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饮茗茶多少钱

作为中国十大名茶之首西湖龙井自有名起便一直是中国茶史浓墨重彩的一笔

常听闻的西湖龙井其来源你知道多少?今日，就让我们穿越千年历史一起去寻根问茶

茶为“国饮”，杭为“茶都”。杭州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亦是西湖龙井茶的发源地，其产茶历史距今已有千年。在距今八千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中，曾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茶树种籽”，证明了杭州有茶属茶树种至少在八千年以上。

△ 新石器时代茶籽 浙江杭州跨湖桥出土相传南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在下天竺翻译佛经时，从浙江天台山引种植于下天竺。

唐时，茶圣陆羽所著《茶经》有关于杭州天竺、灵隐二寺产茶的记载，即“钱塘生天竺、灵隐二寺”。此时，茶的采制据《茶经》所述，为蒸青团茶。

后汉乾祐二年(949年)，龙井村西北落晖坞内当地居民募缘在此建报国看经院，即龙井寺前身。北宋熙宁年间改称寿圣院。

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杭州太守胡则退休后，隐居寿圣院，他从山对面的灵隐天竺带来茶籽并播种成功，正式开启了龙井村种茶的历史。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一代名僧辩才法师从上天竺退居龙井村寿圣院，之后在狮峰山麓开山种茶、品茗诵经。元丰七年(1084年)，赵抃来杭谒辩才大师，往来诗文中有“龙泓亭上点龙烹茶”之句。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在杭州品饮龙井贡茶，并于龙井村寿圣院拜访辩才法师时，手书“老龙井”匾额，至今尚存于狮峰山的悬岩上。

这里还有一个颇为有趣的故事。据苏东坡《书辩才韵诗帖》：“辩才老师退居龙井，不复出入。轼往见之，常出至风篁岭。左右惊曰：“远公复过虎溪矣。”辩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因作亭岭上，名之曰“过溪”，亦曰“二老”。”

意思讲的是：苏东坡去龙井探望隐居的辩才大师，两人一见如故，苏东坡走时辩才大师送行，辩才大师曾经定下规矩，送客最远不过虎溪，而这一次他一送送过了虎溪，左右的随从惊呼：“远公又过虎溪了。”于是就在溪上建亭，名“过溪亭”。

在宋代，龙井茶区已初具规模，当时灵隐下天竺香林洞产的“香林茶”，上天竺白云峰产的“白云茶”和葛岭宝云山产的“宝云茶”均被列为贡品。元代虞集《次邓文原游龙井》云：“徘徊龙井上，云气起晴昼。澄公爱客至，取水挹幽窦。坐我薝蔔中，余香不闻嗅。但见瓢中清，翠影落群岫。烹煎黄金芽，不取谷雨后。同来二三子，三咽不忍漱。” 记述了当时龙井茶采摘、品茗的场景。

宋元时，虽未见“龙井茶”之名，却可见记述龙井产茶的诗文。

“龙井”茶名见于记载，始自明代几位钱塘人的茶书著述。田艺蘅《煮泉小品》：“今武林诸泉，惟龙泓入品，而茶亦惟龙泓山为最。盖兹山深厚高大，佳丽秀越，为两山之主。”龙井茶明时仅指老龙泓周围十数亩地所出之茶。高濂《遵生八笺•饮馔服食笺•论茶品》记：“如杭之龙泓(即龙井也)，茶真者，天池不能及也。”明万历《钱塘县志•物产》载：“茶，出老龙井者，作豆花香，色清味甘，与他山异。”许次纾的《茶疏》记载“……钱唐之龙井，香气浓郁，并可雁行，与岕颉颃”，这里的“龙井”已经很明确指向为茶名了。

可以说，历史上“龙井”这一名称，是地名、泉名、村名，如今多为茶名。“西湖龙井”、“龙井茶”已成为杭州市西湖区以及浙江18个县(市、区)的区域公共品牌。

浙茶集团“狮峰”牌西湖龙井则是以西湖龙井优质产地狮子峰命名。“狮”作为龙井茶字号之一，仅指狮子峰一带所产茶叶，其龙井色泽嫩黄泛绿，香气清高持久，滋味甘鲜醇和，被誉为“龙井之巅”。

“珍品龙井，源自狮峰”。自1983年作为龙井茶第一个注册品牌成功注册以来，“狮峰”坚持每年最好的第一批龙井茶必产自狮峰山，专业炒茶团队手工炒制，七大品控严格把关，保证品质始终如一。“狮峰”也获得世界优质食品博览会金棕榈奖，浙江省出口名牌、著名商标等称号，“狮峰”牌西湖龙井也成为杭州第19届亚运会官方和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指定用茶。

传承匠心品质

承创古法工艺

浙茶狮峰

旨为你献上一杯珍品茗茶

来源：浙江省茶叶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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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顶山茶历史上称蒙山茶、蒙顶茶，因产于蒙顶山而得名，拥有有文字记载2000多年的人工栽培史和1169年的贡茶史，具有“形美、香高、味爽”的品质特点。主要有蒙顶甘露、蒙顶石花、蒙顶黄芽、玉叶长春、万春银叶等历史名茶，其中蒙顶甘露是最具代表的一款历史文化名茶，也是中国卷曲形名优绿茶的杰出代表、中国最早出现的卷曲(揉捻)形绿茶，还是中国十大名茶，被誉为“人间甘露”，被尊为“茶中故旧，名茶先驱”。

　　一、“甘露”的内涵

　　(一)“甘露”的最早出处

　　“甘露”一词最早出自《老子》：“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意指甜美的露水。古人认为甘露降，是太平瑞征。

　　(二)“甘露”的涵义

　　在百度上搜索，就知道甘露有三种解释：

　　一是甘美、甘甜的露。《汉书·宣帝纪》：“乃者凤皇集 泰山、陈留，甘露降未央宫 ……获蒙嘉瑞，赐兹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骄色。”宋代梅尧臣《和永叔桐花》：“晓枝滴甘露，味落寒泉中。”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水一·甘露》﹝释名﹞引《瑞应图》：“甘露，美露也。神灵之精，仁瑞之泽，其凝如脂，其甘如饴，故有甘、膏、酒、浆之名。” 这些著述对甘露均有极深的赞誉。

　　二是指甘蕉花苞中的甜味汁液。清代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甘蕉》：“甘蕉，生岭北者开花，花苞有露，极甘，通呼甘露。”此文中的甘露与上述著述中的甘露几乎近似。

　　三是佛教语。梵语的意译，喻佛法、涅槃等。《法华经·药草喻品》：“为大众说甘露浄法。”南朝梁沉约 《和王卫军解讲》：“甘露为谁演，得一标道心。”南朝梁萧统《东斋听讲》诗：“既参甘露旨，方欲书缙绅。”由此可见，佛教以甘露喻佛法之法味，融物质与精神于不二。

　　二、蒙顶甘露作为茶名的历史渊源

　　“甘露”作为茶名，最早见于南宋地理总志《方舆胜览》蒙山条：“在严道南十里有五顶，前一峰最高，曰上清峰，产甘露茶。常有瑞云及现相影现。” 这是甘露作为茶名最早的时间，距今近900年。

　　《方舆胜览》是祝穆编撰的地理类书籍，成书于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全书共七十卷，主要记载南宋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及其辖下的浙西路、浙东路、江东路、江西路等十七路所属的府州等地的郡名、风俗、形胜、土产、山川、学馆、亭台、楼阁、轩榭、古迹、名官、人物、题咏等，内容十分丰富全面，对于了解南宋时期江南各地的经济、文化、风俗、民情、山川、土产等大有裨益。　　

　　明世宗嘉靖20年(1541年)编修的《四川总志》、《雅安府志》有“上清峰产甘露”之记载，与《方舆胜览》一脉相承。但此时的“甘露”非彼时的甘露。众所周知，从唐代到明朝以前，全国各地进贡茶叶都制成大小不同的团状，即所谓龙团凤饼。明朝初期因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废团茶，兴散茶”和纪念“甘露祖师”吴理真的缘故,甘露茶越加兴盛。自此，蒙顶山茶贡品改为散茶，品名有甘露、黄芽、石花、雀舌、芽白等 ，其中甘露名列第一。后来， 上清峰“皇茶园”的七株“仙茶”被钦定为正贡茶，“每茶时叶生，智矩寺僧报，有司往视，籍记叶之多少采制……贡京师仅一钱有奇 ”。初时散茶以蒸青制法为主，但出现苦味难除、香味不正等缺点，于是出现了利用干热发挥茶叶优良香气的炒青技术。当时，上清峰所产“甘露”茶，经150年时间积淀，集历代制茶之大成，采用炒青制法，按“半炒烘，形卷曲”的工艺要求，精工细作，色、香、味、形并重，因而后来居上，品质最佳。“医圣”李时珍在其撰写的《本草纲目》“果部·第三十二卷·茶叶”中这样评价蒙顶山茶：“真茶性冷，唯雅州蒙山出者温而主疾”，道出了蒙顶山茶的茶性是温性茶，这与蒙顶甘露为代表的蒙顶山茶独特的加工工艺有着极大的关系。

　　黄龙德在其撰写的《茶说》中这样描述蒙顶甘露制作工艺：“先将釜烧热，每芽四两，做一次下釜，炒去青气。以手急拨不停，睹其将熟，就釜内轻手揉卷，取起铺于箕上，用扇扇冷。俟炒至十余釜，总复炒之。旋炒旋冷，如此五次。其茶碧绿，形如蚕钩，斯成佳品”，这与现代的三炒、三揉、三烘如出一辙，从而使甘露成卷曲形。历史上要求甘露具有“十分调雪粉，一啜咽云津”，“香云蒙覆其上，凝结不散”的香味品质。可见，蒙顶甘露的茶汤清冽回甘，犹似甘露。

　　据考证，蒙顶甘露实际上是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创制的蒙顶山名茶“万春银叶”和宣和四年(1122年)创制的“玉叶长春”两种贡茶炒制经验的基础上研制成的，质量超过唐、宋时期的“石花”。清代，“仙茶”正式归皇室祭祀专用，蒙顶甘露享有“解渴咽仙茶，涤烦沃甘露”(详见黄云鹄《蒙顶留题》)之“仙茶”美誉。

　　(一)名字与甘露年号有关

　　蒙顶山人工植茶历史有两千余年，通过现存有关茶叶记载的最早资料王褒《僮约》和吴理真在蒙顶山种植茶树的史实可以证明，蒙顶山是人类有文字记载茶树种植驯化最早的地方(详见陈椽《茶业通史》)，时间在西汉甘露年间，正是汉宣帝刘询(公元前91年—前48年)执政期间，也是他最早设立“甘露”年号。据考证，“甘露”是中国古代重复使用年号较多的一个词。三国魏高贵乡公曹髦、三国吴乌程侯孙皓在、十六国时期前秦宣昭帝苻坚、南北朝高昌君主麴光等人在位期间均使用过“甘露”年号。植茶始祖吴理真也正是在西汉甘露年间(公元前53年-前50年)在蒙顶山驯化七株野生茶树开启人工种茶先河。刘询本名刘病已，是汉武帝的曾孙、西汉第十位皇帝，在位期间先后使用过多个年号,其中“甘露”是第6个,前后共四年。

　　(二)名字与佛教有关

　　甘露是和佛教医药学息息相关的物品。甘露的梵文是“amrita”，具有“长生”或“不死”之意。甘露作为茶名，具有浓郁的佛教色彩。佛教兴盛以后，甘露一词常为其所用。蒙顶山茶称甘露，与宋代蒙顶山佛教兴盛密切相关。　　

　　蒙顶甘露原料

　　许多古代名茶，最初都是在寺院种植、采摘并加工的，所以在中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两汉之际，当时茶祖吴理真在蒙顶山最早人工种植茶树。历史上，蒙顶山贡茶皆为蒙顶山僧人所制作，据《名山县志》记载：蒙顶贡茶全由山上佛教寺院管理，所需费用由县衙门行文，各寺院摊付，违者法办。各寺院及寺僧之间，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行其是。如：千佛寺分工管理茶树，司职和尚称薅茶僧;天盖寺分工守护茶树，司职和尚称看茶僧;静居庵(院)分工采茶，司职和尚称摘茶僧;智矩寺分工制茶，司职和尚称制茶僧。贡茶的采制、包装、运送均极为庄重，须按贡茶礼仪进行。每年茶树春芽始发，看茶僧即上报，司职人员前往茶园视看并籍记茶叶数量。名山县官于吉日着官服、率僚属及全县72寺院僧人，上山焚香礼拜仙茶后，司职人员领摘茶僧12人入茶园(先后称为贡茶院、仙茶园、皇茶园)，在官员监督下按规定数量摘取鲜嫩茶叶。所摘茶叶交由智矩寺制茶僧制成贡茶。制作中，众僧盘坐诵经。据此我们认为：大约在晚唐时，蒙顶山智矩寺实际上已成为当时四川也是中国第一个政教合一的茶叶加工厂。蒙顶山贡茶由寺庙管理、采摘官办、僧人制作、官差运送的格局，自唐至清延续了1169年之久。因此，蒙顶山茶文化中贡茶文化和禅茶文化是互相交融、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

