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云茶产业已经从单一的普洱茶公共品牌独领风骚，转变为云南普洱茶系列、云南滇红系列、云南白茶系列“三轮驱动”构建云南茶产业发展的新局面。其中，云南大叶种白茶由于树种的优越性，不仅市场认可度高，而且产品消耗速率快，是云茶产业中极具爆发力的板块，在当前云南茶叶市场上表现最为活跃。数据显示，2021年，云南省白茶成品茶产量约为7000吨，占云南省当年成品茶产量的1.8%，虽占比不高，但已占全国白茶产量的10%，仅次于福建。
云南白茶的发展，可谓是“蛰龙已惊眠，一啸动千山”。
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位于普洱市中部偏西，是云南省30个产茶重点县区之一。景谷县民乐镇大村秧塔是云南大白茶的故乡，这里地属无量山系，是一块美丽富饶的绿色生态宝地。境内重峦叠嶂，沟壑纵横交错，江河迂回蜿蜒，山脉峡谷相间分布。秧塔地处高山密林中，气候温润，茶树在这里种植已有150多年。
景谷大白茶是当地特有的茶树品种，茶叶芽头满披茸毛，白毫显露，条索银白，成茶肥硕重实。冲泡后气味清香，茶汤清亮，滋味醇和回甜，耐泡饮。景谷县种植繁育景谷大白茶的历史悠久、茶文化底蕴深厚，至今还保留着一株树龄超过200年的景谷大白茶。
日前，在农业农村部公布的予以登记的全国非主要农作物品种清单上，“秧塔大白茶”赫然在列，成为普洱市第一个通过登记的国家级无性系茶树新品种。这也意味着秧塔大白茶拿到了市场准入证，不仅提高了景谷县茶产业的知名度，还为景谷打造“中国大叶白茶之乡”提供了种源支持和科技支撑。
以上种种，得益于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优良的茶树品种。近年来，景谷大白茶作为云南白茶的一种，在众多白茶中风姿盎然、独具一格，可谓是白茶中的“白富美”和“高富帅”。
“白”，大白茶与其他茶不同，由于茶毫丰富，所以外形色泽鲜亮，卖相好，成为云南白茶的代表，过去被采制成“白龙须”贡茶进贡朝廷。那肥壮的芽头，浑身上下披满白毫，如同白衣飘飘的翩翩仙子降落凡尘那般出众。
“富”，不仅指的是云南白茶特有的丰富内含物质，还有它生长的地理环境和特殊香气。因为景谷当地人制茶揉捻手法讲究，茶叶内含物质不会破壁而大量流失，还极大地减少了云南大叶种晒青生茶新饮的苦涩，保证了“水土不流失”，使得其能够与福建白茶进行各项指标的比较。
尤其是景谷大白茶的香气，主要以毫香著称，是成熟果实所特有的一种甜香，非常具有辨识度。经检测发现，景谷大白茶中有60种主要香气成分，而其他区域的白茶只能鉴定出47种主要香气成分。
“高”，众所周知，高海拔造就了高品质的云南白茶，景谷大白茶的茶树基本生长在1000至2000米海拔地区，是典型的高山白茶，民间流传着“白茶之上的白茶；高山上的白茶；甜到心里的是景谷大白茶”的说法。除却海拔高，滋味浑厚的云南大白茶也因耐泡度“高”而闻名白茶界。
“帅”与“美”。在萎凋工艺中，氨基酸与儿茶素的邻醌结合而成的有色化合物形成的黄亮汤色，完美体现了云南大叶种茶的高香、甘甜、韵长、气足，这是一种阳刚之气，可谓“帅”。白茶的品饮已升华到一种品饮的美学境界，观其形，匀称流畅的线条，壮实的条索，白毫如雪，可谓“芽似飞刀毫如雪貂，香似花苞甜如阿娇”。
（民乐镇政府提供）
经过多年的发展，景谷大白茶已成为景谷县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截至目前，景谷大白茶已在全县10个乡（镇）142个村2000多个村民小组推广种植，种植面积20万亩，有茶农12万余人，获得有机茶园认证面积8万亩，年产量近8000吨，实现综合产值26亿元。
景谷县于2015年被评为“全国十大生态产茶县”；2016年，被评为“全国重点产茶县”；2020年，被评为“中国茶叶百强县”“2020年度中国白茶产业发展示范县”。“十三五”期间，大白茶有机茶园总计2万亩，打造了李记谷庄、白龙、谷印、上根茶舍等省、市著名商标。
未来，随着“景谷大白茶+文旅”“大白茶+工业”“大白茶+互联网”等工作的不断推进，将促进当地茶产业转型升级和茶产业可持续发展，属于景谷的云南大白茶时代即将到来。
作者简介
制茶工程师，云南景谷茶厂董事长，云南省茶马古道研究会会长、云南省流通协会副会长、云南省茶叶流通协会白茶专委会主任，世界茶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
