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是茶庄大发展的时期。这种发展得益于茶叶产地的扩大，得益于茶叶新形制（沱茶、红绿茶等）的诞生。但是，整个民国到底有多少茶庄，由于时间久远，统计不完善，档案的缺失等很多原因，很难说得清。
当然，尽管有这么多困难，我们还是可以利用某一时期某地的茶庄数，大体掌握那一时期当地茶庄的情况。从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后期，昆明的茶庄大约维持在四十五家左右；思茅茶庄在民初为二十多家，民国十二年仅剩十二家；易武如果算上当年整个县境内的茶庄或小作坊，大约三四十家；下关在1945年前后为四十家左右；勐海（含当时佛海、南峤两县）和景洪（当时叫车里）最辉煌时约三十家。至于景谷、石屏、猪街、顺宁（凤庆）、鹤庆等地，虽然也有很多茶庄，但由于很多是分号，因此很难统计具体数字。
这里，我们所说的茶庄不是茶铺，茶铺只有固定门面，零售茶叶；不是茶馆，茶馆则主要销售茶水；茶庄应该是自己做茶、卖茶同时有自己商标的茶叶生产或销售企业。
茶庄可以说是民国的一道风景。从清末到公私合营，是云南茶庄（茶号）风起云涌的时代，众多的茶庄围绕着普洱茶，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的活报剧，一直影响到现在。下面，笔者按地区划分，在众多的茶庄中挑选出十个，做一个简略的介绍。
洪记茶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茶庄，它的总号是云南赫赫有名的大商号洪盛祥，老板是腾冲董家，主营业务是石璜和大烟。1923年，由于从勐海经过缅甸、印度进入西藏的新茶路的发现，腾冲董家决定到勐海（当时叫佛海）成立茶庄，他们聘请同乡叶安年为茶庄经理。
那时的勐海还是蛮荒一片，到处是原始森林，老虎、豹子横行，虽然茶叶产量很大，揉茶的茶庄只有两家，一个是张棠阶的恒春茶庄（1910年创建），另一个是李云生创建中的云生祥，两家的资金都不充裕。洪记茶庄挟着总号资金的优势，一建就是勐海最大的茶庄。他们两盘灶（后增加到六盘灶）同时蒸压茶叶，主要产品是藏销紧茶，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班禅紧茶，少量生产方茶。
同时，他们在缅甸景栋、仰光、印度加尔各答等地都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因此他们可以用资金优势和渠道优势操纵印度、缅甸和勐海的市场，挤压勐海的中小茶庄，逼迫他们以低价将自己压制的茶叶卖给洪记。洪记的产量很快就达到每年四五千担。
洪记茶庄的示范效应带动了资本的进入，随后，鹤庆张家的思茅恒盛公、边地的各土司以及其他各种势力的资本也冲进勐海，到1937年，勐海茶庄达到二十多家，洪记的产量也达到每年七八千担。
抗战时期，日本占据缅甸，交通阻断，洪记在印度大吉岭建立茶厂，生产紧茶。新中国成立前夕，洪记迁入缅甸。
可以兴茶庄是玉溪人周文卿（名丕儒）创建的。1914年，思茅厘金局二等办事员周文卿押着一百担官盐，进入勐海，开始了接近四十年的普洱茶生涯。这一年，他在勐海收购散茶300担，运往思茅。
1925年，周文卿成立自己的茶庄可以兴茶庄，并于1927年开始设灶揉茶。当年揉制可以兴字号圆茶八十余担，全部卖给李云生；另外揉得紧茶二百八十余担，紧茶则卖给了洪记。
随后几年，可以兴继续发展茶叶生产，虽然他不是勐海最大的商号，但由于他为人仗义，热心公益，同时拿得起放得下，多次参与调解政府与广西籍叛军之间的矛盾，深得商界同行的认可，被委以佛海（即勐海）商会主席。
