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台记》：唐制，御史有三院：一曰台院，其僚为侍御史；二曰殿院，其僚为殿中侍御史；三曰察院，其僚为监察御史。察院厅居南，会昌初，监察御史郑路所葺。礼察厅，谓之松厅，以其南有古松也。刑察厅谓之魇厅，以寝于此者多梦魇也。兵察厅主掌院中茶，其茶必市蜀之佳者，贮于陶器，以防暑湿。御史辄躬亲缄启，故谓之茶瓶厅。
《资暇集》：茶托子，始建中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指，取子承之。既啜而杯倾。乃以蜡环子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工匠以漆代蜡环，进于蜀相。蜀相奇之，为制名而话于宾亲，人人为便，用于当代。是后，传者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
贞元初，青郓油缯为荷叶形，以衬茶碗，别为一家之。今人多云托子始此，非也。蜀相即今升平崔家，讯则知矣。
《大观茶论》：茶器：罗碾。碾以银为上，熟铁次之。槽欲深而峻，轮欲锐而薄。罗欲细而面紧，碾必力而速。惟再罗，则入汤轻泛，粥面光凝，尽茶之色。
盏须度茶之多少，用盏之大小。盏高茶少，则掩蔽茶色；茶多盏小，则受汤不尽。惟盏热，则茶立发耐久。
筅以筋竹老者为之，身欲厚重，筅欲疏劲，本欲壮而末必眇，当如剑脊之状。盖身厚重，则操之有力而易于运用。筅疏劲如剑脊，则击拂虽过，而浮沫不生。
瓶宜金银，大小之制惟所裁给。注汤利害，独瓶之口嘴而已。嘴之口差大而宛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嘴之末欲圆小而峻削，则用汤有节而不滴沥。盖汤力紧则发速有节，不滴沥则茶面不破。
勺之大小，当以可受一盏茶为量。有馀不足，倾勺烦数，茶必冰矣。
蔡襄《茶录·茶器》：茶焙，编竹为之，裹以箬叶。盖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纳火其下，去茶尺许，常温温然，所以养茶色香味也。
茶笼，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箬笼盛之，置高处，切勿近湿气。
砧椎，盖以碎茶。砧，以木为之，椎则或金或铁，取于便用。
茶钤，屈金铁为之，用以炙茶。
茶碾，以银或铁为之。黄金性柔，铜及石皆能生，不入用。
茶罗，以绝细为佳。罗底用蜀东川鹅溪绢之密者，投汤中揉洗以罩之。
茶盏，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不宜用。
茶匙要重，击拂有力。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为之。竹者太轻，建茶不取。
茶瓶要小者，易于候汤，且点茶注汤有准。黄金为上，若人间以银铁或瓷石为之。若瓶大啜存，停久味过，则不佳矣。
孙穆《鸡林类事》：高丽方言，茶匙曰茶戍。《清波杂志》：长沙匠者，造茶器极精致，工直之厚，等所用白金之数。士大夫家多有之，置几案间，但知以侈靡相夸，初不常用也。
凡茶宜锡，窃意以锡为合，适用而不侈。贴以纸，则茶易损。
张芸叟云：吕申公家有茶罗子，一金饰，一棕栏。方接客，索银罗子，常客也；金罗子，禁近也；棕栏，则公辅必矣。家人常挨排于屏间以候之。
《黄庭坚集·同公择咏茶碾》诗：要及新香碾一杯，不应传宝到云来。碎身粉骨方馀味，莫厌声喧万壑雷。
陶谷《清异录》：富贵汤，当以银铫煮之，佳甚。铜铫煮水，锡壶注茶，次之。
《苏东坡集·扬州石塔试茶》诗：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洁。
《秦少游集·茶臼》诗：幽人耽茗饮，刳木事捣撞。巧制合臼形，雅音伴控。
《文与可集·谢许判官惠茶器图》诗：成图画茶器，满幅写茶诗。会说工全妙，深谙句特奇。
谢宗可《咏物诗·茶筅》：此君一节莹无瑕，夜听松声漱玉华。万里引风归蟹眼，半瓶飞雪起龙芽。香凝翠发云生脚，湿满苍髯浪卷花。到手纤毫皆尽力，多因不负玉川家。
《乾淳岁时记》：禁中大庆会，用大镀金。以五色果簇龙凤，谓之绣茶。
《演繁露》：《东坡后集二·从驾景灵宫》诗云：“病贪赐茗浮铜叶。”按今御前赐茶皆不用建盏，用大汤，色正白，但其制样似铜叶汤耳。铜叶，色黄褐色也。
周密《癸辛杂志》：宋时，长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备。外则以大缨银合贮之。赵南仲丞相帅潭，以黄金千两为之，以进尚方。穆陵大喜，盖内院之工所不能为也。
杨基《眉庵集·咏木茶炉》诗：绀绿仙人炼玉肤，花神为曝紫霞腴。九天清泪沾明月，一点芳心托鹧鸪。肌骨已为香魄死，梦魂犹在露团枯。孀娥莫怨花零落，分付馀醺与酪奴。
张源《茶录》：茶铫，金乃水母，银备刚柔，味不咸涩，作铫最良。制必穿心，令火气易透。
茶瓯，以白瓷为上，蓝者次之。
闻龙《茶笺》：茶，山林隐逸，水铫用银尚不易得，何况乎？若用之恒，归于铁也。
罗廪《茶解》：茶炉，或瓦或竹皆可，而大小须与汤铫称。凡贮茶之器，始终贮茶，不得移为他用。
李如一《水南翰记》：韵书无字，今人呼盛茶酒器曰。
《檀几丛书》：品茶用瓯，白瓷为良，所谓“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也。制宜口邃肠，色浮浮而香不散。
《茶说》：器具精洁，茶愈为之生色。今时姑苏之锡注，时大彬之沙壶，汴梁之锡铫，湘妃竹之茶灶，宣、成窑之茶盏，高人词客，贤士大夫，莫不为之珍重。即唐宋以来，茶具之精，未必有如斯之雅致。
《闻雁斋笔谈》：茶既就筐，其性必发于日，而遇知己于水。然非煮之茶灶、茶炉，则亦不佳。故曰饮茶，富贵之事也。
《雪庵清史》：泉冽性驶，非扃以金银器，味必破器而走矣。有馈中泠泉于欧阳文忠者，公讶曰：“君故贫士，何为致此奇贶？”徐视馈器，乃曰：“水味尽矣。”噫！如公言，饮茶乃富贵事耶。尝考宋之大小龙团，始于丁谓，成于蔡襄。公闻而叹曰：“君漠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东坡诗曰：“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此则二公又为茶败坏多矣。故余于茶瓶而有感。
茶鼎，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涤烦消渴，功诚不在芝术下。然不有似泛乳花、浮云脚，则草堂暮云阴，松窗残雪明，何以勺之野语清。噫！鼎之有功于茶大矣哉！故日休有“立作菌蠢势，煎为潺声”，禹锡有“骤雨松风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居仁有“浮花原属三昧手，竹斋自试鱼眼汤”，仲淹有“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景纶有“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噫！鼎之有功于茶大矣哉！虽然，吾犹有取卢仝“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杨万里“老夫平生爱煮茗，十年烧穿折脚鼎”。如二君者，差可不负此鼎耳。
冯时可《茶录》：芘莉，一名，茶笼也。牺，木勺也，瓢也。
《宜兴志》：茗壶，陶穴环于蜀山，原名独山，东坡居阳羡时，以其似蜀中风景，改名蜀山。今山椒建东坡祠以祀之，陶烟飞染，祠宇尽黑。
冒巢民云：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一壶，任独斟饮，方得茶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迟。况茶中香味，不先不后，恰有一时。太早或未足，稍缓或已过，个中之妙，清心自饮，化而裁之，存乎其人。