作者：胡皓明/文段兆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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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号级”普洱茶，特指1993~2008年之间生产的普洱茶。15年的历史很短，但对普洱茶来说却是一段大历史。当旧有的购销体系逐渐瓦解，新的秩序体系尚未健全之际，普洱茶进入到一个看似混沌又百花齐放的时期。
希望往往在混沌中产生，在这15年间，普洱茶从籍籍无名开始走向全面复兴。
为什么要定义标号级
“标号级”普洱茶时代是我们反复讨论了多年，又策划了一年多的选题。2019年初，我们又邀请了茶界一些专家和茶人，一起探讨如何对七子饼之后的时代进行定义和命名。
早先，这一时期的产品被定义为“中期茶”或“新生代普洱茶”。越陈越香是普洱茶的魅力所在，随着普洱茶的全面复兴，市场对中老茶的认可和接受程度越来越高，这也使得近年来中期茶的概念开始深入人心。实际上，早在2011年10月，《普洱》杂志就在深圳举办了首届新生代普洱茶高端论坛，对此进行了深度探讨。
不过，中期茶是个因时间推移而流动的动态概念，在一定时间段内用其来定义七子饼茶之后的时代是贴切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就不准确了，因为新茶会变成中期茶，中期茶会变成老茶。而中期茶，一般认为是陈期在10~15年的普洱茶。如果说我们在10年前定义中期茶的年份是1995~2000年，那么现在中期茶的年份是2005~2010年。时间不一样，中期茶对标的年份也不一样。
也因此，我们需要对七子饼后的确定年份，进行一个定义。经过《普洱》杂志内部的多次讨论与策划，并与茶界众多专家、茶人多番探讨后，最终我们将1993年至2008年的这15年，定义为普洱茶的标号级时代。
为什么是1993~2008年，又为什么命名为“标号级”呢?
在中国茶文化体系中，普洱茶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如今我们能够见得到普洱茶实物中，按不同的年代进行断代，大致可以划分为号级茶、印级茶、七子饼三个时代，中期茶、新茶是个可流动的时间概念，并不能用来断代。
号级茶一般指1949年以前茶庄商号留下来的茶，存期迄今已70年以上，甚至有百年以上老茶。
印级茶指1952~1972年间，外包装纸印有“中茶牌圆茶”和“中国茶叶公司云南省公司”繁体中文字样，中间是中茶商标的普洱茶。坊间根据“中茶”标中“茶”字的颜色来命名，比如大红印、甲乙级蓝印、红印铁饼、无纸红印、蓝印铁饼、七子小黄印等。
七子饼茶，以1972年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云南茶叶分公司成立为标志。这一年云南省获得了茶叶出口权，所有出口茶品都有唛号，包装纸上都印有“云南七子饼茶”字样，因而被称为“七子饼茶时代”。
七子饼时代的终结，实际上并没有明晰的时间概念。1990年，中国茶叶公司通知各茶厂有偿使用“中茶”商标，七子饼时代开始走向分崩离析。但七子饼时代的终结，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便是来到重要时间节点的1993年，“唛号+云南七子饼茶+中茶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存在着的。
现在我们定义的“标号级”，是指1993年统购统销政策全面取消带来市场的蓬勃发展，到2008年普洱茶国家标准颁布实施期间所生产的普洱茶。对普洱茶来说，虽然这是摸着石头过河的15年，但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大时代。随着普洱茶市场的全面放开，民营资本、民营茶企纷纷涌现，新兴的品牌商标不断涌现，“中茶”标一统江湖的格局被打破并逐渐淡出中茶之外的体系。也是在这一时期，普洱茶文化得以蓬勃发展，传统工艺开始复原，新的理念、新的标准逐步成型并趋于完善，为普洱茶的全面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定制吹响普洱茶复兴的号角
