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茶经，清代最大的一部茶书，也是我国古茶书中最大的。作者陆廷灿。
陆廷灿 ，字幔亭，嘉定人，曾任崇安知县（现武夷市）。在茶区为官，长于茶事，采茶、蒸茶、试汤、候火颇得其道。它洋洋10万字，几乎是收集了清代以前所有茶书的资料。之所以称《续茶经》，是按唐代陆羽《茶经》的写法，同样分上、中、下三卷，同样分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最后还附一卷茶法。《续茶经》把收集到的茶书资料，按10个内容分类汇编，便于读者聚观比较，并保留了一些已经亡故的茶叶之家消息,茶书资料。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自唐以后阅数百载，产茶之地，制茶之法，业已历代不同，既烹煮器具亦古今多异，故陆羽所述，其书虽古而其法多不可行于今，廷灿一订补辑，颇切实用，而征引繁富。
续茶经
清-陆廷灿
许慎《说文》：茗，荼芽也。
王褒《僮约》：前云“鳖烹荼”。后云“武阳买荼”。[注：前为苦菜，后为茗。]张华《博物志》：饮真荼，令人少眠。
《诗疏》：椒树似茱萸，蜀人作茶，吴人作茗，皆合。煮其叶以为香。
《唐书·陆羽传》：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之图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
《唐六典》：金英、绿片，皆茶名也。
《李太白集·赠族侄僧中孚玉泉仙人掌茶序》：余闻荆州玉泉寺近青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多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大如鸦。按《仙经》：蝙蝠，一名仙鼠。千岁之后，体白如雪，栖则倒悬，盖饮乳水而长生也。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馀岁，颜色如桃花。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茗，所以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余游金陵，见宗僧中孚示余茶数十片，卷然重叠，其状如掌，号为仙人掌茶。盖新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未觏。因持之见贻，兼赠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俾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
《皮日休集·茶中杂咏诗序》：自周以降，及于国朝茶事，竟陵子陆季疵言之详矣。然季疵以前称茗饮者，必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也。季疵之始为经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俾饮之者除而去疠，虽疾医之未若也。其为利也，于人岂小哉？余始得季疵书，以为备矣，后又获其《顾渚山记》二篇，其中多茶事；后又太原温从云、武威段之各补茶事十数节，并存于方册。茶之事由周而至于今，竟无纤遗矣。
《封氏闻见记》：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太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起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色额甚多。
《唐韵》：荼字，自中唐始变作茶。
裴汶《茶述》：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烹之鼎水，和以虎形，人人服之，永永不厌。得之则安，不得则病。彼芝术黄精，徒云上药，致效在数十年后，且多禁忌，非此伦也。或曰多饮令人体虚病风。余曰不然。夫物能祛邪，必能辅正，安有蠲逐聚病而靡裨太和哉？今宇内为土贡实众，而顾渚、薪阳、蒙山为上，其次则寿阳、义兴、碧涧、湖、衡山，最下有鄱阳、浮梁。今者其精无以尚焉，得其粗者，则下里兆庶，瓯碗粉糅。顷刻未得，则胃腑病生矣。人嗜之若此者，西晋以前无闻焉。至精之味或遗也。因作《茶述》。
宋徽宗《大观茶论》：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则非惶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
而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而壑源之品，亦自此而盛。延及于今，百废具举，海内宴然，垂拱密勿，幸致无为。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薰陶德化，咸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故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
呜呼！至治之世，岂惟人得以尽其材，而草木之灵者，亦得以尽其用矣。偶因暇日，研究精微，所得之妙，后人有不知为利害者，叙本末二十篇，号曰《茶论》。一曰地产，二曰天时，三曰择采，四曰蒸压，五曰制造，六曰鉴别，七曰白茶，八曰罗碾，九曰盏，十曰筅，十一曰瓶，十二曰杓，十三曰水，十四曰点，十五曰味，十六曰香，十七曰色，十八曰藏，十九曰品，二十曰外焙。
名茶各以所产之地，如叶耕之平园、台星岩，叶刚之高峰、青凤髓，叶思纯之大岚，叶屿之屑山，叶五崇林之罗汉上水桑芽，叶坚之碎石窠、石臼窠[一作穴窠]。叶琼、叶辉之秀皮林，叶师复、师贶之虎岩，叶椿之无双岩芽，叶懋之老窠园，各擅其美，未尝混淆，不可概举。焙人之茶，固有前优后劣、昔负今胜者，是以园地之不常也。
丁谓《进新茶表》：右件物产异金沙，名非紫笋。江边地暖，方呈“彼茁”之形，阙下春寒，已发“其甘”之味。有以少为贵者，焉敢韫而藏诸。见谓新茶，实遵旧例。
蔡襄《进《茶录》表》：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谕，臣先任福建运使日，所进上品龙茶，最为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陛下知鉴，若处之得地，则能尽其材。昔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丁谓《茶图》，独论采造之本。至烹煎之法，曾未有闻。臣辄条数事，简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录》。伏惟清闲之宴，或赐观采，臣不胜荣幸。
欧阳修《归田录》：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精绝，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斋，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人分之。宫人往往缕金花于其上，盖其贵重如此。
赵汝砺《北苑别录》：草木至夜益盛，故欲导生长之气，以渗雨露之泽。茶于每岁六月兴工，虚其本，培其末，滋蔓之草，遏郁之木，悉用除之，政所以导生长之气而渗雨露之泽也。此之谓开畲。惟桐木则留焉。桐木之性与茶相宜，而又茶至冬则畏寒，桐木望秋而先落；
茶至夏而畏日，桐木至春而渐茂。理亦然也。
王辟之《渑水燕谈》：建茶盛于江南，近岁制作尤精。龙团最为上品，一斤八饼。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运使，始造小团，以充岁贡，一斤二十饼，所谓上品龙茶者也。仁宗尤所珍惜，虽宰相未尝辄赐，惟郊礼致斋之夕，两府各四人，共赐一饼。宫人剪金为龙凤花，贴其上。八人分蓄之，以为奇玩，不敢自试，有佳客，出为传玩。欧阳文忠公云：“茶为物之至精，而小团又其精者也。”嘉中，小团初出时也。今小团易得，何至如此多贵？
周辉《清波杂志》：自熙宁后，始贡密云龙。每岁头纲修贡，奉宗庙及贡玉食外，赉及臣下无几。戚里贵近，丐赐尤繁。宣仁太后令建州不许造密云龙，受他人煎炒不得也。此语既传播于缙绅间，由是密云龙之名益著。淳熙间，亲党许仲启官苏沙，得《北苑修贡录》，序以刊行。其间载岁贡十有二纲，凡三等，四十有一名。第一纲曰龙焙贡新，止五十馀。贵重如此，独无所谓密云龙者。岂以贡新易其名耶？抑或别为一种，又居密云龙之上耶？
沈存中《梦溪笔谈》：古人论茶，惟言阳羡、顾渚、天柱、蒙顶之类，都未言建溪。然唐人重串茶粘黑者，则已近乎建饼矣。建茶皆乔木，吴、蜀惟丛茇而已，品自居下。建茶胜处，曰郝源、曾坑，其间又有坌根、山顶二品尤胜。李氏号为北苑，置使领之。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建安北苑，始于太宗太平兴国三年，遣使造之，取象于龙凤，以别入贡。至道间，仍添造石乳、蜡面。其后大小龙，又起于丁谓而成于蔡君谟。至宣、政间，郑可简以贡茶进用，久领漕，添续入，其数浸广，今犹因之。
细色茶五纲，凡四十三品，形制各异，共七千馀饼，其间贡新、试新、龙团胜雪、白茶、御苑玉芽，此五品乃水拣，为第一；馀乃生拣，次之。又有粗色茶七纲，凡五品。大小龙凤并拣芽，悉人龙脑，和膏为团饼茶，共四万馀饼。盖水拣芽即社前者，生拣茶即火前者，粗色茶即雨前者。闽中地暖，雨前茶已老而味加重矣。又有石门、乳吉、香口三外焙，亦隶于北苑，皆采摘茶芽，送官焙添造。每岁縻金共二万馀缗，日役千夫，凡两月方能迄事。第所造之茶不许过数，人贡之后市无货者，人所罕得。惟壑源诸处私焙茶，其绝品亦可敌官焙，自昔至今，亦皆人贡。其流贩四方者，悉私焙茶耳。
北苑在富沙之北，隶建安县，去城二十五里，乃龙焙造贡茶之处，亦名凤凰山。自有一溪，南流至富沙城下，方与西来水合而东。
车清臣《脚气集》：《毛诗》云：“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注：荼，苦菜也。《周礼》：“掌荼以供丧事。”取其苦也。苏东坡诗云：“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近世。”乃以今之茶为荼。夫茶，今人以清头目，自唐以来，上下好之，细民亦日数碗，岂是荼也？茶之粗者，是为茗。
宋子安《东溪试茶录序》：茶宜高山之阴，而喜日阳之早。自北苑凤山，南直苦竹园头，东南属张坑头，皆高远先阳处，岁发常早，芽极肥乳，非民间所比。次出壑源岭，高土沃地，茶味甲于诸焙。丁谓亦云：凤山高不百丈，无危峰绝崦，而冈翠环抱，气势柔秀，宜乎嘉植灵卉之所发也。又以建安茶品甲天下，疑山川至灵之卉，天地始和之气，尽此茶矣。又论石乳出壑岭断崖缺石之间，盖草木之仙骨也。近蔡公亦云：“惟北苑凤凰山连属诸焙，所产者味佳，故四方以建茶为名，皆曰北苑云。”黄儒《品茶要录序》：说者尝谓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盖前此茶事未甚兴，灵芽真笋往往委翳消腐，而人不知惜。自国初以来，士大夫沐浴膏泽，咏歌升平之日久矣。夫体势洒落，神观冲淡，惟兹茗饮为可喜。园林亦相与摘英夸异，制卷鬻新，以趋时之好。故殊异之品，始得自出于榛莽之间，而其名遂冠天下。借使陆羽复起，阅其金饼，味其云腴，当爽然自失矣。因念草木之材，一有负瑰伟绝特者，未尝不遇时而后兴，况于人乎？
