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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中把茶与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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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茶的美文:茶与禅的渊源

茶文化发展背景——茶事南兴 茶道远扬

 我国的茶文化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萌芽,历经唐代的兴盛发展,到了宋代成就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所以历来有“兴于唐而盛于宋”的说法。而茶文化的起源及发展主要是在我国南方一带完成的,这与茶器的发展有着重要关联。尤其是在唐代以前,陶瓷生活器皿的制造主要集中在这一区域。在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历史时期,饮茶之风开始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品茶方式较之前朝更为讲究,鉴赏之水平也有所提高,茶文化逐渐成为社会各阶层所崇尚的礼仪与风尚。譬如,在国力强盛的盛唐、北宋等时期,繁荣的商业贸易使得茶文化的发展得到了充分的推动。宋人蔡条《铁围山丛谈》中曾说:“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佑陵时盖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另有文对北宋生活描述中记载:“北宋时期建州地区年均产茶量超过三百万斤。茶己成为如王安石所说像柴米油盐一样的常规性饮品。”宋政府还有一条规定:“宋选人、使臣等无职田或职田不足者,于俸禄外另给茶汤钱”。由此可见当时对饮茶的重视。


 

从茶艺与茶道精神来讲,唐宋时期成就了茶文化的经典内核。这不仅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有重要关联,更为关键的是其理论水平的发展水平。譬如唐代,茶圣陆羽所撰的《茶经》,已经成为古今茶文化理论的领袖之作。宋代在此前的基础上实现了进一步发展,由于宋代茶事的流程更为复杂,因而相应的文献著作也记载得更为具体。在其后的发展中,逐渐细化为采、拣、蒸、榨、研、造、过黄七步,其采茶“每日常以五更挝鼓”,且“以甲而不以指”。所采摘的茶经过进一步拣茶环节,去除品质不佳者,令茶的最终质量大为提高;同时,在蒸茶环节之后加入了榨、研等细节化的工艺,使得茶中的杂味尽除,茶末也由此更显精细。唐代时期以煮茶为主流烹茶方式,而宋代茶艺则在此基础之上创造出另一种饮茶方式——斗茶。所谓斗茶,又称茗茶,它是古人聚集一堂品茶并评价其品质优劣的一种集会形式。斗茶的兴起主要源于宋代皇帝对于茶事的热衷,追求茶的品质之上乘。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此带动了这一时期特殊的饮茶风气。众人皆以能得茶之绝品为荣,使得斗茶在当时成为了一种时尚。宋微宗在《大观茶论》序中谈到“天子之士,励志清白,竟为闲暇修导之玩,莫不辟玉锵金,啜莫咀华较筐策之精,争鉴别裁之。”这便是文人们斗茶时的盛况。


 

从社会层面来看,茶事鼎盛时期一般都呈现由中间向宫廷和市井上下两层发展。即从最初的达官显贵专属,到后期的全民皆用。早在宋朝建立之初,上至皇帝下至群臣,皆以饮茶为当世之风尚。据史料记载,宋徽宗本人对饮茶活动情有独钟,并亲自撰写茶艺品评的文章《大观茶论》,以此形式在表达自己对热衷于茶的同时,也以天子之尊倡导大众饮茶斗茶。而随着宫廷贵族饮茶之风的盛行,民间也兴起一股“茶热”,于是,茶肆(类似茶馆)开始大规模普及。北这种场景在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有着巧妙的反映,其中,在京城汴梁及汴河两岸繁华与热闹气氛的烘托下,分布于街边的茶肆生意兴隆,客人络绎不绝。事实上,饮茶活动已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必不可少的项目,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因而,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而言,“茶是平凡的物质存在,又是高尚的精神享受,茶是百姓的寻常必需,又是国家的经国大事。”


 

历史上,许多文人雅士纷纷借助诗词歌赋、书法绘画等形式寄情于茶,在相关的诗歌及书画作品中往往可见这类表现题材,这对茶文化的发展兴盛也起到了重要的文化思想推动作用。宋代许多著名的诗词大家,包括苏轼、黄庭坚、陆游、辛弃疾、李清照等,皆吟过许多以茶为题的诗词,其中陆游还获得了“茶状元”的雅号。而在关于饮茶文化的文章中,除了宋徽宗所著的《大观茶论》之外,还有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这本论著从种植、采制、点茶、贮藏等方面均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为后人对当时茶文化的系统性了解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此外还有黄儒的《品茶要录》、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吕惠卿的《建安茶记》、刘异的《北苑拾遗》等。足以见茶事与茶文化的同步兴盛。