　　(三)名字与三位“甘露大师”有关

　　1.吴理真

　　蒙顶山茶取名甘露，是为纪念“甘露大师”吴理真在西汉甘露年间人工种茶。据古籍、古碑和清代《四川通志》等史书记载，蒙顶山茶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甘露年间(公元前53年-前50年)，邑人(当时的严道县，今雅安名山)吴理真“携灵茗之种，植于五峰之中”，在有“天下大蒙山”之称的蒙山顶上的五峰之间驯化七株野生茶树，培育出“高不盈尺，不生不灭，迥异寻常”，“其叶细长，网脉对分，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罩覆，久凝不散”的七株“仙茶”，开创了世界上有文字记载最早人工种茶的历史先河，因此被公认为世界上有文字记载最早人工种茶第一人。从此茶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惠及全人类的健康饮品。从三国开始，作为禅茶，蒙顶山茶要满足得道高僧参禅修身养性之用;从唐太宗执政开始，作为边茶，蒙顶山茶需要满足边疆少数民族同胞品饮需要和朝廷以茶易马之用;从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起，作为贡茶，蒙顶山茶要满足皇室祭天祀祖和日常品饮之用。从此，蒙顶山以“仙茶”泽福百姓，以“道茶”恩惠天下，以“佛茶”祭天祀祖，以“贡茶”享誉全国，以“边茶”缘和世界，千古流芳。吴理真因开拓蒙顶山，首创种茶，为后人怀念，不断神化。南宋京师天旱，祖师受祈礼显灵救苍生，功绩昭著，淳熙十三年(1186年)，宋孝宗敕其为“甘露普慧妙济大师”，享受民众祭祀。上清 峰茶被列为正贡茶 ，修建石栏维护赐名“ 皇茶园 ”，并居高塑白石虎巡守 。淳熙戌申(1188年)，宋孝宗又敕赐其“甘露普慧妙济菩萨”，俗称“甘露大师”，后人称赞其“甘露祖师”“植茶始祖”。南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所立石碑“宋甘露祖师像并行状”碑文、南宋王象之《舆地记胜》、明代杨慎《蒙茶辨》中均有记载。今天，蒙顶山天盖寺茶祖殿供奉着吴理真的雕塑，上有“灵应甘露普慧妙济菩萨”的牌匾。　　

　　植茶始祖吴理真雕塑

　　2.智矩寺创始人普惠禅师

　　北宋太祖、太宗、真宗皇帝都崇尚佛教，佛教再次进入昌盛时期，智矩院由佛家接管后改称智矩寺，普惠禅师任主持时，将其发展为川西第一大寺，香火鼎盛，功不可没，后人怀念，口碑所封“甘露大师”。　　

　　灵应甘露普惠妙济菩萨

　　3.西域来僧不动上师

　　北宋时，西域梵僧不动上师住锡蒙顶山永兴寺，创编《蒙山施食仪》，融通显、密经典及瑜伽诸部而成，深为佛教界所信奉，已编入《禅门日诵》和《早晚课》之中。不动上师被当时佛教信众认为其智其愿、其悲其行，如甘露之妙药，故以“甘露”之名美之，呼曰“甘露祖师”。现永兴寺正门石壁上尤存“甘露”石刻古迹，侧门挂有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一诚法师题写的“甘露道场”的牌匾。

　　(四)众多与“甘露”相关的历史遗迹　　

　　永兴寺甘露道场

　　蒙顶山是一座儒释道文化和茶文化交融的一座圣山，山上有众多用“甘露”命名的古迹，诸如甘露寺、甘露桥、甘露峰、 甘露灵泉院、甘露井、甘露石室、甘露道场等，还有“甘露宗风” “一瓢甘露”等题字。可见，蒙顶山茶文化发展进程中，深受中国土生土长宗教道家文化的影响和融合。

　　1.甘露寺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名为“甘露寺”的寺庙不下十处。为什么叫甘露的寺庙那么多?可能是因为这些地方周边发现甘泉，或者天降甘露而得名。而位于蒙顶山花鹿池的甘露寺，供奉之人号“甘露”，所产茶叶也叫“甘露”，确实是名副其实的“甘露寺”。明代叶桂章在其《甘露寺》一诗中说：“一掬灵湫天上来，数茎仙掌削蓬莱。行云行雨飞金相，踞虎蟠龙绕鹫台”。　　

　　甘露寺

　　2.甘露桥

　　蒙顶山历史上曾经有十二座石桥，其中有甘露桥一座，相传“甘露祖师”亲为踩桥。

　　3.甘露峰

　　蒙顶有三十八峰，其中上清、甘露、玉女、灵泉、菱角五峰，如“五峰参差比，真是一朵莲”。

　　4.甘露灵泉院

　　蒙顶五峰入口处有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重修的“甘露灵泉院”石牌坊，上面镌有“一瓢甘露”“法沫西来”的题刻，旁立重修的“甘露灵泉碑记”。　

　　甘露灵泉院石碑坊　　

　　5.甘露井

　　上清峰下侧、“甘露灵泉院”石牌坊之上是古蒙泉，又称“甘露井”。相传为植茶始祖吴理真种茶汲水之处，又因传说羌江河神之女“蒙茶仙姑”从此井出入，故又名“龙井”，井侧立有明代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无名氏所题“蒙泉”二字、清咸丰年间曾任雅州太守的黄云鹄所题“古蒙泉”三字。井后石壁上有斗大“甘露”二字，苍劲有力，其中“甘”字形如一口井。据《雅州府志》载：“井内斗水，雨不盈，日旱不涸，后人盖之以石。游者虔礼，揭石取水烹茶，则有异香。若擅自揭取，须晴日，即时大雨”。明代文学家王世贞在《龙蜀余闻》中高度赞扬甘露井：“味清妙甘冽，在惠泉之上”;李应元在《登蒙顶》一诗中写道：“振衣百仞冈头路，蒙顶苍苍倚大罗……上清风冷余霜雪，甘露泉空只薜萝。”

　　6.甘露石室

　　蒙顶五峰中，玉女峰最高，其对面是甘露峰，峰巅有甘露石室，又名蒙顶石殿，为全石结构。相传此屋为植茶始祖吴理真种茶休憩之所，也是传说当年吴理真和“蒙茶仙姑”结庐处。南宋时，供奉吴理真石像于内，明代重修。清代赵怡在《甘露石室》诗中写道:“五顶作莲花，花心甘露家”。　　

　　三、蒙顶甘露的贡茶、仙茶历史

　　(一)贡茶历史

　　蒙顶山茶历来以贡茶著称。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列为贡品，开始入贡皇室。至宪宗时，进贡数量超过全国许多贡品名茶。尤其到中唐时期，名气甚至一度超过了唐代的官方贡茶—顾渚紫笋。唐《国史补》记载：“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明代名将王越(黎阳王)曾感慨：“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宋代《新唐书》、《宣和北苑贡茶录》、《锦绣万花谷集》，明代《西吴里语》，清代《四川通志》等，都有蒙顶山贡茶记载 。蒙顶山茶能在1169年中年年岁岁皆为贡品，清朝时还被专用于皇帝祀天祭祖，这是蒙顶山茶品质绝佳、珍奇名贵的铁证。

　　到了宋代，蒙顶山茶因专用于以茶易马，进贡数量减少。宋代熊蕃所著《宣和北苑贡茶录》列举当时全国几种贡茶，万春银叶、玉叶长春名列其中。当时，蒙顶石花、露芽、谷芽、圣杨花、吉祥蕊、不压膏、石苍芽膏等名茶，位居全国前八名。贡品虽不多，但采摘 、制作更精细。

　　名山历代官员都把采制、进 贡蒙顶山茶奉为神圣职责，上年冬天即做好准备工作，如筹备经费、打制包装、组织人力等。到春茶萌发之际，县官朝服上山主持采摘、制作。宋代孙渐在《蒙山留题》云：“余莅任斯土，每采贡茶，必亲履其地…… 因蒙茶攸关贡品 。”明清时达到顶峰。明神宗万历年间，名山知县张朝普记载：“蒙山为仙茶之所，每岁必职贡。”清代，蒙顶山茶进贡由政府统一管理，寺庙、僧人、僧会、锡匠分工承担种茶、制茶、制瓶等工作。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 《清代贡茶研究》记载：按照清宫进单，清代主要的进贡茶叶省份有13个。四川省进贡的茶叶有仙茶为“正贡 ”，专用于皇室祭天(郊天)之用，“仙茶、陪茶、菱角湾茶、蒙顶山茶、灌县细茶、名山茶、观音茶、青城芽茶、春茗茶、锅焙茶”等10种， 其中 “仙茶” “陪茶 ”“菱角湾茶 ”“春茗茶”“观音茶”5种即出自蒙顶山 。

　　清代蒙顶山贡茶用途等级森严。清代中期以“皇茶园 ”是清代最主要的祭祀用茶。园外“围绕大岩石，另有数十株茶”所产茶叶为“ 副贡”和“陪贡”;“副贡”皇帝享用 ，“ 陪贡 ”分与妃嫔及受宠之人。菱角峰下茶为“菱角湾茶”，多用于赏赐贵族、臣下、外藩各部、外国使臣，或宴饮 。　　

　　特级甘露开汤

　　贡茶采制、包装、运送、接收，制度完备，仪式讲究，十分神秘。清光绪版《名山县志》收录有知县赵懿《蒙顶茶说 》，详细记载了贡茶采制、运送过程 ：“每岁采贡三百六十五叶，天子郊天及祀太庙用之。岁以四月之吉祷采，命僧会司，领摘茶僧十二人入园，官亲督而摘之。尽摘其嫩芽，笼归山半智矩寺，乃剪裁粗细，及虫蚀，每芽只连拣取一叶，先火而焙之。焙用新釜燃猛火，以纸裹叶熨釜中，候半焉，出而揉之，诸僧围坐一案，复一一开所揉，匀摊纸上，弸于釜口烘令干，又精拣其青润完洁者为正片贡茶。茶经焙，稍粗则叶背焦黄，稍嫩则黯黑，此皆剔为余，茶不登贡品，再后焙剪弃者，入釜炒焉，置木架为茶床，竹荐为茶箔，起茶箔中，揉令成颗，复疏而焙之，曰颗子茶以充副贡，并献大使。不足，即漫山产者充之。每贡仙茶正片，贮两银瓶，瓶制方高四寸二分，宽四寸;陪茶两银瓶，菱角湾茶两银瓶，瓶制园如花瓶式。颗子茶大小十八锡瓶，皆盛以木箱黄缣，丹印封之。临发，县官卜吉，朝服叩阙，选吏解赴布政司投贡房，经过州县，谨护送之。”

　　大意是：每年春天，茶树刚抽芽，县令便选择吉日，沐斋更衣，穿上朝服，率领僚属来到上清峰，先是设案焚香，跪拜再三。接着，选择十二名僧人入茶园，在县令的亲自督促下采摘茶叶。每芽只取一叶，茶采三百六十五叶，送交制茶僧炒制。炒制时，众寺僧盘坐诵经。先用新釜烘焙，茶叶半蔫即取出，由围坐的僧人一一展开，匀摊纸上，绷于釜口，让其焙干。又精选其中青润完洁者为正片贡茶。其它的都剔为余茶，制成颗子茶，以充副贡，献给地方大吏。贡茶时正片贮于两个方形银瓶中，瓶高四寸二分，宽四寸。陪茶也分装锡瓶。银瓶、锡瓶都盛入木箱，用黄绸包裹，丹印封住。入贡前，县令又卜选吉日，穿朝服向京师方向叩拜，选派得力官吏解送，经过的州县，都悉心加以护送。这似乎已不是采茶制茗，而是在膜拜圣物，祈求苍天保佑。十二僧人、三百六十五叶，象征十二月、三百六十五天，暗含岁岁平安，年年丰收之渴求。

　　(二)仙茶历史

　　蒙顶山上清峰的七株茶树并非凡种，而是“仙茶”。五代毛文锡《茶谱》记载：相传，很久以前，有位老和尚生了重病，久治不愈。有一次，和尚遇到一位老翁，老翁告诉他，蒙山中顶有茶树，在春分前后，你早日候于一旁，一旦春雷初发，马上并手采摘，只能采三天，三天过后便无效了。三日之中，如果采到一两，用本地水煎服，能治任何宿疾;若服二两，一辈子消灾去疾;服三两，可以脱胎换骨;四两，就地成仙了。老和尚听了此言，便到中顶造了间屋，虔诚地等候时机，结果采到了一两多，煎成茶汤。没想到才喝一半，病就痊愈了。过些日子，和尚到城里办事，熟人看了他，无不惊呆，老和尚居然返老还童，看上去像三十来岁的人，眉发乌青。后来，他到青城山访道，不知所终。蒙顶山中的“仙茶”，即由此而来。

