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井茶是我国浙江省的特产，已经传承超过一千年，其中的西湖龙井更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国标中对龙井茶产地、等级、茶叶形态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再加上龙井茶本身产量不大，所以价格也相对较高。
然而，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公布的比较试验结果显示，市场上售卖的龙井茶的整体质量水平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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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以次充好虚标等级
在承担这次检测任务的远东正大检测实验室，记者看到，大部分茶在商品包装上都标注了特级或者一级，但是记者发现，同样是标注为一级的茶叶，产品的外观形态却并不一样。
根据国标规定，从外形上看，一级龙井茶应该具备扁平、光滑、尚润、挺直等一系列特点，而被检测的这款茶很明显并不具备这些特点。
国家级高级评茶师?张幼宁：
通过我们的感官审评，它是四级以下。所以这种茶就算以次充好，虚标等级。因为这种茶它都带有包装，所以消费者去购买的时候，只能看到它的标签标识，看不到它里面的样品。这样它就是欺骗消费者。
这次比较试验有5批次西湖龙井产品虚标等级，分别是：
杭州品之堂茶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标称农庄有约西湖龙井；
杭州虎跑茶叶有限公司生产的两批次标称梅龙虎牌西湖龙井；
杭州龙发茶叶有限公司生产的标称六和塔牌西湖龙井；
新昌县鸣龙茶叶加工厂生产的西湖龙井。
除此之外，还有8批次龙井茶也存在虚标等级的情况，分别是：
杭州水品元茶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标称荟尚龙井茶；
常州开古茶叶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标称开古龙井茶；
新昌县大碗茶茶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老舍茶馆龙井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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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假冒龙井茶
专家介绍，龙井茶是地理标志产品，这就意味着龙井茶的产区只能是浙江。根据国标规定，只有在浙江省内的西湖产区、越州产区、钱塘产区才出产龙井茶。所以，售卖的所谓丽水龙井茶、江苏龙井茶全部都是仿冒龙井茶。
从比较试验结果来看，有4个样品仿冒西湖龙井：
杭州御峰茶叶有限公司生产的中狮西湖龙井茶；
昆明七彩云南庆沣祥茶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七彩云南牌梅家坞龙井；
杭州西湖名茶有限公司茶厂生产的乾龙牌西湖龙井；
杭州之江茶叶有限公司生产的狮峰牌西湖龙井。
在这次比较试验抽取的45个样品中，有3个样品的产地标注为福建，分别是：
福建省政和县建溪茶厂生产的绿茶龙井；
福建省安溪醉美茶厂生产的帝山香古法雨前；
福建省政和县建溪茶厂生产的绿茶龙井。
国家级高级评茶师?张幼宁：
这三个茶特点是产地为福建，都是假冒龙井茶。我们主要是根据它的产地，它写的是福建，那是根本不可能，福建是不产龙井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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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三：农残超标
在实验室，记者发现，在众多标注为特级一级的产品中，有一款杭州明杭茶叶有限公司生产的庆芳名茶龙井茶等级标注为4级。专家告诉记者，等级为4级一般就不存在以次充好的情况，但并不代表这个产品就合格了。相反，这款龙井茶存在更加严重的质量问题，农残超标。
检测人员在这款产品中检测到了氰戊菊酯和S-氰戊菊酯残留。
国家级高级评茶师?张幼宁：
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值是小于等于0.1毫克每千克，它检测出来的数值是每千克0.38毫克，超过了快四倍。这就是不合格茶、劣质茶。
