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与文化

原标题：吴羚靖 | 18-19世纪英国移种中国茶与发展印度茶之问题探析

来源：世界历史放映室

摘要：18—19世纪间，英国突破生态限制，利用帝国政治、科学知识和自然生态，主导了中国茶的空间转移与印度茶的兴起。这项与茶相关的帝国实践，既是英帝国政治、经济强势地位的表现，更是殖民时代英帝国生态控制、科学应用及知识权威的集中体现，它展示了自然之物如何在英帝国海外扩张中被逐渐融入社会建构、帝国生态的进程，也体现了人类的历史活动如何受自然影响与限制的情形。

关键词：中国茶；印度茶；英帝国；帝国生态；科学知识；环境史

作者：吴羚靖，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本文载《学术研究》2017年第12期。系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环境史及其史学的创新研究”（16ZDA122）的阶段性成果，项目首席专家为清华大学梅雪芹教授；同时受清华大学辅导员海外研修计划支持（Tsing hua Fudaoyuan Research Fund）。

为方便阅读，本文注释省略，需要请参考原文。

将茶树从中国移植到欧洲殖民地上，大都由个人的努力而促成。只有在英属印度情况稍有不同，它是由于一个国家的迫切需要而造成的结果。

      ——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

茶起源于中国，其历史源远流长，后来随着地区间贸易联系的加强，茶成为连接中国内部各地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联系的重要纽带，在政治、国际贸易、观念、日常饮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长久以来，中国垄断着茶的种植与贸易，但自18世纪下半叶起，西方开始探寻移种中国茶的可能性。凭借帝国的扩张力和自由贸易的趋势，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英国各界纷纷派出“植物猎人”，详细考察中国茶的种植环境和制作方法，并尝试将中国茶苗采集后移种到距离中国最近的印度殖民地茶园。不过，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中国茶在印度出产不稳定。与此同时，英国也在印度加紧步伐寻找当地野生茶。1823年，印度阿萨姆野生茶被发现，1834年阿萨姆野生茶被正式确定，但当时英国的科学家、印度植茶者依旧认为中国茶种品质优于阿萨姆野生茶，于是他们一边继续向印度引进中国茶苗，聘用中国茶工来优化印度茶的品种和种植方式，一边也在印度大力垦荒、发展种植园。20世纪初，迅猛发展的印度茶取代了中国茶，成为英国茶叶消费市场的主要供应者，茶也成为塑造英国国家认同的重要载体。

学界的已有研究为本文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出于各自研究视角和问题解释取向的不同，这些研究对英国在整个中国茶移种和印度茶兴起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帝国茶叶种植的生态后果、自然本身如何影响了这一历史进程等问题论述不够。因此，本文尝试从英帝国环境史的视角出发，将18—19世纪英国移种中国茶、发展印度茶的实践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既关注帝国范畴内不同群体与不同自然空间的相遇，也关注自然在此中发挥的作用，以探讨英帝国如何超越原本生态边界的限制，主导中国茶的空间转移以及后来如何利用帝国的知识与权力来推动印度茶的兴起。

一、平移自然：英国移种中国茶的多次实践

中国茶叶从17世纪起进入英国人的视野，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中国风”（Chinoiserie）风靡欧洲的背景下逐渐流行开来。当时，英国社会各界对了解茶叶的渴望实际上是社会知识与文化想象的混合物。除了社会大众对茶叶饮品的追捧，英国知识界也致力于探讨中国茶的自然性质、功用价值。博物学家想要将这种异域植物纳入西方启蒙分类体系；园艺爱好者希望了解茶树生长的秘密，有机会购买来装点自家花园；医生们想要测试茶叶是否是治病万灵药；政客以及哲人们则着重讨论茶叶所蕴含的道德伦理与文化内涵；商人们渴望考察中国人的种茶方法和制茶工艺，以便日后引导其种植、生产，摆脱中国对茶叶市场的控制。此外，到18世纪下半叶，中、英之间茶一银贸易的日益紧密愈发刺激了这种渴望，英国政府想要改善农业而提出“种绿省银”（Growing Green,Saving Silver）发展经济。于是，移种中国茶成为一项事关英国民生、帝国扩张、社会文化以及中英关系的事业。

