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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岩茶的“三坑两涧”最早是谁提出来的?

众所周知,“三坑两涧”是武夷岩茶最核心的产区,因其独特的山场环境和气候土壤导致此区域出产的岩茶品质优异。那么,作为对武夷岩茶正岩核心产区高度概括的这个词“三坑两涧”最早究竟是谁提出来的呢?

01

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三坑两涧”最早见于记载是,张天福老师1989年主编的《福建乌龙茶》。其书中明确记载:“武夷正岩茶,产于武夷山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流香涧、梧(悟)源涧等地(号称三坑二涧)”。

但是,“三坑两涧”作为武夷岩茶正岩的核心产区这个概念总结,显然不可能是这个时候提出的,而且还只是在这本书对岩茶分类的备注中给予补充说明。

还有一种说法是,“三坑两涧”是姚月明老师归纳出来的,只是没有在他的作品中记载。

其实我在《姚月明论文集》中的《武夷茶的悠久历史》一章中找到了姚老关于“三坑两涧”的记载:

“明代“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之势,已不复存在,而向山北的“三坑两涧”发展。(三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两涧:流香、悟源。)据1941年统计,三大坑产量占总产量48%,两涧占18%,九曲溪畔占14%,其他占12%,洲茶仅占8%。”

对于姚月明老师的关于三坑两涧的这段记载,除了他的论文集,还曾经在两个地方姚老有过记述。一个就是1991年由武夷山市政协出版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还有一个就是1985年由陈椽主编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这些资料中最早的就是1985年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这本书,也就说姚老对于“三坑两涧”的记载是在1985年之前。

图1:《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记载“三坑二涧”

但是,这个时间依然很晚。

我们再往前寻找,发现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面都找不到关于“三坑两涧”的记载。直到1951年出版的《中国茶讯》期刊,在第6期林瑞勋的一篇《福建茶产概述》文章引起了我的关注。

林瑞勋此文在介绍福建各种茶类中,介绍“闽北青茶”提到了“三坑二涧”。原文是:

“武夷岩茶久负盛名,产于崇安的武夷山,其茶有岩茶,洲茶之分,靠山为岩,沼(沿)溪为洲,洲次之,而尤以产于慧苑、倒水、牛栏、三坑,流香、悟源二涧的茶叶品质绝顶,故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中,有八大名岩之称。其茶由水仙、乌龙、奇种……”

比较有意思的是,这里不仅提到了“三坑二涧”,还提出了“八大名岩”。

林瑞勋会不会是“三坑两涧”的首个提出者呢?

不是。因为我之前在看复旦农学院茶叶系的史料的时候就有关注过林瑞勋这个人,他是1950年由复旦茶叶专修科毕业分配到福州商检局负责茶叶的检验工作。可以想象,一个刚毕业被分配到福州工作岗位的学生一下子就提出“三坑两涧”这个武夷岩茶核心山场的高度概括的概念是不可能的。而且林瑞勋分配地是福州商检局,不是在崇安(武夷山)。

顺便说下,姚月明也是复旦农学院茶业专修科毕业(毕业的时候复旦的茶叶专修科已经院校调整到了安徽农业大学),姚老是1953年毕业,1951年才入的学,算起来林瑞勋是姚老的学长了。按时间推算,林瑞勋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姚老才刚刚上大学。

1951年,福建解放伊始,崇安的茶业生产还没有开始完全恢复。“三坑两涧”这种对武夷岩茶核心产区的总结和概括应该是在一个武夷茶产业高度繁荣的时间段,特别是对岩茶品质要求较高的时期才会对茶叶山场产地特别关注。

而我们知道,武夷岩茶在民国的早期曾经兴盛过很长一段时间,根据林馥泉先生的记载,当时的名枞在慧苑坑就有八百多种,可见当时岩茶之繁盛。

图2:林瑞勋1951年《福建茶产概述》

所以,我们只能从民国的一些资料当中再去寻找信息。

在1944年由廖存仁发表在《茶叶研究》期刊第4.5.6期中的《闽茶种类及其特征》,我们找到了对应。他在文章中介绍闽北青茶的一章节中特地描述了武夷岩茶的生长环境,其文如下:

“其茶有岩茶和洲茶之分,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佳,洲次之,第岩茶反不甚细,又有山南山北之分,山北为佳,山南又次之,而尤以产于慧苑,倒水,牛栏三坑,流香,悟源二涧者更为绝品,故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间,有八大名岩之称。其茶由水仙、乌龙、奇兰……”

我们再回过头去看林瑞勋1951年发表在《中国茶讯》中关于“三坑二涧”的这段描述,基本上是和廖存仁先生的这段文字一致的,就连廖文中“沿溪为洲”因为排版原因,错把“沿”误写成“沼”都错得一模一样。说明廖文是原版出处,值得我们认真去剖析的。

廖存仁是闽北浦城县人,当时受雇于中茶公司,在技术处担任茶师,民国三十年(1941年)被派至崇安(武夷山)调查武夷岩茶,并协助当时的茶叶研究所的试验研究工作,在1944年春南平到建瓯的出差途中遇难。所以这篇文章是他的一篇遗稿,在这点,《茶叶研究》当期的卷头语有详细说明。

廖存仁在崇安工作的这段时期里,对武夷茶叶的记载颇多,并在当时东南茶叶改良总厂的刊物《万川通讯》和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的刊物《茶叶研究》中都有发表过不少文章。从文章的内容和专业度上,可以看出廖存仁对于武夷岩茶是比较了解的。

在1943年廖存仁还出版过《武夷岩茶》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被作为当时吴觉农先生领导的茶叶研究所出版的刊物的第三号丛刊。遗憾的是《武夷岩茶》一文并没有对“三坑二涧,八大名岩”有做记载,只提到了“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佳,洲次之”。说明对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记载是廖存仁后期才补充的。

我们再分析下廖文,前半部分整体描述和董天工的《武夷山志》中对于武夷茶的记载口吻是一致的,基本是沿用董文。结合廖存仁先生的经历在武夷山时间并不是很长,他也并非茶农或贩茶茶商,当年他是受雇于中茶被委派到武夷山调查武夷岩茶,1943年出版的《武夷岩茶》一调查报告应该就是这次行程的研究成果,所以廖存仁对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理解应该是调查所得,而并非其提出和概括。


图3:廖存仁1944年《闽茶种类及特征》

同时,我们再看同样在这个时期由林其瑞先生发表在1943年的《茶叶研究》期刊中的一篇文章。

文章名字叫《闽浙皖三省各种内销茶之制造及其特征》。这篇文章是吕增耕,林其瑞,尹在继三人合力完成,一人写一个地区,其中闽省之内销茶部分由林其瑞完成。在文章的青茶部分林其瑞提到了“三坑二涧”整体描述的口吻和廖存仁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其文如下:

“崇安武夷山所产茶叶,谓之武夷岩茶……成茶品质香味特佳,其产于三坑(慧苑坑、牛栏坑、倒水坑)二涧(悟源涧、流香涧)者,更称绝品。武夷山之中心茶岩,大者如天心、慧苑、竹窠、兰谷、霞宾等所产之茶,称正岩茶;在武夷山范围以外如黄柏大安小浆等地所产者,曰半岩茶。正岩又有大岩和小岩之别。”

在这篇文字中,林其瑞不但写到了“三坑二涧”,还把武夷岩茶的正岩和半岩,大岩和小岩做了描述。当然还是不够详尽具体。考证林其瑞先生的经历,他是民国时期在福州茶训班毕业,这个时期在闽北茶区工作,他的这篇文章和廖存仁的文章一样都应该是属于调查所得。

图4:林其瑞1943年《茶叶研究》

那在更早的资料中,三坑二涧是否有过记载呢?

