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人总有多重身份，往往，隐秘的身份比外显的身份更有趣。说远一点，那个叫做嵇康的铁匠，还能写一手不错的文章；那个叫黄公望的卜者，还能画几笔淡雅的水墨。说近一点，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其实是一流厨师；一个天天上街买菜的邻居大妈居然是投资高手。
辛卯年秋日的一天，深圳举办“新生代普洱茶”品鉴会，近二十年来海内外各家著名茶场、茶厂、茶庄、茶商提供的入围产品经过多次筛选，今天要接受一批来自亚洲不同地区的专家的终极评判。一排排茶艺师已经端坐在铁壶、电炉、瓷杯前准备一展冲泡手艺，一本本品鉴书也已安置在专家们的空位之前。品鉴书上项目不少，从汤色、纯度、厚度、口感、余津、香型、气蕴、力度等等方面都需要一一打分。众多媒体记者都举起了镜头，只等待着那些品鉴专家在主持人读出名字后，一个个依次登场。
品鉴专家不多，他们的名字，记者们未必熟悉，但普洱茶的老茶客们一听都知道。突然，记者们听到一个十分疑惑的名字，头衔很肯定：“普洱老茶品鉴专家”，却奇怪地与我同名。仔细一看，站出来的人竟然也长得与我一模一样。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一个秘密身份的无奈“漏风”。本来，我是想一直秘而不宣偷着乐的，没想到这次来了这么多“界外记者”。这次和我一起“漏风”的，还有我的妻子马兰，她在文件上标出的头衔也是“普洱老茶品鉴专家”，但她觉得我们两人既然一起“漏风”就不必一起亮相了，便躲在茶桌、茶客的丛林中低头暗笑。其实，几乎所有的高层专家都知道，她在普洱茶的品鉴上，座次还应该排在我的前面。
人们一旦沉浸于自己的某一身份，常常会忘了其他身份。每当我进入普洱茶江湖，全然忘了自己是一个能写文章的人。当然也会看一些与普洱茶有关的文章，那也只是看看罢了，从来没有以文章的标准去要求。这次在深圳“漏风”之后，就有朋友希望我以自己的文笔来写写普洱茶。
这就要我把两个身份交叠了，自己也感到有点唐突。我说，本人对文章的要求极高，动笔是一件隆重的事。但是，隆重并不是艰深。文章之道恰如哲学之道，至高与至低“首尾相啣”，终点必定潜伏于起点。如果谈普洱茶谈得半文半白、故弄玄虚、云遮雾罩，那就坏了，禅宗大师就会朗声劝阻，说出那句只有三个字的经典老话：“吃茶去。”这就是让半途迷失的人回到起点。因此，如果由我来写一篇谈普洱茶的文章，一定从零开始，而且全是大白话。
二
很多人初喝普洱茶，总有一点障碍。
障碍来自对比。最强大的对比者，是绿茶。
一杯上好的绿茶，能把漫山遍野的浩荡清香，递送到唇齿之间。茶叶仍然保持着绿色，挺拔舒展地在开水中浮沉悠游，看着就已经满眼舒服。凑嘴喝上一口，有一点草本的微涩，更多的却是一种只属于今年春天的芬芳，新鲜得可以让你听到山岙白云间燕雀的鸣叫。
我的家乡出产上品的龙井，马兰的家乡出产更好的猴魁，因此我们深知绿茶的魔力。后来喝到乌龙茶里的“铁观音”和岩茶“大红袍”，就觉得绿茶虽好，却显得过于轻盈，刚咂出味来便淡然远去，很快连影儿也找不到了。乌龙茶就深厚得多，虽然没有绿茶的鲜活清芬，却把香气藏在里边，让喝的人年岁陡长。相比之下，“铁观音”浓郁清奇，“大红袍”饱满沉着，我们更喜欢后者。与它们生长得不远的红茶“金骏眉”，也展现出一种很高的格调，平日喝得不少。
正这么品评着呢，猛然遇到了普洱茶。一看样子就不对，一团黑乎乎的“粗枝大叶”，横七竖八地压成了一个饼型，放到鼻子底下闻一闻，也没有明显的清香。扣下来一撮泡在开水里，有浅棕色漾出，喝一口，却有一种陈旧的味道。人们对食物，已经习惯于挑选新鲜，因此对陈旧的味道往往会产生一种本能的防范。更何况，市面上确实有一些制作低劣、存放不良的普洱茶带着近似“霉锅盖”的气息，让试图深入的茶客扭身而走。
但是，扭身而走的茶客又停步犹豫了，因为他们知道，世间有不少热爱普洱茶的人，生活品质很高。难道，他们都在盲目地热爱“霉锅盖”？而且，这些人各有自己的专业成就，不存在“炒作”和“忽悠”普洱茶的动机。于是，扭身而走的茶客开始怀疑自己，重新回头，试着找一些懂行的人，跟着喝一些正经的普洱茶。
这一回头，性命交关。如果他们还具备着拓展自身饮食习惯的生理弹性，如果他们还保留着发现至高口舌感觉的生命惊喜，那么，事态就会变得比较严重。这些一度犹豫的茶客很快就喝上了，再也放不下。
这是怎么回事？
首先，是功效。
几乎所有的茶客都有这样的经验：几杯上等的普洱茶入口，口感还说不明白呢，后背脊已经微微出汗了。随即腹中蠕动，胸间通畅，舌下生津。我在上文曾以“轻盈”二字来形容绿茶，而对普洱茶而言，则以自己不轻盈的外貌，换得了茶客身体的“轻盈”。
这可了不得。想当年，清代帝王们跨下马背过起宫廷生活，最大的负担便是越来越肥硕的身体。因此，当他们不经意地一喝普洱茶，便欣喜莫名。雍正时期普洱茶已经有不少数量进贡朝廷，乾隆皇帝喝了这种让自己轻松的棕色茎叶，就到《茶经》中查找，没查明白，便嘲笑陆羽也“拙”了。据说他为此还写了诗：“点成一碗金茎露，品泉陆羽应惭拙”。他的诗向来写得不好，我当然不会去考证，但如果真用“金茎露”来指称普洱茶，还算说得过去。
《红楼梦》里倒是确实写到，哪天什么人吃多了，就有人劝“该焖些普洱茶喝”。宫廷回忆录里也提到：“敬茶的先敬上一盏普洱茶，因为它又暖又能解油腻。”由京城想到茶马古道，那一条条从普洱府出发的长路，大多通向肉食很多、蔬菜很少的高寒地区。那里本该发生较多消化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疾病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人们终于从马帮驮送的茶饼、茶砖上找到了原因：“普洱茶味苦性刻，解油腻、牛羊毒”；“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
当今中国，食物充裕，越来越多的人遇到了清王室和高原山民同样的问题。因此，普洱茶风行，理由充分。
其次，是口味。
如果普洱茶的好处仅仅是让身体轻盈健康，那它也就成了保健药物了。但它最吸引茶客的地方，还是口感。要写普洱茶的口感很难，一般所说的樟香、兰香、荷香等等，只是一种比拟，而且是借着嗅觉来比拟味觉。
世上那几种最基本的味觉类型，与普洱茶都对不上，即使在茶的天地里，那一些比较稳定的味觉公认，如绿茶、乌龙茶、红茶、花茶系列所体现出来的味道，与普洱茶也不对路。总之，与这一些类型化、准类型化的味觉定型相比，普洱茶显得暧昧、含糊、内敛，因此也难以言表。
人是被严重“类型化”了的动物，离开了类型就不知如何来安顿自己的感觉了。经常看到一些文人以“好茶至淡”“真茶无味”等句子来描写普洱茶，其实是把感觉的失落当作了哲理，有点误人。不管怎么说，普洱茶绝非“至淡”“无味”，它是有“大味”的。如果一定要用中国文字来表述，比较合适的是两个词：陈酽、透润。
普洱茶在陈酽、透润的基调下变幻无穷，而且，每种重要的变换都会进入茶客的感觉记忆，慢慢聚集成一个安静的“心理仓贮”。
在这个“心理仓贮”中，普洱茶的各种口味都获得了安排，但仍然不能准确描述，只能用比喻和联想予以定位。我曾做过一个文学性的实验，看看能用什么样的比喻和联想，把自己心中不同普洱茶的口味勉强道出。
于是有了：
这一种，是秋天落叶被太阳晒了半个月之后躺在香茅丛边的干爽呼吸，而一阵轻风又从土墙边的果园吹来；
那一种，是三分甘草、三分沉香、二分当归、二分冬枣用文火熬了三个时辰后在一箭之遥处闻到的药香。闻到的人，正在磐钹声中轻轻诵经；
这一种，是寒山小屋被炉火连续熏烤了好几个冬季后木窗木壁散发出来的松香气息。木壁上挂着弓箭马鞍，充满着草野霸气；
那一种，不是气息了，是一位慈目老者的纯净笑容和难懂语言，虽然不知意思却让你身心安顿，滤净尘嚣，不再漂泊；