随后，他和李拂一联手发起成立“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将当地的中小茶庄联合起来，摆脱洪记和思茅恒盛公两大茶号的控制，自己将紧茶运到印度葛伦堡销售。此时，周文卿建临街铺面31间，捐赠房租兴办学校；同时，他拿出茶庄的利润和公司的提留，成立佛海“近代图书馆”“佛海医院”，并组建车佛南联合县银行以及电灯公司，提高边地的生活质量。
1942年，周文卿到澜沧、景谷躲避战火，此时，茶庄由他的几位如夫人负责维持。
抗战胜利后，周文卿回到佛海，继续经营可以兴茶庄。可以兴圆茶出口一直维持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
乾利贞号茶庄是云南最著名茶庄，成立于19世纪60年代。早期，乾利贞号主要经营倚邦茶，民国时期，它和宋聘号合并，共同经营易武、猪街等地的普洱茶，是香港、新加坡等地普洱茶价格和质量的标杆，香港普洱茶的价格以乾利贞号、宋聘号为最高。
由于乾利贞号（含宋聘号）的经营者是大名鼎鼎的特科状元袁嘉谷家族，因此乾利贞号又是南最有文化的茶庄。清末，袁嘉谷的三哥袁嘉猷负责乾利贞的经营，同时，他还当选云南商务总会帮董，在商会有较大的发言权。
1913年，袁嘉谷的弟弟袁嘉璧接手乾利贞，同时，他还是茶帮的总管事和石屏商务分会的总理。当时，乾利贞把总号设在滇越铁路的枢纽蒙自，在昆明、石屏、思茅、易武、猪街等地设有分号，他们把经营重点放在普洱茶出口上面。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能看到乾利贞号留下来的茶品和文字，题刻在石屏县文化广场主牌坊上的“云根文彩”几个字，原是袁嘉谷给茶帮昆明总部的题字；而宝瓶如意商标上写有“乾利贞宋聘号”的蓝标宋聘，在2011年更卖出了每筒三百多万的高价，并且还有继续上涨的趋势。可以说蓝标宋聘是我们穿越时空认识那个时代普洱茶的桥梁和瑰宝。
同庆号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易武成立最早的茶庄，1884年由石屏刘姓茶商创建。清末，刘家娶了易武土司的女儿，而易武土司没有男继承人，因此，刘家继承了土司的很多权利。商业成功后，他们在石屏的云泉路修了一座豪宅（新中国成立后曾作为石屏县医院多年），豪宅的背后是他的另一个亲家石屏杨家的大院，两家曾一度联手经营。
同庆号在石屏的总号曾用同庆号、福来祥（福来祥总号曾设蒙自）之名。1924年，福来祥经理刘嗣曾（字鹤年）担任了云南总商会帮董，代表茶帮参与商会事务，这对提高同庆号刘家的地位大有帮助。
出名的产品往往是仿冒的首选，民国初年，已有人仿制同庆圆茶在昆明出售。新中国成立前，同庆号是易武三家有能力使用自主品牌大量生产产品同时外包揉茶业务的茶号之一，它的出口圆茶在香港卖价仅次于乾利贞号和宋寅老号，是第二等茶的代表品牌。
昆明有同庆茶行，40年代颇为活跃。
雷永丰号是民国年间思茅最著名的茶庄，它的创办人是石屏人雷逢春。目前我们无法考证雷逢春发家的细节，只知道雷逢春的企业名称、牌印（相当于商标）很多，比如泰丰祥、雷永丰、雷朗号、新春老号、双印雷朗号、广发祥、春华祥等，1916年,雷永丰为防止假冒，在他的每一饼茶的内飞和大票上加印了“鹤王”商标。
1912年雷逢春当选思茅第一届商会会长。随后，他那个当过县令的长子雷恩溥（字沛周）担任了云南商务总会公断处长，后升为副会长。这一时期，雷家还在昆明经营川烟、烟土，生意非常兴旺。
雷家的经营靠口碑，靠货真价实，他们做的七子圆茶往往比别人家重，而价格并不比别人的高，因此，销路很好。民国初年，雷永丰是思茅的第一品牌。