　　清代，蒙顶山茶被誉为“仙茶”，自乾隆四年(1739年)始至清代结束(1911年)，专供祭天祀祖，是唯一用银瓶装的贡茶，更是皇帝的日用茶。蒙顶山“仙茶”祭天、祭太庙的用途，只在清晚时期才有，标志着蒙顶山茶的使用价值发挥到了极致，也是蒙顶山茶自唐代“号为第一”以来又一次达到了皇家贡茶的高峰。乾隆皇帝曾作《烹雪叠口旧作韵》：“通红兽炭室酿春，积素龙墀云遗屑。石铛聊复煮蒙山，清兴未与当年别”，对蒙顶“仙茶”给予了圣赞。　　

　　清代的祭祀活动分大祭、中祭与群祭。乾隆皇帝时重新规定了大祭范围：祭人、祭地、祭太庙，一直延续至清末。而有关以“仙茶”为首的蒙顶山五茶品(即仙茶、陪茶、菱角湾茶、观音茶、春茗茶)祭天、祭太庙的记载，可从前面赵懿撰写的《蒙顶茶说》一文中管窥一豹。文中还记述“相传仙茶，民间不可瀹饮，一蠢吏窃饮之。被震雷击死。私往撷者，山有白虎巡逻，以故樵牧不敢擅入。官采时，虽亢阳亦必云雨。懿验之，果然。此山之灵异与，抑亦天家玉食之重也”，足见蒙顶“仙茶”之神韵。

　　蒙顶山茶在当时所有贡茶中地位独一无二，得到文人墨客的大书特书。晚清著名书法家、诗人、画家何绍基写有一首《名山蒙顶贡茶赋示陈新盘明府》诗，以歌颂蒙顶贡茶为主题，对蒙顶山茶的贡茶地位、县衙重视以及采摘标准、制作工艺、进贡品类、护送过程均进行了详细描述。全诗为：“蜀茶蒙顶最珍重，三百六十瓣充贡。银瓶价领布政司，礼事虔将郊庙用。旗枪初报谷雨前，县官洁祀当春仲。正茶七株副者三，旋摘轻烘速驰送。仙人手植东京前，后来化身入蒙泉。古风古雨饱嘘吮，高三尺寿二千年。朱阑环之锁纽贯，县官来时一开看。我于茶品太疏略，喜陟高山到天半。夹江昨读酒官碑，名山令谒甘露师。敢云饮啜事琐琐，民生国典相纲纬。榷酤源流有通塞，当官桑孔要深思。”

　　清代蒙顶山茶何以称为“仙茶”呢?赵懿在《蒙顶茶说》中解释到：“其茶，叶细而长，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蒙覆其上，凝结不散。以其意，谓曰仙茶”。这与北宋《东斋记事》提到的：蒙山茶生长时，“雾覆其上，若有神物护持之”，有异曲同工之妙。蒙顶山茶在云中生，云在茶中行：出产此茶的时节，时常有祥云出现，以“云”派生出“神”，而神庇护着茶，“仙”的寓意也就涵盖其中。“仙茶”历经数朝而最终定名，更与其独特的生长环境、优异的品质息息相关。

　　皇帝为什么会选择蒙顶山茶作为祭祖“仙茶”呢?有学者提出：乾隆皇帝信佛，而其父雍正晚年崇信道教，以茶祀祖，尤其讲究，而蒙顶山茶是“佛门仙茶”，于佛道可两全，也便是唯一可选。

　　民国建立，蒙顶山茶停贡。但在初年，名山县知事仍照旧制采制，作为县内重大祭祀之用，或作馈赠上司的礼品。建国后，蒙顶名茶被列为国家礼茶。1959年，蒙顶甘露参加外贸部组织的全国名茶评选，获得“中国十大名茶”称号。而后，蒙顶甘露一直保持着国家级、部级、省级优质产品称号。在一些重大展览与评选活动中，蒙顶甘露茶曾先后夺得陆羽杯金牌奖、甘露杯金牌奖等奖项。1992年6月，在香港国际食品博览会上，“蒙顶甘露”独步天下，夺得金牌奖。2001年，美联社和《纽约日报》将蒙顶甘露评为“中国十大名茶”。2017年，包括蒙顶甘露在内的“蒙顶山茶”区域公用品牌被原农业部评定为“中国十大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以蒙顶甘露为主要内涵的蒙顶山茶文化系统入选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目前，雅安全市明前蒙顶甘露年产量1000吨左右，产品远销大江南北，产值近10亿元，深受消费者青睐，正逐渐从历史名茶凤凰涅槃成现实名茶。　　

　　世界超模向蒙山茶传统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向世全学做手工蒙顶甘露

　　作者简介

　　陈开义，男，47岁，现任四川省茶叶行业协会副会长、雅安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先后担任过名山县文体局长、名山区文联主席、雅安市茶办副主任、名山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主任)。先后在《中华茶文化》、《茶博览》、《茶周刊》、《中国茶叶市场》、《中国茶业》、《走遍中国》、《徽茶》、《星星诗刊》、《四川日报》、《四川农村日报》、《四川人大权力报》、《四川政协报》、《圭臬诗刊》、《调查与决策》、《四川三农》、《农村建设》、《四川茶叶》、《四川省情》、《四川文学》、《四川旅游》、《四川画报》、《四川文艺》、《县域经济》、《茶缘》、《四川水利报》、《深圳特区报》和今日头条、北京茶叶网、亚太茶业网、凤凰网四川、网易、快资讯、一点资讯、名茶网、中华名茶网、茗边、手机搜狐网、手机新浪网、新茶网、茶旅世界、四川茶报等50余家媒体发表各类文章400多篇(件)。参与主编名山抗震救灾专著《撼魂》，参与编辑《茶祖故里行》、《吴之英评传》、《丰碑》等著述，有作品入选《2019四川诗歌年鉴》、《雅雨清风——雅安70年文学作品精选集》、《蒙山雅韵》、《蒙山春来早》、《茶祖故里行》等专辑,著有个人文集《杯中岁月》。先后有10多篇作品在省市各级征文比赛中获奖，先后参与主编《蒙顶山茶文化读本》、《蒙顶山丛谭》》等茶文化书籍，主编名山区文艺刊物《蒙顶山》和《雅安日报.今日名山》蒙顶文苑文艺副刊和编辑《蒙顶山茶》刊。

　　(来源：陈开义)　　雅安，地处神秘的北纬30度地球金腰带上，被誉为“天府之肺，熊猫故乡”，是一座最滋润的城市，是古南方丝绸之路的门户和川藏茶马古道的起点。境内蒙顶山是世界茶文明发祥地、世界茶文化发源地、世界茶文化圣山，多云、多雨、多雾等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孕育了鼎鼎有名的蒙顶山茶，以其娟秀的外形、精湛的制艺、独特的品质、悠久的历史、灿烂的茶文化而蜚声中外，载誉史册。

　　蒙顶山茶历史上称蒙山茶、蒙顶茶，因产于蒙顶山而得名，拥有有文字记载2000多年的人工栽培史和1169年的贡茶史，具有“形美、香高、味爽”的品质特点。主要有蒙顶甘露、蒙顶石花、蒙顶黄芽、玉叶长春、万春银叶等历史名茶，其中蒙顶甘露是最具代表的一款历史文化名茶，也是中国卷曲形名优绿茶的杰出代表、中国最早出现的卷曲(揉捻)形绿茶，还是中国十大名茶，被誉为“人间甘露”，被尊为“茶中故旧，名茶先驱”。

　　一、“甘露”的内涵

　　(一)“甘露”的最早出处

　　“甘露”一词最早出自《老子》：“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意指甜美的露水。古人认为甘露降，是太平瑞征。

　　(二)“甘露”的涵义

　　在百度上搜索，就知道甘露有三种解释：

　　一是甘美、甘甜的露。《汉书·宣帝纪》：“乃者凤皇集 泰山、陈留，甘露降未央宫 ……获蒙嘉瑞，赐兹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骄色。”宋代梅尧臣《和永叔桐花》：“晓枝滴甘露，味落寒泉中。”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水一·甘露》﹝释名﹞引《瑞应图》：“甘露，美露也。神灵之精，仁瑞之泽，其凝如脂，其甘如饴，故有甘、膏、酒、浆之名。” 这些著述对甘露均有极深的赞誉。

　　二是指甘蕉花苞中的甜味汁液。清代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甘蕉》：“甘蕉，生岭北者开花，花苞有露，极甘，通呼甘露。”此文中的甘露与上述著述中的甘露几乎近似。

　　三是佛教语。梵语的意译，喻佛法、涅槃等。《法华经·药草喻品》：“为大众说甘露浄法。”南朝梁沉约 《和王卫军解讲》：“甘露为谁演，得一标道心。”南朝梁萧统《东斋听讲》诗：“既参甘露旨，方欲书缙绅。”由此可见，佛教以甘露喻佛法之法味，融物质与精神于不二。

　　二、蒙顶甘露作为茶名的历史渊源

　　“甘露”作为茶名，最早见于南宋地理总志《方舆胜览》蒙山条：“在严道南十里有五顶，前一峰最高，曰上清峰，产甘露茶。常有瑞云及现相影现。” 这是甘露作为茶名最早的时间，距今近900年。

　　《方舆胜览》是祝穆编撰的地理类书籍，成书于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全书共七十卷，主要记载南宋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及其辖下的浙西路、浙东路、江东路、江西路等十七路所属的府州等地的郡名、风俗、形胜、土产、山川、学馆、亭台、楼阁、轩榭、古迹、名官、人物、题咏等，内容十分丰富全面，对于了解南宋时期江南各地的经济、文化、风俗、民情、山川、土产等大有裨益。　　

　　明世宗嘉靖20年(1541年)编修的《四川总志》、《雅安府志》有“上清峰产甘露”之记载，与《方舆胜览》一脉相承。但此时的“甘露”非彼时的甘露。众所周知，从唐代到明朝以前，全国各地进贡茶叶都制成大小不同的团状，即所谓龙团凤饼。明朝初期因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废团茶，兴散茶”和纪念“甘露祖师”吴理真的缘故,甘露茶越加兴盛。自此，蒙顶山茶贡品改为散茶，品名有甘露、黄芽、石花、雀舌、芽白等 ，其中甘露名列第一。后来， 上清峰“皇茶园”的七株“仙茶”被钦定为正贡茶，“每茶时叶生，智矩寺僧报，有司往视，籍记叶之多少采制……贡京师仅一钱有奇 ”。初时散茶以蒸青制法为主，但出现苦味难除、香味不正等缺点，于是出现了利用干热发挥茶叶优良香气的炒青技术。当时，上清峰所产“甘露”茶，经150年时间积淀，集历代制茶之大成，采用炒青制法，按“半炒烘，形卷曲”的工艺要求，精工细作，色、香、味、形并重，因而后来居上，品质最佳。“医圣”李时珍在其撰写的《本草纲目》“果部·第三十二卷·茶叶”中这样评价蒙顶山茶：“真茶性冷，唯雅州蒙山出者温而主疾”，道出了蒙顶山茶的茶性是温性茶，这与蒙顶甘露为代表的蒙顶山茶独特的加工工艺有着极大的关系。

　　黄龙德在其撰写的《茶说》中这样描述蒙顶甘露制作工艺：“先将釜烧热，每芽四两，做一次下釜，炒去青气。以手急拨不停，睹其将熟，就釜内轻手揉卷，取起铺于箕上，用扇扇冷。俟炒至十余釜，总复炒之。旋炒旋冷，如此五次。其茶碧绿，形如蚕钩，斯成佳品”，这与现代的三炒、三揉、三烘如出一辙，从而使甘露成卷曲形。历史上要求甘露具有“十分调雪粉，一啜咽云津”，“香云蒙覆其上，凝结不散”的香味品质。可见，蒙顶甘露的茶汤清冽回甘，犹似甘露。

　　据考证，蒙顶甘露实际上是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创制的蒙顶山名茶“万春银叶”和宣和四年(1122年)创制的“玉叶长春”两种贡茶炒制经验的基础上研制成的，质量超过唐、宋时期的“石花”。清代，“仙茶”正式归皇室祭祀专用，蒙顶甘露享有“解渴咽仙茶，涤烦沃甘露”(详见黄云鹄《蒙顶留题》)之“仙茶”美誉。

　　(一)名字与甘露年号有关

　　蒙顶山人工植茶历史有两千余年，通过现存有关茶叶记载的最早资料王褒《僮约》和吴理真在蒙顶山种植茶树的史实可以证明，蒙顶山是人类有文字记载茶树种植驯化最早的地方(详见陈椽《茶业通史》)，时间在西汉甘露年间，正是汉宣帝刘询(公元前91年—前48年)执政期间，也是他最早设立“甘露”年号。据考证，“甘露”是中国古代重复使用年号较多的一个词。三国魏高贵乡公曹髦、三国吴乌程侯孙皓在、十六国时期前秦宣昭帝苻坚、南北朝高昌君主麴光等人在位期间均使用过“甘露”年号。植茶始祖吴理真也正是在西汉甘露年间(公元前53年-前50年)在蒙顶山驯化七株野生茶树开启人工种茶先河。刘询本名刘病已，是汉武帝的曾孙、西汉第十位皇帝，在位期间先后使用过多个年号,其中“甘露”是第6个,前后共四年。