1941年5月当时的福建省政府统计处出版的《福建之茶》中也找到了记录,该书是属于调查统计丛书类,主编是唐永基,魏德端。其中在介绍青茶的一章中描述道:

“岩茶产于武夷山,武夷山周围几百二十余里,以环境优良,制茶品质特佳,尤以产于三坑、二涧、二祠者更为绝品。武夷之中心茶岩,大者如天心、慧苑、竹窠、兰谷、霞宾等称曰正岩,与其相对而称者曰偏岩,产茶品质较差,此外产于武夷半山以上者曰半岩,正岩又有大岩和小岩之别……。”

图5:1941《福建之茶》关于“三坑二涧”记载

在这里,“三坑”是哪三坑,“二涧”是哪二涧,作者并没有说明。还有其中提出的“二祠”,是之前其他人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及的。那究竟是哪“二祠”呢?我们先来探讨下。

翻遍武夷山史料和“祠”相关的山场目前仅有两处,一个是“文公祠”,还有一个是“纯阳祠”。“文公祠”在林馥泉和张天福的报告统计中,“文公祠”(即五曲)都有列入。民国三十五年的所有者是朱缉齐,当时一年产茶量是850斤,应该是当时的一个重要山场。而“纯阳祠”虽历史也有产茶记载,但是算不算“二祠”之一,这里不好下结论。况且,“文公祠”和“纯阳祠”都已经脱离我们熟悉三坑二涧的核心范围。

图6:民国时期岩厂产量图

同时,我们还发现这段话和林其瑞的那段文字惊人相似,按时间先后来看,林文应该是有研习《福建之茶》。当然,对于三坑二涧是哪个坑涧,相比较《福建之茶》的记载,林其瑞在文中三坑二涧特地括号加以说明,并删除了“二祠”,而且对于半岩的描述,内容上也稍加了文字加以补充,也就描写的更加完整。

对于《福建之茶》这本书,作者在序言部分写到“二十四年春由魏德端编成福州茶业概况,翌年唐永基更补充全省材料编为福建之茶”,也就是说这本书的成书时间大概是在1936年左右。

那么关于“三坑二涧”的记载,我们综上所有能够找到的资料,这本材料是目前最早的。

当然,《福建之茶》只是一本调查丛书,其中内容作者在序言中有言“编者分赴各地,广收资料,足成此书”,说明该书对于“三坑二涧”也是调查所得,并非提出。

那么,还是那个问题,“三坑二涧”究竟是什么时候由谁提出的呢?

在这个时期还有两份茶叶资料是我们绕不过去必须研究和讨论的。

首先一份是张天福先生1941年编写的《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

《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是一份报告总结,1941年9月正式出版,厚厚的一册,书名由当时的省政府主席陈仪题写。该书是张天福先生对1939年到1940年一年多来在武夷山兴办的示范茶厂的一份完备的工作汇报和总结。

张天福先生办事能力强,有条不紊,思路清晰,在此之前的《三年来的福安茶业的改良》的报告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张天福先生是一个做事情非常认真的人。

所以《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非常完整的记录了武夷岩茶品种,产地,工艺。其中在《崇安之茶业》一章,记录了:

“正岩,亦称大岩茶,指武夷山三条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范围内所产者,如竹窠、慧苑、天井、苑香、霞宾……”。

遗憾的是,由于我们手上参照的是复印资料,剩下原书文字已经漫漶不清晰。但这里所提出的正岩茶产地和林馥泉先生的是一致的(林文我们下面分析),即都是产自三大坑或者说三条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

另外,在此章节中还写到“山中茶岩之最著者,有竹窠、天心、天井、慧苑、霞宾、幔陀、磊石、景云等八大岩。”

在这里也提到了“八大岩”,而之后的廖存仁先生的文章中也提到过“八大名岩”,说明“八大名岩”的说法在此之前就有而且还很普遍。可惜的是,经过几十年的流传,我们现在只听过三坑二涧,而不知有八大岩。

但是,《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所提出的“八大岩”和廖文中的“八大名岩”对比下有三处是有出入的,这个我们在下文中再另外重点分析下。

有点要说明的是,这本书中提到武夷产茶区域,多处有提到,但是描述的版本有点纷乱,同时有不同说法。由此可见,这些资料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张天福很有可能在这份报告中是汇编了很多人的资料,或者本身这份报告就是出自多人之手。

另外还有一份最重要的资料就是1943年林馥泉先生的调查报告《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

这份资料是所有研究武夷岩茶的发展历程的人绝对不可以绕过的一本资料,该书是在民国时期对武夷岩茶的研究集大成者和一部最完备的资料。

林馥泉先生在福建示范茶厂时任武夷制茶所主任,同事也是该厂技师(在该厂技术级别里面算比较高的职位,下面还有设有技术员和技术助理员),办公场所在桂林岩,所以他对武夷岩茶整体是非常了解的。

我们也有幸于林馥泉先生当年的整理,而让我们更够详细的清楚武夷岩茶在这个时期乃至于之前的整个栽培、制作、山场、历史和商贸往来。

林馥泉书中在武夷茶园分布情形一段中,很详细的提到武夷岩茶的核心产区,由于该段文字很重要,所以我们把原文全段摘录如下:

“武夷重要之产茶地多在山坑岩壑之间,产茶最盛而品质较佳者有三坑,号武夷产茶三大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及大坑口是也。所产之茶称为大岩茶。为品茶家所重视,慧苑坑所属岩厂自坑口计起有桂林岩、青云岩、岭脚岩,幔陀上下厂,霞宾上下厂,水濂洞内中外三厂,慧苑岩东西厂,竹窠岩、景云岩、三仰峰等,倒水坑之天井厂亦系此坑之支流。牛栏坑,坑宽而短,兰谷岩、宝国岩等属之。大坑口主要岩厂有神通岩、宝珠岩、天心岩之九龙窠等,其他岩厂垦辟茶园在此三坑亦属不少,惟茶厂厂址不在此三坑,故未列入。

此外岩厂分布于九曲溪者,计有庆云岩、御茶园、文公祠、天游、桃源洞、品石岩、鼓子岩、白云岩等。分布在三涧坑者有福龙岩、广灵岩、宝石东西二厂、玉华岩、佛国岩、碧石岩等上列溪坑所产称为中岩茶,除此而外沿黄柏溪及崇溪属武夷范围内,如会仙、蜂窠、双凤等厂茶园尚不少,利用山脚溪边砂洲种植之洲茶,惟素不被重视。

目前除三大坑而外大半荒芜。属于山岭或平坡土质稍逊或地域较偏远者几全荒弃。兹就三十年各岩产茶量为根据以估茶山分布情形如下:属三大坑者占48%,三涧坑占18%,九曲溪占14%,其他岩山占12%,洲茶占8%。以茶树品种而言,水仙、乌龙以及较名贵者均产于山凹岩心之间,其他多为普通之菜茶。”

林馥泉先生这段几百字的文字,把武夷岩茶的产区划分为大岩茶(三大坑)、中岩茶(三涧坑)、九曲溪沿岸、其他岩山、洲茶等五个部分,详细记录了这几个区域的范围和岩厂,并统计了这五个部分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产茶量。

图8:民国时期各岩产茶图(资料来源网络)

首先,他提到“产茶最盛而品质较佳者有三坑,号武夷产茶三大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及大坑口是也”。从这句的描述语气,一个“号”字及后面的“是也”,可以很显然看出,林馥泉先生这里是在复述前人的说法,所以才会有“号”“是也”,说明在此之前三大坑早已经是很有名了,才会“为品茶家所重视。”

从“三大坑”岩厂所覆盖的区域上看,是和廖存仁先生所说的“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区域是基本重合的。当然“三大坑”的描述会更加粗放些。

第二,林馥泉先生这里提到了“三涧坑”。“三涧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资料有这样去提及,究竟是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之前我是一直没有弄明白,我甚至怀疑是否是因为原书和我们手上复印版资料的打字输入错误才误写成了这么一个拗口的名字。所以我特地找了该文的其他版本来核对,发现原书确认是“三涧坑”三字无疑。

那么“三涧坑”究竟指的是什么地方呢?根据林文的描述,“福龙岩、广灵岩、宝石东西二厂、玉华岩、佛国岩、碧石岩等上列溪坑”所画出来的三涧坑范畴,当我再对比地质学家黄进在其书《武夷山丹霞地貌》一书中的武夷景区图的时候,才有所恍然感悟。

我们可以推测,三涧坑就是:田厂涧、碧石涧、章堂涧、广陵坑所夹含的中间这个区域部分,所谓“三涧、坑”有可能就是田厂涧、碧石涧、章堂涧这三条大涧及广陵坑构成(区域中间还有“玉华涧、九井涧”等两条分支小涧,也有可能)。

又或者“涧坑”在他的描述用词中就是一个连词,而没有把“涧”和“坑”区分出来,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就如同我们今天说“坑涧”一样。如果是这样,那有可能“三涧坑”就是对田厂涧、碧石涧及广陵坑中间的这段区域的统称。


图7:资料来源:黄进《武夷山丹霞地貌》

林馥泉先生把这部分划分为中岩茶。而这个“中岩茶”在其他专家的笔触中应该就是所谓的正岩里面的“小岩”。(1945年朱龙文在《今年的崇安茶叶》一文,统计正岩茶区产量,把佛国岩、弥陀岩、三仰峰、刘官寨也算入其中,可见当时的正岩概念包括了林馥泉先生说的“大岩茶”和“中岩茶”。)后期我们争取写篇文章来论述民国时期“正岩”的范围变迁。

在林文中,这个广阔的茶山区域在1941年产茶才占了18%,可以看得出来在当时受到19世纪三十年代的战乱影响,茶山荒芜是比较严重的。

当然,单从岩茶产区划分来看,林馥泉先生对武夷岩茶产茶区这五个区域的划分也有不足的地方。尤其对正岩以外的产区划分很模糊。

02

现在,综合以上我们提到的所有关于三坑二涧的资料罗列,有几个问题我们这里要深入探讨下。

01

八大名岩究竟是哪八大岩?