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茶至明代，不复碾屑、和香药、制团饼，已远过古人。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此又远过前人处也。陶曷取诸？取其制，以本山土砂，能发真茶之色香味，不但杜工部云“倾金注玉惊人眼”，高流务以免俗也。至名手所作，一壶重不数两，价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世日趋华，抑足感矣。考其创始，自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又提学颐山吴公读书金沙寺中，有青衣供春者，仿老僧法为之。栗色暗暗，敦庞周正，指螺纹隐隐可按，允称第一，世作龚春，误也。
万历间，有四大家：董翰、赵梁、玄锡、时朋。朋即大彬父也。大彬号少山，不务妍媚，而朴雅坚栗，妙不可思，遂于陶人擅空群之目矣。
此外，则有李茂林、李仲芳、徐友泉；又大彬徒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伯四人；陈用卿、陈信卿、闵鲁生、陈光甫；又婺源人陈仲美，重锼叠刻，细极鬼工；沈君用、邵盖、周后溪、邵二孙、陈俊卿、周季山、陈和之、陈挺生、承云从、沈君盛、陈辰辈，各有所长。徐友泉所自制之泥色，有海棠红、朱砂紫、定窑白、冷金黄、淡墨、沉香、水碧、榴皮、葵黄、闪色、梨皮等名。大彬镌款，用竹刀画之，书法闲雅。
茶洗，式如扁壶，中加一盎，鬲而细窍其底，便于过水漉沙。茶藏，以闭洗过之茶者。陈仲美、沈君用各有奇制。水杓、汤铫，亦有制之尽美者，要以椰瓢、锡缶为用之恒。
名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方为佳也。
壶若有宿杂气，须满贮沸汤涤之，乘热倾去，即没于冷水中，亦急出水泻之，元气复矣。
许次纾《茶疏》：茶盒，以贮日用零茶，用锡为之，从大坛中分出，若用尽时再取。
茶壶，往时尚龚春，近日时大彬所制，极为人所重。盖是粗砂制成，正取砂无土气耳。
仙云：茶瓯者，予尝以瓦为之，不用磁。以笋壳为盖，以槲叶攒覆于上，如箬笠状，以蔽其尘。用竹架盛之，极清无比。茶匙，以竹编成，细如笊篱，样与尘世所用者大不凡矣，乃林下出尘之物也。煎茶用铜瓶，不免汤，用砂铫，亦嫌土气，惟纯锡为五金之母，制铫能益水德。
谢肇《五杂俎》：宋初闽茶，北苑为最。当时上供者，非两府禁近不得赐，而人家亦珍重爱惜。如王东城有茶囊，惟杨大年至，则取以具茶，他客莫敢望也。
《支廷训集》有《汤蕴之传》，乃茶壶也。
文震亨《长物志》：壶以砂者为上，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锡壶有赵良璧者亦佳。吴中归锡，嘉禾黄锡，价皆最高。
《遵生八笺》：茶铫、茶瓶，瓷砂为上，铜锡次之。瓷壶注茶，砂铫煮水为上。茶盏，惟宣窑坛为最，质厚白莹，样式古雅，有等宣窑印花白瓯，式样得中，而莹然如玉。次则嘉窑，心内有茶字小盏为美。欲试茶色黄白，岂容青花乱之。注酒亦然，惟纯白色器皿为最上乘，馀品皆不取。
试茶以涤器为第一要。茶瓶、茶盏、茶匙生，致损茶味，必须先时洗洁则美。
曹昭《格古要论》：古人吃茶汤用，取其易于不留滞。
陈继儒《试茶》诗，有“竹炉幽讨”、“松火怒飞”之句。[竹茶炉，出惠山者最佳。]《渊鉴类函·茗碗》：韩诗“茗碗纤纤捧”。
徐葆光《中山传信录》：琉球茶瓯，色黄，描青绿花草，云出土噶喇。其质少粗无花，但作水纹者，出大岛。瓯上造一小木盖，朱黑漆之，下作空心托子，制作颇工。亦有茶托、茶帚。其茶具、火炉与中国小异。
葛万里《清异论录》：时大彬茶壶，有名钓雪，似带笠而钓者。然无牵合意。
《随见录》：洋铜茶铫，来自海外。红铜荡锡，薄而轻，精而雅，烹茶最宜。
【译文】
唐代韩琬（字茂贞，邓州南阳人）《御史台记》记载：唐朝制度，御史有三院：第一个叫做台院，其官员叫做侍御史；第二个叫做殿院，其官员叫做殿中侍御史；第三个叫做察院，其官员叫做监察御史。察院的办公场所察院厅居南，唐武宗会昌（841-846）初年监察御史郑路所修葺。其中的礼察厅，称作松厅，因为其南有一棵古松；刑察厅，称作魇厅，因为在这里就寝的人多梦魇；兵察厅，主管察院的茶饮。其茶叶一定要购买蜀茶中的佳品，贮存在陶器中，以防备暑天发潮变质。御史往往亲自封存或者开启，所以兵察厅又称为茶瓶厅。
唐代李匡《资暇集》记载：茶托子，创始于唐德宗建中（780-783）年间蜀相崔宁之女，因为茶杯没有衬垫，害怕烫手，于是就取碟子托起来。品饮之后，杯子又倾倒了，于是就用蜡环绕在碟子中央，茶杯就固定下来，随即派工匠用漆代替蜡环，进奉给蜀相。蜀相很惊奇，就为之命名并告诉亲朋好友，人们都认为很方便，当时就流行开来。此后，传承者再环其底部，更新其规制，从而使茶托子发展到上百种形状。
唐德宗贞元（785-805）初年，青州郓城用缯布加油漆制成荷叶形状，用来衬垫茶碗，形成另外一种碟子。今人大多说茶托子就是起源于此，其实不然。蜀相即如今的升平崔家，一问便知究竟。
宋徽宗《大观茶论》中谈论茶器说：罗碾，茶碾以银质的为最好，熟铁制成者次之。槽要做得又深又陡，轮要做得又锐又薄。罗网要细密，罗面要拉紧，碾茶时一定要用力，并且速度要快。（罗茶时则要动作轻缓，罗面掌握水平，不怕反复多次，这样茶的细末几乎不会有什么损耗。）只有经过两次过罗的茶末，入水之后会轻轻漂起，在茶汤的表面有光泽凝聚，从而充分显现出好茶所应有的色泽。
茶盏，必须度量茶叶的多少，从而决定所用茶盏的大小。如果茶盏高而茶叶较少，就会遮盖住茶的色泽；如果茶叶较多而茶盏较小，就会使水量不足以充分溶解茶末，尽显茶之真味。茶盏只有在加热的情况下，才会使茶叶充分发挥其色香味，而且持续时间较长。
茶筅，是击拂专用的工具，以竹节细密的老竹加工而成。筅身即筅把要厚重，筅头即前端的竹帚则要稀疏有力，根部要粗壮而末梢要纤细，应当像剑脊般的形状。这是因为筅身厚重，就能在操作时有力，便于运用；筅头稀疏有力，根粗末细如剑脊的形状，就会使得在击拂时即便用力过猛也不会产生浮沫。
茶瓶，适合用金银，其大小规格，只有按照具体需要来决定。注汤（即将煎好的水注入茶盏）这个环节的关键，只是取决于茶瓶口嘴的大小和形状罢了。茶瓶的口，要稍微大一些，而且曲度要小一些，这样注汤时力量就比较集中，水流不会分散；茶瓶嘴的末端，要圆小而且尖削，那么在注汤时就会有所节制，水流不会形成滴沥。这是因为注汤时力量集中，那么茶叶的色香味就能迅速发挥出来；注汤时有所节制而不形成滴沥，那么茶盏表层的粥面就不会被破坏。
茶勺，是添续茶水的工具，其规格大小，应当以可以盛下一盏茶水为适量标准。如果盛水超过一盏，就要把多馀的水倒回去；如果不足一盏，又要再舀一次加以补充。这样倾倒数次，就会使盏中的茶水凉了。
北宋蔡襄《茶录》下篇论茶器：茶焙，用竹篾编制而成，外面包裹箬叶。上面盖起来，以便收拢火气；中间隔成两层，以便扩大容量。把茶饼放在上层，下层放置炭火，与茶饼保持一尺左右距离，使其中保持温暖的状态，就是为了保养茶的色香味。
茶笼，没有放入茶焙烘烤的茶饼，应当用箬叶紧密封裹，放在茶笼中盛起来，置于高处，切不要接近潮湿之气。
砧椎，砧和椎是用来捶碎茶饼的工具。砧板以木头做成，椎以金或者铁制成，取其方便实用。
茶钤，用金或铁屈曲而制成，用来夹住茶饼进行烘焙。
茶碾，用银或铁制成。黄金本性柔软，而铜和黄铜都容易生锈，不能选用。
茶罗，以罗网极细的为最好。罗底要用四川东川鹅溪绢中特别细密的，放到开水中揉洗干净后罩在罗圈之上。
茶盏，茶色浅白，适宜黑色的茶盏。建安所制造的茶盏黑里透红，纹理犹如兔毫，其坯稍厚，经过烘烤后久热难冷，最适宜饮茶之用。其他地方出产的茶盏，有的坯太薄，有的颜色发紫，都比不上建盏。那些青白色的茶盏，斗茶品茗的行家自然不会使用。茶匙，茶匙要有一定重量，这样用来击拂才会有力。以黄金制作的茶匙为最好，民间多用银、铁制成。用竹子制成的茶匙太轻，建茶一般不用。
茶瓶，用于烧水的汤瓶要小一点，以便于观察开水变化的情形，而且点茶注水的时候能够把握好分寸。汤瓶以黄金制作的为最好，民间多用银、铁或者瓷制作。如果茶瓶过大，品饮时有所剩余，停久茶味过熟，就不好了。
宋代孙穆《鸡林类事》记载：高丽方言，茶匙叫做茶戍。
宋代周辉《清波杂志》记载：长沙的工匠，制造茶具极其精致，其工价之高几乎与所使用的白银的价格相等，士大夫之家多有收藏，放置到几案之间，只知道相互夸耀珍贵奢侈，并不经常使用。一般说来茶叶适宜锡器，我认为锡器比较合适，而且实用而不奢侈。如果器具上贴上纸，则容易损坏茶的味道。
张舜民（字芸叟）说：吕公著（字晦叔，封申国公，世称吕申公）家有茶罗子，一个以黄金装饰，一个以棕毛为栏。正接待宾客的时候，招呼要银罗子，就是接待平常的客人；索要金罗子，就是接待皇帝身边的人；索要棕栏罗子，就一定是公辅大臣。家人经常要排着队在屏风间等候召唤。
