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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烹煎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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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茶日,他们,把中国茶带向了全世界!

520与521都是“我爱你”

5月20日,是我们对爱的深情告白

5月21日,是世界对“茶”的深情告白

中国茶被世界誉为“东方神秘树叶”。在中国茶文化兴起后,茶叶作为大宗商品来到丝绸之路上,传入西亚乃至欧洲地区。

日本的茶道,韩国的茶礼,英国的下午茶,还有还有印度、斯里兰卡、马拉维、肯尼亚、印尼等国家的红茶……从北纬49°到南纬33°,全球有60多个国家与地区产茶。而且,作为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全球有160多国、近30亿人饮茶。

当今世界的饮茶风俗,都因地域民情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各有所异,然而茶以平等包容的秉性被尊为“和平之饮”,“客来敬茶”成为了古今中外的共同礼俗。

中国人爱喝茶,就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只要有一只茶壶,中国人到哪都是快乐的。”

饮茶带来的快乐,早已传播到世界各地。隋唐以来的古代中国,不少高僧大德、旅行家、使者、航海家、富商大贾、文人雅士旅居中国,得到博大精深中华茶文化的滋养,感受中国茶的香韵与魅力。

他们积极地传播中华茶文化,引进中国茶叶的产制技术,开展国际间的茶叶商贸活动。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的古代,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担当起传播中华茶文化使者的角色。

并且,为了播撒茶香,他们一个比一个拼,有的甚至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 值此第三个国际茶日来临之际,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史上那些为茶痴狂的“歪果仁”,看看他们有多拼,有多内卷!

日 本

永忠

约是公元777年,日本高僧永忠来华,20年后与空海、最澄同年归国。约30年的留学生活,使永忠成为日本国第一茶僧。他归国后掌管崇福寺和梵释寺,率先引进中国的寺院茶礼。

嵯峨天皇于两个月后(815年6月),命令京畿内地区及近江、播磨等国种植茶叶,以备每年进贡用。这就是日本的“御茶园”。

空海(774—835)

空海在日本时已以学识广博、戒行卓绝闻名。

空海和尚(图为福州开元寺空海和尚雕塑)

空海为解决习读《大日经》等密教经典的疑难问题,于日本延历二十三年(804),随日本第17次遣唐使渡海西来,翌年于青龙寺东塔院拜惠果为师。

京都文化界茶人常在青龙寺品茗,青龙寺茶风鼎盛。他们到来的时节,正值中唐,此时陆羽《茶经》风靡全国,饮茶已成比屋之饮。

这些僧人入乡随俗,耳濡目染,亦成茶僧。空海应召去宫廷讲法,皇上以茶招待并赐茶以示奖掖。

荣西

日僧荣西,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和淳熙十四年(1187)两次入宋,参学于天台、庐山、育王、天童诸山。

荣西在华时期,正值南宋经济以杭州为中心向南发展的小康时期,江南茶风尤盛。

荣西礼佛之余便是学习种茶、制茶和饮茶的技术。他学佛的天台山万年寺是著名佛茶天台云雾茶产地,寺僧很善于培育和制作名茶;另一处挂锡之地径山寺以“径山茶宴”闻名遐迩。

荣西禅师

南宋是中国禅宗和中国茶道的成熟时期,荣西带回日本的是具有“禅味”的茶道。他将茶籽带回国广泛种植,见于记载的有高春院、背振山、圣福寺、高山寺等,出现了一批“日本最古的茶园”,培植了至今仍被称为第一名茶的宇治茶,而且还输入宋代的末茶法、寺院茶礼和中国茶具。

径山茶宴图(杭州“茶人之家”迎客轩)

南浦昭明(1235—1308)

日本茶道源自径山茶宴。径山开山之祖为唐禅僧道钦,传牛头一宗。

开庆元年(1259),日僧南浦昭明来径山求法,前后五年学成回国,将径山寺茶宴仪式传到日本,奉径山为茶道之祖。

现代日本茶道所信奉的和、清、静、寂四规,就来源于其中。

日本《类聚名物考》对此有明确记载:茶道之起,在正元(年号。—编者注)中筑前(日本古代的令制国之一。—编者注)崇福寺开山,南浦昭明由宋传入。日本《本朝高僧传》也有:南浦昭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到崇福寺的记述。

朝鲜半岛

金大廉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与百济、新罗的往来比较频繁。唐代文宗太和二年即朝历德兴三年(828),朝鲜使者金大廉从中国引进茶籽,在朝鲜智异山下华岩寺周围种植成功。

