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中国普洱茶网 整体品牌升级,更名为「茶友网」

河南仰

找到约11条结果 (用时 0.001 秒)

《膳夫经手录·茶》释义

唐代巢县县令杨晔撰写的《膳夫经手录》,成书于大中十年(856年),原书四卷,今仅存一卷。《宋史·艺文志》所登四卷,与王尧臣崇文总目四卷手录本基本相同。两个版本可能都是收集转录而成的。其中只有“茶”的内容很详细,分产地、销区、品质优劣等内容,与《茶经》、《茶录》等有同样的考证和研究价值。

现存《膳夫经手录》全文近1500字,分豆类、蔬菜、禽、羊、鱼、肉类及水果、茶等,无目次,无标点。其中茶的文字最多,是全书重点。

所载全文源于《续修四库全书》,文中有个别缺字,以“”代表,为了保证全文的真实性,先录原文,加注标点符号,再作释译。《膳夫经手录·茶》原文如下:

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採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茗丝盐铁,管榷存焉。今江夏已东,淮海之南,皆有之。今略举其尤处,别为二品总焉。

新安茶,今蜀茶也,与蒙顶不远,但多而不精,地亦不下。故析而言之,猶可以首冠诸茶。春时,所在吃之皆好。及将至他处,水土不同,或滋味殊于出处。惟蜀茶南走百越,北临五湖,皆自固其芳香,滋味不变,由此尤可重之。自谷雨已后,岁取数百万斤,散落东下,其为功德也如此。

饶州浮梁茶,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猶得,不得一日无茶也。其於济人,百倍於蜀茶,然味不长於蜀茶。

蕲州茶、鄂州茶、至德茶,以上三处出处者,并方斤厚片,自陈、蔡已北,幽、并已南,人皆尚之。其济生、收藏、榷税,又倍於浮梁矣。

衡州衡山,团饼而巨串,岁取十万。自潇湘达於五岭,皆仰给焉。其先春好者,在湘东皆味好,及至湖北,滋味悉变。然虽远自交趾之人,亦常食之,功亦不细。

潭州茶,阳团茶(粗、恶),渠江薄片茶(有油、苦硬)、江陵南木茶(凡下),施州方茶(苦、硬),己上四处,悉皆味短而韵卑。惟江陵、襄阳皆数十里食之,其他不足记也。

建州大团,状类紫笋,又若今日大膠片。每一轴十片余,将取之,必以刀刮,然后能破,味极苦,唯广陵、山阳两地,人好尚之,不知其所以然也,或曰疗头痛,未详(以上以多为贵)。

蒙顶(自此以降,言少而精者)。始,蜀茶得名蒙顶也,于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竞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虽非蒙顶,亦希颜之徒。今真蒙顶有鹰嘴、牙白茶,供堂亦未尝得其上者,其难得也如此。又尝见书品,论展陆笔工,以为无等,可居第一。蒙顶之列茶间,展陆之论,又不足论也。

湖(州)顾渚,湖南紫笋茶,自蒙顶之外,无出其右者。

峡州茱萸簝,得名近自长庆,稍稍重之,亦顾渚之流也。自是碧涧茶、明月茶、峡中香山茶,皆出其下。夷陵又近有小江源茶,虽所出至少,又胜于茱萸簝矣。

舒州天柱茶,虽不峻拔遒劲,亦甚甘香芳美,可重也。

岳州浥湖所出亦少,其好者,可企於茱萸簝。此种茶性有异,唯宜江水煎得,井水即赤色而无味。

蕲州、蕲水团黄、团薄饼,每斤(捆)至百余斤,率不甚麄弱。其有露消者,片尤小,而味甚美。

寿州霍山小团,其绝好者,上于汉美。所阙者,馨花颖脱。

睦州鸠坑茶,味薄,研膏绝胜霍山者。

福州正黄茶,不知在彼,味峭上下,及至岭北,与香山、明月为上下也。

崇州宜兴茶,多而不精,与鄂州团黄为列。

宣州鹤山茶,亦天柱之亚也。

东川昌明茶,与新安含膏,争其上下。

歙州、婺州、祁门、婺源方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赋税所入,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其先春含膏亦在顾渚茶品之亚列,祁门所出方茶,川源制度略同,差小耳。

注释:

茶,在古代没有听说有饮食(茶)的事情。到晋、宋(南朝)[1]以后,吴人[2]采其叶煮食,称为茗粥。到唐代的开元(713-741)、天宝(742-756)之间,才稍稍有了饮茶之事。至德(756-758)、大历(766-779)的时候渐渐多了,建中(780-783)以后,就繁盛起来了。茶、丝、盐、铁,都实行管榷[3]即专卖制度。今江夏(今湖北武昌)以东,淮海(今秦淮河)以南,都产茶。现在简单列举重点如下,并不是茶的全部。

新安茶[4],现在的蜀茶,离蒙顶不远,但多而不精,产地生态好,从总体分析来说,还是可以说高于其他的茶。春茶季节,在产地吃时很好,但运到其他地方,因水和环境不同,其滋味与产地有区别。唯有蜀茶能销往各地,南边走到百越(今华东诸地),北边到达五湖(指地域宽阔),皆能保持固有的芳香,滋味不变,所以特别珍贵。自谷雨以后,每年有数百万斤,分别运往东边各地,这是为大家做的好事。

饶州浮梁茶(今江西饶州浮梁县),今关西(潼关以西)至山东(太行山以东),闾阎(乡里)村落皆吃之。可以多日不吃粮食,但不能一日不喝茶。当地人对这种茶的依赖性高于蜀茶,但是茶的滋味比不上蜀茶。

蕲州茶(指湖北蕲州蕲春蕲水所产团黄、饼茶)、鄂州茶(指湖北蒲圻、崇阳所产团黄)、至德茶(指安徽池州至德县所产饼茶),以上三处出产的茶,是方形的厚片饼茶。销售到陈(河南东至安徽一带)、蔡(河南上蔡地区)以北,幽(京津等地)、并(山西太原)以南。人人都喜欢,引为时尚。其济生(对身体的作用)、收藏、纳税,都成倍超过浮梁茶。