苏轼《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黄君道辅讳儒，建安人，博学能文，淡然精深，有道之士也。作《品茶要录》十篇，委曲微妙，皆陆鸿渐以来论茶者所未及。非至静无求，虚中不留，乌能察物之情如此其详哉？
《茶录》：茶，古不闻食，自晋、宋已降，吴人采叶煮之，名为茗粥。
叶清臣《煮茶泉品》：吴楚山谷间，气清地灵，草木颖挺，多孕茶。大率右于武夷者为白乳，甲于吴兴者为紫笋，产禹穴者以天章显，茂钱塘者以径山稀。至于桐庐之岩，云衢之麓，雅山著于宣、歙，蒙顶传于岷、蜀，角立差胜，毛举实繁。
周绛《补茶经》：芽茶，只作早茶，驰奉万乘，尝之可矣。如一旗一枪，可谓奇茶也。
胡致堂曰：茶者，生人之所日用也。其急甚于酒。
陈师道《茶经丛谈》：茶，洪之双井，越之日注，莫能相先后，而强为之第者，皆胜心耳。
陈师道《茶经序》：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诚有功于茶者也。上自宫省，下逮邑里，外及异域遐陬，宾祀燕享，预陈于前；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又有功于人者也。可谓智矣。
《经》曰：“茶之否臧，存于口诀。”则书之所载，犹其粗也。夫茶之为艺下矣，至其精微，书有不尽，况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纸墨之间，其有得乎？昔者先王因人而教，同欲而治，凡有益于人者，皆不废也。
吴淑《茶赋》注：五花茶者，其片作五出花也。
姚氏《残语》：绍兴进茶，自高文虎始。
王《野客丛书》：世谓古之荼，即今之茶。不知荼有数种，非一周高起《洞山茶系》：茶之尚于高流，虽近数十年中事，而厥产伊始，则自卢仝隐居洞山，种于阴岭，遂有茗岭之目。相传古有汉王者，栖迟茗岭之阳，课童艺茶，踵卢仝幽致，故阳山所产，香味倍胜茗岭。所以老庙后一带茶，犹唐宋根株也。贡山茶今已绝种。
徐《茶考》：按《茶录》诸书，闽中所产茶，以建安北苑为第一，壑源诸处次之，武夷之名未有闻也。然范文正公《斗茶歌》云：“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苏文忠公云：“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则武夷之茶在北宋已经著名，第未盛耳。但宋元制造团饼，似失正味。今则灵芽仙萼，香色尤清，为闽中第一。至于北苑壑源，又泯然无称。岂山川灵秀之气，造物生殖之美，或有时变易而然乎？
劳大与《瓯江逸志》：按茶非瓯产也，而瓯亦产茶，故旧制以之充贡，及今不废。张罗峰当国，凡瓯中所贡方物，悉与题蠲，而茶独留。将毋以先春之采，可荐馨香，且岁费物力无多，姑存之，以稍备芹献之义耶！乃后世因按办之际，不无恣取，上为一，下为十，而艺茶之圃遂为怨丛。惟愿为官于此地者，不滥取于数外，庶不致大为民病。
《天中记》：凡种茶树必下子，移植则不复生。故俗聘妇，必以茶为礼，义固有所取也。
《事物记原》：榷茶起于唐建中、贞元之间。赵赞、张滂建议税其什一。
《枕谭》：古传注：“茶树初采为茶，老为茗，再老为。”今概称茗，当是错用事也。
熊明遇《山茶记》：产茶处，山之夕阳胜于朝阳，庙后山西向，故称佳。总不如洞山南向，受阳气特专，足称仙品云。
冒襄《茶汇钞》：茶产平地，受土气多，故其质浊。茗产于高山，浑是风露清虚之气，故为可尚。
吴拭云：武夷茶赏自蔡君谟始，谓其味过于北苑龙团，周右文极抑之。盖缘山中不谙制焙法，一味计多徇利之过也。余试采少许，制以松萝法，汲虎啸岩下语儿泉烹之，三德俱备，带云石而复有甘软气。乃分数百叶寄右文，令茶吐气；复酹一杯，报君谟于地下耳。
释超全《武夷茶歌注》：建州一老人始献山茶，死后传为山神，喊山之茶始此。
中原市语：茶曰渲老。
陈诗教《灌园史》：予尝闻之山僧言，茶子数颗落地，一茎而生，有似连理，故婚嫁用茶，盖取一本之义。旧传茶树不可移，竟有移之而生者，乃知晁采寄茶，徒袭影响耳。
唐李义山以对花啜茶为杀风景。予苦渴疾，何啻七碗，花神有知，当不我罪。
《金陵琐事》：茶有肥瘦。云泉道人云：“凡茶肥者甘，甘则不香。茶瘦者苦，苦则香。”此又《茶经》、《茶诀》、《茶品》、《茶谱》之所未发。
野航道人朱存理云：饮之用必先茶，而茶不见于《禹贡》，盖全民用而不为利。后世榷茶，立为制，非古圣意也。陆鸿渐著《茶经》，蔡君漠著《茶谱》。孟谏议寄卢玉川三百月团，后侈至龙凤之饰，责当备于君谟。然清逸高远，上通王公，下逮林野，亦雅道也。
佩文斋《广群芳谱》：茗花即食茶之花，色月白而黄心，清香隐然，瓶之高斋，可为清供佳品。且蕊在枝条，无不开遍。
王新城《居易录》：广南人以为茶。予顷著之《皇华记闻》。阅《道乡集》有张纠《送吴洞绝句》，云：“茶选修仁方破碾，分吴洞忽当筵。君漠远矣知难作，试取一瓢江水煎。”盖志完迁昭平时作也。
《分甘馀话》：宋丁谓为福建转运使，始造龙凤团茶，上供不过四十饼。天圣中，又造小团，其品过于大团。神宗时，命造密云龙，其品又过于小团。元初，宣仁皇太后曰：“指挥建州，今后更不许造密云龙，亦不要团茶，拣好茶吃了，生得甚好意智。”宣仁改熙宁之政，此其小者。顾其言，实可为万世法。士大夫家，膏粱子弟，尤不可不知也。谨备录之。
《百夷语》：茶曰芽。以粗茶曰芽以结，细茶曰芽以完。缅甸夷语，茶曰腊扒，吃茶曰腊扒仪索。
徐葆光《中山传信录》：琉球呼茶曰札。
《武夷茶考》：按丁谓制龙团，蔡忠惠制小龙团，皆北苑事。其武夷修贡，自元时浙省平章高兴始，而谈者辄称丁、蔡。苏文忠公诗云：“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则北苑贡时，武夷已为二公赏识矣。至高兴武夷贡后，而北苑渐至无闻。昔人云，茶之为物，涤昏雪滞，于务学勤政未必无助，其与进荔枝、桃花者不同。然充类至义，则亦宦官、宫妾之爱君也。忠惠直道高名，与范、欧相亚，而进茶一事乃侪晋公。君子举措，可不慎欤？
《随见录》：按沈存中《笔谈》云：“建茶皆乔木。吴、蜀惟丛茇而已。”以余所见，武夷茶树俱系丛茇，初无乔木，岂存中未至建安欤？抑当时北苑与此日武夷有不同欤？《茶经》云“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又与吴、蜀丛茇之说互异，姑识之以俟参考。
《万姓通谱》载：汉时人有茶恬，主出《江都易王传》。按《汉书》：荼恬[苏林曰：荼，食邪反]，则荼本两音，至唐而荼、茶始分耳。
焦氏《说》：茶曰玉茸。[补]
【译文】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说：茗，就是茶叶。
东汉王褒的《僮约》在前面说“鳖烹荼”，后面又说“武阳买茶”。[注释：前面是苦菜，后面指茶叶。]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中说：品饮真正的好茶，能够使人解困少睡。
三国吴人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说：花椒树很像茱英，蜀人做茶、吴人做茗时，都要把花椒叶与茶一起烹煮，以增加其香味。
《新唐书·陆羽传》中说：陆羽嗜好饮茶，编撰有《茶经》上中下三篇，讲述茶的起源、采制工具、加工制造、煮饮器具、烤煮方法、品饮方式、茶事典故、产地、省略、图画等很详备，于是天下的人渐渐都知道饮茶了。
【唐六典】中说：金英、绿片，都是茶叶的名字。
《李太白集·赠族侄僧中孚玉泉仙人掌茶序》中写道：我听说荆州玉泉寺附近青溪等山，山洞里面往往有钟乳窟，窟里有很多交汇的泉水。里面有白色的蝙蝠，大的就像乌鸦一样。按照《仙经》里的记载：蝙蝠又名仙鼠。千年之后，其身体如雪一样洁白。栖息的时候就倒挂起来，就是因为饮用了这里的钟乳水才能够长生的。水边到处都有茶树丛生，其枝叶如碧玉一般。只有玉泉真人经常采摘并饮用，他到了八十多岁时，脸色仍如桃花一样。而这里的茶叶清香滑熟，不同于其他的茶叶品种，所以能够返老还童、防止衰老，增进人的寿命。我游览金陵，见到同宗的僧人中孚给我展示茶叶数十片，卷曲重叠在一起，形状就像手掌一样，故名仙人掌茶。这是玉泉山新近出产的，从前从来没有见到过。于是拿来赠送给我，并赠诗给我，邀请我酬答，所以才有了这首诗作，以便使得后世的高僧和隐士知道仙人掌茶发源于中孚禅子和青莲居士李白。
第一章 茶之源（二）
《皮日休集·茶中杂咏诗序》中写道：自从周朝以来，一直到我们唐朝的茶事，竟陵子陆羽（字季疵）讲得非常详尽了。但是在陆羽之前所谓的茗饮，一定是含浑而烹煮茶叶，与一般的煮菜而啜没有什么两样。陆羽在历史上第一次编撰《茶经》三卷，从此分析了茶叶的起源，制造了采制的工具，教给了制造的方法，设置了烹饮的器具，命名了烹煮的方式，从而使得品饮的人解除了消渴病与毒疮的痛苦，即使是专门治疗疾病的医生也比不上。其对于人们的益处，难道还小吗？我刚得到陆羽的著作的时候，认为已经很详备了，后来又得到他所编撰的《顾渚山记》两篇，发现其中也有很多关于茶的内容；再后来又看到太原人温从云、武威人段之各自补充的茶事十数节，与陆羽《茶经》并存于方册。那么有关茶的史事，从周朝至今竟然没有一点遗漏了。
唐朝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说：茶叶，南方人喜欢品饮，北方人起初并不多饮。玄宗开元年间（713-741），泰山灵岩寺有一位降魔师大力倡导禅宗。学习参禅务必不能睡觉，又不吃夜宵，只允许饮茶。人们各自携带茶叶，到处烹煮品饮。从此彼此之间相互仿效，于是逐渐就形成了饮茶的风俗。从邹州（今山东邹城）、齐州（今山东淄博）、沧州（今属河北）、棣州（今河北无棣），渐渐传到了京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城市里有许多人开店铺煎茶而卖，不问是僧徒还是凡俗的人，出钱就可以取来品饮。其茶叶则从江淮地区转运而来，名色和数量都很繁多。
《唐韵》中说：“荼”字，从中唐时期才开始减去一画变成了“茶”字。
唐朝裴汶《茶述》中说：茶，起源于东晋，盛行于唐朝。其本性精良清澈，其味道丰富纯净，其作用是消除烦恼，其功能是达到中和。即使在百种物品中也不会相混，而且会超越各种饮品而独具风味。以古鼎盛水烹煮，以虎形茶具调和，人人品饮，永远不会厌烦。得茶而饮就会身体安康，不得饮则会身患疾病。那些灵芝、白术、黄精等中药，徒称为益寿延年的上等药材，可是成效却在数十年之后，而且有很多禁忌，是不能和茶叶相类比的。有人说饮茶过多会令人体质虚弱、易于得风症。我说不是这样的。一般说来物品能够祛除邪气，就一定能够辅助正气，哪里有只消除疾病而无益于健康的呢？如今天下以茶叶作为土产贡献给朝廷的其实很多，而以顾渚（山名，在今浙江长兴境内）、蕲阳（今湖北薪春北山）、蒙山（山名，在今四川雅安）所产的茶为上品，其次则为寿阳（今安徽寿县）、义兴（今江苏宜兴）、碧涧（今湖北松滋）、湖（今湖南岳阳）、衡山（今湖南衡山）所产的茶，最差的是鄱阳（今江西波阳）、浮梁（今江西景德镇）所产的茶。如今其中的精品可以说没有比它们更好的了，即使得到其中的粗茶，那么下层的民众无不推杯换盏，纷纷品饮。一时之间得不到茶叶品饮，肠胃内腑就会产生疾病。人们如此嗜好饮茶，在西晋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考虑到如此天下最好的滋味，茶事的记载有时不免会被遗漏，所以我编撰了一篇《茶述》。
宋徽宗《大观茶论》中说：至于说到茶这种植物，它占有浙江、福建一带的秀美之气，集中了山岭川流之间自然之灵性。饮茶可以使人开阔胸襟、涤除郁闷，进而达到精神清爽、心境平和，其中的韵味却不是庸人和孩子所能体会得到的。品饮时的那种淡泊高洁、雅致宁静的幽趣，也是无法在生计窘迫、兵荒马乱的岁月中体味和崇尚的。