韩国饮茶始兴于9世纪初的兴德王时期,并且开始种茶,这时的饮茶风气主要在上层社会和僧侣及文士之间传播,民间也开始流行。

崔致远

曾在大唐为官的新罗学者崔致远,有书函称其携中国茶及中药回归故里,每获新茶必为文,言其喜悦之情。以茶供禅客或遗羽客,或自饮以止渴,或以之忘忧。

新罗当时的饮茶方法,是采用唐代流行的饼茶煎饮法,茶经碾、罗成末,在茶釜中煎煮,用勺盛到茶碗中饮用。

崔致远在唐时,曾作《谢新茶状》(见《全唐文》)其中有:“所宜烹绿乳于金鼎,泛香膏于玉瓯”,描写的便是煎茶法。

崔致远画像

崔致远为创建双溪寺的新罗国真鉴国师撰写的碑文中记:“复以汉茗为供,以薪爨(cuàn)石釜,为屑煮之,曰:‘吾未识是味如何?惟濡腹尔!’守真忤俗,皆此之类也。”

真鉴国师曾于公元804—830年在唐留学。“为屑煮之”乃将茶碾罗成末煎之,且用石釜煎茶。

崔致远于唐僖宗时在唐,正是唐代煎茶法盛行之时,故回国后带回大唐的煎茶法。

郑梦周(1337—1392)

朝鲜高丽末期学者、诗人。1360年登第,曾任门下侍中,出使过中国。

他热爱中国茶文化,嗜好饮茶,其《石鼎煎茶》诗云:“报国无效老书生,吃茶成癖无世情;幽斋独卧风雪夜,爱听石鼎松风声。”

他不仅是重要的外交官,还是在朝鲜传播中华茶文化的使者。由于他和赵浚、李崇仁等人的不懈努力,将中国朱文公家礼注入朝鲜茶文化,在男子冠礼、男女婚礼、丧葬礼、祭祀礼中,均行茶礼。

流传至今的高丽五行献茶礼,核心是祭祀“茶圣炎帝神农氏”,规模宏大,参与人数众多,内涵丰富,是韩国茶礼的主要代表。

丁若镛(1762—1836)

号茶山,著名学者。

丁若镛

丁若镛亲得清朝考证学泰斗——翁方纲、阮元的指导,在与中国人的接触中学习饮茶文化,对茶推崇备至,著有《东茶记》,乃韩国第一部茶书。有咏茶诗多篇传世,如《留草衣禅师》诗:“眼前白吃赵州茶,手里牢拈焚志华。喝后耳门软个渐,春风何处不山家。”

草衣禅师曾在丁若镛门下学习,通过40年的茶生活,领悟了禅的玄妙和茶道的精神,著有《东茶颂》和《茶神传》,成为朝鲜茶道精神伟大的总结者,被尊为茶圣。

韩国茶礼

葡萄牙

凯瑟琳公主

茶最早并不是传到英国的,而是葡萄牙与荷兰,虽然当时英国人也饮茶,但后来的风靡还应该归功于1661年嫁给英国国王查尔斯二世的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布拉甘萨。

这位英国国王的妻子、葡萄牙公主凯瑟琳王后把她高贵的喝茶习惯带入英国的宫廷生活,使家庭茶会成为了王公贵族阶层最时髦的社交礼仪。

英国皇室饮茶之风的启蒙者凯瑟琳·布拉甘扎

上行则下效,榜样的力量无穷。到十八世纪以后,喝茶已经从英国上流社会一种时髦的奢侈,慢慢的进入到了大多数英国人的日常家庭生活。

也是因为凯瑟琳公主这位“时髦饮茶IP”的大V影响力,成就了今天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喝下午茶的风俗。

英国贵妇正享受下午茶的柔软时光

印 尼

杰哥逊

1827年由爪哇华侨第一试制样茶成功,遂派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茶师杰哥逊来我国学习制茶技术。

1829年杰哥逊第二次来我国,曾制成绿茶、小种红茶和白毫的样品。1832年杰哥逊第五次来我国,从广州带回制茶工人12名,并各种制茶器具,传授制茶技术,至1833年爪哇茶才第一次在市场出现。

茶师杰哥逊在1828年至1833年,受荷属东印度公司派前后6次来中国学习,并且每次均带回茶种、制茶技术工人及器具,终于使中国的茶叶种植和制作技术传入印尼。

有着“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将大量茶运往欧洲各地(图为荷兰商船)

英 国

哥登

1834年印度成立植茶研究发展委员会,即派秘书哥登来我国学习茶叶生产和制作技术,购买茶籽及茶苗,并寻找、招收四川省雅州及福建省武夷等地茶师及工人,到大吉岭等地发展茶业。