在张天福先生的《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记录的“八大岩”分别是:“竹窠、天心、天井、慧苑、霞宾、幔陀、磊石、景云等八大岩”。

而在廖存仁先生的文章中记录的,“八大名岩”是“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间,有八大名岩之称。”

两文对比,发现有三岩是存在差入的,张文中说的是“磊石”、“景云”、“霞宾”三岩,廖文中说的是“三仰”、“天游”、“兰谷”三岩。但是既然这八大名岩按廖文所说是在三坑二涧之中的,那我认为张天福的版本更加准确,廖存仁记录的三仰、天游都已经脱离开了三坑二涧的范围。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八大名岩”或者“八大岩”只是当时一个笼统的说法,并没有很明确的版本,毕竟每个山户或者岩厂都夸自家山场最好,名枞众多。

非常遗憾的是,经过几十年的转述和变迁,我们今天绝大部分人都只知道“三坑两涧”而不知道岩茶在辉煌的时候曾经有“八大名岩”的说法了。

02

到底是“三坑两涧”还是“三坑二涧”?

首先,通过对比研究,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早期的资料都是说“三坑二涧”,而没有说“三坑两涧”,“二”和“两”虽然在字意上是完全一样的表达,但是在发音上却有不同。

这种细微改变我们通过追述发现最早源自,姚月明先生在1990年出版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中的文章《武夷茶的悠久历史》中即写道“三坑两涧”,而在此之前的能看到的所有资料都是写“三坑二涧”。

但同样这篇姚月明的文章1989年发表在《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却写作“三坑二涧”,这里很显然是一种细微的笔误或者出版错误导致了这个流传了近百年的词语被改变。

至于《武夷岩茶姚月明选集》出版之后继续沿用的“三坑两涧”更加大了这个词的传播,而后人很少有知道“三坑二涧”这个原生词,都误作“三坑两涧”。

03

究竟是“倒水坑”还是“大坑口”?

关于“三坑两涧”的说法一直流转两个版本,一说是慧苑坑、牛栏坑、倒水坑、流香涧、悟源涧,还有一说是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流香涧、悟源涧。

这两个版本的区别就是究竟是包含“倒水坑”还是“大坑口”。

按照之后这个大坑口的版本之说,一种比较广泛的解释是倒水坑为慧苑坑的支流,严格来说不能算是一个大的坑涧。这种说法的源头我认为是林馥泉先生在《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中的一句解释,原文是“慧苑坑所属岩厂自坑口计起有桂林岩、青云岩……,倒水坑之天井厂亦系此坑之支流。”

这个争议一直围绕着我们,我在翻阅1975年由安徽农业大学过来进修的卢福娣老师的笔记时候,当时卢老师在武夷山进修学习,笔记中就记录了“三大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并在大坑口的后面特地加括号说明“倒水坑实际属于大坑口内的,实际产茶少,不算是坑”。

我们暂且不说这种记述是否正确,但是可以说明在1975年关于是倒水坑还是大坑口的争议就已经存在了,并延续至今。仿似成为了武夷岩茶关于山场界的“哥德巴赫猜想”了。

可以确定的是,在我们目前找出的所有民国史料中,只要提到“三坑二涧”这四个字的文章,无论是廖存仁还是林其瑞的记述,无一例外的记录的是“倒水坑”,而没有提到过“大坑口”。

甚至在林心炯发1986年表在《茶叶科学技术》第1期的《武夷岩茶品质与生态环境的初步研究》文章中,提到“三坑二涧”说的版本也还是“倒水坑”。

这种变化直到1985年,还是姚月明先生的那篇文章开始。

姚老在1985年由陈椽主编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在《武夷岩茶与武夷茶史》一章提到:

“对武夷茶产地之转移,从明代”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之势已不复存在,而向山北的“三坑二涧”发展(三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二涧为流香、悟源两涧,据1941年统计三大坑产量占总产量占总产48%,二涧占18%,九曲溪畔占14%,其它山岩占12%,洲茶仅占8%)。”

姚老的这段文字后期在他的文章中多次被重复著述,这个在我们这篇文章开篇就有提到,比如1991年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和2005年的《姚月明论文集》。

这段文字很显然引用的是1943年林馥泉先生在《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中的资料。

但是姚老在这里犯了一个引述上的错误,林馥泉文中说的是“三大坑”和“三涧坑”,而姚老的文章中则把“三涧坑”误以为是“二涧”(从对产茶量的引用上可以看出),并直接描述为“三坑二涧”。

图9:姚老1985年关于“三坑二涧”文章

其实林馥泉说“三涧坑”的范围是在福龙岩、佛国岩、碧石岩一带,是他所说的“中岩茶”,而非三坑两涧的范围;他描述的“三大坑”概念也非之前廖存仁和林其瑞他们描述的“三坑二涧”中的三坑,而姚老在这里却做了一个“改编整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理解错误,以至于后期被以讹传讹。

当然,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大坑口”或者“倒水坑”都在三坑两涧范围,这两个山场从我们可以翻阅到的资料以来都是武夷岩茶正岩产区的核心山场。从民国开始,在“三大坑”的这个版本中,“大坑口”就一直是三大坑之一。

由此我们引申出下一个问题。

04

“三坑二涧”和“三大坑”究竟哪种说法来描述武夷岩茶正岩核心产区更合适?

综合以上资料,我们发现对于武夷岩茶最核心的大岩茶产区的概括,廖存仁和魏德端都概括为“三坑二涧”,而林馥泉还有张天福先生的报告中都概括为“三大坑”或者“三条坑”。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更准确。

首先,廖存仁和魏德端他们所说的“三坑二涧”和“八大名岩”并不是他们提出来的,他们只是做了记录。这些概括有可能在清末或者更早期就已经有人提出来。很有可能是岩主、包头或者茶商对于岩茶核心产区的约定俗成的说法,流传至今。

这种名词是当时的生产经验总结,不一定有经过详细的科学论证其合理性。所以就不存在所谓的倒水坑划入慧苑坑的划分更科学,还是划分入牛栏坑更科学。

在历史资料上面,“倒水坑”就是独立在“三坑二涧”中占有一个位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尊重史料存在而不是去强调逻辑推理。

而林馥泉先生所提的“三大坑、三涧坑”在我们前文中已经分析了,从句意上看林馥泉先生也是引述前人的提法并对此作出范围诠释,他也不是“三大坑”的提出者。但“三条坑”或者“三大坑”这种提法更像是一种简单的描述,非经过慎重排列概括。这种描述相比较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来形容岩茶大岩核心产区会更加粗放些。

我们如今借助谷歌地图,可以很明确的看到,三坑两涧范围确实是三条非常完整,生态地貌很好的坑涧。所以“三大坑”这种说法也有其科学合理性。

另外,从林馥泉对三大坑各个岩厂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出的三大坑的区域和廖存仁、林奇瑞他们记述“三坑二涧”的区域是一致重合的。(顺便说下,我们今天大多数人对“三坑二涧”区域范围的理解非常狭窄,其实在民国的时候,“三坑二涧”的区域范围是很广的,从林馥泉先生记录这个范围内的岩厂我们即可以看出来。单慧苑坑除了我们现在理解的慧苑里外,对内还包括了竹窠、景云等区域,对外还包括了桂林岩,幔陀岩、水帘洞等广阔的区域。)

在林馥泉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茶叶教科书对武夷岩茶产区描述都沿用他“三大坑”的说法。

例如,陈椽1961年主编的《制茶学》和1961年福安农校主编的《茶叶制造学》。个人认为正是因为教科书的普及,导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只知道“三大坑”,而很少有人提及“三坑二涧”。到了后期1985年姚月明先生再次提及“三坑二涧”的时候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版本了,而且没有了“八大名岩”,这个过程中很多的原始信息被丢失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今天可以通过足够多的数据资料,把这些信息再次找回,串联,并去分析他们改变的路径。

所以是廖存仁先生提出的“三坑二涧、八大名岩”,还是林馥泉先生提出的“三大坑、三涧坑”更能准确的描述武夷大岩茶的核心产区或者那个说法更为正统呢?可以确定是的,自民国以来,这两个版本都有人提,所以也就没有所谓正统之说。

而在在此两个版本说法之外,还有没其他版本呢?有,但是都只是在其文章中简单提到,并非刻意论述,也非主流论断。例如:

1、1943年叶鸣高发表在《武夷通讯》第十一期文章《武夷菜茶名枞之分布》一文,对武夷岩茶核心产区记述

“武夷山产茶以北为上,著名产茶之区域在慧苑坑、倒水坑、牛栏坑及九龙窠诸地。名岩如慧苑岩、天心岩、天井岩、竹窠岩、兰谷岩之茶园,均在三坑之内。以三坑溪流贯川,云雾氤氲,岩石奇丽,迥非山外可及。其附近名岩如水濂洞、马头岩、天游岩、清源岩、庆云岩、佛国岩则较次。故名枞亦以三坑为贵。”

图10:1943年《武夷通讯》

2、1943年张步声发表在《武夷通讯》第八期文章《武夷山之级式茶园》:

“如名枞大红袍、铁罗汉等均匀于慧苑坑、牛栏坑、大坑,三条坑附近,两边悬崖峭壁,日照时间不多……所以出产茶叶品质特佳,所谓正岩就是。可是能够具备这种优良条件的环境究竟不多……”

我们把这些史料做了一份表格汇编:

03

最后,在引述了这么多资料后,我们再次回到此篇文章探讨的主题,“三坑二涧”究竟是什么时候提出的?