这一种，是两位素颜淑女静静地打开了一座整洁的檀木厅堂，而廊外的灿烂银杏正开始由黄变褐；
……
这些比喻和联想是那样的“无厘头”，但只要遇到近似的信号，便能立即被检索出来，完成对接。
普洱茶的“心理仓贮”一旦建立，就容不得同一领域的低劣产品了。这对人生实在有一点麻烦，例如我这么一个豁达大度的人，外出各地几乎可以接受任何饮料，却已经不能随意接受普洱茶。因为“心理仓贮”产生了敏锐的警觉，错喝一口，就像对不起整个潜在系统，全身心都会抱怨。
这种拒绝，说大一点，是在人品结构边缘衍伸了一个小小的“茶品”结构，在人格形态外沿拖拽出了一个小小的“茶格”形态。不管是“品”是“格”，都是通过否定和删削，来求得等级自守。这对茶事来说，虽然无关精神道德，却是有涉生活素质。
第三，是深度。
与人们对其他美好饮食的记忆不同，普洱茶的“心理仓贮”，空间幽深、曲巷繁密、风味精微。这就有了徜徉、探寻的余地，有了千言万语的对象，有了玩得下去的可能。相比之下，只有法国的红酒，才有类似的情形。
你看，在最大分类上，普洱茶有“号级茶”“印级茶”“七子饼”等等代际区分，有老茶、熟茶、生茶等等制作贮存区分，有大叶种、古树茶、台地茶等等原料区分，又有易武山、景迈山、南糯山等等产地区分。其中，即使仅仅取出“号级茶”来，里边又隐藏着一大批茶号和品牌。哪怕是同一个茶号里的同一种品牌，也还包含着很多重大差别，谁也无法一言道尽。
在我的交往中，最早筚路蓝缕地试着用文字写出这些区别的，是台湾的邓时海先生；最早拿出真实茶品在一次次深夜冲泡中让我们从感性上懂得什么是顶级普洱老茶的，是菲律宾的何作如先生；最早以自己几十年的普洱茶贸易经验传授各种分辨诀窍的，是香港的白水清先生。我与他们，一起不知道喝过了多少茶。年年月月茶桌边的轻声品评，让大家一次次感叹杯壶间的天地实在是无比深远。
其实，连冲泡也大有文章。有一次在上海张奇明先生的大可堂，被我戏称为“北方第一泡”的唐山王家平先生、“南方第一泡”的中山苏荣新先生和其他几位杰出茶艺师一起泡着同一款茶，一盅盅端到另一个房间，我一喝便知是谁泡的。茶量、水量、速度、热度、节奏组成了一种韵律，上口便知其人。
这么复杂的差别与一个个朋友的生命形态连在一起了，那个天地就有了一种让人舍不得离开的人文深度。
以上这三个方面，大体概括了普洱茶那么吸引人的原因。但是，要真正说清楚普洱茶，不能仅仅停留在感觉范畴。普洱茶的“核心机密”，应该在人们的感觉之外。
三
普洱茶的“核心机密”是什么？这个问题不能由过于痴迷的茶客来回答。这正如，只要是“戏迷”，就一定说不清楚所迷剧种存在的根本意义。能够把事情看得比较明白的，大多是保持距离的客观目光。
在我认识的范围内，两位离云南普洱很远的东北科学家，盛军先生和陈杰先生，对普洱茶所作的科学研究令人钦佩。这一点，就连云南籍的普洱茶专家沈培平先生，也赞誉有加。
因此，我希望茶客们也能听听有关普洱茶研究的当代科学话语。即便遇到一些不熟悉的概念，仍然不妨暂时搁下杯壶，硬着头皮听下去。中国的饮食研究，不能老是停留在浅层分类和外相表述上。
为了沟通的方便，我们可以先在科学思维和一般思维之间找一个共同的入口，那就是发酵。谁都知道，普洱茶和其他茶种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发酵。绿茶可称为“不发酵茶”，乌龙茶、红茶可称为“轻发酵茶”“半发酵茶”或“单发酵茶”，普洱茶则可以称为“后发酵茶”“长发酵茶”。在普洱茶里边，生茶又可以称为“自然发酵茶”，熟茶又可称为“人工发酵茶”。你看，一说“发酵”，几乎把所有的茶种都涵盖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发酵”呢？简单说来，那是人类利用微生物来改变和提升食物细胞的质地，使之产生独特风味的过程。平日我们老在暗中惦念的那些食物，大多与发酵有关，例如各种美酒、酸奶、干酪，豆腐乳、泡菜、纳豆、酱油、醋等等。即便是粮食，发酵过的馒头、面包也比没有发酵过的面粉制品更香软、更营养。在医学上，要生产维生素、氨基酸、胰岛素、抗生素、疫苗、激素等等，也离不开发酵过程。
发酵的主角，是微生物。
一说微生物，题目就大了。科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在地球上出现才几百万年，而微生物已存在三十五亿年。世界上的生命，除了动物、植物这“两域”外，“第三域”就是微生物，由此建立了“生命三域”的学说。这些无限微小又无限繁密、无比长寿又无比神秘的“小东西”，我们至今仍然了解得很少，却已经逼得当代各国科学家建立了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等等分支组成的生物工程学来研究。尽管研究还刚开始，奇迹已叹为观止。听说连开采石油这样的重力活儿，迟早也可以让微生物来完成。真不知道再过多少年，这些“小东西”会把世界变成什么样。
在我们还没有动用科技设备折腾它们之前，这些
“小东西”一直在自然的乐园里忙碌着。而云南，则以特殊的方位、地形、气候和生态，成了它们乐园中的乐园。就说云南的普洱茶吧，那些在原始山林中生长了千百年的乔木大叶种古茶树，始终被一大批种类繁多的微生物菌群陪伴着，呵护着，喂养着。从茶树的根，到茎、叶、花，一处也不曾懈怠。否则，哪会存活得那么健康又那么久远？
微生物菌群天天摄取着太阳能，裂解着细胞壁，分解着有机物，分泌着氨基酸，激活着生物酶，合成着茶氨酸，这就是发酵。结果，激活的生物酶有利于消食，茶多酚有利于降低胆固醇，汀类物质有利于降脂，茶色素有利于减少血粘度，泛酸、胱氨酸有利于解酒护肝，果胶物质有利于除毒，而种种综合因素又能抑制糖尿病的“靶标”，有利于降低血糖，减少尿酸，防止老年痴呆……
当地的茶农凭着经验知道，普洱茶的好坏，决定因素是一批用肉眼看不到的小生命。陈杰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当地茶农发现自己家的茶叶出现了大问题，便会诊断道：“茶虫子”病了。他们所说的“茶虫子”，就是微生物菌群。
请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普洱茶移植到经纬度近似的其他省份生长就不对了？为什么云南茶区相隔不远的每一座山，出品都不一样？这些问题，就像问茅台酒为什么只能出在贵州仁怀一个特定的小地方而不能四处酿造一样，答案是共通的：只因微生物菌群有异，又不愿意整体迁移，因而构不成同样的发酵。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凭着发酵方式的不同，来具体划分普洱茶与其他茶种的基本区别了。绿茶在制作时需要把鲜叶放在铁锅中连续翻炒杀青，达到提香、定型、保绿的效果，为此必须用高温剥夺微生物活性，阻止茶多酚氧化，因而也就不存在发酵。乌龙茶就不一样了，制作时先鼓励生物酶的活性，也就是用轻度发酵提升香气和口味后，随即用高温炒青烘干，让发酵停止。红茶则把发酵的程度大大往前推进了一步，比较充分地待香待色，然后同样用高温快速阻止发酵。这就是说，乌龙茶和红茶虽然也曾与发酵邂逅，但很快洒泪诀别于炉边，不再往来。至于清清纯纯的绿茶，则从未与发酵约会。
普洱茶也会有一个翻炒杀青的过程，但时间很短，翻炒时茶叶被不断抛离锅壁，在空气中冷却，因此叶片的温度不会超过60℃的界限，微生物也就不会被杀死，发酵过程延续下去了。即使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通过人工发酵来制作的熟茶，也不让“渥堆”的温度超过界限。更重要的是，在普洱茶的制作过程中，先要经过一次次重力揉捻，使微生物进入茶叶，然后又要用紧压的方式变成饼、团、沱、砖的形状，使今后的长期发酵获得一个稳定的温床。