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最受推崇的一项，茶叶质量安全问题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高度关注。怎样保证茶叶安全？让消费者方便识别真假？
国内专业第三方食品追溯平台卓奇食品追溯平台负责人符春彦表示，通过建设茶叶信息化安全追溯，从茶叶种植、加工到仓储物流等各环节的全程建立关键点标识和信息化监控，实时采集在这些环节中的信息。为每件茶叶建立唯一的电子身份证，最终实现茶叶追溯与防伪，确保茶叶货真价实，杜绝假冒伪劣，并让消费者和经销商可直接查询追溯每件茶叶的源头和流通信息，确保每件茶叶“上可溯，下可追”，降低茶叶质量风险，同时提升品牌影响力。
古往今来，贸易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隋唐时期，中原王朝奉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7世纪中期至8世纪末，由于唐王朝在西域的直接统治，使中西交通的干道“丝绸之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通畅繁荣，中西贸易大为发展，人员往来也更为频繁。英国汉学家崔瑞德指出：“通往中亚和西方的各条路线对隋唐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们当然是通商要道，中国人就是通过它们出口丝织品以换取种类繁多的外国货物。但当中国正处于其世界思想极为盛行、受到的外来影响甚于以前或以后任何时候之际，它们也是主要的文化联系的环节。通过这些路线，许多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技术传到西方。”[1]P8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茶、制茶和饮茶的国家。随着茶的种植区域和面积扩大，茶制作技艺的提升和种类的增加，茶已经成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乡闾庶民的“比屋之饮”，茶文化日益兴盛。此时，作为重要日用消费品的茶、以及饮茶的文化也伴随中西贸易的繁荣逐渐西传，深入亚洲腹地，为茶叶风靡世界开启先河。
“亚洲腹地”作为一个地理概念的提出，来自探险家斯坦因，他在1928年出版的《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其中主要涉及的区域包括：东迄河西走廊，经新疆塔里木盆地，西至阿姆河上游和伊朗；南自兴都库什山，经准噶尔，北达内蒙古西部地区[2]P4。本文借用此概念，认为亚洲腹地包括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地区。《中亚古国史》载，“自远古时代,若干中国的植物,如桃及杏等,就已由中亚及波斯西传到欧洲。更后则其他中国植物如大黄、姜及茶等,亦为运入西方备受欢迎的物品。”[3]P21
01丝路勃兴：中原地区与亚洲腹地的交通
唐朝中央政府不仅对外实行积极主动地外交政策，也在前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北乃至西域地区经略，以期达到对外友好交往与和平通商的目的。唐朝初年，唐太宗先后派兵打击了威胁和阻碍丝绸之路交通、贸易的突厥、吐谷浑旧部、麴氏高昌政权，设置西伊州（公元632年改称“伊州”）、西州、庭州，并设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唐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翌年，又设置龟兹、焉耆、于阗、疏勒4个军镇。刘统在《唐代羁縻府州研究》中指出，唐朝为了保证边疆地区的长期稳定，又在安西地区内的部落、城镇基础上建立起大宛都督府、康居都督府、南谧州、贵霜州、木鹿州等多个羁縻府州作为都护府的外围防御体系，皆隶属安西都护府节制。到702年，安西都护府被一分为二，另设北庭都护府（治庭州）统辖天山、锡尔河一线以北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而安西都护府则统辖天山南麓各绿洲的城郭诸国[4]P17。可以说，唐王朝对西北乃至西域的经略，尤其是安西、北庭都护府的建立并推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等，为唐朝发展与中亚、西亚等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奠定了稳固基础。