我们发现,在1941年到1944年这段时间里,“三坑二涧”、“三大坑”这些词被茶叶专家们大量提及,而在此之前却再也找不到记录。这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这个时期有大量的茶叶专家和著名茶师汇聚武夷山。先是1939年张天福在武夷山创办的福建示范茶厂,后是1942年吴觉农先生领导的隶属于当时的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的茶叶研究所。

当时,两个机构的规模都是空前的,加上张天福和吴觉农先生的号召力,带来大批的茶叶专家,几乎都是当时在茶叶研究领域的佼佼者,诸如研究茶树栽培的,茶树品种和杂交的,虫害的,茶区土壤的和制茶的茶师。

所以关于武夷茶区的大量的调查研究报告在这个时期密集的出来,如武夷茶树品种、土壤调查、茶树杂交试验等等。但是这些茶叶专家来武夷山茶区的时间都不长,也很显然并不是“三坑二涧”的直接提出者。

第二,这段时期是武夷岩茶的生产恢复时期。而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间武夷茶区由于战乱等因素,大部分的茶园荒芜,茶厂被废弃,沿海一带的茶商不敢上来从事茶叶贸易。

林馥泉在文章就写到“武夷茶业全盛时期已过去……野草杂木竞相争长,茶丛已无生长余地,……昔时武夷茶山面积当在一万市亩以上。”

这点在陈椽先生的《武夷茶三起三落》中也有记述“岩茶虽尚能维持三百担左右,但较之最盛时期输出五万余担,已不及十分之一。……茶园听其荒芜,大半是正岩茶,因原岩主远在南洋,或因资金缺乏,大多是荒芜了、减产了,能够维持原状的十不及一。”

所以,武夷岩茶的在这段时期和早期繁盛的时候有点断层。因为这种断层导致的后面这些茶叶专家关于武夷岩茶核心产区的记载就有点纷乱和说法不一,大多都是采访询问所得。这也是我们看同样是这个时期的对武夷岩茶山场的概括,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版本的原因所在。

而关于“三坑二涧”的提出一定是在此之前更早,在武夷岩茶更加繁荣的时期。特别是对岩茶品质要求较高的时期才会对茶叶山场产地特别关注,才会有诸如不见天、瓜子金、吊金龟等岩厂茶商推崇的各种“名枞”出现,而他们又分别分布在不同“名岩”。

聊到这里,在没有更多的史料情况下,我们提出三点关于“三坑二涧”可能出现的条件假设。

第一,“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武夷岩茶工艺非常成熟的时期总结出来的

武夷岩茶的工艺,大概形成于明末清初这段时期,在清代康熙年间王草堂的《茶说》中,详细记载了武夷岩茶的制作工艺。

而在武夷早年盛产绿茶的时候,对山场的要求远不及武夷岩茶高,好的茶园皆在九曲溪沿岸。明代徐勃《茶考》中载:“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

到了清代早期蓝陈略《武夷纪要》中提到“茶,诸山皆有,溪北为上,溪南次之。园洲为下。而溪北唯接笋峰、鼓子岩、金井坑者尤佳,以清明时初萌细芽为最。”很显然,在这里记录的是绿茶,所以他记录的山场佳者在九曲溪北边的接笋峰一带。

再到了雍正年间陆廷灿在《续茶经》所收录的随见录中记载“武夷茶北山者为上,南山者次之。南北两山,又以所产之岩名为名,其最佳者名曰工夫茶。工夫之上,又有小种,则以树名为名,每株不过数两,不可多得”。

从这里陆廷灿的记载,我们明显可以看武夷茶从绿茶到工夫茶(岩茶)的转变,而最佳山场也从九曲溪沿岸的“溪北”转移到了“北山”。并且,从“工夫之上,又有小种,则以树名为名,每株不过数两,不可多得”这句,我们看到武夷名枞早期的雏形,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专门对武夷菜茶进行单株命名了。

而到了1751年董天工在其《武夷山志》中,则明确“其品分岩茶、洲茶(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上品,洲次之。又分山北、山南,山北尤佳,山南又次之。岩山之外,名为外山,清、浊不同矣”。董天工在这里又进一步的区分出“山北佳,山南次”和外山茶。

图11:董天工《武夷山志.物产篇》

而后期的“三坑二涧”的提法显然是脱胎于“山南、山北”之别,并更加进一步的细致划分。

我们发现,随着武夷岩茶制茶工艺的进步,先人们对采制岩茶的山场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逐步靠近“三坑二涧”核心地带。

但是,这个时期,我们还没有找到明确的“三坑二涧”之说。真正对山场的划分更加细致,总结更加完善的时候,应该是武夷岩茶工艺进一步提高,对山场的要求也更加严格的时期。

如果工艺没有改进提高,做出来的成品岩茶品质一般,对山场的要求就远不可能那么细致,更没有必要去区分正岩、半岩,以及进一步延伸到更核心的大岩(三坑二涧)。

第二,“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工夫茶泡法兴起之后总结的

武夷岩茶,因其独特的“岩韵”滋味,在所有茶类中独占鳌头,是乌龙茶中的一颗明珠。品饮岩茶,细斟慢饮,所谓“啜英咀华”,品啜之间,要求泡法精湛、活火沸水,器具讲究才能够品味出武夷岩茶中真滋味。

而从明末清初开始,对武夷茶的冲泡日趋讲究,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在潮汕和闽南地区日渐形成了诸如“工夫茶”等饮茶方式的高超手法和饮茶文化。

我们从大量的史料中,可以找出工夫茶泡法和武夷茶相结合、相得益彰的佐证。

根据1762年《龙溪县志》记载“近则远购武夷茶,以五月至,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深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琯溪之蒲,盛必以长竹之筐。凡烹茗以水为本,火候佐之。穷乡僻壤多耽此者,茶之贵,岁数千”。

在乾隆时期,袁枚在《随园食单》记载“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1786年),余游武夷,到幔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椽,每斟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疴、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洫至三次,而其味犹未荆,尝尽天下名茶,以武夷山顶所生,冲开白色者为第一。”

而到了1801俞蛟在《潮嘉风月记》写道:“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今舟中所尚者,惟武彝,极佳者,每斤需白镪二枚。六篷船中食用之奢,可想见焉。”

1832年《厦门志》载“俗好啜茶,器具精小。壶必曰孟公壶,杯必曰若琛杯。茶叶重一两,价有贵至四、五番钱者。文火煎之,如啜酒然。以饷客,客必辨其色香味而细啜之,否则相为嗤笑。名曰:‘工夫茶’。

1843年梁章钜《归田琐记》中云:“余尝再游武夷,信宿天游观中,每与静参羽士夜谈茶事。静参谓茶名有四等,茶品亦有四等……”接着又写道:“至茶品之四等,一曰香,花香、小种之类皆有之。今之品茶者,以此为无上妙谛矣,不知等而上之,则曰清,香而不清,犹凡品也。再等而上之,则曰甘,清而不甘,则苦茗也。再等而上之,则曰活,甘而不活,亦不过好茶而已。”

图12:梁章钜《归田琐记》

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发展,用工夫茶泡法品饮武夷茶的一步步提高。到了梁章钜所在的道光年间,对武夷岩茶品饮滋味已经总结的非常丰富。“香、清、甘、活”四字来形容武夷岩茶口感而一直留存至今。

工夫茶泡法与武夷岩茶之间,正是因为武夷岩茶品种众多,工艺精湛,其所带有的独特“岩韵”等山场气息,把工夫茶的品饮艺术推到了更加精湛的高度。

而武夷岩茶也因为工夫茶的冲泡技术,才能把他“香、清、甘、活”的独特魅力所展示出来。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演绎的关系。

