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茶马古道作为我国古代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大通道，一千多年来在边疆治理、民族融合、中外交通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国内部分通过青藏、川藏、滇藏三条主干线及众多分支将西藏与其他广大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汉藏民族血脉相连的历史见证；其国际部分则从西藏腹地的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出发，穿越喜马拉雅山脉，通往尼泊尔、印度等南亚地区，在中外交通史上拥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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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南亚地处‘一带一路’海陆交汇之处，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方向和合作伙伴。”历史上，正是西南茶马古道的开通为古代中国对外交流开拓了新路径，使中国人民同南亚人民的友谊成功跨越喜马拉雅；它还在“一带”与“一路”之间架起海陆交汇的桥梁，使青藏高原成为中外交流的枢纽和亚洲内陆的文化高地。可以说，西南茶马古道是中外交流的重要桥梁与纽带，挖掘、整理、研究、宣传西南茶马古道的历史，对我们今天讲好中国故事、为国际交流合作提供中国经验，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开拓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新路径
中国古代对外交流的一些主要通道如陆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等，早在两汉时期就已经得到了开拓，并在此后的两千年里保持大体稳定。隋唐以降，随着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和对南方地区的开发，海上丝绸之路、西南茶马古道等一批新通道也逐渐兴盛起来，进一步塑造了中国古代对外交流的格局。隋唐以前，从中国内地进入南亚地区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沿丝绸之路进入西域，翻越葱岭，然后南下印度；二是从四川、云南经缅甸到达印度。当时汉地的蜀布、丝绸、茶叶等物产流通到南亚，南亚的佛教、婆罗门教等文化传播到汉地，多是通过这两条路线。不过，这两条路线均绕过了地势险峻、高寒难耐的青藏高原，因此路程相对漫长，旅途中的不确定因素较大。到了唐代，吐蕃政权的兴起为青藏高原交通的改善创造了有利条件，沿着新兴起的西南茶马古道，从中国内地到南亚的路程大为缩短，并且只需穿越吐蕃一地，因此这条通道在多数时间里都较为畅通，中国由此开拓出一条与南亚地区开展经济文化交流的全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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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茶马古道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就其国内部分而言，青藏线(也被称为“唐蕃古道”)开通最早，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入藏走的就是这条路线。而西南茶马古道的国际部分，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蕃尼古道”，开通于泥婆罗国(也称“尼婆罗”“尼波罗”等，在今尼泊尔)尺尊公主入藏前后，时间上与唐蕃古道相近而稍早。随着这两段道路在公元七世纪相继开通，一条完整的连接中国内地和南亚地区的国际大通道就此成型。不过，生活在青藏高原及其周边的人们并未止步于此，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持续探索、不断开拓，推动这条国际大通道走向成熟化和网络化。在国内，人们开拓出了川藏茶马古道、滇藏茶马古道以及众多毛细血管般的分支；在喜马拉雅地区，蕃尼古道也依地势演变为多条孔道，分别由达旺、亚东、聂拉木、吉隆、仲巴、札达等地进入南亚。此后，西南茶马古道的道路网越来越完善、交通规模越来越庞大，相关文献对线路、站点、里程等信息的记载也越来越详细，到了宋元时代，一个网络化的交通体系终于在中国和南亚之间建立起来。