（一）班克斯时代的尝试。其实，最先提出要移种中国茶的并非英国人，瑞典的博物学家林奈（Carl Linnaeus）从1750年开始就已尝试将中国茶移种回本国，但因为茶苗无法承受长时间的海上运输和植物对气候环境的不适应而作罢。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占领和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经验则使英国拥有瑞典所不具备的条件。1757年印度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其海外非正式代理东印度公司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也已熟稔中国和印度的贸易规则；英国国内此时也正倡导改善农业来提高社会整体水平；博物学考察风尚正兴，尤其是在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1743—1820年）的主导下，皇家学会、皇家植物园丘园（Kew garden）与东印度公司有着紧密的合作。

约瑟夫·班克斯

1780年代前后，英国人开始将移种中国茶的想法付诸实践。1788年，时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和丘园实际管理者的班克斯，分别与英国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主席霍克斯伯里（Lord Hawkesbury）和当时东印度公司主席威廉·德威尼斯（William Devaynes）讨论中国茶移种印度的事宜。他们认为，如果有相应的资金支持和理论支撑，英国可能在其东印度或西印度殖民地种植茶树，以供应英国的茶叶消费，而不再完全依靠从中国进口。班克斯认为移种中国茶“任务的成败不仅影响东印度公司，而且关乎整个国家”。随后，班克斯通过自身与东印度公司的联络以及私人关系，多次派植物学家从中国获取茶种与茶苗后在英国植物园和印度殖民地不断进行移种实验。1789年，卡明船长从中国运茶树2722株，但到达印度加尔各答植物园时仅272株存活，其余死于途中。1793年，英国派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团到中国考察，使团中的斯丹东（George Lenoard Staunton）对植物学造诣颇深，另有斯约纳克（David Stronach）和霍克斯顿（Haxton）两位致力于植物采集工作的园丁。该使团受班克斯所托，要采集中国茶，并留心记录中国茶的制作过程。1816年阿美士德访华团虽然也在中国收集了一些茶苗与茶籽，但他们所乘坐的轮船后来触礁，茶籽茶树全部丢失。几次努力的失败使得英国暂时搁置了茶树移种的计划，因此直至1820年班克斯去世，他也没有实现在英国殖民地种植中国茶的计划。

（二）印度茶叶委员会和福钧的调查。英国在尝试将中国茶移种至印度次大陆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寻找印度野生茶树的努力。19世纪伊始，英国社会便不断流传印度发现野生茶树的消息。与此同时，在英帝国自由贸易日渐高涨的背景下，1813年英国议会宣布废除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权利，其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于1833年正式停止。东印度公司茶叶贸易特权的丧失使英国各界纷纷骚动，他们想要在新时代东方茶叶贸易中分一杯羹。为满足英国植茶者开辟印度茶园的迫切需求，时任印度总督班庭克（William Bentinck）于1834年选派13名英国人及印度人成立新的印度茶叶委员会（India Tea Committee），其主要任务是研究中国茶能否成功移植印度，这一任务既要考察中国茶的种植环境和制茶方法，也要寻找印度境内最适合移种中国茶的地域。

为了获得中国茶苗和茶籽，1834年6月印度茶叶委员会派秘书戈登（George James Gordon）到中国，考察茶树栽培与茶叶制作工艺、购买茶苗茶种以及雇佣中国茶叶工人等事宜。由于此时英国并未打开中国的大门，清廷禁止外国人进入茶区及私运茶籽出口，因此戈登的此次调查只是间接地购得大批武夷茶籽，于1835年将它们分三批顺利运往印度加尔各答，并在广州招募到愿意前往印度传授制茶技术的中国茶工。戈登运回的茶籽种于加尔各答，培育的幼苗在随后两年间被送到印度不同地区栽培和观察，其中2万株栽于阿萨姆省，2万株则栽于喜马拉雅山西北部的古门和台拉屯，2000株栽于印度南部的尼尔吉利山，剩下的9000余株被分配给多位私人种茶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后，栽种于尼尔吉利山的树苗难以成活，种在阿萨姆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区的树苗虽有枯死，但也有几个茶园的茶苗存活数量可观，以至于有植物学家推测如果这些茶树生长顺利，再过数年印度茶园无须购买中国茶种。