哥登

1836年,哥登氏带回我国茶工,在阿萨姆勃鲁茶厂中,按照我国红茶制法,试制成功,日后发展成今天的阿萨姆红茶。

19世纪末大吉岭茶叶生产景象

罗伯特·福琼

英国植物学家。1842至1845年间,曾作为伦敦园艺会领导人旅居中国。

1848年9月,福琼受东印度公司的派遣抵达上海。他打扮成乡下的农民,潜入向以盛产绿茶闻名的黄山,弄到了大量茶种和茶树苗,不久就分3只船装运发往加尔各答。

1849年初,福琼到著名的红茶产区武夷山去考察。他住宿寺庙,从和尚那里打听到了一些饮茶用水的诀窍,以及红茶的制作工艺。福琼回印度前,招聘了8名中国工人。

罗伯特·福琼和家人

1851年3月16日,福琼和他招聘的工人们乘坐一只装载茶种和茶树苗的船只,抵达加尔各答。仅此举,就将使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支脉的山坡上,增加两万多株茶树。

3年后,福琼终于完全掌握了种茶和制茶的知识和技术,为印度的茶叶种植立下开创之功。中国茶叶工人的传授也大大促进了印度茶叶种植业的发展。

罗伯特的著作《在茶叶的故乡——中国的旅游》

1853—1856年,福琼又到中国待了3年,目的是进一步了解花茶的制作技术,招聘更多的中国茶叶工人到印度,去帮助东印度公司扩大其茶叶种植规模。

福琼是有据可考的世界茶史上的第一个经济间谍。

俄 国

瓦西里·斯塔尔科夫

1638年,俄国大臣瓦西里·斯塔尔科夫给蒙古汗进贡,后者也回赠给沙皇各种礼品,其中有几包所谓最珍贵的礼物不知何名的草。据传,沙皇并不喜欢这种绿草泡出的水。

后来,沙皇使节从中国带回另一种茶,俄国人才喜欢上这种异国的饮品。

1679年,俄国与中国签订了第一笔购茶合同。瓦西里·斯塔尔科夫是开创中俄茶叶贸易的关键人物。

李凡洛夫(亦译作“李特维诺夫” )

1861年,李凡洛夫来到汉口,经营由湖北销往俄国的茶叶制品。

1863年,李凡洛夫在崇阳建立顺丰砖茶厂,后迁汉口英租界下首的江滩边(今黎黄陂路口)。在围成方阵形的几栋两层楼房中,安装着当时最新式的蒸汽机、锅炉和各种制茶设备,七八百工人在这里日夜不停的工作。

顺丰茶砖厂

俄商介入茶叶贸易之后,在羊楼洞高价收购茶叶,并用先进的制茶设备和技术,很快取得了经营上的优势,基本垄断了茶叶的外销市场。

随着市场声誉和需求的不断提升,俄商看中了汉口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良的市场潜质,利用汉口这个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茶叶的集散地,纷纷到此建厂。

赤壁羊楼洞为被称为"世界茶业第一古镇"

除顺丰砖茶厂外,1866年,托克马可夫和莫洛托可夫,在顺丰砖茶厂的上首(今兰陵路口)开设了新太砖茶厂;1874年,莫尔恰诺夫与佩恰特诺夫,在英租界内开设了阜昌砖茶厂。

1871年,顺丰砖茶厂在汉口长江边上,建起了第一个工厂专用码头—“顺丰茶栈码头”,开启了汉口近代工业在外贸水运上的先河。

据资料记载,19世纪70年代,汉口已有4家俄商砖茶厂,每年由汉口输出的砖茶约占全国砖茶输出量的60%。90年代至20世纪初的20年中,每年由汉口出口的茶叶在40万担左右,成为当时茶叶贸易最繁盛地区。

各个时期的羊楼洞砖茶

1916年,顺丰、阜昌茶砖厂倒闭。1919年,李凡洛夫一家离汉赴美,留下了这座见证汉口近代贸易史的西式建筑——李凡洛夫公馆。

1993年7月28日,李凡洛夫公馆被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优秀历史建筑”。

汉口李凡洛夫公馆

索洛夫左夫、吉霍米罗夫、波波夫

这三人熟悉中国的茶产业,并成为了19世纪后半叶中俄茶叶贸易和技术交流的关键人物。

1884年,索洛夫左夫从汉口运去12000株茶苗和成箱茶籽,在查克瓦—巴统附近,开辟了一个小茶园,从事茶树栽培。所制出的茶叶品质良好。

1889年,吉霍米罗夫为首的考查团,到中国和其他国家去研究茶叶的产制。回去后,就在巴统附近的查克瓦、沙里巴乌尔、凯普烈素等地方开辟茶园15公顷,后来扩充到80公顷,在沙里巴乌尔设立一所小型茶厂。