《黄庭坚集》中有《同公择咏茶碾》诗写道：要及新香碾一杯，不应传宝到云来。碎身粉骨方馀味，莫厌声喧万壑雷。
北宋陶谷《清异录》中说：富贵汤，应当用白银制作的茶铫煎煮，非常好。用铜制的茶铫煮水，用锡制的茶壶注茶，次之。
《苏东坡集》中有《扬州石塔试茶》诗写道：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洁。
《秦少游集》中有《茶臼》诗写道：幽人耽茗饮，刳木事捣撞。巧制合臼形，雅音伴祝。
《文与可集》中有《谢许判官惠茶器图》诗写道：成图画茶器，满幅写茶诗。会说工全妙，深谙句特奇。
元代谢宗可《咏物诗》中有《茶筅》诗写道：此君一节莹无瑕，夜听松声漱玉华。万里引风归蟹眼，半瓶飞雪起龙芽。香凝翠发云生脚，湿满苍髯浪卷花。到手纤毫皆尽力，多因不负玉川家。
南宋周密《乾淳岁时记》记载：宫中大的庆典活动，用镀金的大（陶制的扁形口大而撇的器皿）摆设五色水果，中间放龙凤团茶，称作绣茶。
南宋程大昌《演繁露》中说：《东坡后集二》中有《从驾景灵宫》诗写道：病贪赐茗浮铜叶。按今天御前赐茶都不用建盏，而用大汤，色泽正白，只是其制作的形制类似薄铜片所做的铜叶汤罢了。这种称为铜叶的茶盏呈黄褐色。
南宋周密《癸辛杂志》记载：宋代，长沙茶具制造精妙，甲于天下。每副茶具用白银三百星或五百星（金银一钱为一星），凡是有关茶的器具都应有尽有。外面用一个饰有穗带的银盒子盛起来贮存。赵葵（字南仲）丞相做潭州（治今长沙）知府的时候，用黄金千两制造茶具，进贡给朝廷。理宗皇帝（葬穆陵）大喜，因为这是宫中的工匠所不能制作的。
元末杨基《眉庵集》中有《咏木茶炉》诗写道：绀绿仙人炼玉肤，花神为曝紫霞腴。九天清泪沾明月，一点芳心托鹏鸪。肌骨已为香魄死，梦魂犹在露团枯。孀娥莫怨花零落，分付馀醺与酪奴。
明代张源《茶录》中说：茶铫，金是水之母，银则刚柔兼备，味道不咸不涩，是用来做茶铫的最好材料。茶铫的中间一定要穿透，以便能透过火气。（以上不见于张源《茶录》，而近于许次纾《茶疏》）茶瓯，以白瓷为最好，蓝白色的次之。
明代闻龙《茶笺》中说：茶，山林隐逸之人，所用茶铫以白银制成也不可能，何况用黄金制作茶呢？如果就使用长久而言，还是用铁制作的为好。
明代罗廪《茶解》中说：茶炉，用陶器或者竹子制成，其大小要与茶壶的大小相称。凡是贮藏茶叶的器具，一定要始终贮藏茶叶，不能改作他用。
明代李如一（名鹗，以字行，又字贯之，江阴人）《水南翰记》中说：韵书没有字，今人称盛茶、酒的器具叫做。
《檀几丛书》中说：品茶所用的茶瓯，以白瓷为佳，所谓“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其形制适宜小口而中间部分较深，这样能使茶色漂浮而香味不散。
明代黄龙德《茶说》中说：饮茶器具精致洁净，茶就会因此而增添光彩。至于当今苏州的锡壶、宜兴出产的时大彬紫砂壶、开封出产的锡铫、湘妃竹所制成的茶灶以及宣德窑、成化窑所出产的茶盏，无论高人隐士、诗人词客，还是贤明的士大夫，没有不倍加珍重和宝爱的。就是说自唐宋以来茶具的精致，也未必有当今如此雅致的。
明代张大复《闻雁斋笔谈》中说：茶叶采摘之后，其自然之性一定要借阳光散发开来，并且遇到作为知己的水。但是，不经过茶灶、茶炉烹煮，也达不到最佳效果。所以说，饮茶是一种富贵之事。
明代乐纯《雪庵清史》中说：甘测的泉水容易变形，如果不是用金银器盛起来，那么其味道必定冲破茶具的局限而散发出来。宋代有人赠送中泠泉给欧阳修的，欧阳修惊讶地说道：“先生您本来是贫寒的士人，为什么还要奉送如此厚重的礼物呢？”然后徐徐观察所馈赠的茶具，于是说道：“水味穷尽啦！”唉！诚如欧阳修先生所说，饮茶乃是富贵的事情。曾经考察宋朝的大小龙团茶，创始于丁谓，成于蔡襄。欧阳修听说后感慨道：“君谟作为一个士人，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情？”苏东坡有诗写道：“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由此可见，丁、蔡二人对于茶的声誉又败坏很多啊！因此，我面对茶瓶而有所感触。
茶鼎，是炼丹和煮水的地方，那些在明月之涧和白云之龛所出产的茶品，经过茶鼎的烹煎，可以涤烦消渴，其功用确实不在灵芝、白术等养生妙品之下。然而，如果没有泛乳花（烹茶时茶盏上所泛的浮沫）、浮云脚（盏面所浮的蒸汽），那么草堂暮云阴，松窗残雪明，用什么伴随野语清言？啊！鼎对于茶事的功用太大了！因此，唐代皮日休有“立作菌蠢势，煎为潺声”的诗句，刘禹锡有“骤雨松风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的诗句，宋代吕居仁有“浮花原属三昧手，竹斋自试鱼眼汤”的诗句，范仲淹有“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的诗句，罗大经（字景纶）有“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的诗句。啊！鼎对于茶事的功用是太大了！即使如此，我还是叹赏卢仝的“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杨万里的“老夫平生爱煮茗，十年烧穿折脚鼎”，像这两位先生，差不多可以无负此鼎了。
明代冯时可《茶录》记载：芘莉，也叫做，就是茶笼。牺，就是木勺，也就是茶瓢。
《宜兴志》记载茗壶说：陶窑分布于蜀山的周围。蜀山又叫做独山，苏东坡居住阳羡的时候，认为这里很像蜀中的风景，改名叫做蜀山。如今山顶还建有东坡祠进行祭祀，因为制陶的烟雾飘来熏染，东坡祠的建筑尽呈黑色。
冒襄（字巢民）《茶汇钞》中说：茶壶，以小巧为最佳，每一个客人一个茶壶，任其独自斟茶品饮，这样才能得到茶中真味。为什么呢？茶壶小巧就不会使香气消散，味道也不会改变。况且茶中的香味，不早不晚，恰在一时之间，太早或者未足，稍缓或者已过，其中的奥妙，清心悦神，品饮自知，通晓其中的变化而采取适当的措施，完全在于其人的自我体味。
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中说：饮茶风尚发展到明代，不再碾成细末、加入香药、制成团饼，这也是远远超过古人的地方。近百年以来，茶壶淘汰了银壶、锡壶以及福建、河南的瓷壶，而崇尚宜兴紫砂陶壶，这又是近人远远超过前人的地方。宜兴陶壶的可取之处何在？就在于它用当地山中的含砂陶土，能够充分发挥天然真茶的色香味，如杜甫《少年行》诗中所吟咏的“倾金注玉惊人眼”，其形制高流也是着意于免俗。至于名家所制作的茶壶，一个茶壶的重量不过数两，其价格往往高达一二十两银子，从而能使泥土与黄金争价。世风日趋浮华，也足以令人感慨了。考察宜兴陶壶的创始，可以追溯到金沙寺的和尚，因为年代久远已经不知道他的名字了。另一种说法，是提学副使吴仕（字克学，又字颐山，宜兴人）曾在金沙寺中读书，其青衣小童名叫供春，他模仿老和尚的方法制作陶壶。如今传世的供春壶，色泽如栗子黯然沉着，坚实刚硬，犹如古代的金银铁器；敦厚笃实，形制周正，壶上手指的螺纹隐隐泛起，清晰可辨，可以称得上天下第一了。世人称它为龚春，是不对的。
万历（1573-1620）年间，有四大制壶名家：董翰（号后溪）、赵梁（一作赵良）、玄锡、时朋。时朋即时大彬的父亲。时大彬号少山，他在艺术风格上不追求艳丽妩媚，而以古朴、雅致、坚实、栗色作为特征，工艺奇妙，巧夺天工。于是就在陶艺领域标举大雅遗风，独擅空群之名目。（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此外，还有李茂林（名养心）、李仲芳（茂林子）、徐友泉（名士衡）；又有时大彬的徒弟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伯（名时英）四人；陈用卿（俗名陈三呆子）、陈信卿、闵鲁生（名贤）、陈光甫；还有婺源人陈仲美，所制文玩器具反复镂刻，重叠雕饰，极其细腻，堪称鬼斧神工；沈君用（名士良）、邵盖、周后溪、邵二孙、陈俊卿、周季山、陈和之、陈挺生、承云从、沈君盛、陈辰（字共之）等，也都各有所长。徐友泉所自制的茶壶，泥色有海棠红、朱砂紫、定窑白、冷金黄、淡墨、沉香、水碧、榴皮、葵黄、闪色、梨皮等名目。在茶壶上镌刻题款也是从时大彬开始的，运用竹刀刻画，书法娴雅。