　　(二)名字与佛教有关

　　甘露是和佛教医药学息息相关的物品。甘露的梵文是“amrita”，具有“长生”或“不死”之意。甘露作为茶名，具有浓郁的佛教色彩。佛教兴盛以后，甘露一词常为其所用。蒙顶山茶称甘露，与宋代蒙顶山佛教兴盛密切相关。　　

　　蒙顶甘露原料

　　许多古代名茶，最初都是在寺院种植、采摘并加工的，所以在中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两汉之际，当时茶祖吴理真在蒙顶山最早人工种植茶树。历史上，蒙顶山贡茶皆为蒙顶山僧人所制作，据《名山县志》记载：蒙顶贡茶全由山上佛教寺院管理，所需费用由县衙门行文，各寺院摊付，违者法办。各寺院及寺僧之间，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行其是。如：千佛寺分工管理茶树，司职和尚称薅茶僧;天盖寺分工守护茶树，司职和尚称看茶僧;静居庵(院)分工采茶，司职和尚称摘茶僧;智矩寺分工制茶，司职和尚称制茶僧。贡茶的采制、包装、运送均极为庄重，须按贡茶礼仪进行。每年茶树春芽始发，看茶僧即上报，司职人员前往茶园视看并籍记茶叶数量。名山县官于吉日着官服、率僚属及全县72寺院僧人，上山焚香礼拜仙茶后，司职人员领摘茶僧12人入茶园(先后称为贡茶院、仙茶园、皇茶园)，在官员监督下按规定数量摘取鲜嫩茶叶。所摘茶叶交由智矩寺制茶僧制成贡茶。制作中，众僧盘坐诵经。据此我们认为：大约在晚唐时，蒙顶山智矩寺实际上已成为当时四川也是中国第一个政教合一的茶叶加工厂。蒙顶山贡茶由寺庙管理、采摘官办、僧人制作、官差运送的格局，自唐至清延续了1169年之久。因此，蒙顶山茶文化中贡茶文化和禅茶文化是互相交融、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

　　(三)名字与三位“甘露大师”有关

　　1.吴理真

　　蒙顶山茶取名甘露，是为纪念“甘露大师”吴理真在西汉甘露年间人工种茶。据古籍、古碑和清代《四川通志》等史书记载，蒙顶山茶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甘露年间(公元前53年-前50年)，邑人(当时的严道县，今雅安名山)吴理真“携灵茗之种，植于五峰之中”，在有“天下大蒙山”之称的蒙山顶上的五峰之间驯化七株野生茶树，培育出“高不盈尺，不生不灭，迥异寻常”，“其叶细长，网脉对分，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罩覆，久凝不散”的七株“仙茶”，开创了世界上有文字记载最早人工种茶的历史先河，因此被公认为世界上有文字记载最早人工种茶第一人。从此茶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惠及全人类的健康饮品。从三国开始，作为禅茶，蒙顶山茶要满足得道高僧参禅修身养性之用;从唐太宗执政开始，作为边茶，蒙顶山茶需要满足边疆少数民族同胞品饮需要和朝廷以茶易马之用;从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起，作为贡茶，蒙顶山茶要满足皇室祭天祀祖和日常品饮之用。从此，蒙顶山以“仙茶”泽福百姓，以“道茶”恩惠天下，以“佛茶”祭天祀祖，以“贡茶”享誉全国，以“边茶”缘和世界，千古流芳。吴理真因开拓蒙顶山，首创种茶，为后人怀念，不断神化。南宋京师天旱，祖师受祈礼显灵救苍生，功绩昭著，淳熙十三年(1186年)，宋孝宗敕其为“甘露普慧妙济大师”，享受民众祭祀。上清 峰茶被列为正贡茶 ，修建石栏维护赐名“ 皇茶园 ”，并居高塑白石虎巡守 。淳熙戌申(1188年)，宋孝宗又敕赐其“甘露普慧妙济菩萨”，俗称“甘露大师”，后人称赞其“甘露祖师”“植茶始祖”。南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所立石碑“宋甘露祖师像并行状”碑文、南宋王象之《舆地记胜》、明代杨慎《蒙茶辨》中均有记载。今天，蒙顶山天盖寺茶祖殿供奉着吴理真的雕塑，上有“灵应甘露普慧妙济菩萨”的牌匾。　　

　　植茶始祖吴理真雕塑

　　2.智矩寺创始人普惠禅师

　　北宋太祖、太宗、真宗皇帝都崇尚佛教，佛教再次进入昌盛时期，智矩院由佛家接管后改称智矩寺，普惠禅师任主持时，将其发展为川西第一大寺，香火鼎盛，功不可没，后人怀念，口碑所封“甘露大师”。　　

　　灵应甘露普惠妙济菩萨

　　3.西域来僧不动上师

　　北宋时，西域梵僧不动上师住锡蒙顶山永兴寺，创编《蒙山施食仪》，融通显、密经典及瑜伽诸部而成，深为佛教界所信奉，已编入《禅门日诵》和《早晚课》之中。不动上师被当时佛教信众认为其智其愿、其悲其行，如甘露之妙药，故以“甘露”之名美之，呼曰“甘露祖师”。现永兴寺正门石壁上尤存“甘露”石刻古迹，侧门挂有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一诚法师题写的“甘露道场”的牌匾。

　　(四)众多与“甘露”相关的历史遗迹　　

　　永兴寺甘露道场

　　蒙顶山是一座儒释道文化和茶文化交融的一座圣山，山上有众多用“甘露”命名的古迹，诸如甘露寺、甘露桥、甘露峰、 甘露灵泉院、甘露井、甘露石室、甘露道场等，还有“甘露宗风” “一瓢甘露”等题字。可见，蒙顶山茶文化发展进程中，深受中国土生土长宗教道家文化的影响和融合。

　　1.甘露寺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名为“甘露寺”的寺庙不下十处。为什么叫甘露的寺庙那么多?可能是因为这些地方周边发现甘泉，或者天降甘露而得名。而位于蒙顶山花鹿池的甘露寺，供奉之人号“甘露”，所产茶叶也叫“甘露”，确实是名副其实的“甘露寺”。明代叶桂章在其《甘露寺》一诗中说：“一掬灵湫天上来，数茎仙掌削蓬莱。行云行雨飞金相，踞虎蟠龙绕鹫台”。　　

　　甘露寺

　　2.甘露桥

　　蒙顶山历史上曾经有十二座石桥，其中有甘露桥一座，相传“甘露祖师”亲为踩桥。

　　3.甘露峰

　　蒙顶有三十八峰，其中上清、甘露、玉女、灵泉、菱角五峰，如“五峰参差比，真是一朵莲”。

　　4.甘露灵泉院

　　蒙顶五峰入口处有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重修的“甘露灵泉院”石牌坊，上面镌有“一瓢甘露”“法沫西来”的题刻，旁立重修的“甘露灵泉碑记”。　

　　甘露灵泉院石碑坊　　

　　5.甘露井

　　上清峰下侧、“甘露灵泉院”石牌坊之上是古蒙泉，又称“甘露井”。相传为植茶始祖吴理真种茶汲水之处，又因传说羌江河神之女“蒙茶仙姑”从此井出入，故又名“龙井”，井侧立有明代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无名氏所题“蒙泉”二字、清咸丰年间曾任雅州太守的黄云鹄所题“古蒙泉”三字。井后石壁上有斗大“甘露”二字，苍劲有力，其中“甘”字形如一口井。据《雅州府志》载：“井内斗水，雨不盈，日旱不涸，后人盖之以石。游者虔礼，揭石取水烹茶，则有异香。若擅自揭取，须晴日，即时大雨”。明代文学家王世贞在《龙蜀余闻》中高度赞扬甘露井：“味清妙甘冽，在惠泉之上”;李应元在《登蒙顶》一诗中写道：“振衣百仞冈头路，蒙顶苍苍倚大罗……上清风冷余霜雪，甘露泉空只薜萝。”

　　6.甘露石室

　　蒙顶五峰中，玉女峰最高，其对面是甘露峰，峰巅有甘露石室，又名蒙顶石殿，为全石结构。相传此屋为植茶始祖吴理真种茶休憩之所，也是传说当年吴理真和“蒙茶仙姑”结庐处。南宋时，供奉吴理真石像于内，明代重修。清代赵怡在《甘露石室》诗中写道:“五顶作莲花，花心甘露家”。　　

　　三、蒙顶甘露的贡茶、仙茶历史

　　(一)贡茶历史

　　蒙顶山茶历来以贡茶著称。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列为贡品，开始入贡皇室。至宪宗时，进贡数量超过全国许多贡品名茶。尤其到中唐时期，名气甚至一度超过了唐代的官方贡茶—顾渚紫笋。唐《国史补》记载：“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明代名将王越(黎阳王)曾感慨：“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宋代《新唐书》、《宣和北苑贡茶录》、《锦绣万花谷集》，明代《西吴里语》，清代《四川通志》等，都有蒙顶山贡茶记载 。蒙顶山茶能在1169年中年年岁岁皆为贡品，清朝时还被专用于皇帝祀天祭祖，这是蒙顶山茶品质绝佳、珍奇名贵的铁证。

　　到了宋代，蒙顶山茶因专用于以茶易马，进贡数量减少。宋代熊蕃所著《宣和北苑贡茶录》列举当时全国几种贡茶，万春银叶、玉叶长春名列其中。当时，蒙顶石花、露芽、谷芽、圣杨花、吉祥蕊、不压膏、石苍芽膏等名茶，位居全国前八名。贡品虽不多，但采摘 、制作更精细。

　　名山历代官员都把采制、进 贡蒙顶山茶奉为神圣职责，上年冬天即做好准备工作，如筹备经费、打制包装、组织人力等。到春茶萌发之际，县官朝服上山主持采摘、制作。宋代孙渐在《蒙山留题》云：“余莅任斯土，每采贡茶，必亲履其地…… 因蒙茶攸关贡品 。”明清时达到顶峰。明神宗万历年间，名山知县张朝普记载：“蒙山为仙茶之所，每岁必职贡。”清代，蒙顶山茶进贡由政府统一管理，寺庙、僧人、僧会、锡匠分工承担种茶、制茶、制瓶等工作。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 《清代贡茶研究》记载：按照清宫进单，清代主要的进贡茶叶省份有13个。四川省进贡的茶叶有仙茶为“正贡 ”，专用于皇室祭天(郊天)之用，“仙茶、陪茶、菱角湾茶、蒙顶山茶、灌县细茶、名山茶、观音茶、青城芽茶、春茗茶、锅焙茶”等10种， 其中 “仙茶” “陪茶 ”“菱角湾茶 ”“春茗茶”“观音茶”5种即出自蒙顶山 。

　　清代蒙顶山贡茶用途等级森严。清代中期以“皇茶园 ”是清代最主要的祭祀用茶。园外“围绕大岩石，另有数十株茶”所产茶叶为“ 副贡”和“陪贡”;“副贡”皇帝享用 ，“ 陪贡 ”分与妃嫔及受宠之人。菱角峰下茶为“菱角湾茶”，多用于赏赐贵族、臣下、外藩各部、外国使臣，或宴饮 。　　

　　特级甘露开汤

　　贡茶采制、包装、运送、接收，制度完备，仪式讲究，十分神秘。清光绪版《名山县志》收录有知县赵懿《蒙顶茶说 》，详细记载了贡茶采制、运送过程 ：“每岁采贡三百六十五叶，天子郊天及祀太庙用之。岁以四月之吉祷采，命僧会司，领摘茶僧十二人入园，官亲督而摘之。尽摘其嫩芽，笼归山半智矩寺，乃剪裁粗细，及虫蚀，每芽只连拣取一叶，先火而焙之。焙用新釜燃猛火，以纸裹叶熨釜中，候半焉，出而揉之，诸僧围坐一案，复一一开所揉，匀摊纸上，弸于釜口烘令干，又精拣其青润完洁者为正片贡茶。茶经焙，稍粗则叶背焦黄，稍嫩则黯黑，此皆剔为余，茶不登贡品，再后焙剪弃者，入釜炒焉，置木架为茶床，竹荐为茶箔，起茶箔中，揉令成颗，复疏而焙之，曰颗子茶以充副贡，并献大使。不足，即漫山产者充之。每贡仙茶正片，贮两银瓶，瓶制方高四寸二分，宽四寸;陪茶两银瓶，菱角湾茶两银瓶，瓶制园如花瓶式。颗子茶大小十八锡瓶，皆盛以木箱黄缣，丹印封之。临发，县官卜吉，朝服叩阙，选吏解赴布政司投贡房，经过州县，谨护送之。”

