件组成：1、菌种要好;2、营养要够。(对肠道菌群而言，好营养就是充分的膳食纤维)
先说一种情况，有时候人体由于环境影响，自身病变等因素，肠道菌群中杂菌生长过多，会导致很多健康问题。此时可以通过饮茶，摄入足量酚类，将杂菌杀死，重塑肠道菌群。
需要注意，高酚类含量的茶不可以长期频繁饮用，如果长时间保持大量酚类摄入，会导致肠道菌群萎缩。长期喝刺激性强的茶容易“体寒”就是这个原因。
在今日世界，更多有效的使用场景，还是通过多糖，给肠道菌群补充营养。
针对这个全世界人民都体温偏低，膳食纤维摄入严重不足，肠道菌群普遍萎缩的现状，通过喝茶补充膳食纤维是个低成本高效率的保健方案。
低成本：茶的生产成本不贵，相对简陋原始的环境也可以做出很好的茶。
高效率：茶本身就是世界上最流行的饮料，传播成本低。
而把茶当做膳食纤维补充剂的话，需要选择多糖含量高的后发酵茶。
后发酵茶中，关于普洱茶的研究最多。中国知网上有关“普洱茶”词条的文献有11219篇，多于“黑茶”的4456篇，“茯砖”的833篇，“藏茶”的790篇，“六堡茶”的749篇。(2021年8月20日数据)
普洱茶为何研究价值大?最主要是商业原因，但这容易解释成循环论证，因为商业价值的本质是文化价值，文化价值本质又是健康价值等等。
我们着重看一个不是最主要，但一定不可忽略的点。普洱茶的水浸出物最多。最适合做科研样本。
造就普洱茶高水浸出物总量的原因有三：
第一是品种，云南大叶种水浸出物天生多;
第二是海拔，云南是平均海拔最高的大产茶区。能够在大温差和相对低气压的环境中生存的茶树，细胞液浓度更高;
第三是工艺，普洱茶原料晒青的工艺简单直接，不在加工过程中损失太多物质。在后发酵过程中，微生物参与度极高，产生的新物质多，在理想的后发酵节奏中，水浸出物是持续增长的。
比如在普洱茶熟茶的发酵过程中(老生茶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动作极度放缓的发酵)，不同的微生物轮番上阵，将本来不溶于水的叶底纤维，分解成了大大小小的水溶性物质。这些物质的结构复杂多样。但其中基础单元必然有大量“多糖”类物质。这些物质，正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9、普洱茶保健的部分机理浅谈
膳食纤维吃下去，人体消化酶没法儿消化它，人体吸收不了它，好像对我们没什么用。但是到了肠道以后，肠道菌群却可以分解利用这些东西，利用不完的部分就成了短链脂肪酸。
目前已经发现短链脂肪酸可以为肠道上皮细胞提供生长所需要的能量，减轻肠道的炎症，调节食欲中枢，饱腹感等等。其作用尚未发现完全，但猜测肥胖症、糖尿病、结肠癌等等都与之相关。
短链脂肪酸人体不能合成，食物里也没有，只能通过吃膳食纤维，再通过有益菌去产生。
除了目前相对清晰的膳食纤维作用，普洱茶中还有一类物质叫普洱茶茶褐素。它是茶多糖与酚类氧化物的混合物，结构组成极为复杂，目前还没办法说清楚。但关于它的功效研究已经不少。
黄凤杰老师在《普洱茶降低胆固醇作用机制研究》中清晰探讨了普洱茶茶褐素的作用，它可以调节肠道菌群，间接导致了胆汁酸合成增加，降低了胆固醇。
这个作用不严谨地表达就是消食解腻。
2015年以前中国人均食肉量最大的省份是广东，广东人选择普洱茶来消化油腻。
蔡澜在《普洱颂》中写出了相当大的信息量：“来到香港，才试到广东人爱喝的普洱茶......它是完全发酵的茶......普洱茶越泡越浓，但绝不伤胃。去油腻是此茶的特点，吃得太饱，灌入一二杯普洱，舒服到极点......纯正云南普洱，不分贵贱，都有一定水准......港币一百元一斤，已很不错。平均每一斤可以喝上一个月，每天只不过是三块多钱，比起可乐、七喜，便宜得多......普洱已成为了香港的文化，爱喝茶的人，到了欧美，数日不接触普洱，浑身不舒服。我每次出门，必备普洱。吃完饭来一杯，什么鬼佬垃圾餐都能接受。”
看来普洱茶的菌群，在历史上已经参与到了广东人的微生物组。随身带着普洱茶喝，就能保证自己的肠道微生物结构的健康稳定。
由于“肠道菌群”这个抓手，普洱茶的保健功能表述开始从经验性总结转向科学性解释。可以看到，普洱茶的研究在“人类微生物组计划”中会占据相当大的数据量。
随着普洱茶的功能被解释得越来越清晰，普洱茶产业也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现代人的生活需要普洱茶。
来源：茶叶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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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特有的“第三功能”价值
天然药物生物转化的启示
一、普洱茶是具备食品“第三功能”的饮品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习惯对茶叶按照感官颜色进行简单分类，如将茶叶分为绿茶、红茶、黑茶、黄茶、白茶等，缺少对茶叶功能性划分。目前国际最前沿的茶叶研究，侧重点在茶叶的功能性方面上，并以此将茶叶划分为三大功能：第一是营养功能——即具备茶叶所需要的基础营养素，可以涵盖所有的茶类；第二是感官功能——侧重人们对茶叶中的色、香、味、形等的主观偏好，满足人们品茶中的美感和愉悦的享受。如绿茶、乌龙茶等；第三是特殊功能——即在满足营养(第一功能)又能满足感觉(第二功能)之外，并具有对人体产生调节生理机能的茶品。称为“功能性茶品”，也称“第三功能”。这种划分，并非笔者独创。而是源于现代社会对食品功能的划分。
“功能性食品”(FunctionalFoods)，也称“第三功能”，首先是由日本在1962年提出，1989年又经日本厚生省进一步明确其定义：“其成分对人体能充分显示身体防御功能、调节生理节律以及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等有关的身体调节功能的加工食品”。美国后来将这一类食品称为“健康食品”(HealthFoods)或“营养食品”(NutritionalFoods)。德国称这类食品为“改良食品”(ReformFoods)。
食品“第三功能”概念出现有两个原因：一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造成人们对自身健康的重视和长寿的关注；二是工业现代化及城市化给人们生存环境带来严重污染，如空气、水源、食品等，导致各种疾病及流行病的不断上升。这就迫使人们自发地寻求一种既能满足营养和感官功能，又能增强机体免疫能力，调节人体生理节律，预防疾病或促进康复的具有特殊价值与用途的食品，即具备特殊功能性的功能食品。
依据目前国际上对功能食品的研究，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1、增强机体免疫能力，活化免疫功能，降低变应性；
2、调节人体节律、调节神经系统、调节消化功能；
3、预防高血压、高血脂、抗癌等；
4、延缓衰老、保健美容，增强体质。
食品“第三功能”最关键的因素是天然植物药用物质的生物转化，其核心在于食品中“活性”成份对人体产生的诸多生理调节。而这种“活性”成份又与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紧密联系。因此，当将这种“活性”成份通过现代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从分子、细胞、器官等分子生物学去分析时，就会发现功能食品中存在诸多的药用成份与药用机理。所以，发达国家始终将发酵类或与生物技术相关的食品做为“功能性食品”重点研究领域。即使在中国，近些年来，也对具备“第三功能”的食品加大研究力度，并提出“利用生物技术开发出来新型营养保健的生物工程化食品”的产业方向。
茶叶属于食品的范畴，也是世界三大无醇饮料之一。或许，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对茶叶的分类，更多的是从“发酵”的角度对茶叶进行功能性划分。如将茶叶分为不发酵茶(如绿茶)、轻发酵茶(如乌龙茶)、全发酵茶(如红茶)、后发酵茶(如普洱茶)等门类。
目前，国际上对“功能性食品”的研究，包括茶叶制品的研究，其最前端的科技分为三项：一是天然药物的微生物转化；二是天然药物的酶法生物转化；三是天然药物的植物细胞生物转化。