如前文所述，此时的东印度公司已不再垄断中国茶叶的销售，需要和其他商人竞争，因此该公司的商人也加大力度探寻移种中国茶的办法。然而，当时中国严厉限制茶种外流，禁止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进行茶叶考察，英国人的茶叶移种计划被搁置。直到鸦片战争之后，《南京条约》开放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广州为通商口岸，这为英国移种中国茶提供了契机。1843—1855年间，苏格兰博物学家罗伯特·福钧（Robert Fortune,1812—1880年）受皇家园艺学会和东印度公司委托先后三次来访中国，通过乔装打扮成中国人的样子、与中国当地民众合作等方式，系统地考察江浙地区和徽州的绿茶、福建红茶和广东花茶的制作工艺。1843年，福钧第一次到达中国，他先后参观了宁波周边绿茶产区和福建红茶种植园，其考察后的记录向西方世界清晰地呈现了中国茶品种、种植以及制茶方法。得益于第一次考察的成功，东印度公司在1848年和1853年先后两次委托福钧到中国考察。福钧第二次考察的重点在于为东印度公司收集品质上乘的茶树茶种，聘请经验丰富的中国种茶、制茶工人传授茶叶栽培加工方式。三年后，福钧带着8名中国茶工和数万茶树苗及茶树种子到达印度加尔各答植物园。1853年，东印度公司再次派福钧到中国搜集茶苗茶种、招募更多的茶工，还让其考察中国花茶的制作工艺。两年后，福钧将其收集的大量优质茶苗和制茶设备以及所招聘的17名茶工一并送至印度的加尔各答。福钧的考察活动使英国移种中国茶的企图有了很大的突破。他亲自冒险进入中国的一些重要茶区，与当地茶农打交道，考察种茶、制茶等工艺，获得一手的考察记录，也解释了很多原来被误解的问题。

罗伯特·福钧

（三）平移自然与模拟生境。从18世纪的班克斯到19世纪的福钧，帝国扩张与全球贸易驱动着英国人尝试移种中国茶。此中每一次对中国茶乡的探访和考察、每一位“植物猎人”对茶生长环境、植物栽培以及制茶工艺的考察，都是英国构建自然帝国的重要部分，因为它展现了英帝国尝试克服“有形帝国”内生态资源的限制，通过平移自然、模拟自然生境来实现帝国的政治、经济目标。

数次茶叶调查和移种实践无疑存在着共性。植物猎人需要深入地了解中国茶的生长环境，按照当时西方博物学的原则将东方异域自然生态指标化，分析当地的气候、地形、土壤等自然条件；与此同时，他们还需要比照着中国茶乡的生态环境，在印度范围内寻找最接近中国南方茶区的地方。当班克斯向德威尼斯表示印度的哈尔、库棋比哈尔、兰普尔三个地区是最适合种茶的区域时，他就是基于孟加拉到喜马拉雅山之间的地区气候环境与中国茶园非常相似而提出的。福钧第二次到中国时，考察了徽州松萝山（今安徽省休宁县）的自然条件，他以英格兰的自然作为参照系来描述当地生态，发现当地岩石与英格兰类似，红色的钙质砂石和欧洲相似，植被也具备英格兰或印度北部地区常见植物的特质。当他完成在中国的考察来到东印度公司在喜马拉雅山附近的茶园参观时，又将喜马拉雅的自然与中国对比：“喜马拉雅山上的植物群与同一纬度中高山植被类似。在喜马拉雅山上发现的物种也能在中国的武夷、浙江、江西等地的山脉上见到。当这些植物猎人考察中国茶树的自然生长条件和印度发展茶园的可能性之时，他们实际是在对生态的认知中完成一个平移自然的过程，他们将当地自然条件一个个从其原来的生态整体中剥离出来，将它们重新编织进以帝国为基础的全球统一的自然秩序和归类模式中。在这一系统中，自然变成统一的语言，只要是系统里气候、土壤等条件类似，即可实现茶种的平移和栽植。