敬昌号的出现比较晚，它是河西（今通海）马家的大商号原信昌的墨江分号源馨茶厂的商标。源馨茶厂压制圆茶大约始于1941年，主要揉制江城、易武的茶叶。
在此之前，他们当作副业经营一些散茶。敬昌号圆茶主销香港、泰国，创建品牌时期，价格非常低，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检验，他们进入仅次于宋聘、同庆之后的第三梯队，在香港站住了脚跟。
敬昌号的黄金时代是1945-1946年，他们依仗总号丰厚的资金基础，在抗战时期低价大量收购各号加工好的圆茶，全部销往香港，获利丰厚。抗战后期，江城的茶叶或撂荒，或被砍伐，抗战胜利后所剩无几。
此时，敬昌号更多地采购易武茶压制圆茶。他们的收购活动持续到1950年代，那时，他们和乾利贞是少有的几家在收购茶叶的茶庄。随后，因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茶厂经理李文相被枪毙，结束经营。它的总号原信昌一直经营到公私合营时期。
永昌祥是1903年大理喜洲白族商人严子珍等集资成立的商号，主要经营茶叶、生丝、布匹、山货、药材等。在茶叶方面，最初他们经营散茶，1916年，他们发明了每筒五圆，每个重9两的窝头形的沱茶，并生产沱茶十担，销往四川。随后，他们在重庆、自贡、汉口等地大力宣传，使沱茶完全取代了圆饼茶在内地的地位，成了云南内销名茶。
永昌祥的业务范围非常广，他们在香港、印度、缅甸、四川叙府（今宜宾）、康定等地设有分号。20世纪30年代，永昌祥曾尝试在缅甸、美国宣传沱茶，但缅甸市场不接受沱茶，美国则认为所需广告费用太高，不值得投资。
1923年，他们注册了松鹤商标。由于在原料阶段管控严格，多用勐库料，精选凤庆料，认真拼配，永昌祥生产的沱茶（商标为松鹤）、藏销紧茶（商标为狮牌）、散茶均是各销售地的价格翘楚，其他茶庄，只能在后面跟随。
永昌祥国内各号，在公私合营后全部并入进出口公司系列。
复春和是大理喜洲白族商人尹聘三1925年创建的公司，经营茶叶、烟土、进出口贸易、土产、药材等。1937年，他们得到同为喜洲四大家的董澄农的资助，业务急剧膨胀，也晋升为喜洲四大家之一。他们雇佣大量工人拣选茶叶，压制沱茶、紧茶等，它的沱茶商标为鹰球牌、金钱牌，紧茶为狮球牌，小饼茶为富贵根基图。
他们非常注重信誉，注重产品质量，如果茶叶在运输过程中受潮、霉坏，哪怕是买主没有发现，他们也要追回来，更换合格的产品。他们的茶叶在叙府和丽江销售价格仅次于永昌祥，是第二等级的带头人。
复春和还是喜洲电站、下关电站以及喜洲众多公益事业如医院、图书馆、中学等的参股者。
恒丰源茶庄是民国元年（1912年）由景谷纪家村人纪襄廷与本家纪人寿在小景谷街创办，民国八年（1919年）在昆明南正街设立分号，销售普洱茶。据纪人寿介绍，景谷过去不产茶，由于纪家于1880年提倡种茶，于塘房山播种数十万株，精心培植，数年后蔚然成林，可供采摘。民众群起仿照而大量种植，使景谷乡大量荒野变为茶园，昔日穷乡僻壤变为商贾云集之地。
沱茶发明后，景谷也参照下关的做法，生产沱茶，它的沱茶（亦名景沱），与下关沱茶（又叫关沱）工艺用料均有区别。关沱每筒五枚，景沱每筒四枚；同是上等茶，关沱比景沱用料高一个级别，汤色也不同。恒丰源经营的茶叶应该是散茶为主，景沱为辅。
从资料上看，恒丰源除经营茶叶外，也进行民间集资，颇有些地下银行的味道。
宝森号茶庄成立于1871年，是近代昆明成立最早的茶庄，老板李楷（字裕生，号子端），从九品衔。清末，它有半官营性质，当时的名称是滇省宝森号茶局，负责到茶山收购茶叶在昆明重新分拣、压制贡茶。清末民初，宝森号一直是省城茶叶界的领袖。1909年，他们还在北京成立了分号，叫庆森隆。1916年，宝森号创始人李楷因年老多病辞退总商会芦茶帮帮董的职务，所遗帮董一职由协茂号秦光玺充任。
