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人的饮茶习惯可以追溯至8世纪左右，可以说，日本的茶道文化是沿着中国茶文化的历史发展而来的。阴阳五行思想渗透在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茶文化，深受中国茶文化影响的日本茶道也同样受到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不过，在吸收阴阳五行思想的过程中，中日茶文化又有不同。现着眼于中日茶道规则方面的阴阳五行思想，分析日本茶道和中国茶文化的异同。
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在各领域交流频繁，不仅是经济方面，文化方面也互相交流。茶文化作为中日友好交流的桥梁就是很好的证明。日本在引进中国茶文化后，融入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最终形成了茶道文化。但是日本茶道仍深受中国茶文化的影响，且两者有共通的地方。
阴阳五行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结晶，直到现在仍影响着中国人的各个方面。追溯日本茶道的历史，已证实首次引进茶叶的是日本的僧侣。阴阳五行思想和中国的禅宗有着紧密的关系，日本茶文化也深受中国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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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文化的现状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是世界上最早制茶、饮茶的国家。唐以前，饮茶还处在养生、保健等功能阶段，茶艺也远未完善，茶是贵族的专用饮品。
唐朝时期，茶开始在民间盛行，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此时的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饮品，而是为精心育德、悟道修身所用。唐代诗人陆羽，出身禅门，师从道家，在其所著的世界上第一部茶书《茶经》中，首先将儒道佛三家思想融入对茶之源、具、造、器、煮、饮、事、出、略、图的描述中，这标志着中国茶文化的产生。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茶叶的种类也很多，常见的有绿茶、红茶和乌龙茶等。
改革开放以来，茶文化逐渐开始复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茶文化全面盛行。
首先是茶文化教育的繁荣。茶文化研究会、史学界、文学界、医学界都成立了专业的茶文化研究室。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学者都积极地投身于茶文化的研究，之后还成立了许多茶文化研究团体。
20世纪70年代，茶文化热潮在台湾兴起，后逐渐进入大陆，并迅速发展起来。1979年，台湾陆羽茶艺中心成立;1982年，以“弘扬茶文化，振兴中华茶业”为宗旨的“茶人之家”在杭州成立;1983年，湖北天门在纪念陆羽诞辰1250周年大会上决定成立“陆羽研究会”;1993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经原农业部、民政部批准成立。
其次是关于茶文化杂志、报纸的创刊及文化活动的开展，比如《农业考古》《中华茶人》《茶博览》等。
茶文化交流也蓬勃发展，国内经常举行茶叶博览会、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以及一些茶会，而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吸引了很多茶爱好者。