照理，在普洱茶的各种发酵温床中，砖形更便于密集存放和搬运，但是，为了微生物菌群在发酵过程中能够流畅运行，还是让饼形的数量大大超过砖形。这让我联想到田径运动场、摩天大转轮。
普洱茶在制作完成后的这种发酵，被专家们命名为“第二次自然接种”，又被茶客们俗称为“后发酵”或“长发酵”。如果温度、湿度和贮存环境适当，这种发酵就在长年累月之间无声无息地让茶品天天升级。因此，即便是上了年纪的老茶品，也会在微生物菌群的辛勤劳作下，成为永久的半成品、不息的变动者、活着的生命体。发酵过程可以延续十几年、几十年，形成一个从今天走回古典的“陈化”历程。这一历程的彼岸，便是渐入化境，妙不可言，让一切青涩之辈只能远远仰望，歆慕不已。
这里，还出现了一个美学上的有趣对比。
按照正常的审美标准，漂亮的还是绿茶、乌龙茶、红茶，不仅色、香、味都显而易见，而且从制作到包装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打理得美轮美奂。而普洱茶就像很多发酵产品，既然离不开微生物菌群，就很难“坚壁清野”、整洁亮丽。从原始森林出发的每一步，它都离不开草叶纷乱、林木杂陈、虫飞禽行、踏泥扬尘、老箕旧篓、粗手粗脚的鲁莽遭遇，正符合现在常说的“野蛮生长”。直到最后压制茶饼时，也不能为了脱净蛮气而一味选用上等嫩芽，因为过于绵密不利于发酵转化，而必须反过来用普通的“粗枝大叶”构成一个有梗有隙的支撑形骨架，营造出原生态的发酵空间。这看上去，仍然是一种野而不文、糙而不精的土著面貌，仍然是一派不登大雅之堂的泥昧习性。
但是，漫长的时间也能让美学展现出一种深刻的逆反。青春芳香的绿茶只能浅笑一年，笑容就完全消失了。老练一点的乌龙茶和红茶也只能神气地挺立三年，便颓然神伤。这时，反倒是看上去蓬头垢面的普洱茶越来越光鲜。原来让人耽心的不洁不净，经过微生物菌群多年的吞食、转化、分泌、释放，反而变成了大洁大净。你看清代宫廷仓库里存茶的那个角落，当年各地上贡的繁多茶品都已化为齑粉，沦为尘土，不可收拾，唯独普洱茶，虽百余年仍筋骨疏朗，容光焕发。二七年春天从北京故宫回归普洱的那个光绪年间出品的“万寿龙团贡茶”，很多人都见到了，便是其中的代表性形象。
这就是赖到最后才登场的“微生物美学”，一登场，全部不起眼的前史终于翻案。这就是隐潜于万象深处的“大自然美学”，一展露，连人类也成了其间一个小小的环节。于是，千年古茶树——无形微生物——当今饮茶人，构成了一组似远实近的生命链，融会贯通。
说到这里，我想读者诸君已经明白我所说的普洱茶的“核心机密”是什么了。
四
细算起来，人类每一次闯入微生物世界都非常偶然。开始总以为一种食品馊了，霉了，变质了，不知道扔掉多少次而终于有一次没有扔掉。于是，由惊讶而兴奋，由贪嘴而摸索。
中国茶的历史很长，而由微生物发酵而成的普洱茶究竟是什么时候被人们发现，什么时候进入历史的？
那么，就让我把普洱茶的历史稍稍勾勒一下吧。
中国古代，素来重视朝廷兴亡史，轻忽全民生态史，更何况云南地处边陲，几乎不会有重要文人来及时记录普洱茶的动静。唐代《蛮书》、宋代《续博物志》、明代《滇略》中都提到过普洱一带出茶，但从记述来看，采摘煮饮方式还相当原始，或语焉不详，并不能看成我们今天所说的普洱茶。这就像，并不是昆山一带的民间唱曲都可以叫昆曲，广东地区的所有餐食都可以叫粤菜。普洱茶的正式成立并进入历史视野，在清代。
我在上文曾写到清代帝王为了消食而喝普洱茶的事情。由于他们爱喝，也就成了贡品，既然成了贡品，那就会风行于官场仕绅之间，还要严选品质和茶号，精益求精。普洱茶，由此实现了高等级的生命合成。从康熙、雍正、乾隆到嘉庆、道光、咸丰，这些年代都茶事兴盛，而我特别看重的，则是光绪年间（1875年-1909年）。主要标志，是诸多“号级茶”的出现。
“号级茶”，是指为了进贡或外销而形成的一批茶号和品牌。品牌意识的觉醒，使普洱茶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经典时代”，以后的一切活动也都有了基准坐标。
早在光绪之前，乾隆年间就有了同庆号，道光年间就有了车顺号，同治年间就有了福昌号，都是气象不凡的开山门庭，但我无缘尝到它们当时的产品。我们今天还能够“叫得应”的那些古典茶号，像宋云号、元昌号，以及大名赫赫的宋聘号，都创立于光绪元年。由此带动，一大批茶庄、茶号纷纷出现。说像雨后春笋，并不为过。
我很想随手开列一批茶号出来让读者诸君嚇一跳，看看即便在交通艰难、信息滞塞的时代，一旦契合某种生态需求，也会喷涌成一种不可思议的商市气势。但是，我拿出来的一张白纸很快就写满了，想从里边选出几个重要的茶号来，也不容易。刚勾出几个，一批自认为比它们更重要的名字就在云南山区的老屋间嗷嗷大叫。我隐约听到了，便仓皇收笔。
只想带着点儿私心特别一提：元昌号在光绪元年创立后，又在光绪中期到易武大街开设分号而建立了福元昌号，延绵到二十世纪还生气勃勃，成为普洱茶的“王者一族”。这个茶庄后来出过一个著名的庄主，恰是我的本家余福生先生。
就像我曾经很艰苦地抗议自己的书籍被盗版一样，余福生先生也曾借着茶饼上的“内票”发表打假宣言：“近有无耻之徒假冒本号……”，我一看便笑了，原来书茶同仇，一家同声，百年呼应。
茶号打假，说明市场之大，竞争之烈，茶号之多，品牌之珍。品牌的名声，本来应由品质决定，但是由于普洱茶的品质大半取决于微生物菌群的微观生态，恰恰最难说得清。因此，可怜的打假者们不得不借用一般的“好茶印象”来涂饰自己的品牌。例如，这家说自己是“阳春细嫩白尖”，那家说自己是“细嫩茗芽精工揉造”，甚至还自称“提炼雨前春蕊细嫩尖叶，绝无参杂冲抵”云云，其实是以绿茶的坐标扬己之短，避己之
不得不注意光绪和茶业的宿命。
浩劫过去，茶香又起。只要茶盅在手，再苦难的日子也过得下去。毕竟已经到了二十世纪，就有人试图按照现代实业的规程来筹建茶厂。一九二三年到勐海计划筹建茶厂的几个人中间，领头的那个人正好也是我的本家余敬诚先生。
后来在一九四年真正把勐海的佛海茶厂建立起来的，是从欧洲回来的范和钧先生和冯绍裘先生。他们背靠中国茶业公司的优势，开始试行现代制作方式和包装方式，可惜在兵荒马乱之中，厂房被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炸毁，重建又千难万难。他们到底有没有投入批量生产？产了多少？销往何方？至今还说不清楚。我们只知道十年后战争结束，政局稳定，一些新兴的茶厂才实现规模化的现代制作。从此，大批由包装纸上所印的字迹颜色而定名的“红印”“绿印”“蓝印”“黄印”等等品牌陆续上市，五彩斑斓地开启了“印级茶”的时代。
那又是一个车马喧腾、旌旗猎猎、高手如云的热闹天地。“号级茶”就此不再站在第一线，而是退居后面，安享尊荣。如果说，“号级茶”在今天是难得一见的老长辈，那么，“印级茶”则还体力雄健，经常可以见面。
无奈海内外的需求越来越大，“印级茶”也撑不住了。普洱茶要增加产量，关键在于缩短发酵时间，这就产生了一个也是从偶然错误开始的故事。有一个叫卢铸勋的先生在香港做红茶，那次由于火候掌握不好，做坏了，发现了某种奇特的发酵效果。急于缩短普洱茶发酵时间的茶商们从中看出了一点端倪，便在香港、广东一带做了一些实验。终于，一九七三年，由昆明茶厂厂长吴启英女士带领，在这些实验的基础上以发水渥堆的方法成功制造出了熟茶。熟茶中，陆续出现了很多可喜的品牌。
当然，也有不少茶人依然寄情于自然发酵的生茶，于是，熟茶的爆红也刺激了生茶的发展。在后来统称“云南七子饼”的现代普洱系列中，就有很多可以称赞的生茶产品。从此之后，生、熟两道，并驾齐驱。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普洱茶还严重缺少科学测试、生化分析、品牌认证、质量鉴定，因此虽然风行天下，生存基点还非常脆弱，经受不住滥竽充数、行情反转、舆情质询。日本二十几年前由痴迷到冷落的滑坡，中国在二七年的疯涨和疯跌，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二八年由沈培平先生召集众多生物科学家和其他学者集中投入研究，开启了“科学普洱”的时代。