促进中国与南亚的全方位交流互通
西南茶马古道交通体系的形成，促进了中国与南亚地区的全方位交流互通，这种交流互通既涉及政治、文化、宗教等层面，也涉及更为基础的经济贸易层面。
从现存记载来看，西南茶马古道的开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和南亚之间的政治交往和文化交流。唐、吐蕃与南亚诸国互派使者的往事，在汉藏史料中多有记载。就唐朝使者而言，唐初的王玄策、李义表等人都曾由泥婆罗入印度，不仅有史籍记载佐证，还留下了位于今吉隆县的摩崖题铭《大唐天竺使之铭》遗存。就吐蕃使者而言，松赞干布时期的名臣禄东赞曾至泥婆罗迎接尺尊公主入藏；吞弥·桑布扎则经由泥婆罗出使印度学习梵文，并据此创立藏族语言文字。就南亚地区而言，吐蕃迎娶尺尊公主时，泥婆罗也派出使臣护送，有途中行至芒域的记载(《贤者喜宴》)；而据《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等记载，唐太宗、唐高宗时期，泥婆罗也曾两次遣使入唐，虽未明言具体路线，但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条件及蕃尼关系，这些使臣经吐蕃入唐的可能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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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尤其是宗教交流是西南茶马古道开辟后中国、南亚之间的另一个主题。从现有史料来看，唐人所著《释迦方志》记录了蕃尼之间僧侣往来的几条路线；《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则叙述了汉僧玄照、道方、道生、玄会，以及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僧玄太、玄恪等人的事迹和他们经蕃尼古道入南亚求法的经历。在唐和吐蕃相继衰亡后，这种宗教文化交流并没有中断，反而规模更加扩大。并且，伴随着宋、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区的联系加强以及统治阶层对藏传佛教的日渐重视，中国和南亚之间的政治交往和宗教文化交往越发呈现出合流态势。如宋太祖时期曾下诏派遣三百名内地僧人至天竺求法；明代沿西南茶马古道出使南亚的慧昙、宗泐、智光等僧人既承担着求法的宗教任务，也都兼具官方使节的身份，并在返程时带回了尼巴剌等国的使臣。政治交往与文化交流的融合，反映出随着西南茶马古道交通网络的日益完善，中国与南亚诸国的互联互通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
西南茶马古道同样也为古代中国开辟了一条重要的对外商贸通道。实际上西南茶马古道的跨境商贸交流应当比政治和文化交流开启更早、持续时间更长、规模也更大，只不过由于相关资料的缺乏和古代史书记录的偏好等问题，今天我们对这些商贸交流的了解不多，但仍能从一些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中看到一些踪迹。目前来看，清代记录西南茶马古道对外贸易情况的文献资料相对较多，这主要得益于经贸规模的扩大和边疆治理的加强。据记载，当时汉地出产的茶叶、丝绸、瓷器，西藏出产的盐、麝香、宗教法器，都曾沿着西南茶马古道进入南亚地区。有学者认为贸易导致的双边货币纠纷，正是乾隆年间第一次廓藏战争的起因，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与南亚经贸往来的巨大影响。除了民间贸易外，尼泊尔地区的廓尔喀政权与清王朝之间的朝贡贸易也是通过西南茶马古道实现的，廓尔喀派出的多达19批朝贡使团均是由吉隆、聂拉木入藏，之后经青藏茶马古道或川藏茶马古道前往内地。值得一提的是，跨境贸易的开展也带来了更加深入的经济交流形式，如四川炉霍县呷拉宗遗址发现的吐蕃时代的冶炼炉，其冶铁技术就是源于南亚的斯里兰卡，系经印度传入吐蕃，这说明中国与南亚之间很早就有了人员、商品和技术上的互通，也说明远在被纳入传世文献记录体系前，双方的经贸往来就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