自从宋朝建立以来，每年都要把福建建溪所产的茶叶作为贡品，这里所产的“龙团”、“凤饼”，美名甲于天下，而建安壑源的茶品也从此而日负盛名。发展到了今天（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年），我们的国家百废俱兴，海内晏然风清，朝廷之上君臣勤勉治国，幸而达到了无为而治、国泰民安的境地。无论是缙绅之士，还是平民百姓，都承蒙天地的恩泽，受到道德教化的熏陶，盛行高雅的生活风尚，竞相从事品茗斗茶之事。所以近年以来，人们采摘和挑选茶叶之精心，制作茶叶之工巧，讲究茶叶品级之优秀，烹点品饮技巧之高妙，无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啊！天下升平的至治之世，不仅仅是人们得以充分发挥其才能，就是像茶叶这样本性通灵的草木之类，也得以充分展示其功用。我偶然借着闲暇的日子，潜心研究茶道的精微之处，领悟到了其中的奥秘，考虑到后世之人不一定能自然通晓品饮的利害，所以我在这里详细地叙述了茶事的本末，共分为二十篇，取名为《茶论》。第一叫做地产，第二叫做天时，第三叫做择采，第四叫做蒸压，第五叫做制造，第六叫做鉴别，第七叫做白茶，第八叫做罗碾，第九叫做盏，第十叫做筅，第十一叫做瓶，第十二叫做杓，第十三叫做水，第十四叫做点，第十五叫做味，第十六叫做香，第十七叫做色，第十八叫做藏，第十九叫做品，第二十叫做外焙。
茶叶的命名，各按其所产之地而取。例如叶耕的平园、台星岩，叶刚的高峰、青风髓，叶思纯的大岚，叶屿的屑山，叶五崇林的罗汉山上水桑芽，叶坚的碎石窠、石臼窠[也叫做穴窠]，叶琼、叶辉的秀皮林，叶师复、叶师贶的虎岩，叶椿的无双岩芽，叶懋的老窠园。这些茶各自有其独具的美味，不曾混淆，无法一一列举。制茶工人生产出来的茶叶，本来就有先前质优而后来质劣的，或者是先前质量低劣而后来质量提高的，所以产茶园地并非一成不变的啊！
北宋丁谓《进新茶表》中写道：所进这件物产（惯例贡茶同时贡水），既不同于钱塘孤山的金沙泉水，其茶名也不是紫笋。江南边大地回暖，茶叶初发刚刚呈现出茁壮的样子；都城里春天依然寒冷，已经发出“其甘如荠”的味道。物以稀为贵，但我怎么敢独自收藏起来？我所进贡的新茶，其实也是遵循旧有的惯例。
北宋蔡襄《进《茶录》表》中写道：臣先前上奏言事，承蒙陛下颁发诏谕，说我从前担任福建转运使的时候，所进贡的上品龙团茶最为精妙。臣退朝之后私下感念茶叶作为一种微不足道的草木，竟蒙陛下的知遇和品鉴，如果使其得地利之便，就可以充分发挥其材用。从前陆羽的《茶经》，没有列举建安（今福建建瓯）的茶品，我朝丁谓的《茶图》，仅仅论述了茶叶采制的方法。至于茶叶烹点品饮的方式，还未曾听说过有专门的记载。臣于是就罗列了几个方面，简单而易于明白，分成上下两篇，取名叫做《茶录》。诚恳希望陛下举行宫廷清闲之宴时，能有机会予以观览和采纳，臣将不胜惶恐荣幸之至。
北宋欧阳修《归田录》中说：茶叶的品类，没有比龙团、凤饼更为珍贵的了，通称为“团茶”，八饼重一斤。庆历（1041-1048）中，蔡襄（字君谟）开始创制小片龙团茶进贡，其品质精致绝伦，称为“小龙团”，二十饼重一斤，价值黄金二两。然而，黄金易得，而小龙团茶却极其难得。每年因于南郊举行祭天之礼而进行斋戒，中书省和枢密院各赏赐一饼龙团，四人分之。宫人往往在龙团表面贴上镂刻的金色花纹，由此可见其贵重的程度。
南宋赵汝砺《北苑别录》中说：草木到了晚间更加茂盛，所以要引导其生长之气，渗透雨露之润泽。茶园的管理一般在每年六月开始兴工，修剪茶树枝条，以涵养嫩枝细芽，园中滋蔓的杂草，遮蔽茶树的树木，都要清除干净，这就是所谓的引导生长之气、渗透雨露之泽，也叫做开畲。只有园中的桐木予以保留。桐木的本性与茶树相适宜，而且茶树到了冬天就害怕寒冷，桐木到了秋天就先落叶；茶树到了夏天就害怕日晒，桐木到了春天就日渐茂盛。其中的道理也是这样。
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中说：建茶兴盛于江南，近年来制作尤其精妙。其中又以龙团最为上品，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襄（字君谟）担任福建转运使，开始制作小龙团，以充当年的贡品，二十饼重一斤，也就是所谓的上品龙茶。仁宗皇帝非常珍惜，即使宰相也不曾随意赏赐，只有到了南郊祭天大礼前斋戒的晚上，中书省和枢密院两府各四人合起来赏赐一饼。官人剪金为龙风花贴于其上。八个人分开珍藏，以为奇玩，不敢轻易烹点取饮，有高雅的客人到来就拿出来传阅把玩。欧阳修（谥号文忠）先生说：“茶是物产中的至精妙品，而小龙团则又是茶中的精品。”嘉（1056-1063）中，是小龙团刚刚出世的时候。到如今小龙团也容易得到了，怎么能到如此珍贵的地步呢？
南宋周辉《清波杂志》中说：自熙宁（1068-1077）以后，北苑开始制造和进贡密云龙。每年第一批所贡的茶叶，除宗庙祭祀和皇宫饮用之外，赏赐臣下的很少。皇帝的亲戚与身边亲近的人请求赏赐更多。宣仁太后下令建州不许再制造密云龙，就是因为受不了他人求索烦扰的缘故。这样的消息在缙绅士大夫之间传播之后，密云龙的名声从此就更加大了。淳熙（1174-1189）间，皇室的亲戚许仲启在苏沙（或为“麻沙”之误）做官，得到一部《北苑修贡录》，就为之作序并刊刻行世。其间记载每年进贡茶叶十二批，共三等，四十一个品种。第一批叫做龙焙贡新，只生产五十多。其贵重如此，其中独无所谓密云龙。难道是以“贡新”改易其名吗？或者是别为一种，又位居密云龙之上呢？
北宋沈括（字存中）《梦溪笔谈》中说：古人谈论茶叶，只说阳羡、顾渚、天柱、蒙顶之类，都没有谈到建溪。然而唐朝人很看重一种黏黑的串茶，已经接近于建溪的饼茶了。建溪的茶树都是乔木，而吴地、蜀地的茶叶只是丛生的灌木，品质自然居下。建茶著名的产地叫做郝源、曾坑，其间又有坌根、山顶两个品种更胜一筹。南唐李氏将其命名为北苑，并设置官吏管理其事。
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说：建安北苑进贡茶叶，开始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朝廷派遣使者监督制造，取龙凤图像，以分别进贡。至道（995-997）间，添造石乳、腊面。其后又兴起大小龙团，起于丁谓而成于蔡襄。到宣和、政和年间（依顺序应为政和、重和、宣和年间，1111-1125），福建郑可简因为贡茶得宠，任福建路转运使，长期掌管漕运，不断增加新品种进贡，其贡品数量渐广，至今仍然承袭以前的做法。
细色茶五批，共有四十三个品种，形制各异，共计七千多饼，其中贡新、试新、龙团胜雪、白茶、御苑玉芽五个品种，乃是水拣茶，为第一等；其余都是生拣茶，质量次之。又有粗色茶七批，共有五个品种。大小龙凤茶以及拣芽，都要加入龙脑香料，调和为膏制成团饼茶，共计四万余饼。水拣茶就是春社之前采摘的茶芽，生拣茶则是火前即寒食之前采摘的茶芽，粗色茶则是雨前即雨水节气之前采摘的茶芽。福建气候温暖，雨前茶已经显老而味道浓重了。还有石门、乳吉、香口三个外焙，也隶属于北苑，都是采摘茶芽，送到官焙添造。每年花费白银两万多缗，每天动用上千的夫役采制茶叶，持续两月方才完成。只是所采制的茶叶不允许超过规定数目，进贡之后市面已是无货可买了，所以民间很少能够得到。只有壑源等地的私焙茶，其中的绝品也可以与官焙茶相提并论，从古到今，也进贡朝廷。而那些流贩四方的茶叶，全都是私焙茶罢了。
北苑在富沙的北面，隶属于建安县，距离县城二十五里，乃是龙焙制造贡茶的地方，又名凤凰山。那里有一条小溪，向南流到富沙城下，才与自西而来的水汇合一起向东流去。
南宋车若水（字清臣）《脚气集》中说：《诗经·邶风·谷风》记载：“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注：茶，即苦菜。《周礼·地官司徒》记载：“掌荼以供丧事。”就是取其苦的含义。苏东坡有诗咏道：“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近世。”乃是以今天的茶为荼。茶叶，今天的人们以其清心明目，自唐朝以来，上下阶层的人们都普遍喜欢品饮，即使百姓也每天饮茶数碗，难道会是荼吗？茶中粗糙的，叫做茗。
南宋宋子安《东溪试茶录序》中说：茶叶适宜高山的阴坡，而喜欢阳光普照的早晨。从北苑凤凰山，向南属苦竹园头，向东南则属于张坑头，都是地处高远而且先得阳光照耀的地方，每年发芽都较早，茶芽极为肥嫩，非民间茶山所可比拟。其次出壑源岭，山势较高，土地肥沃，所产茶味在诸焙中独占鳌头。丁谓也说过：凤凰山高不过百丈，也没有险峻的高峰和陡峭的山头，而是山冈环抱，满目苍翠，气势柔美灵秀，非常适宜嘉木灵卉的生长繁衍。又因为建安茶品甲于天下，所以有人认为山川之间最灵秀的草木，天地之间最和谐的气息，都集中在这里的茶叶当中。又有人议论说壑源岭的断崖残石之间有石乳生出，正是灵草嘉木的仙骨。近来蔡襄也说过：“只有北苑凤凰山相连的诸焙所产茶叶味道最好，因此天下四方以建茶为名的，都自称是北苑茶。”南宋黄儒《品茶要录序》中说：谈论茶史的人们常常责备陆羽《茶经》没有论列建安茶品，这大概是因为在这以前茶事还不很兴盛，上好的茶叶往往任其枯萎腐败，自然消失，而人们却不知道珍惜。自从宋朝初年以来，士大夫承蒙皇上的恩泽，歌咏升平盛世，已经很久了。他们风度潇洒脱俗，精神清静淡泊，只有品茶这种生活艺术与之相契合，成了他们修身养性的赏心乐事。生产茶叶的园户也争相采摘上好的茶叶，不断发现新奇的品种，精心加工制造出新茶珍品，以迎合士大夫的时尚。所以茶中的珍稀绝品才得以从杂乱丛生的草木中被发现和开发出来，从此就名冠天下。假使茶圣陆羽能够复生，观赏那色泽金黄的茶饼，品味那清香馥郁的茶汤，恐怕也会感受到自身的失落。由此使人想到，在普通的草木之中，一旦出现了瑰玮独特、新奇殊绝的名优品种，没有不遇到时机而后兴起盛行的，何况是人呢？
苏轼《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中说：黄道辅先生，名儒，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博学能文，淡然精深，是一位学养深厚的人。编撰有《品茶要录》十篇，洞其委曲，臻于微妙，都是陆羽以来谈论茶事的人们所不曾有过的。如果不是内心修为极度平和，一无所求，襟怀空阔，不滞于物，怎么能够体察事物的情状如此详尽呢？
《茶录》中说：茶，古时不曾听说饮用，自从东晋、南朝宋以来，吴人采摘其叶煮之，叫做茗粥。北宋叶清臣《煮茶泉品》中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山谷之间，空气清新，土地灵异，草木茁壮挺拔，多孕育生长着茶叶。大体说来，武夷山区所产最好的是白乳茶，吴兴地区（今浙江湖州）所产最好的是紫笋茶，会稽地区（今浙江绍兴）所产最好的是天章茶，钱塘地区（今浙江杭州）所产最好的是径山茶。至于说到桐庐（一作续庐）的山岩、云衡的山麓，都是名茶的产地，雅山茶著称于宣城、歙县一带，蒙顶茶则驰名于四川地区，这些名茶相比较而言，都颇具盛名，如果要一一列举实在是过于烦琐了。
北宋周绛《补茶经》中说：芽茶只是作为早茶，乘驿传进奉给皇上，品尝新茶就可以了。如果是一旗一枪（即一叶一芽），可以说是奇茶了。
胡致堂说：茶，是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物品，其急切实用远远超过了酒。
南宋陈师道《茶经丛谈》（或当为《后山丛谈》）中说：茶，洪州（今江西修水）的双井茶、越州（今浙江绍兴）的日注茶（一作日铸茶），都是极品，无法确定先后次序，如果强行分出个等第来，那只能是心中品鉴的结果。
陈师道《茶经序》中写道：茶事的专门著作是从陆羽开始的，其为世所用也是从陆羽开始的，陆羽的确是茶文化的有功之臣。上自宫廷官府，下到城邑乡里，外到边疆异域，礼宾祭祀，宴会应酬，都要预先设置茶饮；山泽因茶叶而成为市场，商贾因茶叶而起家发财，陆羽又是人类的有功之臣，可以说是一位智者。《茶经》上说：“茶叶品质好坏的鉴别，另存有一套口诀。”那么书中所记载的，还是比较粗略的。饮茶的技艺是行而下者，至于其中的精深微妙之处，书中有不尽的馀味，况且天下的至理名言，如果想从文字纸墨之间求得，怎么能够得到呢？从前，古圣先王对不同的人实行不同的教育，根据人们想法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治理方式，所以凡是有益于人的方法，都不会轻易偏废。