此外，除了比照茶叶生长环境外，成功移种中国茶还离不开运输过程中对茶苗、茶籽生长环境的维护。就先前的大多数移种实践来看，当时从中国到印度的海上航行需要耗费至少一个月，在长途中照顾活种茶苗是一项难度极高的工作，大部分茶苗在运输中枯萎，茶籽也因颠簸难以发芽成长。直到1830年代“沃德箱”的出现，使帝国的植物猎人们看到了提高移种存活率的希望。沃德箱是一种密闭的保护植物生长的玻璃容器，能够保护种在箱子里的植物在长途运输中免受海浪海风的侵蚀，最早应用于英国移植南非、澳大利亚的活体标本。后来，具有丰富园艺经验的福钧尝试对其进行改造，他根据中国、印度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尝试在沃德箱里放置浅层湿润土壤，将茶籽播种至土中，上层还种着一些桑树苗，然后封闭箱子。实际上，改良后的沃德箱是在封闭空间内模拟出中国东部茶乡和喜马拉雅地区的自然条件，桑树苗的蒸腾可以为茶籽发芽提供合适的水分、稳定箱子内的气温，营造出适合植物生长的小气候（micro-climates），使得经过长途旅行后到达加尔各答的中国茶籽还能正常生长。这是英帝国将殖民扩张过程中积累的博物学经验应用到移种中国茶的实践中的表现。

因此，英国若干次考察中国茶树生长环境和寻找印度适合种茶之地，既可以被视为帝国殖民扩张的政治、经济努力，也可以被视为帝国博物学家认知、改造异域自然的实践。它表明了英帝国试图打破国家地理阻隔，探索平行生态系统（parallele cosystem）存在的可能，而在移种过程中帝国模拟自然、将异域景观用统一的自然话语表达出来，彰显了帝国对于自然生态的控制能力，这是一种受益于又服务于帝国经济与国家权力的无形能力。

二、自然工厂：印度茶业的发展与问题

英国移种中国茶和发展印度茶“像同时运转的平行世界”，一边移种中国茶到印度，另一边也不断考察印度野生茶的存在。当时的英国人对印度茶品质和出产量信心不足，于是继续引种中国茶与其混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经很难辨别茶园里的印度野生茶和中国茶。英国对印度殖民地的政治控制和印度茶园日趋稳定的产茶量使帝国的植茶者将工作重心从移种中国茶转向大规模开垦印度茶园。

（一）初期茶园试验与波折。英国寻找印度野生茶起始于考察印度的自然条件是否能够种植中国茶，却在1823年偶然间发现印度东北部阿萨姆的野生茶。1834年5月，阿萨姆邦代理人向印度茶叶委员会汇报在皮珊的新福区有野生的土生茶树，并且指出阿萨姆是适合栽培茶树的地区，其标本得到加尔各答植物园的正式鉴定。1835年印度茶叶委员会成立了科学调查团，与1834年的任务重点不同，此次调查的重点是研究阿萨姆野生茶推广种植的可能性，勘察茶树试验园最合适的位置。

阿萨姆茶叶率先成为印度茶的代表。1839年1月第一批阿萨姆茶在伦敦拍卖行瞬间被抢空，这鼓舞了英国人的信心，他们坚信随着栽培与制作方面经验的增加与改进，印度野生茶会促进英帝国的发展，阿萨姆茶必然会有与中国茶并驾齐驱的一天。1840年，阿萨姆公司得到东印度公司特许成立，获得阿萨姆地区2/3的试验茶园以及最初10年免费经营的资格。同时，从加尔各答植物园运来的中国茶树及阿萨姆茶种开始共同在印度的吉大港、古门、台拉屯等茶园生长。为了提高野生茶的品质，英国植茶者不断尝试改良印度野生茶，用中国茶混合种植。除了改良茶种外，植茶者们更是热衷开垦新土地发展茶园。从1850年代起，英国殖民政府有意扶植印度的茶业栽培，颁布《阿萨姆条例》（Assam Rules）规定土地可以出租，帝国植茶者们的投资兴趣被激发起来。

然而，令英国人始料未及的是，这项富有生机的帝国事业在不久后开始转入黑暗的阴影之中，众人沉沦于投机的植茶狂流。一些投机者狡猾地将成绩较好的新茶园作为宣传对象，大肆鼓吹快速发财之道，新、旧茶园在狂流之中盲目扩张。除了阿萨姆，大吉岭、卡察、雪儿赫脱、古门及哈萨利巴等地都是投资者的偏爱之地。1861年，殖民政府在原先《阿萨姆条例》基础上增补的《坎宁法规》（Lord Canning Rules）使茶园经济泡沫进一步加剧。按照该法规，殖民政府将土地统一定价卖给个人，即便是丛林中未经开垦的荒地，每英亩也必须以10卢比或以上的价格销售。这项举措虽然使茶园售价提高，但植茶者们对开垦茶园的需求不减，于是阿萨姆、卡察、大吉岭以及吉大港等地投机者肆意开垦荒地、倒卖土地，甚至有些不能种茶的贫瘠土地也被高价销售或一地多次销售。到1865年前后，茶叶泡沫破灭，原本价值10万卢比的茶园一夜之间只卖到数百卢比，有的每英亩甚至不值1先令。直到1870年代，印度的茶业才逐渐从危机中重生，恢复信用和稳定的生产。