　　大意是：每年春天，茶树刚抽芽，县令便选择吉日，沐斋更衣，穿上朝服，率领僚属来到上清峰，先是设案焚香，跪拜再三。接着，选择十二名僧人入茶园，在县令的亲自督促下采摘茶叶。每芽只取一叶，茶采三百六十五叶，送交制茶僧炒制。炒制时，众寺僧盘坐诵经。先用新釜烘焙，茶叶半蔫即取出，由围坐的僧人一一展开，匀摊纸上，绷于釜口，让其焙干。又精选其中青润完洁者为正片贡茶。其它的都剔为余茶，制成颗子茶，以充副贡，献给地方大吏。贡茶时正片贮于两个方形银瓶中，瓶高四寸二分，宽四寸。陪茶也分装锡瓶。银瓶、锡瓶都盛入木箱，用黄绸包裹，丹印封住。入贡前，县令又卜选吉日，穿朝服向京师方向叩拜，选派得力官吏解送，经过的州县，都悉心加以护送。这似乎已不是采茶制茗，而是在膜拜圣物，祈求苍天保佑。十二僧人、三百六十五叶，象征十二月、三百六十五天，暗含岁岁平安，年年丰收之渴求。

　　(二)仙茶历史

　　蒙顶山上清峰的七株茶树并非凡种，而是“仙茶”。五代毛文锡《茶谱》记载：相传，很久以前，有位老和尚生了重病，久治不愈。有一次，和尚遇到一位老翁，老翁告诉他，蒙山中顶有茶树，在春分前后，你早日候于一旁，一旦春雷初发，马上并手采摘，只能采三天，三天过后便无效了。三日之中，如果采到一两，用本地水煎服，能治任何宿疾;若服二两，一辈子消灾去疾;服三两，可以脱胎换骨;四两，就地成仙了。老和尚听了此言，便到中顶造了间屋，虔诚地等候时机，结果采到了一两多，煎成茶汤。没想到才喝一半，病就痊愈了。过些日子，和尚到城里办事，熟人看了他，无不惊呆，老和尚居然返老还童，看上去像三十来岁的人，眉发乌青。后来，他到青城山访道，不知所终。蒙顶山中的“仙茶”，即由此而来。

　　清代，蒙顶山茶被誉为“仙茶”，自乾隆四年(1739年)始至清代结束(1911年)，专供祭天祀祖，是唯一用银瓶装的贡茶，更是皇帝的日用茶。蒙顶山“仙茶”祭天、祭太庙的用途，只在清晚时期才有，标志着蒙顶山茶的使用价值发挥到了极致，也是蒙顶山茶自唐代“号为第一”以来又一次达到了皇家贡茶的高峰。乾隆皇帝曾作《烹雪叠口旧作韵》：“通红兽炭室酿春，积素龙墀云遗屑。石铛聊复煮蒙山，清兴未与当年别”，对蒙顶“仙茶”给予了圣赞。　　

　　清代的祭祀活动分大祭、中祭与群祭。乾隆皇帝时重新规定了大祭范围：祭人、祭地、祭太庙，一直延续至清末。而有关以“仙茶”为首的蒙顶山五茶品(即仙茶、陪茶、菱角湾茶、观音茶、春茗茶)祭天、祭太庙的记载，可从前面赵懿撰写的《蒙顶茶说》一文中管窥一豹。文中还记述“相传仙茶，民间不可瀹饮，一蠢吏窃饮之。被震雷击死。私往撷者，山有白虎巡逻，以故樵牧不敢擅入。官采时，虽亢阳亦必云雨。懿验之，果然。此山之灵异与，抑亦天家玉食之重也”，足见蒙顶“仙茶”之神韵。

　　蒙顶山茶在当时所有贡茶中地位独一无二，得到文人墨客的大书特书。晚清著名书法家、诗人、画家何绍基写有一首《名山蒙顶贡茶赋示陈新盘明府》诗，以歌颂蒙顶贡茶为主题，对蒙顶山茶的贡茶地位、县衙重视以及采摘标准、制作工艺、进贡品类、护送过程均进行了详细描述。全诗为：“蜀茶蒙顶最珍重，三百六十瓣充贡。银瓶价领布政司，礼事虔将郊庙用。旗枪初报谷雨前，县官洁祀当春仲。正茶七株副者三，旋摘轻烘速驰送。仙人手植东京前，后来化身入蒙泉。古风古雨饱嘘吮，高三尺寿二千年。朱阑环之锁纽贯，县官来时一开看。我于茶品太疏略，喜陟高山到天半。夹江昨读酒官碑，名山令谒甘露师。敢云饮啜事琐琐，民生国典相纲纬。榷酤源流有通塞，当官桑孔要深思。”

　　清代蒙顶山茶何以称为“仙茶”呢?赵懿在《蒙顶茶说》中解释到：“其茶，叶细而长，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蒙覆其上，凝结不散。以其意，谓曰仙茶”。这与北宋《东斋记事》提到的：蒙山茶生长时，“雾覆其上，若有神物护持之”，有异曲同工之妙。蒙顶山茶在云中生，云在茶中行：出产此茶的时节，时常有祥云出现，以“云”派生出“神”，而神庇护着茶，“仙”的寓意也就涵盖其中。“仙茶”历经数朝而最终定名，更与其独特的生长环境、优异的品质息息相关。

　　皇帝为什么会选择蒙顶山茶作为祭祖“仙茶”呢?有学者提出：乾隆皇帝信佛，而其父雍正晚年崇信道教，以茶祀祖，尤其讲究，而蒙顶山茶是“佛门仙茶”，于佛道可两全，也便是唯一可选。

　　民国建立，蒙顶山茶停贡。但在初年，名山县知事仍照旧制采制，作为县内重大祭祀之用，或作馈赠上司的礼品。建国后，蒙顶名茶被列为国家礼茶。1959年，蒙顶甘露参加外贸部组织的全国名茶评选，获得“中国十大名茶”称号。而后，蒙顶甘露一直保持着国家级、部级、省级优质产品称号。在一些重大展览与评选活动中，蒙顶甘露茶曾先后夺得陆羽杯金牌奖、甘露杯金牌奖等奖项。1992年6月，在香港国际食品博览会上，“蒙顶甘露”独步天下，夺得金牌奖。2001年，美联社和《纽约日报》将蒙顶甘露评为“中国十大名茶”。2017年，包括蒙顶甘露在内的“蒙顶山茶”区域公用品牌被原农业部评定为“中国十大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以蒙顶甘露为主要内涵的蒙顶山茶文化系统入选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目前，雅安全市明前蒙顶甘露年产量1000吨左右，产品远销大江南北，产值近10亿元，深受消费者青睐，正逐渐从历史名茶凤凰涅槃成现实名茶。　　

　　世界超模向蒙山茶传统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向世全学做手工蒙顶甘露

　　作者简介

　　陈开义，男，47岁，现任四川省茶叶行业协会副会长、雅安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先后担任过名山县文体局长、名山区文联主席、雅安市茶办副主任、名山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主任)。先后在《中华茶文化》、《茶博览》、《茶周刊》、《中国茶叶市场》、《中国茶业》、《走遍中国》、《徽茶》、《星星诗刊》、《四川日报》、《四川农村日报》、《四川人大权力报》、《四川政协报》、《圭臬诗刊》、《调查与决策》、《四川三农》、《农村建设》、《四川茶叶》、《四川省情》、《四川文学》、《四川旅游》、《四川画报》、《四川文艺》、《县域经济》、《茶缘》、《四川水利报》、《深圳特区报》和今日头条、北京茶叶网、亚太茶业网、凤凰网四川、网易、快资讯、一点资讯、名茶网、中华名茶网、茗边、手机搜狐网、手机新浪网、新茶网、茶旅世界、四川茶报等50余家媒体发表各类文章400多篇(件)。参与主编名山抗震救灾专著《撼魂》，参与编辑《茶祖故里行》、《吴之英评传》、《丰碑》等著述，有作品入选《2019四川诗歌年鉴》、《雅雨清风——雅安70年文学作品精选集》、《蒙山雅韵》、《蒙山春来早》、《茶祖故里行》等专辑,著有个人文集《杯中岁月》。先后有10多篇作品在省市各级征文比赛中获奖，先后参与主编《蒙顶山茶文化读本》、《蒙顶山丛谭》》等茶文化书籍，主编名山区文艺刊物《蒙顶山》和《雅安日报.今日名山》蒙顶文苑文艺副刊和编辑《蒙顶山茶》刊。

　　(来源：陈开义)

南宋、元时期的中日茶文化交流

北京大学 滕军

正文共： 15589 字 12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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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亡国皇帝宋徽宗（1100-1126在位）曾多次主动与日本官方联系，催促建立国交。但均由于日本政府的不称臣政策而被搁置。致使北宋期间中日两国间的关系终未获得突破性的发展。北宋末期，日本政府对中国商船采取限额政策，致使许多中国商船避开官营港口，直接驶入由私家庄园管制的港口，直接与庄园领主进行私贸易。所以1116年以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商船在日本史料上几乎绝迹。而南宋初期，中国朝野不安，中国方面也没能继续进行与日本的外交活动。直至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南宋才与金达成和议，双方休战，南宋政权始得稍安。其后，南宋渐次展开与周围各国的交往。

其间，日本新兴的武士势力--平氏集团崛起于政坛。而平氏集团的起家与成功与日宋贸易有密切的关联。其代表人物平清盛（1118-1181）的父亲平忠盛（1069-1153）曾任现佐贺、冈山、兵库地区的知事，1129年和1135年又两次担任濑户及四国地区海域的清剿海盗的总指挥。所谓海盗是指有水军活动能力的沿海豪族。他们首先要劫持的就是从中国来的商船或唐物。身为清剿海盗总指明挥的平忠盛终于没能抵挡住唐物的诱惑，于1133年在他担任肥前国神崎庄园的总代管时染指了私贸易。肥前国即现在的佐贺县，神崎庄园位于临海，面对着宋船出没的对马海峡，是鸟羽上皇（1103-1156）的私有庄园。平忠盛与皇族关系甚密才获此要职。据记载，1133年平忠盛假传圣旨，将南宋商船的唐物攫为己有。平忠盛的儿子平清盛继承了父亲在西日本的种种要职，曾担任现熊本、广岛、兵库地区的知事，并在1156年的保元之战和1159年的平治之战中大胜源氏，赢得了皇族的信赖。1160年被破格提升为宰相助理，1167年又被任命为宰相，统揽了国政大权。

平氏一族早就尝到了进行日宋贸易的甜头，平清盛上任后便迫不急待地把私贸易变成了公贸易。在平清盛上任宰相的三年前，即1164年，恰巧南宋一方也与金议和，政局转入安稳期，正谋求与周边国的交往。于是一拍即和，一场规模浩大，以日本商船和日本僧侣大量来华为主要方式的中日交流高潮便拉开了序幕。

平清盛为了使宋商船停泊在离京都最近的海域，以减少唐物运输中的损耗，特地修建了大轮田泊港（即现在的神户港的前身）。为了疏通宋商船通过的濑户海道，平清盛还特别开凿整治了音户水道。平清盛在神户港附近修建了福原离宫，专门用于监理日宋贸易。1170年，在平清盛的安排下，后白河法皇（1127-1192）亲临福原离宫接见了南宋商人。平清盛以此大造舆论，扩大对宋贸易交往之声势。

1172年，南宋明州（现宁波）地方政府派人给日本政府送去牒状和礼品，牒文中有“赐日本国王” 提法。对此，日本朝野多有议论。有人提出应立即返却牒状，辞退礼品。而平清盛却出于扩大日宋贸易，以此来支撑虚空的国库的考虑。于1173年3月毅然给中方发了复牒，并以后白河法皇（注1）和他本人的名义分别还礼。其礼品有：砂金、剑、泥金工艺盒等。《宋史·日本传》中记载道：“乾道九年（1173）始附明州纲首，以方物入贡”。平清盛以屈尊的代价换取了日宋贸易的莫大利润。平清盛的嗣子平重盛（1138-1179）曾任四国地区的伊予国（现爱媛县）的知事及清剿海贼的军事指挥。子继父业，平重盛也是一位热衷于日宋贸易的武将。1177-1179年间，平重盛派部下妙典7次入宋进行贸易。所获利润不可计数。

就这样，新兴的武士集团--平氏通过日宋贸易稳定了国库的支出，攫取了积山的财富。《平家物语》在描写平氏家族的财产情况时说：“日本全土共有66国，而平氏一族就占了30多个，其外另有无数的田庄。他家里绮罗充室、花锦酒堂、轩骑群集，门前若市。家中有扬州之金、荆州之珠、吴郡之绫、蜀江之锦、七珍万宝无有缺漏。”其中所云扬州、荆州、吴郡、蜀江等地名无疑都指的是中国的一些地方，其金、珠、绫、锦等宝物也无疑是来自中国的物产。

平清盛不仅自己热衷于日宋贸易，还废除了二百年来的国人不许私自下海的政令，引得豪族、平民、僧侣们争先恐后地涌进南宋。一时间，入宋的日本船只“轴舻相衔”。这从南宋期间120人的来华日僧及南宋15人的东渡僧均是利用来往商船这一史实中可得知其频度。但其中有不少设备不佳的商船遇难海原，漂泊至中国东南沿海。《宋史·日本传》中就记载：“（淳熙）三年（1176），风泊日本船至明州，众皆不得食，行乞至临安府者复百余人。诏人日给钱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国舟至日遣归。”据《宋史》载，1183年、1193年、1200年、1202年均有类似事件发生。至1254年，日本政府畏惧西日本地方豪族的经济实力因日宋贸易而过度增强，便下令其后每年驶宋日船限为五艘，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南宋末期日船来华的频度。