茶洗，又叫做漉尘，式样像扁壶，中间加有一个弧形的鬲，底部有细孔，以便于冲洗掉茶叶中的沙尘。茶藏，是用来留住洗过的茶叶的工具。这两种茶具，陈仲美、沈君用都有非常奇异的制作工艺。至于水勺、汤铫之类的茶具，世间也有制作得尽善尽美的，但日常还是以椰壳、葫芦器、锡器最为实用和常见。
茶壶的制作，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适宜弧形拱起而不适宜平面，这样可以使得汤力集中，香气氤氲，才称得上达到了最佳效果。
茶壶如果出现有陈杂气味，就要先用沸水倒满洗涤，并且乘热倒掉，随即浸入冷水之中，也要马上拿出来将水倒掉，这样其元气就可以恢复了。
明代许次纾《茶疏》中说：茶盒，用来贮藏日常所用的零星茶叶，以锡制成，其作用是从大坛中分取茶叶，一盒用完之后再从大坛中取用。（此则不见于《茶疏》，而与张源《茶录·分茶盒》略似）茶壶，往时崇尚龚（供）春所制的紫砂壶，近日则是时大彬所制的茶壶，非常受人珍重和宝爱。因为紫砂壶都是用粗砂烧制而成，正是取其砂不含土气的优点。
仙说：茶瓯，我曾经以陶制成，而不用瓷。用笋壳作为盖子，再用槲叶覆盖在上面，如同箬叶斗笠的形状，以此来遮蔽尘埃。然后以竹架盛起来，无比清幽。茶匙，用竹篾编成，细如笊篱一样，形状与尘世所使用的大不相同，乃是山林隐逸生活中的物件。煎茶使用铜制的茶瓶，不免会有铜锈之味，用砂陶所制的茶铫也嫌有土腥气，只有纯锡乃是五金之母，制成茶铫能够增益茶水的质量。
明代谢肇《五杂俎》记载：宋初福建所出产的茶叶，以北苑为最好。当时上贡给朝廷的茶叶，如果不是中书省和枢密院以及皇帝身边的人都得不到赏赐，而民间也都极其珍重爱惜。例如王东城有一个茶囊，只有杨大年来，才会取出来烹茶待客，其他客人没有敢于奢望的。
明代支廷训《支廷训集》中有一篇《汤蕴之传》，也就是给茶壶所做的传记。
明代文震亨《长物志》中说：茶壶以砂陶所做的为最好，既不会侵夺茶的香味，而且也没有熟汤气。锡壶有赵良壁所制的也很好。吴中的归锡、嘉禾的黄锡，价格都是最高的。
明代高濂《遵生八笺》中说：茶铫和茶瓶，以瓷器、陶器为最好，铜器、锡器次之。以瓷壶注茶、砂铫煮水这样的配置为最好。茶盏，只有宣德窑所出的坛盏为最好，质地厚重，色白莹润，样式古雅。有一种宣德窑的印花白色茶瓯，式样得中，莹然如玉。其次是嘉靖官窑，以茶盏底部中心有茶字的小盏为美。要烹试茶叶，以色泽黄白为好，怎么能容忍青花瓷器变乱其色泽？注酒也是一样，只有纯白色的器皿最为上乘，其馀的品种都不足取。
烹试茶叶，以洗涤器具作为第一要务。茶瓶、茶盏、茶匙等茶具一旦出现铁锈味，就会损坏茶的色香味，所以必须预先清洗洁净才好。
明代曹昭（字明仲，松江人）《格古要论》中说：古人饮茶用，取其容易喝干而不会留滞的优点。
明代陈继儒《试茶》中有“竹炉幽讨”、“松火怒飞”的诗句。[原注：竹茶炉以出产于无锡惠山的为佳。]清代《渊鉴类函·茗碗》记载：韩愈诗中有“茗碗纤纤捧”的句子。
清代徐葆光（字亮直，长洲人）《中山传信录》记载：琉球群岛的茶瓯，表面呈黄色，上面描画着青绿花草，据说出产于土噶喇。其质地略显粗糙而没有花纹，但有作水纹的，出产于大岛。茶瓯之上造有一个小木盖，用朱黑色漆好，下面有一个空心托子，制作颇为精致；另外，还有茶托、茶帚等。只有茶具、火炉与我国大陆稍微有些差异。
清代葛万里《清异论录》中说：时大彬所制的茶壶，有一种名叫钓雪，形状好像一个人带着斗笠在垂钓，但是形制意态自然，没有一点牵强之意。
清代屈擢升《随见录》记载：洋铜茶铫，来自海外。红铜表面烫上锡，器形很薄，重量很轻，精致而且高雅，用来烹茶最为合适。
文/网络综合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为恢复各地传统名优绿茶工艺而不断努力摸索。针型绿茶是名优绿茶的代表，因手制加工产率低而弥足珍贵，其历史悠久，享誉海外的代表茶品有信阳毛尖、开化龙顶、雨花茶等。目前随着现代加工机械技术提升，针型绿茶产量逐年提高，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对于传统工艺的关注度也逐步增加。近来关于针型绿茶传统工艺的体系研究以河南信阳毛尖较为丰富，其中实操工具有茶把圆帚、生锅、熟锅等，但是对于其他针型绿茶传统工艺器具历史成因的研究，相比较卷曲型绿茶、扁平型绿茶非常欠缺。文章则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前提下，试图从较为广阔的背景中通过对乾隆竹炉的构造研究，对针型绿茶传统工艺配套器具存在的多样性以及提升品质作出一种新的审视。
背景1：
文章探讨的技术时代背景为清朝乾隆时期
(1)茶叶外贸从明清时期开始保持持久增长期，清朝时期的皇室，非常重视茶业生产，特设立漕运茶公所专门管理和研究制产办法，全面推动茶业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全民上下对于茶叶加工品质精细化管理的技术和意识相较于前朝历代得到全面的提升;
(2)针型绿茶因加工难度大，成品率低，生产者甚少，其工艺的发展受到乾隆时期“精于加工，型质名优”制茶理念的影响而有所发展;
(3)展现针型茶最佳的品饮冲泡方式为冲瀹撮泡形式(“瀹”，浸渍的方式)，受明代茶叶加工技术革新影响，开始广泛应用，于清朝时期兴盛，风靡南北。
背景2：
文章探讨的技术地域背景为太湖流域地区
一方面，江浙一带兴盛的各类“茶会”“文会”，清代文士相比前朝，热情多是投入到钻研新茶道、切磋造茶技艺，前后有十余位文士分别对“唐宋元明”四朝的茶业专著进行汇编整理，最甚者收录多达上万字，对于历朝历代专著记载的技法进行试验、探索、传播的过程，有利于引领名优绿茶茶品审美，以及促进名优绿茶精细化“试茶”的需求;
另一方面，明朝时期开始，随着社会发展，交通枢纽的不断开拓，市井乡里也开始涌现茶馆、茶楼、茶社，清代更是我国茶馆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余年的盛世发展，促进了“商会茶馆”新业态的形成，如江苏、浙江一带，一小城因为行业商会的发达，茶馆茶社多达百余家。
背景3：
文章探讨的技术器具，选择清朝乾隆时期的乾隆竹炉为研究对象(图1)
(1)乾隆竹炉由多个部件多种材质构成，设计精妙，是惠山竹炉的代表。乾隆竹炉为上下分体式，下为方形火灶并开长方形风口，上为一配有铜制铸纹铫座的圆形配件，接口处均有红铜护圈，边框以竹作架，并以宽细竹丝编织六角篾纹包裹，做工细巧精致，也是目前唯一保存完好流传于世的竹炉实物样，具备研究参考价值;
(2)乾隆竹炉大量的诗句书画和文史资料，为当代研究古代惠山竹炉类的“火灶”器具，提供丰富的人文依据。
01
乾隆竹炉诞生的背景
乾隆皇帝极好茶事，对惠山茶会十分向往，特别认同竹炉文会文化，对惠山历代竹炉的研究可谓是达到痴迷的程度。自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第一次南巡驻跸无锡古刹惠山寺，特地请人精心制作两具竹炉携回北京，之后乾隆对竹炉的热情从未停止，使用于各处茶舍和宫室之中，更是在北京玉泉旁仿制竹炉山房一座，留下数十首竹炉诗歌和三十五首竹炉山房诗歌。乾隆竹炉的诞生主要和以下三个背景有关。
▲ 清乾隆十六年 / 竹炉底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刻有乾隆十六年御制诗《仿惠山听松庵制竹炉成诗以咏之》一首
1、“惠山茶会”的孕育
惠山从唐宋时期开始，就成了引领文化潮流的不二圣地。明代文学家袁宏道所撰《游惠山记》中诉说着对惠山文化“流连阁中，信宿始去”的眷恋，宋代诗人苏轼曾两次游无锡惠山，留下了“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的吟唱，惠泉试新茶的故事和斗茶谈心得的笔录在历史长河中如璀璨星光，如数家珍。
▲ 今日的惠山泉泉井
元明时期开始，文人吟诗结社的现象远胜于前朝，曾记录着众多名人之松风明月心、衣被苍生情的惠山则成为广众文士高怀山谷、寓情于茶的首选之地。无锡的惠山又名九龙山，处于太湖茶区和吴门文化圈内，因其泉石清幽，数百年的茶会持续，使得惠山的茶会传统更得进一步发展，形成以“泉”“茶”“炉”为主要特色主题，吸引着无数高人逸士前来悠游隐居、茗茶论文，给后人留下无数的人文瑰宝，直接提升了太湖茶区在全国的影响力。