宝森号还是民国初年的茶叶培训所，他有意无意地培育了很多茶叶经营人才。1918年，宝森号结束了北京分号，原派驻北京分号的李楷幼子李苏仲在昆明开设公益茶行，与宝森号分家。一些曾在宝森号服务过的伙计，后来都开设了自己的茶庄，比如骆受之开设义兴昌号，宋锡五开设复春茶庄，汪汝清、汪汝义兄弟曾任中茶技师，后开设自己的茶庄宝龙茶庄。
宝森号的产品主要有：大龙团、五子圆茶、七子圆茶、方茶、散茶等茶品，民国后期，它也加工沱茶。
公私合营时期，宝森号并入昆明百货公司，它的员工中，蔡玉德等人去了勐海，柴秀珍等女工则留在昆明茶厂。
注：内容来源普洱杂志，作者杨凯，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老茶神话，似乎是普洱茶界的一个巨大利润点。百年老茶的存在，证明了普洱茶越陈越香的特质。但是好多不明所以的老茶，趁普洱茶市场低迷的时候卖出一两饼，就能保住房租和其他生活开销，无疑让老茶成了众人“仰望”的对象。
卖老茶的，都成了卖高档茶的一个代言人了。
90年代的时候，台湾茶人邓时海就专门为五十年代的红印著书立传，邓时海还因此饱受茶界的批判质疑。
关于老茶的历史，如果没有确凿的依据，是没办法澄清其深藏已久的“身世”的。近日，云南下关茶叶集团总经理杜发源为五十年代的红印翻案，他公开了很多尘封已久的历史资料，证明了五十年代红印的存在。
一、杜发源首次公开档案资料，回应五十年代红印老茶造假谣言
邹家驹先生的普洱茶书，很多茶人都会拜读，“铁饼神话”也成了证明邹家驹先生对铁饼考证的有力证据。
下面这份资料是写于1957年2月的《云南省茶业公司下关茶厂先进经验汇编》相关内容，现公之于众。
文中的第14号经验：“改进紧压茶工具提高了生产效率”，对铝甄子压铁饼的加工方法做了详细的描述。包括最初由永昌祥茶厂使用铝甄子压茶，没有成功，1954年“在生产中经群众的积极努力试验成功了”。
这种压茶方法，包括紧茶工艺、饼茶（小饼茶）工艺、圆茶（大饼茶）工艺的改进三种。各位普洱茶爱好者看到这些详尽的历史档案之后，对于铁饼及其工艺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
当然，如果一个人连档案都不相信，你还能跟他讲历史吗？
二、五十年代红印沱茶诞生始末
从下关沱茶集团公司的综合档案室查到的1952年到1954年的工作总结与生产计划，清晰地记录了甲、乙级二分之一（俗称）沱茶的生产情况。
下关茶厂“1952年的工作总结”，包括收购、销售、仓储、运输、税务、加工、基本建设、三反运动、调整人事，整顿组织、尾语十个部分。
在加工部分详细的描述了加工甲、乙级沱茶，有多少个茶锅（即机组），每锅的人数、产量等全年加工的数据，共生产沱茶957市担零22筒，折合95755市斤。
销售部分记录：沱茶仅售卖42.5市斤，并且在备注项中说，沱茶系供应机关部队零星出售（绝大部分沱茶为统一调拨）。
所以五十代的下关红印沱茶是真实存在的，至于消费者要不要叫做红印、蓝印或者绿印，就只能根据他们的理解来进行叙述了。
至今，之所以很少出现五十年代的（红印、蓝印或绿印）甲级、乙级沱茶公开成交或者拍卖，正是因为存量实在是少之又少的缘故。（此部分内容转自下关沱茶公众号）
▲50年代初红印沱茶甲级
▲50年代初红印沱茶乙级
以上两张图片，本来就是两个产品，一个是甲级沱茶，一个是乙级沱茶，且包装形式、生产年份也不完全相同，拍照的时间、地点更不相同，不可能产生相同的色彩，然而只要是用心于研究包纸材质的人很容易鉴别那个时代特定的牛皮纸。更何况高铁开通后昆明到大理，只需要两个小时就可以到下关看个明白。为什么偏偏不愿意？