宋吴淑《茶赋》注释中说：所谓五花茶，其叶片呈现出五瓣形状的花。
姚氏《残语》中记载：绍兴进贡茶叶，从高文虎开始。
南宋王《野客丛书》中记载：世俗认为古代的茶，就是今天的茶。殊不知荼有很多种类，并不是只有一种含义。《诗经·邶风·谷风》所说的“谁谓荼苦，其甘如荠”中，荼指的是苦菜，如同今天的苦苣菜之类。《周礼·地官·司徒》所谓的“掌荼”、《诗经》毛注所谓的“有女如荼”，都是指的苕荼之荼，属于芦苇一类的植物。只有荼的荼，才是今天所说的茶。世俗的人都不知道加以辨别。
《魏王花木志》中说：茶叶与栀子树叶很相似，可以烹煮作为饮料。其老叶称为，嫩叶则称为茗。
《瑞草总论》中说：唐宋以来就有贡茶，有榷茶。贡茶，还可从中知晓人们有热爱君王的心思；至于说榷茶，则是对茶叶进行征税和专卖，利益归于官府，烦扰则归于百姓，其为害远不止一个方面。
元代熊禾《勿斋集·北苑茶焙记》（《勿斋集》当为《勿轩集》之误）中说：任土作贡，是一种古老的制度；贡茶，《尚书·禹贡》、《周礼·职方》都没有记载，而是开始于唐代，而宋代的北苑贡茶又是其中最为著名的。北苑位于建安城东二十五里，唐朝末年才有当地人张晖上表并贡茶于朝廷。宋初丁谓担任福建转运使，贡茶数额急剧增加，达到数万斤。庆历年间承平日久，蔡襄继任，贡茶的制造更加精巧，建茶于是成为天下最好的茶品。蔡襄名列四谏官（另外有欧阳修、余靖、王素）之中，正人君子都为之感到可惜。欧阳修虽然没有参与贡茶的实践活动，还是写下了诗文夸张铺排，吟咏贡茶。苏轼则直截了当指出贡茶的危害和错误。由此可见，君子创始法制必须考虑其可继承性，怎么可以不慎重呢？
《说郛》所收宋人杨伯《臆乘》中说：茶叶的生产，六经中都有详细记载，只是还没有形成独特、美好的名声。唐宋以来，诗文之中的记载尤其繁多，词藻和用典颇多疑似之处，例如蟾背、虾须、雀舌、蟹眼、瑟瑟、沥沥、霏霏、霭霭、鼓浪、涌泉、琉璃眼、碧玉池，这些都是茶事中天然的对仗词语。
五代毛文锡《茶谱》中说：衡州的衡山茶，封州的西乡茶，都是蒸青后研成膏状、压制成饼，成片、成团如同月亮。另外彭州的蒲村、堋口，当地茶园中有“仙芽”、“石花”等名号。
明初诗人高启《月团茶歌序》中说：唐人制茶，首先将茶叶碾成细末，以酥调和做成团状。宋代制茶方法更加精巧，发展到元代，这种饼茶制法就消失了。我曾仿效其法制茶，只得其形似，然而也因此才领悟了古人咏茶诗所谓的“膏油首面”、“佳茗似佳人”、“绿云轻绾湘娥鬟”等诗句的含义。品饮之余，于是作诗记录，并希望以此方式传播这件好事。
明代屠本《茗笈·评》中说：人们谈论茶叶的香，却不知道茶花的香。往年我曾经到大雷山中去拜访朋友，正值茶花盛开，童子采摘茶花以供欣赏，幽香清越，绝自可人，可惜并不能作为瓯中品饮之物罢了。因此，我在所著《瓶史月表》中，以插茶花作为书斋中的清赏之一。高濂《盆史》，也记载有“茗花足助玄赏”的说法。
明代屠本《茗笈·赞》上下篇共十六章：第一章叫做溯源，第二章叫做得地，第三章叫做乘时，第四章叫做揆制，第五章叫做藏茗，第六章叫做品泉，第七章叫做候火，第八章叫做定汤，第九章叫做点瀹，第十章叫做辨器，第十一章叫做申忌，第十二章叫做防滥，第十三章叫做戒淆，第十四章叫做相宜，第十五章叫做衡鉴，第十六章叫做玄赏。
明代谢肇《五杂俎》中说：如今茶叶中的上品，有松萝茶、虎丘茶、罗茶、龙井茶、阳羡茶、天池茶。而我们福建武夷、清源、彭山三个品种，可以与这些名茶一争高下。六安、雁宕、蒙山这三个品种，对于消除积食很有作用，可是色泽和香味却不突出，应当说是医家实用之物，而不是文人书房的清玩佳品。
明代谢肇《西吴枝乘》中说：湖州人对于当地所产茶叶，不推崇顾渚，而推崇罗。但是顾渚茶中的上品，风味已经远远超过了龙井。罗茶稍显清隽，可是叶粗而带有草气。丁长儒曾经赠送给我半角的罗茶，而且教导我烹煎的方法，等到我烹试之后，感到特别像羊公鹤（典出《世说新语·排调》），名不副实。这就是我有所理解而又没有完全理解的缘故。我曾经品饮天下名茶，以武夷茶、虎丘茶为第一，因为其茶冲淡而悠远；松萝茶、龙井茶次之，因为其茶馨香而娇艳；天池茶又次之，因为其茶味平常而饮之不厌。其馀的都比较平常，不值得加以评论。
明代屠隆（字长卿，号赤水）《考馀事》中说：苏州虎丘茶最称精妙绝伦，为天下名茶之冠，可惜这种茶并不多产，都被当地豪强势要所把持，寂寞无闻的山林之家没有办法购买得来。天池茶青翠芳香，品饮之下赏心悦目，即使闻一闻也能消渴，堪称仙品。其他诸山的茶叶都得退避三舍，无法相提并论。阳羡茶俗名罗茶，产于浙江长兴县的最佳，产于荆溪的稍嫌不足。其中精细的品种，价格两倍于天池茶，只可惜十分难得，必须亲自采摘加工才好。江北的六安茶品质也很精妙，入药最好，但是当地人不善于炒茶，不能使茶的真香充分发挥出来，从而略感味道偏苦，其实茶的本性非常好。龙井山不过十数亩，超过这一范围有茶出产，然与龙井外表相似却品质不及。大约大自然开辟了龙泓美泉（即龙井泉，在西湖凤凰岭下龙泓村），山中则特意生长佳茶与之相配。龙井山中只有一两家炒法非常精妙。近年来有山中和尚烘焙的茶叶也非常好，其真品即使天池茶也无法企及。天目山茶的品质略次于天池茶、龙井茶，也称得上是茶中佳品。
当地方志记载：“山中寒气来得早而且重，山中和尚到九月以后就不敢出山。冬天多雪，三个月以后才可以通行，所以茶叶较其他茶叶独晚。”明代包衡（字彦平，秀水人）《清赏录》中说：从前，人们以陆羽对饮茶的贡献与后稷教民种植谷物相提并论，等到读到韩《谢赐茶启》（即《为田神玉谢茶表》）中说：“三国吴主礼贤下士，才听说了置茗以代酒的典故；东晋王好客善饮，才有了分茶的品饮技艺。”于是知道饮茶艺术的开创之功，并不是桑苎翁陆羽。如果说从前茶叶的功效尚未普及，那么当时赐茶数量已经达到一千五百串了。
明代陈仁锡（字明卿，长洲人）《潜确类书》中说：紫琳腴、云腴，都是茶的名称。茶花呈白色，冬天盛开，与梅花相似，也清香异常。[按语：冒襄（字辟疆，号巢民，如皋人）《界茶汇钞》记载：“茶花味浊，没有香味，香气凝结在叶内。”这两种说法不一样，难道唯独界茶与其他茶不一样吗？〕明代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农政全书》中说：六经中没有茶字，荼也就是茶。《诗经》中说“谁谓茶苦，其甘如养”，是因为茶叶清苦而味道甘香。
茶叶是一种灵草，种植茶叶能够获得可观的利益，品饮茶叶则能使人神清气爽。上层社会中的王公贵族非常崇尚这一风习，下层社会中的夫役皂隶生活也都必不可少，茶叶的确是民生日用所依赖的，是国家赋税收入的一项来源。
明代罗廪（字高君，慈溪人）《茶解》中说：茶园之中不适宜混杂其他不洁净的树木。只有梅花、桂花、辛夷、玉兰、玫瑰、苍松、翠竹之类，可以与茶树间植，也足以屏蔽和覆盖冬日的霜雪，掩映秋日的阳光。茶树下面可以种植芬芳的兰花、幽静的梅花以及各种清新芳香的花草。茶树最忌讳与菜畦接近，不可避免会有污秽之气渗透进来，玷污茶叶的清香和自然之味。
茶地以向南朝阳的为佳，向北背阴的就较劣。所以即使在同一座山中，茶叶的品质好坏相差也会很悬殊。
明代李日华（字君实，嘉兴人）《六研斋笔记》中说：茶事在唐朝末年还没有很兴盛，只是幽人雅士亲自从荒凉的茶园或杂草丛生的地方采摘出来，选择其中的精华，以供物质和精神的享受，所以富有云水烟霞的自然之味。到了宋朝，形成了成批进贡朝廷的制度，茶叶充作皇室的美食，士大夫阶层更加推重，民间品饮之风也日渐推广，把它作为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于是种植茶叶的人们灌溉培植，与管理种植蔬菜的园圃一样，这样就损害了茶叶的品味。人们知道陆羽到处品评泉水，却不知道他到处探访品味名茶。皇甫冉《送羽摄山采茶》（一作《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诗数言，只是仅存的故事罢了。
明代徐岩泉《六安州茶居士传》中说：居士姓茶，宗族众多，枝叶繁衍，遍于天下。其在六安的这一支脉最为著名，称为大宗；至于阳羡、罗、武夷、匡庐之类，都是小宗；蒙山则又是其另外一个支脉。
明代乐纯（字思白，号雪庵）《雪庵清史》中说：能够使人轻身换骨、消渴涤烦的，是茶叶的功用，堪称至妙至神。从前在唐朝的时候，我们福建的茶事尚未兴起，被誉为草木仙骨的茶叶还隐藏着其灵性。五代后期的南唐，开始在北苑采制茶叶，茶事从此兴起。到北宋至道（995-997）初年，有诏令造茶进奉，于是茶品日渐众多。到咸平（998-1003）、庆历（1041-1048）年间，丁谓、蔡襄相继任职福建，造茶进贡朝廷，于是建茶制造更加精致。到宋徽宗大观（1107-1110）、宣和（1119-1125）年间，建茶的品质达到了兴盛的极点。在山间的断崖残石之上，林木挺秀，云气氤氲，往往于此显灵。如果没有丁谓、蔡襄来我们福建，那么这种种的茶中佳品，不是也会丢弃不见、自然消失腐败了吗？即使如此，还是担忧没有佳品。其品质如果真好，那么即使没有丁谓、蔡襄来我们福建，而灵芽真笋的茶叶难道最终会丢弃不见、自然消失腐败吗？我们福建的物产能够使人轻身换骨、消渴涤烦的，难道只有茶叶这一种吗？这里我将揭示其灵性。
明代冯时可（字敏卿，号元成，华亭人）《茶谱》中说：茶叶，最关键的全在采摘制造技术。苏州茶之所以能饮遍天下，就是以采摘制造技术取胜的。徽州向来不产茶叶，最近出产松萝茶，最为时人所重。这种茶创始于大方和尚，大方和尚在苏州虎丘居住最久，深得虎丘茶的采摘制造方法。后来在徽州休宁松萝山结庵修行，采摘各山的茶叶，在庵中烘焙制造，远近的人们争相来买，价格飞快上涨。人们于是称为松萝茶，其实并非松萝山所出产的茶叶。
胡文焕（字德甫，号全庵，钱塘人）《茶集》中说：茶叶是至清至美的物品，世上的人都不能体味到这一点，而世俗的人又不足以谈论这一点。医家谈论茶叶，说性寒会伤害人的脾脏。只有我有各种疾病，必须借助茶叶来治疗，所以每每深得其功效。唉！如果不是自有缘分，怎么可能如此契合相得呢？
明代王象晋（字荩臣，一字康宇，山东新城人）《群芳谱》中说：蕲州（今湖北蕲春）的蕲门团黄茶，有一旗一枪之号，说的是一叶一芽。欧阳修先生有诗句咏道：“共约试新茶，旗枪几时绿。”王安石《送元厚之》诗中也有“新茗斋中试一旗”的句子。世人称茶叶刚发的嫩芽为一枪，生长期长而叶片大的茶芽为一旗。
明代鲁彭《刻茶经序》中说：以茶书而称经，说明其重要；如今重刻行世，是为了便于阅览；之所以在竟陵（今湖北天门）刊刻，是为了表明陆羽是竟陵人士。陆羽出生颇具传奇色彩，与楚国的令尹子文很类似，都是弃儿。世人都说令尹子文贤明而入仕，陆羽虽然贤明，却终身不仕。如今读《茶经》三篇，本来就是具备实用之学问。其中说到“伊公羹，陆氏茶”，取来作为比喻，其实是以自己作比。所谓改变地域都是一样的，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此后饮茶的风气，流行于中土和外国。而回纥也来以马匹交换茶叶，从宋朝至今，对于边疆防务大有助益。如此说来，陆羽的功劳，本来就流芳万世，是否出仕哪里值得争议呢！
明代沈周（字启南，号石田，长洲人）《书茶别论后》中说：古人吟咏梅花道：“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这种境界只有茶足以当之。例如福建的清源茶、武夷茶，苏州的天池茶、虎丘茶，杭州的龙井茶，徽州的松萝茶，庐山的云雾茶，名声虽然已经大噪，但是依然不能与茶相提并论。顾渚茶每年进贡三十二斤，说明茶在明朝初年已经受到重视。流传至今，其名声越传越远，更加为世所重。不仅得到圣人之清，而且还恭逢圣人之时，只是其蒸、采、烹、洗各道工序，都与古时的方法不同。