1271年元朝建都北京，版图空前。忽必烈在六次遣使通谕日本臣服而遭拒绝的情况之下，于1273年、1281年两次征伐日本。但由于蒙古族军人不习水战，雇佣来的南宋降兵和高丽降兵无心作战，及日本全国上下的奋起抵抗等原因，两次征伐均遭惨败。由此，整个元代期间中日两国政府间没有正式来往。但民间商船的往来却频繁异常。据统计：自1277年至1364年的87年中有42队日本商船入元进行贸易，元朝商船也有一队到达日本。几乎两年便有一队商船往来于中日之间。其中1279年入元的四艘日本商船上竟载有2000余日本人。来往的僧侣的人数也创下了中日交流史上最高记录，自1296年至1368年这70余年中，名留史册的入元僧就达220人，另有13位东渡的中国僧人在录。

虽说日本与元朝没能建立官方关系，但日本政府却以特殊的形式参与了日元贸易。除了借嫡系商人之名参与民间贸易之外，还设立了一种以筹集某项政府工程资金为名而派送的半官方性质的商贸船。1325年，日本政府为筹建整修建长寺的费用而派出了“建长寺船”、1332年以同样的名义派出了“住吉神社船”、1341年又派出出“天龙寺船”。自天龙寺船以后，这种半官方性质的贸易船被统称为天龙寺船而每年来往于中日之间，成为了日本国家财政的补充渠道。这种船出海时有禁卫军护航，装载优质的金砂、泥金漆器、刀剑等日本高档商品。自然，换回的唐物也是最上等的，可卖出高价的。这些贸易船名义上属于民间商人，回来后必须向日本政府缴纳3000-5000贯的铜钱及一定的财物。勿庸说，利润是极其丰厚的。

那么，为什么在我国南宋至元末的这一段时期里会形成如上所述的大量的日本商船和日本僧人涌入中国的历史现象呢？笔者认为：

其一，由于平清盛解除了海禁。在此之前，日本人前往中国之事全由日本政府包办，日本人对中国文化、文物的热望只能从某些人咀嚼过的东西中得到一点慰籍。这种望梅止渴的煎熬早以难以忍受。所以当平清盛允许私人渡海以后，大批日商、日僧便争先恐后地登陆中国。并且经一些亲眼领略过大陆风情的人的宣传，来华的日本人就更多了。这是元时期的平均年来华日本人的数量几乎是南宋时期的四倍的主要原因。

其二，由于中国禅学进入烂熟昌盛时期。禅学主张“不立文字、立即成佛”，重视坐禅、作务等实践性的修行，这对于有汉学障碍的日本人来说较易接受。又加之，这一时期包括了由新兴武士阶层--源氏家族掌权的镰仓时代（1185-1333）的整个时期。源氏政权为在文化上独树一帜，积极地引进中国禅学，其实力派首领北条时赖（1227-1263）、北条时宗（1251、1284）等都归依禅门，并把禅学做为武士阶层的思想支柱和必修课。这就引得日本各地禅寺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僧人们纷纷涌进中国禅寺。为求得中国制造的禅院用品（经书、香炉、木鱼、文房四宝等等）各路商船指向中国。

其三，由于武士阶层的兴起扩大了唐物的需求。在这个时期以前，日本的高层次文化只集中在皇宫及皇宫所在的京都，唐物的追慕及享用者是有限的。而这一时期，日本的国政中心在镰仓，许多没落贵族也从京都逃离，散在地方，又加之出身于农民的武士们的身份的提高，高层次文化的享用人群成倍增长，这就使中国的文化用品在日本一路畅销。一些日本人通过唐物认识了中国，又通过亲自去中国而更加喜爱唐物，就这样，在这一时期里，日本形成了一股持续了200多年的中国热，并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唐物市场。而中国的商人们坐在家里便可行商，不必漂洋过海，这就造成了这一时期中方的商船几乎没有东渡的史实。

由于大量的日本人能亲自来华，日常性、实践性极强的中国饮茶文化也得到了日本人的较深入的理解。许多来华日商、日僧从中国带回了茶具、茶、茶书，并积极传播饮茶方法和饮茶情趣，由此，这一时期，饮茶在日本获得了大范围的普及。

那么，日本人在中国接触到的是怎样一些茶？怎样一些饮茶法呢？为叙述方便，笔者必须再解释一下上一章已涉及到的北宋时期的两种固形茶：

（1）北宋时期的宫廷用精制龙凤团茶。它在制茶技术上虽处于尖端地位，但产量是极少的，它的饮用方法为捣碎、磨成粉、将少量茶粉放入茶碗、点入少量热水、用茶筅（竹制茶刷）搅拌出沫后品饮。

（2）北宋时期的民用粗制饼茶。它在制作技术上承袭唐代的做法，是主流产品。这类茶易于运输、保管，适于大众饮用。它的饮用方法为捣碎、磨成细颗粒状、投入煮沸的茶釜、煎煮出茶花后饮用。

把茶的鲜叶捣碎做成固体形状，本是因为茶最初被起用于药，并列入各类药饼所致。后又因运输（特别是由产茶的江南运至西藏、塞外）、保管之便，一直有固形茶的存在。但在茶的主要作用转向饮用并被大量栽培以后，特别是在自产自销的茶产地，固形茶的延续就显得没有必要了。

进入南宋以后，散茶的生产日渐繁盛，且极品叠出。其极品散茶的采摘、制造、收藏的方法是这样的：

（1）采来嫩叶。叶梦得《避暑录话》（1135）中谈到：“草茶极品，惟双井，顾渚，其精者在嫩芽，取其初萌如雀舌者谓之枪，稍敷而为叶者谓之旗，旗非所贵，不得已取一枪一旗犹可。过是则老矣，此所以难得也。”王观国《学林》（1142前后）中亦强调：“茶至于一寸长，则其芽蘖大矣，非佳品也。”

（2）蒸熟焙干。朱翌《猗觉寮杂记》（12世纪中期）中说：“得芽即蒸熟焙干。”即茶摘来之后，马上就上锅用热气杀死活性酵素，尔后焙干。

（3）装坛封藏。装茶时，先将一般茶叶装至坛的七、八分，然后将盛有极品茶叶的4个小袋子插到坛中，再用一般茶叶将坛填满，最后，用木盖塞紧，周口边贴上三层纸以防暑湿之气。陈鹄《耆旧续闻》（13世纪初）中说：“自景佑（1034--）以后，洪之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数十斤养之，用避暑湿之气。”（其中所言“囊红纱”的做法在日本茶道里尤存。）（图1、2）

     图1 日本现今用茶坛                     

 图2  茶坛中的特级茶

关于用红纱囊裹茶陆游也曾屡次提到。如在他的〈同何元立、蔡肩吾至东丁院汲泉煮茶二首〉中有：‘雪芽近于峨嵋得，不减红囊顾渚春’之句。意思是说，峨嵋雪芽茶非常好喝，比得上用红囊包装的顾渚春茶。

看来，只供民间饮用的散茶经过唐、北宋、南宋的提炼，质量提高了，档次也拉开了。那么，这种蒸青散茶的饮用法又是如何呢？概括起来为三种方法：

（1）点饮法。（用极品散茶）

（2）煎饮法。（用一般散茶）

（3）泡饮法。（用上等散茶）

关于‘点饮法’，即将极品散茶磨成茶粉，放入碗中，点入热水，用茶筅搅拌出沫，趁热饮之。王观国《学林》（1142前后）卷八《茶诗》中说：“茶之佳品，摘造在社前。……茶之极品，其色白。……茶之佳品，芽蘖微细，不可多得，……茶之佳品，皆点啜之。”这里清楚地叙述了南宋初年的极品散茶的利用情况。陆游（1125-1210）〈效蜀人煎茶戏作长句〉中也有“午枕初回梦蝶床，红丝小硙破旗枪”之句。其中的“小硙”指小石磨，“旗枪”便指茶芽。毫无疑问，陆游是在把茶芽直接磨成茶粉，以备点啜。

关于‘煎饮法’，即将一般级别的散茶直接放进开水里煎煮，趁热饮之。杨万里（1127-1206）是与陆游同时代的人。他在〈以六一泉煮双井茶〉一诗中就记述了煎饮散茶的情景。其中写到：“鹰爪新芽蟹眼汤，松风鸣雪兔毫霜。”即：嫩细的茶芽在茶釜中翻滚，茶釜发出松风般的鸣声，茶汤面上呈现雪一样的饽沫。在当时，人们根据茶的粗细程度，时而点、时而煎，有时还二者同时进行。（注2）但点茶的情况要多一些。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点茶比煎茶方便。《山家清供》（13世纪）就提出，“以汤点之损脾胃，煎服则去滞化食，有利健康。”的观点，但人们“多怠于煎服。”作者林洪只得叹息：“有害也。”（注3）但其实，无论是点饮还是煎饮，都是受到了传统饮茶法的束缚。在茶生产力大幅度提高，饮茶日常化的进程中，人们必然去寻找更简便的饮茶方法，于是，泡茶法就普及开了。

关于‘泡茶法’，即将上等的好茶放进茶瓯里，冲入热水，趁热饮之。罗大经《鹤林玉露》（13世纪）中写到：“然近世瀹茶（泡茶），鲜以鼎镬（锅釜），用瓶煮水。……陆氏之法以未就茶镬……今汤就茶瓯瀹之。……然瀹茶之法，汤欲嫩而不欲老，盖汤嫩则味甘，老则过苦矣。……惟瓶去火，稍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后汤适中而茶味甘。……因补以一诗云：松风桧雨到来初，急引铜瓶离竹炉，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这里明确指出了陆羽古法煎茶是将茶末投入茶釜的沸水中，而罗大经所生活的13世纪的新法泡茶是将热水直接冲入装有散茶的茶瓯中。

以上，叙述了南宋，元时期散茶的生产及利用获得大大发展的情况。但是，由北宋延续下来的龙风团茶的生产也并没有停止。直至元末，龙风团茶一直在小规模地生产并在上层社会中流传着。人们每得龙团必赋诗称颂，因此，有关诗篇亦随手可拾。陆游有〈喜得建茶〉一诗，诗中曰：“玉食何由到草来，重奁初喜坼封开。”陆游又有〈饭罢碾茶戏书〉一诗，诗中曰：“小饼龙团供玉食，今年也到浣花村。”分别写出了他偶获龙团的喜悦。但从整体的情况来看，龙团已不象北宋时期那样受到人们的醉心的青睐，人们开始认识到散茶不仅节省人力，而且味道清香纯正。

南宋、元时期是中国茶生产的转折期。各种茶的产品形式都有表现，茶产品的多样化带来了饮茶法的多样化。元末的王祯在《农书》（1313年）〈茶〉中对其做了总结。其中曰：

茶之用有三。曰茗茶、曰末茶、曰蜡茶。

凡茗，煎者择嫩芽，洗以汤泡，去薰气，以汤煎饮之，今南方多效比。

然末子茶尤妙，先焙芽令燥，入磨细碾，以供点试，……南方虽产茶，而识此法者甚少。

蜡茶最贵，而制作亦不凡，择上等嫩芽，细碾入箩，杂脑子诸香膏油，调和如法，印作饼子制样，任巧候干，仍以香膏油饰之，其制有大小龙团，带胯之翼，此品惟充贡献，民间罕见之。……

夫茶灵草也，种之则利博，饮之则神清，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缺，诚民生日用之所资，国家课利之一助也。

王祯的这一段记述可归纳为：

（1）散茶：泡饮，煎饮，流行于南方。

（2）散茶：磨成粉，点饮，流传于北方。

（3）龙风团茶：磨成粉，点饮，惟充贡。

 王祯告诉我们：茶叶的盛产地--两浙地区帅先放弃了复杂的点茶法，而采用了散茶的直接泡饮法、煎饮法。这需要有大量新鲜的散茶供给，以致使饮茶者不用为丢掉大量的茶渣而感到可惜。相反，处于政治中心的北方地区，因龙风团茶的保证供给和由远离产地所造成的昂贵的茶价，仍励行着末茶点饮法。，这从宣化元墓及赤峰元墓壁画中的点茶场景中可见史迹，（图4-3）而在元末时期的南方，已找不到点饮的史料。

在众多的南宋、元时期的日本来华僧中，最杰出的一位便是荣西。他将南宋的禅和南宋的茶传至日本，为中日文化交流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荣西生于1141年。他11岁出家，14岁到京都的比睿山登坛受戒、修持密教，后又到大山寺学习天台宗。1168年4月，荣西第一次来华，参拜了天台山和阿育王山，并在此地区活动了5个月之后，携带天台宗新章疏30部60多卷回国。本为求天台宗教义而来华的荣西，在逗留中国期间又接触到了南宋时期蓬勃兴盛的南禅宗。回日本后他仍潜心钻研禅宗的奥秘。为明察禅理，追本溯源，他决心第二次来华学习。1187年，46岁的荣西再次来到天台山，从师天台山万年寺临济宗黄龙派八世法孙虚庵怀敞，在万年寺修禅两年五个月。后又随虚庵怀敞到宁波天童寺服侍老师两年多，于1191年7月回国。