1893年,波波夫到我国访问了宁波一个茶厂。回去时,买了几百普特(每普特是16.38kg)茶种和几万株茶苗,并聘去了以刘峻周为首的茶叶技工10名。刘峻周等在高加索、巴统开始工作,历经了3年时间,种植了80公顷茶树,并建立了一座小型茶厂。

刘峻周

1896年,刘峻周等人合同期满,回国前,波波夫要托刘峻周再招聘技工,产菜购茶苗茶籽。1897年,刘峻周又带领12名技工携带家眷往俄国,1900年在阿札里亚种植茶树150公顷,并建立了茶叶加工厂。

刘峻周于1893年应聘赴俄,到1924年返回家乡,30年时间,对苏俄茶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前苏联历史学家们曾为此撰专文以示纪念。

反映列宁会见刘峻周的油画《双师会》

除了刘峻周,教授级高级农艺师、闽籍茶叶专家林桂镗(1925-1996)也值得被世人铭记。

上世纪60年代,他先后赴马里、阿富汗,在当地试种成功茶树,为当地百姓造福,成为连接中马、中阿的“友谊茶使”。

茶牵中西,茶连世界,一杯清茶喜相逢。

2019年12月,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5月21日确定为“国际茶日”,以赞美茶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促进全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茶的故乡——中国,茶不仅是中国人传承数千年的国饮,亦是中国文化的符号。

2019年由福建省农业农村厅、福建日报社共同主办,《茶道》杂志社策划承办的“闽茶海丝行”匈牙利站,匈牙利共和国首任总统絮勒什·马加什认真倾听福建茶企代表的讲解

“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

国有界,茶无界。茶行世界,茶和天下。从东方到西方,从中国到世界,在茶的馥郁芬芳与隽永滋味里,依然蕴藏着茶树最原始的文化基因。

来源:北京茶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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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曼:“佛茶”与“禅茶”之关系刍议

2017年3月28日,“首届蒙顶山国际禅茶大会寻根峰会”在雅安市名山区茶马古城举行。《吃茶去》杂志总编舒曼应邀作《“佛茶”与“禅茶”关系之刍议》学术报告。报告大致内容如下——

佛家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佛教茶文化是中国茶文化最为珍贵、最为精彩、最为出色的篇章。佛教在西汉时期传入中国,“因缘具足”地与茶结缘成就出“佛茶文化”这一概念。再至中晚唐时期又得到中国佛教——禅宗的青睐和推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禅茶文化”(禅宗茶文化)这一概念,其要义不出禅门“吃茶去”,标志着佛教“禅宗茶道”的正式形成。

追朔佛教茶文化近二千年的辉煌历史,“佛茶文化”却在禅宗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发扬光大,并形成了自身的思想体系。所以说,禅茶文化是佛茶文化的标志,对于佛教界饮茶之风的鼎盛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由于禅宗茶文化影响所致,对于全国饮茶之风的鼎盛也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关于“佛茶”,亦即佛教茶之事,舒曼认为: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唐代房玄龄等人著《晋书·艺术列传》卷九十五中所写发生在晋代后赵都城邺城昭德寺,僧人单道开以茶禅修之先例。除了敦煌人单道开而外,陆羽《茶经》还补充了武康小山寺释法瑶和八公山沙门昙济。也就是说,晋代僧人单道开的“以茶禅定”,南朝宋代释法瑶的“饭所饮荼”和沙门昙济“设茶待客”,开启了中国佛茶史上崭新篇章。关于这三位佛教人物的茶之事,舒曼曾在《陆羽“茶经”中的三位佛教人物茶事考》一文中作了较为详细的剖析(见《陆羽“茶经”与湖州——纪念陆羽诞辰1280周年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25-35页)。

佛教传入中国至隋唐时期,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南北学风的融合,佛教各种的宗派乃渐渐形成。据资料载中国佛教宗派有八宗、九宗、十宗、十一宗、十三宗、十五宗之说。后来佛教各宗转承之下变为十宗,再把列属小乘佛教去除,因而在中土佛教大乘宗派中,最为有影响的实属佛教八大宗派:唯识(法相)宗、律宗、天台宗、禅宗、三论宗、华严宗、净土宗、密宗。

佛教各宗派的建立,标志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佛教八大宗派虽然都是在中国形成的,但每一个宗派都有其完备的体系和经典理论架构,也就是各宗大义[见(吴信如.佛教各宗大义.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8月]。