显然，普洱茶做为生物发酵的产物，虽然其制作工艺与手段相比现代生物工程而言，有原始与落后的成分，但都能追寻到这三项技术最原始的雏形，是目前各类茶叶中最具备“功能性食品”特点的饮品。
但是，有一点也是我们必须明确的，虽然普洱茶内含一些药用成份，甚至也存在部分药用机理，但把普洱茶简单地“上升”为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药”，也是一种误解。因为“功能性食品”与“药品”有本质上的区别。“药品”的“靶向”非常明确，其适用人群较为严格。“功能性食品”没有治疗疾病的“靶向”，是以补充营养、保健和调节生理机能为主。我们承认普洱茶存在诸多的药用成份与我们认定很多食品中含有一定的药用成份是一样的，如大蒜、辣椒、红薯、蕃茄……，它们内含的某种物质可能都是一种“药源”，但当食用它们时，却不能等同于“吃药”。普洱茶也是如此。
而且，我们也必须看到，普洱茶具有的“第三功能”的特性，也不是今天的科学发现。其实，在中国古代，有关普洱茶具有的特殊功能就已经被写入药典。虽然那时候没有“第三功能”的提法，其描述的内容与“第三功能”基本一致。如清代药学家赵学敏就将普洱茶视为“中药”纳入《本草纲目拾遗》一书中。
需要提醒的是，赵学敏在评价普洱茶时，则是将主要的关注点集中在普洱茶一个特殊的产品----“普洱茶膏”上。其有关普洱茶的功能性描述主要围绕“普洱茶膏”进行。如“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等等。之所以如此，不仅是普洱茶膏是普洱茶一个特殊的品种；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普洱茶膏是普洱茶深加工的产品，其功能指向更为明确，体现的“第三功能”效果更为明显。
二、普洱茶“第三功能”的核心是天然植物药用物质的生物转化
长期以来，很多人将茶叶内含的营养成分与功能成分等同于“第三功能”。因为茶叶中不仅含有蛋白质、糖、脂类、维生素、色素、果胶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同时还有茶多酚、茶多糖、咖啡碱、茶氨酸、茶色素等功能成分。但是，这些营养成分与功能成分都属于茶叶的基础功能，与我们说的“第三功能”还有一定距离。
很多人偏重茶叶化学成分的静态分析，忽略动态分析。因为茶叶是由不同的化学成分组成。其不同的处置(工艺)方法，使茶叶内含的各种化学成分产生急剧的变化。我们目前看到很多茶叶质量研究报告，其披露的指标基本上是静态的，很少用动态指标去揭示茶叶品质的走向。换句话说，只有动态指标的出现，才有可能绘制出茶叶品质演变的“路线图”。而且，不同地区的茶叶由于内含化学成分的差异及工艺的不同，其动态模型(即“路线图”)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拥有一系列茶品的动态模型，就可将不同的茶类按照特有的动态模型去化验和比对，鉴别出不同产地的茶叶原料及工艺的优劣性和规范性，推断其茶品“最佳品饮时间”和“最佳品饮区间”。这种以化学分析为基础的动态模型远比感官审评来的更科学。就中国目前茶叶而言，无论是绿茶、乌龙茶，还是普洱茶，都缺少这种动态模型。其不同茶类所产生的品质争论，基本源于“经验”方面的辩论，仍然缺少化学分析为依据。如近几年对普洱茶“越陈越香”的争论，绿茶及乌龙茶的学者依据绿茶与乌龙茶的经验，直接否定了普洱茶“越陈越香”的概念，因为绿茶与乌龙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品质逐渐下降，并最终导致“霉变”。按照这一“经验”，普洱茶也应是“霉变”的趋势，怎么可能是“越陈越香”呢。争论的双方都没有拿出化学分析检测报告做依据。仍然维持在“经验”对“经验”的博弈上。
更有甚者，一部分学者只关注茶叶中几种物质，以偏概全，盲目夸大。很多人一谈茶，必是茶多酚含量是多少。认为茶多酚含量高的茶才是好茶。很多茶叶界的专家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就认为普洱茶无论是人工发酵的熟茶，还是陈年普洱茶其茶多酚含量都低于绿茶及乌龙茶，其品质无法与绿茶与乌龙茶相媲美。这显然也是一种误解。我们说，茶多酚是所有茶类的必备的基础物质，但不是鉴别茶叶品质的唯一标准。很多人将茶多酚“神化”，说它不仅能去除人体的自由基，还能治疗心血管疾病，预防冠心病，甚至抗癌等等。这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于绿茶界有关茶多酚诸多“研究报告”，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愈演愈烈，将茶多酚推捧成能治百病的“良药”，并以此捆绑绿茶，宣称绿茶有针对几十种疾病的预防与治疗的功效。但这些说法却在后来被国际上的一些权威机构一一否定。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总局(简称FDA)，于2006年5月9日在其总局的网站上公布的一项声明：“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结论认为无可信证据可以支持绿茶或者绿茶提取物能够降低与心脏疾病有关的风险”。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称，它对所提交的105篇文章和其它出版物进行了评估，但是没有找到支持喝绿茶可以减少患心脏病风险的证据。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之前，FDA也曾宣称，绿茶不太可能会降低患乳癌、前列腺癌或者其它类型癌症的风险。直接否定了绿茶抗癌的种种提法。
也许，我们不必迷信美国食品药品监督总局(简称FDA)的结论，甚至也可忽略其在国际中的权威性。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也没有看到一篇反驳文章去挑战这一结论。
有一个事实，是我们必须清楚的：茶多酚摄入人体后，尤其是进入人的肠道后，对人体内的微生物区系和代谢活体产生的影响，到目前都没有定性的结论。目前国际上，包括我们国家在内，只将茶多酚列为食品添加剂中的抗氧化剂，而不是食品营养强化剂，更没有被列入药典的原料药。茶多酚更多的价值除了它具备天然抗氧化功能外，更多的则是它在发酵后产生的衍生物质。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对红茶的青睐与台湾、香港对普洱茶的追捧，并不在于红茶和普洱茶内含的茶多酚指标有多高，而在于茶多酚降解的衍生物质所具备的营养价值。
换句话说，茶多酚及其它功能成分与营养成分只有在一定制备(工艺)的前提下，在微生物与各种酶系的参与条件中，衍生出具备药用价值的物质，才有达到“第三功能”的可能。
因此，天然植物药用物质的生物转化是普洱茶具备“第三功能”核心所在。离开了“生物转化”或不具备“生物转化”的条件，“第三功能”的提法只能是概念炒作或“水中捞月”，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天然植物药用物质的生物转化具体“路径”及演变方式，笔者在前三篇文章《普洱茶的地理价值》、《普洱茶特殊的工艺价值》、《普洱茶的陈化价值》中涉及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复述。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天然植物药用物质生物转化所需要的几个要素，普洱茶都是具备的。即云南特有的乔木大叶种茶叶本身属于天然植物，而这个天然植物中本身就含有多种药用物质，再加上特有的微生物与生物酶及非高温状态下的制备工艺，使得这些植物中的药用物质在一定的固化发酵中得到极好的生物转化，出现针对性更强(医药学更习惯用“靶向”一词)的药用成份，产生诸多功能的药用机理。
三、普洱茶“第三功能”
（一）普洱茶“第三功能”一个重要部分是直接的功效。我们之所以称它为“直接”，是因为这部分的功效是能够让消费者凭感觉就能直接体验到它的具体效能。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解酒护肝的功效