 

禅宗美学的兴起与发展

 

禅宗文化是伴随禅宗的起源、发展、进化而来的,是佛教自公元 67 年由印度传入我国以后,与儒道释思想相融合,形成具有中国文化传统底蕴的禅宗文化。它提倡即心即佛,将佛教深玄的理论体现日常生活之中,不重说教,只重证悟,从而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所呈现的独特理性思辨和精神风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学和艺术的创作,如白居易、陶渊明等文学家的诗歌与文化创作,包括宋代以后的水墨山水画和宋明理学等都受其所吸收和借鉴,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人文精神的的特色。禅宗文化不仅重铸了中华民族的人生哲学,陶冶中国知识分子的审美观念,而且极大丰富了知识阶层的理性思维,在哲学史、文化史、思想史、设计史上起着特殊的意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唐宋时期崛起的禅宗美学, 曾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美学及艺术, 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美学虽然在表现形态上看是极为复杂的,但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四大思潮:儒家美学、道家美学、楚骚美学、禅宗美学。如果说儒家美学是中国美学的开端,那么禅宗美学的面世则标准着中国美学走向成熟。禅宗美学以其独特的审美理念和美学范畴丰富了中国传统美学宝库,对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美学及艺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举凡诗论、画论、书论, 以及诗歌、绘画、戏曲、小说、书法、雕塑等各个艺术创作领域、艺术理论领域和美学领域, 几乎无一不受到禅宗美学的冲击、渗透和熔铸。


 

禅宗美学的本质是一种追求生命自由的生命美学,它是对生命的思考,是对存在本体论层面的审美的思考。《坛经》有云:“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边誓愿学,无上佛道誓愿成。……见自性自净,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可见禅宗把人的主体性推到了极点,强调顿渐之悟,主张一切亲证,追求自由的人格和自然的境界。禅宗追求自我拯救或解脱,“自心是佛”是它树立的一面,超脱世俗烦恼而成佛是它破除的一面,体现出一种纯自然状态的素朴美。禅宗的素朴美学所传达的是一种素美的内在精神与外在表征,透过岁月的沉潜呈现出一种顺乎自然、不刻意造作的“涩”的美感,不是即刻吸引众人的目光,而是不断地享受回味无穷的美感经验。它所呈现出的美是独特的性灵之美,虽不耀眼,但有种无法言语的自然韵味慢慢地散发出来,即便是平凡之姿,也会被沉淀后的自然韵味所升华。这种素朴精神的原则是所有事物和谐的价值,且以自然为基础,并且关心与自然地和谐之美。


 

作为汉传佛教宗派的重要组成之一,禅宗的称谓源于其主张修习禅定的意旨,故名禅宗。此外,又因其以参究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为教义宗旨,因而禅宗亦称作佛心宗。据佛经中记载,佛祖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面对着百万弟子,轻轻地手拈一枝花,向大众环示一圈,自始至终一语不发。弟子们纷纷对其涵义疑惑不解,而唯有大弟子摩诃迦叶,笑而不语。继而佛祖当众宣布:“吾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此中关于“佛祖拈花,唯迦叶一笑”的典故便引发了禅宗的开始。禅宗在中国的传入最早源于菩提达摩,此后,盛于六祖慧能,在唐代中后期逐渐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形式,也是汉传佛教最重要的宗教象征之一。禅宗代表作为《六祖坛经》,主要教义为《金刚经》、《楞伽经》、《大乘起信论》。受其时代的影响和制约,禅宗从酝酿、发生到发展壮大,在中国佛教中形成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独特派别,中国独立发展出天台宗、华严宗与禅宗三个本土佛教宗派,但禅宗最具独特性格。从思想渊源上说,中国禅宗从酝酿到形成,与佛教禅学传播有联系,虽说是菩提达摩传至中国,但隋唐以后的禅宗思想,主要是产生于中国,塑造于中国。


 

“东成西就”——禅宗美学的源流及特征

 