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实行较为开明的政策、制度和措施，促进国内生产力和经济等进一步发展，尤以盛唐时期最为突出。唐人所著《开天传信记》盛赞这一时期：“河清海宴，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5]P2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和商品经济、都市等也有了巨大进步与发展，这为商品经济的流通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才有可能吸引丝绸之路沿线上各国、各地区与中国进行贸易并持续繁荣[6]P24。饮茶之风在中原盛行，也逐渐影响了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之中原，流于塞外”。茶叶成为丝绸之路贸易的大宗商品，回鹘、吐蕃等入中原，皆“大驱名马市茶而归”[7]P47，从而刺激了茶叶生产，“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8]P672。唐贞元年间以十税一率征收茶税，茶税每岁收入高达40万缗之多。到唐朝后期，茶业规模愈大，茶利收入增加一倍以上。而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唐朝都市和商镇数量剧增，尤其是中小市镇增多。如西北地区丝路沿途的城市几乎全是仰赖商品贸易而产生发展的。《资治通鉴》记载：“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9]（卷198p6919）同时，在西北丝路沿线还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城市，商贸货物充足。北庭都护府治所庭州、安西都护府治所的高昌或龟兹，也是人口众多的大城市，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旧唐书》载，高昌“厥土良沃，谷麦岁再熟，有葡萄酒，宜五果，有草名白叠，国人采其花，织以为布。有文字，知书计，所置官亦采中国之号焉”。[10]P5293-5294
陆上丝绸之路在唐代扩展十分明显，形成了发达的对外交通道路网络。其一，从安西（今库车）向西，沿塔里木河、阿克苏河、托什干河方向至乌什、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之托克马克），到达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之江布尔），再向西与中亚撒马尔罕等地相连。其二，从敦煌向西，沿天山北麓西行至北庭之轮台（今乌鲁木齐以北）、弓月城（今霍城西北），至碎叶、与上道汇合，基本上是沿着西北丝路北道前行。从西部东来的胡商，则大多从呼罗珊的木鹿到阿穆勒，渡过乌浒水到布哈拉，经库克而到撒马尔罕[11]P34。安史之乱以后，因吐蕃占据了塔里木盆地及河西陇右地区，传统丝绸之路受阻，丝路北移，地处漠北的回鹘路成为中原与西域间主要通路和中西方交通要冲。《新唐书·李德裕传》载：“承平时向西，路自河西，陇右出玉门”，“自艰难已后，河陇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须取回纥路去。”[12]（卷174，P4523）其路线大致沿秦时直道到达天德军（今巴彦淖尔市），再至回鹘牙帐（即唐安北都护府，今哈拉和林），然后入伊州（今哈密），至高昌（今吐鲁番），通往西域。
此外，唐朝还积极发展驿传制度，在中原内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均十分完备，以保证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交通顺畅。据《唐六典》记载，唐朝全国共有驿站1639所，其中有水驿260所、陆驿1297所、水陆相兼所86个。[13]P163这些驿所设有驿长，配置驿马、驿船。每个陆驿之间大约相距30里。其中，从长安通往西域的主要交通要道上均设有驿馆，有专门的“捉馆官”负责，供给过路商人、官员食宿和牲畜草料，大大便利了商队、官吏、僧侣等在丝路上的往来交通[14]P107。有的馆驿明确记载是为丝路贸易或与周边各族各国交通所用的，如《资治通鉴》载：“诸酋长奏称：‘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上皆许之。”[9]（卷198，P6245）
02茶叶西行：粟特、回鹘商人的丝路贸易与茶叶传播