普洱茶的解酒功能在业界已经形成了长期的共识。不仅如此，在众多解酒产品中，普洱茶不仅是佼佼者，普洱茶中的一款特殊产品——普洱茶膏又是自古以来始终享有“醒酒第一”美誉的产品。
其实，很多发酵类的食品都有解酒功能，比如我们经常食用的醋，也有解酒功能。这是因为很多发酵类的食品都含有多种酶系，其中就有专属解酒的酶类。只是普洱茶在经过多次发酵中，其解酒的酶类靶向更为明显。
这是因为酒精在人体内的分解代谢主要靠两种酶：一种是乙醇脱氢酶，另一种是乙醛脱氢酶。乙醇脱氢酶能把酒精分子中的两个氢原子脱掉，使乙醇分解变成乙醛。而乙醛脱氢酶则能把乙醛中的两个氢原子脱掉，使乙醛转化为乙酸，最终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
同时，普洱茶含有的L-丙氨酸，在人体中会产生大量的泛酸，以促进酒精代谢的正常进行。另外L-半胱氨酸能与酒精反应，加速酒精的代谢，并吸收一定量的酒精，提高人体对酒精的承受量，它可以转化为胱氨酸，辅以牛磺酸能修复损伤的肝脏细胞、脑细胞、胃粘膜和组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解酒的过程也是护肝的过程。
很多人也试验这样一种方法，即在饮酒时不断饮用普洱茶。这种作法可使酒量大增。但应当指出的是，这种酒与茶交替饮用的方法，虽然表面上增大了酒量，但却没有真正起到护肝作用。因为所有的酒精都是依靠肝脏分解的。人体肝脏每天能代谢的酒精约为每公斤0.5克，一个70公斤体重的人每天允许摄入的酒精量应限制在35克以下。对酒精敏感的人，其摄入量更得大幅递减。我们提倡少饮酒，并在酒后饮用普洱茶解酒，其最终的目的是保护肝脏，减少酒精对肝脏的损害。任何增大酒量的解酒方法都不应当提倡，也缺少科学性。
2、消食、解油腻的功效
凡是品饮过普洱茶的人都知道，在吃完牛羊肉或饱食大鱼大肉之后品饮普洱茶，消食的速度极快。过去，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普洱茶消食、解油腻的原因，是普洱茶内含的咖啡碱刺激人的胃肠蠕动，从而达到快速消食这一效果。但真正的原因不是这点。
科学家曾经作过这样一个实验：将几个肉片装在金属丝笼内，给老鹰呑下，经过一段时间取出小笼，肉片不见了。于是动摇了在此之前的胃肠蠕动消化的说法。认识到胃液中有某些可以消化肉类的物质存在。其中就有胃蛋白酶、糖化酶等。这个实验也间接否定了普洱茶内含咖啡碱刺激胃肠蠕动助消化之说。
普洱茶在发酵过程中，其固有的纤维素酶与果胶酶，在其它酶系的相互作用下，分解大量的衍生物。这些衍生物不仅有糖化酶，还有其它与人体胃肠的生物酶系产生反应的酶类，增加了胃蛋白酶的分泌，促进胃蛋白酶活力的提高，使胃对蛋白质食物的消化能力加强，增强了人体消食功能。
普洱茶的消食、解油腻的功效也存在一个客观事实，它更多地依赖人体自身的素质。对于健康的人来说，在食用大鱼大肉之后，配合品饮普洱茶，其消食或解油腻的效果非常明显。而对体质较弱的人而言，其效果未必如此。这主要是因为，人体的消化系统还是以“自主”的酶系决定的。普洱茶的消食与解油腻机能只能是辅助作用，不是决定因素。健康的人胃肠道酶系完整，且“动力”十足。非健康体质的人，一定是胃肠道酶系受损，动能较弱。普洱茶可以缓慢修复这种酶系，但仍然取代不了“药品”的作用。
普洱茶因为具备消食、解油腻的功效，很多人又将普洱茶直接上升为“减肥”的食品。这也是一种误解，因为肥胖是由多种原因促成。我们目前把肥胖一般分为单纯性肥胖(Simpleobesity)和继发性肥胖(Secondaryobesity)两种。前者是指体内热量的摄入大于消耗，致使脂肪在体内过多积聚，继而转变为体脂藏于皮下使体重超常。其内分泌系统与机体代谢都基本正常。其不正常的是与饮食、运动及相关的生活习惯有关。后者则不同，是因为内分泌产生器质性病变和代谢异常引起的。如胰岛素分泌过多，脑炎、抑郁加上药物等引起的。这类肥胖必需在根除疾病后，肥胖会自然消退。
普洱茶对单纯性肥胖(Simpleobesity)会产生一定作用，但却不是唯一作用。减肥者必需在坚持素食的基础上，配合大运动量，再加上饮用普洱茶，还得有一个好心情，才能达到减肥的效果。普洱茶在这方面只能扮演一个辅助的角色，而非绝对的角色。
相对继发性肥胖(Secondaryobesity)，普洱茶不起任何作用。因为继发性肥胖是一种病症，必须经过医院综合性疹断后才能确定一个治疗方案。普洱茶在这方面连辅助效果都达不到，必需靠药物治疗。
3、养胃的功效
普洱茶与其它茶类最显著的一亇区别，是普洱茶可以空腹饮用，如果加入适量的蜂蜜，效果更佳，从而起到养胃的功效。这里有三个原因：
一是普洱茶经发酵后，其大量的衍生物质，基本上属于小分子，有利于人体的胃肠道的吸附，刺激性小。绿茶与乌龙茶则不同，虽然它们内含的茶多酚高于普洱茶，但茶多酚内含的很多物质是大分子，空腹饮用，会对人的胃肠产生强烈刺激。因此体质转弱的成人和儿童经常被告知，慎饮绿茶，更不能空腹饮用绿茶。中医所说的绿茶“寒性大”，恐怕都与其内含的大分子有关。同样，未经人工发酵与自然发酵过程的普洱茶(我们俗称普洱生茶)，也不能空腹饮用，原因也是分子量太大。因此，除普洱茶生茶外，自然发酵并达到二十年以上的普洱茶和陈化三年以上的普洱熟茶都具有“暖胃”的功效，其主要原因都与小分子有关。
二是普洱茶内含的果胶物质远高于其它茶类。它不仅体现很好的吸附性,又能粘结和消除体内细菌毒素和其他有害物质,如重金属中的铅,汞和放射性元素,起到解毒作用；同时又能保护胃粘膜,帮助消化。对患有胃溃疡或胃炎的人而言，普洱茶果胶类物质可形成薄膜状态附着在胃的伤口，促进溃疡面愈合,适宜于胃病患者饮用。
三是普洱茶内含的咖啡碱可以中和人体的胃酸，进而改善消化功能。普洱茶养胃的功效，其关键点在于发酵的品质。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试验：将绿茶、普洱茶（三年期熟茶）、普洱茶膏三个茶样进行冲泡，然后将三杯茶汤放入冰箱冷藏。待茶汤温度降至零上5度左右时取出，观察茶汤是否出现变化。这时，我们会发现，绿茶的茶汤有大量的乳状悬浮物，最为混浊，原因是果胶类物质还原；其次是普洱茶有少量的乳状悬浮物，茶汤颜色呈褐色、偏暗，无通透，原因也是发酵过程未完全分解的大分子还原与聚合；最好的应当是普洱茶膏，没有肉眼可见的悬浮物和杂质，茶汤颜色与刚冲泡时相比，稍微偏暗。这个实验告诉我们，未发酵的茶叶内含很多大分子物质，在其茶汤温度降下后，导致物质的还原与聚合的化学反应，出现重度混浊。普洱茶出现的轻度混浊，是发酵过程不够，很多物质没有被充分降解。普洱茶膏属普洱茶深加工的产品，几乎都是小分子，虽然它也存在还原与聚合，但其结果是小分子的聚合，只是茶汤出现偏暗而已。
我们也可以据此方法检测自然发酵的普洱茶“年份”，“年份”越短的茶，其混浊物越多，“年份”越长的茶混浊物越少。湿热条件下陈化的三十年以上的“老茶”，不应当出现肉眼可见到的悬浮物和杂质，汤色也会随年份的增加愈来愈通透。五十年以上的“老茶”，汤色变化也不会太明显。
我们提倡普洱茶的饮用者每日早晨空腹饮用一杯温热的普洱茶，最好是三年期以上品质较好的普洱熟茶，如果条件允许，饮用三十年以上自然发酵的普洱茶当然更好。特别是对胃酸过多，或者患有胃炎及胃溃疡的人而言，饮用时如果再加上一勺蜂蜜，其养胃的功效更是明显。
这里需要声明的是：养胃的关键在于“养”。这个“养”不是立杆见影，而是持续的“坚持”才能显现出来的结果，当然还有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二）普洱茶的饮用，对人体也产生潜在的功能。我们说它是“功能”，而不是“功效”，主要原因是因为“功效”能够被我们的感觉直接扑捉到，而“功能”却会躲过人体的感觉，需经一段时间，加上医疗等综合的检测方法，才能被发现。
1、抗癌的潜在功能
近二十年来，有关茶叶抗癌的研究“成果”诸多。但都只局限于专家的个人观点，没有形成最终的“科学定论”。当很多人将冲泡后的茶汤喂食实验用的小白鼠，去寻找抗癌机理时，首先就忽略了一个事实，茶汤内含的茶叶水浸出物有很多物质，到底哪些物质会产生抗癌机理？
很多人也将茶叶内含的某种物质提纯出来，或口服或注射的方法，寻找抗癌的“因子”，但其结果离预期也相差甚运，到目前为止，没有形成重大突破。
这里有一个误区，茶叶做为饮品，具有最基本的食品功能，与药品相差甚远。没有脱离食品“原形”的物质，不可能成为“药品”，甚至连“药品”的“药源”都谈不上。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发现某种植物内含有一种或几种物质可能成为未来“药品”的“药源”时，还需将这种物质反复“提纯”，并经过“再加工”，使其完全脱离“原食品”的形态和性质，方能成为某种“药源”。
