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有乾坤 壶中见精神
——报人与茶的风云际会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面对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有些人直接拿起了武器，而报人们则挥动起如椽大笔，一篇篇振聋发聩、激昂慷慨的文章见诸报端，成为唤醒民族灵魂、沸腾爱国情怀的利器。
提笔落墨之际，茶始终是报人们的精神伴侣。作为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茶历史源远流长，内涵博大精深，中华茶道一以贯之、传承有序。中华报人更是将茶道精神演绎得分外瑰丽，茶香不仅滋养了报人精神，他们还以茶为笔写春秋。笔下有乾坤，壶中见精神，报人的笔端汹涌澎湃的不仅是对理想生活的追求，更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翘盼。
到茶馆喝茶是中国人特殊的生活方式，因此茶馆里也少不了报人的行踪。大大小小的茶馆，形形色色的茶客，也为新闻工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
近代报坛名家中，茶生活丰富的不在少数，但要论泡茶馆的“疯狂”，无人能及赵超构(1910 —1992年)。1934年，赵超构受聘于南京《朝报》，踏上了新闻事业之路。彼时他孤身一人，所识朋友不多，读书写作之余，就泡在茶馆里。
赵超构(1910 —1992年)
1938年，赵超构参加重庆《新民报》工作，他每天晚饭后都要到茶馆约三五知己见面，高谈阔论一番。这些碰撞的闪光点，成了生动的素材。他说：“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喝完茶，回到报馆里，每天来它一段，真是精彩!”
赵超构还借由一杯茶“深入生活，了解社会”，关心人民的衣食住行，体察群众的种种想法。他每天早上，从后门出来，泡上一碗茶，就和街坊群众聊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什么人都见得着，什么事都听得着”。
后来，赵超构“短、广、软”的标志性办报理念，也与他以茶馆见闻为基础写作有关，成为他办报生命力的源泉。“短”，就是短小精悍;“广”，指选材广泛，内容多样;“软”即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和人民生活联系紧密。
民国时代街头的茶馆
报人记者张林岚这样评说赵超构的表现：“赵超构虽然自嘲是‘废话协会会长’，但他毕竟是个有心人，热爱新闻事业，能披沙拣金，在废料中梳理出不少有用之物。”
各色人物、各类事件就是这样被赵超构写进专栏杂文里，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篇章。若没有茶馆，没有茶客，恐怕内容自然会减少三分丰满与滋润。
茶馆是一个特殊的载体，社会百态、芸芸众生，无数人在这里出入。它无疑成为报人观察社会、洞烛人世的“街角社会”。(图为成都宽窄巷子的露天茶铺)
从清末算起，成都的茶馆已兴盛了100多年。“坐茶馆”是成都人的一种特别嗜好，茶客们可看川剧、可听清音、可溜鸟、可打盹儿或者看看闲书、要么就两三个人凑在一块儿摆龙门阵，听听社会新闻。成都茶馆儿的浓浓的地方特色，俨然成了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如果写成都，茶馆是不可忽视的存在。著名作家兼办报人李劼人(1891—1962年)用他如椽巨笔记录并创造了一个“活色生香的茶世界”。李劼人生于四川成都，从小受茶文化熏陶，他说成都话，开创性地把四川方言融入文学创作，用摆龙门阵的说书风格描写成都风土人情;他迷恋川味美食，甚至在成都指挥街开过一家名为“小雅”的餐馆。
李劼人(1891—1962年)
李劼人于1912年开始写作，自1915年底起，先后任《四川群报》主笔、编辑和《川报》社长兼总编辑，其间写了大量时评、杂文等。因他所生活的年代正是茶馆文化在四川成都盛行的时代。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挑夫走卒，都有进茶馆喝茶的习惯。在他的作品里，有大量对茶文化的描写，尤其是对茶馆文化的描写更是贴切细微。
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他所创作的“大河小说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享有盛誉，有许多场景就发生在成都的茶铺里。
李劼人故居“菱窠”(图片来源：李劼人故居纪念馆)
成都有两座草堂。一座在城西，是著名的“杜甫草堂”;一座在城东，是李劼人的故居“菱窠”。许多人不知，李劼人曾经担任过成都市首任副市长，人民南路、杜甫草堂，还是李劼人在任时主持修建的。
如今，李劼人故居旁的东门市井，便是以李劼人笔下的老成都市井生活场景为塑造原型，尽力还原了李劼人小说里的成都，比如出自小说《死水微澜》里的“天回镇”、“菜市坝”、“皇城坝”、“水津街”等名字，和公馆建筑群、下沉集市、铺板小馆、老式茶铺、凉亭水榭等地标，再现了老成都市井生活。
成都复兴茶馆 (图片来源：黄龙溪古镇)
1949年以前，成都以报刊为主体的新闻业很是红火，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茶馆营业的发达。因为众多的茶馆，为报纸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新闻素材和信息资源，还成为报刊销售网络的载体。
故旧时，成都的新闻从业人员大多混迹于茶馆之间，或用一壶茶的时间寻找素材，或陶冶情操激发创作灵感，或与同行友人不定期聚会互通有无……新闻从业者之所以喜欢泡茶馆，因为这是“衣食父母”般的依赖。
所以在成都“坐茶铺”，并非都是像闲人雅士一般去“品茗”。
何以见得?李劼人在他的小说《暴风雨前》所描述的晚清成都，便表明了市民对茶馆的依靠：“坐茶铺，是成都人若干年来就形成了的一种生活方式。茶铺，在成都人的生活上具有三种作用：一种是各业交易的市场;一种是集会和评理的场所;另一种是普遍地作为中等以下人家的客厅或休息室。”同时在他笔下，茶馆还是集会和评理的场所，民间艺术表演的舞台。
人们在茶铺里打开水、煨中药、炖肉汤。不仅清音、竹琴、川剧、评书能在茶铺里找到舞台，棉纱、布匹、药材、粮油也能在这里做成买卖。
“袍哥”(四川的民间秘密组织)在茶铺里设码头、摆茶阵(一种江湖隐语，用茶杯摆出不同阵形)。有了纠纷矛盾，邀约上一干人“吃讲茶”(发生争执的双方到茶馆里请公众评判是非)，断是非。
一方茶铺，不但为三教九流提供了社交、娱乐、交易的场所，也给挑水工、堂倌、戏班、理发匠等小贩提供了持久的生计。在20世纪上半叶的成都，它“包办”了大众几乎所有的公共生活，成为一道独特风景。
20世纪40年代成都市的茶铺
作为交易市场，也许才是成都茶馆高朋满座的因素。如此活跃的茶馆，自然也成为新闻工作者经常光顾的地方。在这里可以喝茶谈天，互通信息。茶馆既是传播消息的民间“通讯社”，也是宣传新思想的大舞台。
在四川，茶铺几乎是所有民间演出的发祥地，戏园也从茶铺衍生而来。近代新文化自晚清开始在四川萌芽、发展，茶铺里不时上演追求个性解放、饱含民主思想的新剧。舞台上，川剧、清音、竹琴、评书你方唱罢我登场;舞台下，人间悲喜、国仇家恨在茶汤里翻滚激扬。
来源：茶道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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