在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最活跃、最积极的商旅民族莫过于中亚的粟特人。粟特人发源于中亚锡尔河、阿姆河流域间泽拉夫善河的绿洲地区，位于丝绸之路的中枢、中亚与西亚间的咽喉要地。上述地区与中国之间的交流和往来具有悠久的历史。有明确记载的官方交往始于西汉。当时的粟特为康居国属地，与中原王朝保持了数百年往来，粟特人建立了繁华的商业文明，撒马尔罕等城市是欧洲大陆商业贸易路线的交汇点。粟特人在中亚绿洲地区建立的国家甚多，如以玛拉干达、阿芙拉西阿卜等中心城镇为前身形成的撒马尔罕是汉文典籍中的“萨末建”或康国；以瓦拉赫沙、阿滥谧等城镇为前身形成的布哈拉，是为汉文典籍中的捕喝（布豁）或安国。此外，还有著名城邦“苏对沙那”（即唐朝时的东曹国）、“弭秣贺”（即唐朝时的米国）、“赫时（者舌、柘支赭支）”（即唐朝时的石国），等等。这些国家以经商为主，兼顾半农半牧，掌握了较高的农业灌溉技术，使得粟特人能够长久立足于丝绸之路上砂碛干旱地区之间的一些绿洲地带。自公元前4至公元前3世纪，粟特人即已开始探索前往中国的路线；南北朝以来，粟特商人开始活跃于中原与西域之间；唐朝时期，粟特商人进一步向东发展，在当时的疏勒、于阗、西州、敦煌、肃州、甘州、凉州、长安、洛阳等地都形成了规模较大的移民聚落。[15]P27-86粟特人不仅在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以及中原各地从事商贸活动，他们的更经由长安、洛阳向东北进入灵州、云州、并州和幽州等地。粟特商队是中国和中亚、中国和印度、中国和北方民族之间贸易的主要承担者，“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民族，粟特人把东西方物质文化中的精粹，转运到相互需要的一方”。
回鹘源自铁勒，铁勒又源自匈奴统治下的丁零部落，公元4世纪—5世纪时主要聚居在漠色楞格河流域，以游牧为生。公元629年，回鹘首领菩萨遣使入唐朝贡。开元年间，回鹘汗国建立，并在安史之乱中与唐军结盟，出兵助唐收复长安、洛阳等地，唐朝先后嫁多位公主于回鹘可汗、以结和亲，历代回鹘可汗都接受唐朝的册封。公元840年，回鹘汗国灭亡，部众西迁后分为3支：一支先后以河西走廊的甘州和沙洲为中心，先后建立甘州回鹘、沙洲回鹘；一支迁至中亚葛逻禄统治区，建立哈喇汗王朝；第三支以高昌、北庭为中心建立的高昌回鹘王国。[16]P5-7不难看出，回鹘诸部西迁后建立的国家均在唐朝丝绸之路沿线，从河西走廊、高昌延伸到了中亚腹地。随着与唐朝经济联系的加强，回鹘的社会经济受中原地区的影响日渐深刻，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得到一定发展。而粟特人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流动族群之一，自回鹘汗国建立伊始就在汗国的经济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大量粟特人代表回鹘汗国与唐朝进行商业活动。回鹘作为丝绸之路的枢纽与中转站，来自东西方的商旅都要在此停留，此后在回鹘人中兴起了经商之风，“回鹘族就和中亚粟特商人一起，日夜奔驰于从漠北经北庭都护府（今吉木萨尔）、伊犁、碎叶通往河中的地区的丝绸之路上，创造了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17]30。商业经济和贸易经济逐渐成为回鹘汗国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回鹘商人参与的东西间贸易活动中，唐朝政府与回鹘间的茶马贸易是不可忽视的部分。回鹘人从唐内地换回大量的丝绢、茶叶,除自身需要外,主要远销中亚各地,他们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宗教(指改奉萨满教为摩尼教)以取悦于经商高手粟特人来打开绢、茶在中亚的销路[18]P101-106。
唐代，茶树已经普遍实现了人工栽培种植。据陆羽《茶经》记载，全国种植茶树的区域已遍及42个州郡，划定了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等8大茶区。陈椽先生在《茶业通史》估算出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全国产茶200万市担，人均达到3.64斤；并指出制茶工艺有了新的突破，发明了蒸青制茶法，制作饼茶或团茶，茶叶成为人民喜爱的饮品[19]55-57。制茶行业日益发达，产茶区遍布南方。陆羽《茶经》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英簝，福州有方山之露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灉州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芽，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20]P60这里记载的仅仅是江淮、巴蜀、岭南等名茶产地，至于一般茶园不可胜数。唐朝的制茶业已经专业化、规模化、商品化。例如安徽祁门茶区“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21]P8430-8431