明代李维桢（字本宁，京山人）《茶经序》中说：陆羽所著有《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谱》十卷，《占梦》三卷，都没有流传下来，流传于世的只有《茶经》，难道是因为其他书人们随时都能得到，此书是其特长，因而容易出名吗？司马迁说：“富有而显贵却名声磨灭的人，历史上不可胜数，只有奇特卓异而不同凡俗的人得以青史留名。”陆羽终身贫穷困顿，可是他留下的著作和遗迹，百代以下却备受人们的宝爱，成为山川所重的标志、乡里所传的遗产。其高尚的风操能够使顽者廉、懦夫立，奋发向上，怎么可以缺少呢？
明代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丹铅总录》（一作《丹铅杂录》）中说：茶，也就是古代的茶字。例如《诗经》所说的苦茶，《春秋》所说的齐茶，《汉书·地理志》所说的茶陵。到唐代颜师古注释《汉书》、陆德明编撰《经典释文》，虽然已经转入茶的读音，但还没有改变茶字的写法。一直到陆羽《茶经》、卢仝《茶歌》以及赵赞的茶禁以后，才以茶字取代了荼字。
明代董其昌（字玄宰，又字思白，华亭人）《茶董题词》中说：荀子说：“为人处世多有闲暇，那么其出入进退的自由就不远了。”陶弘景（字通明）说：“不做无益的事情，如何使有限的生命充满愉悦呢？”我认为饮茶之事就足以当之。高人隐士，摆脱权势、名利的烦扰，以此来消磨雄壮之心和打发悠长的时光。水源的轻清重浊，辨别起来就如同辨别淄水和渑水一样困难；火候的文武急缓，操作起来则如同调和炼丹的鼎炉一样不易。如果不是枕石漱流的隐逸之人，不能与茶亲近；如果不是文人之间的饮酒赋诗，不能与茶相比。当今天下的茶事，只有夏树芳（字茂卿）予以拈出，撰成《茶董》一书。顾渚茶、阳羡茶，都是做官的人往来采制，茂卿怎么能够禁止？正像强笑而不快乐，强颜而不欢汴，茶韵以此自胜罢了。我一向具有爱好山林的意愿，入山隐居十年，大概可以无愧于茂卿的说法。如今驱车来得福建，感念龙团凤饼，机缘巧合得以寓目亲见，难道一定如廉颇想为赵王所重用那样“士思为己用”？这是《绝交书》所谓的“心中不耐烦，而官事又烦杂无暇”，究竟有负于茶灶的中和之性。茂卿是否能以共同的感受谅解我呢？
明代童承叙《题陆羽传后》（一作《陆羽赞》）中说：我曾经过访陆羽故里竟陵，下榻于陆羽故寺，探访雁桥，参观茶井，慨然想见陆羽的为人。陆羽从小厌倦佛教僧徒的生活，而酷爱图书典籍，本来就不是出世忘世的人。最终寄号桑苎翁，隐居在苕、二溪，狂歌独行，继之以痛哭，其本意必定有其所在，当时人把他比作春秋时代的隐士接舆，怎么能算是理解陆羽呢？至于他生性喜欢茶叶，能够辨别水味，清风雅趣，脍炙千古。唐代张旭嗜酒，世称酒颠，韩愈认为他是有所寄托而逃避于此，陆羽也是这样吧。
明代于慎行（字可远，一字无垢，溢文定）《谷山笔》中说：茶事在汉代以前不见于文献记载，我想所谓的，也就是茶了。
李贽《疑谓》（当为《疑耀》，明张萱撰，旧本书贾托名李贽）中说：古人冬天就饮汤，夏天就饮水，并没有所谓的茶。李匡（唐人，一作李匡义，字文正）《资暇录》记载：茶事起源于唐代崔宁，黄伯思已经考辨其非，伯思曾经见到过北齐杨子华所作的《邢子才魏收勘书图》，其中已经有煎茶了。《南窗记谈》记载：饮茶开始于南朝梁天监（502-519）年间，其事见载于《洛阳伽蓝记》。等到阅读《三国志·吴志·韦曜传》，有赏赐茶叶以代替酒的说法，可知饮茶又不是开始于天监年间了。我认为饮茶也不是开始于三国吴国。《尔雅》中说：“苦荼。”郭璞的注释说：“可以作为羹饮，早采者称为茶，晚采者称为茗，也叫。”那么吴之前也已经以茶作茗了，只不像后世民生日用都离不开茶。大概从陆羽开始，才讲究品饮之法。自从宋朝的吕惠卿、蔡襄等人开始，饮茶之法才更加精巧。而茶叶也借此成为专卖商品，从而有利于国家。这些都是古人没有详细记载的。
明代王象晋《茶谱小序》中说：茶，是一种优良的树木。一经种植就不可移栽，所以婚姻聘礼中一定用茶，就是取其从一而终的含义。茶事虽然萌芽于《食经》，饮用自隋文帝，但喜爱的人还很少。到了后来，兴起于唐朝，鼎盛于宋朝，才为世人所推重。宋仁宗是个贤明的君主，每年南郊祭天斋戒前赏赐给中书省和枢密院的龙团，四个人合得两饼，一个人只分得几钱罢了。以至于宰相之家也舍不得烹点试茶，而珍藏以为宝，宋朝龙凤团茶贵重如此。近代四川的蒙山茶，每年进贡的仅以两计。苏州的虎丘茶，甚至于官府预先封上标记，统一组织采制，所得也不过数斤。难道天地之间人们喜爱之物本来就不会频繁出现吗？茶盏中泛着翠涛，茶碾上飘着绿屑，不借助佳茶，如何驱除睡魔？于是编撰了《茶谱》。
明代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公，华亭人）《茶董小序》中说：范仲淹（字希文）曾写下诗句：“万象森罗中，安知无茶星。”我于是以茶星来命名馆舍，常常与客人斗茶，以茶的芽叶旗枪作为标志，使其天然的色泽和香味自相映发。如果是茶圣陆羽复生，怎么忍心再作《毁茶论》呢？夏茂卿先生叙述酒事，其言论非常豪气。我说：“酒事怎么比得上茶事，身着隐士的装束，悠游于山林泉石之间，采摘带露的茶芽，烹点茶中的佳品，一洗为百年尘土所污染的肠胃呢？热肠如沸，茶不胜酒；幽韵如云，酒不胜茶。酒事与侠客相类，茶事则与隐士相似。酒的内涵固然很广泛，而茶的品德也很高洁。茂卿先生就是茶中的良史董狐，于是编撰《茶董》一书。东余山陈继儒书于素涛轩。
夏树芳（字茂卿，号冰莲道人）《茶董序》中说：自从晋朝和唐朝以来，各种饮食之会纷纷纭纭，茶与其他饮食各有所长，品质如淄渑之水难分轩轾，要像南史、董狐那样秉笔直书，所以就以《茶董》来命名本书。俗话说：穷研《春秋》，推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的确很推重茶叶。如果认为此君面目严酷冷峻，而且认为饮茶是水厄，是乳妖，那么请仿效綦毋先生不要做此事。冰莲道人识。
《本草》中说：石蕊，又叫做云茶。
明末清初卜万祺《松寮茗政》中说：虎丘茶的色泽、味道、香气和韵致，都是无可比拟的。一定要亲临产茶之地，亲手采摘，并监督制造，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虎丘茶。况且虎丘茶难以长久保存，即便是千方百计加以珍藏保管，稍一过时立即丧失其初始的真味馨香，差不多就像天上的彩云容易飘散，因而没有列入上贡朝廷的品种。然而山岩之间的间隙之地，所产的真品虎丘茶没有多少；加上其地列为官府禁地，即使当地寺院的僧侣也习惯于掺杂赝品，如果不是精于赏鉴的行家终究分辨不出来。明朝万历（1573-1620）年间，当地寺院的僧人苦于官吏的需索苛求，忍痛将茶树铲除殆尽。文震孟（字文起，溢文肃，长洲人）曾为此写下《茶说》加以讥刺评论。时至今日，真正的虎丘茶更加难以得到了。
明代袁黄（字坤仪，号了凡，嘉善人）《群书备考》中说：茶之名称，最早见于东汉王褒的《僮约》。
明代许次纾（字然明，钱塘人）《茶疏》中说：江南名茶，唐朝人称道的是阳羡（今江苏宜兴）茶，宋朝人最推重的是建州（今福建建瓯）茶。影响至于今日，进奉朝廷的贡茶仍以这两地为最多。然而，如今的阳羡茶已是徒有虚名，建州茶也并非最上佳品，只有武夷山的雨前茶才是最好的。近来人们所崇尚的，是长兴（今浙江湖州）的罗茶，我怀疑这就是古人所说的顾渚紫笋茶。但是罗茶产地原本有数处，现今只有峒山所出的最好。
姚伯道说过：“在明月之峡，出产有好茶。这种茶的韵致清爽悠远，滋味甘甜醇香，足可以称得上是仙品。至于在顾渚山出产的茶叶，也有比较好的品种，今人只是以水口茶来命名，与罗茶全然不同。至于歙县的松萝茶，苏州的虎丘茶，杭州的龙井茶，都与罗茶不相上下。”从前郭次甫极力称道黄山茶，黄山也在歙县，但是黄山茶的品质却与松萝茶相差甚远。过去的士人都很推重天池茶，然而天池所产茶叶饮用略微多一些，就会使人感到腹中胀满。浙江盛产茶叶的地方，还有天台的雁荡山，括苍的大盘山，东阳的金华，绍兴的日铸，所产茶叶都与武夷茶不相上下。
杭州附近的许多山中，产茶很多，其中生长在南山的茶叶品质俱佳，生长在北山的茶叶品质稍差一些。福建名茶，除了武夷茶以外，还有泉州的请源茶，如果请高手来加工制造，也可以与武夷茶相匹敌而略逊一筹。可惜大多被炒制得焦枯，令人扫兴。两湖地区生产茶叶的地方有宝庆（今属湖南）等地，云南盛产茶叶的地方有五华等地，所产茶叶都赫赫有名，品质甚至在雁荡茶之上。其余各名山胜地所产的茶叶，应当不止上述这些，有的是我不知道，有的则是名声尚未显著，因而我在这里没有评论和涉及到。
明代李诩（字厚德，号戒庵老人，江阴人）《戒庵漫笔》（一作《戒庵老人漫笔》）中说：从前人们论茶，以枪旗为美，而不取雀舌、麦颗（一作谷粒）之名，这是因为茶芽细嫩，就容易混杂其他树木之叶，从而难以分辨。所谓枪旗，也就是一个茶芽带一片嫩叶，形状如马蜂翅，即今人所说的壶蜂翅。
《四时类要》中说：茶子在寒露时收取晒干，用潮湿的沙土拌匀，盛于筐笼之内，以草秸覆盖，否则就会因受冻而无法生长。到次年二月中取出来，用糠和焦土播种下去。播种之时，要选择树下或背阴之地挖一个坑，方圆三尺，深一尺，反复刨掘挖好之后放进粪和土，每个坑中下六七十颗子，然后覆盖一寸左右的土，坑与坑之间相距二尺，每坑种植一丛。茶的本性害怕潮湿，又畏惧阳光直射，一般适宜种在山中的斜坡、较陡的山坡以及排水较好的地方。如果是平地，必须深挖沟垄以便泄水，种植三年之后才可以收茶。
明代张大复（字长元，一字星期、心其，号寒山子，昆山人）《梅花草堂笔谈》中说：赵长白作《茶史》，考订颇为详尽，主要是记载其事罢了。龙团、凤饼，紫茸、拣芽，这些决不可能在当今之世通行。我曾经谈论当今之世，毛笔价格腾贵，制笔技艺就更会失传，茶叶价格腾贵，其本色香味就更能生发出来。天下的事情，没有不亲身实践而能够有所成就的。
明代文震亨（字启美，长洲人）《长物志》中说：古往今来谈论茶事的，不下数十家，例如陆羽的《茶经》、蔡襄的《茶录》，都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之作。但是当时的制茶方法，是用茶碾碾碎，调和成膏，制成茶丸、茶挺，因而其名称有龙凤团、小龙团、密云龙、瑞云翔龙等。到宋徽宗宣和年间，才以茶色白者为贵。福建转运使郑可简开始创制银丝水芽，将茶叶剔除叶子而取其中心，以清泉浸泡，祛除龙脑等香料，只有新刻的小龙婉蜒盘旋在上面，称为龙团胜雪。当时以为不可变更的方法。我们明朝的风尚有所不同，烹点试茶的方法，也与前人不同。但是却非常简便，充分发挥其天然之趣味，可以称得上是穷尽了茶叶的真味。至于洗茶、候汤、择器也都各有其法，难道只是侈谈乌府、云屯等茶具名目罢了？
《虎丘志》中记载：冯梦祯（字开之，秀水人）说：“徐茂吴品茶，以虎丘茶为第一。”明代周高起（字伯高，江阴人）《洞山茶系》（当作《洞山茶系》）中说：罗茶被上流社会所喜爱，虽然是近数十年之间的事情，但是其出产之初，则从唐朝卢仝隐居洞山、种茶阴岭开始，于是就有茗岭的说法。相传古代有汉王居住在茗岭的南边，一边教育儿童读书，一边种植茶树，继承卢仝的清幽韵致，所以南山所产茶叶，香味远远超过茗岭。据说如今老庙后一带所产的茶叶，还出自唐宋时期的树木根株。贡山茶如今已经绝种。
明代徐（字惟起、兴公，闽人）《茶考》中说：考查《茶录》等书，福建所产的茶叶，以建安北苑为第一，壑源等处次之，武夷之名尚未为世人所知。但是范仲淹（谥文正）《斗茶歌》中有“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的诗句，苏轼（谥文忠）《荔枝叹》中有“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的诗句，可见武夷之茶在北宋时期已经著名，只是尚未达到鼎盛罢了。但是宋元时期制造团饼，似乎已经失去茶的正味。如今武夷茶灵芽仙萼，香味和色泽尤其清新，堪称福建茶中第一。至于北苑壑源等地所产，又泯然无人所知了。难道自然山川灵秀之气、造物生产繁衍之美，有时会随时势变易而形成如此局面吗？