中国的学者对禅宗美学的研究也有一些比较独特的观点和看法,不同程度的总结了禅宗美学的基本特征。皮朝纲认为:“禅宗美学是一种生命美学。是一种随缘任适、自然适意、一切皆真、宁静淡远而又生机勃勃的自由境界。禅宗美学又是一种体验美学,关注和体验人的内在生存意义。”张育英认为:“禅宗给文人画所带来的影响是:抒写主观心灵、物我同化的创作迫求、含蓄朦胧的审美理想。”;崔元和认为禅宗美学的基本特征是:“摆脱羁绊的精神解放、超越概念的直觉思维、物我同一的審美境界、淡薄宁静的人生态度、生机盎然的心灵世界。”禅宗美学的基本特征概括为:自由随性、淡泊宁静、隐喻象征。


 

禅宗思想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也称其为十六字玄旨。禅宗美学的本性是追求自由的,可以从其“不立文字”的教义以及其追求摆脱世俗羁绊的态度中看出。禅宗美学具有自由随性的基本特征,虽然禅宗是一种宗教流派,但他却具有“革命”的性质。六祖慧能提出的“不立文字”等教义以及不读经、不理佛、不坐禅等观点,甚至是发展到后来的通过呵佛骂祖,谤道焚经等激烈的方式去动摇和破坏宗教的权威,其根本的目的都是想通过摆脱外在的一切禁锢的思想,重新塑造人们内心的精神世界,以便为自己建立一个完全依靠自我的精神家园。这集中表现在禅宗思想中“即心即佛”理论。在倡导“直指心源”、“顿悟成佛”的同时,进一步涤除一切外在的思想束缚,实现自我的精神解放,以此作为自我内心顿悟的根本前提。禅宗通过断绝一切外在的束缚,通过自我,实现觉悟。这也进一步说明禅宗美学是追求自由和精神解放的。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因此禅宗的自我精神的解放思想并不能引导人们走向客观世界,相反带领人们走向了极度内在的主观世界。所以说禅宗这种极具主观唯心主义色彩的自我精神解放和自由的追求并不在于实在的客观世界,而是转化为一种审美心理。因此,禅宗美学的追求自由以及自我精神的解放正是审美活动得以展开的前提和基础。


 

禅宗通过“空”来表达一种淡泊宁静的人生态度,禅宗美学思想认为,人应该如同空中的鸟、水中的鱼一样,自由自在,不被束缚,这正是它非逻辑性的原因所在。通过自心的调节来达到主体自我与客体自然界的和谐统一,达到精神的超脱。禅宗把自然和人生都带入了“空”的境界,因此产生了追求自然,淡泊宁静的生活情趣,最终形成了淡泊宁静的审美追求。


 

“茶禅一味”——禅、茶、器在历史维度上的契合

 

魏晋至唐宋时期,是禅茶文化走向高度发展的历史阶段。这种文化变革,是综合了多方面因素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其一,这一时期的文人爱茶,并将饮茶之风视为一种文化行为。其二,佛教与禅宗对茶文化的浸染。事实上,这二者之间的联系早已有之,魏晋之时,僧侣们便开始饮茶。到了唐朝,佛教兴盛,环境的优越促发了茶叶的种植规模。加之,茶以及茶道中蕴含了丰富的佛教禅宗思想,如“清净”、“戒持”等等,人们在饮茶这项简单的活动中“悟道”,精神境界为之提高。而宋代之时更是蔚然。僧人皎然诗云:“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由此可见,饮茶在当时已被视作一定程度上的参禅行为。其三,宫廷贵族对于饮茶的推崇。饮茶之风不仅限于民间,以帝王将相、宫廷贵族为代表的上层阶级亦将此奉为重要活动。宫廷常设茶宴,以茶赐近臣,“赐饮于曲水兵察常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此外亦有“天子下廉亲考试,官人手里过茶汤”之诗句。可见,茶在当时已经从一种简单的行为活动升格为重要的宫廷礼制,包含了一定的政治意味。于是其也不可避免地被商品市场所驱使,所有与之相关的环节如种茶、制茶、煎茶甚至包括茶器均逐渐走向专业化、规范化;并由此进一步促进了茶文化的更迭演进。


 

由此可见,无论是茶之味,还是茶之器,皆因来自文人、宗教、帝王等方面因素的大力推动,将这种原本只是一种简单的、带有浓重民俗意味的行为升华为具有思想境界、思维意识乃至政治内涵的文化形式。而茶也缘此承载了来自儒、释、道的思想内涵。