茶有着生津止渴助消化的功效，对于食酪饮乳的游牧民族来说是最好的佐食饮料，备受青睐。《唐会要》记载：“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22]P1546清康熙年间编纂的类书《格致镜原》记载：“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系国家大经。”[23](卷21)丝绸之路沿线游牧民族人口众多，而自8世纪开始茶便成为重要的商品之一，茶叶贸易兴盛，茶文化在前文提到的丝绸之路安西入西域道、大同云中道和回鹘道传播，逐渐进入中亚腹地，前者是唐朝国际交往的西线，后两者是唐朝与回鹘、突厥等的交往线路。根据荣新江等人的研究总结，这些路线上最为活跃的就是粟特商队[24]136-178，他们的主要将西来的商品在长安、洛阳等地贩售后，又将茶与丝绸等带着浓郁东方气质的商品，一是经原州(固原)进入河西走廊至敦煌，再由敦煌的中转进入西域的高昌（吐鲁番)、焉耆、龟兹(库车)等，于疏勒翻越葱岭，进入中亚各地；二是经灵州(灵武西南)、并州(太原)、云州(大同东)乃至幽州(北京)、营州(朝阳)，进入回鹘牙帐，传播至漠北深处。
茶入中亚，最重要的路线之一就是途经河西走廊至西域，敦煌地区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重要节点。《敦煌文献?茶酒论》中将当时茶叶的贸易繁荣景象描述为“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蜀川（山）流（蒙）顶，其（登）山蓦岭。舒城太湖，买婢买奴。越郡余杭，金帛为囊。素紫天子，人间亦少。商客来求，船车塞绍”[25]p435。敦煌文献中已有茶具记载，敦煌沙洲某寺交割目录点检文书中（敦煌文书P.2613）有记载：“柒两弗临银盏壹，并底。叁两肆钱银盏壹，肆两伍银盏壹，肆两银盏壹。”[26]P9这里的银盏可能是一种较为高级的茶具，因为它有“底”。银茶具在唐朝是一种高级茶具，在法门寺出土的贡品中就有银茶具和烹茶拨火的银火筷。敦煌寺院中保存有这样高级的茶具，说明在当时的敦煌喝茶是一种高雅的行为，寺院的僧侣也时常喝茶。
新疆吐鲁番（唐时为高昌）作为当时西域的重要区域，茶叶贸易与饮茶之风同样也已经传播至此。据考古发现，吐鲁番阿斯塔纳那唐墓出土文物中，绢画《围棋仕女图》中便画有一个手捧茶托端茶献茶的侍女。图中的奉茶侍女，头梳丫鬟髻，额间装饰花钿，身着蓝色印花圆领长袍，双手托盏，表现了侍女为弈棋的主人进茶的情景。[27]p85-90而唐朝时茶入回鹘也有史料可证。《新唐书?陆羽传》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12]（卷196，P5612）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喀喇楚克的遗言》中，出现了“一个茶盅（茶杯），两把（涂过）漆的小勺子，六双漆筷子，十双红筷子”的记载[28]p299，这是生活在10-11世纪的回鹘人喀喇楚克临终时留给儿子的遗物，其间第一次出现了回鹘文的“茶”字，这里的茶盅确定无疑是用来饮茶的专用器具。从遗物的数量和价值来看，喀喇楚克的身份应为普通百姓，由此可以说明茶成为了回鹘人的日常饮品，更是茶饮生活在西域传播的实证。此外，在历史上粟特人居住的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广袤区域，多个语言中都有“茶”，且发音也与汉语相近，如茶在哈萨克语中称为xay,在吉尔吉斯语中称为tsay,塔吉克语中称为cairy,这说明华夏饮茶习俗早已随粟特人传播到了中亚地区[29]102。
03结论
唐代丝绸之路更加通达繁荣、成为唐朝中央政府经略西域和发展与西亚及欧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干道，基于对众多历史典籍、方志、笔记的研究，通过对唐王朝对西域地区的统治与建设、社会经济的发展、唐王朝与西域的交通路线与制度等三个方面的考察，梳理出茶叶传播的基础条件：一是隋唐时期强盛的中原王朝加强了对西域地区的经略与治理，带来了丝路的通畅与沿线的稳定与繁荣，这是丝路商品的流通的前提；二是唐代饮茶之风遍及南北，形成了成熟的茶叶消费市场，茶的种植、制作、销售成为社会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茶叶得以西传的基础；三是唐代驿传制度的完善，使丝路的交通更加便捷与安全，客观上激发了以粟特、回鹘为首的商业民族的积极性，商品流通更加频繁而广泛，这是茶叶西传的保障。