普洱茶的复兴，离不开港台茶商的推广，更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统购统销政策的全面取消。
东风吹来满眼春。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88岁高龄的小平同志进行了最重要的一次“南巡”，以他的最后余力，将处在僵局中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推进了一大步，清除了左的思维对改革的干扰，让处于艰难之中的改革开放继续向深水区迈进。
在这样的背景下，1993年2月1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1993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发[1993]11号文件)。至此，作为一种完整的制度形态，统购统销最终结束。
计划经济体制下，茶叶也属于统购统销物资，普洱茶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勐海茶厂、下关茶厂和昆明茶厂三大国营茶厂。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提出“进一步改革农业管理体制，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市场调节，使农业生产适应市场需要，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一步把农村经济搞活”。茶叶生产经营开始放开搞活，我国茶叶经营由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
但具体到云南和普洱茶，这种改革显然是滞后。首先是云南地处偏远，在当时政策的实施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其次是云南主产的普洱茶、红茶两大茶类主要用来出口;最后是普洱茶还兼顾有边销茶的任务，国家对边销茶实行统购统销、计划调拨，直至2001年7月才全面放开。
茶叶市场的全面取消“统购统销”，对计划经济下的传统国有茶企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旧有的购销体系逐渐瓦解，新的秩序体系尚未健全之际，普洱茶产业进入到一个短暂的混沌期。
现在我们回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可以说这段时期国营大厂正处于变革的阵痛中。七子饼时代已经走向末路，新的趋势却不是那么的明朗。如果我们将这看作是“黎明前的黑暗”，那么在黑暗中也有人点起了星星之火，形成了现如今的“燎原之势”，并最终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普洱茶时代。而这个时代的来临，肇始于定制茶的兴起。
计划经济时代，普洱茶是云南出口创汇的主要物资。当时茶叶的出口，茶厂和海外客商是不可能直接接触的，香港、国外的客商只能每年在广交会上与云南省茶叶公司签订单。而且不是想要多少就能给多少的，那时只有香港南天公司的订单云南省茶叶公司尽量满足，其他公司只能按照有限的配额订货。
定制茶的雏形，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的香港南天贸易公司，并为我们留下了诸如8582、8592这样的传奇茶饼。然而南天公司有其特殊性，真正意义上的定制茶是在1993年后，民营茶企的逐步兴起，以及香港头盘商、二盘商分销体系的瓦解渐次而出现的。
普洱茶实行出口配额时代，在主要出口市场港澳地区有着规矩的供销体系。当时在港澳地区，只有15家头盘商有资格面对中国内地从事茶叶进口贸易。普洱茶去到香港，由头盘商分销给二盘商，再由二盘商分销到各个茶庄、茶店，绝不可僭越。
但1993年茶叶市场的全面放开，让普洱茶的出口虽然依旧需要许可证，但出口配额制度已经被取消了，为定制茶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并打破了头盘商、二盘商体系。刚开始，一些“苦秦久矣”的二盘商，不甘再遭受头盘商的“盘剥”，开始绕过头盘商直接跟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甚至是茶厂订货。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也开始实行部门承包制，并在深圳设立富华公司拓展业务。