衡州衡山(指湖南衡阳、衡山等地)茶,团饼成巨串,年产十万斤。自潇湘(潇水、湘水地区)到五岭(泛指湘、赣、粤、桂等省区边境)都希望得到这些茶。其中有先春好茶,在湘东味道很好,到湖北就变味了,该茶虽然远销交趾(今越南),当地人都经常吃,但茶叶做工不是很精细。

潭州茶,阳团茶(今长沙、湘潭、益阳、株洲等地),茶粗质劣。渠江薄片茶(湖南新化县),有油、含苦梗。江陵南木茶(今湖北江陵县),品质偏下。施州方茶(今湖北恩施县),味苦、饼硬。以上四个地方的茶,都是味短,韵味不高。只有江陵、襄阳附近数十里范围才食用,其余可以不记载了。

建州大团茶(福建建州今建瓯),形状类似紫笋,又近似当时的大胶片,每一轴有十余片。要取食时,先用刀刮(削),然后才能弄碎。茶味极苦,只有广陵(今江苏扬州)、山阳(今淮安)两地比较喜欢。不知什么原因,有的说该茶能治头痛,详情不知。

蒙顶茶[5]当时的产量减少,但做得精致。最初,蜀茶出名也是因为蒙顶茶。元和年(806-820)以前,一束锦帛﹙捆起来的五匹帛﹚还交换不到一斤早春蒙顶茶(价格很高)。所以蒙顶附近的人都争先恐后地种茶,来获得丰厚的利益。没有数十年的时间,使当地农村市场上,每年出现千万斤(形容数量多)的销售。还有虽然不是真正的蒙顶茶,也还有人冒充蒙顶茶去销售。真正的蒙顶茶有鹰嘴、芽白茶(不研膏茶露芽饼茶),供堂[7],就是提供给当地官府,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其难得的情况就是这样。又经常见到书上评议、讨论陆羽的观点,认为不可比拟,没有可以与蒙顶茶同时并列第一的。蒙顶茶和其他茶排列起来比较,再看陆羽的观点,是不足以论的。

湖(州)顾渚、湖南紫笋茶,除了蒙顶茶之外,没有比它们更好的了。

峡州(今宜昌)茱萸簝茶,出名的时间较近,在长庆年间,即唐穆宗执政时(821-824),稍稍受到重视,属于顾渚茶一类。从此碧涧茶(湖北宜昌产)、明月茶(湖北宜昌明月峡产),峡中香山茶(四川夔州云安郡奉节产),名气都在茱萸簝之下。

夷陵(今湖北宜昌西北)最近还有小江源茶,虽然产量很少,名气又胜于茱萸簝茶。

舒州天柱茶(今安徽岳西县潜山),外形虽不峻拔好看,味道也甘香芳美,得到很大的信任。

岳州浥湖茶(今湖南岳阳)所产也少,其中好的可以与茱萸簝相比。这种茶比较特别,只适宜江水煎煮。用井水煎煮茶汤泛红,而且没有味。

蕲州、蕲水团黄、团薄饼(产于湖北蕲州蕲春,今稀水。《唐国史补》常鲁公使西蕃...赞普曰我此亦有...此蕲门者,即此茶)。每捆(原文“斤”有误)至百余斤,茶叶粗薄,只有畅销品,片特别小,而味很美。

寿山霍山小团(安徽寿州、霍山产,此茶同舒州、顾渚、蕲门、昌明、浥湖远运西蕃),其中最好的茶,上贡给朝廷。所缺者如奇异馨香脱颖。

睦州鸠坑茶(浙江睦州淳安县产),味薄,只有研膏类胜似霍山茶。

福州正黄茶,滋味厚薄有优劣之分,销至岭北即今蒙古、俄罗斯西北利亚及我国内蒙、黑龙江一带,与香山(四川奉节)、明月(湖北宜昌)茶相似。

崇州宜兴茶(宜兴属江苏常州府,此处称“崇州”有误),多而不精,与鄂州团黄(湖北鄂州蒲圻、崇阳产)并列。宜兴是地名,汉代称阳羡县,隋改称义兴,唐代同。宋代太平兴国初,因避太宗赵匡义之讳,改称宜兴。《膳夫经手录》是唐书,不应该出现宜兴地名,明显此条目为后人改加,有嫌贬低该茶之疑,而后又称与鄂州团黄(《茶述》列为第一流贡茶)并列,不好解释。

宣州鹤山茶(又称鸭山茶,安徽宣州宣城丫山产),位置次于天柱茶。

东川昌明茶(四川绵州昌明县,今江油县北兽目山产。白居易《春尽日》诗“渴尝一碗绿昌明”指此),品质可与新安含膏[8] 茶比上下。

歙州(今安徽歙县,新安江流域)、婺州(今浙江武义江、金华江流域诸县)、祁门(安徽)、婺源(江西)等地方产的茶,制作精细,不含杂质树叶,自梁(四川)、宋(江都南京)、幽(京兆长安)等地,人们都崇尚、喜欢。税赋收入、商人所赍[9] ,数千里道路上都可以看见。前边说的先春含膏茶,位置排在顾渚茶品的后边。祁门产的茶,和四川茶的渊源基本相同,差别不大。

体 会:

唐代是我国茶叶生产和茶文化发展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茶叶品名多,《茶经》也说:“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列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饮茶、品茶遍及全国,佛茶、禅茶、贡茶、礼茶也达到空前高度。茶书、诗歌、艺文不断涌现,琳琅满目。在学术上最有价值的文献首推《茶经》,但也有一定局限性。

《膳夫经手录》成于晚唐,有关茶叶的记载,从时间、空间而论,可以概括全唐面貌,内容丰富,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