【茶文化小知识】茶与禅的渊源

茶文化发展背景——茶事南兴 茶道远扬

我国的茶文化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萌芽,历经唐代的兴盛发展,到了宋代成就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所以历来有“兴于唐而盛于宋”的说法。而茶文化的起源及发展主要是在我国南方一带完成的,这与茶器的发展有着重要关联。尤其是在唐代以前,陶瓷生活器皿的制造主要集中在这一区域。在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历史时期,饮茶之风开始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品茶方式较之前朝更为讲究,鉴赏之水平也有所提高,茶文化逐渐成为社会各阶层所崇尚的礼仪与风尚。譬如,在国力强盛的盛唐、北宋等时期,繁荣的商业贸易使得茶文化的发展得到了充分的推动。宋人蔡条《铁围山丛谈》中曾说:“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佑陵时盖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另有文对北宋生活描述中记载:“北宋时期建州地区年均产茶量超过三百万斤。茶己成为如王安石所说像柴米油盐一样的常规性饮品。”宋政府还有一条规定:“宋选人、使臣等无职田或职田不足者,于俸禄外另给茶汤钱”。由此可见当时对饮茶的重视。


 

从茶艺与茶道精神来讲,唐宋时期成就了茶文化的经典内核。这不仅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有重要关联,更为关键的是其理论水平的发展水平。譬如唐代,茶圣陆羽所撰的《茶经》,已经成为古今茶文化理论的领袖之作。宋代在此前的基础上实现了进一步发展,由于宋代茶事的流程更为复杂,因而相应的文献著作也记载得更为具体。在其后的发展中,逐渐细化为采、拣、蒸、榨、研、造、过黄七步,其采茶“每日常以五更挝鼓”,且“以甲而不以指”。所采摘的茶经过进一步拣茶环节,去除品质不佳者,令茶的最终质量大为提高;同时,在蒸茶环节之后加入了榨、研等细节化的工艺,使得茶中的杂味尽除,茶末也由此更显精细。唐代时期以煮茶为主流烹茶方式,而宋代茶艺则在此基础之上创造出另一种饮茶方式——斗茶。所谓斗茶,又称茗茶,它是古人聚集一堂品茶并评价其品质优劣的一种集会形式。斗茶的兴起主要源于宋代皇帝对于茶事的热衷,追求茶的品质之上乘。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此带动了这一时期特殊的饮茶风气。众人皆以能得茶之绝品为荣,使得斗茶在当时成为了一种时尚。宋微宗在《大观茶论》序中谈到“天子之士,励志清白,竟为闲暇修导之玩,莫不辟玉锵金,啜莫咀华较筐策之精,争鉴别裁之。”这便是文人们斗茶时的盛况。


 

从社会层面来看,茶事鼎盛时期一般都呈现由中间向宫廷和市井上下两层发展。即从最初的达官显贵专属,到后期的全民皆用。早在宋朝建立之初,上至皇帝下至群臣,皆以饮茶为当世之风尚。据史料记载,宋徽宗本人对饮茶活动情有独钟,并亲自撰写茶艺品评的文章《大观茶论》,以此形式在表达自己对热衷于茶的同时,也以天子之尊倡导大众饮茶斗茶。而随着宫廷贵族饮茶之风的盛行,民间也兴起一股“茶热”,于是,茶肆(类似茶馆)开始大规模普及。北这种场景在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有着巧妙的反映,其中,在京城汴梁及汴河两岸繁华与热闹气氛的烘托下,分布于街边的茶肆生意兴隆,客人络绎不绝。事实上,饮茶活动已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必不可少的项目,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因而,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而言,“茶是平凡的物质存在,又是高尚的精神享受,茶是百姓的寻常必需,又是国家的经国大事。”


 

历史上,许多文人雅士纷纷借助诗词歌赋、书法绘画等形式寄情于茶,在相关的诗歌及书画作品中往往可见这类表现题材,这对茶文化的发展兴盛也起到了重要的文化思想推动作用。宋代许多著名的诗词大家,包括苏轼、黄庭坚、陆游、辛弃疾、李清照等,皆吟过许多以茶为题的诗词,其中陆游还获得了“茶状元”的雅号。而在关于饮茶文化的文章中,除了宋徽宗所著的《大观茶论》之外,还有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这本论著从种植、采制、点茶、贮藏等方面均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为后人对当时茶文化的系统性了解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此外还有黄儒的《品茶要录》、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吕惠卿的《建安茶记》、刘异的《北苑拾遗》等。足以见茶事与茶文化的同步兴盛。