公元8—11世纪随粟特、回鹘等民族在西北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活动，茶叶得以逐渐西传，从茶向外传播的具体路径来看，通过丝绸之路，经河西走廊至敦煌，再由敦煌进入西域的高昌，翻越葱岭后进入河中地区，也就是今天的中亚各地。粟特人与回鹘人是隋唐时期陆上丝路的极为活跃者，他们通过大量商业贸易活动联结了东西方，茶叶也因由频繁密切的商业活动而进入西域所在的亚洲腹地，甚至传播至更远的西方。
刘军丽，四川旅游学院教授，长期从事饮食文化应用与传播、饮食史、烹饪理论、川菜标准化与国际化研究。2010年开始，曾多次赴河西走廊、新疆调查丝绸之路沿线饮食文化传播情况，并主持国家社科项目子课题“西北丝绸之路与华夏饮食文明传播”。四川博物院注册志愿者，2012年起在四川博物馆开展公益文物讲解公众，服务观众数万人，2019年获得全国十佳博物馆志愿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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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阳羡的泉声/才能唤醒群山/这簇拥在杯子里的/重峦叠嶂/ 一定有隐蔽的山径/留给那些/心里飘着云朵的人
一壶茶里品江南
竹海金茗、岚峰丹凝、乾红早春。茶，一共喝了三道。
茶是佳人，也是魔术师。于初冬的细雨中，从西渚镇的江南雅居出发，至位于太华镇的乾元茶场，这里正在举行第十五次阳羡茶会。在茶会上，听茶家聊茶，随大师品茶，追寻宜兴茶的前世今生。在茶的“魔法”里，我们从宜兴回到了阳羡。
江苏宜兴古称“阳羡”，素有“陶的古都”“茶的绿洲”“洞的世界”“竹的海洋”之美名。有人说，爱上茶，就等于爱上了阳羡。这话不错。北宋元丰年间，苏东坡曾四次来到宜兴，最长一次逗留了三个多月，对宜兴山水的眷恋，对阳羡茶的情有独钟，使他写下“雪芽我为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山”的佳句，并发“买一园，种桔300棵，以度晚年”之愿。后人为了纪念他，在他讲学的地方建造了东坡书院。
“山实东吴秀，茶称瑞草魁”（杜牧），“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萧洒有余清”（欧阳修），“天子岁尝龙焙茶，茶官催摘雨前芽”（梅尧臣）……宜兴的好茶、好壶吸引众多文人骚客留下千古诗文，宜兴的好水、好山孕育了徐悲鸿、吴大羽、吴冠中、钱松岩、尹瘦石等艺术名家。
最初，我在吴冠中的“江南图”里想象着江南；现在，我在宜兴茶里品味着江南。
杯中风景
阳羡茶会始于1984年秋，由茶叶专家、时任宜兴市政协副主席的张志澄发起，至1987年，共举办茶会十三次。时隔三十年后，去年在无锡市茶叶研究所举办了第十四次阳羡茶会，紧接着，就有了今年的第十五次茶会。
“阳羡茶在东汉时期已相当有名。三国孙吴时代，宜兴茶称为国山茶，国山即今天的离墨山。据《宜兴县志》记载：离墨山在县西南五十里……山顶产佳茗，芳香冠他种。”说起茶，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鲁成银便打开了话匣子，“阳羡茶之名最早见于唐代诗人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描述了春天阳羡茶采摘与焙制的情景，由其中‘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一句，可知此时阳羡茶已被列为贡茶。”
唐朝时，宜兴阳羡茶空前鼎盛，茶圣陆羽为撰写《茶经》，曾在阳羡南部山区长时间考察，认为阳羡茶“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芽者次”。唐朝中期，李栖筠任常州太守时，有山僧曾进阳羡茶，陆羽品为“芳香冠世，推为上品”。在唐朝的茶政制度中，朝廷设贡茶院生产贡茶。宜兴贡茶院“有房屋三十余间，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岁贡阳羡茶万两”。由于宫廷讲究茶事，地方十分重视，茶树由山岭野生成为栽种，并进而扩展到民间，饮茶之风由此逐渐推开。
宋元时期，皇家官焙虽移师福建，宜兴却从未故步自封，除进贡的龙团凤饼茶之外，还涌现了“灉湖云膏”“金字末茶”“蝉翼茶”等宜兴名茶。
明清两代，宜兴开创出散茶中的极品——岕茶，其“南岳岕”属帝王独享的御贡；“洞山岕”“庙前岕”“庙后岕”成为文人学士一撮难求的雅好之茶，引得文征明、唐寅等诗人诗兴大发，吟唱不绝，留下几十首咏阳羡茶的诗作。同时，“雀舌茶”“旗枪茶”“宜兴红茶”等名茶也随之涌现，带动了紫砂壶的应运而生，“金沙泉”“卓锡泉”等名泉也名盛一时。