回国后的荣西成为了日本临济宗的创始人，日本的茶祖。

他著有《兴禅护国论》、《出家大纲》，他曾被宋孝宗封为“千光法师”，从黄龙慧南八世孙--虚庵怀敞处获得印可及法系嗣承权，被后鸟羽天皇赐与“叶上大师”号。他曾接受了源赖朝将军（1147-1149）的妻子--北条政子的归依。并受其施与，在幕府所在地—镰仓、朝廷所在地—京都各获一地，修建了寿福寺和建仁寺。他于1241年最终定稿著述《吃茶养生记》，成为了日本的茶祖。其《吃茶养生记》亦被称作“日本的《茶经》”。

荣西在《吃茶养生记》中对茶的功效、南宋制茶法、饮茶法做了较详细的叙述。

《吃茶养生记》从五味养五脏，苦味养心脏的观点出发，导论出日本人‘恒生病、皮肉色恶’的原因是不喝茶的缘。，文中道：“但大国独吃茶，故心脏无病亦长命也，我国多有疲瘦人，是不吃茶之所致也。”文中还写到南宋人十分珍重茶：“贵重于茶如眼，（用于）赐忠臣，施高僧”。荣西还在文中批驳了当时的一些日本人对茶的认识不足，道：“抑我国人不知采茶法、故不用之，反讥之日：非药。是则不知茶德之所致也。”文中除了以上荣西阐明自己的观点的部分之外，荣西还从《太平御览》第867卷〈茗〉一项中援引了26条中国茶史资料，解释了茶的名称、外形、功效、采摘、制作。（注4）

《吃茶养生记》中有两处记述了南宋的制茶工序。一处是有关腊面茶的制法，其文如下：

天子上苑中有茶园，元三之间多集下人令入其中，言语高声徘徊往来，则次日茶芽萌一分二分，乃以银镊子采之，而后做蜡茶，一匙之值至千贯矣。

荣西所记述的是武夷山御茶园在每年惊蛰后一两日进山采茶时的一个仪典活动。这在南宋胡仔编纂的《苕溪渔隐丛话》中多有记载。为让茶芽早发，以便早制茶、早献天子，当地茶农往往在惊蛰时节的夜里举火把上茶山，口喊 ：“早发茶、茶早发！”之类的口号，一边喊还一边击鼓。从目前的科学视角来看，这样做恐怕有利于新发的茶芽免遭冷冻的危害。但在宋代，难以涉足武夷的两浙文人把这个茶俗当做奇闻传播，并赋予了诗的色彩。欧阳修（1007-1072）在〈尝茶诗〉中就诵道：“年穷腊尽春欲动，蛰雷未起驱龙蛇，夜闻击鼓满山谷，千人助叫声晗呀，万木寒凝睡不醒、惟有此树先萌芽。”如此采摘制做出来的茶价格昂贵（注5），荣西称“一匙之值至千贯”。但“千贯”之说只是一个概数，荣西并没有亲自到过武夷山的御茶园，（据目前的史料来看）也没有亲眼见到过腊面茶，所以，荣西对腊面茶的记述只不过是对道听途说的整理。然而，荣西对蒸青散茶的记述就不同了。其有关原文如下：

见宋朝焙茶样，朝采即蒸即焙，懈倦怠慢之者，不为事也，其调火也，焙棚敷纸，纸不焦样，工夫焙之，不缓不急，竟夜不眠，夜内焙毕，即盛好瓶，以竹叶坚封瓶口，不令风入内，则经年岁而不损矣。

从上文的“见”字中，可知是荣西在南宋亲眼所见之记述。其对制茶过程叙述详细的程度也非前者所能比拟的。其记录也佐证了我国南宋时期主要流行于江浙一带的蒸青散的制做过程。其后，经荣西鼓吹而重兴的日本制茶业，也均采用后者的方法。

《吃茶养生记》还介绍了南宋的吃茶法。文中曰：

方寸匙二三匙，多少随意，用极热汤服之，但汤少为好，其亦随意，殊以浓为美。

荣西所描述的吃茶法与我国南宋时期的一些茶史资料上的记载是完全相同的。是当时最时尚的饮茶法。总之，荣西通过《吃茶养生记》把南宋的最新制茶法和饮茶法传达给了日本人。

在荣西传播南宋新茶法以前，（从遣留下来的饮茶记录推测）日本的制茶法与饮茶法和唐陆羽时代的情况大体相同。即将茶青采来蒸熟、捣烂成饼、焙干收藏、费时费工。饮用时再烤软、碾碎、煎煮，味道苦涩。又加之茶树品种的老化和制做工艺的简陋，致使其饮茶活动难以普及。而荣西所传播的南宋新茶法讲究旋摘旋制、散叶保存，饮用时磨成粉、直接点饮。整个过程简便省时，相对保持了茶的鲜度，迎合了日本人偏爱生鲜食品的嗜好，又加之末茶点服，不留茶滓，可充分利用有限的茶青等，致使南宋新茶法一经荣西传播便受到了日本人民的普遍欢迎。

荣西作为一代宗教界领袖，在写下了不少禅释理论著作之余还能撰写出《吃茶养生记》一文是与他的恢宏睿智分不开的，但更得力于他在天台山万年寺所获得的宝贵的制茶、饮茶体验。虽然难免有冗长之嫌，但笔者还是想叙述一下哺育了《吃茶养生记》的天台山茶史并描述一下荣西在万年寺的生活景象。

天台山植茶的历史可追溯至东汉末年。著名炼丹家葛玄（164-244）入天台山修炼时，便在天台山主峰华顶开辟了“葛仙茶圃”，后又有智者佛师（538-597）在天台山创天台宗时，积极植茶，使得天台山茶园遍布四周，形成了华顶、万年、石梁三大产茶区。而荣西驻锡过的万年寺，就在万年茶区。

万年山离天台县25公里，由明月、婆罗、香炉、大舍、铜鱼、藏象、烟霞、应泽八峰组成。万年寺的地理位置为八峰回抱，双涧合流，寺前有一宽阔平坦之坪，称之平田，因而万年寺也称平田寺。寺的周围有小鳌坑、天灯盏、高墙头、大竹湖等历史名茶产地。南宋时期的万年茶区以开始生产蒸青散茶。茶的品质细腻，嫩绿清纯。有的被制成圆，称‘麦颗’，有的被制成细条型，称‘紧手’。荣西两次来华均挂锡在万年寺，他就是寓居在这样一个为绿色茶园环抱的山坪之中的。荣西在万年寺一边随虚庵怀敞禅师参禅习佛，一边在此处考察植茶，制茶技术，为撰写《吃茶养生记》奠定了基础。《吃茶养生记》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是荣西从佛典和《太平御览》上抄录整理而成的，而唯独在谈到制茶法和饮茶法时露出了生动的笔致。《吃茶养生记》是荣西回国20年之后，也是在他临终前74岁那一年写成的。年越古稀的荣西仍可清晰地回忆起他在万年寺时参与采茶、制茶、饮茶的情景，这恐怕是由于万年寺的生活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其实，寓居万年寺时期的荣西已不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来华僧。尤其是他47岁再次来华时，他已写下了《出家大纲》等多部著作，到日本各地讲经，并创建了清和寺、誓愿寺，还受到后鸟羽天皇的重托，在神泉苑祈雨成功而获‘叶上大师’号，甚至得到了平清盛的异母弟平赖盛所赐的紫衣。对于这样一位资深的日本来华僧，南宋朝廷给与了特别的关照。

荣西所寓居的天台年万年寺兴于东晋，建于中唐，南宋时极盛。曾一度被列入五山十刹，成为饮誉海内外的禅宗道场。荣西挂锡万年寺时，正值万年寺的最盛期。其伽蓝规模宏伟、殿宇宏敞。寺院建筑面积达三万平方米，房舍数千间，其规模列天台山各大寺院之首。尤其是大雄宝殿内巨柱林立，需二人合抱。古人将‘万年柱’与‘国清松’、‘塔头风’、‘华顶雾’、‘高明钟’并列称之为天台五绝。

万年寺曾得到历代皇帝的丰厚赏赐，宋仁宗、宋真宗多次赏赐朱衣、宝盖、御袍以及各种珍玩。宋仁宗赐衣予寺僧时，上制有“如朕亲到”之语，寺内特建有“亲到堂”来供奉。据南宋叶绍翁《四朝见闻录》载，宋孝宗（1162-1189在位）曾问学士宋子瑞：“天下名刹何处最佳？宋子瑞答曰：“以万年国清”（即万年寺、国清寺为最）。晚于荣西72年来华的日僧彻通义介于1259年绘下了《天台山平田伽蓝配置图》（图3）》佐证了万年寺在南宋时的盛况。

             图3 《天台山平田伽蓝配置图》

荣西能在万年寺挂锡修禅，是南宋朝廷对这位资深日僧的特别安排。据载，当地政府还特地请他祈雨，成功之后报请宋孝宗特赐‘千光佛师’称号。荣西也没有辜负周围人的重望，他在万年寺期间，出资修建了放生池，人们称之为‘荣西莲池’。他还出资为万年寺修建了山门的两庑。当他随虚庵怀敞禅师挂锡宁波天童寺时，为重修千佛阁与老师约定回国后即送优质木材与天童寺，果然，在荣西归国后的第二年，即1192年，荣西即将一批木材发运至宁波，这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荣西因撰写《吃茶养生记》而被推崇为日本茶祖，《吃茶养生记》被公认为日本的第一部茶书。荣西之举之所以获得如此巨大的社会效益，除以上所述理由之外，还因为《吃茶养生记》一诞生就受到了日本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注目。据《吾妻镜》记载：1214年2月4日，赖实朝将军因昨夜饮酒过量感到周身不适，众人奔走操劳但无济于事。这天，正值荣西和尚因做法事来到将军府，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从寿福寺取来茶，为将军点了一碗，将军服后感到酒意驱散、精神爽快。将军问荣西：此为何物，荣西便答曰：茶，还献上了刚定稿的《吃荣养生记》。就这样，经将军的推举，荣西在书中传播的南宋新茶法在日本迅速普及开来。

荣西不仅著有茶书，尽力传播南宋新茶法，而且还躬身实践，播种植茶。据记载：1911年，荣西乘船归抵日本九州西北部的平户港后，便将茶籽播种在了平户富春院（禅寺）的后山上，至今在那里仍留有一小块茶园，并立有写着〈荣西禅师遗迹之茶园〉的石碑。同年，荣西又在离平户不远的东背振山的灵仙寺播种植茶，至今在其废址旁仍留有茶园和写有〈日本最初之茶树栽培地〉的石碑（图4）。

图4荣西植茶遗迹

1195年，荣西在九州的博多（即现福冈）创建圣福寺并在寺院植茶，至今，寺内仍留有茶园。1199年荣西受镰仓幕府的邀请而转赴镰仓。在那里，荣西受到将军源赖家及其母北条政子的归依并受地在镰仓开创万寿禅寺。从此由荣西所承传的中国南禅宗成为新兴的日本武士阶级的精神支柱及日本中世文化的热源点。1204年，荣西被准在京都创立建仁寺，此后荣西便来往于镰仓与京都之间，其宗教活动受到了京都朝廷和镰仓幕府的双重认可，并向将军荐茶。又据传：在1207年前后，荣西在京都邂逅名僧明惠上人（1173-1232）。两位高僧相见恨晚，阔谈宗义。其间荣西向明惠推荐茶饮，明惠欣然接受并在其主持的京都母尾山的高山寺开辟茶园。就此《母尾明惠上人传》中有一段记载：(译文)

荣西劝明惠饮茶，明惠就此请教医师，医师云：茶叶可遣困、消食、健心。当时茶在日本尚不普及，明惠再三奔走才找来两三株茶树植下。饮后果然有驱困之验，于是明惠令众僧服茶并大量植茶。或有人曰：荣西自南宋携回茶籽并赠送给明惠，由明惠植在母尾山中。

于今，在京都母尾山高山寺旁确有一片茶园，（图5）其高山寺内还珍藏有一个黑釉小陶罐，传说为荣西送与明惠之物，当时罐中有五粒荣西从天台山带回的茶籽。（图6）当然，关于播种天台山茶籽之事有明显的传说成分。因为此时的荣西已从南宋回国近20年，茶籽的发育能力是不可能如此持久的。但若假设其茶籽是从以天台山茶籽为母的茶树上采集而来还是有可能的。总之，荣西向明惠荐茶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为明惠十分热衰于茶的推广并成为荣西之后的日本茶界的领导人。