 

禅宗美学的兴起与发展

 

禅宗文化是伴随禅宗的起源、发展、进化而来的,是佛教自公元 67 年由印度传入我国以后,与儒道释思想相融合,形成具有中国文化传统底蕴的禅宗文化。它提倡即心即佛,将佛教深玄的理论体现日常生活之中,不重说教,只重证悟,从而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所呈现的独特理性思辨和精神风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学和艺术的创作,如白居易、陶渊明等文学家的诗歌与文化创作,包括宋代以后的水墨山水画和宋明理学等都受其所吸收和借鉴,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人文精神的的特色。禅宗文化不仅重铸了中华民族的人生哲学,陶冶中国知识分子的审美观念,而且极大丰富了知识阶层的理性思维,在哲学史、文化史、思想史、设计史上起着特殊的意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唐宋时期崛起的禅宗美学, 曾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美学及艺术, 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美学虽然在表现形态上看是极为复杂的,但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四大思潮:儒家美学、道家美学、楚骚美学、禅宗美学。如果说儒家美学是中国美学的开端,那么禅宗美学的面世则标准着中国美学走向成熟。禅宗美学以其独特的审美理念和美学范畴丰富了中国传统美学宝库,对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美学及艺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举凡诗论、画论、书论, 以及诗歌、绘画、戏曲、小说、书法、雕塑等各个艺术创作领域、艺术理论领域和美学领域, 几乎无一不受到禅宗美学的冲击、渗透和熔铸。


 

禅宗美学的本质是一种追求生命自由的生命美学,它是对生命的思考,是对存在本体论层面的审美的思考。《坛经》有云:“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边誓愿学,无上佛道誓愿成。……见自性自净,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可见禅宗把人的主体性推到了极点,强调顿渐之悟,主张一切亲证,追求自由的人格和自然的境界。禅宗追求自我拯救或解脱,“自心是佛”是它树立的一面,超脱世俗烦恼而成佛是它破除的一面,体现出一种纯自然状态的素朴美。禅宗的素朴美学所传达的是一种素美的内在精神与外在表征,透过岁月的沉潜呈现出一种顺乎自然、不刻意造作的“涩”的美感,不是即刻吸引众人的目光,而是不断地享受回味无穷的美感经验。它所呈现出的美是独特的性灵之美,虽不耀眼,但有种无法言语的自然韵味慢慢地散发出来,即便是平凡之姿,也会被沉淀后的自然韵味所升华。这种素朴精神的原则是所有事物和谐的价值,且以自然为基础,并且关心与自然地和谐之美。


 

作为汉传佛教宗派的重要组成之一,禅宗的称谓源于其主张修习禅定的意旨,故名禅宗。此外,又因其以参究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为教义宗旨,因而禅宗亦称作佛心宗。据佛经中记载,佛祖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面对着百万弟子,轻轻地手拈一枝花,向大众环示一圈,自始至终一语不发。弟子们纷纷对其涵义疑惑不解,而唯有大弟子摩诃迦叶,笑而不语。继而佛祖当众宣布:“吾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此中关于“佛祖拈花,唯迦叶一笑”的典故便引发了禅宗的开始。禅宗在中国的传入最早源于菩提达摩,此后,盛于六祖慧能,在唐代中后期逐渐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形式,也是汉传佛教最重要的宗教象征之一。禅宗代表作为《六祖坛经》,主要教义为《金刚经》、《楞伽经》、《大乘起信论》。受其时代的影响和制约,禅宗从酝酿、发生到发展壮大,在中国佛教中形成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独特派别,中国独立发展出天台宗、华严宗与禅宗三个本土佛教宗派,但禅宗最具独特性格。从思想渊源上说,中国禅宗从酝酿到形成,与佛教禅学传播有联系,虽说是菩提达摩传至中国,但隋唐以后的禅宗思想,主要是产生于中国,塑造于中国。


 

“东成西就”——禅宗美学的源流及特征

 