架起“一带”与“一路”的桥梁
西南茶马古道的开通，也在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中间，架起了一座彼此联通的桥梁。从地理上看，中国兼有陆海之利：自关中平原西行，经过河西走廊进入亚洲腹地，便可通达欧亚大陆各地理板块；由东南沿海众多港口出发，则可以航行至太平洋、印度洋沿岸各地。这种陆海之利，既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发展的地理基础，也是当代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打造国际交流合作共同体的前提条件。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古代中国和外国之间的主要通道，而西南茶马古道则促进了两个道路体系之间的有效沟通，使当时的中外交流连线成面，形成交叉联系的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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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原本是相对区隔的，而在西南茶马古道开通后，人们充分利用青藏高原和南亚次大陆作为“一带”“一路”海陆交汇区的地理优势，探索出了更多、更便利的路线组合方案。举例来说，公元9世纪左右西藏和波斯之间的麝香贸易就充分反映了这点。当时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宫廷御医伊本·马萨瓦在《基本的香料》一文中记载了吐蕃麝香流通到西亚的路线，其中一条是从吐蕃翻越喜马拉雅山至印度中转，再从印度入海，经过海上丝绸之路运送到西亚地区；另一条则从吐蕃出发，向西北方向汇入陆上丝绸之路。由此，西南茶马古道成功地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
此外，出于季节变化、旅行时长、路途的便捷性和安全性等不同方面的考虑，旅行者有时也不会将自己局限于某一通道内部，而是兼取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茶马古道，在线路上形成闭环。如宋太祖乾德二年，“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书，业预遣中，至开宝九年始归”，此行系绕道西域丝绸之路后南下印度；返程时该僧侣使团则行经西南茶马古道，“至泥波罗国，又至磨逾里，过雪岭，至三耶寺，由故道自此入阶州”(《吴船录》)。元末自印度来华的具生吉祥(萨诃咱释哩)大师也是经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进入内地，明朝建立后又曾至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的南京讲学传教，并在此遇到了得意门生智光法师；后来智光法师奉诏出使南亚，则是走西南茶马古道，由传统的蕃尼古道口岸吉隆一带进入尼泊尔。这些交流实践打破了不同交通体系之间的区隔，使当时的中国人可以在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等地区之间频繁往来。
造就中外交流枢纽和内陆文化高地
相比产生过众多古文明的大河平原地区，青藏高原终年严寒缺氧、高山大川密布、地形复杂多样，自然环境堪称严酷，但依然孕育了辉煌璀璨的藏文化。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根源于西藏人民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吃苦耐劳的敦厚品性，同时也受到了汉文化、南亚文化、波斯文化等周边文化的持续滋养。西南茶马古道的开通和兴盛，加强了青藏高原与周边地区的往来互动，使该地区成为中外交流的枢纽，而各种文化沿着西南茶马古道不断涌入、汇集，也造就了青藏高原丰富多彩、开放多元的文化面貌，使之成为雄踞亚洲内陆的文化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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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外交流之路的西南茶马古道，在藏文化发展史上发挥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将外国文化“引进来”。