我用如此简约的方式闲聊着普洱茶的历史，还是觉得没有落到实处，就像游离了一个个作品来讲美术史，才几句就心慌了。然而普洱茶那么多品牌，有哪几个是广大读者都应该知道的呢？它们的等级如何划分？我们有没有可能从一些“经典品牌”的排序中，把握住普洱茶的历史魂魄？
五
为口感排序，非常冒险。
尤其是，任何顶级形态都达到了足够的高度，而每种高度都自成峰峦，自享春秋，更不易断其名次。为普洱茶的峰峦排序，还遇到了特殊的困难，那就是，抵达者实在太少，难以构成广泛舆论。大家甚至都知道哪几位老兄藏有哪几种品牌，说高说低，都有“挟藏品而自重”“隐私心而待沽”之嫌。因此，大家往往只默默地排序于心底，悄声地嘀咕于壶边。说大声了，怕遇冷眼。
好像都在等我。
因为我嫌疑很小，胆子很大。
那么，就让我来吧。
我对“号级茶”排序的前五名为——
第一名：“宋聘”；
第二名：“福元昌”；
第三名：“向质卿”；
第四名：“双狮同庆”；
第五名：“陈云号”。
我对“印级茶”排序的前五名为——
第一名：“大红印”；
第二名：“甲乙级蓝印”；
第三名：“红印铁饼”；
第四名：“无纸红印”；
第五名：“蓝印铁饼”。
我对“七子饼”排序的前五名为——
第一名：“七子黄印”；
第二名：“七五七二”；
第三名：“雪印青饼”；
第四名：“八五八二”；
第五名：“八八青饼”。
写完这些排序，我在大胆之后突然产生了谦虚，觉得应该拜访几位老朋友，听听他们的说法。
先到香港，叩开了柴湾一个巨大茶叶仓库的大门，出来迎接的正是白水清先生。在堆积如山的茶包下喝茶，就像在惊天瀑布下戏水，非常痛快，因此每次都会逗留到午夜之后。今天一看，喝茶处已经装修一新。
白先生对普洱茶的见识，广泛而又细致。原因是做了几十年的普洱茶贸易，当初很多场合是不能“试泡试喝”的，只凭两眼一扫，就要判断一切，并由此决定祸福。这种长年训练，使他的眼光老辣、迅捷而又全面。我甚至建议他编一部《白水清普洱茶词典》出版，因为他有这种知识贮备。说起“号级茶”，他首先推崇当年的四个茶庄：同庆号、同兴号、同昌号、宋聘号。在品牌上，他认为最高的是“红标宋聘”，口味浓稠而质量稳定。其次他喜欢“向质卿”的高雅、鲜爽，“双狮同庆”的异香、霸气。“福元昌”和“车顺号”，好是好，但存世太少，呈现得不完整，不方便进入队列。此外，他还欣赏几个茶庄，例如江城号、敬昌号等等。
何作如先生在普洱茶上，是很多高人的“师傅”。很多年前我只要和金庸先生、白先勇先生聊天，他每次都来泡茶，我们三人不知道他拿出来的茶是何等珍贵，现在想来还十分惭愧。他坚守茶的等级，并以此展现身份。对于低等级，他一见扭头就走，理也不理。他把“号级茶”分了“四线”，这是我迄今见过对“号级茶”的最精细划分。一线三名，“宋聘”“双狮同庆”“福元昌”；二线两名，“陈云号”“仁和祥”；三线三名，“本记”“敬昌”“同兴”；四线也是三名，“江城号”“黄文兴”“同昌号”。除了这“四线”外，他直陈自己所要求的普洱茶境界，那就是一喝便产生“直坠丹田”的强烈体感。要达到这一境界，他主张以原生态的制作方式走生茶之路，不做太多加法。他还非常重视冲泡技术，讲究水质、水温、投量、壶型、间歇等等关键细节。
沈培平先生对现代普洱茶发展的贡献，人所共知。那天我在飞机上正好与他邻座，就聊了起来。他是一位宏观的管理者，既有科学思维，又有敏锐口感，因此对各种品牌都有一种鸟瞰的高度。他对“号级茶”的排序，一口气列了十名：“宋聘”“福元昌”“向质卿”“双狮同庆”“陈云号”“大票敬昌”“同昌号（黄文兴）”“江城号”“元昌号”“兴顺祥”。他对“印级茶”排了六名：“大红印”“甲乙级蓝印”“红印铁饼”“无纸红印”“蓝印铁饼”“广云贡饼”。他对“七子饼”排了九名：“七子小黄印”“七五七二（青饼）”“雪印”“月印”“八六五三”“七五八二”“八五八二”“七五四二”“八八青（七五四二）”。除此之外，他还提供了自己对熟茶的排名：“紫天”“八中熟”“南宝砖”“文革后期砖”以及对“新生代普洱茶”的排名：“易武春尖”、“橙中橙”“紫大衣”“九九易昌”等等。他的目光，童叟无欺。
张奇明先生开设的大可堂茶馆，专供普洱茶，早已成了上海极重要的一个文化会所。有的茶客甚至摹仿西方人着迷星巴克的语言，说自己平日“如果不在大可堂，就在去大可堂的路上”。很多朋友看到那里有一方由我书写的碑刻，以为是我开的。其实，我只是一名常去的茶客。张奇明先生对“号级茶”的排序为：“宋聘”“陈云号”“向质卿”“大票敬昌”；对“印级茶”的排序为：“大红印”“红印铁饼”“无纸红印”“甲乙级蓝印”“大字绿印”“蓝印铁饼”；对“七子饼”的排序为：“黄印”“七五七二”“雪印”“八五八二”“八八青饼”。
王家平先生在网络微博上的署名是“茶人王心”，据说投情颇深，读者也不少，可惜我不上网，看不到。算起来，只要我在北京期间，与他喝茶的次数特别多。每次看到他胖胖的手居然能灵巧地泡出一壶壶好茶，深感惊讶。他对“号级茶”的排序为：“宋聘”“陈云号”“双狮同庆”“向质卿”；他对“印级茶”的排序为：“红印”“蓝印铁饼”“甲乙级蓝印”“无纸红印”；他对“七子饼”的排序为：“八五八二”“雪印”“八八青饼”。
另外，我还分头询问了一些优秀茶艺师如姚丽虹、黄娟、海霞她们的排序，几乎也都大同小异。可见，在口味等级上，高手们分歧不多。
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六
虽然说得如此痛快淋漓，但是，“号级茶”已经越来越少，谁也不能经常喝到了。“福元昌”现在存世大概也就二、三十小桶吧？“车顺号”据说只存世四片，我已侦知被哪四个人收藏了。都是我的好友，但他们互相不说，更不对外宣扬。怕被窃，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怕的是，一番重大的人情，或一笔巨大的贸易，如果提出要以尝一口这片老茶作条件，该如何拒绝？
珍贵，不仅是因为稀少。“号级茶”的经典口味，借着时间的默默厮磨，借着微生物菌群的多年调理，确实高妙得难以言表。
邓时海先生说，福元昌磅礡雄厚，同庆号幽雅内敛，一阳一阴，一皇一后，构成终端对比。在我的品尝经验里，福元昌柔中带刚，果然气象不凡，同庆号里我只中意“双狮”，陈云号药香浓郁，也让我欣喜，但真正征服我的，还是宋聘。宋聘，尤其是红标宋聘而不是蓝标宋聘，可以兼得磅礡、幽雅两端，奇妙地合成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冲击力，弥漫于口腔胸腔。
我喝到的宋聘，当然不是光绪年间的，而是民国初年宋家与袁家联姻后所合并的“乾利贞宋聘”茶庄的产品。那时，这个茶庄也在香港设立了分公司。每次喝宋聘，总是多一次坚信，它绝非浪得虚名。与其他茶庄相比，宋、袁两家的经济实力比较雄厚，这当然很重要，但据我判断，必有一个真正的顶级大师一直在默默地执掌着一部至高的品质法律，不容有半点疏漏。
照理，堪与宋聘一比的还有同兴号的“向质卿”——一个由人物真名标识的品牌，据说连慈禧太后也喜欢。但奇怪的是，多次喝“向质卿”，总觉得它太淡、太薄、太寡味，便怀疑慈禧太后老而口钝，或者向家后辈产生了比较严重的“隔代衰退”。到后来，不管到哪一个茶室，一听这个品牌就兴味索然。没想到有一天夜晚在深圳，白水清先生拿出了家藏的“向质卿”，又亲自执壶冲泡，我和马兰才喝第一口就不由得站起身来。那口感，是一种充分柔爽中的充分堂皇。而且，还有一种大空间的洁净，就像一个老庭院被仆役们洒扫过很久很久。无疑，这是典型的贡品风范。但是，如果要我把它与宋聘作对比，我还会选择宋聘，理由是力度。