（二）茶园困境与土壤问题。迅猛发展的印度茶在19世纪中叶呈现的是一幅繁盛的假象，其背后隐藏着当地景观的改变以及后续土壤、病虫害等问题。茶园热潮迅速改变了当地景观。当时的植茶者认为茶树苗的生长需要光照，周边高大的树木会阻挡茶苗吸收阳光，因此茶园周边的树林也随之被清理。一位19世纪下半叶在阿萨姆的英国植茶者回忆道：“粗狂美丽的密集丛林里交织着树木、蕨类、爬行物以及灌木丛，各片叶子颜色、大小、形状各异，使得那些自然爱好者惊叹不已。”可见，当时阿萨姆本是丛林覆盖，此中生物丰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小生境”。然而新茶园数量增加、茶垄日趋密集，破坏了原本的土地景观和自然生境。久而久之，茶园原先的地表被剥落，取而代之的是密集的茶垄，周边的自然森林系统被人为消解，森林覆盖面积急速减少。到了1901年，茶园主们控制了印度阿萨姆地区164个茶园，占地244653亩，而同时水稻和其他农作物的占地面积也不过357135亩。阿萨姆大部分的自然景观、生态环境已经和殖民前极为不同，加剧了印度沦为“一片开裂的土地”的处境。

虽然植茶者能短时间内从日渐增长的产茶量中获益，但是几十年后他们都不得不面对茶园发展的最大问题：土壤肥力下降。从19世纪末在印英国植茶者和科学家的记录资料来看，土壤退化主要是两个原因：不了解所选茶园地周边的自然环境和茶园快速扩张所带来的巨大生态压力。如前文提及，很多茶园主完全没有种茶经验，他们往往没有经过详细考察就任意选址种茶。当时就有人提出阿萨姆察查地区茶园土壤退化的原因是错误的选址，因为大部分察查茶园实际上“土壤没有附着力，在热带雨林气候下种茶会使土壤力容易被冲刷走，随着土壤流失，植物也就难以生长”。而且，茶园在开垦中取代了当地原有的自然生境，原先小生境里给土壤提供养料的树叶等生物消失，“茶树叶子也被剥落，使得没有叶子能够返回到土壤，造成了土壤肥力逐渐下降”。土壤肥力的下降还影响着一个小生境内诸多自然之物的生长状态，因此当其退化时诸多生态问题便接踵而来。以阿萨姆茶园为例，该地茶园的种植扩张降低了土壤的蓄水能力，从而扰乱自然排水系统，最终导致当地无规律的洪灾。

另外，土壤的退化也使茶树无法获得正常生长所需的养料，茶树容易枯萎或遭受病虫害的袭击，病虫害发病率升高。植茶者从19世纪下半叶就开始意识到病虫害问题，但他们认为病虫害问题并非自古就存在，而是一种新出现的现象。1873年，上阿萨姆锡布萨格尔地区的植茶者萨缪尔·皮尔（Samuel E.Peal）第一次正式提出阿萨姆茶园的病虫害问题，他认为茶蝽将成为未来植茶者最大的敌人，会使每亩茶产量下降。至于病虫害产生的原因，皮尔将之归咎于茶园本身的快速发展，他认为茶园集中收集灌木、只重视新叶发展等为病虫害提供了最合适的生长条件。除了茶蝽外，当时阿萨姆茶园常见病虫害还有红蜘蛛、疱状疫病、蚊枯病、茶蚜、橙色甲虫、毛虫、蟋蟀、镑虫、白蚁等，其中有部分是印度特有的。这使得我们有理由怀疑病虫害是英国殖民印度后高度开垦茶园后所带来的问题。

（三）流水作业与自然工厂。为了在茶叶市场上与中国茶竞争，印度茶园必须保持比中国茶更低廉的价格，故茶园主除了努力改善土壤肥力、保持更稳定的茶叶产量之外，还将英国工业机械化生产技术挪移到印度茶园，用流水作业来压低劳动力成本。印度茶园一开始采用中国茶工带来的制茶方法，将绿色茶叶加工为干燥的箱装红茶，即手工揉捻，在炭火上烘干，装箱时工人用脚踏紧。这种方法耗费劳动力，而且一些茶园主认为“不文明、不卫生”，于是他们引进新的机械。1872年，英国科学家威廉·杰克森（William Jackson）发明了第一台揉捻机。后来，其发明的其他类型的机器在制茶过程中也都有应用。