清初劳大与（字宜斋，石门人）《瓯江逸志》中说：茶叶并非浙江南部地区的特产，但这里也产茶，因此旧时制度以茶充作贡品，至今尚未废止。明朝张璁（字秉用，赐名孚敬，字茂恭，号罗峰，瓯海即今温州人）执政时，凡是浙江南部所进贡的特产，都奏请蠲免，只有贡茶保留下来。也许是因为先春采制茶叶，可以作为祭祀用茶，而且每年所费人力和物力也不多，姑且保留，以便稍微用作向朝廷进献忠忱的礼仪吧！只是后世在具体实施的时候，不免会有恣意多取的情况，上定一分，下派十分，从而使得种茶的园圃成了怨声汇聚的地方。只希望在这里做官的人不要在规定的数额之外滥取无度，不至于造成民众的沉重负担。
明代陈耀文《天中记》中说：大凡种植茶树一定要先下子，移植之后就不可能成活了。因此民俗婚姻中的聘礼，必定以茶作为聘礼，也是取其从一而终的含义。
宋代高承《事物记原》中说：榷茶起源于唐朝建中（780-783）、贞元（785-805）之间。赵赞（建中三年）、张滂（贞元九年）建议按照每十税一的标准征收茶税。
明代陈继儒《枕谭》中说：古传注（郭璞为《尔雅·释木》所作的注释）认为：“茶树初次采摘的叫做茶，老者叫做茗，再老者叫做。”如今既然茶又称作茗，当是错用其事了。
明代熊明遇（字良孺，进贤人）《山茶记》（当作《罗茶记》）中说：产茶的地方，山中夕阳照射的地方要胜过朝阳照射的地方，罗产地的庙后山正好是西向，所以产茶上好；但总不如洞山南向，接受阳气最专，足可以称为仙品。
冒襄《茶汇钞》中说：茶叶产于平地，接受的土气较多，因而其品质重浊。界茶产于高山之上，全是风霜雨露清虚之气，所以值得推崇。
吴拭（字去尘，号逋道人，休宁人）说：武夷茶，其赏鉴从北宋蔡襄开始，认为其味道超过北苑的龙团茶，周右文极力贬低它。大概是因为山中不熟悉采制烘焙方法，一味追求量大利多的结果。我曾经试着采摘少许，以松萝茶的制法进行加工，汲取虎啸岩下语儿泉水烹煮，色、香、味俱备，带云石者还有甘软之气。于是我分出数百叶寄给周右文，希望使武夷佳茶能够扬眉吐气；同时又洒一杯于地，以告慰蔡襄的在天之灵。
超全和尚《武夷茶歌注》中说：建州有一位老人最初献上山茶，民间传说他死后成了山神，喊山之茶的习俗就是由此兴起的。
中原市语说：茶叫做渲老（倡优阶层中流行的秘密语）。
明代陈诗教（字四可，自号灌园叟，秀水人）《灌园史》中说：我曾经听山中和尚说，数颗茶子落地，只生长出一茎茶树，好比连理枝，因此婚嫁要以茶为礼，大概也是取其一个根本的含义。旧时传说茶树不可移植，终究也有移植而存活下来的，于是可知晁采寄茶，只是沿袭前人的影响罢了。
唐朝李商隐（字义山，河内人）《杂纂》以对花啜茶作为煞风景之事的一种。我苦于口渴病，每日饮茶何止七碗，那么花神能够体察的话，当不会怪罪我。
明代周晖《金陵琐事》中说：茶叶有肥瘦之分。云泉道人说：“大凡茶叶肥者味甘，味甘就不香。茶叶瘦者味苦，味苦就香。”这又是《茶经》、《茶诀》、《茶品》、《茶谱》等书所未曾阐发的观点。
野航道人朱存理（字性甫，明朝吴县人）说：品饮之用，以茶为首，可是茶叶却不见载于《尚书·禹贡》，大概是为了保全民生日用而不以此为利。后世榷茶成为制度，并非古圣先王的本意。陆羽编撰《茶经》，蔡襄编撰《茶录》，孟谏议寄给卢仝（号玉川）三百片月团，后来奢侈浪费以至于雕饰龙凤，应当责备蔡襄。然而饮茶清逸高远，上通王公贵族，下至山林隐逸，也可以说是一种雅道。
清朝佩文斋《广群芳谱》中说：茗花，也就是日常茶叶的花，色泽月白，中间黄心，隐然清香，插在书斋的花瓶中，可以作为清供佳品。而且花蕊在枝条之上，无不开遍。
清代王士祯（字子真，号渔阳山人，山东新城人）《居易录》中说：广南人以（即苦丁，又名皋卢）为茶。我将其写入《皇华记闻》中。阅读《道乡集》，其中有张纠的一首《送吴洞绝句》说：“茶选修仁方破碾，分吴洞忽当筵。君漠远矣知难作，试取一瓢江水煎。”大约是志完升任昭平时所作。
王士祯《分甘馀话》中说：北宋丁谓担任福建转运使，开始制造龙凤团茶上贡朝廷，总量不超过四十饼。天圣（1023-1032）中，又制造小团，其品质要超过大团。神宗时期，诏令制造密云龙，其品质又超过了小团。元（1086-1094）初年，摄政的宣仁皇太后说：“敕令建州，今后不许再造密云龙，也不要再造团茶，只选择上好的茶品吃了，就会生得甚好智慧。”宣仁皇太后一改熙宁（1068-1077）新政，贡茶的改制只是其中的一件小事。然而审视其言论，实在可以为万世所效法。士大夫之家，尤其是其膏粱子弟不可不知道其中的蕴涵。谨备录于此。
《百夷语》中说：茶也叫做芽。以粗茶叫做芽以结，以细茶叫做芽以完。缅甸少数民族称茶叫做腊扒，吃茶叫做腊扒仪索。
清代徐葆光《中山传信录》中说：琉球称茶叫做札。
《武夷茶考》中说：北宋丁谓制造龙团，蔡襄制造小龙团，都是北苑的事情。武夷茶进贡朝廷，是从元朝浙江省平章高兴开始的，可是谈论此事的人们动辄称丁谓、蔡襄。苏轼诗说：“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可见在北苑修贡之时，武夷茶已经为两位先生所赏识了。到了高兴以武夷茶进贡之后，北苑就逐渐湮没无闻了。
从前有人说，茶叶作为一种物产，涤除昏昧，消化积滞，对于学习、从政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贡茶与进贡荔枝、桃花是不同的。然而，将此道理放在更高的大义层面来看，贡茶也不过是和宦官、宫女敬爱君王的表现类似。蔡襄直言敢谏，名高天下，与名臣范仲淹、欧阳修差不多齐名，可是因为贡茶一事却与号称贪婪小人的丁谓相提并论。如此说来，君子的言行举止，难道可以不慎重吗？
清代屈擢升《随见录》中说：按照沈括《梦溪笔谈》的说法：“建州茶都是乔木，而吴地、蜀地的茶叶只是丛生的灌木罢了。”根据我的见闻，武夷茶树都是丛生，起初并无乔木，难道沈括没有到过建安吗？抑或是当时的北苑与如今的武夷有所不同呢？《茶经》记载“巴山峡川中有两人合抱的”，这又与吴地、蜀地茶叶是丛生灌木的说法不同，姑且记述于此以便参考。
明代凌迪知（字稚哲，号绎泉，乌程人）《万姓通谱》中记载：汉朝的时候有茶恬，出于《汉书·江都易王传》。根据《汉书》所说的荼恬[苏林说：茶，食邪反]，则荼本有两种读音，到唐朝时，荼、茶才分开了。
明代焦周（字茂孝，上元人）《说》中说：茶叶，又叫做玉茸。
篇幅所限，精彩待续。
文/网络综合
品味生活，从茶开始。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与朋友分享,也是一种快乐。
提起世博会，人们一定会马上联想到巴拿马万国博览会。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以设施先进、理念超前、布展新颖而著名。而当时的中国，民国初奠，气象丕新，北京国民政府高调参展，赛品丰富，获奖众多，成果巨大。一直以来，国人视巴拿马赛会获奖为莫大荣光，沿袭至今仍以“荣获巴拿马博览会金奖”作为商品宣传的特殊符号，以引起消费者的共鸣和认同，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嗅觉灵敏的国际会展商更是迎合国内商家的这种需求，把“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办了一届又一届，据称到2022年，就己经办到了第107届。
作为国际贸易大宗商品的茶叶亦复如是，“该茶曾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更是不绝于耳，似乎其他各种博览会奖项在“巴拿马赛会”那耀眼的光芒下都黯然失色。
不过，揆诸史实，即可发现，早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举办之前，中国茶叶就已经走出国门，多次参加各类国际赛会、博览会并频频获奖。其中，1904年在美国圣路易斯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不仅中国茶叶备受国际商家青睐和追捧，还引出了一段包括祁门实业家与休宁状元郎在内的旅京安徽同乡共襄盛举，祁红徽绿扬名美利坚的茶坛佳话。
(一)
1904年，在圣路易斯安那举办的万国博览会，是美国政府为纪念1804年从法国人手中购得圣路易斯安那州属地而举办的百年庆祝系列活动之一。美国国务院向各国政府发出了邀请参展的官方邀请函。当时的晚清政府刚刚经历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略，内外交困，摇摇欲坠。“一种求生本能或王朝自救意识，终于把一个油干灯枯的颟顸王朝推上了改革之路”。主导“清末新政”改革运动实施的清朝政府非常希望借这个机会登上世界舞台，加强与他国敦睦邦交，一展大清国风采。
清廷外务部的一份奏折写道：
闻美国此次散鲁伊斯(“圣路易斯”译音)赛会，其国家拨给该会巨款以赞其成，各国均特派大员赴会，盖因此举与交涉邦交显有关系，而于商务尤为有益。中国物产甲于全球，徒以工艺未兴，商情涣散……亟应加意讲求，期于工商诸物，有所裨益。惟赛会一事，内可维持商务，外可联络邦交，虽当库藏奇绌之时，不得不勉为其难，力顾大局。
经慈禧太后允准，清政府决定受邀参会。这是中国首次派遣官方代表团参加世博会，其历史意义尤为重大。
1903年1月5日，朝廷委任贝子溥伦(1869—1925)为中国参展代表团正监督(注：即团长)，首批留美幼童、耶鲁学生、候补道黄开甲(1861—1906)，东海关资深税务司柯尔乐(Francis A.Carll,1861—1930)担任副监督(注：即副团长)，委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等人协同办理一切赴美博览会事宜。3月20日，溥伦贝子提出的参展经费75万两预算报告,获慈禧的大力支持。在朝廷和各地方督抚合力之下，参加博览会的各项筹备工作有序进行。
几乎在同时，朝廷派遣庆亲王奕劻的长子、固山贝子衔镇国将军载振，署外务部左侍郎兼户部右侍郎那桐等率团赴日，考察在日本大阪举办的第五届劝业博览会。大阪博览会的成功经验，直接促进和加深了清廷对于博览会展示、竞赛功能的认识，也无形地产生了一股拉力，牵动晚清政府对实业的革新。在载振贝子等人的奏请下，清廷决定成立商部，慈禧太后特降谕旨：“前因中国商务素未讲求，特设专官，振兴一切路、矿、农、工诸政，以载振才具开展，又经出洋留心考察，简派为该部尚书。”载振贝子成为中国商部的首任部长。商部的成立，是清末新政的重要举措之一，是中国历史上重农与重商政策之间的一次重大调整。晚清政府这一次的重大职能转变，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影响深远。
图片来源：(美)居蜜主编《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中国参展图录》
(二)