我对“印级茶”的喜欢，也与力度有关。即使是其中比较普及的“无纸红印”“蓝印铁饼”，虽都还只是中年，却已有大将风度。在京城初冬微雨的小巷茶馆，不奢想“号级茶”了，只掰下那一小角“红印”或“蓝印”，再把泉水煮沸，就足以满意得闭目无语。当然也会试喝几种“新生代”普洱，一般总有一些杂味、涩味，如果去掉了，多数也是清新有余，力度薄弱。那就只能耐心地等待，慢慢让时间给它们加持了。
七
说到力度，我不能不表述一种很深的遗憾。普洱茶的口感，最珍贵、最艰深之处，就是气韵和力度。但是，科学家们研究至今，还无法说明气韵和力度的成因。有人说，茶中之气，可能来自于一种叫“锗”的成分，对此我颇有怀疑。我想，锗，很可能是增加了某些口味，或提升了某些口味吧？应该与最难捉摸的气韵和力度关系不大。虽然最难捉摸，但一上口就能立即感知，而且是一切老茶人的共同感知，这是何因？依我看，秘密还在那群微生物身上。天下一切可以即时爆发的气势，必由群体生命营造，可惜我们对这种群体生命，还那么无知。把原因归之于锗，好像是以化学替代了微生物学。
除了气韵和力度，普洱茶的特殊香型也还是一个谜。过去有一种幼稚的解释，以为茶树边上种了某一种果树就会传染到某种香型，这种说法已被实践否定。据现在的研究，普洱茶的香气，是芳樟醇（也即沉香醇及其氧化物）在起作用。这种说法可能比较靠谱。但是，普洱茶除了樟香之外的其他香型如兰香、荷香、枣香、青香，那是芳樟醇范围里边的不同类别，还是出现了其他什么别的醇？
还有，科学家认为，普洱茶的防癌作用主要是靠茶红素，但是，我们对茶红素又了解多少？它究竟是什么？何时能分解出来？
又有科学家设想，普洱茶的最好原料是千年古茶树，那些茶树为什么千年不凋，仍有产出？除了微生物的辛劳之外，是不是还有一种“长寿基因”？如果是，那么，这种“长寿基因”到底是以一种什么方式存在着、转换着？
这样的问题，可以无休无止地问下去。
很快我们发现，有关普洱茶的很多重大问题，大家都还没有找到答案。因此，最好不要轻言自己已经把普洱茶“彻底整明白”了。记住，就在我们随手可触的某个角落，那群微生物正交头接耳地在嘲笑我们。而且，它们确实也有足够的资格嘲笑。
由此想起几年前，闫希军先生领导的天士力集团听到了“科学普洱”的声音，便用现代生物发酵工艺萃取千年古茶树中有效无害的成分提炼成“帝泊洱”速溶饮品，为普洱茶的功能化、便捷化、国际化打开了新门户。在香港举行的发布会上得知，为了研究的可靠性，他们曾经一次次动用上百只白老鼠做生化实验。我随即在发布会上站起来说，自己是一百零一只白老鼠，无意中也接受了实验，而且还愿意实验下去。
但是，我更想在实验中把自己变小，小得不能再小，然后悄悄溶入那支微生物菌群的神秘大军，看它们如何从原始森林的古乔木大叶种开始，一步步把普洱茶闹腾得风起云涌。
当然，对我来说，普洱茶只是一个观察样本，只要进入了微生物的世界，那么，我对人类和地球的感受也就完全不一样了。于是，我再由小变大，甚至变成巨人，笑看茫茫三界。
对不起了，普洱茶，我所关切的事，毕竟要比你大得多。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为恢复各地传统名优绿茶工艺而不断努力摸索。针型绿茶是名优绿茶的代表，因手制加工产率低而弥足珍贵，其历史悠久，享誉海外的代表茶品有信阳毛尖、开化龙顶、雨花茶等。目前随着现代加工机械技术提升，针型绿茶产量逐年提高，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对于传统工艺的关注度也逐步增加。近来关于针型绿茶传统工艺的体系研究以河南信阳毛尖较为丰富，其中实操工具有茶把圆帚、生锅、熟锅等，但是对于其他针型绿茶传统工艺器具历史成因的研究，相比较卷曲型绿茶、扁平型绿茶非常欠缺。文章则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前提下，试图从较为广阔的背景中通过对乾隆竹炉的构造研究，对针型绿茶传统工艺配套器具存在的多样性以及提升品质作出一种新的审视。
背景1：
文章探讨的技术时代背景为清朝乾隆时期
(1)茶叶外贸从明清时期开始保持持久增长期，清朝时期的皇室，非常重视茶业生产，特设立漕运茶公所专门管理和研究制产办法，全面推动茶业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全民上下对于茶叶加工品质精细化管理的技术和意识相较于前朝历代得到全面的提升;
(2)针型绿茶因加工难度大，成品率低，生产者甚少，其工艺的发展受到乾隆时期“精于加工，型质名优”制茶理念的影响而有所发展;
(3)展现针型茶最佳的品饮冲泡方式为冲瀹撮泡形式(“瀹”，浸渍的方式)，受明代茶叶加工技术革新影响，开始广泛应用，于清朝时期兴盛，风靡南北。
背景2：
文章探讨的技术地域背景为太湖流域地区
一方面，江浙一带兴盛的各类“茶会”“文会”，清代文士相比前朝，热情多是投入到钻研新茶道、切磋造茶技艺，前后有十余位文士分别对“唐宋元明”四朝的茶业专著进行汇编整理，最甚者收录多达上万字，对于历朝历代专著记载的技法进行试验、探索、传播的过程，有利于引领名优绿茶茶品审美，以及促进名优绿茶精细化“试茶”的需求;
另一方面，明朝时期开始，随着社会发展，交通枢纽的不断开拓，市井乡里也开始涌现茶馆、茶楼、茶社，清代更是我国茶馆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余年的盛世发展，促进了“商会茶馆”新业态的形成，如江苏、浙江一带，一小城因为行业商会的发达，茶馆茶社多达百余家。
背景3：
文章探讨的技术器具，选择清朝乾隆时期的乾隆竹炉为研究对象(图1)
(1)乾隆竹炉由多个部件多种材质构成，设计精妙，是惠山竹炉的代表。乾隆竹炉为上下分体式，下为方形火灶并开长方形风口，上为一配有铜制铸纹铫座的圆形配件，接口处均有红铜护圈，边框以竹作架，并以宽细竹丝编织六角篾纹包裹，做工细巧精致，也是目前唯一保存完好流传于世的竹炉实物样，具备研究参考价值;
(2)乾隆竹炉大量的诗句书画和文史资料，为当代研究古代惠山竹炉类的“火灶”器具，提供丰富的人文依据。
01
乾隆竹炉诞生的背景
乾隆皇帝极好茶事，对惠山茶会十分向往，特别认同竹炉文会文化，对惠山历代竹炉的研究可谓是达到痴迷的程度。自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第一次南巡驻跸无锡古刹惠山寺，特地请人精心制作两具竹炉携回北京，之后乾隆对竹炉的热情从未停止，使用于各处茶舍和宫室之中，更是在北京玉泉旁仿制竹炉山房一座，留下数十首竹炉诗歌和三十五首竹炉山房诗歌。乾隆竹炉的诞生主要和以下三个背景有关。
▲ 清乾隆十六年 / 竹炉底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刻有乾隆十六年御制诗《仿惠山听松庵制竹炉成诗以咏之》一首
1、“惠山茶会”的孕育
惠山从唐宋时期开始，就成了引领文化潮流的不二圣地。明代文学家袁宏道所撰《游惠山记》中诉说着对惠山文化“流连阁中，信宿始去”的眷恋，宋代诗人苏轼曾两次游无锡惠山，留下了“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的吟唱，惠泉试新茶的故事和斗茶谈心得的笔录在历史长河中如璀璨星光，如数家珍。
▲ 今日的惠山泉泉井
元明时期开始，文人吟诗结社的现象远胜于前朝，曾记录着众多名人之松风明月心、衣被苍生情的惠山则成为广众文士高怀山谷、寓情于茶的首选之地。无锡的惠山又名九龙山，处于太湖茶区和吴门文化圈内，因其泉石清幽，数百年的茶会持续，使得惠山的茶会传统更得进一步发展，形成以“泉”“茶”“炉”为主要特色主题，吸引着无数高人逸士前来悠游隐居、茗茶论文，给后人留下无数的人文瑰宝，直接提升了太湖茶区在全国的影响力。
▲ 明 文征明 《惠山茶会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2、“竹炉文会”的兴盛