所以,工夫茶冲泡方法的出现和发展离不开武夷茶,但武夷岩茶的进一步工艺升华和山场要求的提高离不开工夫茶饮茶方式的出现。

第三,“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武夷山中岩厂兴旺,商贸繁荣的时期总结的

武夷茶叶,在商贸的早期,主要通过江西铅山县河口等地汇聚,沿信江而西转入赣江,再翻阅梅岭到达广州,通过十三行商人出口。

我翻阅早年东印度公司与我们的茶叶贸易史料,发现武夷茶在清代前期出口品类很杂,有Bohea(武夷茶)、Congou(工夫茶)、Pekoe(白毫茶)(1724年出口记录)。从现代考证来看,这里面有红茶有乌龙茶(岩茶)。

这个时期的茶叶外贸出口,茶叶虽有按等级标榜,但是并没有严格划分,所以对茶山产地当然就没有严苛要求。甚至还有好多外地茶冒充武夷,如清初阮旻锡在《安溪茶歌》中写道“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

到了嘉庆年间,在嘉庆版《崇安县志》中载“星村茶市,五方杂处,物价昂贵,习尚奢淫,奴隶皆纨绔,执事江西汀州人为多,漳泉亦间有之。”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武夷茶市商贸兴盛,汀州、漳州、泉州的商贩云集武夷。这个时候商贸发达,但是并没有太多外地茶商在武夷买山设厂的记载。对武夷岩茶还只是停留在收购商贸层面,所以谈不上对核心产茶山场的要求。

而到了1842年,五口通商口岸开放之后,福州、厦门、宁波、上海成为合法的通商口岸,而不仅只是当时的广州(其实早年其他口岸亦有小批量走私)。福建沿海的福州、厦门成了重要的茶叶贸易港。“茶叶日盛,洋行采办,辏集福州”。

大量沿海地带茶商纷纷在武夷,欧宁一带买山设置厂。“崇安为产茶之区,又为聚茶之所,商贾辏辐”。

1851年蒋衡在《云寮山人文钞》中记载“……茶厂既多,除阳崇不计,瓯宁一邑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

另根据郭柏苍1886年《闽产录异》记载,“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业,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清明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万余人”

“自开海禁以来,闽茶之利,较从前不啻倍蓰。盖自上游运省,由海贩往各处,一水可通,节省运费税银不少,是以商利愈厚”

在《福建之茶》(1941年)中也提到:“厦门五口通商后,茶输出日渐增多,输出以南洋为主要。……泉州之茶商,均往武夷采办”。

图13:武夷茶叶生产销售组织图

在当时,武夷山茶庄商号云集。出名的茶庄商号有厦门的杨文圃,漳州林奇苑,泉州张泉苑,惠安施集泉等茶号纷纷在武夷买山设厂,或者和拥有茶园的僧道建立长期贸易关系,订购买卖合同。

施集泉置办刘官寨,张泉苑购置青云、磊珠两个岩茶,后面还扩充了碧石、竹窠岩、慢云岩、弥陀岩等四个岩厂(1920),杨文圃在武夷山经营六个岩厂:桂林岩、玉林岩、碧林岩、桃花岩、宝兴岩、庆云岩。漳州林奇苑在武夷山购置幔陀峰、霞宾岩、宝国岩等岩厂,积极开荒种茶。每在春茶前大多亲自到武夷山“督制”岩茶。

图14:武夷山略图(各岩厂)

这些茶商,大多在厦漳泉设有茶栈(专营批发)、茶店,闽南沿海城镇,成了武夷岩茶外销茶的集散地,并同时销往南洋各地。

根据倪郑重先生记载,光林奇苑在全盛时期,每年从武夷山运装的武夷岩茶就近三千箱(一千担,合计十万斤),在厦门,漳州,云霄等三处的营业额每年就达到了三十万元。其创立的商品茶有“三印水仙”、“铁罗汉”、“名色种”。

图15:民国时期林奇苑茶庄销售的茶品

在这个时期,武夷名岩和名枞众多,山户、茶商、僧庙皆巧立名目推销。根据1918年蒋希召的《武夷山游记》中,武夷名岩和名枞就已经很详细了:

“奇种则皆百年以上老树,至此则另立名目价值奇昂,如大红袍其最尚品也,每年所收货天心不能满一斤,天游亦十数两耳,武夷各岩所产之茶,各有其特殊之品。天心岩之大红袍、金锁匙,天游岩之大红袍、人参果、吊金龟、下水龟、白毛猴、柳条,马头岩之白牡丹、石菊、铁罗汉、苦瓜霜,慧苑岩之品石、金鸡伴凤凰、狮舌,磊石岩之乌珠、壁石,止止庵之白鸡冠,蟠龙岩之玉桂、一枝香,皆极名贵。此外有金观音、半天摇、不知春、夜来香、拉天吊等等”

至于到了1943年林馥泉先生的记载,名枞就更多了,光慧苑坑就有名枞八百多种。

在这种背景下,衍生出了对名品、名枞,名岩的需求和定义,茶商们巧立名目,各表其岩厂名枞,并相互攀比,按优计价。自然催生出他们对武夷岩茶“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等优秀产区的划分和总结。

最后,这里要说的是,我们前面找到的“三坑二涧”最早提到的资料是1941年的《福建之茶》,但这肯定不是最早的。

而基于以上的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初步判断,“三坑二涧”的说法很有可能就是在清代五口通商口岸开放之后,甚至更早至乾嘉时期。

当然如果更准确的时间,还需要更多的史料和更加深入的研究,毕竟在历史事实面前推论只是推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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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数百年来,南洋华人每天都离不开这杯六堡茶?看完这个视频你就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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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不尽的南洋海风,斩不断的故土乡愁。


南洋这片土地,从明清至近代,无数沿海华人,因躲避战乱灾祸,而纷至沓来。


挖锡矿,割胶林,用自己的血汗,将曾经天朝上国眼中的荒蛮之地,建成了乐土。


一部南洋开拓史,字字句句都是华人以血泪写成。


而华人从中国广西带去的梧州六堡茶,却在这水深火热的南洋最终救下了无数华人性命,被视为保命良方,最为珍贵。


去年岁末,茶语网特派出编辑前往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以一场“南洋寻茶记”的旅程,再续中国与南洋的六堡茶情缘。



第一站:槟城


我们在槟城的晋美茶行见到了主理人王家俊与王家杰。从他们口中得知,在上世纪90年代,晋美茶行这块招牌在槟城逐渐响亮起来,而主营的正是来自中国梧州的中茶六堡茶。


晋美茶行主理人王家俊


晋美茶行主理人王家杰



槟城的酒楼食肆、杂货药铺,均开始由晋美茶行专供来自梧州中茶的六堡茶。而六堡茶所具备的“红浓陈醇”特点,更是槟城华人所坚持不动摇的品鉴要点。



王家杰说:“晋美茶行能在槟城立足这么多年,口碑很重要。槟城人特别认可我们的六堡茶,就因为他们认同六堡茶的‘红浓陈醇’。20年前,你在槟城卖六堡茶,要是茶汤颜色不够深,口感不够浓醇,茶客就会直接骂老板的!好在梧州中茶供给我们的六堡茶,品质一向都很优秀。”



第二站:怡保



告别槟城,我们来到了曾经号称“世界锡都”的怡保,探寻六堡茶与锡矿的故事。


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曾经的锡矿矿主——郑国雄先生。他曾经是怡保一座小型锡矿场的老板,朋友们都笑称他是“末代矿主”。


“末代矿主”郑国雄先生


上世纪80年代以前,郑国雄在自家的锡矿中打理生意。在他的矿场中有两样东西不能缺,一样是猪肉汤,逢每个月的1号和15号,矿场中必须煲一锅猪肉汤补充营养。


而另一样不可或缺的则是六堡茶,郑国雄现在还记得,每个礼拜都需要去茶行买十斤六堡茶回来,吩咐厨房每天用大铁锅煲一大锅滚水,再将六堡茶投进锅内一同煲煮,酽酽的一锅茶汤是比猪肉汤更不能缺少的日常必需品。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连续开发,马来西亚含量最丰富的锡矿已经进入开采殆尽的阶段,采锡业从此一蹶不振。


但马来西亚的茶客却将投资眼光投向了六堡茶!


我们这次的行程,也见到了全怡保乃至马来西亚存有最多老六堡的人——“辣椒”先生。


“辣椒”先生


从2004年开始,他便四处搜寻老六堡,并于2006年开设了这家大东茶行。他仓库里的老六堡,最老的年份需要从上世纪50年代算起。


尽管这些50年代~90年代的老六堡,可能从包装上来看是分别出自不同的茶庄、茶号,但了解梧州中茶六堡茶出口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些老茶基本上都是源自于梧州中茶前身公司的产品。


从他口中了解这段历史后,套用一个句式,大概可以这样讲:天下武功出少林,天下六堡出梧州。



第三站:吉隆坡


吉隆坡,这里有一家在南洋历经近一个世纪沧桑变幻的茶行老店——广汇丰茶行。



从1911年,吃不饱饭的广东揭西客家人刘大志历海翻波来到吉隆坡开始,到1928年,刘大志于吉隆坡火治街创设广汇丰庄,再到广汇丰第三代传人刘伟才及第四代传人刘俊光的接手,广汇丰一直经营着来自中国广西的梧州六堡茶。


广汇丰茶行第四代传人刘俊光先生


并且,广汇丰茶行近百年的历程一直都与梧州中茶的六堡茶侨销史,紧密相连,水乳交融!