英国人利用机器代替人工制茶，建立起自己的茶叶生产系统，即将切割（Cut）、撕碎（Tear）和揉捏（Curl）融为一体的“CTC方法”。与传统的中国制茶法不同，用这种方法制茶，不必将新鲜的茶叶放置阳光下或炭炉内萎凋若干小时，只需要将茶叶放进旋风机和干燥机，在五分钟内就能完成茶叶的萎凋步骤。随后，切割机取代了原先的人力，将茶叶切成特定的方块，再由连杆滚动机来实现原来人力压制的步骤。接着，再将茶叶翻入干燥机借助炭热快速加温发酵。最后，通过特制的捡茶机按尺寸大小对茶叶分类。采用这种方法，整个加工过程几乎不需要任何人工干涉，便可以提高制茶效率，保证茶叶生产的低成本。1872年印度制茶成本是每磅11便士，而1913年采用新式制茶法后使成本减到每磅只需2.5便士至3便士，8000台揉捻机可以代替过去的150万名劳工用手工制茶。

然而，流水生产使茶叶变成一种工业产品，摈弃了茶叶原有的自然性质及其对自然条件的依赖，被附加上工业属性，而每一个茶园实际也成了“绿色天地里的大工厂”。当时也有人抱怨机械化茶叶生产改变了茶的风味。尽管如此，印度茶还是凭借其低价优势在20世纪初取代了中国茶，逐渐垄断了日后英国茶叶市场。据统计，19世纪后期，印度茶在英国市场占领的份额从1866年的4%上升到1903年的60%,相反，中国茶则从96%下降到10%。

可见，19世纪印度茶的兴起和发展过程对于英国来说，无疑是决定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事件。英国在运营这项帝国事业时，将印度的自然和人作为一个可控制的区域，其控制力既体现在政治、领土的占领方面，也体现在对该地的生态环境和自然知识的利用方面。当然，英帝国运转其“自然工厂”时，也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无论是移种来的中国茶表现出的环境不适应性，还是后期茶园扩展所引发的一系列土壤、病虫害问题，都是被统治的自然作用于人类活动的反映。

三、被统治的自然：帝国事业与生态

从经济和政治角度看，英国社会的茶叶需求推动了英国商业的迅速增长，也增强了英国在亚洲的贸易网络，推动了英帝国向其他种植茶叶的地方的扩张。因此，19世纪英国在其帝国范围实现茶叶种植及其茶叶贸易的独立，是改变全球格局的重大节点；随着印度茶业的稳定发展，印度茶被不断进行文明建构，成为展现维多利亚时代国家认同的象征物。

在这一重要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仅有政治家和资本公司的作用，还有帝国的植茶者、植物猎人、科学家、种植园工人以及不同空间的自然生态的共同作用。从18世纪起，英国博物学发展与英国农业改良浪潮结合在一起，这也奠定了塑造英帝国的基础。博物学家们以丘园和皇家学会为依托建立起庞大的海外网络，纷纷投身到考察海外殖民、利用殖民地经济作物的行动之中；早期英国移种中国茶和考察印度自然环境付出的诸多努力，使得帝国扩张与博物学考察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些帝国博物学家的实践也显示了东西方自然认识传统、科学知识与地方经验间的相遇过程。在中国的书写传统里，分析自然环境风景应从一个整体的视角，将自然当作由山、水、人、物相互交织、联结的有机体，但帝国博物学家在考察时围绕着茶树种植的目的，将自然解构成特定的因素，按照帝国经济需要，将当地的植物划定为有用的、无用的，这些工作通过考察报告、游记等方式被记录下来，帮助帝国建立科学知识权威，用科学代码为帝国的读者制造英国之外的世界，赋予帝国的经济扩张以合理性。这是一场在自然生态认知领域内的“全球性世俗化工作”。当然，这一过程也包含着地方经验的反作用和科学知识对地方经验的吸收。那些被派到中国考察、采集茶种的植物猎人记录下中国的种茶方法，吸收了茶区的地方知识。被雇佣去印度茶园教授植茶之术的中国茶工也带去了历史悠久且成熟的植茶经验，形成关于该地区土壤性质和移植栽种的知识。另外，当英国植茶者的印度茶园遭受病虫害侵扰时，他们也会参考印度当地人应对病虫害问题的地方知识，譬如曾试图借鉴印度当地的土办法，用能散发浓郁气味的土生植物（titapani）、粪便、骨灰粉来解决茶叶病虫害问题。这反映了那些远离帝国中心、在殖民地活动的群体是如何将当地百姓及其地方性经验纳入更为广阔的帝国知识网络之中的。