佛教信仰是南亚输入西藏的最重要的文化内容，藏文史料《韦协》一书就记载了赤松德赞时期派使臣迎请寂护大师、莲花生大师等众多南亚高僧入藏讲经说法的史事，其他文献中的类似记载也数不胜数。伴随着佛教文化一起进入西藏的，还有南亚等地的器物工艺、造像艺术、建筑艺术、语言文字等。拉萨大昭寺所藏银壶，器型和纹饰兼有粟特(胡人醉酒形象)、汉地(反弹琵琶形象)与西藏本地(吐蕃服饰)元素；唐人《步辇图》中吐蕃大臣禄东赞所穿联珠纹长袍源自萨珊波斯，从今印度拉达克地区和西藏阿里地区的寺庙壁画来看，这种服饰风格应该是经过南亚从拉达克一带传入吐蕃的；此外，莲花生大师入藏后主持修建的桑耶寺，拉孜曲德寺现存的五方佛石窟和石塔，今吉隆县恰芒波寺的动物木雕等西藏地区文物遗存，均带有鲜明的南亚风格或南亚文化元素。更为重要的是，西藏引进的这些南亚文化内容，不仅使藏文化得到充实和发展，也有一部分传入其他地区，从而使西藏起到了中外交流枢纽的作用。比如藏传佛教信仰从西藏传入各地，在元、明、清三代得到上层社会的广泛接纳，形成了北京和五台山两个藏传佛教中心。再如南亚建筑艺术与西藏佛教艺术结合后，也对各地宗教建筑形成了深刻影响。元世祖时期，泥婆罗建筑大师阿尼哥在藏传佛教领袖八思巴的引荐下沿西南茶马古道进入中国，仕元四十余年，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遗迹，今北京妙应寺白塔以及五台山标志性建筑大白塔都出自他的妙手。
另一方面，西南茶马古道也使藏文化得以顺利地“走出去”。元代以后，随着藏文化尤其是藏传佛教文化的兴盛，西藏与南亚之间的宗教地位逐渐逆转；到了清代，西南茶马古道的向外求法功能已经大为弱化，藏族僧人由此进入南亚的主要目的变成了传播佛法、瞻仰圣迹和修缮塔寺，一定程度上反哺了南亚文化。此外，作为深受南亚文化影响的语言文字系统，藏语文在逐渐成熟后也开始沿着西南茶马古道向外扩散，不仅内地的青海、四川、云南等地生活着大量藏族人口，今天的不丹、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也分布着一些藏语文区域。可以说，西南茶马古道的开通，使青藏高原不再是不可逾越的天险，而是成为中外交流的重要枢纽和文化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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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礼堂陈韬，分别系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20&ZD229〕阶段性成果。
编辑：晓林
来源：光明日报、中国新闻网、北京茶世界
（图文来源：北京茶世界；信息贵在分享，若涉及版权，联系本站删除！）
守得云开古茗翠
——从一片古茶树的“起死回春”看巴东县检察院是如何保护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0月24日至26日，湖北省委书记应勇在巴东县调研时强调：巴东“要守好长江湖北段第一哨”。前不久，我应邀参加巴东县检察院开门纳谏会议，听取了该院以公益诉讼助力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情况介绍，我觉得其中以罗溪坝古茶园的“起死回春”尤为典型。于是，在找人详谈、查阅资料、现场观光之后，试着以报告文学形式向受众作以下“报告”：
从容舒绿叶，引得啼鹧鸪。暮秋时节，在长江巫峡北岸五A级景区神农溪畔一个叫罗溪坝茶园坡的地方，近300株明清古茶树卓然挺立在方圆50余亩的山坡上。举目眺望，茶树绿叶婆娑，锦雉时隐时现；走近细看，茶花含苞待放，林间蝶舞蜂飞；四周界桩、保护牌历历在目，武士般日夜守护着这片古茶园。当地村民介绍说，每到春天采茶季，山坡上映入眼帘的是土家妹子采茶的身影、耳畔掠过的是她们甜美的歌声和银铃般的欢声笑语……
茶园一片欢声笑语
好一幅和谐秀美的山村画卷！
可谁能相信，在两年前，这片生机盎然的古茶园遭受了严重破坏。
罗溪坝，系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沿渡河镇一个社区。2019年1月5日，巴东县人民检察院在收集人大代表意见建议时获悉，历史悠久的罗溪坝茶园，有商人私自出价上万元购买一棵老茶树，有村民意图盗挖后出售……
“巴东是三峡库区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古茶园是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绝不能任其人为破坏！”该院检察长郎艳辉闻警拍案，决定追踪调查。