《膳夫经手录》对各地茶叶名品评价,总体上比较客观,特别对蒙顶茶少而精,情有独钟,评价甚高,超过了当时的官贡顾渚茶。综合其他文献,应该也不过份。反而陆羽《茶经》对四川茶的评价有些偏颇。

陆羽没有到过四川,他写《茶经》时蒙顶茶仅以“雅州芦山郡”之名上贡,尚未成名。“蒙顶茶号第一”时,陆羽已经逝世。《膳夫经手录》成于公元856年,在《茶经》(758年)成书约一百年以后,后世与前代的情况变化很大,作者应当是在《茶经》的基础上写成的。但文章开始说:“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此说不可苟同。

全书评价茶名时,特别强调本地与异地环境变化、人群差别,滋味不同,如衡州衡山茶……等,再有茱萸簝茶只能用江水,不能用井水,可见决定茶叶品质、口感,还有其他环境因素的重要性。

《膳夫经手录》从唐至今已经一千二百多年,有些茶品继承下来了,有些没有了,外形品质变化更大,历史上的评价有当时条件,不能作为现代茶叶品质标准。

茶叶古代史料考证困难很多,虽然有些茶的基本知识,而古汉语水平有限,误读、误解难免,仅供参考,恭候赐教。

注释:

1.晋宋:晋代-南北朝宋,即公元265-420年间。

2.吴人:俗称江苏曰吴,吴人即江苏之人。

3.管搉:搉与榷通假,管搉即专利。

4.新安茶:唐时雅州芦山有新安乡,邻近蒙顶。古代蒙山范围很大,邛崃天台山、芦山罗纯山包括雅安上、中、下里,雅安飞仙官帽山(又名漏阁山)、七盘山和名山蒙山都在其中。新安茶:属于大蒙山境内产品。

5.蒙顶:为了有别于其他蒙山,蒙顶仅指蒙山主峰周围,即今蒙顶山。“降”即以下,蒙顶茶少而精,与大蒙山新安茶有别。

6.希颜之徒:颜回字子渊,孔子弟子,天资聪睿,仁慈,德高望重,后世尊称“复圣”。“希颜之徒”指希望学习颜回之人,此处指学习仿造蒙顶制茶之人。

7.供堂:官府治事之地曰堂,“供堂”指上级官员。

8.新安含膏:唐代饼茶制造有研膏(压膏),即捣后榨去部分茶汁和不研膏(含膏)不榨去茶汁之分。新安含膏仿造蒙顶不压膏露芽茶制法,故名。

9.赍:音zi,通资钱财。

(发表在2012年第6期《吃茶去》杂志;作者:李家光)

中国瓷器上的莲纹

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古代又称芙蕖、芙蓉。《尔雅·释草》“荷,芙蕖……其华菡萏,其实莲,其根藕。”疏“芙蕖其总名也,别名芙蓉;江东呼荷;菡萏,莲华也。”千百年来,莲以它美丽的花形,芬芳的气质,不染纤尘的高洁品德深受世人的喜爱。

在我国古代文学 作品中很早就出现了描写莲的诗句。“彼泽之陂,有蒲与荷”(《诗经·陈凤·陂》);“山有扶苏,隰有荷华”(《诗经·郑风·山有扶苏》);“制菱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屈原《离骚》)。南北朝乐府民歌中咏莲的作品更是屡见不鲜。“青荷盖绿水,芙蓉披红鲜,下有并根藕,上生并头莲”(《清商曲辞·青阳度》);“千叶红芙蓉,昭灼绿水边”(《清商曲辞·读曲歌》)。一曲曲清新秀丽的民歌把江南水乡莲花盛开的美景描写的如诗如画。唐诗中也不乏赞美莲花的作品。“莲开花覆水,莲谢藕在泥。不学清萍叶,随波东复西”(丁鹤年《采莲曲》);“看取莲花净,应方不染心”(孟浩然《题大禹寺义公禅房》)。宋代著名学者周敦颐更是爱莲成癖,他在《爱莲说》中写道:“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浊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一段尽善尽美的描写,充分表现了作者对莲花的倾慕之情。


青釉莲花尊,北朝

故宫博物院


东汉时期,佛教自印度传入我国。经过逐渐的适应和缓慢的流传,到东晋、南北朝时已遍及大江南北。随着佛教的到来,佛教艺术随之兴起。莲花作为佛教文化中的重要文化象征,是佛教偶像崇拜和佛教艺术中常见的图案。传说釉迦牟尼降生前,宫廷中百鸟齐鸣,四季花木一同开放,池中开出大如伞盖的莲花。釉迦牟尼得道成佛后,每当他传教说法时,都坐在莲花宝座之上。在有关佛教艺术的雕塑作品中,诸佛所坐的台座也多为莲花形。佛经中把佛所居住的地方称为莲华世界,“莲华世界,是卢舍那佛成道国”(《华严经》)。佛教经典也有以莲花题名的。《法华经》全称《妙法莲华经》,是大乘佛教的一部重要经典。经的名称以“妙法”比喻所说教法微妙无穷,以“莲花”比喻经典的洁白高雅。


就连僧众所披的袈裟也与莲花有密切关系,“袈裟又名莲华衣,谓之不为欲泥所染故”(《释氏要览·上·法衣》)。总之,在佛教艺术中莲花的图案造型随处可见,无论是石窟寺的柱础、藻井,还是佛像的台座、背光,都普遍与莲花有着不解之缘。莲花纹饰出现在我国瓷器上面,则首见于六朝青瓷。


萧山窑青釉划莲瓣纹盘,晋

故宫博物院


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文化大融合的时代。中国的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与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互相融合,共同推进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受佛教艺术的影响,三国、西晋瓷器上出现了佛像、忍冬等与佛教有关的纹饰。江苏金坛西晋墓和浙江平阳元康元年墓出土的青瓷谷仓,腹部均贴饰模印佛像。佛像身披袈裟,双手合抱坐于莲花台座之上。东晋晚期,瓷器上开始出现了简单的莲瓣纹。