面对茶的文化史，宜兴市茶文化促进会会长杨亚君不无自豪地说：“好茶好水好壶，唯宜兴独有矣。”
从带着露珠的茶芽到被沸水拥在杯中的香茗，漫山遍野的茶树叶经过怎样的拣选、萃炼才成为一款独特的、有名有姓的茶？比如“宜兴金毫”，比如“百岁红”……今年3月21日春分这天，《阳羡茶》杂志编辑俏枝在兰山茶场，见证了“阳羡雪芽”的一天。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还没有照进茶园的时候，采茶工们已经拿起袋子走上茶山。食指、拇指轻轻地捏住，借着巧劲儿一揪，茶芽便从茶工们的指尖轻盈地离开枝头。鲜叶下山，开始进行第一次挑拣，第一次摊晾，为保证每颗茶芽的匀齐度，在上杀青机前，摊晾好的茶芽被装在竹匾中进行第二次挑拣。“安静了一年的车间开始热闹起来，随着杀青机器的运转，整个车间里散发着青草香。从杀青机下来的茶芽由专人负责捧起抖动，以免落下的茶芽由于高温堆压而闷坏，然后薄薄地铺在事先准备好的竹匾中进行再次摊晾。紧接着是第三次挑拣，去掉杀青时造成的碎叶。”俏枝说，“忍不住，我也坐在了杀青机前，学着师傅们的一捧一抖，没一会儿，胳膊就酸了。”接下来是揉捻，再次摊晾、炒制。俏枝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炒好的阳羡雪芽色泽嫩绿显银毫，锋苗秀丽，淡淡的清香带着阳光的味道扑面而来，远远看去，机床上像是铺了一层薄薄的雪。”
“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唐代诗人卢仝的饮茶体验入诗、入心、入骨，可谓淋漓尽致。
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到“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茶，茶是简单的，也是丰富的；茶是平凡的，也是高贵的。江苏省作协原主席艾煊曾说：“茶之种，之制，之器，之藏，之饮，各有其术，各有其道，各有其情。”宜兴有近两千年的种茶、制茶史，有一千多年的贡茶史，为了挖掘丰厚的茶文化历史，以茶文化带动茶产业发展，以茶产业促进茶文化繁荣，2014年6月，宜兴市成立了茶文化促进会。副会长王敖盘把久负盛名的“阳羡茶”比作中国茶叶中的翡翠，同时，他认为，宜兴的红茶也很有特点，称得上茶叶中的一块玛瑙。今年6月，继“阳羡茶”后，“宜兴红”成功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杨亚君会长用“纤秀形、甘甜味、宫廷艺、文人情”概括“宜兴红”的文化内涵，既形象，又贴切。
壶里乾坤
“水为茶之母，壶为茶之父”，说茶不能不说壶。
“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这是北宋诗人梅尧臣在宜兴留下的千古名句。文火细烟、小鼎长泉，梅尧臣不仅在这里汲南岭活泉、烹北园之茶，更喜用紫砂器泡盛香茗。
“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土”，这是清代诗人汪文柏赠给当时紫砂壶名家陈鸣远的《陶器行》中的一句。
宜兴是陶都，但这只是笼统的说法，陶都的真正核心在丁蜀，所以，去宜兴，不能不去丁蜀镇。
诗人黑陶的家就住在丁蜀镇上，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红焰闪闪的窑场和周边长满农作物的田野度过的。龙窑，以形似古代传说中的龙而得名。丁蜀地区的龙窑，已知的考古发现有唐代的涧众古龙窑、宋代的羊角山龙窑，明清以降，更是不计其数。五十多平方公里面积、数万烟灶的丁蜀小镇，在黑陶眼里是一个泥土与火焰交织的神奇之城。
黑陶告诉我们，贯穿丁蜀镇的蠡河是为纪念春秋时楚人范蠡而命名的。相传范蠡助越王勾践覆灭吴国后，即带西施弃官潜行，出没于太湖之滨，最后来到宜兴定居。他看到丁蜀山区的泥土黏力甚强，宜做陶器，便发动当地百姓致力于制陶事业。故丁蜀陶业过去一直奉范蠡为祖师，并立庙塑像，奉他为“陶朱公”“造缸先师”。
宜兴紫砂器烧制的历史可追溯到北宋时期。明代供春模仿金沙寺僧制壶，开创了紫砂匠人制壶的先河。
“白甀家家哀玉响，青窑处处画溪烟”，在丁蜀，几乎家家做坯，处处皆窑。
白天，我们流连于丁蜀镇上的顾景舟艺术馆，赞叹顾壶的古意禅心、高远意蕴，感喟一代紫砂大师的多舛人生、刚正品格。