其实，就抗癌类药品的研究而言，已是世界性的难题。全球很多科学家近些年来将眼界投入到微生物与酶系上，主要原因是他们看到，很多发酵类的产品隐藏了可作为抗癌物质的“药源”。目前国际社会之所以青睐生物制药，也是因为他们越来越看到用生物制备的技术或许能找到这种“药源”。
就茶叶类产品而言，假如也存在这类潜在的抗癌“药源”的话，那么唯一的可能只能是普洱茶。这是因为：
1、普洱茶属于发酵类食品，普洱茶发酵过程中由于多种微生物菌群与酶系的“干预”，使普洱茶在后续的物质降解与演变中产生了大量衍生物质，这些衍生物质的“递次转化”，极易形成潜在的抗癌“药源”，为普洱茶具备潜在的抗癌功能提供了“物质”基础。
2、很多科学家从普洱茶的茶红素缔结物中已经找到抗癌的潜在“药源”。虽然这项研究仍处在实验室阶段，离真正的成果还有一段距离。但为普洱茶抗癌机理研究提供了更明确的理论依据。
3、普洱茶存在“实践在先”的特性。这个“实践”有着上千年的过程。清朝《本草纲目拾遗》的作者赵学敏对普洱茶的一个特殊品种——普洱茶膏，有过这样一个评语：“普洱茶膏治百病”。这个观点的提出显然违背科学常识。问题是，赵学敏毕竟又是清朝很著名的药学家，也是公认的一个非常严谨的治学者，怎么就能出现如此的低级“错误”呢？难道是他的“笔误”？还是他综合了大量案例才提出这一观点呢。当我们翻看他著的《本草纲目拾遗》，详尽查看他录入的近千种药品，唯独对普洱茶膏给出了“治百病”的说法。他为什么不说其它药材“治百病”呢。这种“夸张式”的评价是否隐含了另一方面的原因：当普洱茶膏能对某些在他看来根本不能治愈的“疑难杂症”却发挥治疗功效时，他已经找不到更准确的文字进行概括，只能用“治百病”这样高度概括的言辞去表达，以提示人们，甚至后人，对普洱茶膏的关注。其实，在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科技社会之前，人们就经常将某一种“药”扩大适用范围，以期对各种疾病产生疗效。当一种“药”能够适合多种疾病时，这种“药”便立刻被视为“神药”。这样的例子，不仅中国有，西方也有，如1899年发明的“阿司匹林”，当初只作为治疗风湿性关节炎。但在后来，其治疗的范围越来越广，如镇痛、解热，抗血栓，心血管疾病，最近几年，又有很多研究部门视它能抗癌。似乎“阿司匹林”是一个宝藏，几乎每十年都产生一个新的“适应症”。因此，对赵学敏的“治百病”说法也不能简单的一棒子打死。那么，赵学敏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疑难杂症”都有哪些病症？因为中国古代没有癌症一说，凡是当时医学不能确疹的病统称“疑难杂症”。赵学敏所说的“治百病”是否就包含癌症呢？
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是否需要因为“普洱茶膏治百病”说辞，仍然将普洱茶视为一个宝藏？西方对“阿司匹林”的研究有持续100年以上的历史，其成果颇丰。而我们对普洱茶的化学分析才刚刚起步，还有大量我们未知的物质需要我们一一破译。
近一年来，有一个生物医药研究小组就曾对普洱茶膏的一个品种----普洱茶石(普洱茶膏一种，又称“玉龙胜雪”)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普洱茶石已完全脱离了普洱茶的形态，其外观呈现重度白霜，是普洱茶膏长时间后陈化所至。这种白霜，是茶叶儿茶素与咖啡碱的络合物。
同时，研究人员又发现普洱茶膏中茶红素的缔结物，因为我们目前的技术手段还不能分离纯化出茶红素的单体，只能分离出一类较复杂的红褐色酚性化合物。它有儿茶素酶促氧化聚合、缩合反应的物质，也有儿茶素氧化物与多糖、蛋白质、核酸和原花色素等产生的非酶促反应的产物。茶红素缔结物的二次萃取。经过对萃取物再纯化后，发现其有极强的渗透性。
研究人员用致癌剂诱使实验鼠发病。使所有实验鼠在一段时间内产生诱使性细胞癌变。然后将上述纯化的“药物”分别采取口服或注射的方法对实验鼠进行分组试验。结果发现，这种纯化了的“药物”对实验鼠体内的癌细胞产生“扑捉”与“包裹”，再加上对普洱茶膏内含的特殊微生物进行结构性修饰，使其内切酶产生对癌细胞整体“切割”，阻断肽链，使其失去“营养源”，导致癌细胞的最终“枯萎”，丧失分裂与再生的可能，达到杀死癌细胞的功能。
但是，这个实验只是对实验鼠进行的，只是抗癌药物研究的“前奏”，目前只局限在实验室阶段，离药品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需要声明的一点是，这种具备“药源”雏形的物质虽然来源于普洱茶膏，但它也经过了很多生物技术的再“改造”过程。尚不能简单地认定普洱茶膏就具备直接的抗癌功效。
但有一点，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人体实际上也是一个“生物加工厂”，普洱茶进入人体后能否产生“再加工”的过程，以至由于这种“再加工”达到何种效能，是我们未知的。因此，我们也只能给它一个保守的定义：即普洱茶具有潜在的抗癌功能。
2、降血压与降血脂的潜在功能
普洱茶能够降血压与降血脂是目前业界最“热门”的话题。也不断有相关研究报告发表。其实，我们将普洱茶降血压与降血脂列为潜在功能，而不是直接的功效，在于说明，普洱茶在这两方面反应出来的功能，是“间接”的性质，不具“直接”的效能。
我们说普洱茶具有降血压与降血脂的潜在功能，是因为普洱茶在这方面有特殊的“路径”所致。
一是普洱茶是发酵的产物。很多发酵类的产品，包括普洱茶，都有他汀类物质出现，如络伐他汀、辛伐他汀等，这些都属于降血脂的药用成分。虽然它们的含量很少，不能替代“药品”，但也具备一定的“靶向”。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国际社会医学报告认为，已知他汀类药物(主要是指化学合成)会干扰人体内辅酶Q10，长期服用他汀类药品会出现具有损害肝脏及可能致癌的副作用。因此，降低胆固醇的作用，第一个过程不应是一种药物，而代替它的应是具有降低胆固醇作用的综合设计的营养计划。显然，普洱茶由于他汀类药用成分属于发酵过程的自然产物，不是“西药化学合成”，自然成为这个营养计划的首选。
二是普洱茶的茶色素具有潜在的降血脂功能。即通过改善血液中红细胞变形性，调整红细胞聚集性及血小板的黏附性，降低血浆黏度，从而降低全血黏度，改善微循环。这方面，普洱茶中的茶红素，仍然是这方面的“主力军”，原因仍然在于它极强的渗透性。同时，“年份”越长的普洱茶茶红素含量越高，效果越好；
三是普洱茶的咖啡碱与茶碱的利尿作用，对缓解高血压及高血脂有潜在的功能。我们知道，很多高血压患者都服用如双氢氯噻嗪、吲哒帕胺、呋噻米、氨苯蠂啶等药物。这些药物基本都属于利尿剂。因为利尿的方法是治疗与缓解高血压的主要手段之一。而普洱茶中的咖啡碱通过剌激人体的膀胱同样能够达到利尿作用；同时，由于普洱茶中的咖啡碱与茶碱还能使血管平滑肌松弛，起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都起到降血压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普洱茶中的咖啡碱能分解血液中的钠离子。我们中国饮食有偏咸的弱点，其含钠的组分太高。因为一个钠离子必然裹挟五个水分子，造成血容量增大，形成对血管壁的压力。普洱茶的咖啡碱能够起到排钠作用，降低血容量，从而间接起到降压作用。
实际上，国际医疗界对治疗高血压一直倡导两种模式：即药物治疗和非药物疗法。而且，非药物疗法优于药物治疗，是高血压患者的首选。普洱茶就属于非药物疗法的范畴。
3、降血糖的潜在功能
在中国和日本民间，常有用粗老茶治疗糖尿病的经验。日本著名的茶叶专家在1987年做过一个试验：将茶叶冷水提取物除去脂、蛋白质等，纯化出茶多糖，具有与粗老茶降血糖同样的功效。据此，他认为茶叶中降血糖的有效成分是水溶性复合多糖。这项成果，被绿茶界经常引用，并衍生了大量绿茶降血糖的研究成果。但是，这里有一个事实是我们应当关注的，如果不采取去脂、去蛋白质，加上纯化的手段获取茶多糖，绿茶的降血糖功效几乎是不存在。因为这种纯化茶多糖的方式属于精细化工的范畴，与我们平常品饮的绿茶是两个概念。