因为茶可以和任何事物结合,也可以和任何佛教宗派结合。正因如此,茶与儒家文化结合,可形成“儒茶一味”,茶与道家文化结合,可以形成“道茶一味”,茶与佛家结合,可以形成“佛茶一味”,以至于茶与琴道、花道、香道、棋道、曲道乃至书画、诗词等均可成为“一味”。而且,茶与佛教各宗结合均可以有各自的与茶相关的理论架构。

舒曼从三个方面例举佛教净土宗、密宗、天台宗与茶的渊源。

如,茶与佛教净土宗结合,可称“净茶一味”或“净茶文化”。净土宗推崇《阿弥陀经》中“微、妙、香、洁”四德,此乃西方极乐世界莲花的四大特色,以此作为净茶文化“四大精神”。“微”是入微心田;“妙”既妙不可言,是一种内心功德之显发;“香”是内在之香,也是心性的显发;“洁”是高洁,是一种超越。

净土宗讲自性、清静和光明。清静为无量寿,是谓“微妙”,自性和光明为无量光,是谓“香洁”,具有超越性。净宗茶文化是通过茶这一媒介,也就是借助于茶,使茶性变性出一种“缘”。如此,净宗茶文化是用净土八功德水:“澄净、清冷、甘美、安和、轻软、润泽、除饥渴、长养善根”,冲泡出“微、妙、香、洁”四大精神。通过这杯净宗茶,使无数众生走向性感的净化,走向阿弥陀佛的净土生活理念。[见(舒曼.“东林梵音起,匡庐禅茶香”一文.《河北茶文化》.2007年12月第6期)]

又如,茶与佛教密宗结合,可称“密茶一味”。密宗分为唐密、东密、台密或藏密。密教修法可说是供养法,而茶成为最佳供品之一,一开始就与密教修供又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唐时期,但凡皇帝赏赐高僧基本上多用茶供。如传播密教的佛门人物金刚智的忌辰时,往往会举行千僧供的法会,唐玄宗就会赐茶以供斋用。把茶作为供品则是从唐代开始,而且就是唐密所创。供养分:外、内、密、密密四层。另外,《行历抄》是日本台密圆珍大师的游唐日记,其中亦记录他初到长安会见唐密祖师惠果和尚之法孙,与法全一起吃茶以及圆珍在青龙寺吃茶的情景。这也证实密宗高僧与茶的关系。

还有中国早期密法——药师法与茶的关系。药师法是以性空为性、以药物为体来认识人生而了生脱死的立地起修的大法,其本质就是修药师定。如法门寺地宫发现皇室茶具以及八重宝函中有药师曼荼罗,说明地宫也已用茶供养药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原所长吴立民说:“用药师法茶供、茶施、茶会,则是秘密禅茶供之善巧方便之运用。因为茶禅一味,禅密一体。茶作供品,作空性观,既易悟缘起性空之理,更显实相不空之法。密教用茶作供,可表如来口、如来味、如来意,这是修密供茶的茶道,也可说是修秘密禅的‘密禅’茶道”。

再如,茶与佛教天台宗结合,可称“台茶一味”。唐时,日本天台宗祖传教大师最澄从天台山带茶种回日本栽种;宋熙宁五年(1072年),日僧成寻来到国清寺参拜天台宗祖庭,感恩国清寺法乳深恩。

日本成寻禅师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提到了佛门茶事。此后,日本友人专门在国清寺七佛塔旁种植“御奉茶纪念”茶园,以示纪念。而在国清寺文物室内仍保留有最澄入唐渡碟文书和最澄入唐图两幅珍贵文物。

如今天台山方广寺月真法师从天台宗法华教义出发,进一步阐释法与茶圆融不二的内在关系,把品茶与天台宗的“一念三千、三谛圆融”和“圆顿止观”论紧密相连。他在《供祖茶会法语》中写道:

“采灵芽于华顶峰头,汲净水于石梁瀑下,依马明龙树(马明:妙法莲华经马明菩萨品第三十;龙树:印度佛教人物,著有《中论》)制造之方,按慧思慧文(慧思、慧文为天台思想先驱人物)烹煎之旨;焙之以法华三昧火,碾之以实相解脱轮;煮之以大悲方便锅,盛之以般若清净碗。碧毫落处,空湛澈;茶云起时,国土飘香。凝神汤色,空观、色观、中道观,三观圆于一念;定心服味,业障、报障、烦恼障,诸障消于无形。法界即茶,茶即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见(舒曼.茶风旧识国清寺.吃茶去.2012年第6期第26页)]

关于“禅茶”,亦即佛教禅宗茶之事,舒曼认为:在印度佛教发展的各个阶段里都存有禅的思想,禅甚至存在佛教以外的一些宗教中,各自对禅有着不同的理解。自从佛教的禅思想传入华夏后,起初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但自禅宗形成后,中国的禅思想则主要表现在“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六祖坛经》)由于禅宗把禅思想与“心性”、“见性”、“佛性”等问题紧密相合,加之六祖慧能倡导自性本足,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观念,确立以无相为本,无性为体,无念为宗的中国禅宗思想