▲ 明 文征明 《惠山茶会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2、“竹炉文会”的兴盛
竹炉文会的渊源始于洪武年间，惠山听松庵主人性海真人及明初文人王绂(1362~1416)等人不仅有深厚的友情，而且还共同创制竹炉，同时也是惠山竹炉文会及竹炉图卷的原创人。前有无锡籍画家王绂、中医潘克诚借炉抒情为缘，后有僧人性海邀约大学士王达所作《竹炉记》，表达创制竹炉的理念及意旨，充分赞扬了竹炉品高质素。随之性海遍征惠山竹炉题咏为始，竹炉文会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先后有秦夔访炉征咏，盛颙制炉引咏，唐寅与祝枝山的围炉文咏，顾贞观寻炉新咏，宋荦搜集题咏诗画刊刻，以及乾隆帝持续数十年的竹炉题咏等，“竹炉题咏”则成为明清之际涉及众多文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会事件，直接启发了无锡当地其他文会及诗社(如碧山吟社)的兴起。
▲ 明 沈贞《竹炉山房图》(辽宁省博物馆藏)
该图描绘惠山寺竹炉山房中性海和尚、王绂、潘克诚三人竹炉煮茶的场景
▲ 明 王问《煮茶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斑竹茶炉，炉侧附有一小出烟口，主人端坐蒲团于炉前调火
3、古代江南地区“试茶活动”的蓬勃发展
自唐宋起，“试茶”便是造茶活动和饮茶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古代文士们对于茶叶品质的重视程度，多少笔墨连绵不绝;对试造加工的兴趣程度，也可谓是有增不减。北宋蔡襄在《茶录》中表达：“建安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南宋陆游也特作三首《试茶》诗流传于世;明代陈继儒也留下“绮阴攒盖，灵草试奇;竹炉幽讨，松火怒飞;水交以淡，茗战而肥;绿香满路，永日忘归”的试茶感受。
清朝时期，随着各地设立“茶公所”“改良场”，茶叶品质变化多样性，在官家机构更为系统的“试茶活动”中得以发现，茶叶加工工艺的多样化发展，茶叶贸易需求的不断扩大，痴茶的乾隆皇帝更是全面带动了社会各层对“试茶”的热情。清朝马曰璐特诗《汧江太史斋中品泉盛青嵝同作》：“清晨同过太史家，不比试茶閒自啜”;清朝张岱在《陶庵梦忆·禊泉》总结：“试茶，茶香发，新汲少有石腥，宿三日，气方尽”;更有著写饮食经典《随园食单》的袁枚用二十四句的长篇诗文感叹试茶体验。
02
乾隆竹炉特色设计的启发
根据后人论证，惠山竹炉经历多次波折和复制，仅明清时期五次的“竹炉文会”，文士们所创作数以百计的诗文和书画，皆饱含着对于竹炉的喜爱之情。后人可以在众多古画作品中看到相似度很高的竹炉身影，乾隆竹炉的形态非常特别，参照前人的竹炉基础上又有了一定改进，通过对所增设的“黄铜灶眼”“特制配件”“便携手提”的功能推敲，发现乾隆竹炉不仅能满足烧水，更是具备了小型“火灶器”的基本功能，可以满足一定程度“茶叶试制加工”“茶叶精制加工”的需求，对现代小型“火灶器”的研发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1、黄铜灶眼盖配件设计——有助于火功的稳控性操作
人的燃料，有芦、竹、柴、木、炭，这些燃料因含有水分在燃烧过程中常会出现火力不足且不稳定。烧开沸腾一铫壶水，需要大量燃料提供热量，然而燃料在狭小空间的堆放燃烧，极有讲究，特别是火苗极易突猛，一下子可窜高五六十厘米。故控制火力，哪怕只是一铫壶水(古代一种金属制的出远门可以随身携带的小锅)，若缺乏专注和技巧，也非易事。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古籍在制焙茶叶或烧水烹茶的篇章中，多次强调必须安排专人专项负责“火功”;为什么那么多古画中多数炉子的炉身多呈现出“高腰”品相。
乾隆竹炉的特制灶眼盖(图2)，黄铜质地，21个小眼，配合“矮方无腰”的改良尺寸，不仅可以有效地防控火苗、稳定火力、加强热能，还具备一定的燃料节能效果和“网布”“盖灰”“围炉烘烤”的兼用功能。受该灶眼盖的设计启发，若是实际加工情况在工位设计、器具布局方面受场地约束，可设计采用小型火炉，搭配增设灶眼盖，可实现“一灶多用”的效果，可应用于不同茶类所需工序，提升制茶师对小批量的把控，同时达到节约燃料成本用尽温度。比如“炒制杀青”操作适合采用“炉中明火+圆底锅”的方式;“赶条紧条”操作适合采用“炉中明火+平底锅+茶把圆帚”的方式;“加温加湿”操作适合“炉中覆厚灰+灶眼盖+网布”的方式;“初烘开焙”操作适合采用“炉中覆薄灰+灶眼盖+网布”的方式;“复焙提香”操作适合采用“炉中明火+灶眼盖+盖灰”的方式;“围炉烘烤”操作适合放置一切可以烘烤的食物，如红薯、玉米作为茶点补充。
▲ 当今的灶眼“盖灰技法”操作
2、特制筒型配件设计——有助于茶叶试制的多层面需求
乾隆竹炉的上部分是一个呈圆筒形的配件(图3)，内壁陶土质地，外壁竹编，上下两端口均有红铜护圈，其中一款还加配铜制的炉座，铸有纹饰。目前，这个配件的用途尚未得到深入研究，如果是借鉴古画的描绘，多数是表达了搁置烧水壶的功能层面，但若进行仔细推敲，无论是经过茶船或茶马运输而来的成品干湿茶、初制毛茶(未加工完全的茶)干湿茶，或是就近的原料鲜叶，其成品茶的品质修复、毛茶的后加工、精加工、再加工以及受到历朝历代文士茶会喜爱的名优原料现场加工，都逐步成为重要的工艺技术课题。若是从茶叶加工思维以及对茶品的实用需求角度去看待这个配件，会发现有别于单层面品饮思维带来的解读，不难发现，该配件的筒身高度与黄铜灶眼盖的搭配使用，可以达到对于火力温度更精准的控制，美观且不烫手，小巧且功能多，不仅满足不同容器烹泉煮茶的需要，匹配“筛、匾、箩、瓦、铛、锅、板、壶、碗”等器皿，完全可以集“萎、蒸、熏、炒、焙”功能为一体，满足多样性的试茶需求的“火灶器”。
该配件可搭配黄铜灶眼盖，可实现蒸笼作用(图4)。首先在黄铜灶眼盖上搁置一个陶制碗具，碗具中盛放一定水量，然后将该配件罩住碗具，则炉座就具有聚拢水蒸气之效果，且炉座口精妙的平面设计，可以放置平面竹筛，配上蒸布，从而实现“气蒸”效果。明代王绂所作《题真上人竹茶炉》所录：“僧馆高闲事事幽，竹编茶灶瀹清流。气蒸阳羡三春雨，声带湘江两岸秋。”其中的“气蒸”二字，推测古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形式多样，不免有借竹炉燃烧所产生的热气来促进茶叶内质发生变化的可能。
该配件可单独搭配炉身作火笼，使用可实现火笼作用(图5)。烘焙茶有很多讲究，烘焙时温度的高低、时间的长短都会对茶叶的口感和品质有一定的影响。当配件发挥火笼作用时，搭配瓦片、陶罐、瓷盘，结合焙火时间的长短，可以产生轻火、中火、足火三种不同程度的试茶火候。
该配件符合美学需求。自明朝开始，文士们的审美，相较于前朝大有不同，提倡保持茶叶之真味，因时而异，因地制宜，顺其自然。清代的茶事更注重至精至美的茶“道”之境，“道”本就存在于事物之中。论制茶技术和饮茶方式发展，一定是与人之真实需求相结合的，自明朝朱权自创了“茶灶”一具，在《茶谱》中有了“古无此制，予于林下置之，烧成瓦器如灶样”的记载后，启发了很多文人对于“火性”器具的研究和创制。明朝张源在其《茶录》一书中就率先提及“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的观点，并成为影响后人试茶最重要的指导思想之一。从保留下来的这个乾隆竹炉套件实物(图6)，可以体会到乾隆皇帝对于茶事之用心，以及对“精、燥、洁”茶道审美之追求，对于当今茶艺环境、家庭环境、产品研发环境的火灶器具开发提供了指导方向，以满足未来更多样更丰富的茶人需求。
3、便携手提茶篮配件设计——有助于火灶类器具的携带
自茶圣陆羽在所作茶具二十四篇章中提出“以都篮贮之”，而后流传于世的古籍记载均尚未对茶具的收纳器具进行详细的描述。搭配乾隆竹炉的手提茶篮配件实物样形式(图7)，展示的不仅是茶盘、茶具、茶壶的收纳功能，更是实现了火灶类器具便于携带，可加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进行茶叶试制的可能。