岳州窑青釉划花莲瓣纹盘口瓶,五代

故宫博物院


东晋青瓷在质地和釉色上比以前有显著提高,“瓷”的特点更加鲜明。为突出青翠如玉的釉质,东晋青瓷一改早期繁缛的装饰,仅饰以简单的弦纹或褐色彩斑。东晋晚期,盘碗类器物开始装饰简单的刻划莲瓣纹。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出土的茶黄釉钵,外壁刻划简单削瘦的莲瓣十七瓣。镇江阳彭山出土的莲瓣纹碗,每个花瓣由数条极细的划线组成。以上两处墓葬出土的刻莲瓣纹器物与浙江萧山县上董窑遗址的盘碗残片非常相似。从现有资料看,东晋青瓷中饰有莲瓣纹的器物数量有限,品种也较少。一般碗类多装饰在外壁,盘类则装饰在内心。装饰技法也较单调,多属划花、刻花之类。


南北朝时期,佛教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扶持。据史载,南朝梁代佛教最兴盛时佛寺多达两千多所,北魏末期僧尼多达两百余万人。随着民间信佛者的剧增和大量寺庙、石窟的修建,佛教艺术的影响已深入到各个领域。在各种工艺品中,莲花题材几乎无处不见。它从东晋时期的初露端倪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莲纹此时不仅大量装饰在盘碗类圆器上,也广泛用于罐、尊等琢器上。装饰技法大为拓展,更为丰富,除了延用重线浅刻外,还采用浮雕、堆塑、模印帖花等多种技法。


合肥市 隋开皇三年墓出土的

寿州窑六系莲瓣纹青瓷盘口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重大发展时期。在三国两晋南北朝陶瓷成就的基础上,隋唐瓷器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繁荣昌盛的唐帝国对外来文化具有兼容并包的宏大气魄,南北朝时期带有宗教色彩的莲纹此时已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逐渐成为现实题材而普遍为民间艺术所采用。


隋代瓷器的装饰风格与南北朝相比,显得朴素简洁,以罐类为例,北方生产的四系罐以腹部凸起的一道弦纹代替了覆莲纹;南方生产的六系、八系罐体形瘦长,大口丰肩,为适应器形特点,莲瓣纹上移到肩部。瓶类的莲纹也多装饰在肩部。


青釉兔纽莲瓣纹权

故宫博物院


隋代莲瓣的瓣尖有圆状和尖状两种。合肥隋开皇三年墓出土的青釉碗,外壁刻划仰莲一周,瓣尖细长。同墓出土的青釉盘口壶,腹部刻一道凹弦纹,弦纹上下分别刻划尖状覆莲和仰莲。这两件刻划尖状莲瓣的器物与凤阳武店灵泉寺东山早期寿州窑遗址出土的瓷片非常相似,当为隋代寿州窑产品。


唐代以前,我国瓷器上的莲纹一直未能突破图案化、规格化的模式。湖南长沙铜官窑首创的釉下彩绘新技法,将绘画艺术引入瓷器装饰领域。完整的莲荷图案、水禽莲池图案开始以国画的形式出现在瓷器上。铜官窑釉下彩绘的纹饰题材十分丰富,包括人物、动物、花草、云气山水等。其中花卉题材所占比例最大,而花卉纹饰中又以褐绿彩绘的莲荷图案最多。莲瓣饱满圆润,荷叶舒张自如,笔法流畅,形象生动。虽仅寥寥数笔,却尽得写意之妙。这种新的装饰技法突破了以往刻划纹、印纹的局限,突破了多年来图案化模式的框框,使画面充满了勃勃生机。除了釉下彩绘外,铜官窑的釉下点彩也很有特色。扬州唐代遗址出土的黄釉褐蓝彩双系罐,以褐蓝相间的大小斑点组成联珠,配置成云头和莲花图案。构思新颖,别具风格。此外,铜官窑印花、划花瓷器中也有大量的莲花图案。


唐代白瓷中也有不少装饰莲纹的上乘之作。西安东郊唐乾封二年段伯阳墓出土的白釉贴花高足钵,下腹堆贴圆肥的仰状莲瓣,喇叭状高足上贴覆状莲瓣,器腹装饰三组具有波斯风格的贴花图案,气势宏伟,装饰富丽。河南陕县出土的白瓷灯,底坐塑成莲花柱础形,构思巧妙,造型规整。


唐白釉莲花纹盘

烟台市牟平区博物馆 


“唐代佛教盛行,陶瓷也用来烧制有印度风格的宗教器物。有一种塔形罐,用作随葬品,具有佛教特征”。塔形罐是唐墓中常见的器物,罐下腹一般均装饰一层或几层仰状莲瓣。如河北蔚县榆涧唐墓出土的绿铅釉塔形罐,西安中堡村唐墓出土的三彩塔形罐等。佛教艺术发展到唐代,从题材到风格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幻想的宗教世界已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并把外来艺术的精华水乳交融地融入本民族的传统艺术之中。”莲纹此时已逐渐失去了宗教色彩,日益表现出富有生活气息的民族风格。


唐代崇尚牡丹,周敦颐《爱莲说》中提到“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但牡丹图案在唐代瓷器上尚不多见。直到宋辽时期,牡丹才在瓷器装饰领域中大放异彩,并开始逐渐取代莲花成为花卉题材中最常用的纹样。 


三彩刻花鹭莲纹盘,辽

故宫博物院


宋辽金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中非常重要的时期。南北名窑辈出,官民窑竟相发展。无论是釉色品种还是装饰题材都空前繁荣。在花卉图案中,国色天香的牡丹后来居上,作为主题纹饰开始超过莲花。莲瓣纹在北宋早期仍占有一席之地,但后来随着荷塘风光、莲池水禽、婴戏莲花等富有民间生活气息图案的大量出现。莲纹自东晋出现在瓷器上以来,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变化,到宋代已完全脱离了宗教影响,成为优美的纯装饰性题材。由于唐宋以来推崇牡丹,莲花已逐渐失掉其传统的优势地位。但深受人们喜爱的莲纹仍是宋代各大窑系中普遍使用的题材。