。而今我们所讲的“禅茶文化”、“禅茶一味”抑或所谓的“禅茶”,是专指或特指佛教禅宗与茶的关系,而非茶与其他佛教各宗的关系。也就是说,禅茶文化抑或禅茶,既非从唯识宗的玄奘法师、律宗的道宣律师、天台宗的慧文大师说起,也非从三论宗的鸠摩罗什尊者、华严宗的杜顺和尚说起,更非从净土宗的慧远法师、密宗的不空上师说起,而是从北魏禅宗菩提达摩祖师来中国传法说起。所以说,“‘禅’,指中国独创的禅宗。‘宗’指直契佛心,以与依靠佛陀经教入门传授的‘教’相区别”。(王雷泉:禅的智慧与人生境界)

禅茶之“禅”,对今天的人理解起来有些费解,因为“禅”很抽象,禅宗认为“禅”无处不在,行住坐卧皆可禅,但禅不可言传,只可意会,要靠自己来体悟或感悟来理解,如人喝茶,冷暖自知。

舒曼认为,佛教从印度传入,就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了撞击、冲突,随着各宗的创立,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转为相互渗透、融合。那么,如何能在佛教的教义、教规和礼仪中更好地渗透儒、道学说,这就成为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课题。于是,禅宗在这样一个课题中捷足先登,接受和融入了中国儒、道文化。唐代时开创了儒、释、道“三教并立”局面。“一个宗派流行时间的长短是与它们中国化的程度成正比的。”(季羡林语)禅宗的入佛门槛较低,只要在眼前改变一下对现实的看法。这是因为佛法本就在世间,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们。

要了解禅茶文化理念,需要先了解禅宗禅法的传承与发展,均从菩提达摩“二入四行”基本要点开始,到二祖慧可“断臂求法”而直显达摩正传的心法,及至三祖僧璨的《信心铭》、四祖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和五祖弘忍《修心要论》达至“守本真心”的“东山法门”,对后世禅宗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六祖慧能顺应时代潮流,大胆地对传统佛教的宗教仪式、佛性理论、修行方式等进行了一系列彻底的改革,其内容涉及提出“自心归依自性,是皈依真佛”(自性即佛)、开启顿悟法门、倡导立地成佛等等,从而使禅宗最终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绵延至今而不绝,以至于成为中国式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杰作。

禅宗认为,所有的修行,都是从心而来。一个是神秀禅师的“时时勤拂拭”,种净心之因;一个是慧能禅师的“本来无一物”,得净心之果。慧能大师和神秀国师,开创了“南能北秀”的时代,形成禅宗南北二宗,而后,禅宗法不传衣,一花开出五叶——即“五家七宗”:湖南沩山的沩仰宗、河北正定的临济宗、江西洞山的曹洞宗、广东云门山的云门宗、江西抚州青莲山的法眼宗,后来河北的临济宗又分别在江西南昌和高安分出黄龙派和杨岐派,禅门枝叶茂盛,灯灯相传。这“五家七宗”,为中国禅宗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历史篇章。

舒曼认为,我们所说的禅茶文化或所谓“禅茶”,就是茶与“五家七宗”所发生和形成的因缘关系。所以,当我们追根禅茶文化精神之源,实则旨归在中国式佛教——禅宗思想。

在禅宗茶文化史上,舒曼列举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有四件大事件:

一是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篇”(《雅雨堂丛书》本1958年中华书局版)记录唐代“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降魔藏)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降魔藏禅师这样的决定,即反映了僧人饮茶的需求,也说明了坐禅和饮茶同属于僧人的禅修的内容。至此以后,僧人饮茶真正成了“和尚家事”。

二是中晚唐的高僧百丈怀海禅师制定《百丈清规》,将饮茶列入佛门清规。百丈怀海禅师实行僧人农禅制度,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口号。《百丈清规》对于禅茶文化的贡献是将僧人植茶、制茶纳入农禅内容,将僧人饮茶纳入寺院茶礼,使僧人饮茶之礼成为了佛门常态化和制度化,较降魔藏大师又进了一步。正因怀海这一贡献,不仅明确肯定僧人茶事的制度化,还使茶事活动真正从制度上成为与禅宗教义相关的行为。

僧人饮茶成为制度并被纳入法律强制施行是在元代。元代皇帝命令和尚们重新编刊《百丈清规》,遍行天下丛林。明洪武十五年(1382)太祖皇帝“圣旨榜例”,“诸山僧人不入清规者,以法绳之”。《百丈清规》对于刚刚出现的佛门茶礼的发展和巩固起到决定性作用。