广汇丰的传人们发光发热,北上槟城、南下新山,将品质优秀的中茶六堡茶卖给药铺、杂货铺、咖啡店、餐厅、茶庄、茶楼。一直延续着梧州中茶与马来西亚的茶缘。


而在马来西亚,除了茶行、酒楼、药店、杂货铺,六堡茶文化的延续也有另一种形态——茶艺店。



这次的南洋寻茶记,就寻访到了吉隆坡一家资深茶艺店——唐艺轩。主理人赵美玲表示,六堡茶可以是日常饮品,也可以是文人雅玩,更可以是一种民俗传承的上佳诠释。


唐艺轩主理人赵美玲女士


2007年,她一直牵挂的梧州之行终于成行。最让她难以忘怀的是,一向不允许外人参观的梧州中茶六堡茶陈化窖,也向她敞开了大门。


另外,我们还在吉隆坡见到了马来西亚茶业商会名誉会长许金龙,与他经营了七十多年的建源茶行。


马来西亚茶业商会名誉会长许金龙先生


上世纪60年代,建源茶行就开始组建自己的茶叶进出口公司联隆泰,然后就开始直接跟中茶梧州公司拿六堡茶。


而他们从中茶梧州公司进口的六堡茶,一般都要求在麻袋上印‘NN’字样,表示‘NO NAME,NO MARK’(无名,无唛号)。


许金龙的这一举动,倒像是给中茶梧州公司出口给他们的茶,取了一个类似于武侠小说中高手“无名”的名字。


但不管六堡茶打什么记号或是不打记号,只要沸水一冲,红浓陈醇一现,大家必然知晓:这就是中茶梧州公司的优质六堡茶。




第四站:马六甲



我们在马六甲寻访到了,在这里卖中国食品已经卖到街知巷闻的裕生隆。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裕生隆现在主理人邓信孝的祖父,就在自己的裕生隆里给六堡茶留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与来自中国的粮油食品、海味、坚果、酒水一起,填满了几代马来西亚华人的乡愁。


裕生隆主理人邓信孝先生


有了裕生隆三代主理人的坚持,马六甲等地的茶楼、药材行、杂货铺、海味店,才能及时供应给当地华人最离不开的红浓陈醇。



第五站:新加坡



新加坡是南洋寻茶记的最后一站,我们在这里又见到了一家经营近百年的茶行——广珍茶行。



上世纪20~30年代,广东江门新会人苏振叶从顺德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专营六堡茶,开始了广珍茶行在新加坡的历史。


父传子、子传孙,到现在广珍茶行由苏家的孙媳妇刘秀凤女士在打理。


广珍茶行主理人刘秀凤女士


刘秀凤听老人讲,之所以专做六堡茶,是因为当时在新加坡的华人很多都以两广人为主,而且其中有一批专事苦力的女性,被称为“红头巾”。


这批来自广东三水的妇女,大多戴上红头巾到建筑工地,做些和洋灰、挑砖块、搬木料的粗活。


高强度劳动、日晒雨淋、薪酬甚少,“红头巾”们唯一的指望便是一大壶六堡茶,不仅可以消暑解渴,更可以泡饭果腹。


正是这批最先开辟建设新加坡的“红头巾”的艰苦付出,新加坡才有了今日之辉煌,而六堡茶自然该是记到功劳簿上的。


从上世纪70年代起,广珍茶行开始直接跟中茶梧州公司进口中茶六堡,其优异的品质自然是倍受新加坡老茶客们的青睐。


南洋各地的城市依旧人来人往,由华人开辟建设的一座座现代化城市也在历史进程中继续迈步,即使六堡茶的往事终将被湮没,但我们相信,那杯红浓陈醇的六堡茶,却会一如既往地滋润着南洋这片土地


* * *


我们的南洋寻茶记终于告一段落,但中马情缘,又岂止于此?


2019年4月12日,“2019中国梧州-马来西亚六堡茶贸易合作发展研讨会”,在梧州市国龙大酒店成功举行,中马茶人再次欢聚一堂,品六堡茶香,叙友谊岁月,谋共赢发展。



此次活动,由马来西亚茶业商会、梧州六堡茶研究会主办,梧州中茶茶业有限公司承办,并得到了梧州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中共梧州市委副书记蒋海东,马来西亚茶业商会会长刘俊光,马来西亚茶业商会永久名誉会长李福泉,中共梧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钟碧珍,梧州市副市长苏颖,梧州市茶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马士成,梧州中茶茶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加仕,马来西亚茶业商会茶旅及考察委员会主任郭俊邦,马来西亚普洱茶商会会长林仕忠,马来西亚茶业商会理事、六堡茶推广委员会主任王连益,相关部门单位、各梧州当地茶企参加研讨会。


梧州市副市长苏颖女士在研讨会致辞表示:


“‘茶船古道·新丝路’六堡茶行销全球活动是实施六堡茶市场和品牌建设工程、加强对外交流和经济合作的重要载体。2017年3月在马来西亚首站的成功离不开马来西亚茶业商会的支持,本次代表回访更是对梧州市‘茶船古道·新丝路’六堡茶行销全球活动的积极响应。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进一步续写中马‘茶船古道’的情缘,深化双方交流合作,推动六堡茶产业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马来西亚茶业商会会长刘俊光致辞表示:


“六堡茶作为传统的‘侨销茶’,在东南亚地区享有盛誉。马来西亚商会不少成员都是六堡茶的铁杆粉丝,本次商会组织广西梧州六堡茶文化之旅,大家都非常踊跃参加。很开心与大家在春暖花开的季节相聚六堡茶的故乡梧州,六堡茶通过茶船古道漂洋过海到马来西亚遍地生香,使得马来西亚已成为了六堡茶的第二故乡。希望本次梧州之行能进一步了解六堡茶,以六堡茶为媒,交流“茶船古道”文化,促进中马两国人民友好交往,为两国‘一带一路’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随后,马来西亚茶业商会赠予梧州中茶茶业有限公司“70年代中茶六堡茶老八中紫盒”,梧州中茶茶业有限公司回赠“公司新厂成立一周年纪念饼”,双方交换茶礼,表达了中马双方深厚的茶人情谊。



经热烈的品鉴、研讨环节后,在诸多领导嘉宾的见证下,5家六堡茶企业与马来西亚企业签订友好合作协议,共谋六堡茶产业的发展!


梧州中茶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均伟最后表示:


“延续了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如今依然焕发着耀眼的光彩,依然有着强大的活力,本次活动为茶人朋友们提供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不仅品味到了六堡岁月的风韵,更促进了六堡茶贸易、文化方面的深入交流,为六堡茶在‘一带一路’伟大倡议下的更好更快发展,创造了新的契机。相信在中国茶叶董事会、党委,梧州市委市政府的正确指引下,中茶六堡在2019年可以再创佳绩。愿中马友谊就如六堡茶一般,香气越过海峡,滋味穿越岁月,历久弥香,常驻常青!愿中马友谊就如六堡茶一般,香气越过海峡,滋味穿越岁月,历久弥香,常驻常青!”


编辑/视频策划:天棒

摄影/视频剪辑:科佳

本文部分文字、图片由梧州中茶提供

绝版珍贵图解——晚清时期梧州市“六堡茶产业发展”

这是一条神奇的古道,无数茶叶沿着这条古道走向世界;这是一条独特的古道,无数茶事都在这条古道上轮番上演;这又是一条命运的古道,无数茶人与这条古道维系一生……这就是承载六堡茶深厚历史底蕴的“茶船古道”。

这条古道因水而兴,因船而旺,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了漫长的足迹。其间有着无数茶农茶贩的艰辛与苦累、有着无数船工纤夫的血泪与汗水、有着无数挑夫雇工的悲喜与奔波,更有着无数茶商世家的恩怨与兴衰……但这些往事都已被历史长河冲刷得面目模糊。

如今,我们踏着这些旧日的足迹一路寻去,对“茶船古道”的史实,进行见证式采访、抢救式发掘,并将采访所得化为《茶船古道寻迹》系列报道,以此深入挖掘六堡茶历史文化,为梧州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提供文化支持,并更好地推动六堡茶产业发展。

《茶船古道寻迹》分“概貌”、“轨迹”、“余音”三个篇章,将通过对亲历者所见所闻的真实记录,尽可能拨开笼罩在“茶船古道”上的历史迷雾, 重新找到这条古道逐渐模糊的轨迹……