青花鱼莲纹罐,元

故宫博物院


到了元代,莲瓣纹是青花瓷器最常见的边饰,这种经过变形的莲瓣俗称“八大码”,外廓由外粗内细的两道线构成,线条转折生硬,显得棱角分明。瓣与瓣之间均留有空隙,瓣内绘制各种纹饰。其中以绘制火珠、火轮、银锭、珊瑚、犀角、双钱等图案的杂宝纹最有特色。


南京市中华门外郎宅山明永乐十六年(1418)叶氏墓出土一件青花莲池鸳鸯纹碗,1960年出土,南京市博物馆收藏。


莲池鸳鸯和莲池鱼藻是元青花中的写实性主题纹饰。布局繁密,结构严谨,笔法遒劲有力,生动自然。莲花的花瓣状如饱满的麦粒,“荷花、荷叶、莲蓬都不填满色,鸳鸯、水藻都带几笔水纹,仿佛水在流动。”这类画工精湛的作品艺术效果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图案纹饰,是元青花中的精品。


明天顺  青花荷莲大碗 

故宫博物院


明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


明代鸳鸯莲池纹一改元代繁密的布局,画面疏朗有致。1988年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的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盘心画三丛莲花,一对飞翔的鸳鸯雄上雌下,相互呼应,茨菇、芦苇、浮萍穿插其间。鸳鸯的双翅和水波纹用青花绘制,彩料部分先在胎上刻出浅细的轮廓线,施釉烧成后再按釉下轮廓线填绘彩料。荷叶用没骨法渲染,莲花先勾出花瓣轮廓,然后在瓣内填绘红彩。纹饰舒展,线条流畅,画面清新秀丽。成化斗彩器物上的鸳鸯莲池纹与宣德基本相似,但彩绘部分不在釉下预刻轮廓线。纹饰的线条柔和纤细,色彩淡雅。明代后期的鸳鸯莲池纹画工草率,构图凌乱,不能和早期相比。


康熙 五彩加金鹭莲纹尊

故宫博物院


清代莲荷题材中成就最高的当属康雍时期的写实莲荷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五彩加金莲荷纹凤尾尊,颈部和腹部满绘两幅完整的莲荷图。莲瓣丰腴饱满,荷叶舒张自如,莲丛中点缀着芦苇、茨菇、浮萍,水鸟鸣叫,彩蝶飞舞,画面充满了勃勃生机。色彩浓艳的红莲绿荷与一朵用金彩描绘的莲花交相辉映,整个画面金碧辉煌,宛如一幅精美的工笔国画。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雍正“二年试乙号样”款粉彩莲纹盘,“盘内壁粉彩绘出荷花纹饰,共画八朵荷花,三朵盛开,五朵含苞。这些荷花都是先用黑彩勾勒出花瓣的轮廓线,再填淡粉彩进行渲染,然后用深粉色在花瓣尖端略加点缀,使花朵明暗层次清晰,彩色秀丽温雅。荷花周围配几片荷叶,或肥硕碧绿,或残败苍劲,从而更衬托出荷花亭亭玉立,香远益清的高雅风姿”。清新的画面,纤巧的笔法,柔和的色彩,形成了雍正工笔花鸟图案清雅秀丽的风韵。


清乾隆  斗彩鸳鸯卧莲碗 

故宫博物院


乾隆时期,瓷器装饰雍荣华丽,刻意求精。但过分追求规整和工细导致了繁冗和堆砌,艺术上的倒退使莲纹失去了昔日的生机,在斑烂的色彩、华贵的外表下,隐含着僵化、呆板和滞气。乾隆中期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败,陶瓷工艺也开始由盛转衰。各种以莲荷为纹饰的器物虽然数量众多,但艺术上已远不能和前期相比。


莲花是我国传统的装饰题材,在西周晚期的青铜纹饰中已开始崭露头角,春秋战国的铜器、陶器上普遍采用莲瓣作为装饰。但中国瓷器上的莲纹是受佛教艺术的影响发展起来的。从东晋的初露端倪到南北朝的鼎盛时期,莲纹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及至唐代、中华民族巨大的同化力已将外来艺术中的精华水乳交融地融入本民族的传统艺术之中。瓷器上的莲纹进入了成熟时期。宋辽金时期我国陶瓷器装饰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装饰题材日益丰富,加上牡丹花的异军突起,一直在装饰领域据统治地位的莲纹开始进入萎缩时期。元明以后,缠枝莲纹作为一种定型的装饰题材长盛不衰。乾隆中期以后陶瓷业日趋衰落,莲纹在艺术创新上无所建树,但作为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传统题材仍广为流行。建国以后,作为中华民族所崇尚并具有传统力量的莲纹又重放异彩。随着新中国陶瓷业的繁荣昌盛,流行了千年的莲纹必将在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发展,永不泯灭。

(本文来源于古玩元素网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本平台,我们会第一时间处理)

茶典鉴赏:续茶经 之"茶之具"

第二章 茶之具

《陆龟蒙集·和茶具十咏》


茶坞

茗地曲隈回,野行多缭绕。向阳就中密,背涧差还少。遥盘云髻慢,乱簇香篝小。何处好幽期,满岩春露晓。

茶人

天赋识灵草,自然钟野姿。闲来北山下,似与东风期。雨后探芳去,云间幽路危。唯应报春鸟,得共斯人知。

茶笋

所孕和气深,时抽玉笤短。轻烟渐结华,嫩蕊初成管。寻来青霭曙,欲去红云暖。秀色自难逢,倾筐不曾满。



金刀劈翠筠,织似波纹斜。制作自野老,携持伴山娃。昨日斗烟粒,今朝贮绿华。争歌调笑曲,日暮方还家。

茶舍

旋取山上材,架为山下屋。门因水势斜,壁任岩隈曲。朝随鸟俱散,暮与云同宿。不惮采掇劳,只忧官未足。

茶灶[经云灶无]