三是禅茶文化史上甚至是中国茶文化史上的一次大的飞跃发端于唐朝从谂禅师,人称他为“赵州古佛”。他常与四方来学者道以一声“吃茶去”,因而形成禅门“新到吃茶,曾到吃茶。若问吃茶,还去吃茶”一桩有趣公案,成为中国禅茶史上著名茶文化典故。

从谂禅师的“吃茶去!”被世人看成是“赵州禅关”,由于禅宗提倡“明心见性,直指人心”的顿悟观,讲究生活体验与参禅密不可分,所以“吃茶去”公案的诞生,震动了整个南北禅林,故对中国禅宗茶道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赵州禅茶’提升了佛教茶文化乃至中华茶文化的文化内涵,赵州禅茶的出现是‘禅茶一味’肇始的标志,是禅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同时也标志着佛教‘禅宗茶道’的正式形成,也为中国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而“吃茶去”作为禅的“悟道”方式,构成了“茶禅一味”的至高智慧境界。从而“‘吃茶去’凸显了禅的本质和核心,揭示了禅的修行特色和精神”。

四是中国禅茶文化“四大精神”和“四大功能”的诞生。中国禅茶文化作为一个特别话题在近十多年来被茶、佛界人士广泛谈论,也是被世人广泛炒作的话题。2005年10月,当代高僧净慧大德以儒释道三教核心思想提出了“正、清、和、雅”四大精神和“感恩、包容、分享、结缘”四大功能,创造出中国禅茶文化全新的理念和文化内涵,把禅茶文化推进为一个价值核心,一个新的教养水准,来规范我们周围的世界,通过这种文化现象改变自己,改变周围。其目的诚如净慧大德所言:“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

禅茶文化,从表面上看就是禅和茶共同点的结合,所以才有“茶味禅味,味味一味”之说,与“儒茶一味”、“道茶一味”、“书茶一味”抑或茶和别的事物结合没有什么区别,但深想一层,只有当茶和禅宗文化结合时才能有“儒家主正气,道家主清气,佛家主和气”三教合一的思想精华体现,再加上一个“茶家主雅气”才能真实地反映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才能使茶泡出更赋哲理性的滋味来。

禅茶文化的精神——正清和雅;禅茶文化的功能——感恩、包容、分享、结缘。诚如净慧长老有言:“将正气溶入感恩中,将清气溶入包容中,将和气溶入分享中,将雅气溶入结缘中;在弘扬禅茶文化的精神和落实禅茶文化,发挥禅茶文化凝聚人心、化解矛盾、优化自身素质、和谐自他关系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弘扬禅茶文化的根本社会价值所在。”

舒曼在阐述“佛茶”与“禅茶”之后总结道——

“佛茶文化”是指茶文化与佛教文化以及佛教各宗派文化缘合的产物,是僧人通过在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实践体认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佛茶文化是指整个佛教(包括佛教“八宗”)与茶文化发展历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禅茶文化”是指茶文化与禅宗文化结合的产物,是专指禅宗“五家七宗”僧人通过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的禅修实践中所感悟和创造的精神财富。“禅茶”可视作一种法门。

禅茶文化既有佛教文化的一面,也有超越佛教文化的的一面——禅茶文化是基于儒家的“中庸”思想,倚于佛家的“和合”情操,洋溢道家的“自然”理想。“道讲‘修真养性’,佛讲‘明心见性’,儒讲‘穷理尽性’,三家根本都是圣人之学,都是讲‘复性’”。(见《槐轩概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实际上禅宗就是借品茶倡导“三教”之“复性”——清和净心,借茶参禅,借茶悟禅,以平心静气之态领略茶韵禅机的真谛,从而追求精神境界提纯与升华。

舒曼指出,研究禅茶文化,不是研究僧人植茶、制茶、采茶、饮茶等现象,也不是简单地把僧人采的茶、僧人制的茶、僧人饮的茶统统视作叫“佛茶”和“禅茶”。研究佛茶文化或者禅茶文化,是研究茶被佛门或宗门的僧人应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形而上的文化现象,也就是僧人在禅修和礼佛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

所谓“禅茶”,是茶又非茶。说它是茶,只是僧人生活的一部分,也可以视作是僧人修行的载体。说它不是茶,只是因为禅宗茶道早已超越了茶而成为“根植菩提种,叶抽智慧芽”的象征。