清朝嘉庆年间被列为全国24种名茶之一的六堡茶,在过去陆路交通不畅的环境下,靠着由一条“主道”以及两条“辅道”组成的“茶船古道”,走出深山,越洋过海。

6月9日上午,苍梧六堡镇,一队头戴斗笠、肩挑茶竹箩的茶农,迈着坚定的脚步,朝着合口码头广场走来。到达码头,茶农们虔诚地祭拜茶神,之后,便将一担担六堡茶有序地放到竹排上。在茶农们满是憧憬与期盼的目光中,竹排缓缓驶离码头……

这场备受游客赞赏的茶文化演绎,还原的是当年运茶船只、竹排从六堡镇起航,沿着被后人称之为“茶船古道”的航线,对外运输与销售的一个情景。云南普洱茶凭借“茶马古道”香飘世界,梧州六堡茶依托“茶船古道”远销海外。

茶农在六堡河茶船古道重现竹排运送六堡茶的历史情景

历史上,以梧州市苍梧县六堡镇为起点,以茶叶、竹木等梧州特产为媒,以货船为主要交通工具,以六堡河、东安江、贺江、西江数百公里长的航道为纽带,自发形成了广西东部连接广东,再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通达南洋诸国的民间商贸通道和经济文化交流走廊。

在这数百公里长的航道上,有曲折蜿蜒的无数险滩,有往来穿梭的茶船木排,有炊烟袅袅的大小村庄,有色彩斑斓的风土民情,还有丰富多彩的码头故事。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风餐露宿的艰难行程中,茶商、茶农和船工们用清脆的号子、嘹亮的船歌和奔波的脚步打破了千百年山林深谷的宁静,开辟了一条通往大山之外的经贸之路。

晚清时期梧州码头对开的西江江面的船舶运输境况

“茶船古道”《明史》载

《广西通志稿》记载:“六堡茶在苍梧,茶叶出产之盛,以多贤乡之六堡及五堡为最,六堡尤为著名,畅销于穗、佛、港、澳等埠。”清朝嘉庆年间(1796 年~1820 年),六堡茶便以其特殊的香味声名鹊起,被列为当时全国24种名茶之一。

六堡镇有茶,史料多有记述,但重山“封锁”之下的六堡茶如何远销海外,却鲜有人知。

位于北回归线北侧的六堡镇,地处梧州市北部的桂东大桂山山脉延伸地带,四周群山环抱,山路崎岖难行。得益于山高多雾、树木阴翳这一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六堡镇盛产的茶叶张厚大、茶味浓香,并因此畅销一时。

清末时期,两广茶产区使用当地的妇人分拣出口的茶叶

在过去陆路交通不畅的环境下,走水路成了六堡茶向外运输的最佳选择。正是靠着一条“茶船古道”,六堡茶得以走出深山,越洋过海。

六堡镇的群山肃穆而恬静。二月将尽,春茶始发,在山间,茶农们打着火把采下一缕缕新芽。每到收茶季,四乡八邻的茶农总要起早摸黑上山采茶,将采摘下来的鲜茶精炒细揉后制成干茶,然后又打着火把翻山越岭,赶在晨曦来临之前,将热香未散的干茶挑到六堡镇街。彼时,镇上茶商已在茶庄等候多时,雇来的“工仔”也已经热好了大木甑,只等蒸茶压笠,打包装船。

清代妇女们上山采茶

85岁的陈式才久居塘平大山中的黑石村,世代种茶。对于他来说,上述画面再熟悉不过。“童年时,我看到父母经常举‘松节’(用松枝扎成的火把)半夜上山采茶,回家炒茶,赶茶圩。”

关于“茶船古道”的线路走向,在综合记者采访内容和查阅史料文献后可作出大致的勾勒。六堡河畔的合口码头,是这条“茶船古道”的起点。无数茶叶汇聚在此,然后装上小船或竹排,沿着六堡河—东安江—贺江—西江这条“主道”,又或是梧垌河—夏郢镇(思良江)—桂江—西江、六堡—狮寨—长发(桂江)—西江这两条“辅道”所组成的“茶船古道”一路向东,在“茶船古道的”终端——广州集结,对接“海上丝绸之路”,延伸至香港和澳门,然后直达东南亚,甚至北美地区。

“茶船古道”的水路流向在明代就已明晰,《明史·地理志》中也有记载。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茶讯》的描述则更为明确:

“旧时粤商在广西六堡乡合口街设庄收茶叶,计有‘广元茶’、‘广福泰’、‘新记’、‘三纪’、‘永组’、‘公盛’茶庄六个,以后将六堡茶炊蒸在箩,由合口街用小铲(一种小船)装运至梨埠,在春夏水大时每铲装运四十担。秋冬水小时每铲只能装运二十担。由梨埠换大木船运至封开,再用电船装运广州,出口港、澳。六堡茶除在穗港销售一部分外,其余大部分分销南洋怡宝(怡保)及吉隆坡一带。”

六堡镇居民车进良今年已92岁,他年轻时曾先后受雇于“文记”和“英记”茶庄,长期帮老板在码头边的茶亭上收茶、筛茶、运茶。在他的忆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合口码头当年的繁盛景象:码头上人声鼎沸,河岸边舟车辐辏,一箩箩六堡茶被装运上船,一条条运茶船浩浩荡荡穿越六堡河,顺水东去……

合口码头上反映水路运茶历史的壁画

运茶“主道”险滩多

沿六堡河,经东安江,走贺江,入西江,直达广州,对接“海上丝绸之路”……这条全国独一无二连接桂、粤、港,直通南洋的六堡茶“茶船古道”,在中国茶运史上影响绝不输于普洱茶的“茶马古道”。

走这样一条水路运输通道,需要经历许多艰难险阻,沿途不仅河道浅窄,而且滩多湾险。若非亲自用脚丈量,断不知茶船古道如此险峻。

六堡至梨埠的水路有60多公里,其间险滩重重。自合口码头以下,沙险、大中、寺坡……长则四五公里,短则一二公里便是一处滩头,其中最险的当属鸭婆滩,据说最善水性的鸭婆(母鸭)到了此处也难以调头,故而得名。

六堡至梨埠的水路有60多公里,其间险滩重重。自合口码头以下,沙险、大中、寺坡……长则四五公里,短则一二公里便是一处滩头,其中最险的当属鸭婆滩,据说最善水性的鸭婆(母鸭)到了此处也难以调头,故而得名。

81岁的李育恒现居六堡镇,从16 岁起就在六堡至梨埠段的水路上撑排走船,一干就是20多年。对于这段水道上的滩险,他深有体会:“水道狭窄,茶叶只能用尖头船运载。每艘尖头船能装一两吨茶叶,每船配备船工三人。为了能相互照应,每次起行,总是三四只船一起‘打帮’(结队)出发。”

一些经常走船的当地人描述,这条水道自然条件恶劣,浪急滩险,沉船翻船时有发生。经验丰富的老船工们会在船头发号施令,带领船队一次次越过险境。当尖头船顺流而下时,船上一人掌舵,两人手持长竿,一路拨扫船前大块的砂石,令船只惴惴前行。每遇险滩,所有船工一齐下船,有的在岸上拉纤,有的在河中撑顶,十余人合力把船只逐一“搬过”滩头。

在梨埠码头,茶叶将被换装到载重量达八至十吨的大木船上。此种木船单桅挂帆,每船船工有三至四人,一般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全家人一应生活全在船上,这些船民就是俗称的“疍家人”。装满货后,单桅木船即行出发,一路沿东安江入贺江,汇入西江,直抵广东封开江口或德庆都城,再把货物换装上更大的货船。

这段100多公里长的水路,暗礁遍布,遇到水面平静的河湾,方得歇息。作为“疍家人”,80岁的梨埠镇人麦瑞清曾在这段水路上“讨生活”。他说:“以前的河道比现在浅,从梨埠下江口、都城,滩头有几十处。遇到险滩,就算是女人,一样要下水去拉纤撑顶。”

遇到滩险,船上的船工们要全部下水拉纤

大船从西江航线到达珠三角地区的商埠,那里的河道相对开阔些,但是经过肇庆的羚羊峡时,也是一次考验。羚羊峡内河道最窄处仅两百米,江流湍急,漩涡丛生,水位最深处达七八米,稍有不慎则船翻人亡。六堡人邓炳健的父亲曾是“英记”茶庄的经营者,谈及英记茶庄的运茶史,邓炳健说,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英记”茶庄所收购的六堡茶运到都城后,一般分装在几条大木船上,大木船用缆绳串联起来,再由“拖头”(机动驳船)拖住顺流而下,这样通过羚羊峡才比较安全。

为了航行安全,西江航线自晚清时期起就引进了汽轮。1941 年成稿的《苍梧县志》记载:

“清光绪十八、九年间(1892 年~1893年),梧始有平安公司之轮渡来往广梧。”