无突抱轻岚,有烟映初旭。盈锅玉泉沸,满甑云芽熟。奇香袭春桂,嫩色凌秋菊。炀者若吾徒,年年看不足。

茶焙

左右捣凝膏,朝昏布烟缕。方圆随样拍,次第依层取。山谣纵高下,火候还文武。见说焙前人,时时炙花脯。[紫花,焙人以花为脯。]茶鼎新泉气味良,古铁形状丑。那堪风雨夜,更值烟霞友。曾过赭石下,又住清溪口。[赭石、清溪,皆江南出茶处。]且共荐皋卢,何劳倾斗酒。

茶瓯

昔人谢,徒为妍词饰。[《刘孝威集》有《谢启》。]岂如璧姿,又有烟岚色。光参筠席上,韵雅金侧。直使于阗君,从来未尝识。

煮茶

闲来松间坐,看煮松上雪。时于浪花里,并下蓝英末。倾馀精爽健,忽似氛埃灭。不合别观书,但宜窥玉札。

《皮日休集·茶中杂咏·茶具》



晓携去,蓦过山桑坞。开时送紫茗,负处沾清露。歇把傍云泉,归将挂烟树。满此是生涯,黄金何足数。

茶灶

南山茶事动,灶起岩根傍。水煮石发气,薪燃杉脂香。青琼蒸后凝,绿髓饮来光。如何重辛苦,一一输膏梁。

茶焙

凿彼碧岩下,恰应深二尺。泥易带云根,烧难碍石脉。初能燥金饼,渐见干琼液。九里共杉林[皆焙名],相望在山侧。

茶鼎

龙舒有良匠,铸此佳样成。立作菌蠢势,煎为潺声。草堂暮云阴,松窗残月明。此时勺复茗,野语知逾清。

茶瓯

邢客与越人,皆能造前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枣花势旋眼,沫香沾齿。松下时一看,支公亦如此。

《江西志》:余干县冠山有陆羽茶灶。羽尝凿石为灶,取越溪水煎茶于此。

陶谷《清异录》:豹革为囊,风神呼吸之具也。煮茶啜之,可以涤滞思而起清风。每引此义,称之为水豹囊。

《曲洧旧闻》:范蜀公与司马温公同游嵩山,各携茶以行。温公取纸为帖,蜀公用小木合子盛之,温公见而惊曰:“景仁乃有茶具也。”蜀公闻其言,留合与寺僧而去。后来士大夫茶具,精丽极世间之工巧,而心犹未厌。晁以道尝以此语客,客曰:“使温公见今日之茶具,又不知云如何也。”《北苑贡茶别录》:茶具有银模、银圈、竹圈、铜圈等。

梅尧臣《宛陵集·茶灶》诗:山寺碧溪头,幽人绿岩畔。夜火竹声干,春瓯茗花乱。兹无雅趣兼,薪桂烦燃爨。又《茶磨》诗云:楚匠斫山骨,折檀为转脐。乾坤人力内,日月蚁行迷。又有《谢晏太祝遗双井茶五品茶具四枚》诗。

《武夷志》:五曲朱文公书院前,溪中有茶灶。文公诗云:“仙翁遗石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群芳谱》:黄山谷云:“相茶瓢与相筇竹同法,不欲肥而欲瘦,但须饱风霜耳。”乐纯《雪庵清史》:陆叟溺于茗事,尝为茶论,并煎炙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时好事者家藏一副,于是若韦鸿胪、木待制、金法曹、石转运、胡员外、罗枢密、宗从事、漆雕秘阁、陶宝文、汤提点、竺副帅、司职方辈,皆入吾中矣。

许次纾《茶疏》:凡士人登山临水,必命壶觞,若茗碗薰炉,置而不问,是徒豪举耳。余特置游装,精茗名香,同行异室。茶罂、铫、注、瓯、洗、盆、巾诸具毕备,而附以香奁、小炉、香囊、匙、箸……未曾汲水,先备茶具,必洁,必燥。瀹时壶盖必仰置,磁盂勿覆案上。漆气、食气,皆能败茶。

朱存理《茶具图赞序》:饮之用必先茶,而制茶必有其具。锡具姓而系名,宠以爵,加以号,季宋之弥文;然清逸高远,上通王公,下逮林野,亦雅道也。愿与十二先生周旋,尝山泉极品以终身,此间富贵也,天岂靳乎哉?

审安老人茶具十二先生姓名:韦鸿胪[文鼎,景,四窗闲叟],木待制[利济,忘机,隔竹主人],金法曹[研古,元锴,雍之旧民;铄古,仲鉴,和琴先生],石转运[凿齿,遄行,香屋隐君],胡员外[惟一,宗许,贮月仙翁],罗枢密[若药,传师,思隐察长],宗从事[子弗,不遗,扫云溪友],漆雕秘阁[承之,易持,古台老人],陶宝文[去越,自厚,兔园上客],汤提点[发新,一鸣,温谷遗老],竺副帅[善调,希默,雪涛公子],司职方[成式,如素,洁斋居士]。

高濂《遵生八笺》:茶具十六事,收贮于器局内,供役于苦节君者,故立名管之。盖欲归统于一,以其素有贞心雅操,而自能守之也。商像[古石鼎也,用以煎茶],降红[铜火著也,用以簇火,不用联索为便],递火[铜火斗也,用以搬火],团风[素竹扇也,用以发火],分盈[挹水勺也,用以量水斤两,即《茶经》水则也],执权[准茶秤也,用以衡茶,每勺水二斤,用茶一两],注春[磁瓦壶也,用以注茶],啜香[磁瓦瓯也,用以啜茗],撩云[竹茶匙也,用以取果],纳敬[竹茶橐也,用以放盏],漉尘[洗茶篮也,用以浣茶],归洁[竹筅帚也,用以涤壶],受污[拭抹布也,用以洁瓯],静沸[竹架,即《茶经》支也],运锋[果刀也,用以切果],甘钝[木墩也]。