所谓禅茶,是“瓯注曹溪水,薪烧鹫岭桠”(六祖惠能在曹溪宝林寺演法而得名。曹溪被看做“禅宗祖庭”。曹溪水常用以喻指佛法。茶碗里面倾注的是曹溪的水)又有“虚空为玉盏,云水是生涯;着意尝来淡,随缘得处佳”的自在,而这杯禅茶的自在恰是体现“上供诸佛祖,平施百姓家”的平常和日用。

所谓“禅茶”,是佛的化身,禅的心语;是菩萨心肠,禅的境界;是性的开悟,禅的灵芽。

延伸阅读——

以“把茶问禅蒙顶山,修心悟道天地间”为主题的“首届蒙顶山禅茶大会寻根峰会”,于2017年3月28日上午在雅安市名山区茶马古城茶市大厅举行。来自海内外的禅茶文化专家学者、高僧大德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佛教禅茶文化的起源与历史、发展和未来。会议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南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前主持,省民宗委副主任杨伯明、市民宗局局长杨丕樵、名山区委副书记、区长余力等领导参加会议。

本次峰会学术论坛特邀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成都大慈寺方丈大恩法师,四川省巴蜀文化学重点学科建设首席专家、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谭继和,北京大学教授、日本茶道研究学者滕军,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川藏文化研究专家任新建,《吃茶去》杂志总编、河北省茶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禅茶文化研究学者舒曼,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茶树资源专家虞富莲等六位专家学者,分别就《蒙顶山禅茶文化与大慈禅茶》《禅茶一味与巴蜀文化》《茶修即禅修》《茶马古道研究》《“佛茶”与“禅茶”关系之刍议》《巴蜀古茶树资源的优势与价值》等内容先后进行了演讲。四川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雅安市佛教协会会长、雅安云峰寺方丈智灯大和尚代表雅安市佛教协会致结束辞。

穿越千年的长安城“大唐皇家茶宴 ”

  10月11日上午,第六届中国西部茶产业博览会暨2018首届丝路陕茶文化节在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开幕式前,由陕西省收藏家协会紫砂专业委员会"观汉雅集"大唐茶宴团带来的"大唐皇家茶宴"在展会上首演,一场代表长安城最高规格的皇家茶事—大唐皇家茶宴,穿越千年,雍容而至。

  大唐皇家茶宴缘起于一千多年前的大唐宫廷“清明茶宴”,那是唐代最高规格的茶事活动,其仪规由朝廷礼官主持,宴请的宾客为各国使节、王公贵族、有功之臣亲属等,仪仗壮声威,乐舞娱宾客,使用奢华精美的宫廷茶器,由茶博士携女官用煎茶法烹煮千里加急的第一等“急程茶”,皇帝与参与茶宴者共享,以显示君王追抚怀远、泽被天下的风范。

  本次大唐皇家茶宴首演用器甫一登场,即令现场观众发出啧啧赞叹之声,源自唐代的纯银鎏金茶器具一件已是璀璨夺目极致奢华,何况是一次性看到一整套,何况件件都是一比一的实器大小!这套器具的原版即为1987年5月在陕西省扶风县皇家佛教寺院法门寺的地宫中发掘出土的成套御用银质鎏金烹茶用具,系晚唐时期僖宗皇帝所使用,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规格最高、最珍贵的帝王御用金银茶器具,由唐茶研究基地、法门寺博物馆西安工作站—观汉雅集艺术馆复制成功,其形制功能与《茶经》记载高度符合,是唐代茶文化兴盛的重要佐证,更是大唐宫廷茶道的重要用具。

  经由陕西法门寺博物馆唐茶文化研究员李新玲书记、姜捷馆长及博物馆特聘研究员、陕西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王苗先生长期的研究和探索,继成功复制宫廷金银茶器具后,根据唐代礼法及《茶经》记载,及与文史、资深妆造师深度研讨服饰造型,研究复原了著名的唐代宫廷“清明茶宴”,并在此次盛会上以“大唐皇家茶宴“之名隆重推出。

大唐皇家茶宴之示器

大唐皇家茶宴之定香

大唐皇家茶宴之炙烤茶饼

大唐皇家茶宴之碾罗茶末

大唐皇家茶宴之煮水投茶

大唐皇家茶宴之育华煎茶

大唐皇家茶宴之盛茶待分

大唐皇家茶宴之奉茶

大唐皇家茶宴之奉茶

大唐皇家茶宴之礼毕

  茶艺师身着唐装使用茶碾、茶臼、茶罗子、凤羽、釜、炉、茶盞、海棠碗、莲花瓣盏托等全套大唐皇家茶器,真实完整的还原了唐代皇家茶宴炙茶、臼茶、碾磨、过筛、烹茶、分茶、吃茶的全过程,完美的展示了大唐茶文化的博大精深,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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