例如，1998年10月9—16日，第五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和首届中国国际茶博览交易会在杭州举办;2005年4月28日，“云南马帮普洱茶文化北京行活动”从原思茅市(现更名为普洱市)首发，历时半年，进一步掀起了普洱茶市场热。大陆和香港、台湾的茶文化交流和合作往来也不少，不仅是国内交流往来，我国与韩国、日本、美国等国的交流也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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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茶道的现状
从日本茶道的发展来看，日本茶道曾通过中国唐朝时期中日两国的茶文化交流活动，效仿、借鉴了中国茶文化，包括茶叶的种植方法、泡茶的方法以及喝茶的方法等。
镰仓时代，自荣西的《吃茶养生记》问世之后，南宋时期流行的抹茶点饮法逐渐被日本人接受，饮茶活动也逐步在日本广泛普及。
日本茶文化将其本土文化融入饮茶活动并形成具有其民族特色的茶道文化是在室町时代，那个时期人们不再注重奢华，更讲究风雅品味。
之后村田珠光、武野绍鸥改造了茶器等，他们改变了高贵华丽的茶器和茶会氛围，精简了茶事形式，创建和发展了清寂素朴的草庵茶，并将禅引入茶的精神世界，开创了“禅茶一味”。
再之后，作为日本茶道 集大成者的千利休，对日本茶道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和完善，其“和、敬、清、寂”的茶道思想对日本茶道发展的影响极其深远。
至此，日本茶道吸收了中国茶文化，实现了本土化、民族化发展。20世纪80年代起，中日两国之间的茶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追根溯源，日本茶道起源于中国茶文化，但在形式和茶道精神方面，前者和后者有着很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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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茶道规则方面阴阳五行思想比较
中国茶道规则方面的阴阳五行思想
五行说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哲学思想，其认为世界是由木、火、土、金、水这五种物质元素构成的。五种元素互相制约，如果某一种过强，就会影响其他的元素，五行体系就会失去平衡。这种相生相克的关系也可以反映在茶叶的制作和冲泡过程中。
1.制茶中的阴阳五行思想
中国作为茶的发祥地，由于气候和季节的变化，孕育出了各种各样的茶叶。据说我国的茶叶有数百种之多，根据制造方法不同和品质上的差异，可以分为七种：绿茶、红茶、乌龙茶、黄茶、白茶、黑茶以及花茶。其中花茶属于再加工茶。茶叶依照绿茶、白茶、黄茶、乌龙茶、红茶、黑茶的顺序，其发酵程度越来越高。
茶叶的加工需要下很多功夫，以绿茶加工为例，其加工需要杀青、揉捻、干燥三道基本工序。其中，杀青就是利用高温，杀死青叶中的催化酶，使茶叶保持其固有的绿色;同时利用高温，提取茶叶的香气;再就是使茶叶变软，便于揉捻成形。揉捻是用机器搅拌杀青完的茶叶，使茶叶叶片形成一定形状，破损茶组织使茶汁流出，附着在叶表，便于进一步加工。干燥是绿茶加工的最后一道工序，其目的是挥发掉茶叶香气，除去茶叶中的水分，以便保存。
在这三道工序中，杀青是最难把握的，但却是最重要的部分。杀青的时候，最重要的是遵循三个原则：第一是能杀青的茶叶必须是刚好成熟的，生茶叶或烧焦的茶叶都不能用于制茶;第二，杀青时要利用高温，蒸发鲜叶中的水分，但要注意不能烧焦;第三，杀青的茶叶颜色需保持一致。总之，在进行杀青时必须把握好度，杀青太过不行，杀青不足也不行。如果不能在制茶时保持阴阳平衡，就制不出好茶，更泡不出好茶。
《茶经》的“一之源”中有一句话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茶本身是一种树，包含“精、气、神”，其生长需要土和水分。而“土”本身就包含多种元素，具有五行的性质。因此，茶树的生长过程本身就是符合五行相生相克之道的。而说到制茶，制作工序中都需要用到火，如果没有火，也就做制作不出好茶。
2.喝茶方面的阴阳五行思想
茶水是五行调和的体现。从《茶经》中的“六之饮”可以看出，茶事活动十分烦琐，因此必须协调各个要素。
以绿茶为例，绿茶柔软，对温度的要求非常严格，如果煮茶的水过热，就会发苦;反之，如果水太凉，就释放不出茶叶的清香。