图5日本‘本茶’产地母尾            

 图6装过天台山茶籽的黑釉小茶罐

母尾山上有一条植被茂密的山谷，山谷的底部流淌着涓涓山泉，山泉蒸腾而形成浓雾，滋养着山涧两侧的母尾茶园，形成了最合适优质茶生长的小气候。由此母尾山的茶很快就名扬天下，成为其后的日本斗茶活动中的‘本茶’，即标本茶，并被移植到日本的各地。1217年，明惠和尚就将母尾茶苗赠与位于京都东南部郊区的宇治地区的人们，使宇治成为茶的名产地。尔后，人们又从宇治索取茶苗而使茶在静冈等地急速地普及开来。

自荣西撰写《吃茶养生记》推广南宋新茶法，一度衰退了日本饮茶走上了复兴之路。

荣西之后，随着南宋新茶法在日本的上层社会中普及开来，日本茶叶的种植面积和种植规模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不能说，荣西之后日本所植茶树均为荣西从天台山所携回的茶籽繁衍而成。事实上，在荣西之前，日本已存在一定规模的茶叶种植，而荣西的功绩主要在于介绍推广了新的制茶法和新的饮茶法。当然，他从天台山携回的茶种很有可能是新的优良茶种。在这里，笔者认为很有必要综述一下荣西以前的日本植茶情况。

在8世纪中叶，日本奈良地区就存在有少量的茶叶种植。这可以从东大寺的造佛所、抄经司的日常费用支出记录上得到佐证。例如，抄经司曾于740年的8月11日购入七把‘荼’，支出五文钱，造佛所曾于734年购入3736束‘荼’，支出1贯1百12文钱，专门抄写《一切经》的抄经组也曾于771年的5月、9月、12月购入了‘荼’。虽然‘荼’字比‘茶’多一划，其量词又是‘束’、‘把’，但笔者赞同此处的‘荼’便是‘茶’的见解。因为日本茶均属人工栽培的小叶种，加之日本奈良地区雨量丰沛、阳光充足，茶芽生长快、茶枝较软。采茶时不须用指甲掐，而用镰刀割下20-50公分的茶枝一并加工便可。（这种制茶法在1844年大藏永常撰写的《广益国产考》中仍有记载（图7））。将茶用‘束’、‘把’来数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所以说，在当时的奈良地区已有了一定规模的茶园。

图7 日本制茶法

在这里，产生了一个逻辑上的混乱。即日本茶不是由中唐以后的谴唐僧空海、最澄携回茶籽所繁衍的吗？（如同本著第二章所述）我们必须注意：一个物种的传播需要许多的传播者经过反复的实践才能获得成功。在空海、最澄来华（804年）以前已有15批遣隋、遣唐使回到日本，加之朝鲜半岛与日本的交流，可以说，在空海与最澄之前，中国茶在日本的登陆是完全有可能的。只不过是，在陆羽撰写《茶经》（780年）之后回国的空海和最澄对中国饮茶之文化做了鼓吹并留下了传播饮茶文化之足迹罢了。

至9世纪以后，日本关西一带便有了茶园。据《日本后记》记载：嵯峨天皇于815年4月出游至梵释寺，留学唐朝32年刚刚回国的永忠和尚为之煎茶，嵯峨天皇大为感动。也许是从永忠处得知大唐有贡茶之事，嵯峨天皇于当年的6月下令在现在的京都、大阪、滋贺、兵库等地植茶，每年上贡之。可惜日本的皇权不及中国的强大，其命令没有完全奏效。但在皇宫的东北角却一直存在有一块茶园。（图4-9）这茶园属典药寮管辖，由造茶所具体负责采摘制做成茶饼，专贡国家的庆典仪式之用。那时，皇宫要在春秋两季各举办一次祈祷国泰民安的百僧诵经会。会后都要请百僧喝茶。除皇宫内的茶园之外，在关西还有一些地零散的私人或寺院属的茶园。比如在10世纪末的日本汉学家、诗人岛田忠臣（823-891）的诗文里就有“见我铫中失鱼眼，闻君园里成茗芽”之句此诗是写给一位叫滋十三的朋友，全诗的大意是求滋十三在其家的茶园里摘些茶送来，可见在当时的平安京（即现在的京都），一些爱好饮茶的贵族们在自家院子里植少量的茶以自给自足恐怕是一种时尚。又比如，在庆滋保胤（？--1002）的一篇游记〈药王寺访问记〉中记载道：

参河州碧海郡有一道场曰药王寺。为行基菩萨昔日建立之所。圣迹虽旧，风物惟新。前有碧琉璃之水，后有黄綊缬之林，有草堂、有茅屋、有藏经、有钟楼、有茶园、有药圃。

文中提到的行基（668-749）是一位热心于公众事业的僧人。他曾在各地建堂舍49处，并在其堂舍的周围植茶，只为挽救苦海里的众生。如果有关行基的记载没错的话，那么，当庆滋保胤造访药王寺时，其茶园已有250年左右的历史了。

到11世纪，日本的茶叶种植就扩大到了关西以外的地区。写于1069年至1074年之间的《总国风土记》中这样说：“后三条天皇（1068-1072在位）时，全国著名的茶产地有甲斐国（现山梨县）的八代郡、参河国（现爱知县）的八名郡、但马国（现兵库县）。”（注6）其中的山梨县和爱知县属日本的中部地区，说明日本的茶产地是以京都为中心逐渐向四周发展的。至于各地茶园的规模及其产量，由于史料的匮乏而无法整理。但在荣西以前在日本确实有一定范围、一定规模的茶叶栽培之事是毫无疑问的。

难怪荣西在《吃茶养生记》中也说：“我朝日本昔嗜爱之，不可不摘。”这就说明现成的茶树是有的，只不过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荣西还说：“我国人不知采茶法，故不用之，反讥之日，非药。”这里所言的采茶法恐怕是荣西所提倡的蒸青散茶制法。另外，荣西将茶是作为养生之仙药来推广的，所以荣西对当时的日本医生不以茶为药的行为表示了愤怒。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荣西撰写《吃茶养生记》的地点是在镰仓，镰仓地处日本的关东地区，在荣西之前尚未发现有茶叶的栽培。加之《吃茶养生记》是为镰仓幕府的第三代将军源实朝而撰，（至少在形式上是献给实朝的）作为关东人的源实朝很有可能不知茶是怎么回事。所以《吃茶养生记》对茶的基础知识进行了介绍，这很容易给后人类带来误会。

当然，在荣西的《吃茶养生记》发表之后，关东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几乎就在那之后的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镰仓附近就有了许多茶园。并且，镰仓是继京都之后的又一个茶园集中地区，这一方面说明了日本的镰仓时代（1192-1333）之政治中心的转移，亦说明日本茶的消费层在古代只限于贵族及上级武士阶层的史实。

在谈及荣西之后的日本关东地区的茶叶生产情况时，有必要以一位人物为中心来整理有关的茶史资料，那就是金泽贞显（1278-1333）。金泽贞显的祖上是镰仓幕府的执权（摄政王），金泽贞显也曾任此职。金泽贞显的祖父北条实时（1224-1276）是个大学者，他爱好儒学，崇仰佛学并归依于日本当时的律宗名僧--睿尊。北条实时有一处庄园位于现横滨市金泽区，古亦称金泽，由此，其后代便改姓为金泽。北条实时在金泽庄园里修建了称名寺和金泽文库，其盛况至金泽贞显时达到顶点。金泽庄园仅离镰仓10公里左右，并且是镰仓的通海口。在金泽庄园内就控制着一个贸易港口--六浦津。如前所述，镰仓幕府从一开始就对日宋贸易持放任政策，双方贸易频繁，1230年幕府甚至下令，其后以上缴宋钱为各地庄园的纳贡形式。1254年，镰仓幕府担心西南地区的势力因日宋贸易而过度增长，决定每年驶宋日船为五艘。1264年竟命令大宰府（幕府设置在福冈的地方行政机关）停止派遣“御用贸易船。”在此形势下，作为金泽直系管理的六浦津进口了多少中国物品是可以想像的。金泽文库所收集到的大量的汉籍及中国文物无不与此有关。同时金泽庄园内的称名寺的茶园及爱茶至极的金泽贞显的出现亦绝非是偶然的。

在金泽文库所存的文献里有不少金泽贞显的书信，其中曾涉及到了饮茶及茶园之事。比如，在镰仓任职的金泽贞显写信给称名寺的住持剑阿。其中写道：（译文）“刑部人大近日要回京都，明日，我将举宴为之饯行，此刻，茶最为要事。但先日所送之茶早已用完。请将寺中最上等的茶速送一点来，明日恐怕有一些爱吃茶者到会，勿必千方百计。……我平日所用的京都产的茶全靠小儿显助（京都某寺院僧人）邮送，不巧显助近来回镰仓小住，因之，京都茶亦无法弄到。切求助于诸位，请多关照。”（注7）

通过这则史料，我们可以捕捉到以下信息：（1）称名寺里有茶园，其茶提供给庄园主--金泽贞显用。（2）在镰仓有一些爱吃茶的人。（3）在京都寺院修行的儿子常给金泽贞显捎茶来。（4）在一些较正规的宴会上必须备茶。

金泽贞显身为执权（摄政王）如此地珍爱饮茶，这对于当时的武士阶层肯定是有影响的。事实也正是如此。至镰仓末年，关东地区的茶园已遍布四处。到了采茶的季节，新茶呈现出频繁流动的场面。金泽贞显在给镰仓极乐寺僧人顺忍的信中说“收到了贵寺捎来的新茶。近日正值采茶季节，处处有新茶流动，但贵寺的茶味道极佳，勘称为最。”（注8）可见当时的日本茶叶生产的规模与分布有很大的发展。据孙容成的研究：至14世纪末，在日本的各地区有从文献上可查找的33处茶园。其中当然以京都最多，镰仓居其次。这些茶园早期时集中于寺院，但后来随着饮茶的普及，在贵族的庄园里亦开始出现。（注9）1262年，当奈良西大寺的睿尊和尚受到北条实时之邀去镰仓传法时，在共23天的旅途中曾有过7次的“贮茶”的记录。（注10））“贮茶”一词可理解为众人施茶，也可理解为个人饮茶，其所用之茶也可能是由当地提供的，也可能是睿尊自己携带的。但无论如何这说明了饮茶活动在日本的展开情况。更何况睿尊“贮茶”路过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后来的茶叶盛产地，可见睿尊贮茶之事与各地的产茶情况是有联系的。更有，在睿尊主持的奈良西大寺，自1239年起就于每年的春季举行大型茶会。大茶会上用的茶碗极大，（图8）口径约30公分。所点的末茶可供15人共饮。（此茶会延续至今）试想用这么大的茶碗来款待众僧、施主的话，没有足够的茶叶生产做后盾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西大寺就有茶园的。据《西大寺文书》所记，1317年西大寺的茶园遭到歹徒的抢劫，数百棵茶树被砍。可见西大寺的茶园是有一定规模的。

图8日本西大寺巨瓯点茶

据孙容成考证，至15世纪下半，即1467年以前，有史料可查的日本各地茶园已有61处。除京都、镰仓两个茶叶集中产区之外，静冈的茶园也上升至显著的地位。这与晚于荣西50年的来华日僧圣一国师（1202-1280）的贡献有关。圣一国师曾于1235-1241年参禅于径山寺无准师范手下，他回国后将携回的径山茶籽播种于家乡静冈县，致使静冈逐渐成为日本的名茶产地。南宋、元时期，有数百名日僧来华学习考察，象荣西、圣一国师这样携中国茶籽回国者恐怕为数不少。日本茶叶种植面积的扩大是一个通过多种渠道，多方面交流、移植而形成的过程，这样说恐怕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谈及日本茶园的扩大问题之时，有一个不可避开的问题，即茶园面积和茶产量的问题。在这里，我仍然要引用孙容成的研究。据其考证：当时的茶园面积都是很小的。据《临川寺重书案文》的记载，1354年时的临川寺的茶园面积为“东西6丈、南北11丈”，此例还算是大的。许多茶园只有“丈许”，每年的产茶量在十斤左右。如《金泽文库古文书》之〈随自意抄〉的第七纸背上就记载着一例：“制春茶4斤，后又采制2斤，又采制1斤，另有茶末子1斤多。”总共还不足10斤。当然也有个别产茶多的记录，比如位于奈良地区的兴福寺的茶园于1254年产茶100。，但总的来说，当时日本茶的产量是极少的。饮茶者的范围也只限于僧侣、贵族。为说明这一点，可举出一则史料如下。

写于1279-1283年的佛教启蒙书《沙石集》里收集了这样一段关于饮茶的趣闻：一个人放牛的路过寺院，看到和尚们在喝看什么好喝的东西，便问：“你喝的是什么？”和尚得意地回答说：“是茶。茶有三个功德。一是喝了茶不发困。”放牛的说：“我白天干活累得要死，只有晚上睡觉是我的享受。睡不着觉的话太痛苦，我不喝茶。”和尚又说：“二是喝茶可以助消化。”放牛人说：“我每天能吃到的东西很少，再增进食欲的话怎么得了。”和尚又说：“第三个功德是令人远房事。”放牛人说：“娶媳妇是我美好的愿望，看来这茶是与我无缘了。”可见荣西之后的日本植茶、饮茶之事虽有了长足的进展，但其规模和范围还是相当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