但普洱茶不同。只要经过发酵后的普洱茶，无论是自然发酵还是人工发酵，其茶多糖的含量远高于绿茶与乌龙茶。因此，就茶叶而言，普洱茶无疑应是降血糖茶叶类的首选。这是因为：
一是普洱茶的原料本身就以粗老叶为主，与民间流传的粗老叶治疗糖尿病有物质等同或相近的基础。茶多糖的含量是随原料粗老程度的增加而递增，原料越老，茶多糖含量越高。
二是普洱茶在发酵中，本身就将脂类与蛋白质等物质分解与转化，提高了茶多糖的含量。同时，茶多糖又是生物活性高分子化合物，通过发酵的降解与转化，又分离出小分子低聚糖。也恰恰是这个小分子低聚糖才是普洱茶降血糖的主要“功臣”。
三是低聚糖（又称寡糖）是通过糖苷键将2～4个单糖连接而成小聚体,它包括功能性低聚糖和普通低聚糖，这类寡糖的共同特点是：难以被胃肠消化吸收，甜度低，热量低，又属非胰岛素所依赖，不会使血糖升高，适合于高血糖人群和糖尿病人食用。同时，它也能改善人体内微生态环境，有利于双歧杆菌和其它有益菌的增殖。普洱茶内含的低聚糖经代谢产生有机酸使肠内pH值降低，抑制肠内沙门氏菌和腐败菌的生长，防治便秘，并增加维生素合成，提高人体免疫功能，从而间接起到降血糖的功能。
当然，普洱茶“第三功能”其涵盖的内容还有很多，笔者只能摘取几个主要部分进行简单描述。而且每一项描述又由于受文字的限制不能展开分析。
写到这里，《普洱茶四大价值》的撰写就算告一段落。笔者之所以将普洱茶归纳为“四大价值”，是因为普洱茶具备独特的价值体系所决定的。这个价值体系有其完整的价值链，并有序的排列。
1、普洱茶第一个价值——地理价值，在于告诉我们为什么只有云南才能生产乔木大叶种的普洱茶。
2、普洱茶第二个价值——工艺价值，是向我们展示好的普洱茶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它制作的特殊性在哪里。
3、普洱茶第三个价值——陈化价值，则是告诉我们普洱茶品质再造的秘密，给存茶者一个存茶的理由。
4、普洱茶第四个价值——第三功能，则是给消费者一个品饮普洱茶的理由。
前言
“渠江薄片”茶最早记载在唐代(856)杨晔《膳夫经手录》中：“潭州茶、阳团茶（粗恶），渠江薄片茶（有油、苦、硬）……以多为贵。”
公元935年五代十国时期，蜀毛文锡《茶谱》载：“潭邵之间有渠州，中有茶……＂又载“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再次记录了“渠江薄片”这种唐代名茶。这也是以后各种书籍引用“渠江薄片”这一唐代名茶的出处所在。
“渠江”为地理名，明末哲学家方以智所著《通雅》中记载：“渠江之薄片……此唐宋时产茶地及名也。”
但是渠江薄片产地是四川还是湖南？唐代杨晔《膳夫经手录》、五代毛文锡《茶谱》虽载有产地，但因是唐代地名，由于时代的变迁，后人在解读方面多有歧义，这为以后“渠江薄片”产地之争埋下了伏笔。
▲图3：引用“原乡山人”先生《膳夫经手録·茶》截图
▲图6：引用“原乡山人”先生《毛文锡·茶谱》截图
02
四川、湖南两地三县“渠江薄片”之说的由来
1、 四川渠江薄片之说。
宋代吴淑的《茶赋》事类赋卷十七·饮食部·茶：“渠江薄片，《茶谱》曰：渠州薄片，一斤八十枚”。该书写于北宋初期，吴淑认为渠江薄片产于四川渠州即今渠县。
明朝末年诸生刘源长，大约在清康熙八年(1669)前后著有《茶史》一书，书端题名称“八十老人刘源长介祉著”。《茶史》中记载：“薄片，产渠江今顺庆府渠县，汉曰：‘宕渠’，后魏曰：‘流江’，疑是渠江”。
1987年薛德炳在《茶叶通报》上发表的《渠江薄片产何处》上说："1984年陈椽编著的《茶业通史》和1985年著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载:'渠江产薄片。渠江即今渠县广安一带'(分别见原书末253页和35页)"。
陈椽教授沿袭了吴淑《茶赋》与刘源长《茶史》关于渠江薄片产于四川渠县的观点。不过，陈缘教授在这之前的1977年关于渠江薄片产地的观点完全不一样。
2、湖南安化渠江薄片之说。
毛文锡《茶谱》：“潭、邵之间有渠州，中有茶，而多毒蛇猛兽。乡人每年採撷不过十六七斤 ，其色如铁 ，而芳香异常， 烹之无滓也 ”。又载“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
有专家学者认为， 潭、邵之间有“渠州”是抄录有误，“渠州”应该是渠江。渠江为安化资江一级支流。
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6·木部》介绍安化茶中说：《湘潭县志》载∶《茶谱》有“潭州铁色茶”，即安化县茶也，今京师皆称“湘潭茶”。有专家学者认为，渠江薄片就是“潭州铁色茶”，即安化茶。
1977年陈缘于安微农学院编写，并于1982年再改的《茶叶通史》255页上载:"渠江产薄片。渠江即今湖南新化、溆浦、安化一带"。
1983年《茶叶通讯》04期，王威廉的《湖南资水流域 唐代的产茶地_益阳团茶校订》，论证了杨晔《膳夫经手录》中“潭州茶、阳团茶（粗恶），渠江薄片茶（有油、苦、硬）……以多为贵。”
中的“潭州茶阳团茶”即为“益阳团茶”，文中引用并认同了周靖民关于“渠江薄片茶”产地即为安化渠江的观点。
周靖民是一位从事茶叶事业及其研究几十年的老专家，1987年，周靖民编《陆羽茶经校注》，他认为唐代渠江薄片产地就是今安化渠江。“渠江主要流经安化县的渠江镇，源于新化县西北雪峰山麓，经溆浦在安化县渠江镇流入资江”。
1995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程启坤、姚国坤教授，在当年《农业考古》第二期杂志上发表了《论唐代茶区与名茶》，认为“安化、新化为唐代重点产茶地，渠江薄片在今湖南安化、新化”。
2010年，刘祖生、刘岳耘主编的《中国茶知识千题解》，依据了周靖民、程启坤、姚国坤对渠江薄片产地确定的观点，并进一步阐述了“渠江，即今湖南省安化县连里乡的渠江，源于新化西北雪峰山麓，经溆浦而安化入资江，唐五代时，安化地属潭州，新化地属邵州，均未建县，故谓谭邵之间”。
3、湖南新化渠江薄片之说。
2008年，新化蒋幸东、陈晓阳、陈建华、陈建明的《唐代名茶——渠江薄片原产地之考证》认为渠江薄片产于新化县境内“奉家、双林、长峰、古台山一带”。
杨晔《膳夫经手录》及毛文锡《茶谱》中“渠江薄片”，要么是四川渠县，要么是湖南安化或新化(新化与安化，唐末五代都称梅山，在此不再单列说明)，只能是一处产地！目前，二地三县都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并且已有的证据常被人诟病。
03
为什么否认四川“渠江薄片”说之理由
先说宋代吴淑的《茶赋》对渠江薄片介绍：“渠江薄片，《茶谱》曰：渠州薄片，一斤八十枚”。
▲渠江薄片
《茶赋》所说的《茶谱》，就是毛文锡撰写的《茶谱》。 查毛文锡《茶谱》所有版本，仅有“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之说，并单列一条。
而《茶赋》所说“渠州薄片”的依据从何而来？原来《茶谱》中有另一条“潭、邵之间有渠州，中有茶，而多毒蛇猛兽。乡人每年採撷不过十六七斤 ，其色如铁 ，而芳香异常， 烹之无滓也 ”。
《茶赋》引用了潭、邵之间有“渠州”这地名，认为这“渠州”就是四川渠州，而渠州下属的渠县在唐代又称渠江县。
唐末五代时期，“ 潭、邵之间”是指古梅山地区。
毛文锡《茶谱》中“乡人每年採撷不过十六七斤”的铁色茶，其范围是“ 潭、邵之间”，即唐代的潭州和邵州之间。 而后唐至五代时期，“潭、邵之间”是指梅山地区。安化、新化二县在建县(1072)以前称“梅山”。
《忠肃集》卷《直龙图阁蔡君墓志铭》、《肇域志》、道光《宝庆府志》载：“潭、邵间所谓上下梅山，其地千里，马氏以来，瑶人据之，号莫瑶。”因而《茶谱》中这个潭邵之间有“渠州”一定不是四川渠州！更不是四川渠江！
毛文锡《茶谱》中潭、邵间的“铁色茶”(铁色茶为安化另一种唐代名茶，另会撰文介绍)是一种茶名，这种茶的特点：其色如铁，少而精，食之无滓，为一种散茶芽尖类，产量少而质上乘。
而《茶谱》中的“渠江薄片”这种茶的特点，在《膳夫经手录》中的介绍为：产量多且贵(多和贵)，有油、苦、硬，为一种紧压团茶类。 毛文锡在介绍这二种茶名时，中间还介绍了南平县(狼猱山，茶黄黑色，渝人重之，十月采贡。)茶，以及容州(黄家洞有竹茶，叶如嫩竹，土人作饮，甚甘美。)茶。
另《膳夫经手录》与《茶谱》二本典籍中，根本没有“渠州薄片”这种茶名。而吴淑《茶赋》将《茶谱》中的潭、邵之间“渠州”铁色茶与“渠江薄片”茶，二者合二为—，组成“渠州薄片，一斤八十枚”之说，这显然篡改了原作。