竹炉文会的渊源始于洪武年间，惠山听松庵主人性海真人及明初文人王绂(1362~1416)等人不仅有深厚的友情，而且还共同创制竹炉，同时也是惠山竹炉文会及竹炉图卷的原创人。前有无锡籍画家王绂、中医潘克诚借炉抒情为缘，后有僧人性海邀约大学士王达所作《竹炉记》，表达创制竹炉的理念及意旨，充分赞扬了竹炉品高质素。随之性海遍征惠山竹炉题咏为始，竹炉文会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先后有秦夔访炉征咏，盛颙制炉引咏，唐寅与祝枝山的围炉文咏，顾贞观寻炉新咏，宋荦搜集题咏诗画刊刻，以及乾隆帝持续数十年的竹炉题咏等，“竹炉题咏”则成为明清之际涉及众多文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会事件，直接启发了无锡当地其他文会及诗社(如碧山吟社)的兴起。
▲ 明 沈贞《竹炉山房图》(辽宁省博物馆藏)
该图描绘惠山寺竹炉山房中性海和尚、王绂、潘克诚三人竹炉煮茶的场景
▲ 明 王问《煮茶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斑竹茶炉，炉侧附有一小出烟口，主人端坐蒲团于炉前调火
3、古代江南地区“试茶活动”的蓬勃发展
自唐宋起，“试茶”便是造茶活动和饮茶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古代文士们对于茶叶品质的重视程度，多少笔墨连绵不绝;对试造加工的兴趣程度，也可谓是有增不减。北宋蔡襄在《茶录》中表达：“建安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南宋陆游也特作三首《试茶》诗流传于世;明代陈继儒也留下“绮阴攒盖，灵草试奇;竹炉幽讨，松火怒飞;水交以淡，茗战而肥;绿香满路，永日忘归”的试茶感受。
清朝时期，随着各地设立“茶公所”“改良场”，茶叶品质变化多样性，在官家机构更为系统的“试茶活动”中得以发现，茶叶加工工艺的多样化发展，茶叶贸易需求的不断扩大，痴茶的乾隆皇帝更是全面带动了社会各层对“试茶”的热情。清朝马曰璐特诗《汧江太史斋中品泉盛青嵝同作》：“清晨同过太史家，不比试茶閒自啜”;清朝张岱在《陶庵梦忆·禊泉》总结：“试茶，茶香发，新汲少有石腥，宿三日，气方尽”;更有著写饮食经典《随园食单》的袁枚用二十四句的长篇诗文感叹试茶体验。
02
乾隆竹炉特色设计的启发
根据后人论证，惠山竹炉经历多次波折和复制，仅明清时期五次的“竹炉文会”，文士们所创作数以百计的诗文和书画，皆饱含着对于竹炉的喜爱之情。后人可以在众多古画作品中看到相似度很高的竹炉身影，乾隆竹炉的形态非常特别，参照前人的竹炉基础上又有了一定改进，通过对所增设的“黄铜灶眼”“特制配件”“便携手提”的功能推敲，发现乾隆竹炉不仅能满足烧水，更是具备了小型“火灶器”的基本功能，可以满足一定程度“茶叶试制加工”“茶叶精制加工”的需求，对现代小型“火灶器”的研发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1、黄铜灶眼盖配件设计——有助于火功的稳控性操作
人的燃料，有芦、竹、柴、木、炭，这些燃料因含有水分在燃烧过程中常会出现火力不足且不稳定。烧开沸腾一铫壶水，需要大量燃料提供热量，然而燃料在狭小空间的堆放燃烧，极有讲究，特别是火苗极易突猛，一下子可窜高五六十厘米。故控制火力，哪怕只是一铫壶水(古代一种金属制的出远门可以随身携带的小锅)，若缺乏专注和技巧，也非易事。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古籍在制焙茶叶或烧水烹茶的篇章中，多次强调必须安排专人专项负责“火功”;为什么那么多古画中多数炉子的炉身多呈现出“高腰”品相。
乾隆竹炉的特制灶眼盖(图2)，黄铜质地，21个小眼，配合“矮方无腰”的改良尺寸，不仅可以有效地防控火苗、稳定火力、加强热能，还具备一定的燃料节能效果和“网布”“盖灰”“围炉烘烤”的兼用功能。受该灶眼盖的设计启发，若是实际加工情况在工位设计、器具布局方面受场地约束，可设计采用小型火炉，搭配增设灶眼盖，可实现“一灶多用”的效果，可应用于不同茶类所需工序，提升制茶师对小批量的把控，同时达到节约燃料成本用尽温度。比如“炒制杀青”操作适合采用“炉中明火+圆底锅”的方式;“赶条紧条”操作适合采用“炉中明火+平底锅+茶把圆帚”的方式;“加温加湿”操作适合“炉中覆厚灰+灶眼盖+网布”的方式;“初烘开焙”操作适合采用“炉中覆薄灰+灶眼盖+网布”的方式;“复焙提香”操作适合采用“炉中明火+灶眼盖+盖灰”的方式;“围炉烘烤”操作适合放置一切可以烘烤的食物，如红薯、玉米作为茶点补充。
▲ 当今的灶眼“盖灰技法”操作
2、特制筒型配件设计——有助于茶叶试制的多层面需求
乾隆竹炉的上部分是一个呈圆筒形的配件(图3)，内壁陶土质地，外壁竹编，上下两端口均有红铜护圈，其中一款还加配铜制的炉座，铸有纹饰。目前，这个配件的用途尚未得到深入研究，如果是借鉴古画的描绘，多数是表达了搁置烧水壶的功能层面，但若进行仔细推敲，无论是经过茶船或茶马运输而来的成品干湿茶、初制毛茶(未加工完全的茶)干湿茶，或是就近的原料鲜叶，其成品茶的品质修复、毛茶的后加工、精加工、再加工以及受到历朝历代文士茶会喜爱的名优原料现场加工，都逐步成为重要的工艺技术课题。若是从茶叶加工思维以及对茶品的实用需求角度去看待这个配件，会发现有别于单层面品饮思维带来的解读，不难发现，该配件的筒身高度与黄铜灶眼盖的搭配使用，可以达到对于火力温度更精准的控制，美观且不烫手，小巧且功能多，不仅满足不同容器烹泉煮茶的需要，匹配“筛、匾、箩、瓦、铛、锅、板、壶、碗”等器皿，完全可以集“萎、蒸、熏、炒、焙”功能为一体，满足多样性的试茶需求的“火灶器”。
该配件可搭配黄铜灶眼盖，可实现蒸笼作用(图4)。首先在黄铜灶眼盖上搁置一个陶制碗具，碗具中盛放一定水量，然后将该配件罩住碗具，则炉座就具有聚拢水蒸气之效果，且炉座口精妙的平面设计，可以放置平面竹筛，配上蒸布，从而实现“气蒸”效果。明代王绂所作《题真上人竹茶炉》所录：“僧馆高闲事事幽，竹编茶灶瀹清流。气蒸阳羡三春雨，声带湘江两岸秋。”其中的“气蒸”二字，推测古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形式多样，不免有借竹炉燃烧所产生的热气来促进茶叶内质发生变化的可能。
该配件可单独搭配炉身作火笼，使用可实现火笼作用(图5)。烘焙茶有很多讲究，烘焙时温度的高低、时间的长短都会对茶叶的口感和品质有一定的影响。当配件发挥火笼作用时，搭配瓦片、陶罐、瓷盘，结合焙火时间的长短，可以产生轻火、中火、足火三种不同程度的试茶火候。
该配件符合美学需求。自明朝开始，文士们的审美，相较于前朝大有不同，提倡保持茶叶之真味，因时而异，因地制宜，顺其自然。清代的茶事更注重至精至美的茶“道”之境，“道”本就存在于事物之中。论制茶技术和饮茶方式发展，一定是与人之真实需求相结合的，自明朝朱权自创了“茶灶”一具，在《茶谱》中有了“古无此制，予于林下置之，烧成瓦器如灶样”的记载后，启发了很多文人对于“火性”器具的研究和创制。明朝张源在其《茶录》一书中就率先提及“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的观点，并成为影响后人试茶最重要的指导思想之一。从保留下来的这个乾隆竹炉套件实物(图6)，可以体会到乾隆皇帝对于茶事之用心，以及对“精、燥、洁”茶道审美之追求，对于当今茶艺环境、家庭环境、产品研发环境的火灶器具开发提供了指导方向，以满足未来更多样更丰富的茶人需求。
3、便携手提茶篮配件设计——有助于火灶类器具的携带