英帝国探求利用经济作物，挪移不同地区的有价值的自然之物以服务于帝国的事业，表明了时人所持有的利用自然的观念。而在分析帝国的权力、知识与生态控制时，作为共同参与者的“非人类”因素也应被纳入分析的框架，因为它们展现了自然的力量和历史的不确定性。如前文所述，移种到印度的中国茶苗并非如预期那样快速适应新的生长环境，印度茶业也因为过度开垦而遭遇危机，该危机本质上反映了人类活动受自然之力的限制，过度开垦茶园导致的土壤退化和病虫害的爆发都是这种限制的表现。

总而言之，作为象征全球贸易交流和自然相遇的典例，英国移种中国茶并主导印度茶兴起的过程，实际上被赋予了自然、文化、社会以及英帝国的属性。从某种意义来说，正是英帝国利用日益增长的权力为帝国的生态控制和商业资本获取创造了条件，反过来，英帝国也正是在殖民地的实践中树立了对自然知识的权威解释，改造了当地生态环境，才得以进一步维持其影响力和统治力。这样，与茶相关的帝国实践，既是英帝国政治、经济强势地位的表现，更是殖民时代英帝国生态控制、科学应用及知识权威的集中体现；它展示了自然之物如何在英帝国海外扩张中被逐渐融入社会建构、帝国生态的进程，也体现了人类的历史活动如何受自然影响与限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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掐指一算，发现新冠病毒的阴影已经笼罩在我们的头顶将近三年的时间了。反反复复的疫情变化，带来了释然与焦灼反复交战的情绪起伏，同时也构建起了某种新的公共安全卫生秩序，大家对于“捅嗓子眼”做核酸检测，扫码出入等等逐渐习以为常。

这一切又与茶是否有关呢?在作者洪漠如的笔下，茶不仅是一种颐养身心的生活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它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年代里，以自己的功效成为了中国人公共安全的一种保障。而当下的茶，同样可以为此刻的健康危机提供一些亲切自然而满含暖意的解决方案。

中国人在茶与养生的语境下时常提到一句话，叫“茶是治未病的”。所谓治未病，就是治疗未发之病。这种提法不能等同于现代医学上讲的疫苗和预防药，它需要在一个比较宽泛的公共卫生议题下探讨，是人类文明史在进化过程中掌握的一种方法，进而演变成了生活习惯。类似于我们从茹毛饮血进化到要吃熟食，从穴居野处进化到亭台楼阁。从博物馆里早期文明的器物来推断，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最主流的烹饪方式是煮。中国人的祖先通过漫长的实践将那些能吃的东西放进了可以用来煮的容器里，部落记忆里存储了一些常用食材的特性，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科学的方法，全凭经验。不一定一步到位，但形成了一种世代修订的习惯。等到有成熟文字记录的时候，在茶为食用的清单里有了“茗粥”这样一个食物。当然，茶为食用远远不止煮粥，基诺族的凉拌茶，梅城人喜欢捣鼓的擂茶，都是不同的食用方法。

生茶、生米、生姜搭配起来的梅城擂茶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很多比较闭塞的区域，对于茶的使用传统中依然有很多比较原始的痕迹。纵然近几年普洱茶比较火热，当地老百姓靠着茶叶发家致富，但是他们自己的生活空间里，茶的食用方法往往与众不同。那是他们祖先传下来的习性，你就算走进去采访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们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但是，在过去的西南山区，山川河谷将一个个寨子切割分离，在丛林之间，瘴气横行。世居在那里的老百姓依靠祖先流传的经验开辟了一个个宜农宜耕的生境。他们领教过自然对自己的惩罚，所以天然地对大自然有一种敬畏与崇拜，他们遵循着祖训，很有克制的取舍着上天的恩赐。在傣家食物中，我曾有幸喝过一种类似于羹汤的傣味。里面有肉末、芹菜、苦茶以及各种刺激性极强的香料。一口下去，辛味、辣味、香味以及微微的苦涩味混杂在一起，喝完一碗，浑身舒坦，额头微微冒汗。傣族的贝叶经里曾经讲到傣族先民曾给游历的佛陀布施食物和茶汤，也不知道佛陀饮下的那一碗茶汤是不是这个配方。祖先留下的风味，也是祖先经验在冥冥之中的庇佑。