▲1950年中茶云南公司下达任务文件
▲1952年中茶云南公司下达任务文件
▲中茶云南公司通知封面
这是在下关沱茶的档案室里查到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总结，附件里直接写明了沱茶一共在五个年份生产了多少担。如果这个时候的沱茶不使用中茶商标（红中及绿中），我真希望哪位高人能够指点一下使用的是什么商标？用的是什么包纸？什么材质？如何印刷？
三、老茶并非神话，只是江湖必有纷争
有人说：老茶是一个神话，号级茶、印级茶、88青、92方砖、99绿大树、99易昌号……唛号是一个神话，7542、7572、7581……古纯是一个神话，老班章、曼松、刮风寨……
不可否认，这些神话，一方面带来了普洱茶行业的整体升级，让普洱茶产生了无形的收藏和品饮价值，使其在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老茶在某些人的手中就成了造就了经济泡沫的工具，产生了高价茶，更可怕的是由此产生了数以万吨计的假冒伪劣产品。
以至于我们习惯了1000多元的老班章，也习惯了9.9元包邮的老班章，以及老班章熟茶等等。这些茶的无限扩展，我们是无法阻挡的。
总之，不管是台湾大师、广东大仓，云南专家，北方茶人、玩家、大厂、游客都会形成各自的圈子与旗帜。每一个发声的背后，都有自己的立场和利益。
我们不可否认老普洱茶的真实存在，但他们真实存在的几率到底有多大？多年来，关于老茶年份真伪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历史的真相和虚构的谎言迷一样地流传在整个茶界。老茶真与假的问题，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年份问题，其背后隐藏的确是整个利益分配与话语权争夺的大问题。
云南人喝普洱茶是在2000年之后的事，在那之前所有的普洱茶都是出口港销或者边销，云南人大都在喝大叶种毛茶（绿茶）。云南本地二十多年是少有存普洱茶的习惯，所以老茶都基本出自港台大师商人的故事里，我们讲当代普洱茶历史是云南普洱茶二十年左右的发展历史，再往前都是清代史料上和改革开放之前的记载，这一点崔永元先生可能对普洱茶当代史的发展不是非常了解。
崔永元先生谈到的云南茶山也不止五个茶山，其中西双版纳的古六大茶山最有名，还有勐海的新六大茶山，还有临沧的茶山、普洱（思茅）茶山、德宏茶山、保山茶山、大理茶山等等。
至于崔永元谈到大可堂张奇明先生，还有何作如先生，这个这些都是“鉴赏大家”，但是得打一个问号。湿仓味就是六六粉的味道，通过蒸馏干燥的方式来实现这么一个老茶的味道，喝这个茶你得有喝湿仓茶的抗体，这一点崔先生说的比我直截了当，但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去体验这个味道。
我昨天加编者按转载了《老茶文摘》的文章《崔永元谈百年老茶骗局：他们贩卖的是发霉的思想，仓味的思想，老鼠洞味的思想！》，我收到了一位我非常尊重的江西朋友的微信语音，他说董乐这个人如何如何糟糕，读者也有留言这么说，可我只是转载这个文章，转这个文章也一下子拉不低我的档次，但是一个人的观点或者对真理的认知才是最重要的。
知识之教导，真理之指引，会从根本上催发人的勇气。学习是求真、认真的过程，有了这样的追求之心，才可能不顾一切，为真理一搏。
非常感谢杨凯先生转来这段原始的录音，我整理成文，以飨读者。我对于造假老茶、金融茶炒作、平台价格的虚假、普洱茶行业的乱象多有批评，出于我对普洱茶的痴迷而已，喝生态、健康、干净的普洱茶就这么简单。