同年1月7日上午8时许，一辆警车载着由第四检察部主任谭大琼率领的公益诉讼办案组驶出县检察院大门，穿过巴东长江大桥向北疾驰。
一个半小时后，警车停在罗溪坝社区办公楼的门前。
谭大琼一行下车后，直奔茶园坡走访群众、实地查勘。
“大哥您好，我们是县检察院的，请问您知道你家旁边这片茶园是什么来历吗？这片茶园目前存在哪些问题，能跟我们说说吗？”
现年66岁的村民易兴林接过谭大琼递过来的香烟，点燃后吸了几口，望着面前这位身着检察制服、戴着近视眼镜、面慈目善的中年男人，若有所思地回答道：
“这片茶园的根底儿叫易家老茶园，明末清初的时候，我们易家祖先就在这个地方大规模种植茶树，加工茶叶，传承到现在已经有十一代了。”
说到这里，易兴林的话匣子嘎然而止。检察官们没有一个人插话，都静静地期待他继续说下去。只见他脸色越来越凝重，片刻，他突然猛吸几口烟后将烟蒂重重地摔在地上，火星四溅。
“要说这片茶园存在的问题还真不少，而且很严重！长期以来，村民随意砍掉老茶树当柴烧；为了不让树长高影响摘茶，茶树经常被人砍脑壳（砍去树冠）；由于没有技术人员指导，每年采茶过后，茶树都象被拔光了毛的鸡一样；还有人偷挖（茶树）卖给做生意的……这些问题存在好多年了，一直没人管。”
易兴林心中充满了怒气、怨气。
接着，检察官们走访了82岁高龄的村民聂友慈，证实这片茶园自老人记事起就存在，且至今树状除人为砍去树冠的，并无多大改变。
“走，去茶园看看。”谭大琼一行走进古茶园实地查勘。
检察官走进古茶园实地勘察
经分工清点、勘察后汇总，该茶园占地面积约40亩以上，其中树径80㎝至120㎝、树高100㎝以上的达200余株；茶园内有茶树被砍伐、“斩首”和盗挖的痕迹，证实人大代表和村民反映的随意砍伐、不当管护、过度采摘、偷盗出售等问题属实。
“巴东间别有真荼，煎饮，令人不眠。”“巴东真香茗所产乃茶之野生者。野生之茶，无人功为之。”据《华阳国志.巴志》《桐君采药录》《茶经》《图经本草》等史书记载，巴东是最早发现和利用茶的地区之一。当晚，办案组通宵达旦查阅文献资料、咨询专家学者，得知巴东从西周就有贡茶，罗溪坝茶园是明朝时期古茶园。十八世纪初叶，英国著名植物学家威尔逊还在此地采集到上古时代的尖叶山茶植物样本，该茶园现存有数百余株古茶树。
“如不及时保护，将使三峡库区现存完整的古茶园灭失，对古茶树遗传基因和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安全将造成严重威胁！”谭大琼在镇上一家小宾馆房间里来回渡步，思忖着……
第二天清晨，他急忙率办案组赶回院里向领导汇报，力主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履行原生态古茶园保护职责，并以个案监督推动辖区内古茶树资源普查、保护与综合开发。
2019年1月10日，巴东县人民检察院以公开宣告方式向县林业局、农业农村局、沿渡河镇人民政府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对该古茶园开展资源普查、建立资源档案、划定保护范围；加大对古茶园的合理开发利用；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引导村民自觉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职责。
巴东县林业局、农业农村局收到检察建议后，迅速联合对该茶园资源开展普查。三天后，县林业局古茶树群落保护领导小组副组长、总工程师向秀球在通气会上说——
“经过对罗溪坝古茶园资源普查，现在我负责任的宣布，确认该茶园为明清茶树遗存及其后逐步繁衍而成的‘原生态古茶园’，是迄今发现的三峡库区唯一保存完整的原生态古茶园。占地面积50余亩，共有古茶树299株，其中树龄100年至299年的291株，树龄300年至350年的8株，为当地独有的原始‘巴东大叶茶’，茶叶内含丰富的儿茶素、咖啡因、黄酮醇、花青素和酚酸等物质，是《中国茶树品种志》列入的中国地方优良品种之一。”
同年2月17日，春寒料峭。
为了使检察建议落实落细，检察长郎艳辉、副检察长周波不畏寒风雨雪，率办案组再次来到茶园坡“现场办公”。
在蜿蜒曲折且极度滑湿的山路上，郎艳辉不慎摔倒，腰部扭伤，被他人扶起后，强忍疼痛双手叉腰对办案组成员说：“没关系，相信我这点儿伤就象你们办的这个案子一样‘病树前头万木春’。”
当日下午，他带伤在罗溪坝社区主持召开相关行政机关、村支两委和群众代表参加的“圆桌会议”，广泛听取意见，共商保护对策。
会后，巴东县林业局立即对茶园坡古茶树统一建档挂牌，划定古茶园保护范围，栽植界桩300个、设置大小保护标志牌7块，并雇请专业人员进行管护。
栽植界桩
古树保护牌