与此同时，以勐海茶厂为代表的原生产出口普洱茶的几大国营茶厂，由于来自省茶叶公司的订单锐减，只能自谋生路地接受各路茶商的订单。除常规产品，很多茶商还有个性化要求，自己选择原料、包装纸，或者在茶中夹一些东西，比如丝带、大叶片之类的作为记号，或者在包装纸上印个记号等。各种繁杂而不规范的定制产品，让普洱茶市场进入了混沌中。
当然这种混沌，并不是说这段时间生产的普洱茶品质不好，相反地有些茶品是应茶商要求进行生产的，品质甚至要比大厂的常规产品还要高。比如93小票(1993年7542)、94事业青饼(1994年7542)等。
标号的百花齐放
定制茶是普洱茶历史上的一段小插曲，但其对现代普洱茶的复兴有着不可小觑的意义。因为不少定制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商品茶，他们摒弃了七子饼茶时代的粗放与单调，在用料选择上开始追求产区，以及野生茶、野放茶、大树茶的概念，并尝试还原传统制作工艺，最终演变成了我们今天追捧的山头、古树、手工制茶、石磨压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定制茶是顺应市场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而出现的，并影响到了我们现在对普洱茶的价值判断。
贯穿整个标号级时代的，是民营茶企的不断出现，以及中茶标的“后时代”，各类普洱茶品牌商标的不断出现。这也是我们将这一时期定义为“标号级”时代的主要原因。
遥想当年，在茶庄商号林立的时代，普洱茶也曾各种商标百花齐放。但1952年7月中茶总公司下发通知启用“中茶牌”商标后，普洱茶几乎只有一个品牌，那就是“中茶”。
1980年11月正式恢复全国商标注册后，全国各国营茶厂开始注册自己的商标。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云南省茶叶分公司，也于1980年11月10日注册了“吉幸”牌商标。三大国营茶厂则几乎没有动静，直到1989年6月10日，“大益”牌商标由勐海茶厂成功注册。反倒是一些地方茶企注册了自己的商标，比如双江县茶厂于1982年注册了“勐库”;临沧市茶叶科学研究所健身茶厂于1984年注册了“健身”;南涧彝族自治县茶厂于1987年注册“土林”……
1990年，中国茶叶公司通知各茶厂有偿使用“中茶”商标，此后茶企纷纷注册和使用自有商标。1990年11月30日，下关茶厂停止使用“中茶牌”并在紧茶、饼茶、砖茶产品上重新使用“宝焰牌”商标。1992年3月10日起开始在内销沱茶上使用“松鹤牌”商标。1992-1996年在甲级沱茶面上压制上一个“甲”字，1996年9月10日起以下关茶厂厂徽标志“G”字压制在甲级沱茶沱面上，以取代原来的“甲”字。1994年，云南普洱茶(集团)有限公司“普秀”牌商标注册成功。
就在各大茶厂开始启用自有商标的时候，普洱茶界也迎来了一股“老字号”的风潮。这股风是从台湾、香港吹过来的，由于有喝老茶的习惯，并且手上有实物样本的缘故，最开始是仿制同庆号、鸿泰昌，随后又仿制宋聘号、陈云号等老茶庄商号的包装。从仿制开始，很快地就开始了对老茶庄商号的商标抢注，宋聘号、车顺号、同庆号、可以兴、福元昌……历史上知名的不知名的老茶庄，纷纷被人们抢注。
与此同时，一些新创的民营茶企也开始尝试走私人商号的路子。1998年，曾为吕礼臻加工“真淳雅号”的张毅，创办了“顺时兴”茶庄，并生产出了如今无可替代的首批易武私人商号茶品“1998年易武顺时兴号(春尖)”。1999年，易武昌泰茶行成立，并推出了“99易昌号”……
不过私人商号模式俨然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国营茶厂开始纷纷改制。2004年，下关茶厂和勐海茶厂相继完成改制，而中茶公司旗下生产普洱茶的企业只保留了昆明茶厂，并于1996年宣布停产。许多国营时期的技术骨干、员工，开始自己走向市场，越来越多的普洱茶品牌开始出现……