就看这样的东西特别多。为什么？比如说我们每天在这说叼盘，都说不尽，因为确实就是个跳梁小丑。但是我觉得想跟他一起叼盘，或者想跟他学叼盘，或者认为他叼盘无比正确的人，应该是大量的。
你比如说这位作者，这位作者我觉得这盘叼的就挺妙的。因为这洪水不好叼。真的。好像huxijin也没叼这个盘子，你看他叼盘出重现于华夏大地，向中华民族展现中华5000年文明的现实地位，我真服了。还有一个，它这个是个动图，老板（注：安徽黄山的）就是说他库房积压了3000吨茶叶，当然是绿茶红茶什么的。然后他特别伤心，因为他今年还特意从茶农那多收了点。
现在被水淹了，后来很快第二天就有了这个，说是武警部队去那了，帮他抢运，把库房里的那些茶叶的赶紧的给他倒腾一下，倒腾出来，有的还可以加工，实在不行的就扔了，这个人哭得很伤心，他大概损失了说9000万元，我记得好像是这么个数。但是出了什么问题呢？现在底下这个叫什么老班章熟茶，什么这个茶那个茶全都拿动图说事，都说他茶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连千元的老班章普洱茶现在被迫一折出售。
当然这些人我觉得可能不是些糊涂人，咱们上次谈逆淘汰，就是那些操盘手，他们知道没有多少个人记住这个场面，就是这个老板因为他的绿茶被淹了，绿茶和毛茶被淹了，然后他留下了辛酸的泪水。
他觉得没有多少人能记住场面，也对不上号，你看我现在也对不上号了，我只记得是安徽的，所以他们家别管有什么茶，都拿这个“老板哭”这个图来散布悲情，打悲情牌，卖自己的茶，你可以说他卑鄙，但是他不怕你说他卑鄙，因为他愿意卑鄙，他知道能挣到钱就行。全都借逆淘汰，你信了，你就傻了。
关于这个茶就是，大概10年前差不多，大陆兴起了喝普洱茶热潮。我记得我还是比较早知道的，因为我在云南有朋友。我记得最早我喝到普洱茶是在广东，你到一个饭馆，你还没有点菜，他就先把茶给你倒上，就都是普洱茶。
喝不惯，喝的就像刷锅水特别难喝。后来大概10年前，在云南那边开始流行普洱茶了。普洱茶是大叶茶，它的命名是用这个地名命名的，它那个地方就叫普洱。整个云南境内现在号称有五大茶山，都生产普洱茶。
过去那个地方山高林密，交通不便，所以它运到藏区的茶，马驮着疼。那一走可能得走半年，甚至更长时间，风吹日晒，那个茶，一会儿潮了一会儿太阳又晒干了，一会又给淋了一会太阳又晒干了，等拉到西藏以后它就发酵了，黑乎乎的，结果藏人一煮茶，再加点牦牛奶什么的，特别好喝，非常好喝这个茶。
后来川藏公路就建成了，建成了以后开着大卡车，几天就送上去了。那个茶为什么要成一饼一饼的？他是为了运输方便，没有别的原因。
要么你散茶，你想想你才能装多少，你这都压成一饼一饼的，那一饼都是一一斤两斤，甚至更多，他就是为了运输方便方便，才压成饼的。
川藏公路修好了以后，它几天就运上去，茶还是绿的呢。所以莫名一喝这味就不对了，这怎么办呢？这周总理就说让云南的这些茶厂研究人工发酵的茶，就不是马拉着它出去走半年的，不是这样。结果就出来了一个叫“渥堆发酵”这么一个工序。渥堆就是一个……我不好意思说，怕人家打我，像粪堆似的就那意思，我就弄成一个大堆，然后喷上水，用温度表观察着它的温度，让它发酵，基本上十几天，15天左右就行了（注：说的不太准确，有点知识缺失）。