自茶圣陆羽在所作茶具二十四篇章中提出“以都篮贮之”，而后流传于世的古籍记载均尚未对茶具的收纳器具进行详细的描述。搭配乾隆竹炉的手提茶篮配件实物样形式(图7)，展示的不仅是茶盘、茶具、茶壶的收纳功能，更是实现了火灶类器具便于携带，可加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进行茶叶试制的可能。
鉴于以上对乾隆竹炉特色茶篮配件的探讨，乾隆皇帝对竹炉的喜爱，逢茶事必用，很大可能是竹炉配件之间的灵活搭配，更让茶品得以多样性展现，在每次的茶事活动中增添令人期待的不确定性，让茶叶的品饮多了风味好风趣。若参照乾隆竹炉手提配件功能进行设计，对诸多茶叶传统工艺的演示传播、教学试制起到很大的助力作用，减少场地空间的约束，一改“鲜叶必须跟着器具跑”等瓶颈，不仅增加了名优绿茶加工技艺现场演绎的可能性，还大大方便技法传授的便携性和实操性，有利于名优绿茶传统工艺文化的发展，值得我们后人进一步研究探讨。
03
乾隆竹炉加工针型绿茶的操作探索
本技术旨在研究恢复一种适合文人雅集的场景为前提，对鲜嫩芽叶进行现采、现炒焙、现品饮的制作方法，该方法利用乾隆竹炉的独特造型，匹配独特的炒杀方式和揉焙紧条环节，向宾客现场展示明前茶从鲜叶到干茶，以及冲泡后紧实成朵、乳香馥郁、醇和持久的风味，助力感官全方位体验，感受江南明代才子祝枝山所记录的“露芽数朵和甘泉，雅称筠炉漫火煎”的竹炉春芽功夫茶的美妙。
1、鲜叶原料要求
采用无锡地域生长的茶树鲜叶，优先惠山山脉环境的茶树鲜叶，嫩度限为一芽一叶初展状态，长度为一拇指宽的鲜叶，不采露水叶、雨水叶、病虫叶、不含蒂头和鱼叶。
2、重要传统工序
林间薄摊微凉(摊凉)：利用惠山松林间的阴凉架设篾席竹架进行薄摊微晾，厚度不超过3 cm，叶表温度控制不超过20 ℃，随时协调好鲜叶进行物理反应和化学反应所需的良好环境，鲜叶失水率达到30%~40%，以鲜叶质柔软、韧性为佳，时间约6 h以上。
竹炉筅帚炒杀(杀青)：黄铜灶眼盖上，附上圆形薄片铁板，提升炉炭温度约140~180 ℃时，早春鲜叶进料约60~80 g，可筅帚对鲜叶进行翻炒杀青，保持叶面温度约90 ℃左右，杀青后叶面含水率为55%左右。
温炉柔焙紧条(做形)：将杀青后的青叶迅速抖散，助力叶面降温，适当配合指掌的揉搓力，有利于茶叶的叶型挺秀，以及特色香气与滋味的形成。与此同时，竹炉不再加炭开始控温，撤去黄铜灶眼盖，上架筒身配件，搭配圆形薄片铁板。待火力调整适当，投入凉透的杀青叶，对茶叶进行边紧条、边烘焙的翻动。这个环节过程中，叶面温度保持在50 ℃左右，炉炭温度在70 ℃之内逐步降温，若降温快，可适当调节炉口风门或适当加炭进行控温调节。
添炭盖灰提香(干燥)：当茶叶含水率在20%~30%之间，进入烘焙提香操作。炉膛添加炭火，配用黄铜灶眼盖，盖上适当堆盖薄灰，再架上筒身配件，将茶叶摊放在桑树皮纸上，连纸放置于筒身配件上，文火烘至足干。(桑树皮纸的燃点高于普通纸张130~180 ℃的燃点。)
围炉入器瀹泡：茶叶收纳于桑树皮纸上，置于一侧降温。此时可撤去筒身配件，黄铜灶眼盖以及薄灰，直接将水壶置于灶眼上，加炭煮水进入瀹泡品饮阶段。(现代可采用玻璃壶，更利于针型绿茶的形态展示。)
3、 造茶物具
燃料：松木炭、果木炭、果壳炭。
筅帚：总长约25~28 cm，柄长约12~15 cm，帚面扇面直径约10~15 cm。筅帚翻炒技法的要领：“点推、顿抖、回勾、腹翻”，有助于避免茶叶加工过程中的“粘锅”和“贴面”现象，也可以助于灵活调整对茶叶所产生的揉压力量，同时更好地保障受热均匀，使内质可以得到充分反应、而茶色和茶毫都能得到很好的体现且均匀。
炉具：目前技术实验操作所用的竹炉器具，外形尺寸依据乾隆竹炉的大小，进行了1∶1.5的仿制，其结构增加了耐火材料的空间，整体材质款式均效仿乾隆竹炉，其炉膛和铜件分别于宜兴和南京厂家进行定制，基本功能均能达标实现，仍有部分铸铜配件(炉座、红铜护圈)还有待工艺提升。
铁板：所配用的铁板为铸铁无涂层工艺，直径36 cm，设有两耳一沿口，板底特定制环形纹路，纹圈凸起处相应加厚，手触可感受纹圈有起伏，且光滑，此设计不仅有助于茶叶“针型”的聚拢挺秀形态，同时有助于提升温度的稳定性。
04
结论与展望
重视与惠山竹炉茶会文化重塑工作的呼应，与此同时也要加强科研方法的学习，审视延续百年的古茶书和古画，走近古人的内心世界和实际情况，体会一定限定条件下的文字表达和绘画记录，帮助我们能在理论的高度开展研究，这样在应用研究结果时可以更加切合实际，将最小的干预理念贯穿研究的全过程，发现“竹炉”文化所具有的更深意蕴，期望对当前茶艺器具和生产器具的研发有所启发和指导。
在研究工作中，详尽的文字材料十分重要。完备明清时期古文中关于制茶技术方面的注释，做好“一字多意”的补充扩充工作有利于日后资料的查询，以及进一步详细技术复兴研究方案，为后续的实际操作提供理论支持和技术保障。文章所述的技术方案探讨仅是对曾经实验操作过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竹炉”制贮茶叶工艺构思和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复兴技术设计思想的前提下，欢迎研究技术人员对工艺的技术方案作出变型和改进。
来源：中国茶叶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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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原产中国西南地区，中国人最先发现和利用茶树。饮茶、种茶始于古巴蜀(今四川、重庆)，当在先秦时期。秦汉大一统，使得饮茶、种茶走出巴蜀，顺长江而下，自西向东传播到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广大地区。孙皓“密赐荼荈以代酒”(陈寿《三国志·吴书·韦曜传》)，表明在三国时期，饮茶已传播到长江下游的江苏南京。而安徽地区的饮茶和茶叶生产应早于江苏，当在三国之前。
汉魏六朝
汉魏六朝时期茶叶加工技术简单，往往采集茶树嫩芽、枝叶晒干或烘干储存，后期可能采用水煮、汽蒸茶树芽叶杀青，然后晒干或烘干，茶叶呈松散形态，是原始散茶。“晋武帝世，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续搜神记》)西晋武帝(265～290年)时，宣城人秦精入山采茶。由此可知，宣城郡在西晋初已有种茶、采茶，茶叶生产初步兴起。
东晋元帝(317～322年)时，温峤官于宣城，上表称“贡茶千斤，茗三百斤。”(宋·寇宗奭《本草衍义》)东晋初，宣城郡茶叶生产较西晋又有所发展，茶叶品质优良，因此纳贡。晋时，宣城郡辖今安徽宣州市、池州市、芜湖市等。这一地区不仅产茶，而且产贡茶。“西阳、武昌、庐江、晋陵，好茗。”(《桐君录》)庐江郡产好茶。晋时，庐江郡辖今安徽安庆市大部、六安市和合肥市部分。汉魏六朝时期，安徽地区开始饮茶、种茶、制茶。江南江北都产好茶，宣城茶叶作贡。皖南、皖西两大茶区雏形已成，奠定了后世安徽茶区的格局。
唐代
唐时完善了蒸青饼茶制茶法，蒸之、捣之、拍之、焙之，制成的茶饼或圆或方。大宗茶为饼茶，尚有少量蒸而捣之的末茶和蒸而不捣的散茶。“歙州方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赋税所入，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其先春含膏，亦在顾渚茶品之亚列。”(杨华《膳夫经手录》)唐代，歙州所产方形饼茶品质优异，堪与大唐第一贡茶——顾渚紫笋茶媲美，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北方地区尤其喜欢歙州方茶。每到新茶季节，在前往歙州的数千里道路上，大小茶商络绎不绝。