在煮沸水时，人们通常会使用铁器，这是为了得到水的气使铁器变得柔和，也就是“金水相涵”。
茶叶被水的气滋润，得以保持活力，水接受茶叶的气变得更甜，这是“水木相滋”。
除此之外，烧水最好用柴火，火遇到柴会烧得更旺，也可以说，柴因为火而产生了价值，这也被称为“木火通明”。
泡茶的过程集齐了木火金水四象，差一个土象。对于此，有一种说法是土象为茶碗。一般来说，茶碗是用泥土烧制的，所以茶碗是土象。还有一种说法是土象为人。于是加上土象，木火土金水五象集齐，刚好相当于人的五脏。仅仅一杯茶水里，就涵盖木火土金水五象。
日本茶道规则方面的阴阳五行思想
1.茶人的正月和阴阳五行思想
在日本，阴历十一月被认为是茶人的正月。因为茶水重视季节感，所以分为炉的季节和风炉的季节。一到11月便启用炉以取代风炉，开炉是为了纪念一年之中第一次开始使用地炉。茶道将“口切”仪式作为一年最初的仪式，“口切”是指将当年5月采摘下来的茶叶存放在茶壶里，到了茶会这一天便正式开口启封。一般是在阴历亥月的初亥这天启封，这里的亥是指亥月、亥日。根据十二支对应季节的五行依次是春对木、夏对火、冬对水。十二月是亥月，“亥月、亥日”在阴阳五行说里相当于“水”，是“预防火灾”的意思。冬至是一年里光照最短的日子，因此古代人认为地上的火是太阳，相信将炉火换成新火，可以实现新生命的迭代。11月开炉将新火放入炉中，除夕埋火，新年继续守护炉中的火。在茶事活动过程中，水和火是不能缺少的重要部分。阴阳五行中，水是坎卦，火是离卦，这表示万事顺利。
2.作法方面的阴阳五行思想
说到日本茶道，最引人关注的是复杂的点茶作法。据调查，各茶道流派有上百种点茶作法。其中，对茶道具的尺寸、形状以及放置的地方都有严格的规定。复杂的点茶作法中频繁出现“三”，例如，擦茶箱三次，擦茶杓三次，洗茶筅三次，擦茶碗三次，喝茶的时候也是三次，这是因为阴阳说中，阴爻加阳爻是三。如《道德经》中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样，“三”同时也是《易经》中最重要的数字。其在表现阴阳思想的同时，也体现了万物发展的规律。点茶作法有很多，但都以“三”为中心，表现了老子所说的“三生万物”。有意思的是，倒茶的时候，最好只倒三杯，最多五杯，“五”相当于五行。
另外，茶道的作法也反映了阴阳转化。点茶活动一般是先清洗茶器，然后倒茶，最后再清洗茶器。第一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是一样的，但是前者是点茶的准备，后者则是收尾。第一阶段的清洗茶器顺序与第三阶段的清洗茶器顺序刚好相反。阴阳说将积极的，也就是第一阶段称为阳，将消极的，也就是第三阶段称为阴。第一阶段的清洗部分在第三阶段的前面，然后又回到第三阶段。不断反复的状态与阴阳的相互转化刚好是相同的，使得茶事活动可以顺利进行。
3.茶室装饰方面的阴阳五行思想
茶室有很多种，一般以四畳半茶室(四叠半榻榻米茶室)为标准。四畳半茶室的原型位于银阁寺(慈照寺)东求堂的“同仁斋”，其最初就是基于阴阳五行思想构建的。
日本茶道点前的道具中最根本的是台子，其是专门放置水壶等其他茶具的置物架。从台子点茶的装饰规则来看，点火的风炉放在台子底部的左边，装水的水壶放在台子底部的右边，保持阴阳对立的状态;将代表阳的茶器放在右边水壶的上面，将代表阳的茶碗放在左边风炉的上面，这是阴阳的对座;台子的顶部和底部代表的是天地，这也是阴阳;四根柱子代表的是四象，如果放入四个角落，柱子之间就成了八卦。这样，台子里就集齐了木象、火象、土象、金象和水象，也就是所谓阴阳五行的木火土金水。
茶道置物架中符合阴阳五行的架子还有很多，较典型的有五行棚、日月棚等。
五行棚的形状由支撑顶板、地板的三根竹柱子构成。收纳在五行棚里的是一般是土风炉，这样五行棚就集齐了木火土金水(风炉、竹柱子、炭、锅、茶水)，因此将其命名为五行棚。另外，三根柱子分别是一节、二节、三节，共计六节，正好是二十四节气的基本数。茶事方面，二节柱子面向客人，三节柱子面向亭主，一节柱子是在对面。阴阳说中提到，偶数是阴，奇数是阳。这也体现了《易经》里所说的客人是阴，主人是阳的观念。
日月棚是由2层棚组成，顶部为圆形，像日，中板为月牙形，像月;从颜色来看，日被认为是红色，月亮被认为是白色的情况更多，而红色是暖色，谓之阳，白色是冷色，谓之阴，故红白象征为阴阳。从这一点来看，日月棚就是模仿宇宙的形状而做成的棚子。顶部象征太阳，中棚象征月亮，构成了一个阴阳图形。