1998年，澜沧县茶厂改制为澜沧县古茶公司;1999年，邹炳良、卢国龄创办海湾茶业;2001年，黎明茶厂开始生产“八角亭”普洱茶;2002年，阮殿蓉创办云南六大茶山茶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张建丽创办勐海县兴海茶厂;2002年，杨坚林创办勐海杨记天缘茶厂;2004年，董国艳创办勐海国艳茶厂;2004年，谭梅创办云南大境界茶业;2007年，林兴云创办云南土林茶叶有限公司;2007年，勐海陈升茶业有限公司创立;2007年，柏联普洱茶庄园开始打造……
越来越多普洱茶企业的创建，以及品牌商标的涌现，让普洱茶商标再次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时代，普洱茶进入了“标号级”时代，品牌的价值逐步在市场中得以展现。尽管如此，正如前面所说的，这一时期的普洱茶市场面临着许多变化，市场正处于厚积薄发的混沌期。这种混沌，来自旧秩序体系的瓦解和新秩序体系的消解和酝酿。
从混沌到澄明
许多时间点，其实是契合在一起的。1993年统购统销政策的全面取消，让民营茶企开始迎来春天的同时，也让过惯了舒服日子的国营茶厂逐渐衰落，使得一些想成就一番事业的国营茶厂职工走上自主创业的道路。
也就差不多这个时候，普洱茶在台湾扎下根来。1995年，邓时海的《普洱茶》在台湾正式出版。与此同时，香港的头盘商、二盘商体系走向瓦解，并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走向终结。这时期，港台茶商开始来到云南定制普洱茶。
当时普洱茶的出口配额虽然取消了，但仍然需要茶叶出口许可证才能出口，一直到2004年才取消。面对市场大环境的变化，1996年云南省茶叶公司也开始内部改革，实行部门承包经营责任制，很多部门开始自己找其他途径生产茶产品。而这，也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普洱茶市场的混乱。
这个阶段云南省茶叶公司出品的普洱茶，既有“中茶”也有“吉幸”，主要由勐海、下关、普洱代为生产，一些小的茶厂也有为中茶代工。不过混沌中往往孕育着新的生机和希望。经过变革前期的阵痛之后，慢慢地整个普洱茶市场开始走向规范。
2003年3月1日，普洱茶地方标准DB53/T103-2003《普洱茶》，由云南省由云南省技术质量监督局发布实施，是普洱茶历史上有据可查第一份标准。在这份标准中，普洱茶被定义为熟茶：“普洱茶是以云南省一定区域内的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经过后发酵加工成的散茶和紧压茶。”
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颁布了NY/T 779-2004《普洱茶》，并于6月1日开始实施。这个标准，基本上也是将普洱茶定义为熟茶。不过与DB53/T 103—2003《普洱茶》相比，农业部颁布的这个标准中，增加了一个“熟成”的术语，“熟成是指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及其压制茶在良好贮藏条件下长期贮存(10年以上)，或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经人工渥堆发酵，使茶多酚等生化成分经氧化聚合水解系列生化反应，最终形成普洱茶特定品质的加工工序。”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所说的生茶也被归入到普洱茶中，但需要达到10年以上的陈期。
2006年，普洱茶的生产加工开始强制执行QS认证，极大遏制了普洱茶在生产环节出现的不规范行为，并开始标注明确的生产日期。
2006年10月1日，云南省地方标准DB53/103-2006《普洱茶》开始实施，并代替了DB53/T 103-2003《普洱茶》。与前一版的标准相比，新实施的省标将普洱茶的术语和定义修改为“普洱茶是云南特有的地理标志产品，是技特定的加工工艺生产具有独特品质特征的茶叶，普洱茶分为普洱茶(生茶)和普洱茶(熟茶)两大类型”，增加了普洱茶(生茶)和普洱茶(熟茶)的术语和定义，并对普洱茶的类型和等级划分、感官品质、理化指标、卫生指标进行了修改进行了修改和调整。