傣味里加有苦茶的羹汤

在缺医少药的历史时期，茶叶嵌入到了生活的很多细节里，发挥着维护公共卫生的作用。云南茶山将孔明作为自己的茶祖，传说孔明在讨伐孟获的时候，由于瘴气以及水土不服等状况，导致士兵身体素质急速下降。当地老百姓认为，最终解救孔明的其实是茶。最后孔明离开的时候，给老百姓留下的也是茶，因此他被奉为云南很多茶山的茶祖。无独有偶，茶在解决瘴气以及水土不服的故事蓝本还有很多。从云南向东走，在湘西苗疆深山里，闯入苗疆的汉族官员陆杰，也曾遭遇瘴气与水土不服的问题，当地苗族老阿婆献上了茶汤，解困的陆杰奉上了一两黄金，于是留下了“一两黄金一两茶”的故事。从云南向东南走，当年下南洋的华工远涉重洋的时候，面对十分糟糕的生活卫生环境，以及面对陌生世界的生活习惯时，也遭遇了水土不服的问题，当年的华工没有更多的医疗卫生保障，唯有以六堡茶安顿身心。在大西北，当年扎根戈壁守望着中华艺术宝窟的那群老先生，在面对饮水盐碱化，出现水土不服，经常闹肚子的症状时，以销西北的砖茶调适口味。在川西坝子，城市聚集的茶楼茶馆，让中国最早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厕所，公厕收集的粪便让附近稻农运回稻田，传统中国农业的大循环里既考虑了土壤肥力，也解决了公共卫生问题。

云南西双版纳孔明山祭祀茶祖诸葛亮

中国也有广袤的草原文明与中亚和欧洲相连，在游牧半径超越国境的年代，东方草原上没有爆发大规模的黑死病和疟疾这类传染病。牧民对长生天的信仰，让他们在流动的生活圈里，形成了一种公共卫生的共识。与此同时，东方牧民的毡房里最早有了茶叶。成吉思汗的西征大军就带着大量的茶叶，士兵喝奶茶，战马吃茶叶渣。那种被奶浸润，并且还加了盐的茶叶渣也非常香。马背上的民族对茶有特别的依赖，明朝以茶叶贸易为羁縻之策。大清入关以后，皇帝对蒙古贵族最佳的赏赐就是茶叶。康熙年间，来自湖南安化，以竹篓为单位的茶叶大量出现在帝国的赏赐清单上。蒙古贵族对这种御赐茶叶的诉求并不仅仅是荣誉，而是真实的消耗诉求。他们的饮食结构里，已经因茶形成了一种膳食平衡，如果缺失，直接会影响生活质量。茶在平民化以后，中国人口发生了激增。南宋时期的1223年，中国人口大约是8060万;元朝时期的1341年，中国人口在9000万左右;到明朝时就接近2亿人口了，到了晚清更是直接抵达4亿人口了。引发人口增长的因素有很多，比如社会稳定，高产粮食作物的流入等等，不过在这将近八百年的人口增长周期里，封建政府对于公共卫生领域的科技投入几乎为零，老百姓公共卫生领域能依赖的就是生活习惯。饮食清淡，喝沸水沏茶。沸水沏茶的习惯由个体圈层体验变成了一种社交礼仪，客来敬茶成了一套最基本的习俗，并且发扬至今。

新疆一位百岁老人，茶早已融入到他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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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与中国人的公共卫生

作者丨洪漠如

来源：洪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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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好茶,万事新昌。1月8日至9日，“中华茶世界风”首届中国茶品牌文化年会将在绍兴新昌举行。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荣誉会长周国富，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仲华，知名学者、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郑强，澳大利亚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大卫·莱恩斯等国内外专家学者深入探讨中国茶品牌文化，着力提升中国茶品牌的影响力、竞争力，开启新一年中国茶业高质量发展新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