到了清朝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梧州商人李虎石、周濂生等筹建西江航业股份有限公司,集资购买机动客货轮船“广泰”、“广威”,专营梧州至香港航线。其后,清朝宣统二年至民国元年(1910 年~1912 年),该公司又陆续购置“广南”、“广宁”、“广河”、“广平”、“广清”五艘客货轮电船经营梧州至南宁和梧州至广州的线路。

大量航行于西江航线上的货轮确保了六堡茶的运输安全。及至1935 年,广西省政府编撰的《广西一览》称:

“往来港粤,多通大汽船;溯江而上,皆通浅水电船。沿途诸埠皆可湾泊,帆船如鲫。”

两条“辅道”均崎岖

六堡镇黑石、恭州、芦笛、理冲等地方(即现在的塘平、不倚、四柳、理冲等地)从古到今一直是六堡茶最集中的产区,当地家家户户几乎都种茶做茶。这些村落都处于六堡最偏远的崇山峻岭之中,当地老茶人所走的道路亦不尽相同:有人沿六堡河而下,踏着前人清晰可见的航道一路东去;有人顿住脚步,继而转向西南,担茶翻山,以减少中途的水路运输,将自家茶叶运送到邻近地区交易。因此在“茶船古道”的线路版图里,又形成了另外两条分别从六堡翻山越岭到夏郢和狮寨,然后通过桂江下梧州,再入西江到广州的“辅道”。

“茶船古道”线路图

六堡镇南部山区临近夏郢镇。于是,六堡镇理冲村、四柳村和不倚村的部分茶农会选择翻山越岭,翻过松山坳、蚕村、饭包坪、吃水冲儿、双洞,直趋夏郢。少数有条件的茶农则撑排装船,沿梧垌河溯江而上,到蚕村后登岸以人挑马驮,越过饭包坪等处,到达夏郢镇后进行茶叶交易。茶商在当地收购的茶叶,集中在夏郢的码头换装上小木船,顺思良江而下入桂江送到梧州。这段水路只有20多公里。

而六堡镇西部山区毗邻狮寨镇,当地山坪村、公坪村和塘平村等茶农则翻过界顶,直接把茶叶挑到狮寨交易,这些茶叶随后被挑到桂江边上的长发码头,装上木船,沿桂江顺流而下直到梧州。这段水路将近50公里。

六堡镇四柳村77岁的茶农易良成年轻时就经常翻山走这两条线路,“以前人力不值钱,我们的茶都靠自己担出去,五十斤一箩,每次担两箩。夏郢和狮寨我都去过。夏郢是个米市,狮寨也是个大圩,把茶叶担过去卖,换回些米盐布匹和日用品。夏郢远一点,一天来回不了,要停(住)一晚。狮寨近一点,早上去,晚上就能回来了。”

翻山越岭的陈年往事,易良成说得就如到邻家串门般寻常。实际上,这两条“辅道”的线路相当崎岖,其间山路数十里。据《支那省别全志》所述,

“梧州在20世纪初期没有完整的陆路交通……道路皆为羊肠小道……道路修在断岩绝壁之下,洪水到来道路即被阻绝。”

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

由于有“大船”能够从西江经梧州上溯桂江直抵夏郢或狮寨,所以很多茶商喜欢乘船而上,到达夏郢或狮寨收购茶叶后,再步行或骑马走过这段山路进出六堡。邓炳健至今仍记得,他父亲说当年文记和英记茶庄就分别在夏郢或狮寨设有茶叶收购点。

这种状况直到上世纪50年代后依然如此。1952年底修编的《省茶叶改进工作组工作报告》里提到,“茶农普遍用肩担运出,六堡茶区现仅合口圩为集中地,第九区的五堡茶,则以狮寨为主要集中地,少部分以长发为集中地,茶农挑茶到圩场需50里路,经收购私商、合作社等踩制运往广州。”

如今,茶农们已不再行担茶翻山的“壮举”了,但在山坪村、四柳村等山间道路上,仍能不时碰见驮运物资的马匹。这些矮脚马闲庭信步,每每摇头晃脑,挂在马脖子上的铜铃相撞,发出的“叮叮”声响依然清脆悠扬。

广州中转销南洋

六堡茶的输出,无论是依靠茶农肩挑担运翻山越岭辗转经梧州转运,抑或凭借不同的船沿水路在江口、都城集中,最终都归于西江水道滚滚而去。走西江水道,要途经德庆南江口、悦城、禄步、肇庆大湾、高要、永安、三水,然后才到达佛山和广州,这段水路全长将近300 公里。

得益于当时兴旺的水路运输,茶商们凭借西江黄金水道将六堡茶以最低的成本运达广州,大量六堡茶通过广州和港澳的出口商再加工、包装,主要销往南洋诸国。

晚清以来,出口的六堡茶成品已有块状、砖状、金钱状,广州和港澳地区的茶商又多以“四金钱”等商标命名待销的六堡茶。而对于散茶,茶商们更是直接分装入箩,投以记录该类茶叶信息的“内飞”(茶票),再“打唛”(上标签)出售。这些“打唛上飞”的六堡茶在广州和港澳地区稍作中转停留,很快又被换装上越洋巨轮,从珠三角各大商埠运往南洋地区。

随着六堡茶名声渐响、出口销量大增,不少精明的粤港茶商纷纷逆流而上,经梨埠直入六堡设庄收茶,减少了其中的流通环节,以便获得更多利润。广东茶商梁福就是其中的一员。清末民初,他已到六堡镇合口街开设茶庄经营茶叶生意,未几即把茶庄盘给了其义子陈永昌,自己回广州,直接代理了六堡茶区多家茶商在广州的销售业务,舒舒服服地当起了六堡茶输出终端的“大老板”。

随着香港“天顺祥”茶庄、“广生祥”茶庄等众多大茶庄进驻六堡,六堡镇上茶叶交易繁荣一时。六堡镇人陈胜文至今保留着父亲经营的“兴盛庄”茶行的“茶票”模版,模版上可见“广东省城河南广生祥”字样。当年,“兴盛庄”的六堡茶曾远销到广州和香港,甚至漂洋过海到了南洋一带,而茶票上的“广东省城河南广生祥”则是六堡茶在广州的代理商。

总部设在香港的陈春兰烟茶庄,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已是六堡茶在南洋地区的主要经销茶行。该茶行购进六堡茶后,冠以“宝兰”牌子再行分销。在业务最兴旺时,陈春兰烟茶庄每季度进口300 箩筐六堡茶,每筐重达100斤。正因有一批敢闯而活跃的茶商,“茶船古道”从上游到下游,再到远洋,都流动着一股旺盛的商贸气息。

六堡镇全景

“茶船古道”尘封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茶船古道”的航运依然如故。在1954年之前,随着时局稍稳,六堡茶的输出大增,广西农学院热作分院与广西区土产公司1981年合办的茶叶培训班,联合编撰了《茶叶初制与毛茶初评》一书,书中就特别提到,六堡茶“在新、马地区南洋一带的侨胞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当时六堡茶区内的茶商与国营的供销社同时设点收茶,双方竞相发力,“茶船古道”再度繁忙。

但这已是私营茶商船队最后的一抹余晖。1954年,国家开始统购统销茶叶,私营茶商及船队迅速消失。往来于“茶船古道”上的船只逐渐增多,经营六堡合口码头至梧州段航线的,已是苍梧县公交船队和木双水运社,六堡茶在西江水路上的输出,则全部交由广西梧州航运局和梧州市水运公司负责。

茶叶统购统销后,中茶广西支公司明确了在六堡茶区统购的干茶,全部运到梧州茶厂进行精制加工后再行出口。从六堡运出的茶叶,虽然仍沿着六堡河、东安江、贺江的线路进入西江,但已经不再在江口或都城停留,而是直接运上了梧州。

六堡镇风景

另一路从夏郢镇和狮寨镇沿着桂江而下的干茶,也源源不断运到梧州。此后,梧州茶厂的生产线开足马力,成为六堡茶生产的主角。

苍梧县木双镇71岁的老船工毛江荣说:“上世纪50年代以后,我们撑船运出的六堡茶都送去三角嘴(梧州茶厂厂址)。送到码头后,茶厂工人就会来卸茶下船,那时的六堡茶都是一坨一坨用藤笠(竹笠)装好,外面用大片干竹叶包上。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我们也将茶送过去东出口的‘工农仓’(中茶公司的李家庄码头茶叶仓库)。”

其后四十年间,在梧州经过精制加工的六堡茶仍然沿着西江水道被运到广州,经港澳出口到南洋地区。

直至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六堡至梧州市区、夏郢至梧州市区、狮寨至梧州市区公路,以及梧州至广州国道相继贯通,繁盛一时的“茶船古道”逐渐为公路运输所取代。

六堡镇

来源于:中国六堡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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