由此知之，吴淑《茶赋》认定渠江薄片就是“渠州薄片”，是引用有误！
再说刘源长在《茶史》一书中，对渠江薄片产地介绍是“神泉、兽目、小团、绿昌明(名亦见建茶内载原始)，产东川，今顺庆府，元曰：‘东川’；薄片，产渠江今顺庆府渠县，汉曰：‘宕渠’，后魏曰：‘流江’，疑是渠江。”
▲神泉
《茶史》成书于清康熙八年(1669)前后，该书公开刊行不到四十年，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永瑢、纪昀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就对该书有评价：“卷端题名自称曰八十翁，盖暮年颐养，故以寄意而已，不足言著书也”。
查遍四川渠县产茶历史， 宋、元、明、清到民国再到现在，一直都不是茶叶的主产区，历史上四川渠县也无茶叶特产之记载，又岂能在唐末五代时期突然出现盛产茶叶呢？
综上所述， 渠江薄片并非由四川渠州所产！
04
在明嘉靖年间，崔桐《崔东洲集》最早记载安化渠江茶
明嘉靖年间，辰沅兵备崔桐（1477-1556），征剿平定安化山寇后，从安化回溆浦途中，乘舟沿资江逆流而上，进入渠江(连里)，并在当地一舒姓农家中寄宿一晚，写有一首《连里道中》：
渠江舍舟趋莲里，草间深入依山岻；
登登渐高路盈尺，飞藤丛棘刺人耳；
喷泉淙淙乱石斑，突兀卧木横道间；
失脚愁落溪百丈，夹面仰看天一弯；
有时下舆度危磴，苔滑仍防踏不正；
左持右翼步蹜蹜，一险百虑心始定；
日落聊宿舒老家，觧衣张榻烹新茶；
摘柑侑酒问风土，面热顿失天之涯；
明朝更发岂辞苦，百里崎岖入溆浦。
呜呼！吾辈乘轩食肉尚艰辛，奔逐更有尘下人。
《连里道中》收集在崔桐《崔东洲集》中， 安化县志中对崔桐及平定山寇之事有记载。同治《安化县志·卷之未·杂说》介绍崔桐：“《江南通志》：崔桐海门人，正德中湖广参议，备兵辰沅，平安化山寇，赐金币”。
同治《安化县志·卷之十二·宦绩》又载：“李继祖，临安人，嘉靖间任，才精练，政宽平。巢冠李万尧，劫掠横行，督兵擒捕，反致谗诬，词白当道，即解祖而去”。
当时，崔桐在渠江烹的新茶是一种散茶，或为一种芽尖。为什么不是渠江薄片？这与明太祖朱元璋有关。在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废除唐、宋、元时期的凤团茶，改芽茶为贡茶。
唐、宋时期，社会上主要流行团茶、饼茶、片茶等紧压茶，安化也不列外。
刘源长《茶史》载：“独行灵草、铁色茶、绿芽、片含、金名产潭州，今长沙府，唐曰：“潭州，有湘潭县亦产茶”。
▲独行灵草
清人江昱（1706～1775）《潇湘听雨录》说“湘中产茶，不一其地，安化售茶湘潭，即名湘潭（京师称为湘潭茶），极为行远。邑土产推此为第一”。
江昱《潇湘听雨录》说，安化茶就是湘潭茶；刘源长《茶史》说，唐代湘潭产茶，湘潭茶就是潭州茶！综合他们俩人之观点，安化茶就是潭州茶。安化在唐代就产茶！
因此，王存(1023～1101)、曾肇等共同编修的《元丰九域志》，其中介绍荆湖路·南路·潭州土贡，有“葛三十匹，茶末一百斤”。
潭州包括当时长沙县、衡山县、安化县、醴陵县、攸县、湘乡县、湘潭县、益阳县、浏阳县、湘阴县、宁乡县。该书于宋神宗赵顼元丰年间(1078～1085)成书，安化土贡茶末当属其中。这种土贡茶末就是一种凤团茶！
▲荆湖路·南路
茶末一百斤，是指凤团茶一百斤。 “茶末” 或 “ 末 茶 ”之名， 元朝王祯《 农 书 》解释为： “ 末茶是先焙芽令燥，入磨细碾而成 。”
另明朱权著《茶谱》中也有解释：“盖羽多尚奇古，制之为末，以膏为饼。至仁宗时，而立龙团、凤团、月团之名，杂以诸香，饰以金彩，不无夺其真味。”
“渠江薄片”是一种片茶。
片茶在唐代称为腊面茶或凤团茶 ，有的地方称为研膏，属团茶和饼茶一类。宋欧阳修 《 归田录》卷二：“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 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直金二两”。
“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比“一斤二十饼”的小片龙团茶，还要小而薄，按常理应该行销上层社会， 为什么在元代及以后就消失了呢？这是因为渠江薄片造法不精，其茶“由油、苦、硬，味短而韵卑。”
最终没有成为朝庭贡品或为朝庭所弃，仅“江陵、襄阳，皆数千(有人认为是‘十’字之误)里食之”。同时，渠江薄片因生产成本高，在宋以后就不再生产了，而改制叶茶即散茶。
【潇湘茶史】《考证》一文说：“渠江薄片产于唐朝时期至宋代，此后未见有关渠江薄片的记载，渠江薄片从此失传”。
元代以后，渠江薄片茶因味短而韵卑，无法进入上层消费群体而遭淘汰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到了元代，蒸青工艺技术进一步完整，其产品从唐、宋的大饼茶到小龙团，由团茶到叶茶已成为社会时尚，渠江薄片改为了散茶或其它品种。
元代王祯在《农书》中对当时制蒸青叶茶工序，说得很具体。他说:“采讫，以甑微蒸，生熟得所。蒸已，用筐箔薄摊，乘湿略揉之，入焙，匀布，火焙令干，勿使焦，编竹为焙，裹蒻复之，以收火气。茶性畏湿，故宜蒻收藏者，必以蒻笼剪蒻杂贮之，则久而不浥。宜置顿高处，令常近火为佳”(见卷十《百谷谱》)。
元代这个蒸青茶的工艺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黑茶制作，其中仅少了“杀青”和“发酵”的工艺，就是安化农村偏远山区的老农自家制作挂在火坑上的烟熏茶。
到了明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完全废除了唐、宋、元时期的凤团茶，改芽茶为贡茶。
明代何孟春（1474-1536）《 馀 冬 序 录 摘 抄 内 外 篇 》 记载 ： “ 国初建宁所进，必碾而揉 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 ，如宋蔡君谟所贡茶例， 太祖(朱元璋)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一照各处，采芽以进 。 ”
这里就已经很清楚的说明，在明代以前，社会上主要流行团茶、饼茶、片茶等紧压茶。到了明代，朱元璋认为太“ 重劳民力 ”，才下令 “ 罢造龙团 ”，改造芽茶以进贡。
据明嘉靖《安化县志》和谈迁《枣林杂俎》中记载，明代安化贡茶的详细名目：“御芽二十二斤”和“长沙府安化县芽茶二十二斤 ”。
自明代开始，安化除了制作贡茶外，广大茶农改进以前制茶工艺，重新大量使用粗老叶，生产价廉物美的黑茶，以此增加广大人们群众收入。
嘉庆《安化县志》卷之十一·风俗·七载录：“至于后乡，长江大河，上通宝庆、下通资江各都，产茶最多，远招引客”。到明万历年间，资江沿岸的渠江(神湾)、马辔市、东坪、江南等地，其大的茶厂每天拣茶工(捡去茶梗)上千人，小的茶厂也有数百人”(引自明代林之兰《明禁碑录》)。
至嘉靖年间，辰沅兵备崔桐到渠江，而渠江薄片早已经一、二百年没有生产了。
05
宋熙宁五年建县以前，安化称梅山。古梅山地处在辰、鼎、邵、潭之间，又称为“溪洞”之间。《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二《后周纪三》：“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为州县，著在图籍”。
所谓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为州县，著在图籍。说白了就是古代梅山，其地即属潭州，也属鼎州、辰州、邵州等。
《全宋文·卷六三》中《宋大诏令集》：“勅潭邵等州管界梅山洞主首等：省本人奏……”这是公元977年翟守素征伐梅山时，其圣旨对梅山蛮的开头称谓。梅山为“潭邵等州管界”，这“管界”显然就是割地。
同治《安化县志卷之二·沿革 》进一步对梅山其地来源进行了细说：“今一、二都原割自益阳之资江乡为之；三、四、五都割自益阳之东坪乡为之。而《王志》(康熙县志)、《赵志》(嘉庆县志)乃云：北割益阳、武陵地为后五都。若以武陵与后乡接壤即以为有割地，则桃源、沅陵、溆浦亦皆有割地矣。”