综上所述，可以得知中日两国的茶道规则都与阴阳五行思想紧密相连。与我国当下的茶文化相比，可以看出日本茶道中的阴阳五行思想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和全面性，且极大地遵从了阴阳五行思想。另外，从茶道规则方面也可以看出，日本茶道更加强调茶道形式和程序的严谨性，但是这种烦琐的规则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种缺乏自由和舒适氛围的状态。(本文作者陈聪，来源茶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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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茶文化因其特定的内涵，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而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也越具有世界性。中华茶文化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中国的茶与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尤其是对日本茶道的发生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渊源关系。茶道是日本茶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一个内容，而日本茶道的发祥，与中国文化的熏陶息息相关。
中国茶及茶文化传入日本，主要是以浙江为通道，并以佛教传播为途径而实现的。
浙江名刹大寺有天台山国清寺、天目山径山寺、宁波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其中天台山国清寺是天台宗的发源地，径山寺是临济宗的发源地。并且，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是唐、宋、元各代重要的进出口岸。自唐代至元代，日本遣使和学问僧络绎不绝，来到浙江各佛教胜地修行求学，回国时，不仅带去了茶的种植知识、煮泡技艺，还带去了中国传统的茶道精神，使茶道在日本发扬光大，并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中国茶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浙江的佛教对日本的影响和日本遣使、学问僧在浙江的游历。
唐代时，日本曾派遣了许多遣唐使和学问僧到中国来学习各种知识，据《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从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八月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唐乾宁元年，公元894年)九月，日本前后共任命过19次遣唐使，这些人物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均通晓经史、长于文艺，或有一技之长。所以，尽管他们留唐时间不长，但对唐代的文化有着非常敏锐的洞察力和移植力。在这些遣唐使和学问僧中，与茶叶文化的传播有较直接关系的主要是都永忠和最澄。
都永忠作为学问僧，大约是在兴仁宝龟八年(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随着唐使到了中国，在唐朝生活了二十多年，延历二十四年(唐顺宗永员元年，公元805年)八月与最澄等一起回国。都永忠平生好茶，当弘仁元年(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四月，嵯峨天皇行幸近江滋贺的韩琦，经过梵释寺时，作为该寺大僧的都永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则赐之以御冠。同年六月，嵯峨天皇便命畿内、近江、丹波、播磨等地种茶，作为每年的贡品。后来，茶叶逐渐成为宫廷之物，深受皇室宠爱，并逐步向民间普及。