就像马拉着半年风吹日晒的效果一样了。所以最早的这批就叫文革砖。因为它就是文革时候才有的，在这之前就都是生茶，没发酵的茶。而拉到西藏已经发酵了，刚才我已经讲了，不是人工的原因，那就是风吹日晒的原因。现在，从文革砖开始有了人工制作的熟茶，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大概七八年前就开始做吆子了，就是说首先是有人发现了一批文革砖，就开始讲故事了，这个圈里都叫讲故事，想卖那个东西，你不想买，我把它讲成是慈禧太后的迷信，你不光想买，你还想出高价，这个茶叶圈里就开始讲故事了。讲故事说文革砖，一个是留下来的。当时生产多了没卖出去，留出来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牧民不是特别喜欢，他还是喜欢原始的那种，所以销的不是那么好。还有一种说法是大量的销到了港台、马来西亚、东南亚地区，在那个地方就保留了很多，然后这个东西就开始回流了，因为大家爱喝了，所以就值钱了。
那一块卖的，一块茶砖这么大，这么大一块茶砖比这还小，卖个几万块钱小意思，再接着更作妖了，就开始出现了100年前的茶，80年前的茶，60年前的茶，都出现了。那个故事就更多了是吧？恨不得一坨茶得有一个故事，比较有名的有宋聘号，陈云号。我有一个朋友叫张奇明，上海的，他收藏了好多，还有一个号叫永元号，就是我这个名字叫永元号，这都是过去的。
茶叶的商铺，上百年的那种商铺，他们当时卖的品牌茶。有没有？我相信有。他总会有各种各样原因遗留下来的是吧？有没有我们在市面上见的那么多？我告诉你没有，后来就乱套了，太多了。
反正中国人造假能力一流，包茶叶的纸，好造，能给你造的一模一样，这个茶叶他们尝一尝喝一喝，看是什么味，然后就开始造假。
那时候我有好朋友，张奇明，老何（注：何作如先生）什么的，经常找到好茶叶，就给我打电话说这样晚上来喝茶来我们就去喝茶，喝到过什么，喝到过那种酸的，那一看就是有问题，不对。然后多冲两次，然后喝，我说这不是受罪吗？咱别喝这个了。这个茶叶它要不对劲，比如它动了手脚，喝完了只能对自己不好。
哎，完了！这个行当就开始不断发展壮大。有一次我们去喝茶，也是他们请我们去喝茶，一喝我就觉得它坏了，茶存储有问题，发霉了，一喝就能喝出来。结果碰到一个香港的还是台湾的人告诉我说，这个叫仓味。我说哪个仓？他说就是仓库的仓。仓位，就是说它经过仓储，所以它有这么一种特殊的味道叫仓味。
我说这不就是发霉了吗？然后他们所有人都笑，就是说你太实话实说了，不给人面子。（注：这就是湿仓茶，是不能喝的，是真发霉了的。）
他们就把这种发霉的茶，发明了一个词叫仓味，就掩盖过去了。然后以后半懂不懂的那些人一喝说这茶不错，就是有点仓味，我从来不喝有仓味的茶，那就是发霉了。
那就是服毒，那茶卖得很邪乎。那种茶通常能卖到100万一饼，60万一饼。50万一饼，40万一饼，非常多。
我们说如果有不知道因为什么流传下来的老茶，物以稀为贵，可能可以。但是他们又出来个新的骗局，新的骗局就是说你现在就买了些新茶，五大茶山的新茶，你是买给后代的财富。也就是说你40年以后50年以后你不在了，你的孩子拿出来，每一饼都是宋聘。
当时很多人就到银行贷款，就把房子抵押了，上当受骗买他们这个茶。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实话实说》的时候，我就做了一期节目，请的全是红茶的专家、绿茶的专家，什么龙井的专家、普洱茶的专家，就摆到桌面上说，是怎么回事。结果我们就把这个事说清楚了。当时那个茶叶价格大跳水，好多人因此完蛋了、崩盘了。（注：讲的是2007年普洱茶大崩盘的事）
在中国就是这种讲故事、蒙人、讲故事、卖东西，这才是传统的，比那个大水淹了传统不晚，你哪怕去到潘家园，北京潘家园你逛地摊，他有一个人卖你一个掏耳勺，他这掏耳勺都有故事，张嘴就来，那故事都特别多。
现在我觉得网络上的像胡叼盘，什么jinzhengwei，这些讲故事的人，他们贩卖的可能不是商品，他们贩卖的是他们发霉的思想，有仓味的思想，有老鼠洞味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