王友石《谱》:竹炉并分封茶具六事:苦节君[湘付风炉也,用以煎茶,更有行省收藏之],建城[以箬为笼,封茶以贮度阁],云屯[磁瓦瓶,用以勺泉以供煮水],水曹[即磁缸瓦缶,用以贮泉,以供火鼎],乌府[以竹为篮,用以盛炭,为煎茶之资],器局[编竹为方箱,用以总收以上诸茶具者],品司[编竹为圆撞提盒,用以收贮各品茶叶,以待烹品者也]。

屠赤水《茶笺》:茶具:湘筠焙[焙茶箱也],鸣泉[煮茶磁罐],沉垢[古茶洗],合香[藏日支茶瓶,以贮司品],易持[用以纳茶,即漆雕秘阁]。

屠隆《考馀事》:构一斗室,相傍书斋,内设茶具,教一童子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此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

《灌园史》:卢廷璧嗜茶成癖,号茶庵。尝蓄元僧讵可庭茶具十事,具衣冠拜之。


王象晋《群芳谱》:闽人以粗磁胆瓶贮茶。近鼓山支提新茗出,一时尽学新安,制为方圆锡具,遂觉神采奕奕不同。

冯可宾《茶笺·论茶具》:茶壶,以窑器为上,锡次之。茶杯,汝、官、哥、定如未可多得,则适意为佳耳李日华《紫桃轩杂缀》:昌化茶,大叶如桃枝柳梗,乃极香。余过逆旅偶得,手摩其焙甑,三日龙麝气不断。

仙云:古之所有茶灶,但闻其名,未尝见其物,想必无如此清气也。予乃陶土粉以为瓦器,不用泥土为之,大能耐火。虽猛焰不裂。径不过尺五,高不过二尺余,上下皆镂铭、颂、箴戒之。又置汤壶于上,其座皆空,下有阳谷之穴,可以藏瓢瓯之具,清气倍常。

《重庆府志》:涪**石,为茶磨极佳。

《南安府志》:崇义县出茶磨,以上犹县石门山石为之,尤佳。苍缜密,镌琢堪施。

闻龙《茶笺》:茶具涤毕,覆于竹架,俟其自干为佳。其拭巾只宜拭外,切忌拭内。盖布虽洁,一经人手,极易作气。纵器不干,亦无大害。

【译文】

《陆龟蒙集·和茶具十咏》(略)

  

《皮日休集·茶中杂咏·茶具》

《江西志》记载:在余干县冠山,有陆羽茶灶。陆羽曾经在这里凿石为灶,取越溪(即余干市湖)水煎茶。

宋初陶谷(字秀实,州新平人)《清异录》记载:用豹子皮做风囊,可以作为风神呼吸也就是鼓风的器具。烹煮茶叶品饮,可以荡涤艰涩不通的思虑,从而生发飘然清风的愉悦。人们常常引申此义,称之为水豹囊。

南宋朱弁(字少章,号观如居士,婺源人)《曲洧旧闻》记载:北宋名臣范镇(字景仁,封蜀郡公)与司马光(字君实,卒赠温国公)一同游览嵩山,各自携带茶叶旅行。司马光取纸为帖包裹茶叶,范镇则用小盒子盛茶,司马光见后惊叹道:“景仁还有茶具呢!”范镇听到他的话,把茶盒子留给寺中的和尚就离去了。后来士大夫所用的茶具精致华丽,可以说极尽世间之工巧,可是心中尚且追求豪华没有止境。晁说之(字以道,号景遇生)曾经对客人说过这番话,客人回答:“假使司马光见到今天的茶具,又不知道会如何说了。”《北苑贡茶别录》(当为宋代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记载:茶具有银模、银圈、竹圈、铜圈等。

北宋梅尧臣《宛陵集》中有《茶灶》诗写道:“山寺碧溪头,幽人绿岩畔。夜火竹声干,春瓯茗花乱。兹无雅趣兼,薪桂烦燃爨。”又有《茶磨》诗写道:“楚匠斫山骨,折檀为转脐。乾坤人力内,日月蚁行迷。”又有《谢晏太祝遗双井茶五品茶具四枚》诗。

《武夷志》记载:武夷山五曲朱文公(朱熹,谥文)书院前,山溪中有茶灶。朱熹《茶灶》诗写道:“仙翁遗石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王象晋《群芳谱》记载:黄庭坚(号山谷道人)曾说过:“观赏选择茶瓢与观赏选择筇竹方法相同,不要过肥而要偏瘦,但是需要饱经风霜。”乐纯《雪庵清史》记载:陆羽沉湎于茶事,曾经著有《茶论》,兼及煎煮、烘焙的方法,并创制了一套茶具,包括二十四件,以都统笼盛起来贮藏。当时好事者每家收藏一副,于是像韦鸿胪、木待制、金法曹、石转运、胡员外、罗枢密、宗从事、漆雕秘阁、陶宝文、汤提点、竺副帅、司职方等以古代官爵名称命名的茶具,都进入了我的箱笼之中。

许次纾《茶疏》记载:大凡士大夫外出游历,登山临水,一定要带上酒壶和酒杯,至于茶碗和熏炉却弃置一旁不予理睬,这就只是在豪饮中游玩,而忘记了老朋友茶。我外出游历时,特意置备一套行装,准备好精品茶叶、名贵香料,行旅之中随身携带,住下时则要放在另外一间房中。这些行装包括:茶瓶、茶铫、茶壶、小茶杯、茶洗、瓷盆、手巾等各种茶具,附带着香奁、小炉、香囊、羹匙、筷子……在没有汲取泉水之前,就要预先准备好茶具。茶具一定要清洁而干燥。冲泡时壶盖一定要仰放着,瓷盘不能直接向下扣着放置在桌案上。油漆的气味和食物的味道,都能够败坏茶味。

明代朱存理《茶具图赞序》中说:品饮的功用,以茶为首,而制茶必须具备相应的茶具。赐予茶具姓名,并宠以爵位,加以名号,这是宋朝末年更加崇尚文采的表象;但是这种做法格调清逸,蕴涵高远,上通王公贵族,下达山林隐逸,也是一种雅道。我希望能够常与茶具十二先生周旋往还,品尝山泉极品,并以此终老此生。此间的富贵,上天难道吝惜而不给予吗?