中国的学者对禅宗美学的研究也有一些比较独特的观点和看法,不同程度的总结了禅宗美学的基本特征。皮朝纲认为:“禅宗美学是一种生命美学。是一种随缘任适、自然适意、一切皆真、宁静淡远而又生机勃勃的自由境界。禅宗美学又是一种体验美学,关注和体验人的内在生存意义。”张育英认为:“禅宗给文人画所带来的影响是:抒写主观心灵、物我同化的创作迫求、含蓄朦胧的审美理想。”;崔元和认为禅宗美学的基本特征是:“摆脱羁绊的精神解放、超越概念的直觉思维、物我同一的審美境界、淡薄宁静的人生态度、生机盎然的心灵世界。”禅宗美学的基本特征概括为:自由随性、淡泊宁静、隐喻象征。


 

禅宗思想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也称其为十六字玄旨。禅宗美学的本性是追求自由的,可以从其“不立文字”的教义以及其追求摆脱世俗羁绊的态度中看出。禅宗美学具有自由随性的基本特征,虽然禅宗是一种宗教流派,但他却具有“革命”的性质。六祖慧能提出的“不立文字”等教义以及不读经、不理佛、不坐禅等观点,甚至是发展到后来的通过呵佛骂祖,谤道焚经等激烈的方式去动摇和破坏宗教的权威,其根本的目的都是想通过摆脱外在的一切禁锢的思想,重新塑造人们内心的精神世界,以便为自己建立一个完全依靠自我的精神家园。这集中表现在禅宗思想中“即心即佛”理论。在倡导“直指心源”、“顿悟成佛”的同时,进一步涤除一切外在的思想束缚,实现自我的精神解放,以此作为自我内心顿悟的根本前提。禅宗通过断绝一切外在的束缚,通过自我,实现觉悟。这也进一步说明禅宗美学是追求自由和精神解放的。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因此禅宗的自我精神的解放思想并不能引导人们走向客观世界,相反带领人们走向了极度内在的主观世界。所以说禅宗这种极具主观唯心主义色彩的自我精神解放和自由的追求并不在于实在的客观世界,而是转化为一种审美心理。因此,禅宗美学的追求自由以及自我精神的解放正是审美活动得以展开的前提和基础。


 

禅宗通过“空”来表达一种淡泊宁静的人生态度,禅宗美学思想认为,人应该如同空中的鸟、水中的鱼一样,自由自在,不被束缚,这正是它非逻辑性的原因所在。通过自心的调节来达到主体自我与客体自然界的和谐统一,达到精神的超脱。禅宗把自然和人生都带入了“空”的境界,因此产生了追求自然,淡泊宁静的生活情趣,最终形成了淡泊宁静的审美追求。


 

“茶禅一味”——禅、茶、器在历史维度上的契合

 

魏晋至唐宋时期,是禅茶文化走向高度发展的历史阶段。这种文化变革,是综合了多方面因素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其一,这一时期的文人爱茶,并将饮茶之风视为一种文化行为。其二,佛教与禅宗对茶文化的浸染。事实上,这二者之间的联系早已有之,魏晋之时,僧侣们便开始饮茶。到了唐朝,佛教兴盛,环境的优越促发了茶叶的种植规模。加之,茶以及茶道中蕴含了丰富的佛教禅宗思想,如“清净”、“戒持”等等,人们在饮茶这项简单的活动中“悟道”,精神境界为之提高。而宋代之时更是蔚然。僧人皎然诗云:“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由此可见,饮茶在当时已被视作一定程度上的参禅行为。其三,宫廷贵族对于饮茶的推崇。饮茶之风不仅限于民间,以帝王将相、宫廷贵族为代表的上层阶级亦将此奉为重要活动。宫廷常设茶宴,以茶赐近臣,“赐饮于曲水兵察常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此外亦有“天子下廉亲考试,官人手里过茶汤”之诗句。可见,茶在当时已经从一种简单的行为活动升格为重要的宫廷礼制,包含了一定的政治意味。于是其也不可避免地被商品市场所驱使,所有与之相关的环节如种茶、制茶、煎茶甚至包括茶器均逐渐走向专业化、规范化;并由此进一步促进了茶文化的更迭演进。