唐咸通三年(862年)，歙州司马张途在《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中记载当时祁门茶叶生产的盛况：“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逾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祁门境内遍山植茶，以茶为业者达十之七八，衣食、赋役全仰仗茶叶。由于祁门茶叶“逾于诸方”，所以每年新茶上市前一两月，全国各地商人携款到祁门，“摩肩接迹”，人潮涌动，形成一道特殊的风景。
唐代，歙州茶区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茶叶产区之一。茶叶产量大，品质优。歙州茶不仅销往国内广大地区，而且远销国外，形成了“浮梁歙州，万国来求”(《敦煌变文集·茶酒论》)的空前盛况。
“蕲州茶、鄂州茶、至德茶，以上三处出者，并方巾厚片，自陈、蔡以北，幽、并以南，人皆尚之。”(唐·杨华《膳夫经手录》)池州至德(今东至)茶深受北方地区的青睐。
“宣州鸭山茶，亦天柱之亚也。”(杨华《膳夫经手录》)“宣城县有丫山小方饼，横铺茗芽装面。其山东为朝日所烛，号曰阳坡，其茶最胜。太守尝荐于京洛人士，题曰：丫山阳坡横纹茶。”(毛文锡《茶谱》)宣州鸭山(鸦山、丫山)阳坡横纹饼茶与舒州天柱茶并列，唐时名重一时，远传京洛。
“舒州天柱茶，虽不峻拔遒劲，亦甚甘香芳美，良可重也。”(杨华《膳夫经手录》)舒州潜山天柱茶甘香芳美，颇受时人看重。
“舒城太湖，买婢买奴”(《敦煌变文集·茶酒论》)唐时，太湖属舒州，舒城属庐州，由于茶叶生产繁盛，因茶致富，因此可以“买婢买奴”。
“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寿州有霍山之黄芽，……”(李肇《唐国史补》)寿州霍山黄芽为唐代茶叶名品之一。
早在中唐，安徽茶不仅风行大江南北，而且流于塞外。建中二年(781年)，常鲁出使吐蕃，吐蕃王赞普取来茶叶若干，“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唐代流入吐蕃的就有安徽寿州之霍山黄芽和舒州之潜山天柱茶。
唐代，皖南的歙州、宣州，皖西的舒州、寿州，皆产名茶，甚至远传国外。
宋代
宋代继承唐代的蒸青茶制法，片(饼茶)散(芽茶、叶茶)并列，散茶数量上升。
“鸦山著于吴歙。”(叶清臣《述煮茶小品》)“横纹出自阳坡。”(吴淑《茶赋》)宣州鸦山阳坡横纹饼茶在北宋依然流行。
由北宋宋痒《赐知广德军龚会元进先春茶敕书》、欧阳修《赐知舒州齐廓进新茶并知广德军浦延熙进先春茶敕书》知，广德先春茶与舒州茶在北宋曾作为贡茶。
南宋周必大游九华，“僧祖瑛独居塔院，献土产茶，味敌北苑。”(《九华山录》)周必大认为池州九华茶可与北苑贡茶媲美。
宋代，国家在蕲、黄、庐、苏、光、寿六州设十三个山场，实行茶叶官买官卖。其中就有安徽庐州舒城王同场，舒州罗源场、太湖场、龙溪场，寿州霍山场、麻步场、开顺场。
宋代，在歙州、宣州、池州、舒州、寿州、庐州外，增加池州九华山茶和广德茶，且舒州天柱茶和广德先春茶作土贡。
明代
明代，饼茶衰微，散茶大兴。烘青、炒青绿茶逐渐取代蒸青绿茶，风行天下。
“若歙之松萝，吴之虎丘，钱塘之龙井，香气浓郁，并可雁行颉颃。”(许次纾《茶疏》)“今茶品之上者，松萝也，虎丘也，罗岕也，龙井也，阳羡也，天池也。”(谢肇淛《五杂俎》)徽州休宁松萝茶是中国炒青、烘青绿茶的杰出代表，对后世中国各类绿茶的加工工艺产生深远影响。本省其它地区，外省如江苏、浙江、福建、湖南、广西等，纷纷仿制松萝茶。
“六安茶为天下第一。有司包贡之余，例馈权贵与朝士之故旧者。”(陈霆《两山墨谈》)六安茶甲天下，作贡茶。
“六安茶：品亦精，入药最效。但不善炒，不能发香而味苦，茶之本质实佳。”(屠隆《茶笺》)
“天下名山，必产灵草。江南地暖，故独宜茶。大江以北，则称六安。然六安乃其郡名，其实产霍山县之大蜀山也。茶生最多，名品亦振。河南、山陕人皆用之。”(许次纾《茶疏》)六安茶是江北第一茶，很受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山西、陕西等北方广大地区的欢迎。
明代散茶大兴，安徽的松萝茶、六安茶驰名全国，影响广大。
清代
“计可与罗岕敌者，唯松萝耳。”(冒襄《岕茶汇抄》)松萝茶在清代依然是炒青、烘青绿茶的代表，并出口海外，是中国外销绿茶的代表。
“近以岕山茶为君，虎丘茶为相，六安、潜山茶为将。”(刘源长《茶史》)六安茶、潜山茶堪与堪与江浙的岕茶、虎丘茶相伯仲。
“岕茶如名士，武夷如高士，六安如野士，皆可为岁寒之交。六安尤养脾，饱食最宜。”“予少年嗜六安茶，中年饮武夷而甘，后乃知岕茶之妙，此三种可以终老。”(张英《聪川斋语》)六安茶与武夷茶、岕茶齐名。
清代陆廷灿《续茶经》“茶之出”：“《通志》：六安州有小岘山，出茶名小岘春，为六安极品。霍山有梅花片，乃黄梅时摘制，色香两兼而味稍薄。又有银针、丁香、松萝等名色。”清代，六安银针、梅片、毛尖茶流行大江南北。六安茶作贡，始于明朝初期，直到清朝咸丰年间贡茶制度终结，历经两朝共近五百年。
“黄山有云雾茶，产高山绝顶，烟云荡漾，雾露滋培，其柯有历百年者，气息恬雅，芳香扑鼻，绝无俗味，当为茶中第一。又有一种翠雨茶，亦产黄山，托根幽壑，色较绿，味较浓，香气比云雾稍减，亦轶出松萝一头。”(江澄云《素壶便录》)黄山茶后来居上，超轶松萝茶。
清末，歙县人谢正安在传统黄山云雾茶的基础上创制黄山毛峰，一飞冲天;太平人王魁成创制太平猴魁，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蜚声中外;黟县人余干臣、祁门人胡元龙创制祁门红茶，风靡欧洲，被誉为“茶中英豪”、“群芳最”;六安人改制六安瓜片，其采摘、扳片、炒制、烘焙技术独树一帜，别具一格。
清代，在松萝茶、六安茶、潜山茶之外，宣城敬亭绿雪、泾县茶、黄山茶、歙县紫霞茶和老竹大方、太平猴魁、祁门红茶等脱颖而出。
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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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始于民国初年的祁门茶业改良场，汇聚了吴觉农、胡浩川、庄晚芳、冯绍裘等一批名家，推动了中国茶叶科技和产业的发展。当代茶圣吴觉农《在祁场一年》写道：“良以安徽之茶业，实系中国茶业中心;无论内销外销出品，以及出品之为红茶、绿茶，又各有其独特地位。”
1955年，中国茶叶公司评选全国十大名茶，黄山毛峰、太平猴魁、六安瓜片、祁门红茶榜上有名。全国十大名茶，安徽几乎占了半壁江山。
当代，除前面提到的安徽历史名茶外，还有祁门安茶、黄山绿牡丹、九华佛茶、石台雾里青、贵池肖坑茶、东至云尖、泾县涌溪火青和汀溪兰香、宁国黄花云尖、郎溪瑞草魁、芜湖浮山翠珠、无为西华毛峰、滁州西涧春雪、庐江白云春毫、潜山天柱剑毫、岳西翠兰、桐城小花、霍山黄芽、舒城兰花、华山银毫、金寨翠眉等一批名茶，如群星闪烁在中华茶文化的璀璨天空。
民国时期，安徽茶业乃中国茶业的中心，祁红、屯绿竞相辉映;当代，安徽新品名茶迭出，有着广泛的影响。
来源/安徽公共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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