都永忠游历唐朝20多年，其生活习惯所发生的变化深受唐代汉风之影响，当时陆羽《茶经》已经写成，吃茶已成“比屋之饮”，再者，当时最着名的贡茶浙江的顾渚紫笋已是名动京华。因而，二十几年的唐代生活，都永忠对当时的茶叶状况，包括品种、制法、饮法也当了然于胸。都永忠向嵯峨天皇奉茶之事，距其回国约隔10年时间，所用茶及煮茶法均应是唐代中国的风格。自都永忠为天皇烹茶后，饮茶之风首先在宫廷渐行，嵯峨天皇夏日临幸藤原冬嗣的闲居院时作御制诗:
吟诗不厌捣香茗，乘兴偏宜听雅弹。
秋日临幸皇弟池亭时曾作诗云:“萧然幽兴处，院里满茶烟”。(《凌云集》)均为此事之证。
传播中国茶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日僧最澄。最澄赴唐是在唐德宗二十年(804年)，当时遣唐使分为两船：第一只船上是空海、桔逸势等;第二只般上是最澄、义真、丹福等。因为途中遇到风暴，第一船漂泊到福州，第二船则漂到浙江明州(今宁波)。
最澄到浙江后，便登上天台山，随从道邃行满学习天台宗，又到越州龙兴寺随从顺晓学习密宗，永贞元年(805年)八月与都永忠等一起从明州起程归国。从浙江天台山带去了茶种，据《日本社神道秘记》记载:最澄从中国传去茶种后，植于日吉神社旁(现日吉茶园)。最澄在将茶种引入日本的同时，也将茶饮引入了宫廷，得到了天皇的重视，具有与都永忠同样的功绩，这从最澄与嵯峨天皇的某些诗歌唱和中，似可知之一二。《文华秀丽集》中收有一首嵯峨天皇与最澄的唱和诗《澄公奉献诗答》，其中有“羽客旁讲席，山精供茶杯”之句，表现了天皇与最澄的融洽关系以及饮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最澄之前，天台山与天台宗僧人也多有赴日传教者，如天宝十三年(754年)的鉴真等，他们带去的不仅是天台派的教义，而且也有科学技术和生活习俗，饮茶之道无疑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去日僧人，应是在客观上促进日本僧人包括最澄来华求法的直接影响者，由于天台山在佛教上的特殊地位，自最澄回国以后，成了日本僧人极为向往之处，虽然其主要目的，大多是为学习天台宗和密宗，朝拜宗祖智者大师的圣迹，善知识、释疑难。与此同时，也自然而然受到了包括饮茶之道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些僧侣回国后，对日本的饮茶文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宋代时期，由于日本采取了锁国政策，开往宋朝的日本船只很少，但是，中国宋代去日本的商船却相对频繁。这些入日商船运去的贸易品中有茶碗、文具、香药及锦绫等器物，出发地与唐代一样，这些船只均在此横渡东中国海，到达日本肥前的值嘉岛，然后再转至筑前的博多。另一方面，尽管日本禁止商船赴宋，但违禁私入者仍然不少。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日本高僧成寻阿利(1010—1081年)从肥前来到浙江，曾在天台山方广寺石梁向罗汉献茶五百杯，据民间传说，罗汉似乎接纳了成寻的供奉，在茶碗水面上出现了瑞兆。
南宋时期，是中国茶道外传的重要阶段。日僧荣西曾两次来华。荣西第一次入宋，是在日本仁安三年(宋孝宗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四月到达浙江明州，五月四日登明山，然后到天台山万年寺，同年六月又登明州阿育王山，九月回国，回国时除了带天台新章疏30余部60卷外，还带回了茶籽，种植于佐贺县肥前背振山、拇尾山一带。荣西第二次入宋是日本文治三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四月，此行的目的原为赴印度求法，但因故未成行，所以即随从天台山万年寺的虚庵怀敞学禅，后来怀敞移居天童山，荣西亦随之前往继承，宋孝宗赐其千光法师封号。日本建久二年(宋光宗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七月，荣西回到长崎，嗣后便在京都修建了建仁寺，在镰仓修建了圣福寺，并在寺院中种植茶树，大力宣传禅教和茶饮。
据日本《雍州府志》《拇山种茶谱略》史料记载，荣西从宋携茶籽归国，是用一小壶盛之，此壶至今尚存，俗称“汉小柿”，当荣西持茶种植于背振山时，茶籽“一夜而生根芽”，该茶种属浙江顾渚种。据传，荣西在天台山期间还曾模仿成寻，向罗汉献茶，并写了有关的茶诗。