由此可见,无论是茶之味,还是茶之器,皆因来自文人、宗教、帝王等方面因素的大力推动,将这种原本只是一种简单的、带有浓重民俗意味的行为升华为具有思想境界、思维意识乃至政治内涵的文化形式。而茶也缘此承载了来自儒、释、道的思想内涵。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文章转自“世界茶文化图书馆”

禅茶述说

禅卧一柱香,茶枕半瓯泉;寒门出桂子,恶水度花莲。

西天伴佛苦,东土遇仙难;芸芸众僧愕,禅茶一味闲。

我们中国人,常常以“博大精深”自诩。但是,我们中国人,不会以“博大精深”自欺。说到“博大精深”,我们中国人总是盛气十足。但盛气归盛气,这一盛气之中,绝不含凌人的意思。因为,我们中国人的盛气,是有容乃大式的,是兼善天下式的。不像小气的东洋鬼子,吃人家饭,穿人家衣,却虚伪奸诈,不敬衣钵。也不像流气的西洋鬼子,干海盗事,发战争财,却厚颜无耻,横行霸道。在我们中国的“博大”里,有属于自己的基因(科学的说法),也有来自外部的宿命(佛家的说法)。我们因“外来”而“博”,“外来”也以我们为大。这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盛气的“博大”,在数千年里,在许多地方,都留下过难以磨灭的,深刻的印迹。其中最尽人皆知的,就是在我们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禅茶”。有时候,人们又会管它叫做“禅茶一味”。

“禅”是舶来之物。“禅”字在梵语里的意思是“静思”(“梵”字在佛教典籍中,是传说创造文字的人。“梵语”是古印度的书面语,佛经原著,都是用“梵语”来书写的)。佛教传入我们中国四百年后的公元520年,一个天竺和尚(“天竺”是印度的古称),来到中国,正好赶上,中国历史上文化发达却思想混乱的“南北朝”时期。这个和尚,鸿运当头,南朝的梁武帝,以高规格礼遇,将他“迎至金陵”。因为此时的南梁王朝,正值“处处见庙宇,家家有僧尼”,举国上下,一派佞佛景象。梁武帝是个会立法的皇帝,更是个会立佛的皇帝。他还是我们中国第一个以“儒释道”三教精神,治国,治官,治民,并把佛教当成国教的皇帝。这个时候,这个和尚,带着佛家禅宗思想到中国来,真可谓赶上了天时,碰对了地利,凑准了人和。这位来得巧的和尚,就是天竺禅宗第二十八祖,天竺人,“菩提达摩”。中国正宗心印派“禅”缘,就是从他“菩提达摩”开始的。之后,有了“二祖”。“二祖”之后,又有了“三祖”。“三祖”之后,又有了“四祖”。“四祖”之后,又有了“五祖”。“五祖”之后,又有了“六祖”。还有了“五家七宗”。还有了“南宗”、“北宗”。他“菩提达摩”做了“东土初祖”。也有人管他叫做“中华初祖”。

“茶”是我们中国的土产,是土生土长的土货。“土”的意思,指的是“乡土”的“土”,指的是“故土”的“土”。因为我们中国,是“茶”的原生地,是“茶”盛气的家园。

关于“茶”的原生地,有个西洋鬼子,另有一番“高”见。十九世纪初,这个西洋鬼子在印度服兵役时,见到那里有树高叶大的野生大茶树。他以“高”,以“大”,以“野”为根据,得出印度茶树的树种,就是茶树的原种,印度即茶树原生地的结论。很显然,这个西洋鬼子犯了一个站得不够高,看得不够远的错误。作为一个军人,如此错误犯在枪杆子上,就算跑靶,大方向总还不至于错。但作为一个学者,如此错误犯在笔杆子上,所失毫厘,恐怕除了千里之谬,还有千年之差。我们中国两千多年前,就有一部释词述物的小书,书名叫做《尔雅》,书中就有关于野生大茶树的文字。由此可见,这位西洋鬼子,还犯了孤陋寡闻的错误。其实,距离他所见印度野生大茶树不远的地方,也就是相同纬度的东方,正有着一片神秘的原始森林。在那里,生长着很多参天的野生大茶树,不仅如此,还有又古又老,树野叶大的“茶树王”呢。那个地方,就是我们中国的云南与四川。