一都即为今安化县江南、龙塘(乡)、冷市、小淹镇。其中冷市、龙塘连桃源县；二都为今安化县羊角塘镇，连常德市(朗州、鼎州、武陵为旧时称谓)；三都为今安化县东坪、田庄、柘溪镇。其中东坪、柘溪镇连桃源县；四都为今安化县马路、奎溪，通桃源，溆浦；五都为今安化县渠江、烟溪、南金、古楼、平口。其中渠江、烟溪与溆浦接址。
小淹长乐(今属滔溪镇)李氏族谱中载：“宋熙宁六年朝廷置安化(县)废资江(乡)隶焉，故吾族为安化人”。这句话的意思，开梅山之前，安化属潭州益阳，长乐属益阳资江乡。
李氏族谱进一步佐证了县志关于安化割地之说的可靠性，这与江南镇资福寺创建者、沩山密印寺三十三任主持智广禅师(1023年密印持主持)碑上的记载相同。
▲李称之宋熙宁六年
综上所述，在唐末五代十国时期，今小淹、滔溪、江南三镇，原属益阳资江乡；东坪、马路、渠江等库区乡镇，属东坪乡无疑！东坪乡割辰州地。
2、萸江为安化资江代名词，古时为通义陵(漵浦)要道 。
资江又称资水，在今湖南省中部。《水经· 资水》：“东北过邵陵县之北。” 郦道元注： “县治郡下南临大溪，水径其北，谓之邵陵水……自下东北出益阳县，其间径流山峡，名之为茱萸江，盖水变名也。”《太平御览》 卷65引 《湘州记》 曰： “资水一名茱萸江”。
茱萸江包含新化、安化县段，旧时也称“萸江”。康熙年陶之典编辑《大沩山古密印寺志》时，宁乡密印寺当家主持大梅与峰智禅师(曾任安化大福浮山寺主持，“大梅”俗指安化)，写了一首《萸江远侄和尚同订沩志一日假还凤林赠之以诗嘱早就业》的诗，赠送参与修订《沩志》的远侄和尚。
萸江远侄和尚这个称呼，表明远侄和尚供职的地方为“萸江”，萸江为安化资江的代名词。另清代诗人，学者陶必铨（1755-1805），因自己居住在安化小淹资江边，就以萸江为号，称萸江陶必铨。
远侄和尚回资江寺庙时，陶之典有可能一同陪来。陶之典有首《舟至麻溪》作于同一时期，诗中云：
有客上扁舟，晓发资江浒；
双桨远烟鬟，江气豁天宇；
回听北塔钟，随风落遥浦；
沿岩补苍云，明镜流青薮；
曲邃入溪阿，山深面墙堵；
水逼无峰阴，雾近多细雨；
长汉泻怀间，双壁开云户；
沙尽石巉巉，疏凿劳神斧。
麻溪处于现时的江南镇，为资江一级支流，从资江进麻溪可直通舟筏到洞市，沿水而上风景如画。
麻溪注入资江，其出口处在江南镇下约2公里处。江南镇对岸寺门口为原资福寺所在地，五代时期由智广禅师在此创建，宋代颖诠禅师(1033年密印寺主持)也曾在该寺院当过主持。陶之典应该是为了编辑《大沩山古密印寺志》来此考察。
远侄和尚具体在安化资江河边哪座寺庙供职，今无可考，但“萸江”作为资江的代名词已是久远，以致有些人认为《膳夫经手录》中的“渠江”就是“萸江”，这并不是说没有道理。
渠江是资江一级支流，渠江发源于雪峰山余脉，源头分别是安化县的敷溪村和溆浦县的羊角山村，经渠江镇晏家村流入安化县境内。
清·嘉庆《安化县志·卷之四·山川》载录：“渠江溪左源界溆浦，右源界新邵至大塘湾敷溪口，入五都五十余里，西入资。”又载：“渠江渡在县西北三百里。”
安化的渠江、烟溪、奎溪、马路等镇，宋代以前属武陵地，也曾属衡阳郡。相传大禹治水经过安化的渠江和资江。
嘉庆《安化县志·卷之四·山川》载录：“禹履洪，在县西北三百里虎口崖下，石险而穿，相传禹治水履此，洪下四十里有禹庙。” 禹庙在神湾，今属柘溪林场范围。大禹治水在衡山南岳立有“禹碑”。
▲禹履洪
安化资江通渠江，渠江通溆浦县至酉阳，是古代安化人经“川盐古道”到巴国采购食盐之路。巴国，周朝时期位处今中国西南、长江上游地区的一个姬姓国家，子爵，国都为江州，即今重庆市江北区。
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曰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小虫，与诸虫群飞，蔽掩日光，天地晦冥，积十馀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乎君于夷城，四姓皆臣之。”
安化苍场(与溆浦、沅陵接壤)出土的一件汉代青铜錞于(收藏于中国黑茶文化馆)，这是巴人的一种乐器。
1992年，益阳地区博物馆征集到一件安化出土的青铜短剑，剑柄上装饰有高浮雕的几何纹图案，十分精美，这种风格的短剑是典型的濮人遗物。由此可以断定上古的安化有濮人生息过。巴为姬姓，是江汉诸姬之一，为周族。
巴与濮原为两族，后因长期杂居成为一族，故称巴濮。巴国或是巴文化从那时就深深影响安化 。
宋代开梅山置安化县以前，舒、向二姓在资江、渠江、溆浦一带为常居民。《连里道中》 “日落聊宿舒老家”中舒姓为古老姓氏。
《宋史·卷四百九十三 ·列传·第二百五十二·蛮夷》载：“辰州布衣张翘亦上书言南、北江利害，遂以章惇察访湖北，经制蛮事。而南江之舒氏、北江之彭氏、梅山之苏氏、诚州之杨氏相继纳土，创立城砦，使之比内地为王民。北江彭氏已见前。南江诸蛮自辰州达于长沙、邵阳，各有溪峒：曰叙、曰峡、曰中胜、曰元，则舒氏居之。”又载：“独田氏有元猛者，颇桀骜难制，异时数侵夺舒、向二族地”。
《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载：“唐僖宗光启二年（公元886年）潭州阅琐、衡州周岳、邵州邓处纳互相攻伐，石门峒酋向瑰趁机率武陵蛮(自称“朗北团”)攻占州县,陷澧洲,杀刺史吕自牧,自称刺史。召梅山十峒獠断邵州道，梅山遂为梅山蛮所据”。
06
安化位于资水中游，湘中偏北，雪峰山北段主干带，东与桃江、宁乡接壤，南与涟源，新化毗邻，西与溆浦、沅陵交界，北与常德、桃源相连。总面积4950平方公里，是湖南省面积第三大的县。
宋熙宁五年（1072年）开梅山置安化县，取归安德化之义，隶属潭州。北宋启疆之初，安化茶叶“山崖水畔，不种自生”，“唯茶甲诸州县”。
1、安化萸江，宋代就产茶！
《宋史地理志》载：“大率有材木、茗荈之饶……”说明安化宋代就产茶。
▲土宜
嘉靖《安化县志》、淸《天下郡国利病书》：宋茶法严甚，邑伊溪（在安化县北三十里仙溪）、中山、资江、东坪产茶，不种而生，味稍佳，民趋其利，奸者乗间啸聚至抗，廵尉习不黎、虎将赖文政，因而为乱，杀掠为患，大帅王侍郎奏于资江龙塘建寨，命将统之一易戍，民赖以安。宋诸寨栅皆险要地寨有团保守御，以备盗贼。
赖文政其人在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巻十二中有记载：“淳熈间(1174-1189)，江湖茶商相挺为盗，推荆南茶驵赖文政为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
“茶驵”即茶马交易的经纪人，宋代荆湖路·南路，包括潭州、衡州、道州、永州、邵州、郴州、全州、桂阳。
安化县于元佑三年(1088)在今龙塘乡资江边置博易场，这时的安化，刚建县还不到16年，说明茶叶在安化经济生活中，占据极其重要位置。
安化先有茶，后有县。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朝廷派遣章惇(1093年，出将入相)、蔡奕、郭正祥等人开梅山。
在沩山密印寺三十四任主持颖诠长老(曾在今安化江南镇查里滩资福寺、仙溪镇芙蓉广化寺担任过主持，并创建冷市马桥观音寺，后改名桃梵寺)、兴化绍铣、宝理二禅师的协助下，与梅山峒主苏甘进行谈判。
▲桃梵寺
同治《安化县志》中说：“颖诠携营中二官先入见峒主，绐以从者。主一见遽曰： ‘此官人也。’颖诠曰：‘主眼高，认之不差，此官人之子。’乃使茶，失手，因而故掌之。”
“乃使茶，失手，因而故掌之。”说明当时苏甘峒主就是用梅山特产茶招待朝廷官方代表，这充分证明了安化产茶在建县之前。
▲遗事
因开梅山有功，湖南转运使副蔡奕升太常丞、直集贤院。蔡奕深感梅山瑶民茶税太重，请求朝庭减免。宋刘挚《直龙图阁蔡君墓志铭》述蔡奕开梅山之功绩说：“长沙诸邑，负茶租田税，积为缗钱四万，请如赦蠲除”。
2、安化萸江，唐代就产茶
山西祁县晋商文化博物馆内，有本长裕川茶庄的手抄本，其中就说到安化唐代就产茶。
该手抄本后收录为《平、祁、太经济社会文献丛录·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其中“预启，贵境(安化)智慧董事君子雅鉴：窃思近来世道，人心大变，不学孔孟，尽效墨翟。尝闻茶出唐朝贵地，宋属中国，产出茶叶，秦国原定引地。晋省历代谕旨招商，而两省商人来安采办黑茶”。
长裕川茶庄于清嘉庆年间来安化办茶，寄寓在江南镇边江刘进吉之生记茶行。
前面已经提到刘源长《茶史》、江昱《潇湘听雨录》、《本草纲目拾遗·卷6·木部》及《湘潭县志》的记载：说唐代潭州，有湘潭县亦产茶，湘潭茶就是安化茶！
▲安化茶