鉴于以上对乾隆竹炉特色茶篮配件的探讨，乾隆皇帝对竹炉的喜爱，逢茶事必用，很大可能是竹炉配件之间的灵活搭配，更让茶品得以多样性展现，在每次的茶事活动中增添令人期待的不确定性，让茶叶的品饮多了风味好风趣。若参照乾隆竹炉手提配件功能进行设计，对诸多茶叶传统工艺的演示传播、教学试制起到很大的助力作用，减少场地空间的约束，一改“鲜叶必须跟着器具跑”等瓶颈，不仅增加了名优绿茶加工技艺现场演绎的可能性，还大大方便技法传授的便携性和实操性，有利于名优绿茶传统工艺文化的发展，值得我们后人进一步研究探讨。
03
乾隆竹炉加工针型绿茶的操作探索
本技术旨在研究恢复一种适合文人雅集的场景为前提，对鲜嫩芽叶进行现采、现炒焙、现品饮的制作方法，该方法利用乾隆竹炉的独特造型，匹配独特的炒杀方式和揉焙紧条环节，向宾客现场展示明前茶从鲜叶到干茶，以及冲泡后紧实成朵、乳香馥郁、醇和持久的风味，助力感官全方位体验，感受江南明代才子祝枝山所记录的“露芽数朵和甘泉，雅称筠炉漫火煎”的竹炉春芽功夫茶的美妙。
1、鲜叶原料要求
采用无锡地域生长的茶树鲜叶，优先惠山山脉环境的茶树鲜叶，嫩度限为一芽一叶初展状态，长度为一拇指宽的鲜叶，不采露水叶、雨水叶、病虫叶、不含蒂头和鱼叶。
2、重要传统工序
林间薄摊微凉(摊凉)：利用惠山松林间的阴凉架设篾席竹架进行薄摊微晾，厚度不超过3 cm，叶表温度控制不超过20 ℃，随时协调好鲜叶进行物理反应和化学反应所需的良好环境，鲜叶失水率达到30%~40%，以鲜叶质柔软、韧性为佳，时间约6 h以上。
竹炉筅帚炒杀(杀青)：黄铜灶眼盖上，附上圆形薄片铁板，提升炉炭温度约140~180 ℃时，早春鲜叶进料约60~80 g，可筅帚对鲜叶进行翻炒杀青，保持叶面温度约90 ℃左右，杀青后叶面含水率为55%左右。
温炉柔焙紧条(做形)：将杀青后的青叶迅速抖散，助力叶面降温，适当配合指掌的揉搓力，有利于茶叶的叶型挺秀，以及特色香气与滋味的形成。与此同时，竹炉不再加炭开始控温，撤去黄铜灶眼盖，上架筒身配件，搭配圆形薄片铁板。待火力调整适当，投入凉透的杀青叶，对茶叶进行边紧条、边烘焙的翻动。这个环节过程中，叶面温度保持在50 ℃左右，炉炭温度在70 ℃之内逐步降温，若降温快，可适当调节炉口风门或适当加炭进行控温调节。
添炭盖灰提香(干燥)：当茶叶含水率在20%~30%之间，进入烘焙提香操作。炉膛添加炭火，配用黄铜灶眼盖，盖上适当堆盖薄灰，再架上筒身配件，将茶叶摊放在桑树皮纸上，连纸放置于筒身配件上，文火烘至足干。(桑树皮纸的燃点高于普通纸张130~180 ℃的燃点。)
围炉入器瀹泡：茶叶收纳于桑树皮纸上，置于一侧降温。此时可撤去筒身配件，黄铜灶眼盖以及薄灰，直接将水壶置于灶眼上，加炭煮水进入瀹泡品饮阶段。(现代可采用玻璃壶，更利于针型绿茶的形态展示。)
3、 造茶物具
燃料：松木炭、果木炭、果壳炭。
筅帚：总长约25~28 cm，柄长约12~15 cm，帚面扇面直径约10~15 cm。筅帚翻炒技法的要领：“点推、顿抖、回勾、腹翻”，有助于避免茶叶加工过程中的“粘锅”和“贴面”现象，也可以助于灵活调整对茶叶所产生的揉压力量，同时更好地保障受热均匀，使内质可以得到充分反应、而茶色和茶毫都能得到很好的体现且均匀。
炉具：目前技术实验操作所用的竹炉器具，外形尺寸依据乾隆竹炉的大小，进行了1∶1.5的仿制，其结构增加了耐火材料的空间，整体材质款式均效仿乾隆竹炉，其炉膛和铜件分别于宜兴和南京厂家进行定制，基本功能均能达标实现，仍有部分铸铜配件(炉座、红铜护圈)还有待工艺提升。
铁板：所配用的铁板为铸铁无涂层工艺，直径36 cm，设有两耳一沿口，板底特定制环形纹路，纹圈凸起处相应加厚，手触可感受纹圈有起伏，且光滑，此设计不仅有助于茶叶“针型”的聚拢挺秀形态，同时有助于提升温度的稳定性。
04
结论与展望
重视与惠山竹炉茶会文化重塑工作的呼应，与此同时也要加强科研方法的学习，审视延续百年的古茶书和古画，走近古人的内心世界和实际情况，体会一定限定条件下的文字表达和绘画记录，帮助我们能在理论的高度开展研究，这样在应用研究结果时可以更加切合实际，将最小的干预理念贯穿研究的全过程，发现“竹炉”文化所具有的更深意蕴，期望对当前茶艺器具和生产器具的研发有所启发和指导。
在研究工作中，详尽的文字材料十分重要。完备明清时期古文中关于制茶技术方面的注释，做好“一字多意”的补充扩充工作有利于日后资料的查询，以及进一步详细技术复兴研究方案，为后续的实际操作提供理论支持和技术保障。文章所述的技术方案探讨仅是对曾经实验操作过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竹炉”制贮茶叶工艺构思和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复兴技术设计思想的前提下，欢迎研究技术人员对工艺的技术方案作出变型和改进。
来源：中国茶叶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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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茶与点茶，均是两宋时代的饮茶方式，前者是将细研作末的茶投入滚水中煎煮，后者则预将茶末调膏于盏中，然后用滚水冲点。站在宋人的立场，自然要说煎茶是古风。
作为时尚的点茶，高潮在于“点”，当然要诸美并具——茶品、水品、茶器、技巧——点的“结果”才可以有风气所推重的精好，而目光所聚，是点的一刻。士人之茶重在意境，煎茶则以它所包含的古意而更有蕴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时有雅饮之一派，凡茶必煎，又有俗饮之一派，凡茶必点。二者在日常生活中，本是既并行，又交叉。而饮茶方式的选择，既与茶品、时地、饮茶之人相关，在某种情况下，也与意境之追求相关。
《莲社图》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两宋之煎茶
煎茶与点茶，均是两宋时代的饮茶方式，前者是将细研作末的茶投入滚水中煎煮，后者则预将茶末调膏于盏中，然后用滚水冲点。站在宋人的立场，自然要说煎茶是古风，由南唐入宋的徐铉在咏茶之作里已经申明“任道时新物，须依古法煎”，今人考察两宋茶事，也认为点茶早是这一时代普遍的习俗。与陆羽《茶经》讲述煎茶法不同，宋人茶书，如蔡襄《茶录》、宋徽宗《大观茶论》，所述均为点茶法，曰两宋点茶盛行，诚然。然而与此同时，传统的煎茶之习却并未少衰，检点付诸吟咏的茶事，可知煎茶与点茶，烹茶方式不同，器用不同，使用的场合也不同，结合绘画作品、出土器物，这一点可以认识得更为清楚。而辨名、辨物之外，更要说明的是，煎茶以它所蕴涵的古意特为士人所重，这实在是两宋茶事中不应忽略的一个重要细节。
（一）煎茶用器：风炉与铫子
《萧翼赚兰亭图》，是绘画中的名品，旧题唐阎立本作，今多认为出自宋人之手。所见有辽宁省博物馆藏一幅、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一幅。两图所绘煎茶情景，笔致细微，难得尤在细节的刻画。如辽宁省博物馆所藏之幅，图中绘一“具列”，长方形的四足小矮床，上陈圆形器皿一、带托的茶盏一，具列的编竹之迹宛然可见。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之幅，具列上面摆放的则是茶碾一、荷叶盖罐一、托盏一副，器为竹编，也表现得很清楚。
具列之称，见于陆羽《茶经》，卷中“四之器”：“具列，或作床，或作架，或纯木、纯竹而制之，或木法竹，黄黑可扃而漆者，长三尺，阔二尺，高六寸。具列者，悉敛诸器物，悉以陈列也”。不过具列之称，在唐宋诗文中却很少见，常见的则是茶床。唐张籍《和陆司业习静寄所知》“山间登竹阁，僧到出茶床”；宋王珪《宫词》“撮角茶床金钉校”；宋徽宗《宣和宫词》“司珍新奏玉茶床”；又宋陈骙《南宋馆阁续录》卷六《故实》“临幸赐宴”条，录其仪注有：“次看盏人稍前，谢上殿，两拜，次进御茶床。”“酒食毕，作乐讫，举御茶床。”唐诗所云茶床，即《茶经》所谓“具列”，而宋人著作中的茶床却并非陈列茶具所专用，凡看食、看菜、匙箸、盐碟醋樽，亦皆以茶床为陈列之具，见《梦粱录》卷三“皇帝初九日圣节”条。不过出自禁中者，制作更为讲究，故“玉”也，“金钉校”也。论其形制，则与《萧翼赚兰亭图》中的具列或无太大不同，即也是下有四足之案。