自称“为紫砂撑过篙，摇过橹”的紫砂大师顾景舟，少年勤勉，天赋入道；中年仗义执言，因“赶不上时代”被批“右倾”；老年失侣，晚景凄凉。他坚持认为，紫砂壶的命脉所在，除了材质肌理特点，就是独一无二的全手工拍打身筒的“泥片围筑”成型方法。69岁时，“为治老妻痼疾就医沪上，寄寓淮海中学”，他让弟子周桂珍带来泥料和工具，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创作了《鹧鸪提梁壶》，在壶底，记下感伤与无奈：“百无聊赖中抟作数壶，以纪命途坎坷也。”抟砂，成为紫砂大师一生排遣苦闷的最好方法。正所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夜晚，我们徜徉于丁蜀镇的街道，街是静的，窑里的火是静的，还亮着灯的顺意居里，几十把等待烧制的紫砂壶也是静的。这是制壶师刘顺洪的工作室，一间十余平方米的临街简易房，除了一张简单的工作台和小茶桌，就是壶和制壶工具。
五十多岁的刘顺洪已经做壶三十年。他还记得学壶的第一步是跟着师傅打泥片，“一张泥片10厘米宽，35厘米长，厚度也就0.3厘米左右，要做到所有地方厚薄均匀，然后一个人坐在一旁用‘泥搭子’敲”。他记得自己敲了近三个月，师傅才说了一声“还行”。
做壶是苦的。冬天冷，泥也冷；夏天热，不敢开空调、吹风扇，因为做壶对泥的温度要求很高。问刘顺洪，做壶三十年有什么感受，他只是憨实地笑笑：“一个手艺人，想的就是让自己的壶做到自己满意，他人认可。”
刘顺洪生在蜀山脚下，长在古南街巷，可以说是玩紫砂泥长大的。他对壶有自己的理解：模仿大师的作品并不难，但学到大师传统器型的“精气神”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比如“壶嘴、壶把的弧度”，是需要反复临摹、尝试才能理解掌握的。
刘顺洪喜欢传统紫砂，痴迷于石瓢、乳鼎、汉铎。他考国家级工艺美术员的时候，被要求两天内做一把壶。凭着自己对传统光货器型的理解，他要做一把“素的、不花哨”的壶，他要通过最简单的壶型细节展示自己的基本功。做成之后，他为这把壶取名为“顺意”。
“对于一个紫砂壶成型工作者来说，十年、三十年坐在泥凳上也许是寂寞的，但大师总是在泥凳上诞生，不可能在吹嘘中出来。”刘顺洪研习顾景舟大师的壶，也笃信大师的话。每天早上八点，坐上泥凳，他便开始抟砂，做壶。
心间云朵
白云白墙，小楼细雨，江南，在吴冠中的水墨里漫漫晕染，仿佛茶叶在水中云卷云舒。你若去过宜兴，就会懂得，一幅画里的乡愁也藏在一壶茶里。
土生土长的宜兴人俏枝长大后去北方求学，她说：“每次带给朋友们的家乡特产里，茶叶总是少不了的，那时的茶于我来说带着一种乡情。”但那也是远离家乡后的普通情感，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真的从未觉得宜兴有多美、有多好，也从未觉得自己有多么热爱这片土地”。即使她离开工作、生活多年的北方海滨城市选择回到家乡，也依然时时有逃离的冲动。后来，她走进茶人圈，品茶、访茶、写茶，得了空闲就往山里走，离墨山、螺岩山、铜官山、太华山、龙池山、兰山、屺山……几乎把宜兴的山山水水走了个遍。她感叹，这里无论四季怎样更迭，草木怎样荣枯，总呈现着雨洗青山四季青的空灵毓秀之景。在她心里，家乡如茶，越品越有滋味。当外地的朋友陶醉于宜兴的山水佳茗流连忘返，她就说，不想走，就留下，学学苏东坡“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吧。
“只有阳羡的泉声/才能唤醒群山/这簇拥在杯子里的/重峦叠嶂/一定有隐蔽的山径/留给那些/心里飘着云朵的人”，这是诗人傅荣生在宜兴写下的诗句。阳羡的泉声唤醒了诗人，也召唤着那些被乡情所吸引的人。
“这里的每一件展品都是我亲手摆上去的。”在宜兴市博物馆，年轻馆长朱轩林的这句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问这位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的“90后”为什么不留在大城市发展，他说，还是回家好吧，这里的文化底蕴这么深厚。
在宜兴茶圈，都知道无锡市茶叶研究所的许群峰所长是茶痴，甚至说他“做茶做得有些为难自己”。他耐得住性子，他研制的茶仿佛也耐得住性子。丹凝是茶研所2012年研制的，直到2015年才开始试销。除去树种的培育、种植和工艺上的改进，时间还“耗”在鲜叶采摘的严苛标准上：早晚不采、阴雨天不采……这使得阳光的味道，从鲜叶到干茶，一直留存其中。在一首诗里，黑陶这样写许群峰：“如一枚笔直的茶芽/在他的绿色王国/他是每一棵茶树、每一片茶叶诚挚的亲人”。
再说说黑陶吧。《泥与焰》《夜晚灼烫》……他每本书的名字几乎都与火有关，因为从小所见就是陶瓷工厂熊熊燃烧火焰的窑与工厂周围一望无际的麦田、油菜花。他总是说：“这个环境给了我无穷无尽的想象和写作的宇宙，我特别感恩。”在他看来，宜兴的茶和紫砂壶是江南的两个重要文化符号，而故乡就是一本书，“甚至不用你写，当你跟所生活的地方有足够的契合时，也许这本书会跳出来馈赠给你。宜兴的风物、人文，是在这块土地上出生的我永远也写不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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