安化唐代产茶无疑！但唐末至五代，渠江属东坪乡，东坪乡在唐代是否有具体案例记载产茶呢？这须从神山(辰山)白云寺僧密禅师佛事活动中找答案。
清同治《安化县志》十四卷十二、十三页载：“白云寺，在县西北六十里三都辰山，唐僧密(‘密印’为误)禅师所建，明宣德间，谌三台（召）僧善明重修，后僧问石有‘深入白云根’之句，崇祯壬午挂锡于此，人以为谶语云”。
《赵志》，《周志》：“知县吴兆庆《白云寺记》：辰山去县治西北六十里，由东坪、桥口而上，高远可四十里许。山经幽邃，涧道逶迤，中多怪石，嘉树茂草。昔汪真人尝炼丹于此，盖仙灵窟宅也。上有寺，曰‘白云’，创自唐僧密(印)禅师，中有田可耕，寺僧咸仰給焉”。
▲白云寺
辰山又名“神山”。县志又云：“熊山之西十里有小支焉，曰‘长岭界’(在县西北百五十里一都)，西十里曰‘辰山’，一名‘神山’，一名‘白云山’(在县西北一百六十里三都，《一統志》作在县北百八十里，誤)。县西北有辰山，高四十里，上有白云寺，有田产、药材，春夏蟒蛇毒物出沒于中”。
熊鱼山在《鱼山剩稿》里，有篇《潭州神山白云寺问石乘禅师塔院碑记》，介绍了僧密禅师于唐咸通（860-873）间来辰山。“过去，世不可考。自唐咸通间，僧密禅师行道于此，载在传灯，迄今垂千禩……”。
僧密禅师为何方人氏，已无从可考。但他的师父云岩昙晟禅师 (781-841)，师祖药山惟俨禅师(751-834），及师弟洞山良价禅师（807-869）都为唐代高僧。其中洞山良价禅师与弟子曹山本寂（840-901）创立的曹洞宗，为中国佛教禅宗五大家之一。
潭州神山僧密与洞山良价，他们师兄俩关系特别密切，经常结伴游方参学，《景德传灯录》卷十五、《五灯会元》卷五皆有其传。
僧密本是洞山的师兄，但洞山却称僧密为师伯（《五灯会元》中洞山亦称僧密为师伯，《传灯录》则改）。师伯也指师兄，是对同门中年老有德者的尊称，足见神山僧密禅师其学问有多高。
辰山白云寺创建于唐代860年至873年间，与唐代杨晔《膳夫经手录》的撰写时间相差只有几年。
神山僧密禅师有许多著名语录，《五灯会元》均有载。其中一则涉及茶事：神山僧密，一日，与洞山锄茶园，山掷下镢头曰：“我今日一点气力也无。”师(僧密)曰：“若无气力，争解恁么道？”山曰：“汝将谓有气力底是”。
茶禅一味，大道至简。唐代是我国茶叶生产和茶文化发展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佛教也极为盛行。
饮茶、品茶遍及全国，佛茶、禅茶、贡茶、礼茶也达到空前的高度。僧人广游天下，寺院随他们携带的那一包包茶叶声名鹊起。众多流传的名茶中，有不少最初出自于寺院僧人亲手种植、炒制。
从《五灯会元》中的记录看，潭州神山僧密与洞山良价，师兄二人一同去过南泉寺(常德)、沩山寺(宁乡)等寺庙参禅悟道。
那时，采茶、锄草、种菜放牛、煮茶等劳作是寺庙僧人禅修的一种重要方式。而神山作为僧密禅师开基创业的地方，怎么可能缺茶？（神山最早名可能是“钟山”，而钟山又可能是“无射山”。）
唐代安化东坪乡属辰州地，《湖广图经志·湖广通志卷之十五·长沙》“辰山：在县西北一百三十里，其山盘旋起伏，远接辰沅界，故名”。而辰山又名“神山”，僧密禅师来神山之前，为汪真人炼丹于此。
▲辰山
宋朝开梅山以前，安化为蛮人所据，安化第一任县令毛渐(1036--1094)在《梅山颂》中“惟此南方，夷俗杂处”；又宋吴致尧《开远桥记》中描述梅山蛮：“衣制斑斓(颜色错杂灿烂)，言语侏离(形容语言难辨)”。 “无射”在汉语释义中为钟名，无射山就是钟山，而钟山之名也许因蛮人言语侏离而发音读成“神山”。
唐朝陆羽《茶经》“七之事”章节引《坤元录》“辰州溆浦县西北三百五十里无射山，云蛮俗当吉庆之时，亲族集合于山上，山多茶树”。
《坤元录》为隋唐年间所著，已失传。除《坤元录》外，史籍没有“无射山”的记载。同治《溆浦县志》也以“无射山”不可考，否定了此事。
既然溆浦没有“无射山”，那《坤元录》中“无射山”也许就是指的隋唐属辰州的安化神山。至于方位，古人常常搞错，陆羽《茶经》中，也有多处方位的错误。
《辰州府志》载：“沅陵与安化交界处，地名‘界亭’产茶！岁以充贡”。界亭在今沅陵官庄镇与安化马路镇交界处，宋代以前属潭州益阳东坪乡辰山山脉。
3、安化萸江，三国时代就产茶！
唐、宋时代或更早，安化又称“荆湖”之间或“两湖”之间，两湖之间又处在“荆巴”之间 。三国时代，安化有段时期属蜀国，有段时期属东吴荆州，正夹杂在荆巴间。
三国魏时张揖的《广雅》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姜葱芼之”。西晋的《荆州土地记》“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荆巴间也好，荆州也好，安化当属之。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苏益馨、梅峰纂修的《石门县志·茶法》记载：“盖邑人所饮，半仰给于鹤峰各溪洞，而雀舌、龙团……悉购自他乡。安化佳品(指茶)，下裕民生者之克擅美利于无穷也。哉！此石邑茶法所由不设也”。
▲茶法
道光三年(1823年)，谭震、方堃纂修的《桃源县志·物产》载：“惟南乡近安化界产者(茶)颇佳”。
石门、桃源为古代武陵七县之一，一千多年后还在说安化茶好，还从安化购雀舌、龙团茶！
4、安化萸江，两汉时代就产茶
安化资江、渠江是古代马援将军征战五溪蛮的要道 。马援将军征战五溪蛮，其道取资江入沅陵、溆浦。《马援传》载：“初，军次下隽（今湖北通城西），有两道可人，从壶头则路近而水险；从“充”（今桑植）则涂夷而运远。“当时耿舒主张从“充”道，而马援主张从“壶头”。
按耿舒的主张，应该是沿澧水而上，首先攻打五溪蛮首领相单程的老巢“充”，（相单程为桑植人）；马援则主张逆资水而上，首先在沅陵、辰溪一带，打掉五溪蛮的主力，然后直捣溆浦，收复被五溪蛮所占领的武陵郡治义陵县城。
唐人李贤，李延寿注五溪蛮时说，当时的五溪蛮多在辰州界。汉代时期，今江南、东坪资江沿线等地属潭州管控，因此，马援选择从安化资江进入，是为上策。
马援将军取道资江进沅陵、溆浦，征战五溪蛮，必过马路溪(今属马路镇)、马辔市、圭溪坪，因此县志有多处记载。
嘉庆《安化县志·卷之三·山川》载录：“试刀崖在县北二百里马路溪，有石如笋，高二丈，上有刀痕，相传马伏波平五溪蛮试刀于此。”
嘉庆《安化县志·卷之二·沿革》又载：“马辔市，东汉马援征五溪蛮，由此舍舟操辔踰沅故名”。
同治《安化县志·卷之十二·壇庙》载：“伏波庙在县西二百五十里四都圭溪坪，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五溪蛮驻兵于此，居民立庙以祀，康熙五十年重修”。
▲神禹庙、伏波庙
宋代推官吴居厚(1037—1113)《梅山绝句十首》中云：
板屋依崖不记时，裹头今已就招携；
可憐马援贪残杀，空有虚名在五溪。
(嘉靖《安化县志卷之六》)。
以上县志记载，足以说明马援将军征战五溪蛮是逆资江而上，取道与桃源、沅陵、溆浦接壤的马路、奎溪方向进攻溆浦，并病死于壶头山。
相传擂茶为马援将军征战五溪蛮时所发明，用来解毒消病。清嘉庆《常德府志》记载：“乡俗以茗叶、芝麻、姜合阴阳水饮之，名擂茶”。
《桃源县志》名“五味汤，云：伏波将军所制，用御瘴疠”。 擂茶是历史，也是传说。与安化相近的桃源、桃江、新化等县都有喝擂茶的风俗。
5、安化萸江，虞夏时代就产茶
安化古时为禹贡荆州之域。《尚书·禹贡》载：“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 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厥土惟涂泥， 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 金三品，杶、干、栝、柏，砺、砥、砮、丹惟菌簵、楛，三邦底贡厥名。包匦菁茅……”。
1791年，清代名臣两江总督陶澍父亲陶必铨，是一位学者。他在主修旧治梅城南宝塔期间，往返小淹居地，夜宿洞市鹞子尖茶亭而作《鹞子尖茶引》。《鹞子尖茶引》中有“禹贡荆州之域，三邦底厥贡名，李安溪以为名茶类。”陶必铨认为贡厥名中“名”为茗，即茶类。同时陶必铨引用了清康熙年朝庭重臣李光地(又名李安溪)对“名”为“茗”的考究。陶澍在他的《试安化茶诗》中：
我闻虞夏时，三邦列荆境；
包匦旅菁茅，厥贡名即茗。
其见解与父亲的《茶引》观点一致，认为安化在虞夏时期就产茶。
▲甘露茶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