我们看到，新标准在定义中增加了“普洱茶是云南特有的地理标志产品”，此举是为以后申请普洱茶地理标志保护铺路。同时明确将普洱茶分为生茶、熟茶两大类别，为普洱茶市场的进一步稳定和繁荣奠定了基础。至此，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茶，从定义、种植环境、分级、生产技术规程、卫生指标、存储到冲泡，有了一套完整的标准可以依循，这为普洱茶的市场化推广与普洱茶产业更好地发展与繁荣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2008年12月1日，GB/T 22111-2008普洱茶国家标准正式颁布实施。国家标准的出台，不但从种植、生产等层面有了明确而完整的标准，还对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范围进行了严格划分，明确了普洱茶的概念，也即普洱茶必须以地理标志保护范围内的云南大叶种晒青茶为原料，并在地理标志保护范围内采用特定的加工工艺制成。
1993~2008年，普洱茶标号级时代。这一时期，普洱茶在混沌中不断更新自我，在不断创建的企业和品牌中重新发掘自己的价值，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为普洱茶的全面复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8年12月1日，以普洱茶国家标准实施为重要节点，普洱茶开始迎来了百花齐放的全面复兴。
原文刊载《普洱》杂志
2020年10月刊
作者|段兆顺
摄影|Susan[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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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益茶业集团董事长、总裁，云南大益爱心基金会理事长吴远之先生，在加拿大旅居期间，因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于12月19日去世，享年55岁。
2016年，吴远之先生以惊人气魄和文化远见创办大益文学院，大益文学院院长陈鹏追忆了和吴远之先生的点点滴滴，以悼念和致敬这位有博大胸襟的前辈和卓越的企业家。
18号，我去了大益北京总部。19号飞回昆明。天气比想象中好得多，像近日的北京天高云淡，并未让人感觉到冬天的凛冽。19号周末，温暖的周末。20号上班，上午还给吴总留了言，说我还有一份文学院未来五年的蓝皮书要让您审阅呐。未复。他很少这样，再忙，也会回复我的。我以为他忙着，或囿于时差。真没想到，这短短的留言，竟成永别。
下午来公司就被告知，吴总走了。
想起2016年他劝说我和我的团队加盟大益的情景。当时我们尚在《大家》杂志打拼，吴总竟愿意抱数百万赞助《大家》，我至今依然记得他的豪言：“我想为云南文学，为中国文学做点事，不求回报。”彼时，云南出版集团高层居然辞而不受，我便毅然带团队加盟大益，与吴总创办大益文学院。我是被他的豪言壮志，他的博大胸怀所感动的，他一直讲，我们要为中国文学做点事情，为中国文学的未来做点事情，“要捍卫中文写作的尊严！”
文学院成立，我们经常深聊，但具体事务他从不过问，更不插手。我特别记得在文学院成立之初第一次重大活动，即2016年8月的大益·中国中青年作家岳阳峰会上，他上台，当一众文学大咖直言：“我的义务和责任就是为文学院做好财政部长，给他所有的支持！”至今想来，仍让人感动，让人热血沸腾。所以我总觉得他骨子里有侠之大者的风范——明知企业做文学难免被诟病被指责，他也不在乎，毫不犹豫，飞蛾扑火。遇上如此知己，区区陈鹏，还有何话说？！
精神上，他不单单是个领导，也不单单只是兄长，更像朋友，像家人，他常私下找我聊聊，凡我遇到重大的事务也必会找他倾吐。交谈完全是平等的，你从来不会在他那里感到一个上级对下级的强大压力，他永远让你如沐春风、激情澎湃，更让你产生永远的惺惺相惜之感。
我们经常聊的一个话题是，人何以立？他的答案很简单：立言、立行、立德。立行，他做到了。简朴、低调，从不张扬，更不奢华，做事兢兢业业，克勤克俭。我几乎从未在他身上看到一件超过四五百块钱的东西；他默头俯首，事必躬亲，那么多子公司，那么多战场，他总是带领兄弟们冲杀第一线而毫无倦意，更无惧色；我很佩服他这样的精神，甚至困惑，问他哪来这么大劲头，这么多精力？他笑曰，“累，很累，但很多事情，你必须亲力亲为啊。我们共勉。”