随着新政的艰难推行，晚清社会心态和风气也渐渐从保守闭塞走向开放。西风东渐，海外办赛会的成功范例开始引起一批先知先觉之有识之土的关注和思考。据学者考证，为筹备参加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参展品主要由海关总税务司协调，由各通商口岸、地方政府及民间组织提供。但国内第一次出现了以参加博览会为目标而专门组建的公司，这一创新之举引起朝野各方的高度关注。赴美赛会正监督溥伦在为粤商创立广业公司事致外务部咨呈称：“据户部主事梁用弧、候选道邓廷铿呈称，窃闻美国在散鲁伊斯地方开设赛会场，并请中国派员招商办货赴该会陈赛。司员等生长粤东，本省商情较为熟悉，现招集粤商创立广业公司，约鸿资二十万元，办货到场会赛。”户部主事梁用弧、候补道邓廷铿募集二十万两招集粤商创立的“广业公司”，就是以专门招商办货参展为目的而组建的。由安徽同乡创设的“茶磁赛会公司”也是在这种情形下应运而生的。早在朝廷甫定参加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寓居京城的安徽籍在朝官员即开始联合商议参会事宜。台湾学者赵祐志在查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馆藏《外交档·各国赛会公会》后认为，“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候补知府王善荃认为茶、磁在国际市场上最具竞争力,中国欲制胜‘尔战’必以此二者为先，故与工部郎中苏锡第、刑部郎中苏宗秦、刑部主事汪守珍、刑部主事许世英、候选县丞黄立中、廪生许恩禔、内阁中书康达等创设‘茶磁赛会公司’。该公司不仅呈报商部请领执照、招商,更编写《制茶说帖》、《制磁说略》等,刊登于报章,并言将选派通西文者,赴欧美考察茶、磁等,参展后的心得也将公布于报章。”从目前手头可以查到的资料看，赵祐志所列参与创设茶磁赛会公司的人员，均为安徽籍人士。可以说，茶磁赛会公司是由安徽籍旅京官绅共同邀集而创。分省补用知府王善荃(1869-1923)，安徽庐江县人，字仲芗，清朝拔贡。后任北洋政府福建闽海道道尹，署福建省政务厅长，安徽省会警察厅长兼全省警务处长，安徽省道局局长等职。工部郎中苏锡第(1874—1924),字慕东,安徽省太平县(今黄山市黄山区)永丰乡岭下村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举人,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京都工部任职，深得工部尚书铁良器重。后任北洋政府财政部常务次长。刑部主事汪守珍(1875—1946)，字聘耕，安徽广德人,祖籍安徽婺源(今属江西省)。光绪二十二年(1896)拔贡,任刑部主事、京师外城巡警总厅佥事等职。候选县丞黄立中(1871—1938)，字执甫，安徽祁门人，同盟会员。辛亥后任伊犁临时政府财政部长，后转任新疆财政司司长。曾当选国会众议会议员。刑部主事许世英(1873—1964)，字静仁，安徽秋浦县(今安徽省东至县)人。1892年中秀才，1902年任刑部六品主事。历经晚清、北洋、民国三个时期，是中国近代政坛上一位著名历史人物，曾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福建巡按使、安徽省省长等。内阁中书康达(1877—1946)，字特璋，安徽省祁门县南乡礼屋人。自幼聪敏好学，仰堂祖父康水心资助，于光绪十四年(1888)考入县学，十九年(1893)入安庆安徽大书院，二十二年(1896)转入北平通艺学堂，二十三年(1897年)获拔贡第一名，授内阁中书。因崇尚新学，作文犀利，痛砭时弊，为康有为等所器重。在北京时，康达先生结识了许世英、吕调元(安徽太湖县人)和许承尧(安徽歙县人)、黄思永(安徽休宁县人)等安徽同乡，并与许世英、吕调元结为盟兄弟。光绪二十八年(1902)初，清政府派固山贝子载振率特使团赴英祝贺新国王继位，顺道考察欧美及日本等国。1902年10月11日，刚刚结束访问回京半月的载振，即向光绪帝上递《敬陈管见折》。他在奏折中认为“赛会为商务最要关键，国家不惜津贴巨资，使商人挟赴他国赛会，收效至速。”建议各省选派官绅劝导“富商良匠”，积极准备参会。随后光绪皇帝谕命政务处、外务部对该折进行讨论议覆。政务处、外务部也都给与积极的肯定和回应。在得知该讯息后，经皖籍同乡商议，以祁门人、内阁中书康达名义着即上书载振贝子，恳请代奏设立茶磁赛会公司请旨饬官保护。为恳请代奏事，窃维中国物产富饶，甲于五洲，自互市以来，商战日绌，年甚一年。即茶磁两宗，为中国独擅之利，亦听洋商任意抑勒，莫可如何。其故，由于彼之所有能运之以来,我之所有独不能运之以往,遂使太阿倒持,漏卮外溢。洋商得以操纵自如,所以出口入口远不相敌也。伏读九月初十日,贝子爷所上《敬陈管见》一折,首以商务为亟亟,而于赛会一举,加意讲求,选派官绅劝导赴赛,并照通例免税,派船遣送,免收川资。种种维持，凡以振兴商务，收回利权。幸蒙圣明俞允,中外有识之士,无不同声庆幸,以此举为中国商战之一大转机。凡有血气者,宜如何黾勉从事,踊跃争先,庶无负此良法美意。夫欲制胜于商战,举中国所有者,应以茶磁为大宗,而茶磁之销路,应以欧美两洲为最畅。从先茶磁出口,皆洋商在华购买,其由华人自行运往者甚少，既无由悉其奥妙,亦莫能争自濯磨，故华茶日见减色。而英商搀入印度茶,乃反称上品。华磁不合西式,而东洋劣等之磁,反觉畅销。此可知今日茶磁两宗,不能广行于西国者,非工艺远逊彼之故,亦由经理未得其人也。职等不才,平日颇知究心商务,而于茶磁两事,尤所深悉。现在邀合两行殷实之家,业经商定,专办赛会公司章程,集有巨款,拟在祁门监制红茶,在景镇烧造磁器,务在翻新涤旧,择精选良，届期运赴美国会场,当场比赛,以期夺帜遐方,增光君国,于通商大局不无裨益万一也。惟是华商赛会,从前本属寥寥,今当创办,集款至数万金之多,且欲另行招股扩充。苟非奉有明文及一切保护之权宜,则亦未敢冒昧从事。不揣冒渎，恳请代为奏明立案,并请旨饬下商务大臣,照章优予保护,尽力维持,则所以抵制外来之货物。虽属有限,而其可以恢复已有之权利,实觉无穷，职等无任迫切待命之至。
资料来源：《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42下)第213—216页。
紧接着，分省补用知府王善荃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1903年2月2日)，也向清廷外务部呈递《创办茶磁公司届期运赴美国赛会恳批准发给文凭并请咨南洋大臣保护附呈专办出洋茶磁赛会章程由》。此时的清廷外务部即原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了使自己的统治模式与西方列强趋同接轨，1901年7月24日，清廷颁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着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仍为朝廷主管外交、通商等事务的机关。
康达和王善荃分别呈送给商部尚书振贝子和外务部的禀文，内容基本相同。两份禀文均附有《中国茶磁赛会公司章程十条》。
章程第二条明确提出：“本公司茶磁既分两路，当择地分设制厂。茶以安徽之祁门为最，则制茶厂设于祁门;磁以江西之景镇为佳，则制磁厂设于景镇。相维相系，不蔓不支。所有两厂如何明定章程，布置一切，必须因地制宜，随时商定。”在章程第三条中还称：“本公司同志内有明于制茶者，另有制茶说帖;明于制磁者，亦另有制磁说略，均非冒昧从事，容缓必刊布报章，质诸海内高明。”
《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书影
王善荃致外务部呈文附件(1)
王善荃致外务部呈文附件(2)
梁启超先生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新民丛刊》对此事曾有过报道：“中国以茶业为最大宗，而近日业此者多亏本，缘外国种茶日盛，中国种茶及制茶之法未能改良，故也。至于磁器，则外人首推中国。茶磁二业,苟悉心考究，推广利益，则中国商业不患其不进步也。现安徽绅士康达、黄思永创办茶磁赛会公司，禀请振贝子代奏。茶磁分设制厂，茶以安徽祁门为最，制茶厂设于祁门。磁以江西景德镇为最，磁厂设于景镇。刊布制茶说帖、制磁说帖。各设董理，互相维系，招商入股，具报通商大臣立案，将来亲赴美国会场会赛云。”康达等在邓实主编的《政艺通报》之《艺书文编》栏目内发表了《红茶制法说略》和《制磁说略》，并被当时颇具影响的《大公报》、《商务报》全文或摘要转载。
一百多年后，康达的《红茶制法说略》作为唯一一本有关红茶的专著，被收入郑培凯、朱自振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和朱自振先生、沈冬梅博士编著的《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中。
资料来源：《政艺通报》艺学文编卷一1903年第二卷第1期、第4期
不久，王善荃、康达等人的禀呈得到清廷外务部的回应。
1903年3月4日《申报》载：“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外务部批，据禀已悉，该守等拟创办茶磁公司，装载货物前赴美国赛会，系为振兴商务，挽回利权起见，自可准行。其所运出口货物，确系赛会之品应准。该公司届时报明件数若干，禀请南洋商务大臣照章发给凭照，准予免税，本部已照录原呈等件，咨行南洋商务大臣并知照赛会正监督矣。此批。”
资料来源：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档案02-20-002-02-001
由安徽旅京官绅动议创办的茶磁赛会公司得到了官方的正式批准。
(三)
拿到了官方的正式批文，茶磁赛会公司随即在上海虹口七浦路正式成立。众推休宁状元黄思永之子黄中慧为公司总办。黄思永(1842—1914)，字慎之，号亦瓢，安徽休宁人。光绪六年(1880)庚辰科状元。先后任翰林院修纂、军机处章京、右春坊右中允等职。后投身实业，开办北京工艺商局，并投资天津北洋烟草公司等。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设商部，黄思永与江苏南通籍状元张謇一起被尚书载振聘为头等顾问，被时人称为“商部实业两状元”。黄中慧(1870—1923)，字秀伯，黄思永之子。早年曾赴美留学深造，受西方思想熏陶至深，在实业上亦颇有成绩。清末以分省补用道职随伍廷芳出使美国，任首席参赞。黄中慧毕竟受过欧风美雨的熏陶，具有超前的现代企业意识，接任茶磁赛会公司总办后，即公开在报刊上陈述自己的观点并要求重新修改公司章程。当时的舆论普遍给予正面支持。汪康年主办的《中外日报》在节录登载黄秀伯说帖时，专门前加按语后附跋，强调意义，以示认同。按：茶磁赛会公司系寓京各官绅禀请外部批准，并咨行商务大臣保护免税，其立基甚善。惟闻总办颇难其人，尚未举定。该公司创办各董，现在京师会议，拟举黄观察中慧充其选。而黄观察因此事重大，为时又促，再三力辞。并闻黄观察拟将章程重行改妥，足孚众望，始肯接手。本馆昨见其所拟之说帖，于办事之条理极为周币，足为吾国近日办理公司之针砭。……故知公司非不可为，而多累于办理之未善，即贵于有一定权限严责成之章程，以除弊于未萌也。”根据黄中慧的意见，茶磁赛会公司对公司章程重行改订。上海《新闻报》于1903年5月2日和3日全文刊载了重订后的茶磁赛会公司章程：一，本公司为开风气与商务起见，于壬寅冬间由寓京各官绅联衔具禀创立，公司已于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蒙外务部王大臣批准立案并咨南洋大臣商务大臣优予保护，凡赴会之品出入口岸，概行免税。二，本公司所办之事专以茶磁两项为主，各选精于此道，熟悉情形者为之董理以专责成。……十三，凡此次所订章程，一经刊布，即为定议，凡我同人皆当遵守。至有未尽未详之处，可随时设立问题，由股东公议施行。创办诸员及总办司事皆不得擅自纷更，以严权限。茶磁公司还向社会公开发布招股书，募集资金。《招股书》一经发布，拥趸者众，引来各省官绅巨贾纷纷入股。茶磁赛会公司经黄岫北观察改订章程，法良意美，颇孚众望。各省闻风入股者颇多，如湘抚赵中丞尔巽汇到三千元，奉天增(祺)将军汇到一千五百元，两粤官场入股者尤众，颇有成数，而粤东方某代招至十余万元之多。赵尔巽(1844-1927)，字次珊，号无补。奉天省铁岭人。曾任四川总督、湖广总督、东三省总督、清史馆馆长等职。增祺(1851-1919)，字瑞堂，伊拉里氏，满洲镶白旗人。曾任齐齐哈尔副都统。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擢福州将军，充船政大臣，兼署闽浙总督、两广总督等。
清末重要政治人物的入股参与，使茶磁赛会公司平添了不少底气。
(四)