审安老人茶具十二先生的姓、名、字、号如下:韦鸿胪[文鼎,景,四窗贤叟],木待制[利济,忘机,隔竹主人],金法曹[研古,元锴,雍之旧民;铄古,仲鉴,和琴先生],石转运[凿齿,遄行,香屋隐君],胡员外[惟一,宗许,贮月仙翁],罗枢密[若药,传师,思隐寮长],宗从事[子弗,不遗,扫云溪友],漆雕秘阁[承之,易持,古台老人],陶宝文[去越,自厚,兔园上客],汤提点[发新,一鸣,温谷遗老],竺副帅[善调,希默,雪涛公子],司职方[成式,如素,洁斋居士]。

明代高濂(字深甫,钱塘人)《遵生八笺》中说:茶具十六件,都收藏贮存在器局即方箱之内,供役于苦节君即风炉,所以将其一一命名以便于管理。这也是想将其归于一统,由于茶具素有坚贞的心志和高雅的节操,自然能够坚守。商像[就是古石鼎,以商彝周鼎刻纹铸像,用来煎茶],降红[就是铜火箸,用来夹拢火,不用铁链连在一起用时很方便],递火[就是铜火斗,用来搬火],团风[就是素竹扇,用来发火],分盈[就是挹水勺,用来度量水的多少,相当于《茶经》中的水则],执权[就是称量茶的秤,用来计量茶的多少,每勺水二斤,用茶一两],注春[就是瓷瓦壶,用来倒茶],啜香[就是瓷瓦瓯,用来喝茶],撩云[就是竹茶匙,用来取果],纳敬[就是竹茶橐,用来放茶盏],漉尘[就是洗茶篮,用来洗茶],归洁[就是竹筅帚,用来清洗茶壶],受污[就是擦拭的抹布,用来清洁茶瓯],静沸[就是竹架,相当于《茶经》中的支],运锋[就是果刀,用来切水果],甘钝[就是木制的墩]。

明代王绂(字孟端,号友石生、九龙山人,无锡人)《谱》(即钱椿年《茶谱》的附录)记载竹炉并分封茶具六事:苦节君[就是湘竹做的风炉,用来煎茶,更有行省收藏之],建城[用竹叶做成笼子,包裹茶叶以便收藏贮存],云屯[就是瓷瓦瓶,用来舀取泉水,以供应煮水],水曹[就是瓷缸瓦缶,用来贮存泉水,以供应火鼎],乌府[用竹子做篮,以盛木炭,作为煎茶的燃料],器局[用竹子编成方箱,用来把上述茶具收拢起来集中贮存],品司[用竹子编成圆形的提盒,用来收藏贮存各种茶叶,以待烹煮品饮]。

明代屠隆(号赤水)《茶笺》记载的茶具有:湘筠焙[就是烘焙茶叶的箱子],鸣泉[就是煮茶的瓷罐],沉垢[就是古代的茶洗],合香[就是收藏日常用的茶瓶,以贮存茶具],易持[用来盛茶,就是漆雕秘阁]。

屠隆《考馀事》中说:构建一个斗室,与书斋相邻,室内设置茶具,指导一个童子专门从事烹茶,以供应终日清谈,寒夜独坐。这是幽人隐士的首要工作,不可稍有荒废。


明代陈诗教《灌园史》记载:卢廷璧嗜茶成癖,号称茶庵。他曾经收藏元代和尚讵可庭茶具十件,衣冠整齐地进行参拜。

明代王象晋《群芳谱》(一作周亮工《闽小记》)记载:福建人以粗瓷胆瓶贮存茶叶。近年来鼓山佛教寺院半岩茶下来后,一时风气全都学习新安(即徽州,今安徽黄山),制成方形或圆形锡茶具,就觉得神采奕奕,与众不同。明代冯可宾《茶笺·论茶具》中说:茶壶,以瓷器为上,锡器次之。茶杯,汝窑(在今河南汝州)、官窑(在今河南开封)、哥窑(在今浙江龙泉)、定窑(在今河北曲阳)为佳,如果不可多得,只要适意就好了。

明代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记载:昌化(今浙江杭州)茶大叶好像桃叶和柳梗,味道特别香。我经过当地的旅馆偶然得到昌化茶,用手在制茶的焙甑上摩挲,龙涎、麝香的味道三日不绝。

仙(当为明初宁王朱权,晚年自号仙,然以下文字不见于朱权《茶谱》)说:古代所用的茶灶,只听说过其名声,不曾见过其实物,想必没有如此的清香之气。我于是以陶土做成瓦器,不用泥土烧制,更能耐火,即使处猛烈的高温焰火也不会烧裂。直径不超过一尺五寸,高不过二尺多,上下都雕刻有铭、颂、箴、戒之类的文字。又把汤壶放在上面,底座都是空的,下面还有空穴,可以贮藏瓢、瓯等茶具,清香之气倍于平常。

《重庆府志》记载:涪江的青石做茶磨极好。

《南安府志》记载:崇义县出产茶磨,以上犹县石门山的石头制成的尤其好。色呈青黑,纹理缜密,镌刻雕琢得很好。

明代闻龙《茶笺》记载:茶具洗涤好之后,反扣过来放在竹架上面,等待其自然风干为佳。擦拭的抹布只适宜擦拭茶具表面,切忌擦拭茶具内部。因为布巾虽然清洁,然一旦经过人手,非常容易产生异味。即使茶具不干燥,也没有什么大碍。

文/网络综合

找到约10条结果 (用时 0.0 秒)
没有匹配的结果
找到约1条结果 (用时 0.0 秒)
没有匹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