煎茶《萧翼赚兰亭图》局部（摹本）辽宁省博物馆藏
煎茶《萧翼赚兰亭图》局部（摹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两幅《萧翼赚兰亭图》皆绘有风炉和风炉上面的铫子。煎茶者面前一具矮案，案上一个风炉，炉旁置盂，内里一柄水勺。此为辽宁省博物馆藏品所绘。长案上面的盂，便是《茶经》中举出的“熟盂”，用作出水和入水。《茶经》卷下“五之煮”：“第二沸出水一瓢”“有顷，势若奔涛溅沫，以所出水止之，而育其华也。”白居易《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汤添勺水煎鱼眼，末下刀圭搅尘”，正是煎茶时的情景。
风炉与铫子，为煎茶所用之器。《茶经》卷中“四之器”：“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凡三足”，“其饰，以连葩垂蔓、曲水方文之类。其炉，或锻铁为之，或运泥为之。其灰承，作三足铁柈枱之”。煎茶的容器，《茶经》曰，云“洪州以瓷”“莱州以石”，又或以铁，以银。但在两宋却并不流行，诗词中习见的是“铫”与“铛”，又或“鼎”“石鼎”“折脚鼎”“折脚铛”。至于风炉，则有“汤炉”“茶炉”“茶灶”之称。北宋吴则礼《周介然所惠石铫取淮水瀹茶》句云“吾人老怀丘壑情，洗君石铫盱眙城。要煎淮水作蟹眼，饭饱睡魔聊一醒”。又李光《饮茶歌》云“山东石铫海上来，活火新泉候鱼目。汤多莫使云脚散，激沸须令面如粥”。当然最有名的一首是苏轼《次韵周穜惠石铫》：“铜腥铁涩不宜泉，爱此苍然深且宽。蟹眼翻波汤已作，龙头拒火柄犹寒。姜新盐少茶初熟，水渍云蒸藓未干。自古函牛多折足，要知无脚是轻安。”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十九“须铫”条释铫云：“余招反，《广雅》：鋗谓之铫。《说文》：温器也。以（似）鬲，上有环，山东行此音。又徒吊反，今江南行此音。铫形似鎗而无脚，上加踞龙为也。”两宋诗词所云“铫”，音和义，均取后者，东坡诗便已形容得亲切。
唐代铫子有浙江临安钱宽夫妇合葬墓出土冥器中的一件。器高2厘米，口径4.7厘米，短流之偏的口沿上横了一个端口已残的空心短宽柄，空心内原初似应再接插一段木柄。慧琳《音义》所谓“鎗”，即铛。铛与铫，皆有长柄，柄上或饰龙头。而铫有短流，铛则否；铛有三足，铫则否。诗词或曰折脚铛，是铫也，“要知无脚是轻安”“折脚铛中味最长”，皆其例。至于出现在煎茶情景中的“鼎”，则是铛或铫的雅称，陆游《效蜀人煎茶戏作长句》“正须山石龙头鼎，一试风炉蟹眼汤”，是也。上海博物馆藏宋佚名《莲社图》所绘煎茶场景，坐在莲花风炉上边的正是一个龙头柄铫子。
银铫浙江临安钱宽夫妇墓出
而宋代尚有一种无柄的铫子，却是在铫子上作出三股交合的提梁，即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一件北宋定窑瓷铫，又四川德阳县孝泉镇清真寺宋代窖藏银器中的一件所谓“银匜形器”。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地出土石铫一件，外撇的口沿下方有三个花瓣式细耳，短流之侧为一对，另一个在与短流相对处。
银铫四川德阳孝泉镇
比照前举有提梁的铫子，可知石铫的三个系耳自是用来穿系提梁。石铫原初也当是有盖子的。传刘松年《撵茶图》中所绘正是此类。
《撵茶图》局部
与铫子类似的煎茶之器尚有急须。北宋黄裳《龙凤茶寄照觉禅师》句云“有物吞食月轮尽，凤翥龙骧紫光隐”；“寄向仙庐引飞瀑，一簇蝇声急须腹”，其句下自注曰：“急须，东南之茶器。”又其《谢人惠茶器并茶》句有“遽命长须烹且煎，一簇蝇声急须吐”，亦此。急须，即短流而一侧有横直柄的壶，此在唐代即已出现于南方，长沙窑产品中便很常见，或有在横柄上作“龙上”二字者。作为煎茶用具，“急须”之器与名也传往日本。不过不论中土还是东瀛，它的流行范围都不算很广。
日本之急须
风炉也多见宋人吟咏。陆游“公闲计有客，煎茶置风炉”；释永颐《茶炉》诗：“炼泥合瓦本无功，火煖常留宿炭红。有客适从云外至，小瓶添水作松风。”洪适《汤炉》：“蟹眼候松风，云腴挟霜月。炉下岂常炎，灰飞即烟灭。”又梅尧臣《茶灶》：“山寺碧溪头，幽人绿岩畔。夜火竹声干，春瓯茗花乱。兹无雅趣兼，薪桂烦燃爨。”所咏皆风炉。石铫与风炉本煎茶所必需，诗词因此常常二者并举。如黄庭坚《奉同六舅尚书咏茶碾煎烹》“风炉小鼎不须催，鱼眼长随蟹眼来”；陆游《冬晴与子坦子聿游湖上》“会挈风炉并石鼎，桃枝竹里试茶杯”；张伦《诉衷情·咏闲》“闲中一盏建溪茶。香嫩雨前芽。砖炉最宜石铫，装点野人家”。
上：白釉铫子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出土
下：白釉风炉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出土
当然铫子并不仅仅用于煎茶，但若煎茶，它却是上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自河北曲阳县涧磁村的定窑白釉风炉与铫子，是为人熟知的唐代之例。只是这一组煎茶之器尺寸很小，当非实用之具。两宋绘画中，用作煎茶的风炉与铫子常常是用于点缀风雅的配景。除两幅《萧翼赚兰亭图》之外，上海博物馆藏南宋《白莲社图》，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马远《西园雅集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人物图》，又前举传刘松年《撵茶图》，画中与风炉配套的煎茶之器，都是铫子。山西洪洞广胜寺明应王殿北壁元代壁画中尚可以看到它的沿用。
广胜寺明应王殿北壁壁画局部
与风炉配套的尚有一种短流的煎茶瓶。黄庭坚《谢曹子方惠二物二首》，其一即为“煎茶瓶”，句云：“短喙可候煎，枵腹不停尘。蟹眼时探穴，龙文已碎身。”“蟹眼”句，乃煎茶之候汤；“龙文”，指茶饼，“龙文已碎身”，便是茶饼已细研作末，正可入于汤之老嫩合度的煎茶瓶中。起句特别点明“短喙”，可知它与用作点茶，即须注汤有力而作成长流的汤瓶不同。煎茶瓶在河北宣化下八里张匡正墓和张文藻墓的壁画中可见，它正好坐在一个下有莲花托座的风炉之上。两墓时属辽大安九年。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宣化下八里张世古墓壁画中用作点茶的一个长流汤瓶。此墓时属辽天庆七年，与前者约略同时，三墓与诗人生活的年代也正相当，可以互证。点茶的长流汤瓶也见于山西朔州市市政府工地辽墓壁画，栏杆桌子上放了摞着的盏托和倒扣的几摞茶盏，还有叠置的牙盘，桌前燎炉上坐着汤瓶。
山西朔州市市政府工地辽墓壁画
（二）点茶用器：燎炉、汤瓶、茶筅
风炉与铫子用于煎茶，至于点茶，却是用汤瓶，而不用铫子，马廷鸾“砖炉石铫竹方床，何必银瓶为泻汤”，“石铫”“银瓶”对举，前者指煎茶，后者谓点茶，是茶器不同，而烹茶之法迥异。故宫藏李嵩《货郎图》，货郎担子里正有一组茶具：一摞盏托，一摞茶盏，一把长流汤瓶，一柄点茶所必需的茶筅。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一方北宋砖雕，画面浮雕方桌旁边分立的两名侍女，其一手持盏托，上边坐着茶盏，其一一手举着点茶用的汤瓶，一手持茶筅，正是点茶情景。山西汾阳东龙观宋金墓壁画、日本京都大德寺藏南宋《五百罗汉图·吃茶》一幅中也都有同样的场景。
《五百罗汉图·吃茶》日本京都大德寺藏