不久黄秀伯因故退出,因丧母而回原籍丁忧在家的太平(今黄山区)人苏慕东(锡第)被同乡推为总理。苏慕东接任后，立即根据赛会前方反馈来的信息，对公司征集的赛品种类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扩充。如该公司“原仅设厂祁门制造红茶，嗣查绿茶在美销场更旺，已于徽州屯溪开厂制造，明年拟更推广在婺源添设茶场，多制精品以备赛会。并拟在会场建设中国茶楼，并多储名种，以备各国赴会之人尝茶品味，且多备小箱在肆出售，以广销路。”公司总董王仲芗(善荃)将调整事由专门向清廷外务部作了报告。据外务部档案载：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四日收分省补用知府王善荃等禀称，窃职等创办茶磁出洋赛会公司已于光绪二十八年禀蒙批准咨行在案。惟原呈制茶说帖专指红茶而言，今经工部郎中苏锡第、刑部郎中苏宗秦、刑部主事汪守珍、工部七品小京官左坊考查美洲嗜好绿茶较红茶尤甚，出而集股与职等合办出洋赛会一切事宜。现已在出产绿茶最优之处加工选制，以备届时赴赛。……职等皆供差供职在京，惟丁忧工部郎中苏锡第熟谙商务，洞达外情，其上海茶磁赛会总工司一切事宜，由该郎中一手经理。所有公司添制绿茶，应恳批准归并前案办理，并恳再行咨明南洋大臣、商务大臣立案等因。苏锡第也就办理茶磁赛会添置绿茶等事向赴美国赛会正监督溥伦作了禀报，争取支持：前工部郎中苏锡第为禀请札派以便遵照而资保护事，窃司员前以承重内艰回籍，旋经创办茶磁赛会公司王善荃等充举公司总理，禀明外务部并蒙咨行南洋大臣、商务大臣准予免税在案。盖以茶磁两项均须考究，而出洋赛会之品，尤宜精益求精，不得不有人专理其事。当此请求商务之时，自应仰副国家鼓舞振兴之意。然事艰任重，未奉札饬，无所遵循。且内地运货以及将来出洋终恐有窒碍难行之处，事关赛会大局，实为中国工商之前途所系，除经王善荃等禀明外务部立案外，所有司员办理茶磁赛会缘由，理合具禀正监督台前，即乞恩准给札，以便遵照办理。谨禀。溥伦专门给外务部致函，除将苏锡第禀文转抄外，并称：
查该郎中呈请情形，与贵部先后咨称各节尚属相符，自应准如所请，除给札外，相应咨呈贵部查照可也。
资料来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编：《清代外务部 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 中美关系卷 第6册 国际会议》，中华书局, 2017年第146-149页。
《新闻报》也以《茶磁禀牍述闻》为题作了公开报道。
资料来源：《茶磁禀牍述闻》，《新闻报》，1903年8月31日第2版。
可见，茶磁赛会公司征集赴赛赛品之事，得到了朝野各方的理解和支持。随着开赛日期的迫近，参赛的货物也陆续筹齐并运抵圣路易斯。《东方杂志》曾载，“中国茶磁赛会公司会员康君达章(注：应是康(达)特璋之笔误)现向江西景德镇定造各种瓷器一百二十四箱并
附带徽州所产金豆三十二石，转运美国圣鲁伊斯赴赛。”
(五)
1904年4月30日，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正式开展。由中国茶磁赛会公司选送的红绿茶叶在赛会上大受欢迎。据会场传来的消息：“自中秋后，各货逐渐销动，红绿茶则全行售罄，缘各国茶叶互相比较，独推中国为第一，现有可以奖给超等文凭之说，会场中播扬已遍。除零售外，尚有三万磅皆为纽约伯兰克茶行全数包销，更有其他茶行加价五百元至一二千元向公司争购者。该公司总理苏慕东部郎以信实为重，悉行谢去。伯兰克茶行重向该公司订立永远交易之合同云。”在家乡安徽，由陈独秀先生创办的《安徽俗话报》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万分，迅即在该刊《时事》栏目发表《圣路易赛会华茶的价值》一文，称：“圣路易赛会中国各样货物都是滞销得很，而且受人糟踏的事也很多哩，只有红绿茶,统概都卖罄了。因为和各国的茶叶比较起来，要算中国第一……这件事真是中国第一件有体面的啊!我们安徽省产茶的地方也很多的，各处种茶制茶的人听着，以后格外要顶真才好哩。”接下来的评奖，由推举的各参赛国考查员进行查考。“华历七月二十三日，美员公举考查品物之人，每国到有数百人者得举一员，中国人数不及五十，而竟得举七员，可谓破格优待矣。计京师工艺商局举三人，上海茶磁公司举二人，广东荣昌公司举一人，与是役者均给宝星一枚。”评奖结果公布，“商部茶磁赛会公司运往美国赴赛之茶磁，计所赛之茶，各国均甚推许，己得超等文凭。惟磁器则只得头等奖牌。闻赴赛苏部郎有函致康舍人，嘱其再行多备佳茶，以为运往比国赛会之用。”“上海茶磁赛会公司近接美国会场函云，除茶得超级文凭、磁得金牌外，总理苏慕东部郎亦得美国酬奖特别金章。”
据学者研究，本次博览会中国共有包括各口海关在内的 72 家参展单位提供展品，茶磁赛会公司提供了5类3775项的展品。“中国一共获得了191项奖励，其中超等文凭36个，金奖66个，银奖57个，铜奖32个。”茶磁公司的红茶、绿茶均获超等文凭。虽然公布的没有具体获奖的茶叶品名，但从组织赴赛茶品的区域及执行人推断，获奖的茶叶就是祁门红茶及徽州绿茶。可见，早在1904年，以祁门红茶等为代表的安徽茶叶就已经问鼎世界博览会，比众所周知的美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整整提前了11年。
图片来源：李爱丽：《晚清美籍税务司研究 以粤海关为中心》附录二
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大奖牌正面
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大奖牌背面
图片来源：仝冰雪著《世博会奖牌收藏与鉴赏 1851-1958》
此次赛会对近代华茶发展有根本性影响的另外一个事件，就是上海茶磁赛会公司与美国纽约伯兰克茶行“订立永远交易之合同”。以赛会搭建的平台，中美茶商互信共信，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它开启了中国茶叶对外自主经营之先河。据上海《时报》、《新闻报》载：此次白兰克茶公司与茶磁公司订立合约计有要义二则:一系茶磁公司运至圣路易城万国大博览会场陈赛之绿茶红茶计五十八种，除在会场零售外，仍存四万余磅全数归白兰克茶公司一家独买。此项赛会茶叶已经万国评议官、农学博士等会同会场督办、总办考验评论，各茶分数均在九十五分以上，将来茶磁公司所得各式超等文凭、金牌应即照式制赠白兰克茶公司一份，以为白兰克茶公司之荣宠。再会场杂艺馆中国国家会场中茶磁公司陈列赛品处，应准白兰克茶公司悬牌告白，声明中国赛会茶叶现归白兰克茶公司一家经售。尚有一则系为白兰克茶公司愿充茶磁公司之美国中央各省总代理人，永远专销茶磁公司商标之各种茶叶，白兰克茶公司允愿俟会场完毕之后，即专销获奖超等文凭金牌之中国茶叶。该公司商业所占地面分列界址如下:东以盘塞维亚省为界，西至大石山，南至墨西哥国海湾，北至英属坎拿大，共占美国腹地三十五省地方。各该省中之都府商港，均由白兰克之支店兼任茶磁公司代理分局。至界外之东方纽约、波士顿等城，西方太平洋沿岸各商埠，均听茶磁公司另立经理处，与白兰克茶公司无涉。自此以后，两公司均应往返函电，消息灵通，考査报告中美两国逐日茶市情形，务使白兰克茶公司得以竭力推广华茶销路，在美国大兴茶业。1904年12月1日，美国圣路易城万国大博览会落下帷幕。这是我国第一次正式以官方形式应邀参会，清政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官绅商庶也呼应参与。康达、苏慕东、王善荃、黄思永等安徽同乡以茶磁赛会公司为平台，积极组织徽茶赴美参赛，并获超等文凭金牌奖。茶商们经过博览会的体验，开阔了视野，增强了自豪感，同时也意识到了华茶产制与他国的差距，振兴商务，复兴华茶的愿望更为紧迫。《申报》的一条消息颇具代表性：“安徽茶商近因中国茶市日坏，亏折日甚，急欲设法挽回，拟仿照日本中央茶业公司办法，以茶磁公司为枢纽，如何改良如何推广，均请苏慕东部郎锡第总理其事。据部郎所述，此次在会场亲见各国之茶实不及华茶之良，然其销路转旺于吾华数倍者，以魄力既大而又能实行推广之法也。如华茶整顿合宜，复继以畅销之妙用，则数年以后，定可操纵利权。但就美洲各地推算，较之今日销数可增一倍。惟日本某公司其政府既为保护，复为辅助，是以克全其功。今欲举一大公司，起初一二年间恐难遽收全效，又未知国家振兴商务之意实欲造至何等地位，故部郎筹议至今仍未允承其任云。”
但是，此时的大清帝国已经老迈不堪，行将就木，对于振兴实业，走向世界的正确主张已无余暇顾及，康达、苏慕东等以茶磁公司为枢纽，改良推广华茶的设想，终成虚话。
注释：
1.陈旭麓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3页。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第1册)》，广陵书社2007年，第187-188页。
3.江岳波：《晚清赴美参加圣路易斯博览会史料》，《历史档案》1987年第4期，第27页。
4.磁，本意指磁石。也指磁性、磁化。历史上“磁”“瓷”混用。本文中之“磁”同“瓷”，指用高岭土等烧制的材料，即瓷器。
5.赵祐志：《跃上国际舞台:清季中国参加万国博览会之研究(1866-1911)》，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5期, 1997年6月，第323页。
6.(清)颜世清：《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42下，1905年，第213—216页。
7.《茶磁赛会公司》，《新民丛刊》第25期，1903年，第119页。
8.《申报》，1903年3月4日，第3版。
9.《中外日报录黄秀伯观察茶磁赛会公司说帖(附跋)》《湖北商务报》第138期，1903年，第4—7页。
10.《茶磁赛会公司重订章程》《新闻报》1903年5月2日、5月3日第3版。
11.《茶磁赛会公司之希望》，《鹭江报》第40期，1903年。
12.《茶磁赛会近闻》，《新闻报》1903年4月25日，第2版。
13.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档案号02-20-002-03-002。
14.《赴美国赛会正监督溥伦为前工部郎中苏锡第办理茶磁赛会事致外务部咨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编：《清代外务部 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 中美关系卷 第6册 国际会议》，中华书局2017年，第146-149页。
15.《赛会志略》，《东方杂志》第1卷第3期,1904年，第186页。
16.《茶磁赛会消息》，《北洋官报》第468期，1904年，第8、9页。
17.《圣路易赛会华茶的价值》，《安徽俗话报》，第16期，1904年，第3、4页。
18.《申报》，1904年12月5日，第2版。
19.《商部茶磁赛会之获奖》，《湖南官报》第936号，1904年，第5页。
20.《中国茶磁之声价》，《北洋官报》第492期，1904年，第9页。
21.李爱丽：《晚清美籍税务司研究 以粤海关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71页。
22.《美国白兰克茶公司与上海茶磁公司订立之销茶合约摘要》，《新闻报》，1905年3月23日，第3版。
23.《整顿茶务》，《申报》，1905年3月27日，第16版。
来源：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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