再说立德，我没见过哪个大牌企业家像他那样，如此注重自身德行，如此践行《圣经》倡导的圣洁和谦卑。他总是以谦逊之态为人处事，即便严厉或强势也多顾忌下属面子，所以对朋友也好，对员工也罢，一直谦和而彬彬有礼，从不让人感到“泰山压顶”。我从他身上看到一种谦谦君子之风，一种儒雅如春的德行与操守；其行，其言，自然润物无声，渗入大益的方方面面。
最后说立言。十余年来，他出了很多划时代的茶文化和茶道学研究方面的著作，如《茶席边的圣经》《牧师也爱茶》《茶道九章》《茶道与文学》《茶道心理学》《茶道哲学》等等。他首倡的“惜茶爱人”足以与陆羽相提并论。陆羽在《茶经》中说，茶，“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吴总把这句话推而广之，以惜茶爱人之心做茶行善，茶，大益茶，自然会成为公益，会成就一种大境界、大慈悲和大情怀。只此，世间可与远之并肩者，罕见。
五年了，在文学院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当然会碰到坎坷和艰难，但他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信任我。当年我前往法国探索推出首届法国写作营，他力排众议，义无反顾。最终，大益首届（法国）写作营在法国南部的普尔斯小镇成功举办，他和他夫人张亚峰女士莅临开幕式，和普尔斯小镇的镇长共同为我们的法国写作营揭牌。当天还有法国电视3台记者从巴黎赶到普尔斯，专程采访吴总。我至今记得他说中国文学要大胆走出去，要大胆地进行交流，要让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作家在思考什么，写什么，中国作家更要知道国外的作家怎么写，怎么思考问题，怎么看待世界的。当晚，他与夫人下榻隔壁私人小旅馆，被酷热煎熬，几乎一夜没睡，第二天笑着对我说，“哈哈，看来，这是我们为文学必须付出的代价。”后来他们去法国南部进行考察，临走前交代，这样的模式要坚持，我相信大益文学只要具备国际的眼光，世界的胸怀，会迅速成长的；大益集团亦然，只要胸怀天下，放眼世界，必然会成为国际第一流的茶企。2018年，我们又举办第二届国际写作营，地点在西班牙马德里的康普顿斯大学。吴总夫妇再次莅临，前往我们位于马德里郊区的营地看望作家，和作家们促膝长谈。他的想法是，希望与康普顿斯大学形成长期合作的关系，不单单是文学扬帆出海，大益茶文化照样可以借此远行……诚哉斯言，我们后来这么做了，也打算长期坚持；孰料，疫情袭来，一切戛然而止。
五年了，有人说我之于大益文学很重要，其实，我算什么，吴远之先生才是大益文学的缔造者和灵魂。2021年12月19日，他却匆匆撒手。我在寒冷的昆明茫然四顾，连泪水都显得虚假和矫情……对虔诚的基督徒而言，他去了天堂，我该默默祝福他，但另一方面，这是大益文学无可挽回的损失，甚至是中国文学无可挽回的损失。我们失去的，也许，须日后才可见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而有如此远大抱负、伟大情怀的企业家，遍寻五湖四海，又有几人欤？
未来，大益文学院会践行他的遗志，仍会做好每一期《大益文学》，会认真对待每一位投稿作家；会爱，真诚地爱我们的作家们……我相信，吴总在天堂里也会欣慰地看到我们为中国文学所做的点点滴滴。
最后我想说的是，无论如何，文学这份事业都值得我们坚持、坚守；我深信，“捍卫汉语写作的尊严”不会是一句空话，更不会是一个缥缈的愿景。只要我们每一个作家脚踏实地，以一种世界的眼光、世界的胸怀和世界的标准衡量自己的写作，一定会写出非凡的杰作。
回到我们相识之初，他说，“你是作家，何以立？自然是立言。那就好好写，写出能传世的大作来。”
多么希望我能写出他眼中的“大作”！
吴总，安息！天国有茶，也有文学。
2021年12月21日，匆匆
相思如茶
作词：吴远之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相思甘如茶共煮一江水
君住山之南我住山之北
相思密如茶雨后发新芽
长江长青山青
相见时欢别时难
一杯芳茗知音在天涯
长江长青山青
相见时欢别时难
一杯芳茗知音在天涯
在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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