我们中国“茶”的盛气,在西“禅”东进时,已经迎春秋,送冬夏,留香四千多年。而且还在花样翻新,步入精彩,走向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堪称古典“茶”辉煌的顶点。那就是西“禅”东进二百多年时的大唐盛世。那就是西“禅”东进六百多年时的北宋末年。那就是西“禅”东进八百多年时的朱明王朝。在我们中国“茶”业史上(也是世界“茶”业史上),这三个阶段,都是划时代的路标。在大唐盛世里,古典的中国“茶”,气象万千,繁荣空前。在北宋末年里,古典的中国“茶”,走火入魔,工巧绝后。在朱明王朝里,古典的中国“茶”,洗尽铅华,返朴归真。八百年间,古典的中国“茶”,创世纪,绝人寰,空前中外,绝后古今,顶封了“茶” 的古典,绝顶了“茶”的经典。

这八百年,是我们中国“茶”,脱胎换骨的八百年。这八百年,也是心印“禅”派,塑身造型的八百年。在这八百年间,“禅”意“茶”香,相视莫逆,相映成趣,相濡以沫,相得益彰。渐悟顿悟,物竞天择,藏于名山,传之其人。“茶”最解“禅”的孤诣,“禅”最服“茶”的盛气。“禅”“茶”相投一味,互志风情。“茶”香给“禅”意提神醒脑,去春困,解秋乏,驱夏暑,逐冬寒,推“禅”梦渐门,现“禅”灵化境。

“禅”境心法,在五花八门启迪心智,各种各样崇尚慧觉的心法中,个性最为鲜明。跟一些只见手段,不见目的,只谈方法,不论结果的心法相比,“禅”的表现:是单纯,是直接,是洒脱,是练达,是不多事,是少废话,是没有迷途,是不会迷失,是没有招式,是不会沉醉。就像我们中国“茶”的心法——法道,法天,法自然,见心见性,感天动地。

不过,“禅”又是柱无根的“香”,有的时候,如果不用缠着布条的小竹棍去杵上一杵,就无法做到名符其实,表里如一。这条小小的竹棍,后来功能放大了,成了法器。在造型上,更加庄严,在法力上,更加凝重,并且有了一个神圣的名字——禅杖。禅杖的故事,就是从它用来“杵”醒困禅人讲起的。禅杖最初的造型,只是一根头上缠着布条的小竹棍。任务是在参禅人打瞌睡时,派过去杵上一杵。

我们中国的“茶”,则是长流的水。在“禅茶一味”的深入浅出中,携来百侣,流者途殊,香者归同。讲究的是:苦去同源,甘来一体,苦尽甘来,甘苦轮回。因为,“茶”苦离心甜最近,离渴望最近,离唤醒最近,离理想最近。

我们中国的“茶”,生性少言寡语,从不僧面佛面,虽以苦口张本颜色,却令世人心生敬畏。所以说,我们中国人的含蓄像“茶”。我们中国人的智慧也像“茶”。我们中国人的觉悟更像“茶”。西周初年,“太公望”(也就是“姜牙”,也就是“吕尚”,也就是“姜太公”)随武王伐纣。占卜结果不吉,“太公望”不信邪,把不吉的龟甲兽骨拿过来,丢在地上,用脚踩碎。然后,“太公望”率领大军,打了胜仗,掀开了西周王朝数百年历史的扉页。“太公望”所表现出的觉悟,“太公望”所张本出的颜色,“太公望”所揭示出的敬畏,无不径自我们中国的“茶”:有入味的“香”(“香”是指“道”),有尽心的“苦”(“苦”是指“志”),有造型的“水”(“水”是指“势”),有法相的“神”(“神”是指“智”)。不输于芸芸众僧的善果,不逊于“恶水”之中的“花莲”。虽然没有取道“观音”的多面,但却道出了“观音”的“善”变。芸芸众僧说,“禅”的深入,令人成佛。芸芸众生说,“茶”的浅出,使人成圣。

我们中国的“茶”,就像一支镜子。一支恭人祺己的镜子;一支洗心革面的镜子;一支博大精深的镜子(又“博大精深”了);一支透彻数千年的镜子。对于我们中国“茶”的这一盛气,最为心知肚明者,洵属与之互为君子(“寒门”之“桂子”)又互为知己(“恶水”之“花莲”)的“禅”家也。

【摘自2008年第5期《吃茶去》杂志;作者:罗向宇(北京),原题为“禅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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