荣西自浙江返回日本后，一边大兴禅教，一边传播茶道。20年后即日本承元五年(宋宁宗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终于撰成了《吃茶养生记》一书，书中极称茶的益人之处，称茶是“养生之仙茶、延龄之妙术”，并认为茶是“健心”之特殊茶。《吃茶养生记》也被称为“颂茶德之书”。日本《吾妻镜》中建保二年(宋宁宗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二月四日条中记载:“将军家(实朝)略有不适，诸人奔走，然无殊疾，系昨夜大醉之馀醺，正值叶上僧正(荣西)，在此加持，闻此事，称有良药，由本寺召进茶一盏，并持颂茶德之书一卷同献上，将军悦颜受之”。荣西携茶籽回国，是继唐代最澄等僧人之后，对日本饮茶文化产生的又一次重要影响，其结果是大大促进了日本的种茶规模，奠定了茶道的物质基础。荣西《吃茶养生记》的撰成，为茶饮的普及，奠定了茶道的物质基础。对提高日本民族对茶与人体生理、心理上的作用之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吃茶养生记》对茶道的形成，具有一种点明人生意识和揭示道德价值取向的作用，它与以后日本茶道的“清敬和寂”的宗旨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吃茶养生记》是茶道在形式确立之前的一种思想意识上的萌芽标志。嗣后，便进一步有意识地再从浙江径山寺茶宴中取其一定形式而发展到“唐式茶会”，并由此逐渐形成了规范的茶道和出现了村田珠光、千利休那样的开宗立派的宗师。
浙江除了天台山国清寺外，著名的还有径山寺。径山寺开山祖为唐代的法钦(国一禅师)，宋代称径山寺为能仁禅寺，宋孝宗曾亲题“兴圣万寿寺”以后，又改为“香林禅寺”，居中国禅林第一位。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无准师范(大鉴禅师)入传径山寺后，日僧众望所归，一时云集。在此前后，径山寺成为浙江寺院中日僧朝拜的必到之地。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入宋的神子荣尊到径山寺继续无准师范的法统，在嘉熙二年(1238年)回国后，开创了肥前的兴圣万寺等许多寺院。圣一国师圆尔辨圆也于1235年入宋，历时7年，登径山继承无准师范的法统。淳佑元年(1241年)五月回国。
与此同时，径山僧人也有入日传教者，如径山无准师范的法嗣兀庵普宁，使镰仓武士和禅宗结合了起来;径山的石溪月的法嗣大休正念(敕谥佛源禅师)，于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年)赴日，宣扬石溪心月的教风，也感化了很多镰仓武士。
中日两国僧人的互相来往，不仅使佛教得以快速传播，而且径山寺里的饮茶之法也随之扩展。
径山寺院中的饮茶方式是以茶供佛，然后众僧转坐一炉茶，随谈道德，随加取饮，气氛融洽。这种饮法，属于寺院中的一种清规。在此基础上，又将其形式扩展成为“茶宴”，以招待各路僧客。饮法主要是以末茶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宋代大批日僧在径山寺修炼学习，于饮茶之清规也自然身体力行，回国之后，言传身教，故饮茶之道也随佛教而遍行。在这些日僧中，南浦绍明是个较典型的人物。日本《类聚名物考》《续视听草》《本朝高僧传》都不同详略地记载了他从中国传入茶道的事迹。如《类聚名物考》中记:“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绍明由宋传入。”《续视听草》载:“南浦绍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至崇福寺”。因而可知，“径山茶宴”中的点茶法也在此间传到了日本。
在此期间，中国宋代的茶具精品——天目茶碗、青瓷茶碗也由浙江开始相继传入日本。在日本茶道中，天目茶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喝茶之初到创立茶礼的东山时代，所用只限于天目茶碗，后来，因茶道的普及，一般所用茶碗为朝鲜和日本的仿制品，而天目茶碗益显珍贵，只限于“台天目点茶法”和其他一些比较庄重的场合，如贵客临门或向神佛献茶等。
“天目茶碗”之名的由来，也与日本僧侣在浙江的修业有关。天目茶碗产于福建省，主要特点是色泽沉着而调和，很适用于丛林寺院。由于日本僧人在天目山地区的径山寺、昭明寺、禅源寺等著名巨刹沿续修业近二十年，而这些寺院中供佛之茶所用均为这种茶碗，所以，日本僧人便称之为“天目茶碗”，传至日本的主要有“曜变天目”“油滴天目”“禾天目”“玳皮盏天目”“灰被”等名类。后来，日本的仿制品也冠以天目之名。如“濑户天目”“白天目”“黄天目”“信乐天目”“丹波天目”等。