汤瓶煎水，一般也不取风炉，而多用“燎炉”。燎炉有圆形，也有方形，前者多见于辽，后者多见于宋，因此宋人又或称它“方炉”。宋王安中有《睿谟殿曲宴诗》，详记宣和元年的一次宫中之宴。诗前之长序胪举盛况，其中说到“户牖屏柱，茶床燎炉，皆五色琉璃，缀以夜光火齐，照耀璀璨”。茶床与茶床之用，已见前引诗文，这里以燎炉与之并举，可知同为烹茶之器。又南宋赵蕃《海监院惠二物戏答》“打粥泛邵州饼，候汤点上封茶。软语方炉活火，清游断岸飞花”，亦此。点茶之汤瓶与方炉的组合，也每见于宋代图像，如故宫藏《春游晚归图》，如江苏江阴青阳镇里泾坝宋墓石椁浮雕。与煎茶多用于二三知己的小聚与清谈不同，点茶多用于宴会，包括家宴，也包括多人的雅集。两种情景，在宋代绘画中一一表现分明。验之以宋徽宗《文会图》，旧题唐人、实为宋代作品的《春宴图卷》，又辽宁省博物馆与故宫各有收藏的南宋《会昌九老图》，又山西陵川县附城镇玉泉村金墓壁画，俱可证大型聚会所用皆为上置候汤点茶之汤瓶的“方炉”，亦即王安中诗序中说到的“燎炉”。若煎茶，则前面提到的《撵茶图》可以为例。画面分作两部，一边绘高僧据案挥毫欲作书，两学士观坐在一旁，此为书事。另一边绘假山花木，其旁置桌，桌上摆着玳瑁茶筒、茶盏、盏托等。桌旁一具风炉，炉上坐着带提梁的铫子。炉旁的碾茶者用脖颈上挂着的襻膊儿搂住衣袖，正在“危坐只手旋乾坤”。张元干《浣溪沙》“棐几明窗乐未央。熏炉茗碗是家常。客来长揖对胡床。/蟹眼汤深轻泛乳，龙涎灰暖细烘香。为君行草写秋阳”。词与画适可对看。
《文会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三）煎茶与点茶的意蕴之别
作为时尚的点茶，高潮在于“点”，当然要诸美并具——茶品、水品、茶器、技巧——点的“结果”才可以有风气所推重的精好，而目光所聚，是点的一刻。士人之茶重在意境，煎茶则以它所包含的古意而更有蕴藉。南宋洪咨夔有《作茶行》，颇道出此中意趣：“磨斫女娲补天不尽石，磅礴轮囷凝绀碧臼刳。扶桑挂日最上枝，媻跚勃窣生纹漪。吴罡小君赠我杵，阿香藁砧授我斧。斧开苍璧粲磊磊，杵碎玄玑纷楚楚。出臼入磨光吐吞，危坐只手旋乾坤。碧瑶宫殿几尘堕，蕊珠楼阁妆铅翻。慢流乳泉活火鼎，淅瑟微波开溟涬。花风迸入毛骨香，雪月浸澈须眉影。太一真人走上莲花航，维摩居士惊起狮子床。不交半谈共细啜，山河日月俱清凉。桑苧翁，玉川子，款门未暇相倒屣。予方抱《易》坐虚明，参到洗心玄妙旨。”作茶，即碾磨茶，陆游《秋晚杂兴十二首》之五“聊将横浦红丝硙，自作蒙山紫笋茶”，句下自注：“乡老旧谓碾磨茶为作茶。”洪诗因起首说石，举出茶臼。“扶桑挂日”云云，指茶饼。斧分茶饼，然后用茶臼粗研，再入茶磨细碾，直要它细如仙宫之尘，丽姝之粉。“慢流乳泉活火鼎，淅瑟微波开溟涬”，煎茶也，鼎指风炉。“不交半谈共细啜，山河日月俱清凉”，真正是茶事的至境，于是得与茶贤接通声气，——陆羽、卢仝在茶诗中几乎是不可或缺之典，煎茶自然更须用它来揭明要义，依傍这古典的记忆而持守茶事之清，而把茶事引向独立于流俗之外的意境，结末的所谓“虚明”因此可以指实景，也可以指心境。此或近于玄思，但宋人本来是把玄思融入日常，茶事也不外如此。
《春宴图卷》局部故宫藏
煎茶与点茶，是烹茶方法的古今之别，其中当然也还有着茶品之别，亦即常品与佳品之别。宋王观国《学林》卷八“茶诗”条云：“茶之佳品，其色白，若碧绿色者，乃常品也。茶之佳品，芽蘖微细，不可多得，若取数多者，皆常品也。茶之佳品，皆点啜之；其煎啜之者，皆常品也。”“齐己茶诗曰：‘角开香满室，炉动绿凝铛。’丁谓茶诗曰：‘末细烹还好，铛新味更全。’此皆煎茶啜之也。煎茶啜之者，非佳品矣。”此说虽然不很完全，但用来概括一般情景，大致不错。不过付诸吟咏的两宋茶事，煎茶与点茶之间，隐隐然又有着清与俗之别。陈与义《玉楼春·青镇僧舍作》“呼儿汲水添茶鼎，甘胜吴山山下井。一瓯清露一炉云，偏觉平生今日永”；林景熙《答周以农》“一灯细语煮茶香，云影霏霏满石床”；黄庚《对客》“诗写梅花月，茶煎谷雨春”；陆游《雪后煎茶》：“雪液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煎。一毫无复关心事，不枉人间住百年。”如此之例，两宋诗词中不胜枚举。煎茶之意古，所用之器古，因总以它不同于时尚的古雅而与诗情相依。与燎炉相比，风炉自然轻巧得多，当有携带之便，且与燎炉用炭不同，风炉通常用薪，则拾取不难，何况更饶山野之趣，诗所以曰“藤杖有时缘石磴，风炉随处置茶杯”；而所谓“岩边启茶钥，溪畔涤茶器。小灶松火然，深铛雪花沸。瓯中尽余绿，物外有深意”，更是煎茶独有的雅韵。陆游《跋程正伯所藏山谷帖》：“此卷不应携在长安逆旅中，亦非贵人席帽金络马传呼入省时所观。程子他日幅巾筇杖，渡青衣江，相羊唤鱼潭瑞草桥清泉翠樾之间，与山中人共小巢龙鹤菜饭，扫石置风炉，煮蒙顶紫茁，然后出此卷共读，乃称尔。”既云“扫石置风炉”，自然是煎茶，展卷赏帖，也要如此经营才好。
《撵茶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煎茶与点茶之别中特寓态的微意，则有苏轼的名作《试院煎茶》：“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我今贫病常苦饥，分无玉碗捧蛾眉。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行相随。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诗云“未识古人煎水意”，苏辙《和子瞻煎茶》“相传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是其意。邹浩《次韵仲孺见督烹小团》“方欲事烹煎，姜盐以为使”，自注：“蜀人煎茶之法如此”。所谓西蜀煎茶法，便是茶汤中佐以姜盐，前引苏诗句有“姜新盐少茶初熟”，亦可证，它在宋代原是作为古法而常常用于煎茶。李生句，则用唐李约煎茶故事。诗作于熙宁五年，东坡在杭州监试。是时甫用王安石议，改取士之法，东坡有《监试呈诸试官》诗述其事，且于其中微存讽意，《试院煎茶》则暗用当日茶事中的古今之别再度风之，“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行相随”，实在是借煎茶而表现了一种姿。
茶事进入绘画，煎茶与点茶也各自形成图式，乃至成为表现文人风度的艺术语汇。辽宁省博物馆藏元人《子方扁舟傲睨图》，扁舟一叶，主人坐鹿皮荐，背倚懒架，肘下是书帙裹着的卷轴，身边设一张琴，栅足案上一函书，一炉香，一副托盏，花觚里一蓬花，舟子操楫，童子煎茶，煎茶所用依然是莲花托座风炉。“书生调度清且苦，臭味不同谁与论”，宋元时代不同流俗的煎茶之韵中，原来是“傲睨”。
《子方扁舟傲睨图》局部（摹本）辽宁省博物馆藏
饮茶当然不自陆羽始，但自陆羽和陆羽的《茶经》出，茶便有了标格，或曰品味。《茶经》强调的是茶之清与洁，与之相应的，是从采摘、制作直至饮，一应器具的清与洁。不过《茶经》最有意味的文字，却在卷下“九之略”：
其造具，若方春禁火之时，于野寺山园，丛手而掇，乃蒸乃舂，乃复以火干之，则又棨、扑、焙、贯、朋、穿、育等七事皆废。其煮器，若松间石上可坐，则具列废。用槁薪鼎枥之属，则风炉、灰承、炭挝、火筴、交床等废。若瞰泉临涧，则水方、涤方、漉水囊废。若五人已下，茶可末（或作味）而精者，则罗废。若援藟跻岩，引入洞，于山口炙而末之，或纸包合贮，则碾、拂末等废。既瓢、碗、、札、熟盂、醝簋悉以一筥盛之，则都篮废。但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阙一，则茶废矣。
既入高门，则茶之清，舍精细、济楚之待遇外，不能保存。而若依松傍岩，瞰泉临涧，二三知己品茗于朗月清风之间，则人与事，双清并，其器其具，其一应之微细，皆可不论。可以说，此方为茶之三昧，也不妨说，《茶经》凡不可略者，皆是为俗饮说法，唯此之可略，方是陆子心中饮茶之至境，此便最与诗人会心，其影响至宋而愈显。《茶录》与《大观茶论》固然是雅，然而以“九之略”为衡，则依然是俗。“欲知花乳清泠味，须是眠云跂石人”，宋人深会此意。风炉石鼎，茶烟轻轻，其器古朴，其韵疏清；煎茶，保存的正是如此意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时有雅饮之一派，凡茶必煎，又有俗饮之一派，凡茶必点。二者在日常生活中，本是既并行，又交叉。而饮茶方式的选择，既与茶品、时地、饮茶之人相关，在某种情况下，也与意境之追求相关。从另一面说，此又与诗人、画家以胸襟气度及创作背景之异而选择不同的话题相关。南宋张栻云：“予谓建茶如台阁胜士，草茶之佳者如山泽高人，各有风致，未易疵也”。持此以喻点茶与煎茶之别，也正合宜。
结论如是，不妨仍以煎茶之意叩诸宋人，其或应声而答：“不置一杯酒，唯煎两碗茶。须知高意别，同此对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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