县农业农村局委托华中农业大学制定《巴东县生态茶园示范园建设项目实施方案》，并邀请华南农业大学茶学系主任黄亚辉教授、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专家商世民前来考察、指导；还邀请国际硒茶大师杨胜伟来现场指导，传授“古法制茶”加工工艺。
沿渡河镇人民政府通过发布保护公告、张贴宣传标语、入户动员、召开群众会、院子会、建立微信群等方式开展宣传教育，引导村民树立古茶树保护意识；积极配合相关行政部门划定古茶园保护范围、栽植界桩、竖立宣传牌。当地村民自发组建巡查队，及时向执法部门反馈巡查情况，自觉抵制破坏古茶树的违法行为。今年初，罗溪坝社区还成功荣获第八批“全国民主法冶示范村（社区）”荣誉称号。
“小案”蕴涵大公益。
巴东县人民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坚持“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监督理念，积极探求公益保护最大公约数，加强公益诉讼个案剖析和类案研究，研判执法风险点，以点带面开展相关专项行动。针对办案中暴露出的辖区内古茶树底数不清、保护不力、开发不足等问题，3次向县委作专题汇报、与县政府沟通，推动在县域范围内开展古茶树资源普查，摸清底数，加大保护开发利用力度。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督促林业部门制定《巴东县古茶树保护方案》，经对全县古茶树资源进行普查，挂牌保护古茶树2187株；财政部门每年预算安排专项保护经费100余万元；农业部门聘请中国农业科学院茶研究所制定《巴东县茶产业发展规划（2019-2023）》，着力开展本地特色优良茶树品种的筛选和繁育工作，依托古茶树资源建立“政府扶持、市场主导、茶农参与”的开发机制，打造“古茶+育种+加工+旅游”特色茶产业发展模式。
截至目前，以“巴东大叶茶”为母本，已培育出“鄂茶10号”、“巴东51号”、“黄金茶1号”等优良茶树品种，发展繁育基地1000余亩，种植面积达15.2万亩，实现年综合产值12亿元。
巴东已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区域性茶叶良种繁育基地，连续三年荣膺“中国茶业百强县”。
光阴荏苒，一晃两年过去了。
“我们不但要用钉钉子精神把事情做完做好，还要‘回一脚’，以求极致的态度使其持久完美。”说到公益诉讼工作，谭大琼语气特别坚定。
“山上茶叶青又青，采茶的姑娘笑盈盈……”
“明前茶，贵如金。伙计们加劲儿采，下山前篮子露底子了，那可真掉底子呦……”
检察官与茶农
一同采摘茶叶
今年3月25日，谭大琼率办案组“五探”古茶园开展公益诉讼“回头看”，回访该茶园保护及后续发展情况。刚走近茶园，就见山坡上到处都是村民们采茶的忙碌身影，欢声笑语和优美的歌声不绝于耳；还有专职技术员正在就古茶树的采摘和养护对茶农进行培训……此情景令检察官们欣喜不已。
开展公益诉讼前（上图）后（下图）对比
“这之前是那棵被砍去树冠的树？现在长势挺好了。眼前还有什么需要解决的困难吗？”
“自从划了保护区，立了保护牌，茶园得到了保护，还有专家来给我们指导养护方法，茶长得更好了。”
“茶是自己喝还是制茶了卖的？”
“我们这儿的茶才香呢，泡在水里清悠悠的，自己喝得多，也卖，可以卖到五六百（元）一斤。”
……
谭大琼一行一边现场踏勘茶园的情况，一边与采茶的村民交谈。
望着这个“点”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想着由此“点”辐射到全县——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已经形成，谭大琼会心地笑了。
办案组成员、年轻女检察官滕欣坐在一棵粗壮的古茶树下，随手在办案记事本上写下这样饱含深情的文字：
这片葱郁的古茶树，默默地谦逊地和炊烟在一起，和天地在一起，和乡亲们在一起，顽强地生存着，无私地奉献着……
这是最具特色的一种树，坚硬如铁，绿荫如盖，枝条虬曲，满含坚毅的力量！
这是最最普通的一种树，一株株站立在神农溪畔的深山里，谦逊地躬身迎迓着每个山民，那样朴实，那样厚道，那样真诚，就象我的乡亲一样。
三代人一起采茶
一系列对古茶树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工作使长江巫峡流域古茶园重新焕发了生机，生物多样性安全隐患得以消除。正所谓：雾锁古茗园，云开千树葱！
作者丨吴畏
来源|鄂检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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