青瓷茶碗产于浙江龙泉。自南宋到明初都不断输入日本，成为茶道中的重要用具。日本所存青瓷中，大致分为“钻青瓷”“天龙寺青瓷”“五官青瓷”三大类。具体有“钻青瓷禾茶碗”“飞青瓷茶碗”“人形手青瓷”“干汐手青瓷”。奈良称名寺僧人、日本茶道的创始人村田珠光(1425-1502年)，极爱收藏茶具，其藏品中的青瓷茶碗便称为“珠光青瓷”。
唐、宋时期，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寺院中的茶籽、茶具、饮茶法由日本遣唐使、遣宋使和学问僧带回日本后，给日本茶道的兴盛，奠定了思想和艺术形式上的基础，具有民族特色的日本茶道的创立，均在此基础上产生。
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是由奈良称名寺和尚村田珠光(1425-1502年)，将平民聚合饮茶的集会“茶寄合”与贵族茶会“茶数寄”合二为一形成的禅宗点茶法。自珠光完成了茶道的建立后，千利休(1522-1591年)继续发扬光大，提炼出“和、敬、清、寂”茶道四规，而取得“天下茶匠”的地位。从此以后，日本茶道流派纷呈，各具特色，但“和、敬、清、寂”四规和待人接物的“七则”，仍然是茶道的主要精神。整个日本茶道艺术，无不体现出与佛教的息息相通，至今仍然散发着中国唐宋时代的文化气息，保留着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地的佛家饮茶遗风。(易茗)
这本专著内容涉及面非常广泛,所考察的中日茶文化交流史,日本茶道的精神核心、哲学性、艺术性、宗教性、民族性及其发展变化过程,都给日本茶道文化研究者以启迪。
今天与您分享的是余悦所撰写的《茶趣异彩·中国茶的外传与外国茶事》（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中第五章的内容。
不过,真正重视并理解中国茶文化的著述，还是更多的见之于亚洲茶文化圈,日本里千家第十五代家元千宗室先生的《<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则使研究上升为哲学的高度。
第一章《茶经》,论述唐以前的茶,陆羽的身世与《茶经》以及《茶经》以后的中国茶;第二章日本的茶道,依次论述平安时代的饮茶、《吃茶养生记》的世界、镰仓时期的寺院茶、斗茶的流行、村田珠光与茶道的产生、武野绍鸥与茶道的成立、千利休与茶道的大成;另有终章、参考文献作者主要著作目录、结束语等。千宗室先生以该书向中国天津南开大学申请博士学位,由我国著名的中国哲学专家和日本文化史专家方克立、吴廷谬、石峻、朱伯邕、俞辛煤五位教授、博士导师组成论文答辩委员会。1991年5月5日,博士论文答辨顺利通过,《千宗室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决议》对该书有较高评价:
千宗室先生的论文《<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是一部系统研究日本茶道源流及其所体现的文化精神的学术专著,也是一部以茶为主题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专著。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该论文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比较突出的建树:
一、确认中国的茶文化是日本茶道的源头,被后世尊为“茶圣”的唐代陆羽的《茶经》,是中日两国茶人所共奉之最早的最高的经典著作。不仅日本的茶种、种茶、制茶、煮茶、饮茶的方法,以及茶器、道具等皆源于中国,而且中国文人、僧侣于饮茶时所形成的“他界观念的意境”,那种对幽洁、高远情趣的体味和追求,也提供了日本茶道精神的原型。中国古代的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均对日本茶道的理念和世界观有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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